300472历史交易

㈠ 中国历史上与南京、上海有关的大事

一、上海
1、新石器时代上海青浦崧泽文化

2、元朝上海正式设县和设立市舶司

3、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成为第一部译成中文的西方科学著作。

4、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屈辱地签订《南京条约》，上海成为条约中被迫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

5、1845年11月，以《虎门条约》为主要依据的《上海土地章程》订立，具体规定了上海西人居留地的租地方法、范围、使用界定、市政管理原则等内容。这个章程的颁布，宣告英租界的辟设。而美、法两国也紧随英国之后相继辟设租界。租界的辟设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

6、洋务运动期间：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成为国内最大的军事企业。
1873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轮船运输企业，也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

7、1869年，铁匠作坊主方举赞在上海开设的发昌机器厂，率先使用车床进行生产。该厂发展迅速，至80年代已成为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企业中规模最大的一家。

8、二次革命：1913年7月李烈钧在江西宣布独立，举兵讨袁，随后，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等地相继宣布独立。

9、1915年9月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兴起。

10、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会议最后一天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11、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通过最高最低纲领。

12、1927年周恩来在上海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

13、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制造412反革命政变。

14、1932年在中国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日本称上海事变或第一次上海事变、淞沪战争）

15、1937年淞沪会战抗战是抗战初期初期第一次大规模会战。

二、南京
1、古代六朝古都
东吴：健康；
东晋、宋、齐、梁、陈（建业）
再加上朱元璋定都（应天府）南京（朱棣迁都北京）

2、第二次鸦片战争南京开为通商口岸

3、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并通过临时约法

4、1927年宁汉合流，蒋介石汪精卫合作

5、1937年12月13日抗战期间南京沦陷、南京大屠杀

6、1949年南京解放

㈡ 有关香港的历史、回归和现在的资料

香港历史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在香港居住。在新界和大屿山不少地方曾经发现新石器时代人类聚居的遗址。唐朝开元廿四年，香港属于循州。设立屯门军镇，派员2000驻守来保护海上贸易。当时军队屯驻在今天的屯门，该区因而得名。及由于大步一带海面盛产珍珠，南汉刘氏遂于公元963年设官办珠场，称为媚川都，宋太祖赵匡胤灭南汉后明令禁止官方采珠。至元朝曾复采官珠，但受到士绅反对，不久又再次停办。明清两朝采珠事业时禁时驰，但仍不能回复至五代十国时的昌盛。
1970年代初期，由于新界土地契约的问题，使香港政府不得不考虑香港前途的问题。英国政府曾经多次要求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延续新界的租约，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拒绝。不过在1970年代末，“香港前途问题”已成为中英两国正式议题，但谁先提出转移香港政权，外界一直众说纷纭；但不论谁先提出，香港前途问题为中英两国，揭开了近20年争拗的序幕。
香港在1970年代末至1997年20年来的经济起飞，归功于中国的开放改革。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11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条战略决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个决策既改变了新中国长期以来对外封闭的情况，也给香港经济发展的良机，让香港发挥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中介人角色，从而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
中英谈判
主条目：香港联系汇率制度, 1981年香港股灾, 和 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在1980年代初，英国曾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权”及“治权”，前者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英国仍保留治权。不少香港传统上流社会的政治及商界精英，开始时亦支持有关建议。传统的英资公司，如汇丰银行、怡和洋行，亦曾参与游说工作。期间，1981年由当时的商界年青领袖李鹏飞率领当时香港的工商界精英组成“年青才俊团”前往北京交流，并得到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接见。当他们向邓小平提出有关建议时，被邓小平严辞指责，这种强烈反对及绝不让步的态度，令游说工作失败。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乘福克兰群岛战争大胜阿根廷之威，到北京提出继续“以主权换治权”作为方针，企图延续对香港的管治，但结果与之前“年青才俊团”一样，但中国稍微让步让香港人可享有“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这亦成了中英两国谈判时的唯一方针，亦因中方对收回香港立场强硬，其间香港的楼价、股市及港元汇价大幅度波动，更于1983年9月，出现港元危机，港元兑美元由1982年约6港元兑1美元跌至9.6港元兑1美元的历史低点。为挽救香港金融体系，香港政府于1983年10月15日宣布联系汇率制度[7]，港元再与美元挂勾，汇率定为7.8港元兑1美元。此后稳定下来，联系汇率制度一直实行至今，而作为英资首席财团—怡和，于1984年3月28日宣布迁册百慕大，这举动被政经界人士视为英国资金撤走的先兆及对中国收回香港的举动投不信任票。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双方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简称《中英联合声明》。根据这份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97年7月1日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而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上述协定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会依照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两制”政策，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主义制度不会在香港实行，并保证香港除外交及国防外，各方面都拥有高度自治。
回归后的香港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二期主条目：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过渡期在1997年6月30日结束，香港正式结束英国的殖民管治，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董建华为首任行政长官。然而，就在3个月后，东南亚及日、韩、台货币受外来冲击。香港亦不能幸免于难，地产产值大幅下跌、失业率由2%升至6%、经济增长率亦由正变负、恒生指数由1997年8月所创的16820点历史新高，下跌至翌年8月的6700点、银行同业拆息由被狙击前的数厘升至数十厘，当中隔夜利率更于1997年10月23日高见300厘。1998年8月中，当时的财政司司长曾荫权、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会同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邝其志宣布动用外汇基金入市，试图扭转一年多恒生指数跌势，最后动用了1180亿港元成功击退以量子基金为首的炒家。随著1999年因当年因香港政府于1998年入市购入的“官股”而衍生出来的盈富基金加上美国的科网热吹至，香港股票市场再一次进入疯狂状态。恒生指数亦约12000点，上升至18300点历史新高，失业率由6%下降至4.5%，经济增长率上升10%，但随著美国的科网热减退，香港的科网泡沫亦随即破灭，及后于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香港交易所继87股灾停市四天后，宣布停巿一天。香港无可避免持续衰退，加上以往香港扮演中国转口港的优势受到上海、广州和深圳的挑战，而且面对经济转型和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令制造业北移，失业、通缩问题随之而来。政府连串政策失误和不擅建立良好的公关形象，令政府处于弱势，社会不满气氛与日俱增，这股衰退潮一直持续至2003年尾仍未竭止。

㈢ 求沈阳历史及现今人口 经济 文化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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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带技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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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简述比亚迪汽车的发展历史

比亚迪股份公司创立于1995年，由20多人的规模起步，2003年成长为全球第二大充电电池生产商，同年组建比亚迪汽车。以做电池起家的比亚迪谈到造汽车，无非是在扮演一位“门外汉”的角色。正是利用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响亮名号和对秦川汽车的收购行为，

使得比亚迪有了相对于其他新手的先发优势。短短一年内，比亚迪汽车的产品线由原来单一的“福莱尔”微型轿车，迅速扩充为包括a级燃油车、c级燃油轿车、锂离子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在内的全线产品。

比亚迪是一家中国汽车品牌，创立于1995年，主要生产商务轿车和家用轿车和电池。由20多人的规模起步，2003年成长为全球第二大充电电池生产商，同年组建比亚迪汽车。

比亚迪汽车遵循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品牌的发展路线，矢志打造真正物美价廉的国民用车，产品的设计既汲取国际潮流的先进理念，又符合中国文化的审美观念。

发展理念：

比亚迪始终坚持“技术为王，创新为本”的发展理念，凭借研发实力和创新的发展模式，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并在电池、电子、乘用车、商用车和轨道交通等多个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电池领域，比亚迪具备100%自主研发、设计和生产能力，凭借20多年的不断创新，产品已经覆盖消费类3C电池、动力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和三元电池）、太阳能电池，以及储能电池等领域，并形成了完整的电池产业链。

目前，比亚迪是全球产能最大的磷酸铁锂电池厂商。除新能源车和轨道交通外，比亚迪的电池产品广泛用于太阳能电站、储能电站等多种新能源解决方案。

比亚迪是全球领先的太阳能和储能解决方案供应商，产品已经出口至美国、德国、日本、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客户包括中国国家电网、中广核、美国雪佛龙、德国Fenecon、日本A-style等。

㈥ 商业贸易的相关文献

五代十国时期商业贸易的特点及其局限性杜文玉周加胜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期
[提要]五代十国时期商业贸易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国内各区域间的贸易比较兴盛，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贸易有所萎缩；陆上对外贸易萎缩，海上贸易有所发展；官营商业有所发展等方面。用于贸易的商品种类与唐代相比，主要表现在农产品商品化的趋势不断扩大上。这一历史时期商业贸易的局限性表现在：缺乏统一的国内市场，商税繁重；战乱和混乱的政治秩序，影响了商业贸易的正常进行；币制杂乱，钱币紧缺，制约了商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商业贸易 区域经济 商品特点 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06)03-0055-09
[收稿日期]2005-11-24
[作者简介]杜文玉(1951—)，男，陕西渭南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有关五代十国时期商业贸易情况的研究，学术界极少涉及，对其特点及局限性等问题更是无人问津。20多年前，郑学檬先生曾撰《五代十国商品经济初步考察》，对这一历史时期商品经济的恢复情况及特点进行了初步探讨①。由于论文题目所限，该文仅对商品经济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对这一时期的商业贸易的状况及其特点却极少论及。至于其他论著，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就更稀少了。其实五代十国时期的商业经济继续了唐代尤其是唐代后期的发展趋势，并对宋代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有过渡型的特点，是唐宋变革期间商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便显得十分必要。
一 贸易形式的主要特点
关于五代十国时期商品经济的恢复及发展情况，上揭郑学檬先生的论文已经有所论述，本文不再重复。其商业贸易形式大体可分为如下几类：
首先，国内各区域间的贸易比较兴盛。这一情况的出现，与当时国内政治有着直接关系。当时南北各地同时有大大小小的若干政权存在，由于各地自然条件的不同，物产各异，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便不能不重视商业贸易，加快商品的流通。所谓“军国之费，务在丰财，关市之征，资于行旅，所宜优假，俾遂通流”②。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这一时期的各国政府无不重视促进区域间物流的畅通，如吴国杨行密获楚王马殷之弟马蜜，便将其送归楚国，目的在于“通商贾易有无以相资”③。后晋高祖石敬瑭也曾于天福三年(938年)十月下诏：“应淮南、西川两处边界，自今后不得阻滞商旅。”④后汉河中节度使李守贞叛乱，南唐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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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史研究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9—140页。
②《册府元龟》卷95《帝王部·赦宥一四》，(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36页。
④[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71《武穆王弟賨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986页。
④《册府元龟》卷94《帝王部·赦宥一三》，第1123页。
出兵策应，因此而导致南北商业贸易中断。事后，南唐皇帝主动致书后汉，“请复通商旅”①，可见其对此重视之程度。后周在建立之初，太祖郭威便在广顺元年(951年)三月颁布敕令，要求沿淮州县军镇对往来于江淮的商贾不得阻滞邀难，“如闻滞留，必行勘罪”②。周世宗统治时期，更加注意发展区域间的贸易，多次颁布敕令要求加快商品流通，鼓励各地间的通商。据《十国春秋》卷四九《后蜀后主本纪》载：“广政十七年春正月，周主殂，晋王荣嗣皇帝位，改元显德。周听边吏通商于我。”有些统治者为了发展异地贸易，还采取了免除商税的办法，如楚王马殷便是如此，所谓“是时王关市无征，四方商旅闻风辐凑。……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③。周世宗则采取了对部分商品免税减税的政策，以促进贸易的发展。如规定诸道州府对商贾兴贩牛畜不得征过境税，只是在售卖时征千分之二十的税，即所谓值百抽二，“不得别有邀难”④。所有这些政策的实施，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间商业贸易的繁荣与发展。
在这一历史时期，各区域间的贸易规模也是很大的，如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年)正月，“许州奏：准诏放过淮南客二百三十人，通商也”⑤。次年七月，“兖州奏：密州淮口，准敕放过往来商客一千八十八人”⑥。割据于岭南的南汉境内亦有不少岭北商贾活动，据《十国春秋》卷五八《南汉高祖纪》载，“帝酷喜夸大，岭北商贾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宫殿，示以珠玉之富”云云。可知这一区域的外地商贾人数亦不少。另据记载，周世宗进攻南唐的淮南地区时，“伪侍中周宗既阜于家财，而贩易，每自淮上通商，以市中国羊马。及世宗将谋渡淮，乃使军中人蒙一羊皮，人执一马，伪为商旅，以渡浮桥而守，继以兵甲，遂入临淮”⑦。后周使军士伪装成商贾而渡淮袭取临淮城，其人数必须要达到一定的规模，人数过少则无济于事，从而印证了平时往来于淮水南北贩运羊马的商贾人数一定不少，遂使后周的计划得以实现。正是因为南北贸易规模较大，所以后周在疏通汴水以通航运后，曾在汴梁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玉壶清话》卷三云：
周世宗显德中，遣周景大浚汴口，又自郑州导郭西濠达中牟。景心知汴口既浚，舟
楫无壅，将有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讽世宗，乞令许京城民环汴栽榆柳、起台榭，以为都会之壮。世宗许之。景率先应诏，距汴流中要起巨楼十二间。方运斤，世宗辇辂过，因问之，知景所造，颇喜，赐酒犒其工，不悟其规利也。景后邀钜货于楼，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
其实周世宗之所以扩大汴梁城郭，就是因为汴梁城“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亿兆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的缘故。也就是为了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南北贸易额的扩大，而“于京城四面别筑罗城”⑧的。
需要说明的是，区域间商业贸易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坐地列肆式的交易就不再重要了，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这种贸易形式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只是因为这一历史时期区域间贸易发展较快，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具有较突出的特点，所以特别予以强调而已。
其次，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贸易有所萎缩。所谓“萎缩”，主要是指与唐代相比而言的。在唐代内地与周边民族的贸易非常繁荣，突厥、吐蕃、契丹、党项、回纥、室韦、靺鞨、奚、南诏及西域中亚各族都与内地保持了比较密切的贸易关系。除了正常的贸易关系外，朝贡贸易也十分兴盛。至五代十国时期，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这一历史时期疆域的大大缩小，中原王朝对许多原隶属于唐朝的民族不再拥有管辖权，朝贡关系亦随之中断，即使仍保持关系的一些民族，由于中原王朝改朝换代频繁，政治影响力下降，朝贡关系也是时断时续，只要看一看《五代会要》卷二八至三○的相关记载，就可以发现周边诸族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明显地稀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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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288，后汉乾祐元年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第9404页。
②《册府元龟》卷66《帝王部·发号令五》，第742页。
③《十国春秋》卷67《楚武穆王世家》，第942—943页。
④《五代会要》卷25《杂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04页。
⑤《册府元龟》卷504《邦计部·关市》。第6052页。
⑥《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第11520页。
⑦《五国故事》卷上《嗣主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五代史书汇编本，第3184—3185页。
⑧《五代会要》卷26《城郭》，第417页。
从贸易额来看，下降的幅度也是很大的。以唐五代时期与周边民族贸易额中最大的一项——马匹贸易为例，唐朝曾与突厥、回纥、吐蕃等族进行过绢马交易，其中以与回纥的交易额最大。不同时期每年的交易额不同，唐肃宗乾元以后，每年买回纥马数万匹；代宗时规定回纥每年送马10万匹；德宗时规定，每次互市不得超过千匹；宪宗朝双方约定年互市额为6500匹，实际交易额每年为万匹，宪宗以后的数量阙载。有人估计从乾元元年(758年)至开成五年(840年)，这83年间，唐朝共买回纥马约为214万匹，①平均每年约买马25800匹。五代时期中原王朝主要向契丹、党项、回鹘等族市马，其中以与党项的交易额最大。这一时期各朝每年市马额多少不等，以后唐明宗长兴二年计，这一年买诸蕃马6000余匹，共支付马价40余万贯钱，平均每匹马价为66．6贯。天成时期每年支付的马价约为五六十万贯，取其平均数，以55万贯计，天成时每年可买马8250多匹②。与唐朝的情况比较，明显可以看出五代时期的马匹交易额已经大大地下降了。需要指出的是，唐明宗统治时期是五代的小康时期，政治稳定，经济恢复，所以才能达到这个数额，其余各朝均大大低于此数。而有关唐朝的买马数仅指与回纥之间的交易额，其他诸族还不在其内，五代的情况则不是这样。
至于南方各国由于地理条件所限，则很难与产马的民族直接进行贸易。其中前后蜀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可以与吐蕃进行茶马交易，其余各国则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以南唐为例，其曾经与契丹发生过贸易关系，如烈祖升元二年(938年)，契丹“别持羊三万口、马二百匹来鬻，以其价市罗、纨、茶、药”③。升元四年，契丹献马百匹，七年，献马300匹、羊2．5万口④。实际上仍是一种贸易关系。但是由于南唐与契丹疆域并不相接，所以这种贸易非常艰难，并不能长期维持。五代后期中原王朝实力增强，契丹商贾过境不易，双方的贸易关系便中断了，此后南唐所需的羊马等畜产品便只能向中原王朝求购了⑤。南唐自后周以来向中原王朝称臣朝贡，中原王朝每年在其主诞日，馈羊万口、马300匹、橐駞30匹⑥。其他诸国也多是如此，如荆南“贡银茶于唐，以求战马”⑦。只有吴越一国由于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臣属关系，中原王朝允许其过境与北方少数民族进行贸易，所以相对于其他各国获得畜产品要容易一些。
再次，陆上对外贸易萎缩，海上贸易有所发展。在唐代对外贸易主要靠陆上贸易，即通过丝绸之路进行，海上贸易最主要的是广州口岸，贸易额自然无法与陆路相比较。唐后期由于西域地区被吐蕃占据，传统的丝绸之路被阻隔，使得陆路贸易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五代十国时期陆路贸易线路向北转移，中原王朝通过这条线路与西域各国仍然保持了往来。有的学者将这条交通线称为“草原丝绸之路”，其具体走向是：通过今山西、陕西北部、内蒙古，再向西行；或者经今陕西北部、宁夏北部、内蒙古、唐努乌梁海，再向西行，到达今新疆北疆地区，这条线路还可以经中亚草原直通欧洲。其中碎叶城就是东西商贸的集散地，由此向西南至阿拉伯海、地中海，向西北经中亚草原，越过乌拉尔河、伏尔加河直至欧洲⑥。所谓经今陕西、宁夏北部，具体而言就是指陕北的夏州和宁夏北部的灵州，这里是当时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据《册府元龟》卷六七八《牧守部·兴利》载：后晋时，冯晖任灵州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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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6—77页。
②参见拙作《论五代马政及其与军事、政治的关系》，《渭南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第65—72页。
③[宋]陆游：《南唐书》卷15《契丹传》，丛书集成初编，第405页。
④[宋]陆游：《南唐书》卷15《契丹传》，第407页；《十国春秋》卷15《南唐烈祖本纪》，第200页。
⑤参见拙著《南唐史略》，(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1—82页。
⑥《十国春秋》卷16《南唐元宗本纪》，第234页。
⑦《十国春秋》卷101《荆南文献王世家》，第1440页。
⑧参见贾合甫·米尔扎汗：《丝绸之路在草原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西域研究》，1990年第4期，第41—47页。
“作舟车百数，代民转输，行商坐贾，蠲其征税，……蕃汉贸易，禁其欺诋”①。文中所谓“蕃汉贸易”，就是指中西之间的这种陆路贸易。尽管如此，由于这条路线必定曲折偏辟，道路险阻，所以每年的贸易额必定有限，远不如传统的丝绸之路繁荣兴旺。
在五代十国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海上交通线进行的，无论是对外口岸还是贸易额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贸易口岸的数量看，除了原有的广州外，还增加了泉州、福州、杭州、温州、明州、台州、金陵、扬州、登州、莱州等港口。其中金陵、扬州由于是通过长江口与海外进行贸易，故其对外贸易的繁荣程度比不上其他沿海城市。福州与泉州港都隶属于闽国，也都是这一时期新建的对外贸易口岸。关于福州口岸，早在王审知统治时期就已设置了榷货务，主管对外贸易并征收关税。通常认为福州的甘棠港设在福宁，近有学者认为应设在闽县，由王审知开辟，自是蛮舶可以直驶福州城外的闽江边②。关于泉州港早在唐初已具备了开港的条件，唐朝中叶这里的外国商人已经为数不少了，公元9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柯达贝在其所著的《道程及郡国志》一书中，已经将泉州列为中国沿海最主要的贸易商港之一③。王氏割据福建后，王审邦、王延彬父子先后任泉州刺史数十年，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尤其是王延彬“每发蛮舶，无失坠者，时谓之‘招宝侍郎’”④。从而为宋元时期泉州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促使其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全国最大的对外商港。
关于杭州、温州、明州、台州等商港，都位于吴越国境内。对于这些城市在唐代是否设置有主管外贸的市舶机构的问题，大陆学术界尚有争议，但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尚未设置的说法⑤。但是在五代十国时期这些城市都已建成了对外贸易的商港，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如温州湾的出口洞头岛海域，是船只进出温州港的必经之路，在这片海滩和海底曾出土了不少唐五代的青瓷碎片，表明曾有贩运中国瓷器的船只从这里驶出，或因避风和其他原因在这片海域及附近岛屿停泊⑥。早在唐代中国商人就曾从明州、台州、温州等处驶出，前往日本经商，日本商人也驾船到明州进行经商⑦。1973年至1975年，在今宁波(即明州)姚江海运码头附近出土了700多件唐五代瓷器。1978年至1979年，在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又出土了晚唐时期的一批越窑青瓷⑧。如此之多的瓷器出土，表明这里曾是中国对日贸易的重要港口。至于杭州更是盛极一时的对外贸易的大港口，所谓“舟楫辐辏，望之不见首尾”⑨。许多商船从这里出发，驶向新罗、日本乃至远航至占城、大食。至于地处北方的登、莱等州，在这一历史时期并非对外贸易的大商港，从文献记载看，除了有为数不多的商船从这里到达日本、朝鲜半岛外，其主要起到了沟通南北方海上交通的作用。如闽国在王审知统治时期，由于陆路阻隔，“每岁朝贡，泛海至登、莱抵岸”⑩。据史籍记载有的南方政权泛海至青州，向中原王朝贡，实际上仍是从登州或莱州登岸，然后再抵达青州，从陆路进至京师。
需要指出的是，在唐代明州、温州、台州等一些临海城市已经有域外船只出入，作为对外贸易口岸，唐朝政府只开放了广州一处，并在那里设置了市舶司进行管理，其余临海港口在政策上是不允许涉足对外贸易的，这虽然不一定能够完全杜绝商船进出，但却严重制约了这些地方涉外贸易的发展。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各国政府的大力扶持，促进了这些商港的繁荣与发展，使得当时对外贸易口岸大大地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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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记为陈晖，另据《新五代史》卷49《冯晖传》所载，陈晖应为冯晖之误。
②参见韩振华：《五代福建对外贸易》，《福建文史》，1998年第2期，26—30页。
③参见吴兴南：《福建早期海上交通的开辟与海洋文明的滥觞》，《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72—479页。
④《十国春秋》卷94《王延彬传》，第1363页。
⑤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21—323页。
⑥蔡钢铁：《唐五代温州瓷业及外销问题探讨》，《南方文物》，1997年第2期，第70—75页。
⑦陈文平：《唐五代中国陶瓷外销日本的考察》，《上海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第93—98页。
⑧林士民：《浙江宁波出土晚唐五代外销瓷器》，《文物》，1975年第1期；《浙江宁波出土一批唐代瓷器》，《文物》，1976年第7期；《浙江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发掘报告》，《浙江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
⑨[宋]陶岳：《五代史补·契盈属对》，(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五代史书汇编本，第2534页。
⑩《旧五代史》卷134《王审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92页。
最后，谈谈官营商业的发展问题。中国历代政府对商业的直接参预，主要表现在对一些特殊物资的控制上，如对盐、铁、酒、麴等专卖外，对于普通的商业活动并不直接经营，这一点在唐以前的各朝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五代十国时期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官府直接参预商业经营的情况，而且经营规模较大。据《十国春秋》卷七二《高郁传》载：“开平时，郁复劝王自京都至襄、唐、郢、复等州，遍置邸务售茶，利几十倍。又令民得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岁入凡万万计。”引文中所说的前一种情况，指的便是楚国政府直接经营茶叶贸易的情况。再如吴国杨行密曾派遣军将唐令回以茶货万斤前往汴宋售卖①。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割据于河北的刘仁恭，“禁江南茶商，无得入境，自采山中草木为茶，鬻之”②。史书虽然将刘仁恭的这种行为作为一种弊政记载，但是透过表面现象，我们看到的却是当时官府主动参预商业经营的实际状况。后汉末年，派三司军将路昌祚到湖南贩茶，适逢南唐灭楚，被俘至金陵，南唐元宗问明情况后，根据损失的茶叶数量，补偿其18000斤③。以上这些都是官府经营商业的例子。不仅内地存在这种现象，即使在少数民族中也有官营商业的情况存在，如前述的契丹曾派人以羊三万口、马二百匹赴南唐贩卖，就是一种政府行为。另据《新五代史》卷六七《东汉世家》载：五台山僧继颐，“为人多智，善商财利，自旻世颇以赖之。……五台当契丹界上，继颞常得其马以献，号添都马，岁率数百匹。又于柏谷置银冶，募民凿山取矿，烹银以输，刘氏仰以足用。即其冶建宝兴军，继颙后累官至太师、中书令，以老病卒，追封定王”。继颐本为刘守光之子，其政权灭亡后，被迫在五台山出家避难。他既然在北汉任官，经商所得又为北汉政府所获，因此其以上作为也是一种官商行为。
在五代十国时期，大批贵族官僚参预了商业的经营，这虽然是一种个人行为，与政府无涉，但其经营之广，规模之大，加之其所具有的政治背景，也应是一种应该引起重视的经济现象。在唐朝前期皇帝是不允许官员参预商业经营的，而且贵族与官僚参预经商也会被人看不起。这种情况到唐后期却发生了变化，一些官员尤其是庶族出身者投身于商场之中。五代十国时期继续了这种趋势，使得越来越多的官僚贵族卷入其中，就人数及规模而言，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唐朝。从这一时期参预经商人员的构成来看，大体上有如下几类：(一)皇家成员。比如后唐庄宗的皇后刘氏，“分遣人为商贾，至于市肆之间，薪刍果茹，皆称中宫所卖”④；前蜀徐太后姐妹竟然于“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夺民利”⑤。(二)朝廷官员。如后晋贵族李屿，就命其仆葛延遇为其家长期在外经商⑥。上面提到的南唐侍中周宗长期经营商业，往来南北，牟取厚利。(三)地方官员，尤其是掌握军政大权的节度使们。如后唐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其夫人杨氏“治家善积聚，设法贩鬻，致家财百万”⑦。后晋赵在礼，历任十余镇节度使，“善治生货殖，积财百万，两京及所莅藩镇，皆邸店罗列”⑧。中原王朝的情况如此，南方诸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如吴国润州团练使徐知谔，“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贸易”⑨。南唐寿春军政长官李彦真，“惟务聚敛，不知纪极，列肆百业，尽收其利”⑩。有关这方面的事例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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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259，唐昭宗景福二年十一月，第8458页。
②《资治通鉴》卷266，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三月，第8671页。
③《旧五代史》卷113《周太祖纪三》，第1480页。
④《新五代史》卷14《皇后刘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4页。
⑤《新五代史》卷63《前蜀世家》，第791页。
⑥《新五代史》卷57《李崧传》，第655页。
⑦《旧五代史》卷52《李嗣昭传》，第706页。
⑧《旧五代史》卷90《赵在礼传》，第1178页。
⑨《资治通鉴》卷279，后唐潞王清泰二年七月，第9132页。
⑩《玉壶清话》卷10《江南遗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