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巴塞尔协议
巴塞尔委员会是1974年由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倡议建立的，其成员包括十国集团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的代表。自成立以来，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银行监管规定，如1983年的银行国外机构的监管原则（又称巴塞尔协定，Basel Concordat）和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Accord）。这些规定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十国集团监管部门一致同意在规定时间内在十国集团实施。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鉴于其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许多非十国集团监管部门也自愿地遵守了巴塞尔协定和资本协议，特别是那些国际金融参与度高的国家。1997年，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的问世是巴塞尔委员会历史上又一项重大事件。核心原则是由巴塞尔委员会与一些非十国集团国家联合起草，得到世界各国监管机构的普遍赞同，并已构成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至此，虽然巴塞尔委员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银行监管国际组织，但事实上已成为银行监管国际标准的制定者。
2002年10月1日，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修改资本协议建议的最新版，同时开始新一轮调查（第三次定量影响测算，QIS3），评估该建议对全世界银行最低资本要求的可能影响。从 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到1999年6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或称“新巴塞尔协议”）第一个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再到2006年新协议的正式实施，时间跨度长达30年。几十年来，巴塞尔协议的内容不断丰富，所体现的监管思想也不断深化。
1 早期的巴塞尔协议
巴塞尔协议的出台源于前联邦德国Herstatt银行和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Franklin National Bank）的倒闭。这是两家著名的国际性银行。它们的倒闭使监管机构在惊愕之余开始全面审视拥有广泛国际业务的银行监管问题。
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将管制理论运用到银行领域，并逐步取得了共识。他们认为，在追逐论、社会利益论及管制新论三种最有影响的管制理论当中， “捕获论”（The Capture Theory）将管制者与被管制者视为博弈中的猫与鼠，最终是管制对被管制者有利，因而主张放弃管制。这种理论显然忽视了社会公众能从管制中受益的事实； “管制新论”（The New Economic Theory of Regulation）则将管制视为管制集团与被管制集团间锱铢必较的政治程序，是被管制集团提出要求、管制集团满足这种要求并从中获利的一种商品。由于管制这一商品供求双方的数量函数难以确定，因而降低了这一理论的实践价值；只有“社会利益论”(The Public Interest Theory)最具理论和实践意义。该理论将管制视为消除或减少市场破产成本进而保护公众利益的手段，市场破产成本根源于自然垄断、外部效应及信息的不对称。与前两种理论明显不同的是，这种理论既找到了管制的依据，也明确了管制的意义和努力方向。
有必要对银行引入管制的原因在其外部效应和信息的不对称。尽管Benton和Gilligen等人在80年代初都论证过，银行业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规模经济，但多数金融学家都否认银行的自然垄断性质。从外部效应和信息的不对称来看，银行业务的特性决定了银行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其外部负效应不仅体现为债权债务链条的断裂，从而给工商企业和社会公众带来巨大损失。而且这些又反过来造成银行体系的混乱，并殃及社会的稳定；信息的不对称对银行而言则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掩盖银行储备不足和资产质量低下的窘迫，也可能因公信力的丧失而破产倒闭。银行困境的解脱取决于清偿能力尤其是流动性的大小。解决这一问题的传统做法一是资产变现，二是市场介入，但是这两种做法的劣势非常明显。除了要损失大量的交易费用之外，还要受到市场资金可供量的严格制约，从而产生巨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各国中央银行一方面充当最终贷款人，在商业银行面临流动性危机时对其施以援手，另一方面则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对受损公众进行补偿。这类亡羊补牢式的举措都是立足于银行的外围，没有对银行的经营过程提出根本性要求，因而不仅未能有效地遏止银行的倒闭，反而可能增大了银行破产的风险，故而遭到经济学家的批评。由于最终贷款人的存在（最终贷款人通常以低于市场的利率放贷）以及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商业银行一方面有通过增加高风险投资转嫁保险成本、获取高额利润的欲望。另一方面也有扩大债务依存度的冲动和便利，破产风险因此不断累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以及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巴塞尔委员会才逐步将银行的监管从外围修补转到内部调控，并对影响银行风险的主要因素进行详细的剖析。
Herstatt银行和富兰克林银行倒闭的第二年，即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出台。这个协议极为简单，核心内容就是针对国际性银行监管主体缺位的现实，突出强调了两点：1、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2、母国和东道国应共同承担的职责。1983年5月，修改后的《巴塞尔协议》推出。这个协议基本上是前一个协议的具体化和明细化。比如明确了母国和东道国的监管责任和监督权力，分行、子行和合资银行的清偿能力、流动性、外汇活动及其头寸各由哪方负责等，由此体现“监督必须充分”的监管原则。两个巴塞尔协议因此也就没有实质性差异：总体思路都是“股权原则为主，市场原则为辅；母国综合监督为主，东道国个别监督为辅”。但是两者对清偿能力等监管内容都只提出了抽象的监管原则和职责分配，未能提出具体可行的监管标准。各国对国际银行业的监管都是各自为战、自成体系，充分监管的原则也就无从体现。
巴塞尔协议的实质性进步体现在 1988年7月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简称《巴塞尔报告》）。该报告主要有四部分内容：1、资本的分类；2、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3、1992年资本与资产的标准比例和过渡期的实施安排；4、各国监管当局自由决定的范围。体现协议核心思想的是前两项。首先是资本的分类，也就是将银行的资本划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类，对各类资本按照各自不同的特点进行明确地界定。其次是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报告根据资产类别、性质以及债务主体的不同，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表内和表外项目划分为0%、20%、50%和100%四个风险档次。风险权重划分的目的是为衡量资本标准服务。有了风险权重，报告所确定的资本对风险资产8%（其中核心资本对风险资产的比重不低于4%）的标准目标比率才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可见，《巴塞尔报告》的核心内容是资本的分类。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直接就将《巴塞尔报告》称为规定资本充足率的报告。
《巴塞尔报告》反映出报告制定者监管思想的根本转变。首先是监管视角从银行体外转向银行体内。此前的协议都注重如何为银行的稳定经营创造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强调政府的督促作用以及政府间的分工协作，对银行体本身尤其是对银行防范风险屏障的资本没有作出任何有实际意义和可行标准的要求。而《巴塞尔报告》则直指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资本标准及资产风险两个方面对银行提出明确要求，从而解脱了监管当局劳而无获或收获甚微的尴尬；其次，监管重心从母国与东道国监管责权的分配转移到对银行资本充足性的监控。《巴塞尔报告》规定银行必须同时满足总资本和核心资本两个比例要求，总资本和核心资本都必须按明确给定的标准计量和补充。这既是对以往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表明报告真正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报告出台以前，各国虽然也对资本金规定了规模要求，但并没有对资本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明确规定，这使银行可以轻易地通过会计处理增加银行帐面资本金，并实际加大资产与负债的落差，进而加大银行的经营风险；此外，由于资本金的管理还处在原始的静态管理状态，无法形成根据资产和负债的性质及其变动相应调整的机制，因而使这种资本金管理形同虚设，发挥的作用也极其有限。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此前协议的监管重心只能简单地放在监管责权的分配之上。第三，注重资本金监管机制的建设。资本金监管的生命力在于它突破了单纯追求资本金数量规模的限制，建立了资本与风险两位一体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机制。这表明报告的制定者真正认识到资本是防范风险、弥补风险损失的防线，因而必须将其与风险的载体（即资产）有机相联。而资产的风险程度又与资产的性质相关。报告以不同的风险权重将不同风险的资产加以区分，使得同样规模的资产可以对应不同的资本量，或者说同样的资本量可以保障不同规模的资产。资本的保障能力随资产风险权重的不同而异，体现出报告的动态监管思想。针对以往银行通常以金融创新方式扩大表外业务以逃避资本监管的现象，报告认识到监管表外资产的必要，因而首次将表外资产纳入监管。由于当时表外业务的种类、规模及其破坏力有限，报告只能简单地将期限种类各异的表外资产套用表内资产的风险权数来确定其风险权重，并相应提出了资本充足性的要求。第四，过渡期及各国当局自由度的安排表明，报告真正认识到国际银行体系健全和稳定的重要，各国银行的监管标准必须统一。而这种安排则充分考虑到了银行的国别差异，以防止国际银行间的不公平竞争。
《巴塞尔报告》的推出意味着资产负债管理时代向风险管理时代过渡。由于监管思想的深刻、监管理念的新颖、考虑范围的全面以及制定手段和方法的科学合理，这个报告成了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监管准则。此后围绕银行监管产生的核心原则或补充规定等，都是在报告总体框架下对报告的补充和完善。尽管巴塞尔委员会并不是一个超越成员国政府的监管机构，发布的文件也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各国的监管当局都愿意以报告的原则来约束本国的商业银行。
2 协议的补充完善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国际化浪潮的涌动，金融领域的竞争尤其是跨国银行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金融创新日新月异使银行业务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银行经营的国内、国际环境及经营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银行规避管制的水平和能力也大为提高。这使1988年制定的《巴塞尔报告》难以解决银行实践中出现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应对这些挑战，巴塞尔委员会对报告进行了长时期、大面积的修改与补充。
第一，1991年11月，在认识到准备金对银行经营的重要性及其在不同条件下的性质差异后，重新详细定义了可计入银行资本用以计算资本充足率的普通准备金与坏帐准备金，以确保用于弥补未来不确定损失的准备金计入附属资本，而将那些用于弥补已确认损失的准备金排除在外。
第二，初步认识到除OECD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存在国别风险之外，OECD成员国之间同样也存在国别风险，因而一改《巴塞尔报告》中对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均确定零主权风险权重这一极其简单化的衡量方法，于1994年6月重新规定对OECD成员国资产的风险权重，并调低了墨西哥、土耳其、韩国等国家的信用等级。
第三，作为金融快速国际化的反映，开始提升对市场风险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金融市场自由化速度的加快和国际银行业的迅速扩张，加上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国际金融市场间的联系空前紧密，世界金融形势错综复杂；随着衍生金融品种及其交易规模的迅猛增长，银行业越来越深地介入了衍生品种的交易，或是以资产证券化和控股公司的形式来逃避资本金管制，并将信用风险转化为市场风险或操作风险，银行与金融市场的交互影响也越发显著。这使巴塞尔委员会认识到，尽管《巴塞尔报告》的执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的信用风险，但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主的市场风险却经常发生。这说明仅靠资本充足率已不足以充分防范金融风险。最典型的案例是巴林银行。这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1993年底时远远超过8%，1995年1月还被认为是安全的，但到2月末，这家老牌银行便宣告破产。
鉴于这些情况，巴塞尔委员会在1995年4月对银行某些表外业务的风险权重进行了调整，并在1996年1月推出《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补充规定》。该规定认识到，市场风险是因市场价格波动而导致表内外头寸损失的风险，包括交易帐户中受到利率影响的各类工具及股票所涉及的风险、银行的外汇风险和商品（如贵金属等）风险，它们同样需要计提资本金来进行约束。值得注意的是，《补充规定》已经改变了《巴塞尔报告》中将表外业务比照表内资产确定风险权重并相应计提资本金的简单做法，提出了两种计量风险的办法：标准计量法和内部模型计量法。标准计量法是将市场风险分解为利率风险、股票风险、外汇风险、商品风险和期权的价格风险，然后对各类风险分别进行计算并加总；内部模型法也就是基于银行内部VaR（Value-at- Risk）模型的计量方法，这是将借款人分为政府、银行、公司等多个类型，分别按照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的计量模型来计算市场风险，然后根据风险权重的大小确定资本金的数量要求。内部模型法的推出是一大创新，引起了银行界的广泛关注。但鉴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所提出的计算方法又不够具体和完善，因而并未得到广泛运用，以至于银行对此法的运用还需满足诸如要有足够的高水平模型运用人员、要认真执行风险管理等等条件并得到监管当局的批准。
1997年7月全面爆发的东南亚金融风暴更是引发了巴塞尔委员会对金融风险的全面而深入的思考。从巴林银行、大和银行的倒闭到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人们看到，金融业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信用风险或市场风险等单一风险的问题，而是由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外加操作风险互相交织、共同作用造成的。1997年9月推出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表明巴塞尔委员会已经确立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该文件共提出涉及到银行监管7个方面的25条核心原则。尽管这个文件主要解决监管原则问题，未能提出更具操作性的监管办法和完整的计量模型，但它为此后巴塞尔协议的完善提供了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监管框架，为新协议的全面深化留下了宽广的空间。新协议所重头推出并具有开创性内容的三大支柱：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及市场约束，都在《核心原则》中形成了雏形。
3 对旧巴塞尔协议的反思
从发展历程来看，巴塞尔协议经历了一个内容不断更新、方法不断改进、思想不断成熟的深化过程。该协议实际上没有一个明确的新旧分界点。学术界一般将1988 年的《巴塞尔报告》称为旧巴塞尔协议，将1999年6月公布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第一稿）称为新巴塞尔协议。其实，1988年的旧巴塞尔协议经过多次修改补充后，已将新巴塞尔协议的基本框架搭建就绪，因此才有了新巴塞尔协议第一稿。而2001年推出的两个新巴塞尔协议征求意见稿更直接就是对第一稿的充实与完善。因此本报告以《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第一稿）为分水岭，此前的所谓旧巴塞尔协议实际上包括1988年的《巴塞尔报告》及其后的补充规定和核心原则；而新巴塞尔协议则统指三个征求意见稿。
尽管1988年的《巴塞尔报告》历经修改与补充，但学术界和银行界还是对其中的许多原则以及旧协议的市场适应性提出了批评和质疑。
首先是国家风险问题。旧巴塞尔协议只是重新确定了经合组织成员国的资产风险权重，但对非OECD成员国的风险权重歧视仍未解除。这一方面造成国与国之间巨大的风险权重差距（多为100％），这种差距不仅在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存在，而且在成员国与成员国之间也存在，致使信用分析评判中的信用标准扭曲为国别标准；另一方面则容易对银行产生误导，使其对OECD成员国的不良资产放松警惕，而对非OECD成员国的优质资产畏葸不前，从而减少银行的潜在收益，相应扩大银行的经营风险。此外，这一规定仍然因循静态管理理念，未能用动态的观点看待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信用变化。
其次是风险权重的灵活度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企业风险权重歧视问题，且与国家风险权重歧视交织在一起。对于非OECD成员国对银行、政府超过一年的债权，对非公共部门的企业债权，无论其信用程度如何，风险权重均为100％；而由OECD成员国对金融机构担保的债权，则一律为20％。此外是风险权重的级次过于简单且不合理，仅有 0％、20％、50％、及100％等四个档次，没有充分考虑同类资产的信用差别，也就难以准确反映银行面临的真实风险。美国经济学家俄特曼（2001）根据美国非金融机构所发债券的数据，运用蒙特卡洛模拟实证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
再次是对金融形势的适应性问题。旧协议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表外业务的潜在风险，也提出了对照表内项目确定表外资产风险权重的做法，但随着金融新业务的推出和银行组织形式的更新，旧协议的涵盖范围和监管效果都难以让人满意。最典型的是银行资产证券化和银行持有债券，金融控股公司的广泛建立以及银行全能化等，由此不仅引发逃避或绕开资本金管束的问题，而且引发了信用风险以外的市场风险。
最后是全面风险管理问题。旧协议已经在1997年形成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和基本框架，但并未对其内容作详尽的阐释，更未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因而对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分析的全面管理还停留在理论上论证、方法上探索的阶段，至于这三类风险的计量应建立哪些模型、模型中应选择哪些参数，以及相应的资本金要求又如何设计等问题，几乎都没有涉及。此外，在旧协议中，银行始终处于被动地位，银行危机的产生主要由借款人的风险引起，银行风险的规避取决于监管当局对其资本金计提方法和计提数量的监督，并不注重当事人主体能动作用的发挥，也没有对银行提出如何适应市场以及如何主动接受市场约束的问题。
4 新巴塞尔协议
巴塞尔委员会彻底修改资本协议的工作是从1998年开始的。199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以三大支柱——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为主要特点的新资本监管框架草案第一稿，并广泛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
新协议将对国际银行监管和许多银行的经营方式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首先要指出，以三大要素(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为主要特点的新协议代表了资本监管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实践证明，单靠资本充足率无法保证单个银行乃至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自从1988年资本协议问世以来，一些国家的监管部门就已在不同程度上，同时使用这三项手段强化资本监管，以实现银行稳健经营的目标。然而，将三大要素有机结合在一起，并以监管规定的形式固定下来，要求监管部门认真实施，这无疑是对成功监管经验的肯定，也是资本监管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
与1988年资本协议所不同的是，从一开始巴塞尔委员会希望新协议的适用范围不仅局限于十国集团国家，尽管其侧重面仍是国家的“国际活跃银行”（internationally active banks）。巴塞尔委员会提出，新资本协议的各项基本原则普遍适用于全世界的所有银行，并预计非十集团国家的许多银行都将使用标准法计算最低资本要求。此外，巴塞尔委员会还希望，经过一段时间，全世界所有的大银行都能遵守新协议。客观上看，新协议一旦问世，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很可能会采用新协议来分析各国银行的资本状况，而有关国际组织也会把新协议视为新的银行监管的国际标准，协助巴塞尔委员会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新协议，并检查其实施情况。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认真研究新协议的影响。
与1988年资本协议相比，新资本协议的内容更广、更复杂。这是因为新协议力求把资本充足率与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力求反映银行风险管理、监管实践的最新变化，并为尽量为发展水平不同的银行业和银行监管体系提供多项选择办法。应该说，银行监管制度的复杂程度，完全是由银行体系本身的复杂程度所决定的。十国集团国家的银行将在规定时间内实施新协议。为确保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非十国集团国家也会力争在规定时间内全面实施新协议。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育程度和监管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实施新协议的难度不可低估。在此，还必须提出，就目前的方案来说，新协议首先是十国集团国家之间的协议，还没有充足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国情。
新资本协议提出了两种处理信用风险办法：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标准法以1988年资本协议为基础，采用外部评级机构确定风险权重，使用对象是复杂程度不高的银行。采用外部评级机构，应该说比原来以经合组织国家为界限的分类办法更客观、更能反映实际风险水平。但对包括中国在内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用该法的客观条件并不存在。发展中国家国内的评级公司数量很少，也难以达到国际认可的标准；已获得评级的银行和企业数量有限；评级的成本较高，评出的结果也不一定客观可靠。若硬套标准法的规定，绝大多数企业的评级将低于BBB，风险权重为100%，甚至是150%（BB-以下的企业）。企业不会有参加评级的积极性，因为未评级企业的风险权重也不过是100%。此外，由于风险权重的提高和引入了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采用这种方法自然会普遍提高银行的资本水平。
将内部评级法用于资本监管是新资本协议的核心内容。该方法继承了1996年市场风险补充协议的创新之处，允许使用自己内部的计量数据确定资本要求。内部评级法有两种形式，初级法和高级法。初级法仅要求银行计算出借款人的违约概率，其它风险要素值由监管部门确定。高级法则允许银行使用多项自己计算的风险要素值。为推广使用内部评级法，巴塞尔委员会为采用该法的银行从2004年起安排了3年的过渡期。
㈡ 巴塞尔协议3对银行业的影响(不仅限于中国)
让国际惯例这个加锁永远存在于世界各国人们的肩上，通过调整资金流向和融资手段控制各大银行，阻碍中国国有银行的发展。具体见于《货币战争》系列。如果你不是金融的圈内人，建议你还是少管这个浑水
㈢ 巴塞尔协议3有哪些改进
1，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最低的普通股比例从2%上升至4.5%。最低的一级资本比例从4%上升至6%，增加保守性资本缓冲要求2.5%，增加0-2.5%的反周期资本缓冲，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增加1%的资本要求。2.引入杠杆率，一级资本/总暴露>=3%，3.严格资本扣除限制，对于少数股权、商誉、递延税资产、对金融机构普通股的非并表投资、债务工具和其他投资性资产的为实现收益、拨备额与预期亏损之差、固定收益养老金资产和负债等计入资本的要求有所改变。
㈣ 求巴塞尔协议三对中国股票监管市场影响
中国一直奉行稳健货币政策，银行的核心资本率也一直很充足，所以巴塞尔3对中国的影响不大。而巴塞尔3对资本恶性流动的约束可能短期内给股市利空，但长期来看资本安全是奠定牛市的基础！
㈤ 巴塞尔协议3较之以前的协议有哪些新变化
搜一下：巴塞尔协议3较之以前的协议有哪些新变化？
㈥ 巴塞尔协议三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
浅析新巴塞尔协议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及对策
李萌 黄建新
1．（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河北，066004；）2。湖北省汉川市建行，湖北，431600
[摘要]巴塞尔协议是关于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协议。1988年7月版的巴塞尔协议，首次规范了银行业的资本，为世界各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制定了统一的游戏规则。随着金融创新和风险管理难度的加深，巴塞尔协议也在不断改进。2004年6月《新资本协议》正式出台，在2006年底实施。其内容主要包括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等。新巴塞尔协议的产生代表着国际银行资本监管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实施新资本协议会给各国银行业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而我国作为国际清算国成员之一，必然会给我国银行业提供诸多的新理念和科学操作方法，同时还会给我国银行业提出许多紧迫性的改革任务，这是本文的分析重点。
[关键词] 新巴塞尔协议 资本充足率 信息披露 银行监管 风险管理
一、引言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1988年7月公布了《统一资本计量与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简称《巴塞尔协议》，统一了国际银行业的资本充足性标准。它将资本分为了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个部分。其中核心资本主要由其实收资本和公开储备两部分构成。实收资本包括已发行和缴足的普通股和永性非累积性优先股。附属资本主要包括未公开储备、资产重估储备、普通准备金或一般贷款损失准备等。在对商业银行资本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巴塞尔协议》规定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性管制。所谓资本充足性就是指商业银行的资本资产比率不得低于8%，其中核心资本至少达到4%的标准，附属资本不得超过核心资本的总额。首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银行表内与表外业务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成为各国金融当局有效进行银行监管的重要依据.该协议的逐步推广对防范与化解各国金融风险，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近几年来，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新的风险管理技术，原协议日益显得乏力和滞后。尤其是在1997年东南亚爆发的金融危机中，巴塞尔协议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巴塞尔委员会于1998年开始着手制定新协议。1999年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关于新协议的征求意见稿，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征求银行界和监管部门的意见;2001年初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新资本协议草案的第二稿;2003年公布新资本协议草案的第三稿。经过几次的意见反馈和修改，2004年6月正式定稿.新巴塞尔协议覆盖三大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包含三大支柱(最低资本要求、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的新资本协议，并规定2006年底正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该协议，以取代1988年的旧巴塞尔协议。毫无疑问，新协议的制定和实施将对全球的银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作为刚刚入世的中国银行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
二、新巴塞尔协议的基本框架
新协议比 1988的资本协议更为复杂、详尽，更加具有风险敏感性，原因是新协议在原来的基础上增添了三大支柱，分别是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管和市场约束。
1．支柱一:最低资本要求
新巴塞尔协议认为最低资本要求仍然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监管资本的定义、风险加权资产和资本对风险加权资产的最低比率。其中，资本的定义和最低资本充足比率仍保留1988年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定义和比率不变，但是计算资本充足率的公式有所不同。新协议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明确了应考虑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因素，其表达式为:资本充足率＝资本金÷（风险加权资产+12.5*市场风险所需的资本+12.5*操作风险所需的资本）二者相比较可以看出，两种计算方法虽然分子完全相同，但是在新协议中，分母由原来单纯反映信用风险的加权资产加上了反映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内容，使资本水平更真实的反映银行风险。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继承了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但是，新协议的资本要求已经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
①拓展了风险范畴，强调全面风险管理。所谓全面风险管理，就是不仅要计算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而且还要考虑操作风险。根据全面风险权重计算出的最低资产充足率依然为8%。新协议提高了信贷损失风险资本框架的敏感度，要求对风险高的借款人采用更高的资本，低风险则低资本，还提出了计算信用风险的内部评级法；强调应对包括利率风险、股票风险、外汇风险、商品风险和期权价格风险等在内的市场风险加以特别关注；银行在风险控制时还应当注意操作风险，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当或失败的内部程序、人员和系统或外部事件（如自然灾害）导致损失的风险。
②改进了风险的计量方法，提出了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两类风险评估方法。标准法需要借助外部评级机构确定资产风险权重，计算最低资本要求；同部评级法采用银行内部评级，确定资本要求。
③扩大了资本约束范围。新协议对诸如金融组织形式、交易工具等的创新提出了相应的资本约束对策。对于以商业银行业务为主的金融控股公司以及证券化的资产，则重新制定了资本金要求，要求银行提取足够的各类资产的最低资本金；此外，还充分考虑到了控制公司下不同机构的并表问题。
2.支柱二: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外部监管作为新资本协议的一个重要支柱，对于资本充足性的监管约束而言，可以说是第一次被纳入资本的框架.其基本原则是要求监管机构应根据银行的风险状况和外部经营环境，要求银行保持高于最低水平的资本充足率，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进行严格的控制，确保银行有严格的内部体制，从而有效管理自己的资本.新巴塞尔协议强调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职责，提出了较为详尽的配套措施。巴塞尔委员会希望各国监管部门担当起三大职责。
3.支柱三:市场约束
新协议首次引入市场约束机制。新协议更多的是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待和对待银行的。强调以市场的力量来约束银行，认为市场是一股强大的推动银行合理、有效配置资源并全面控制经营风险的外在力量，具有内部改善经营、外部加强监管所无法替代的作用。作为公众公司的银行，只有像其他公司一样，建立起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理顺了委托代理关系、确立了内部制衡和约束机制，才能真正建立风险资产与资本的良性配比关系，在接受市场约束的同时，才能赢得市场。
三、新协议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
1、 新协议对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状况的影响
按照新协议的要求计算资本充足率，会使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状况下降，资本充足率水平偏低是我国银行长期面临的一个难题。至于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问题，2004年国家动用450亿美元国际储备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补充资本金后，其资本充足率分别达16.5%和14.14%。2005年4月，国家动用150亿美元外汇储备向中国工商银行补充资本金使其资本充足率达到6%。可以预见，通过国家注资和其他方式，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将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其抗风险能力将得到增强。
但是，新协议的实施会拉大国内商业银行与国际银行资本充足性的差距，新协议允许银行根据自身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计算风险加权资产，即内部评级法和标准法。内部评级法是新协议所倡导的方法，也是用来计量银行风险方法的发展趋势.一般而言，根据内部评级法可将同一家银行的风险资产规模较原计算方法减少2%-3%.对于经营状况较好的大银行，这种下降幅度更为明显。据英国《银行家》2000年7月的世界前1000家银行排名结果，位居榜首的美国花旗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为6.65%，如果按内部评级法计算，其核心资本充足率会达到10%以上。众所周知，内部评级法要求较高，也比较复杂，一般只有发达国家才有条件采用.这就会相应降低发达国家资本要求，而相对的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要求。最为典型的实例是，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有能力采用内部评级法的是一些经营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较强的外资银行.这些银行通过采用内部评级法，能够以低廉的价格向新兴市场国家的优质客户提供各种金融产品，使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在竞争中陷入被动.原因在于新兴的市场国家中，当地的优质客户如果用内部评级法可以获得较低的风险权重;但如果采用标准方法，由于其中的许多客户没有获得外部评级，风险权重往往达到100%。入世后的中国银行业，无论在地域还是在业务范围都逐步对外开放一些实力雄厚的外资银行相继入驻内地，由于计量方法的差异导致国内银行与外资银行监管资本的差别，拉大了国内商业银行与国际商业银行在资本充足上的差距，使国内银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新资本协议仍然把最低资本量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为了与新协议接轨，与国际银行相竞争，我国银行目前面临的就是如何在新协议下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问题。一方面，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依赖于银行资本的补充和积累。而现在我国银行资本补充渠道又很狭窄，因此通过发行上市，无疑是增加资本的良策。
2、新巴塞尔协议给我国银行风险管理带来的问题
①．我国大多数银行忽略对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管理
考虑到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现代商业经营中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在银行管理中日益突出。而我们对于风险资产及资本充足的监管，主要是考虑信用风险，基本上没有考虑市场风险、汇率风险、价格风险以及在操作和技术等方面的风险。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利率波动得更为频繁，利率风险会逐渐明显。新协议也突出强调了利率风险在银行风险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另外，银行业务操作环节不断增多，技术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强，对于电脑的依赖程度加大，由于电子技术的漏洞而造成的操作风险给银行带来巨大的潜在损失。由于操作风险的增大，新协议将其纳入资本监管的框架中。所以，要真实反映银行风险状况，就必须考虑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我国银行必须由单一信用风险管理转向实行全面风险管理.如果忽略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管理，就会加大银行风险程度，势必要配置更高水平的资本金，那样就会使银行在竞争中失去有利位置。实行全面风险管理要求银行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实行统一的风险计量、控制和报告，需要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基础上开展统一协调的管理工作。目前，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还达不到这一要求，难以实现有效的全面风险管理。
②．社会信用评级制度不发达
由于我国整个社会信用制度欠发达，国内的信用市场尚处于发展阶段。一方面中介性的信用评级机构很少。目前主要有中诚信和大公信用评级两家，参与信用评级的企业主要是为了发行债券，评级企业只有200家左右.由于国际化程度不高，我国企业获得国际承认的外部评级数目就更少了。那么在目前的信用评级条件下，如果按照新协议采用的标准法，我国商业银行的大多数资产都是未评级的，风险权重达到100%。对于BB级以下企业的资产，风险权重为150%，那么信用较差的企业将会倾向于未评级一组，这样在标准法下对银行的风险管理是不利的。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信用文化缺乏，企业的财务数据真实性不高，加上信用评级未完全在贷款决策、贷款定价中起到核心作用。而基层信贷人员对评级体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积极去核准企业财务数据，导致评级体系中的财务数据不够准确全面，风险得不到真实反映，以至于信用评级的结果与企业的实际风险登记并不匹配。为接近标准法的要求，招商银行、建行、中行等部分中资银行聘请国外的评级机构进行风险评级，尽管花费不菲，但对方还是因为对情况不了解，而无法做出准确、全面的评定.由此可见，信用评级己成为我国银行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一个瓶颈。
③．银行的内部基础数据严重缺乏，评级技术落后，风险模型难以建立
④．风险评级方法过于简单，缺乏科学性，风险揭示严重不足
3、新巴塞尔协议对我国银行监管的影响
作为国际银行业监管的“神圣公约”，巴塞尔协议为各国的金融监管提供了统一的标准，也为国际银行的竞争制定了统一的游戏规则。按照新资本协议要求，监管当局必须在强化合理性监管的同时，重视安全性监管，逐步硬化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约束，力求把资本充足率与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以反映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最新方面，以及监管实践的最新变化。新协议的第二支柱在给予各国监管当局更大决策自主权时，也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加上我国的监管水平较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实施新协议的难度很大，具体来说主要面临的困难有如下几方面:
①．银行监管机制不灵活
新协议在银行监管方面特别强调了监管制度的灵活性和针对性，因为不同国家不同银行的经营状况、风险管理能力以及技术水平等方面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对银行进行监管时，要充分考虑这些差异，区别对待，避免整齐划一。因此我们要根据各银行所处的具体情况，提出针对性强、灵活性大的方案，进行分类监管，这必然会增强银行监管工作的难度和复杂性。这也是新协议对今后我国银行监管工作提出的重大改革之处.
②．银行监管指标不够全面合理
新协议综合考虑了银行面临的各种风险，并提出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进行全面管理.因此监管当局制定的监管指标也必须覆盖所有可能面临的风险。目前我国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指标包括监控性指标和监测性指标。其中监控性指标包括资本充足率指标、存贷款比例指标、中长期贷款比例指标、流动性指标、单个贷款比例指标和贷款质量指标。监测性指标包括，风险加权资产比例指标、外汇资产比例指标、利息回收率、资本利润率和资产利润率。由以上指标可以看出，目前我国银行监管指标在风险管理方面是以信用风险为主的，对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考虑的很少。例如，监管当局并没有对利率敏感性比例(利率敏感性资产与利率敏感性负债的比率)做出详细规定。而事实上，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由利率敏感性资产或利率敏感性负债带来的风险日益突出，利率风险是不容忽视的。另外，由于银行业务的创新和复杂程度的增加，因计算机或人员操作不当而发生的风险在我国银行业中也不断增多。新资本协议正是考虑了这些实际情况，尤其强调了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在银行风险管理中的重要地位.然而，我国现行的银行监管指标几乎没有涉及以上因素带来的风险，这样监管指标在某些领域内就失去了应有的效力，不能使银行的风险得到全面的控制。新协议的实施就要求中国监管当局充分考虑各种可能的风险，制定出全面、合理并具有预见性的银行监管指标。这也就意味着在新巴塞尔协议实施的前提下，我国银行监管当局即将面临重新修订监管指标的紧迫任务。
③．银行监管理念落后，监管方式、技术手段和人员素质不适应监管的要求
目前世界各国通行的监管理念早己超越了行政管制的时代，由政府直接管理和提供隐性保证转变为市场主导和银行自担风险。而我国的监管理念基本上还停留在政府管制和保护阶段。在监管方式上主要依靠现场检查，特别是“突击”性的“大检查”，非现场检查和持续性跟踪研究还远远不够。在检查内容上，侧重于业务合规性检查，而忽视银行整体经营的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和风险控制能力。在监管技术手段方面，国外一些成熟的和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尚未引入，电脑系统和有关软件的开发严重滞后.此外，监管人员素质不高，知
识结构落后，特别是法律财务知识欠缺，能看懂外资银行报表和熟悉非信贷业务监管的专业人才严重不足。由于存在这些方面的缺陷，就会影响我国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不能达到新协议所要求的监管水平。所以说，新协议的实施对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④．监管机构之间协调性不够，监管效率不高
四.对策及建议
1、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是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也是银行防范金融风险的物质基础。长期以来，由于资产增长很快，盈利空间有限，又缺乏有效的注资渠道，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直偏低。据测算1985-2001年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产年平均增长率为20%，但资本的补充远远没有跟上资产的发展。因此，迫切需要采取多种方式，优化资本结构，多渠道多途径的补充资本金，迎接新资本协议给我国银行业带来的挑战。
2、 降低银行的风险资产权重
无论是增加银行的核心资本还是附属资本，都是从外部直接起作用。但是在银行内控机制不完善、经营效率不理想的情况下，单靠大量资金投入是无法满足需要的。因此在外部补充资本金的同时，商业银行应该努力降低风险资产权重，优化资产质量.资本充足率是资本金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只有提高资产质量，降低资产的风险性，减少风险加权资产总量，扭转不良资产过多和资产质量不高的局面，才能实现资本充足率和资本收益水平的良性循环。具体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a.适当控制信贷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
b.提高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
c.加强信用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建设和沟通
d.信息技术的创新与提高
e.完善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管理工作
新巴塞尔协议在第二支柱— 监管者的监管—当中，明确了监管者对银行业的监管原则，并强调了监管者的监管责任。在世界银行体系日益复杂和多样化的背景下，加强银行监督管理是十分必要的。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实现了银行监督管理的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银监会将整合中国人民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和中央金融工委的相关职能。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事业单位，银监会的主要职能是拟定有关银行业监管的政策法规，负责市场准入和运行监督，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等。银监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对银行业监管的进步。然而银监会的成立仅仅是提高我国银行监管工作的开端，面对新巴塞尔协议在银行监管方面给我国提出的挑战，我们还需做出一系列的切实改进。新巴塞尔协议无疑是对旧巴塞尔协议的一次具有创新意义的扬弃，也是国际银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比旧协议更复杂、更全面、更具有灵活性和敏感性。以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市场纪律三大支柱为特点的新协议代表了国际银行业资本监管的最新、最科学合理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新协议的实施不仅会带来许多新理念、新方法，还会触动许多传统银行体制和经营习惯，这必然会对整个银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作为入世后面临国际竞争压力的中国银行业，受到新协议的影响颇为显著。因此，我们应该在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风险管理、信息披露、监管当局的监管以及银行的盈利能力等方面多投入、多付出、实施积极的改进措施，才能造就出现代化的中国银行业，才能以强大的实力来迎接新巴塞尔协议的挑战，从而使入世后的中国银行业在国际竞争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草案(2001年、2003年)
2. 任有泉“商业银行资本金优化方式和补充渠道分析”，《国际金融研究》，2003年2期
3. 叶艺良“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性的管制的紧缩效应探讨”，《金融研究》，2002年9期
4. 谢伏瞻，《金融监管与金融改革》
5. 巴曙松，“从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看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的建立”，国研网，2003年3月
6. 陈燕玲，“新巴塞尔协议及其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9期
7.朱新蓉，《金融学》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年6月第1版
8.彭兴韵，《金融学原理》三联书店经济学教材 2005年4月北京第2版
作者简介：李萌，女，辽宁省吉林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在职研究生。
邮编：066004。E-mail:[email protected]
黄建新，男，湖北省汉川市人，高级经营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在职研究生。
邮编；431600 E-mail:[email protected]
㈦ 巴塞尔协议3 主要内容及影响意义。
协议规定，全球各商业银行5年内必须将一级资本充足率的下限从现行要求的4%上调至6%，过渡期限为2013年升至4.5%，2014年为5.5%，2015年达6%。同时，协议将普通股最低要求从2%提升至4.5%，过渡期限为2013年升至3.5%，2014年升至4%，2015年升至4.5%。截至2019年1月1日，全球各商业银行必须将资本留存缓冲提高到2.5%。
另外，协议维持目前资本充足率8%不变；但是对资本充足率加资本缓冲要求在2019年以前从现在的8%逐步升至10.5%。最低普通股比例加资本留存缓冲比例在2019年以前由目前的3.5%逐步升至7%。
此次协议对一级资本提出了新的限制性定义，只包括普通股和永久优先股。会议还决定各家银行最迟在2017年底完全接受最新的针对一级资本的定义。
㈧ 为什么从巴塞尔协议2到巴塞尔协议3 就是为什么巴塞尔协议2不足 然后要出台巴塞尔协议3 两者有什么差
新资本协议对收益覆盖风险的重要性强调不足
新资本协议对于流动性风险的管理要求不够充分具体
新资本协议对新兴金融工具资本约束的有效性不强
㈨ 中国公布的巴塞尔协议三与国际上的Basel III有何不同
不同点很多，总的说来中国版巴三与巴塞尔委员会的要严格：
1、资本充足率方面：
(1)中国核心一级（普通股）资本充足率最低标准为5%，巴塞尔三规定的是4.5%。
(2)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暂定为1%，巴塞尔委员会未规定。
(3)过渡期，中国要求2012年初开始实施，2016年底达标；巴塞尔三要求2013年初开始实施，2018年底达标。
2、杠杆率：中国是4%，巴塞尔三是3%。
㈩ 巴塞尔协议核心内容
你好，很高兴为你回答，首先巴塞尔协议的发展演变有巴塞尔协议、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巴塞尔协议三，首先巴塞尔协议的主要内容有：
两大支柱：
银行资本
资产风险
内容：
资本的组成
风险权重
目标标准比率
1、资本的组成
核心资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
附属资本：呆坏账准备、优先股、资本性金融债券等 。
2、风险权重
根据资产的相对风险程度，对资产负债表上各类资产以及表外项目制定用来计算资本金的风险加权比率。 权数有5个：0、10%、20%、50%、100%
3，目标化比率：
相对于加权风险资产的资本比率应为8%，其中核心资本比率至少应为4%。
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核心内容3大支柱：
1、最低资本
2、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3、市场约束
1、第一支柱—最低资本标准
在最低资本标准上，修订框架坚持1988年协议关于资本的定义和风险加权的计算，同时保留了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4%、总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的规定，但是对具体的计算方法做出了重要调整
2、第二支柱—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监管当局不仅要保证银行有足够的资本来应对所面临的风险，而且也要促使银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监管当局要有正确评估银行的风险与所需资本的能力。
其它风险防范的方法包括强化风险管理、完善内部控制等。
3、第三支柱—市场约束
委员会特别强调市场约束具有强化资本监管、帮助监管当局提高金融体系安全稳健的潜在作用。该支柱的核心是要求银行进行有效的信息披露，因为有效的信息披露可以向市场参与者提供信息，帮助市场纪律发挥作用。
三、《巴塞尔协议Ⅲ》
主要内容：
主要集中在：
一级资本重新定义
最低资本金比率要求
过渡期安排
一、一级资本重新定义
1、新的一级资本包括权益资本和留存收益
规定只有在持续经营的基础上具备足够的损失吸收能力的非普通股资本工具才可纳入一级资本，有效的权益资本需占一级资本的50%以上。
2、最低资本金比率要求
（1）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
（2）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从现行的2%提高到4.5%；
（3）银行还必须设立新的、单独的“资本防护缓冲金”，占资产的2.5%，使总的优质资本金要求达到7%。
（4）协议还要求银行在信贷市场繁荣时设立单独的“逆周期资本缓冲金”，占总资产的0%—2.5%。
3、过渡性安排
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其对商业银行的贷款供给能力和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
好了，我的说明就这么多，其他的如果不了解可以网络一下，这个我之前有做了一个PPT，纯手打，希望这些能帮到你，我是 小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