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黄金金条图

㈠ 金编钟的金编钟的风雨历程

公元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经过康熙、雍正两位皇帝的励精图治，到了乾隆王朝，正是史称“康乾盛世”的顶峰。乾隆皇帝统治下的大清帝国国富兵强，它拥有东起库页岛、西至葱岭的辽阔版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这个庞大的帝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财富。历时130年的“康乾盛世”成为辉映中国两千年封建历史的最后一抹残阳。
那时的乾隆皇帝风光无限，号称“古稀天子”、“十全老人”。这一年，乾隆八十大寿来临，他要大办万寿庆典，世界各国使节纷纷来到京城纳礼朝贺。为了显示皇朝的尊贵与富足，为了表示他对爷爷康熙的尊重，乾隆效仿康熙帝在六十岁生日时铸造金编钟，下令再打造一套更大的金编钟作为祝寿之礼。
北京故宫博物院官廷史专家徐启宪对清宫历史和宫廷器物有着深入的研究。他曾撰写过金编钟的条目说明。据他介绍，这套乾隆时期的金编钟铸造过程极为复杂。它是由清宫的工部、户部和内务部造办处共同铸造的。首先由画工画出编钟的图样，呈现给乾隆皇帝审阅；审阅以后再制模，模子做好以后再呈皇帝审阅；皇帝审阅以后再铸造成样子，铸造成样子以后再呈皇帝审阅；再开炉铸造；铸造好以后再经过高超的工匠的锉磨雕刻，直到皇帝满意为止。
在乾隆皇帝的万寿大典中，这套金编钟被放置在太和殿上。
它由一万多两黄金铸造而成，每一件编钟的背后有“乾隆五十五年造”的款式。编钟上瑞兽复为钮，两条蟠龙跃然其间，波涛云海环绕金钟，彰显着帝王尊贵之象。更令人称奇的是，与铜编钟以大小不一来定音不同，这16只黄金编钟外表大小一致，是靠其厚薄不同来定音的，实属稀世之宝。
金编钟的制造工艺让人啧啧称赞；它发出的和谐清脆音调，让人叹为观止。这小小编钟不仅是历史文物，也是艺术珍品，折射出康乾时期盛世国力的强盛。 乾隆王朝六十年，虽然表面上富足昌盛，但暗中却早已危机四伏。鼎盛过后，大清王朝开始走上下坡路。乾隆驾崩后，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光绪等几朝皇帝，一代不如一代，腐朽的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08年12月24日，不到三岁的溥仪登基，当上了宣统皇帝。1912年溥仪六岁时发布诏书宣布退位，大清封建王朝被推翻。但根据民国政府制定的《清室优待条例》，这位逊位皇帝仍可住在故宫。皇帝的排场不减，正如徐启宪所言：“他宫内的太监宫女还是有一大批，再加上亲属官员，有一千多人。
1922年，16岁的溥仪到了成婚的年纪。虽说是逊帝，风光不再，但宫中上下依然照旧例，开始为他操办大婚典礼。
当年光绪皇帝结婚时，曾命人绘制了一幅记录婚礼场面的《大婚图》，逊帝溥仪的婚礼仍要照此办理。从纳彩礼到大征、册立，婚庆大典足足折腾了40天。大婚典礼花费银圆数十万两，排场一应俱全，不减当年。这既是清室强弩之末的垂死挣扎，也是遗老遗少最后怀抱的复辟残梦。
溥仪大婚之日，便是金编钟最后一次在宫中盛典上敲响之时。
如此巨额的花费从何而出？逊清皇室早已坐吃山空，入不敷出，虽然宣统皇帝退位以后，根据《清室优待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中华民国每年拨给逊清皇室四百万元新币，作为逊清皇室的经费开支。但是民国政府每年不能如数发给逊清皇室经费，逊清皇室只能每年大量拍卖宫中的金银财宝。
这次大婚也不例外，逊清皇室就地取财。故宫院刊曾登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叶秀云的文章，详细记述了这次珍宝被典卖的经过：“民国十三年四月，溥仪的岳父与北京的盐业银行签了一份抵押合同。有金编钟、金册等件。其中金编钟抵押四十万元，金册等抵押四十万元。期限一年，月息一分。”
乾隆时期的金编钟就这样被典卖出了故宫的高墙。
北京前门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叫西河沿的小街巷，离街口不远的洋楼就是当年的盐业银行。
盐业银行创办于1915年，创办人张镇芳是清朝的进士，曾做过江西督军、长芦盐运使。他与袁世凯是亲戚，在创办盐业银行时，争取到袁世凯的支持。盐业银行官商合办，资金雄厚。据原天津史志办主任郭凤歧介绍，上个世纪20年代，溥仪把宫中的金银财宝典给盐业银行时，“盐业银行当时的总经理是吴鼎昌，副总经理是朱虞生和陈亦侯，陈亦侯同时又是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的总经理。”
溥仪典当金编钟等财宝后，盐业银行立刻做账，将这笔账目勾销。金编钟摇身一变成了银行的账外资产。为了安全起见，盐业银行将金编钟转移到北京东交民巷一处不为人知的外商银行仓库密藏起来。
1924年5月，《京报》首次披露了金编钟出宫的消息。逊清皇室的内务府特地登报辟谣，盐业银行也声明否认。但此事仍然像一阵风吹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并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当时占据北京的军阀张作霖四处打探金编钟的下落；后来阎锡山率晋绥军占领北京，也派人查找金编钟；各路军阀政客对国宝金编钟无不垂涎三尺，京城已不再是安全之地。
此时，典卖国宝的溥仪已经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了故宫，他先是在日本公使馆的帮助下去了天津，后来又在日本人的安排下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回来赎金编钟的可能性近乎为零。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被日本人占领，时局动荡，华北危机。盐业银行的高层开始为这批财宝担忧，他们秘密开会，决定将金编钟和一批故宫珍宝，转移到位于天津法国租界内的盐业银行天津分行，此次转移工作由时任盐业银行副总经理兼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的陈亦侯负责。
身为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的陈亦侯，办事胆大心细，在儿子陈骧龙心目中，是个原则性强，做事认真严谨，又不乏冒险精神的人，“他是温州人，总喜欢有点冒险的精神，而且有一些做生意的头脑。”
陈亦侯接受任务时，不曾想到转移金编钟这件事会几度让他险招杀身之祸。
陈骧龙说：“这种转移是很严密的，不能让外人知道一点消息。我父亲当时就用他自己的一个黑别克汽车，天津、北京来回跑，把这东西（金编钟）从北京运出来。在从北京运出来的时候大半还是晚上，而且有一次晚上，车还碰上了一个喝醉酒的日本人，碰得生死不知，但那时可不能停车。看来当时运这些东西也是很惊险的。”
金编钟的藏身之地究竟在哪呢？
原来，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由于对外开埠较早，天津的繁华程度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北京和香港，是北方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许多中资、外资银行、洋行在天津的租界里盖起了众多的洋楼，这些银行、洋行大多集中在中街的两侧，形成了著名的金融一条街。在当时的天津金融界号称“北四行”的大陆银行、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和盐业银行均地处外国租界内，正如郭凤歧所说：“中国的军队管不着它，所以它比较起来相对安全。”
而今坐落在天津赤峰道12号的大楼，就是当年位于法租界的盐业银行天津分行。这座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洋楼，高大气派，营业大厅用大理石铺面，显得富丽堂皇，楼梯间的玻璃彩窗上描绘着长芦盐场兴旺的景象。重要的是在这座高大坚固的建筑物的地下，有着迷宫般的地下库房。为了保险，地下库房还建有带夹层的暗室。这成了金编钟的藏身之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7月30日，日本军队占领了除英、法、意三国租界外的天津市区。作为情报机关的日本领事馆不知从哪里嗅到了金编钟的气息，很快就找上门来。
日本人首先打出的是友情牌。
陈骧龙回忆，当时日本在天津的一个副领事，带着女儿来拜访父亲陈亦侯，主动跟他交朋友，甚至还让自己的女儿拜他做干爹。“日本副领事送来的东西主要是日本的漆宝烧那种瓶子，还有一些盆景。我父亲跟他说：你要跟我做生意你就把这些东西送到银行去，我家是不收礼物的。不能不应酬日本人，可我父亲认为凡是跟外国人打交道都要十二分的警惕，所以一丁儿点这方面的信息他是不会去露的。”
友情牌失算，心怀叵测的日本副领事带着他的礼物无功而返了。
为了得到金编钟，日本领事又使出一招美人计。
一日，陈亦侯被邀与日本领事共餐，席间日本女人围坐。“问那个金钟的事，他不说，就跟日本人说别的”，日本领事托词先走，留下陈亦侯和一众日本女人，“他拿着帽子就走了。”陈亦侯的妻子杨梦莺回忆道。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已经探到了金编钟的去向，情况十分危险。
事情变得紧急，金编钟是留还是转移？陈亦侯左思右想，最后决定派一个银行职员去西安，从西安给身在重庆总行的总经理吴鼎昌拍电报，请示金编钟等物如何处理。
那时，吴鼎昌是贵州省主席，又是蒋介石的文官长，陈亦侯认为理应由吴鼎昌拿主意。然而，“电报从西安用银行密码发往上海，再由上海经由香港发往重庆，找到在重庆的总经理吴鼎昌。一个月后，一封回电循着原路辗转回到天津盐业银行。这封历时一个月的回电上只有一个字：‘毁’。”
“这意味着把金编钟重新回炉融化成金条，稀世国宝将毁于一旦，不复存在。”陈骧龙不禁后怕。
金编钟面临被外国列强掠夺的危险，而上司的回电只有一个字：“毁”。按照这一字之令，就要把金编钟回炉融化成金条，国宝将不复存在。陈亦侯会执行吗？
陈亦侯接到电报时，从震惊到破口大骂。他说：“世界上的铜还不是每一块都敲得响的，何况金子！拿纯金做成的金编钟是乐器啊！这个金子是敲得响的能敲出乐曲来的。”他拿定主意，金编钟绝对不能毁。他决定继续保护金编钟，哪怕承担危险，承担责任。“这张电报，他一直保存着，他说这是世界上最混帐的一个电报。”陈骧龙说。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已经探到了风声，金编钟在盐业银行看来是藏不住了，必须转移。此时陈亦侯想到了一个人——四行储蓄会的经理胡仲文。
胡仲文出生在江苏淮安，四岁时跟父亲来到天津，是南开大学招收的第一届学生，与周恩来同乡同学。周恩来的进步思想和南开校长张伯苓的爱国主义教育影响了他一生。胡仲文之子胡宗渊这样讲述他的一生：“南开大学商科毕业以后，我父亲就经过我的外祖父朱虞生介绍到上海四行储蓄会做会计员。我的外祖父当时是北京盐业银行的副经理。我父亲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回到北京来结婚。1940年春天，他由上海调到天津，任天津四行储蓄会的经理。”
那时，在天津成都道上有一片老房子组成的小区，名叫永定里，是高级住宅小区，很多名人在这儿居住过。如外交部副部长周南、著名医生朱宪彝等。永定里15号就是四行储蓄会的经理胡仲文的住宅。
胡仲文家与陈亦侯家前后院，陈骧龙回忆胡仲文与父亲陈亦侯：“他们关系很好。而且胡仲文这个人非常靠得住，他非常仔细非常认真。所以我父亲也非常看重他。”
陈亦侯信任胡仲文的为人，心中也已盘算好金编钟的藏身之地，那就是四行储蓄会地下的密室。在这座楼上的经理室中有一个旁门，里面通着的是一间小休息室。休息室还有一扇小门，打开后是一处封闭的转楼梯，楼梯直通地下一处暗室。这里无疑正是密藏金编钟最理想的地方。他“事先心里已经想好的，所以就找了胡仲文”。陈骧龙解释。
多年后，胡仲文之子胡宗渊回忆起那个不平常的夜晚：“天津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老先生跟我父亲是老朋友，他们过从很密。当我父亲1940年从上海调回来以后，在4月，有一天晚上，陈亦侯先生找到我父亲商量一件密事。”
夜幕下，陈亦侯来到永定里胡仲文的家里，两位老友促膝而谈。陈亦侯把金编钟一事如实相告，并把转移金编钟到四行储蓄会的想法和盘托出。深明大义的胡仲文不负重托，欣然允命。两位老友都知道，这一来，他们是把彼此的身家性命，都交托到了对方的手上。
在那个万籁俱静的晚上，陈亦侯和自己贴身的司机一起，把装有金编钟的木箱装到自己的车上，然后亲自押车驶进夜幕中。
“那天晚上12点以后，他们等到银行人员都下班了。陈亦侯先生就跟他的司机杨兰波，我父亲就跟他经理室的工友徐祥四个人商量转移了。”胡宗渊说。
那是一辆很大的车，陈骧龙回忆：“父亲用自己坐的汽车把金编钟从盐业银行运到四行储蓄会。那个时候也就算是挺大、挺讲究的车吧，就把这东西（金编钟）装在我父亲的车上。”
在70年前的天津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出从法租界的盐业银行，到相邻的英租界的四行储蓄会，大约只有三百米的距离。但一贯办事谨慎的陈亦侯为了掩人耳目，让司机沿着法租界的边缘，绕了一个大圈子，一直开到当时电网外的佟楼，在佟楼那里掉头，再沿马场道回到英租界，这样三百米的距离，就整整绕行了二十多公里，才敢真正开回四行储蓄会。而在四行储蓄会楼前，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胡仲文带着一个亲信工友默默地迎接了他们。
接着，陈亦侯的司机帮忙，一行四人将金编钟放在四行储蓄会后面转楼梯下面的一个小库房里。“放进去这个小库房之后，借口时局不好要储存一些煤。我父亲又是开滦矿务局的董事，所以就跟开滦矿务局要了一批煤。整个把这个库房装进煤去。”陈骧龙认为父亲当时的做法万无一失。“这个事儿办完之后，据我父亲跟我讲，那天晚上就在四行储蓄会，这个事儿做完以后，两个人拉着手，他跟胡仲文讲，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与英、美成为交战国，驻天津日军先后占领了英、法、意租界。陈亦侯预感的危险变为现实。
日本人邀请他去宪兵队参观，人们传闻：“陈五爷被日本宪兵给抓走啦！”与此同时，日军派出大批军警直扑盐业银行，以寻找适合防空的地下室为名，径直来到盐业银行的地下库房。不仅对库房内的物品进行了搜查，还对地下库房的房间墙壁，进行了仔细地丈量，最终发现了库房里的夹墙暗室。幸好金编钟早已转移，日本人一无所获。
陈骧龙说：“查了一溜儿够什么也没发现，日本鬼子无功而返。这样也就没有任何借口，就把我父亲也就放回来了。”家里人松了口气。
1945年8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发起总攻。日本帝国遭到灭顶之灾。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此时以抗日功臣自居的国民党政府马上向全国各大城市派出军队，同时也派出各路接收大员，到占领区劫收钱财。
孔祥熙，这位晋商出身的国民党财政总长，对金钱有着特殊的兴趣，他也盯上了金编钟。孔祥熙就任财政总长，来到天津，让随行的秘书去拜访陈亦侯。
据陈骧龙回忆，这个秘书，是陈亦侯当初在译学馆的一个同学。“他来看我父亲呢，一个是事先打个招呼，再有一个也就是说也要探听一下金编钟的下落。而且直截了当地就提到这件事。于是我父亲待他就不客气了。我父亲大怒，拍桌子说：‘你们倒都跑了，你们跑的时候把这些要杀头的东西，都留到这儿。等我要问你们怎么办的时候，吴鼎昌告诉我叫我毁，你们这儿又来问我。’我父亲破口大骂。于是他（孔祥熙秘书）说：‘你怎么还是当初那个老脾气，随便的一句话，随便的一句话。’然后我父亲说，这件事你去问吴鼎昌，因为当时吴鼎昌是蒋介石的红人，是蒋介石的文官长啊。估计他也不会，他也不敢去问，这件事不了了之了。”
1945年底，军统局长戴笠来到天津，在睦南道的一栋小楼里策划恢复、重建天津的特务组织。一向嗅觉灵敏的他，也嗅到了金编钟的气息，闻风找到了陈亦侯。
陈亦侯之妻回忆，当时戴笠找到陈亦侯，问他金编钟的下落。陈亦侯说，我没有。戴笠问，你搁在哪儿了？陈亦侯说，你去找去吧，我搁在哪儿。大家都知道陈亦侯把金编钟搁在地窖里。于是戴笠去搜，地窖里并没有搜到。
1946年，戴笠又一次来到天津，此时有人递上一封诬告信，称陈亦侯是汉奸，家中藏有金编钟是敌产。这一次戴笠将此信交给了天津警察局长李汉元，让他去抓陈亦侯。
李汉元拿了这封信就来找陈亦侯，他说：“陈五爷你看这封信值多少钱？”陈骧龙描述当时的情景：“我父亲拿了这封信一看说，你是知道情况的啦，你说怎么办？李汉元说，我看这东西就值一根儿洋火儿。他就划根儿火柴把它烧了。他说，戴笠那儿我交账。”
为什么陈亦侯不把金编钟交给国民政府，而李汉元又肯承担这样的责任呢？
原来，在抵押给盐业银行的这批东西里头，有册封皇后用的纯金金册。可这些金册在流转的过程当中，被当时的一些人化成金条了。所以金编钟交出去会不会也难逃化成金条的命运，陈亦侯心里没底。而李汉元，“当初是死抗日的，日本人到处通缉他，他就躲到我们家。我父亲就说，你的目标太大，你在这儿躲，总也是躲不过去的。那怎么办呢？我想办法把你送走。这样就用银行职员的名义，把李汉元从天津的张贵庄飞机场，买了飞机票，经上海去香港，把他给送走了。送走的时候还用面口袋儿，装了二百块现大洋扔到飞机上。这样他就平安地离开了天津。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就成了天津警察局的局长，而且他在军统里身份也很高。所以就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说他跟我父亲可以说是非常莫逆的。”陈骧龙解释。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的飞机撞山失事，葬身火海，此事也就再无人过问，不了了之。
金编钟又逃过一劫。
光复后的国民党政府一边继续忙于内战，一边近乎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造成市面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胡宗渊回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的“劫收大员”到了天津，曾经宣布凡是举报隐藏金银财宝的可以提取70%的奖金，“我父亲和我们说，如果当时和他一起密藏金编钟的杨兰波司机和徐祥工友举报的话，他们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我父亲说，真正值得钦佩和称赞的，是他们二位，那才是真正的好汉。”
陈骧龙也感慨地说：“他们熟视无睹，对荣华富贵从不动心，我觉得这些人都是英雄。” 1949年1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29个小时的战斗，全歼守敌，解放了天津城。解放后，天津成立了市人民政府，同时成立了军管会。当时天津的治安状况比较混乱，金融秩序也比较混乱，军管会发布告示：私营企业要歇业三天。开业的第一天，1月18日，胡仲文就把金编钟和故宫珍宝的清单，交到了军管会的金融管理处。
在胡仲文上交给军管会金融管理处的这份故宫珍宝的清单上，16只金编钟列在首页，上面详细记载着每只金编钟的含金重量和名称。当年典卖出宫的珍宝共四千多件，其中有两千余件在流离失所中遗失或被经手人拐卖出国，唯有经陈亦侯和胡仲文保护下来的金编钟等珍宝重新回到了故宫的怀抱。1954年，金编钟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向公众展出。
当年把生命托付给对方，全心卫护国宝的两个人此时心事已了。
“胡仲文见到我父亲，跟我父亲就讲起，这金编钟已经移交给军管会，而且送回故宫。那时候还没有成立故宫博物院，就是送回到故宫。我父亲跟他说，你替我了了一段心事，你做了一件好事。”陈骧龙说。
胡仲文刚过完八十大寿就编了二十四句话的诗，在这首朴实无华的二十四句诗中，表达了他自己一生所坚守的无欲无求、贫而乐的人生信条。
上个世纪50年代，胡仲文调到北京工作，任人民银行参事。
陈亦侯解放后因年事已高，在天津退休。
他们都没有对家人提起当年护卫国宝的事迹，但金编钟却成为他们一生的牵挂。
胡仲文的孙子胡光增提起：“1974年我和我爱人热恋的时候，来北京看望爷爷奶奶，他嘱咐我们要到故宫去看看金编钟，这时候他就强调，这套金编钟不一般。我当时问他为什么不一般，他没有回答我，只是说金编钟经历过风雨，金编钟是国家的宝贝。”
而陈亦侯的儿子陈骧龙也有类似的经历：“保护金编钟这个事情啊，从来家里人也不知道，一直到解放以后，中央有一个文史资料，文中讲了这个金编钟的事。有一句是‘幸亏有陈亦侯保存’什么的。我父亲说我这一辈子，非常满意的一个评价，就在这‘幸亏’二字。”
在天津政协委员会存放的文史资料中，有一篇胡仲文撰写的四行储蓄会经营始末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披露了密藏、保护金编钟一事，这是关于金编钟传奇经历第一次完整的记载。
岁月如流，人海茫茫，虽几经努力，我们未能找到司机杨兰波和工友徐祥的后代亲人，他们一样是值得后人尊敬和纪念的英雄好汉。
胡仲文老人在辞世前曾叮嘱儿孙，要常去故宫看看金编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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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战后日本的崛起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很重要的是
战后摧毁的让大家能看到的是残垣断壁
而无形的资产<自明治维新以来积累的>，也是真正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技术，人才和体制都保留了下来

㈣ 日本战后崛起的原因分析

分析战后日本快速崛起之谜

日本作为战败国，他究竟利用什么样的机制与能力在短时间内突然迅猛发展起来？一个战败国，应该是同样遭受了美国空军得数次大面积轰炸。部分城市损失很大。由于战争因素，导致国家外汇储备在应该为0那么真的是日本人具有无比神奇力量吗？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我们国内宣传过一种被专家称做“日本崛起经济”模式。并且大受推广与赞扬。全中国那个时期在经济，生产领域里面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学习日本快速发展”得道路与经验。中国大批经济，科技文化学家，纷纷前往日本虔诚地取经学道。并且把一些目前看来是我们随便一个私有企业都可以搞得那些“小计量”看作是得无价之宝。用专机并且精密保护得拿回来不加思索得到处传授。但是，经过10多年得“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发现河水越来越深，但是石头似乎并不是如日本那样得平坦。直到那个令人胆寒得1997年。

那么为何日本经济在战败后短期内，可以快速恢复？而且效益迅猛增长那？国内最近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的确很说明问题。标题不错“日本战时掠夺造就后来的经济奇迹”广州人应该知道这篇报道吧。

报道称：人才！日本战前借用巨额军费培养的很多工科人才。在战时日本军方派遣到前方作战得基本都是来自14、5岁得娃娃兵和文科生。以及最多的那些无学者。而数以万计被保留下来的工科生，却成为了日本战后经济腾飞得基础。

掠夺！日军在攻占南京以后，大多数日本士兵与军官腰间裤带上，都穿着50－200枚金戒指。；滥发军票！用一张毫无疑义纸片来榨取中国百姓，实施金融诈骗。9·18后，日本在伪满洲国利用“伪满州中央银行”大量发行所谓“满州元”简称满元得伪货币。1938年3月在北平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联银券”在上海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华兴券”。1941年1月又在南京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

日本在当时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军费总计7559亿日元。（依照消费者物价指数换算、约为170万亿日元以上）而日本利用当时操控得上述各家银行，在华掠夺资费根本无需日本政府动用国库支出。而战争结束时期，中国华北地区通货膨胀比日本国内高达130倍。

制作伪钞假币！当时日本陆军秘密机关、第九技术研究所、第三科进行对中华民国伪钞制造工作。伪钞总额度为40亿元。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其伪钞发行额度14.8亿元。从抗战开始一直到武汉沦陷时期，前中国国民政府总计每年军费开支10－15亿元。而其行政经费只有7亿元。总计不超过25亿元。

疯狂与鸦片掠夺！自战前截止到1945年。日本对华鸦片总收益4.2亿日元。在战败之前，日本更加大肆疯狂掠夺，爱心觉罗·浩（浦杰妻子）传记中记载、满洲国大批金块在苏军进入满州之前，被空运到日本。另据朝日新闻记者大九保泰得《支那派遣军和平交涉秘录》记载日本军队于1945年8月12日将正金银行上海支店的一箱箱黄金装上，日本海军松沪舰队的驱逐舰运往日本。而同年9月底日本总司令官刚村宁次大将仅仅将的3吨黄金交给了前来接受的前国民政府政府何应钦。而宣告其余黄金下落不明。日本保守党其政治中枢自由党的创始资金，是由日本海军在上海儿玉机关张儿玉誉士夫从中国大陆带回来的钻石、白金等资助。依照当事人言田信熊记述：“在8月15日当天，我使用朝日新闻社的飞机，将值钱的大批物质运抵日本。主要是选择那些金条、钻石、白金、翡翠等重量轻东西运载，主要是怕由于超载使得飞机飞不起来”。

战争财！在整个二战中日本本国财富非但没有消耗，反而得到了迅猛增长。1937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DP）只有66.6亿美元。而当时中国前国民政府GDP是136亿美元（估计值）。然而1944年日本在大发战争期间，GDP总值为175亿美元。翻番接近3倍“战争创造的日本神奇”再一次显示了掠夺的威力。仅仅7年战争，就实现了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达到的国家GDP总额。多么“辉煌”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战后日本精确统计了其自身损失，包含小到一副字画。大道建筑民宅。结论是：一般国富损失额度25.4%远远低于亚洲遭受战争侵害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加之，由于当时亚洲具体情况下，中国放弃了战争赔款。而其他小国家在美国淫威威慑之下，担心遭到美国的制裁。因此也都跟随中国相继放弃赔偿。甲午战争以后，日本通过不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获取了巨额资本，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庞大的现代工业体系：中国则被夷为废墟，几乎倒退到石器时代。这就是二次大战结束、日本投降时，中日实力对比的真实写照。日本在1931年至1945年的侵略战争中获取了巨额财富，它虽然最后败给盟军，但其本土所受到的损失非常轻微。从经济上衡量，日本得多失少，在二战中是赢家。这一净得的利益也奠定了它战后经济飞跃的基础。

然而，狡诈的日本人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拒绝对中国和亚洲的被侵略国做出赔偿。靠着它多年来抢掠的不义之财，利用美国的扶植，日本发展成今日的经济实力，甚至不时拿出几块日元贷款在中国政府面前当施主。日本所谓的“援华”贷款的真正原因:那是典型的乘火打劫啊，就是乘着中苏，中美交恶，中国处于相对孤立的地位的时候，用极少的代价大量的掠夺走了中国宝贵的资源.谁从中国掠夺走的媒炭最多？谁从中国掠夺走的石油最多？谁从中国掠夺走的稀土最多？日本埋在海里的那些中国的煤和稀土最大的部份是从中国掠夺走.日元贷款的前提，是必须采购日本的设备，而且价格基本上是日方说了算，淘汰的垃圾设备卖了天价！日本对中国的贷款全都是获得了极高额的回报的.同时他们把大屠杀的罪责否认得一干二净，把欠的债左推右赖，颇有你奈我何的味道。 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虽然使之一度陷入了美国的管制，但在它经济上却收获颇丰，以较小的代价对亚洲大陆与太平洋国家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榨取。

战后日本国民经济GDP依旧是1937年的一倍。日本经济神话就此开始持续上演。“亚洲的经济巨人”，“世界的快速的增长模式”，“精明与努力地科技的结晶”。“伟大与自新融合的创新”。这一系列大肆夸赞日本经济的腾飞的所谓“诀窍”。而且据悉当时中国经济研究部门还专门组建了“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研讨研究会”。

日本医学发达。众所周知。但是谁能知道日本战后初期的人体生物实验专科那里来的？是用了665000名中国与亚洲人民惨死在731细菌部队亡魂，换取来的。日本731部队进行了多达上千次活体解刨试验。累计手术资料数据长达几十CM厚度。大量的利用中国人试验取得的医用，军用价值的人体医学试验，是在目前现行国际公法中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英国一家媒体日前纰漏该国一名医学专家试图与美国联合研制人类新型转基因。属于反人类罪行。那么活体解刨是不是已经难以以反人类罪来定义了？

我们那个时期，看到的到处都是日本的辉煌。日本在60－70年代中采取国家牵头主导广泛与英国合作。建立了先进基础的汽车制造业。民用电器是日本最为骄傲的拳头经济，称霸垄断世界长达20年之久。美国99火箭中，高端处理芯片竟然产自日本。但是，既是这样。日本狂性已久的“大日本国探月计划”从制定于1993年。截至于2003年。在多次精心努力，耗资据大下。依旧没有能够成功这就是伟大的日本科技奇迹。

难怪美国物理，经济分析家图安斯特说：日本是一个可以制造出最先进的电视机，镭射机。但是他绝对造就不出我们这样的天际系统的国家。我们在盲目崇拜同时，是不是应该仔细想一想。日本因此先进科技。在卫星制造上却是遭到屡次失败。随后在2004年，2005年分别引进3颗俄罗斯老式卫星作为自己的补充。可能是日本太有钱了。可怜俄罗斯贫困吧！或者钱多的没地方去花所以浪费一些也没关系。因为我们一直贫困。所以中国卫星只能的艰苦的自行研制。而且美国对于中国管制比日本更加严格。日本科技人员可以进入美国2级下空间物理实验室。而中国人在发射美国卫星时候，房间门外写着：“中国人员严禁入内技术·高度保密”。但是中国卫星还是在60－70年代上去了。

究竟是谁造就了大日本国战败后的神奇崛起？首先应该是更加伟大的中国。其次是后面追随者更加伟大的亚洲国家。在其后就是最最伟大，无以伦比的大日本对外输出慰安妇（官方妓女）。这就是睦邻友好日中亲善的成果中，获得快速崛起的大日本。

按照数据显示，我们不难看出。民国时期并不是真的那么“潦倒”至少比得上日本当时区区66。6亿美元的GDP。但是，他还是入侵了我们国家。虽然他战争中消耗了8亿多黄金。但是从中国掠夺的可以是这个数字的几十上百倍。而现在小泉政府在去年中旬对于给予中国23亿美元无偿贷款于21亿美元的经济发展资金。提出质疑。日本国会上下响应。最终取消了前者，减免了后者。区区几十亿美元在现在中国的确算不得什么但是，不要忘记。这能够补偿那些被掠夺的黄金，白金，钻石，翡翠的价值吗？

现在的中国人我很清楚。提“马列斯毛，意识形态”都是浪费口舌。但是，只要提到“钱”大多数人就会为之兴奋。那么看看上面的那些数字。那些黄金、白金、翡翠、钻石、已经不完全是一个钱的问题了。国民政府撤走台湾从当时上海以及后来广东等地总计运往台湾的黄金钻石，美钞。800－1200亿美元。还不足日本在华掠夺的2年。

现在提到别的大家都可以放弃，为了邦交，亲善正常化。什么国家尊严？值几个钱？什么血肉历史值几个钱？什么屈辱悲怆值几个钱？但是，面对那么多真实的钱！钻石黄金白金翡翠。还能再问：“值几个钱”吗？那就是钱。据称在国内流行于日本同步即“劫色可以动敢我的钱包，我就跟你拼命”。

公平的说，日本战后科技于经济发展的确是的值得我们惊叹。他的科技水准也是却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但是，不能不饮水思源。不能不说这些为什么？因此，我这样认为目前我们仿制，抄袭甚至难听得剽窃日本人的所谓“知识产权”我认为，仅代表我个人认为。都是合乎情理的等于是把以前我们被掠夺，抢劫的钱包，找回来。因为没有上述那些肆意掠夺战后日本就是买100年妓女，也不可能获得那么快速的神话式经济增长。

因此，站在个人角度，我要说。不要在谈抵制日货了。这是不应该的。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应该拿出中国最伟大的潜能。进一切可能的去剽窃，去抄袭。去巧取豪夺他得科技，他的技术。他的财富。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也不要说几颗X弹核平日本。那等于我们把自己的钱包，一把火烧了。多么可惜呀？

对于中国境内企业，应该采取什么样对日经贸经济政策？首先引进技术前提是：中国可以自主研制生产得，不要。中国可以自行独立开发得我们不要。中国可以对外输出的，我们不要。要得就是中国不能的。晶元精密分割。圭技术。密集超大密集集成电路技术。高精密自动数字控制加工机床技术。席位化例子合成技术。等等。这些我们坚决要。来者不拒。

记住！日本是我们以往遗漏在东洋的最深不见底得巨大钱包于财富。同时特也是于俄罗斯一样的属于特殊牙膏材质制作的国家。不狠命去积压。去压榨他是总不肯自己出油。至于抵制！就是抵制那些重复技术。重复产品。底端无技术含量产品。

既然中国可以对于俄罗斯采取挤牙膏方式，为何我们重要对于日本仁慈？难道日中真的亲善了？难道真的“大东亚共荣了”？难道真的武运长久了？

㈤ 二战后西欧国家和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西欧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因：
1、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变(实行经济非军事化,集中了财力和物力人力特别是德国)
2、美国对西欧的"经济援助"(著名的有"马歇尔计划")
3、战后战胜国较大程度保留了战败国的工业基础
4、国内政府的正确宏观调控与管理,选择符合国情与市场规律的道路运转(消灭掉战前束缚经济的落后因素)
5、特别注重科技与教育的发展
6、这些地区人口素质本来就比较高,有他们的辛勤劳动。
日本经济发展的原因：
1、美国的大力支持和驻军保护，没有赔偿战争赔款和无须建立国防，节约资金，实行有力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方针，制订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
2、重视科技，发展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3、日本企业实行严格而灵活的科学管理制度
4、日本长期实行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
共同原因：
1、历史原因：通过长期的殖民统治和资本掠夺,拥有一定的发展资本和财富

2、国际环境：国际环境相对平稳,短期没有世界大战爆发的风险,并且美苏争霸为西欧和日本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和机遇

3、外力因素：美国出于战略需要，投入巨额资金扶持西欧和日本经济，使西欧、日本工业很快得到恢复

4、产业结构调整：西欧、日本先后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本发展，最大力度地集约型发展。

5、重视科技：无论是西欧还是日本，一直重视发展科技，在大力开发尖端科技的同时，日本特别重视将国内外先进的科技成果产业化，从而推动了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6、发展教育：努力发展国民教育，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发展经济。
7、资源基础：战后，世界资源、能源的新发现和大量开采及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廉价供应，提供了相对充足而廉价的资源能源供应。
8、国际经济组织作用的加强：这些组织在排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借鉴：
1、利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第一发展经济
2、发展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人力基础
3、重视和发展科技 为经济发展提供技术基础
4、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 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少走弯路
5、积极参与世界竞争 通过竞争，打造中国的国际企业和国际品牌
6、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通过内部结构优化，增强企业竞争力

㈥ 关于日本崛起的论文

介绍你看一下中央电视台制做的记录片大国崛起,里面说的很好,

在网络的视频搜索里肯定能找到,先听听再写,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日本的可能是百年维新,

你也太懒了点吧,写论文不自己查一些资料,不自己动动笔,用别人的有什么意思??

先谈谈日本。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在这个面积狭小、资源贫乏的多山岛国上，日本人创造出了一个奇迹，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大国。谈及日本的崛起，不得不说到日本的学习之路。陈冰在《作坊里的日本》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日本有‘心灵紧闭’但‘眼观八方’的特征。在国弱时，他们卑谦地对外点头哈腰，默默拿来先进才智，然后悄悄地在作坊里加班加点地消化进化，乃至超越。一旦确信自己超越了别国，便会出其不意地‘创造神话’……”的确，日本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国家。日本的第一个老师便是中国。5世纪，大和国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并于6世纪中叶逐渐确立起以皇室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和国家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即贵族与皇室的权利之争日益尖锐。而在同一时期，中国隋唐这些大封建帝国的相继出现，繁荣发达的封建政策、经济、文化给日本造成强烈影响。这不仅给日本振兴国家树立了榜样，还给日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使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大和国家所面临的统治危机。于是，他们在645年发动宫廷政变，拥立孝德天皇即位，而后按照我国隋唐的政权形式建立新的制度，进入封建社会，这就是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之后，日本对于吸收我国封建文化的态度更为积极了。唐朝时期，日本一共派出了遣唐使十九次，每次少则二百人，多则四百到五百人，其中除正式使节以外，还有留学生、商人和各类工匠，这大大促进了中日两国文化和经济交流。代表人物便是阿倍仲麻吕。他在中国生活四十余年，受到唐玄宗的重用，官拜左补阙，与李白、王维等结为好友。753年，他回国的船被风浪吹走，传说遇难。李白听说后，挥毫写下《哭晁卿衡》，可见友情之深。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又积极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科技文化。1867年，涩泽荣一去欧洲向各国学习；1871年，岩仓使节团前往欧美12个国家学习……这无不体现了日本的学习精神。
其次，改革也给日本带来了新的活力。除上文说过的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也在日本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进步作用。1853年的黑船事件打开了日本的国门，面对外来入侵，一部分中下级武士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展开了倒幕运动，并取得了胜利。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明治维新虽然是一次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它的确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日本摆脱了半殖民地的束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掀起了日本的第一次崛起。
第三点便是战争。日本在明治维新中过度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从改革促发展，变为战争促发展。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1914年的一战，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1942年的中途岛海战……这都体现出日本帝国主义是多么狂妄和野心勃勃。然而，日本以战兴，同时也以战衰。1945年9月2日，随着日本在二战投降书上签字，它欲称霸世界的美梦化泡影。但是，战争的失败并没有阻碍日本前进的脚步，反而掀起了日本的第二次崛起，并于1968年跃居世界第二位。

㈦ 提升核心竞争力 铸造优质品牌

王亚莉

1.企业概况

深圳市国富黄金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贵金属文化产业综合发展的国际化股份制企业,专注于馆藏级文化贵金属及黄、铂金、镶嵌珠宝首饰等高端文化艺术品、礼品的开发、设计、加工、销售及品牌运营。公司始创于1999年,前身为深圳市富理实业有限公司,现有办公面积逾万平方米,职工近千人,销售规模近亿。

作为上海黄金交易所综合类会员及上海黄金交易所第一届理事单位、深圳市乃至全国黄金珠宝行业最早一批获得“中国名牌”殊荣的企业之一,国富黄金非常注重引进优秀人才、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培养打造优秀的企业文化与企业核心竞争力,倡导品牌发展。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富黄金始终秉持锐意创新、引领行业发展的企业精神,创造了多项业界第一和领先:首家在国家首饰质量检测中心进行产品检测,首家于深圳国际珠宝展(2000年首届)上率先退出品牌消费概念,率先使用条码进行产品管理等。辉煌业绩取得的同时,国富黄金在品牌建设上亦收获了丰硕成果,培育和塑造出了国内贵金属业界极负盛名的典范品牌“国富黄金”、享誉中东迪拜的高端珠宝时尚品牌“ASONG”、“FULL富牌”及“F&F艾尚”等四大优质品牌。

由于企业实力强劲、市场表现卓著,国富黄金先后获得了2008北京奥运会、2010上海世博会、2010广州亚运会、2011深圳世界大运会及2012伦敦奥运会等近年来国内、国际重大活动、赛事贵金属及珠宝类产品特许生产商、经销商资格。奥运纯金“中国印”、世博“清明上河图”纯金全景版等相关特许产品一经推出便在贵金属投资及收藏界引发热潮,引起巨大社会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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