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指标

㈠ 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比较

比较分析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特征，对总结国际经验有重要意义。我们选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马来西亚和阿根廷作为样本进行比较，可分析其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收入分配、社会发展、对外依赖等方面的差异性。
第一，经济增长稳定性差别很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大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内取得高增长，也难以持续。这一特征在拉美国家尤其突出。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例，在1963年至2008年的45年间，阿根廷有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马来西亚有5年负增长，而韩国仅有2年负增长。在这45年中，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4%，马来西亚为4.0%，而韩国为6.3%。1963年，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42美元，已达到了当时的中高收入国家水平，而韩国当时仅为142美元，是典型的低收入国家。但到45年后的2008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到8236美元，仍为中高收入国家水平，马来西亚则由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而韩国则达到了19115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第二，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存在明显差别。从研发费用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韩国2003年达到2.64%，高居世界第7位，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0.69%和0.41%，世界排名均在40名以后。从研发人才来看，2006年，韩国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达到4.8人，而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0.42和1.1人，韩国分别是后者的11.4倍和4.4倍。从劳动力素质看，韩国2007年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为35%，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20.3%和29.5%，韩国也有明显优势。
第三，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异较大。 从基尼系数上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基尼系数较高，两国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 0.50，2007年阿根廷达到0.51，而马来西亚始终保持在接近 0.5的水平上。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从最高10%收入阶层和最低10%收入阶层的收入比来看，阿根廷为40.9%，马来西亚为22.1%，均远高于韩国7.8%的水平。
第四，社会发展指标有明显差别。从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看，韩国从明显落后转为明显领先。如预期寿命，韩国1960年仅为54.2岁，与马来西亚基本相当，比阿根廷低11岁。到2008年，韩国提高到79.8岁，已明显高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75.3岁和 74.4岁。婴儿死亡率也有类似情况，韩国1960年婴儿死亡率高达96‰，远高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59.9‰和66.1‰，到2008年，韩国已经下降到4.7‰，低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14.6‰和5.9‰的水平。在教育领域，2010年韩国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由上世纪70年代的5.6年上升到11.3年，明显领先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8.9和9.7年。
第五，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别。在外资方面，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高于韩国，表明外资在经济中占有更重要地位，特别是马来西亚1990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达到了5.3%。在外债方面，阿根廷2002～2004年间的外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曾超过100%。总体而言，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要明显高于韩国。
第六，各国经济政策的不同。

㈡ 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点思考

“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学界当前的热门话题之一。2012年以来，中国GDP增速逐年下滑，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要靠是什么？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当一国人均GDP迈过3000美元之后，如果不能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及时转换，有可能长期停滞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如墨西哥、阿尔及利亚和秘鲁等，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持续增长，长驱直入进入发达国家，例如日本和韩国。一般来说，可以把经济发展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阶段，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第二个阶段是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从3000美元增长至9000美元；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人均GDP高于17000美元的阶段。在要素驱动阶段，市场机制能够发挥基本作用，人们有钱就进行生产性投资，有强烈的工作意愿，提供基本生产要素的积极性能被激发出来。只要宏观经济和政局稳定，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处于这个阶段的国家大多能摆脱“贫困陷阱”。这些基本条件比较容易满足，所以大部分国家能够达到中等收入。 在效率驱动阶段，不仅需要调动要素所有者增加供给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同时还要对生产性要素进行长期投资，以提高要素质量。实现这种结果的前提是，市场机制要充分发挥作用，特别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要极大地调动起来。在创新驱动阶段，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来自创新活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活力。美国、日本和欧盟许多国家目前都处于这个阶段。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正处在效率驱动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才能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否则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哪些因素可能让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经常被强调的是，中国面临各种各样的结构性问题，比如消费不足、劳动收入占比太低、收入差距大、工业比重过高、投资比例过大、对外依存度过高等等。这些问题可能都很重要，但是我们更需要弄清楚，哪些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是问题之源，哪些是表象性的，是问题之果，哪些问题是可以调整的，哪些是无法调整的。比如，中国目前储蓄率太高，但日本、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储蓄率也非常高，等到经济增长率降下来之后，储蓄率自然也降低了。所以，高储蓄是伴随高速经济增长而产生的现象，有一定的必然性，现在中国即使想调也调不下来，而等经济增长放缓之后，想提高储蓄率反倒是很困难的。现在人们非常关心四个问题，都与中国面临的矛盾和挑战密切相关。一是政府规模问题。政府规模应该适度，政府规模过大会对经济增长起反向作用。近几年中国政府规模增长很快，行政管理费用尤其增长迅猛。考虑到政府部门的财政收入和各种收费，广义的政府税费占GDP的比重已达到很高水平，而且政府支出结构也有诸多问题。二是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按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水平，比照国际标准，贫富差距的确较大，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第三，教育水平与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相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水平，中国的人均教育水平在国际范围内算是较高的，反映了普及初等教育的成果。第四，如果以预期寿命作为国民健康的衡量指标，国民健康与经济增长也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水平，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也是比较高的。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顺利步入发达国家，有的国家却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要加强社会流动性。社会流动性是指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对下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的影响程度，影响程度越高，社会流动性就越低——通俗地说，社会流动性低，就是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社会流动性高，就是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政府规模过大，劳动收入占比低和收入分配不均，这些问题主要体现为静态的不平等，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这将造成动态的不平等，有可能导致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

㈢ 中国经济为什么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理由

我国现在达到的发展水平远高于当年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发展水平，已经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只要经济能够实现由数量追赶向质量追赶的平稳转型，就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
二战以后，先后有许多经济体进入工业化历史进程，但只有少数经济体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从中可以观察到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速度回落。
一种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在人均国民总收入不超过六七千国际元（购买力平价指标）时增长速度回落，陷入增长缓慢、停滞乃至倒退的困境，也就是落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些经济体大多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抑制市场力量的发展，借用大量外债，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有的迫于民粹主义的压力，实行难以承受的高福利政策，最终导致高增长难以为继。典型代表是部分拉美国家。
另一种是经历了一个更长时期（通常是二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在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时增长速度出现回落，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并跻身于高收入行列，其典型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具有较好的市场基础，同时也有发展导向的强政府，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形成了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近年来增长速度有所放缓。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体上相当于11000国际元，增长模式和轨迹与东亚经济体显示的增长规律较为相似。从长期增长框架看，我国已经成功利用了工业化时期高速增长的潜力；当前经济增长条件出现一系列重要变化，构成经济发展的新困难，经济合乎规律地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应该认识到，我国现在达到的发展水平远高于当年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发展水平，已经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只要经济能够实现由数量追赶向质量追赶的平稳转型，就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一个“转型再平衡”的过程。从需求侧看，以往长时期带动高增长的低成本出口、大规模开发建设、排浪式消费等主要需求发生深刻变化和调整。在供给侧，由于重化工业调整相对较慢，部分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企业亏损扩大。但从今年一季度情况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下，部分工业品价格有所回升，工业企业效益由降转升。如果去产能到位，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回升，供给侧也有望调整到位。随着供需两侧达到新的平衡，我国经济将进一步释放增长潜力，进入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中高速增长期依然是追赶期。目前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约为8000美元，与发达国家人均四五万美元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如果说以往高速增长期主要是数量追赶，今后将更多地表现为质量追赶。在这一阶段，创新活动比重将有所增大，但大多数还是追赶型的，仍然需要重视向先行者学习，并要由过去的“铺摊子”转向“上台阶”。与数量追赶相比，质量追赶对发展条件、体制和政策环境都有更高要求，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突出问题。
纠正资源错配。目前，行业之间生产率的差距依然较大，这表明要素流动不畅、配置欠佳。其根源在于市场机制不健全，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和定价受阻。通过深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不仅可以使传统行业继续释放出可观的需求，而且能够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提高生产率，化解潜在风险。
激励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既包括发展新兴产业，也包括在已有产业中采用新装备、新技术，同时还表现为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提升，比如由低端制造提升到高端制造，更加注重设计、研发、品牌等。产业升级将带来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的深化、产业集中度的适当提高；将更多地开发和利用中高级生产要素，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将通过制度和文化建设全面推动精致生产。
营造创新环境。主要是形成有利于市场发挥作用的体制和政策条件，使创新要素在更充分的市场竞争中流动，聚集到创新更容易成功的地方，全面提高创新效率。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创造有利条件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聚焦于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和优化配置，将为我国加快质量追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创造必要的制度和政策条件。目前，应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优先领域加以推进。
放宽准入，深化垄断行业改革。近年来的商事制度改革，在小微企业准入便利化方面取得一些进展，现在更需要突破的是基础产业和服务业领域改革，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这些垄断行业的投资看起来已经不少了，但其实非常需要有活力的新投资加入，以大幅提高投资效率。应进一步放宽这些领域的准入条件。
促进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城市发展从以往的孤岛型转变为网络型，带动大城市之间大量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加强互联互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优化调整，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为此，应下决心打破城乡之间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
在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营造创新环境。创新与模仿具有实质性差异。在模仿阶段，政府职能主要体现为指定技术路线、做好规划。在创新阶段，政府职能则主要体现在保护产权，稳定企业家和科研人员的预期，为创新活动提供有效激励；深化各项改革，促进创新要素流动、聚集和优化配置，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为创新提供金融支持等。同时，还应使改进创新环境成为地方竞争的新元素，推动形成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抵制经济泡沫的干扰，引导资源流向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领域。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服务业中发展潜力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是直接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的。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实体经济为本的理念和政策导向。对于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等极易形成经济泡沫的行业，必须高度警惕，及时抑制各种形态经济泡沫的泛起，防止出现大量资源脱实向虚和经济活动的大幅波动，把资源尽可能引导到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领域。
调动人的积极性，完善干部队伍激励机制。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干部队伍的精神状态至关重要。应乘势前进，持续优化政治生态，在“关后门”“堵歪门”的同时“开前门”，探索符合国情和现代治理要求的长效机制。应给基层更大的试验空间，在把握方向、守住底线的前提下，同一改革可以有几种方案同时试验，相互比较、补充、完善。基层试验可以为创新型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也有利于少走弯路，降低制度和政策创新的成本

㈣ 中国为什么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战以后，先后有许多经济体进入工业化历史进程，但只有少数经济体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从中可以观察到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速度回落。

一种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在人均国民总收入不超过六七千国际元（购买力平价指标）时增长速度回落，陷入增长缓慢、停滞乃至倒退的困境，也就是落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些经济体大多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抑制市场力量的发展，借用大量外债，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有的迫于民粹主义的压力，实行难以承受的高福利政策，最终导致高增长难以为继。典型代表是部分拉美国家。

另一种是经历了一个更长时期（通常是二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在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时增长速度出现回落，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并跻身于高收入行列，其典型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具有较好的市场基础，同时也有发展导向的强政府，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形成了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近年来增长速度有所放缓。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体上相当于11000国际元，增长模式和轨迹与东亚经济体显示的增长规律较为相似。从长期增长框架看，我国已经成功利用了工业化时期高速增长的潜力；当前经济增长条件出现一系列重要变化，构成经济发展的新困难，经济合乎规律地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应该认识到，我国现在达到的发展水平远高于当年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发展水平，已经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只要经济能够实现由数量追赶向质量追赶的平稳转型，就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一个“转型再平衡”的过程。从需求侧看，以往长时期带动高增长的低成本出口、大规模开发建设、排浪式消费等主要需求发生深刻变化和调整。在供给侧，由于重化工业调整相对较慢，部分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企业亏损扩大。但从今年一季度情况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下，部分工业品价格有所回升，工业企业效益由降转升。如果去产能到位，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回升，供给侧也有望调整到位。随着供需两侧达到新的平衡，我国经济将进一步释放增长潜力，进入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中高速增长期依然是追赶期。目前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约为8000美元，与发达国家人均四五万美元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如果说以往高速增长期主要是数量追赶，今后将更多地表现为质量追赶。在这一阶段，创新活动比重将有所增大，但大多数还是追赶型的，仍然需要重视向先行者学习，并要由过去的“铺摊子”转向“上台阶”。与数量追赶相比，质量追赶对发展条件、体制和政策环境都有更高要求，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突出问题。

纠正资源错配。目前，行业之间生产率的差距依然较大，这表明要素流动不畅、配置欠佳。其根源在于市场机制不健全，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和定价受阻。通过深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不仅可以使传统行业继续释放出可观的需求，而且能够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提高生产率，化解潜在风险。

激励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既包括发展新兴产业，也包括在已有产业中采用新装备、新技术，同时还表现为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提升，比如由低端制造提升到高端制造，更加注重设计、研发、品牌等。产业升级将带来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的深化、产业集中度的适当提高；将更多地开发和利用中高级生产要素，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将通过制度和文化建设全面推动精致生产。

营造创新环境。主要是形成有利于市场发挥作用的体制和政策条件，使创新要素在更充分的市场竞争中流动，聚集到创新更容易成功的地方，全面提高创新效率。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创造有利条件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聚焦于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和优化配置，将为我国加快质量追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创造必要的制度和政策条件。目前，应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优先领域加以推进。

放宽准入，深化垄断行业改革。近年来的商事制度改革，在小微企业准入便利化方面取得一些进展，现在更需要突破的是基础产业和服务业领域改革，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这些垄断行业的投资看起来已经不少了，但其实非常需要有活力的新投资加入，以大幅提高投资效率。应进一步放宽这些领域的准入条件。

促进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城市发展从以往的孤岛型转变为网络型，带动大城市之间大量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加强互联互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优化调整，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为此，应下决心打破城乡之间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

在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营造创新环境。创新与模仿具有实质性差异。在模仿阶段，政府职能主要体现为指定技术路线、做好规划。在创新阶段，政府职能则主要体现在保护产权，稳定企业家和科研人员的预期，为创新活动提供有效激励；深化各项改革，促进创新要素流动、聚集和优化配置，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为创新提供金融支持等。同时，还应使改进创新环境成为地方竞争的新元素，推动形成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抵制经济泡沫的干扰，引导资源流向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领域。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服务业中发展潜力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是直接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的。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实体经济为本的理念和政策导向。对于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等极易形成经济泡沫的行业，必须高度警惕，及时抑制各种形态经济泡沫的泛起，防止出现大量资源脱实向虚和经济活动的大幅波动，把资源尽可能引导到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领域。

调动人的积极性，完善干部队伍激励机制。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干部队伍的精神状态至关重要。应乘势前进，持续优化政治生态，在“关后门”“堵歪门”的同时“开前门”，探索符合国情和现代治理要求的长效机制。应给基层更大的试验空间，在把握方向、守住底线的前提下，同一改革可以有几种方案同时试验，相互比较、补充、完善。基层试验可以为创新型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也有利于少走弯路，降低制度和政策创新的成本。

因此根据中国当前的现状而言，并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㈤ 中等收入陷阱的专家解析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可回避地逐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那么，“中等收入陷阱”是如何产生的？它有什么表现？我们该如何采取措施避免落入“陷阱”？为此，记者对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长田雪原、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等三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负责人进行了专访，请他们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和看法。 记者：从您的学术研究领域和专业眼光来看，您认为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什么？
刘伟：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从中等收入向中上等收入转变的时期。在这个关键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挑战是什么？即现在流行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在我看来，“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根本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疲软，导致过度依赖外需。二是能源、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这时效率提高如果赶不上成本提高，就会陷入低效益增长，同时，通货膨胀变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高通胀的同时经济衰退。三是创新力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偏弱。技术创新弱使内需不足，难以发现新的投资机会，难以有创新产业和新产品开发，从而使有效投资的机会不足；制度创新不足使市场化竞争严重迟缓，导致越是稀缺的资源，越不受市场控制。稀缺性资源倘若不是按照效益指标分配，一定会导致效率低下。而大量低效率高增长的泡沫必定酿成社会不公、经济泡沫。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田雪原：观察国际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我们发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着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多方面原因，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在走向中等收入经济“起飞”过程中，没有重视和解决快速发展积累起来的贫富两极分化、畸形城市化、人口老龄化、经济技术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腐败蔓延、社会动荡加剧等问题。 记者：在您看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表现？
郑秉文：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很多，如不及时加以解决，极有可能落入以下十大陷阱：一是“转型陷阱”，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资源环境约束、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农业基础地位薄弱、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突出等等。二是“拉美陷阱”，表现为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积重难返。三是“福利陷阱”，表现为社会保障制度超过经济发展水平，成为财政和纳税人的包袱。四是“城市化陷阱”，表现为拉美式的“过度城市化”或者我国的“浅度城市化”。五是“资产泡沫陷阱”，表现为房地产等市场的泡沫化，背离经济发展规律。六是“金融陷阱”，表现为金融体系出现问题，拖累整个实体经济。七是“美元陷阱”，表现为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八是“人口陷阱”，表现为劳动适龄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和老年人口数量的激增。九是“捧杀陷阱”，表现为随着经济和社会转型，中国“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全球或区域安全责任。十是“民主陷阱”，表现为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行列之后，一些诸如引进西方式民主等不适当的民主诉求的凸显。
田雪原：作为人口学研究者，我主要谈谈郑秉文主任刚才说到的“人口陷阱”，尤其是“老龄化陷阱”，因来说，我国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致以下后果，堕入“陷阱”：一是影响经济增长。我国从2011年开始，人口“盈利”、人口“红利”缓慢减少，2030年以后将转为“人口亏损”、“负债偿还”期，如不加以及时扭转，不利影响将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尤其是延缓经济增长。二是影响劳动就业。人口老龄化问题解决不好，必定影响劳动就业。三是影响消费。我国经济发展消费动力严重不足，相比之下，老年消费更为不足和落后。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老年消费市场快速扩张，这种情况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四是影响城市化。当前我国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三八（妇女）六一（儿童）九九（老年人）部队”等问题在农村沉积下来，引发了一系列新情况，必须加以戒备。五是影响养老保障。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人们价值取向的改变，社会供养入不敷出，子女供养危机四伏，老年自养受到严峻挑战，使“碎片化”养老方式陷入困境。 记者：既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可回避，那么我们该如何采取措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刘伟：需求不足、成本提高、创新力不够，这三方面原因不同程度在我国存在，甚至有的还比较突出，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这些不利的因素，重中之重就是创新。在经济体制方面，制度创新的核心就是加快市场化竞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秩序，在这个过程当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市场经济竞争主体培育的重要方面。
郑秉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对症下药”。譬如，对于“转型陷阱”，我们应当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重中之重，尽快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扭转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关系，克服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协调城乡区域发展，继续夯实农业基础，着力化解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对于“城市化陷阱”，我们既要防止拉美式的“过度城市化”，控制大型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又要纠正中国的“浅度城市化”，为农民工提供均一个平等的公共服务，让他们真正“市民化”；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保持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等等。应当看到，尽管面对前所未有的、可以预见或难以预见的、中国特有的各种风险挑战和陷阱诱因，但是，“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无疑是中国仍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此，我们要抓住机遇，并未雨绸缪做好各种准备来应对挑战。
怎样解决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
针对中国经济放缓而产生的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的命运，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是经济发展成功的秘方。比较优势的制度前提是市场经济体制与因势利导型政府，比较优势的结果是开放经济和后发优势、宏观稳定、高储蓄和高投资。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失败与中国双轨制成功的原因分析，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提出对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议：一是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二是政府应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㈥ 请分析中国能不能在2020年前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可回避地逐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那么，“中等收入陷阱”是如何产生的？它有什么表现？我们该如何采取措施避免落入“陷阱”？为此，记者对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长田雪原、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等三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负责人进行了专访，请他们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和看法。记者：从您的学术研究领域和专业眼光来看，您认为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什么？刘伟：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从中等收入向中上等收入转变的时期。在这个关键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挑战是什么？即现在流行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在我看来，“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根本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疲软，导致过度依赖外需。二是能源、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这时效率提高如果赶不上成本提高，就会陷入低效益增长，同时，通货膨胀变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高通胀的同时经济衰退。三是创新力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偏弱。技术创新弱使内需不足，难以发现新的投资机会，难以有创新产业和新产品开发，从而使有效投资的机会不足；制度创新不足使市场化竞争严重迟缓，导致越是稀缺的资源，越不受市场控制。稀缺性资源倘若不是按照效益指标分配，一定会导致效率低下。而大量低效率高增长的泡沫必定酿成社会不公、经济泡沫。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田雪原：观察国际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我们发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着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多方面原因，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在走向中等收入经济“起飞”过程中，没有重视和解决快速发展积累起来的贫富两极分化、畸形城市化、人口老龄化、经济技术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腐败蔓延、社会动荡加剧等问题。记者：在您看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表现？郑秉文：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很多，如不及时加以解决，极有可能落入以下十大陷阱：一是“转型陷阱”，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资源环境约束、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农业基础地位薄弱、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突出等等。二是“拉美陷阱”，表现为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积重难返。三是“福利陷阱”，表现为社会保障制度超过经济发展水平，成为财政和纳税人的包袱。四是“城市化陷阱”，表现为拉美式的“过度城市化”或者我国的“浅度城市化”。五是“资产泡沫陷阱”，表现为房地产等市场的泡沫化，背离经济发展规律。六是“金融陷阱”，表现为金融体系出现问题，拖累整个实体经济。七是“美元陷阱”，表现为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八是“人口陷阱”，表现为劳动适龄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和老年人口数量的激增。九是“捧杀陷阱”，表现为随着经济和社会转型，中国“被要求”承担的全球或区域安全责任。十是“民主陷阱”，表现为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行列之后，一些诸如引进西方式民主等不适当的民主诉求的凸显。田雪原：作为人口学研究者，我主要谈谈郑秉文主任刚才说到的“人口陷阱”，尤其是“老龄化陷阱”，因来说，我国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致以下后果，堕入“陷阱”：一是影响经济增长。我国从2011年开始，人口“盈利”、人口“红利”缓慢减少，2030年以后将转为“人口亏损”、“负债偿还”期，如不加以及时扭转，不利影响将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尤其是延缓经济增长。二是影响劳动就业。人口老龄化问题解决不好，必定影响劳动就业。三是影响消费。我国经济发展消费动力严重不足，相比之下，老年消费更为不足和落后。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老年消费市场快速扩张，这种情况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四是影响城市化。当前我国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三八（妇女）六一（儿童）九九（老年人）部队”等问题在农村沉积下来，引发了一系列新情况，必须加以戒备。五是影响养老保障。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人们价值取向的改变，社会供养入不敷出，子女供养危机四伏，老年自养受到严峻挑战，使“碎片化”养老方式陷入困境。记者：既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可回避，那么我们该如何采取措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刘伟：需求不足、成本提高、创新力不够，这三方面原因不同程度在我国存在，甚至有的还比较突出，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这些不利的因素，重中之重就是创新。在经济体制方面，制度创新的核心就是加快市场化竞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秩序，在这个过程当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市场经济竞争主体培育的重要方面。郑秉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对症下药”。譬如，对于“转型陷阱”，我们应当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重中之重，尽快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扭转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关系，克服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协调城乡区域发展，继续夯实农业基础，着力化解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对于“城市化陷阱”，我们既要防止拉美式的“过度城市化”，控制大型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又要纠正中国的“浅度城市化”，为农民工提供均一个平等的公共服务，让他们真正“市民化”；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保持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等等。应当看到，尽管面对前所未有的、可以预见或难以预见的、中国特有的各种风险挑战和陷阱诱因，但是，“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无疑是中国仍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此，我们要抓住机遇，并未雨绸缪做好各种准备来应对挑战。怎样解决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针对中国经济放缓而产生的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的命运，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是经济发展成功的秘方。比较优势的制度前提是市场经济体制与因势利导型政府，比较优势的结果是开放经济和后发优势、宏观稳定、高储蓄和高投资。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失败与中国双轨制成功的原因分析，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提出对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议：一是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二是政府应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㈦ 怎么理解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左右）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1.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2.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后一种结果称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发展水平和条件十分相近的国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命运，关键是能否有效克服中等收入阶段的独特挑战。从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冲击。

第二，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

巴西圣保罗的贫民窟

第三，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中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间。

第五，体制变革严重滞后。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㈧ 林毅夫称我国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条件，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左右)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个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另一个是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后一种结果称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 定义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84.6美元，2014年仍只有在2865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

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14年仅达到10804美元。

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14年的12873美元。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可回避，我们应采取措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㈨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左右）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

第一，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

第二，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后一种结果称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来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第二，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

第三，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是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

总之，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不过，所有这些选择的实现都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予以保障。

(9)中等收入陷阱指标扩展阅读：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但深究这个概念，可以发现其缺乏严谨的理论论证，存在不少“逻辑陷阱”：

一是“统计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这个单一指标来衡量发展水平，但GNI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质量、精神状态等。

阿玛蒂亚·森、罗伯特·巴罗等著名经济学家都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统计现象，并没有经济学方法论支撑，因而相当片面。

二是“对照陷阱”。“中等收入”标准往往是与美国对照、用美元衡量得出的。这样的对照和衡量方法有失偏颇，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总产出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三是“历史陷阱”。目前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观察，主要局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1世纪初的时间段。

在这个时间段，许多发展中国家刚刚实现独立，处于现代国家成长的初级阶段与发展探索期，难免会有不少国家走弯路。因此，不能过早地对这些国家盖棺定论，认定其会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能否尽快跨过“中等收入”这道坎，关键在于能否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目前，有的高收入国家已经陷入低增长困境，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如何营造有利于平稳健康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才是更有意义的讨论话题。

㈩ “中等收入陷阱”辨析

【内容提要】“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概念，其含义是：一个国家在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会陷入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它的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它的产业结构不是以科技创新为基础。其结果是，这样的国家既不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也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由此可见，“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指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上或现代化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问题，也不是指一个国家长期不能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在一定意义上，将人均GDP能否达到12196美元（或12276美元）视为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完全是一个伪命题。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在增加。因此，中国必须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力度，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尽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国家 劳动力成本 竞争力 拉美 中国

近几年，国内学术界极为关注“中等收入陷阱”。在谷歌的搜索引擎中输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获得120万条结果。然而，在研究这一课题时，许多学者曲解了这一概念的含义，因而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本文力图从“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入手，指出国内学术界在理解这一概念时出现的偏差，并回答拉美和中国是否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何谓“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由来，国内外学术界有这样一种共识：它最初是由世界银行提出的。通过检索因特网，我们发现，世界银行在2006年11月出版过一个关于东亚如何应对全球经济疲软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指出，“中等收入国家如要繁荣，必须采取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措施。这一建议与以下事实是吻合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既不及富国，也不如穷国。”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处于工资水平更低和竞争力更强的穷国与富于创新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夹缝中。但这一报告没有使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

2007年，世界银行曾发表了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研究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缺乏规模经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率。以生产要素的积累为基础的战略可能会导致持续恶化的后果。这一后果必然会出现，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下降。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但它们无法走出这一陷阱。 这是世界银行第一次提到“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有力的增长与不断增加的风险》的研究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的许多经济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一陷阱中，作为高产、低成本的生产国，它们力图在工资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但无法提升其价值链，也无法进入正在不断扩大的、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市场。

尽管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在上述3个报告中未能明确地界定“中等收入陷阱”的确切含义，但我们从字里行间能得出这一结论：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会上升,而它的产业结构及科技创新却未出现显著的改善或进步。其结果是，它既不能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也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从而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换言之，世界银行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指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问题，而是指劳动力成本上升后遇到的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况。

一些外国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定义的解析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其真实的含义。例如，秘鲁学者路易斯?阿布加塔斯-马杰鲁夫（Luis Abugattas-Majluf）认为，向技能密集、技术先进和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生产活动过渡，是约旦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方法。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认为，只有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减少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印度尼西亚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学者大野健一（Kenichi Ohno）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之间的“玻璃天花板”。第一阶段是外资引导下的简单的制造业；在第二阶段，支持性产业（supporting instries）开始发展，并通过从国外直接购买或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等形式获得技术； 在第三阶段，国内企业掌握了生产高质量产品所需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第四阶段的特点是创新和产品设计。

美国学者爱娃?帕斯（Eva Paus）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描述这样一种状态：一方面，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在生产一般性出口产品时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尚未建立起能够生产以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基础的商品和劳务的能力。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是无法向更高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她指出，经济发展是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生产结构不断地向增加值更高的生产活动进化。换言之，中等收入国家总是面临这样一种挑战：如何从大宗商品生产向知识密集型生产活动过渡。

帕斯还认为，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已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因此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发现自己难以在低工资密集型生产领域与中国竞争；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尚未培养出能在高生产率领域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的生产能力。其结果是，它们面临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当然，我们不会同意帕斯将其他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归咎于中国。但从上述外国学者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较为狭窄的。它不是指一个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所有问题和挑战，而是仅仅指劳动力成本提高后如何对产业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

2013年2月16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有一篇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章。这一文章在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时写道：“富国自夸拥有最好的技术，穷国则认为自己拥有最低的工资，而中等收入国家却既没有最好的技术，也没有最低的工资。” 言下之意时，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被动局面。这一文章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可通过制度建设来避免陷入这一陷阱。

然而，在国内学术界，“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却被常常被曲解为以下三种意思：第一，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在发展道路上长期趑趄不前，从而无法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第二，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有些发展中国家在低收入阶段积累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会集中地爆发。除经济增长乏力以外，这些国家还面临着贫困化现象加剧、“三农”问题成堆、劳动力转移困难、城市化速度过快、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金融体系脆弱、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社会凝聚力弱化、腐败司空见惯、毒品泛滥成灾以及社会治安每况愈下等问题。第三，有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为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失灵，政府无法应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各种挑战和系统性风险，内需疲软导致过度依赖外需，等等。

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了50位国内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列出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十个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 该杂志发表的多篇文章认为，拉美国家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综上所述，在国内学术界，许多人将“中等收入陷阱”当作一个“筐”，把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一切问题都“往里装”。

二、“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数字游戏”

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陷阱”所作的定义未能明确告诉我们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陷入了这一陷阱。但有些学者认为，世界银行在2009年将人均国民总收入（GNI）12196年美元以上的经济体作为高收入经济体，996美元至12195美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长期不能达到这一指标，它就可被视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他们还断言，“2011 年是南美大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年”，因为根据有关国际机构的统计，2011 年智利和乌拉圭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了世界银行在2011年7月公布的为高收入经济体设定的12276 美元这一界限，率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是否大于一个具体的数字当作其是否逾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欠妥的。

第一，何谓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显然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时间状语，多少年可被视为“长期”，显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时间状语。而且，“长期”这一表达方法还低估了发展的艰难程度。美国经济学家W. W. 罗斯托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要经历5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 “起飞”阶段、向“成熟”发展的阶段、民众的高消费阶段。他认为，从“起飞”阶段到“成熟”发展阶段的过程大约要经过60年左右。 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时间是漫长的。

世界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在世界上的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中，能够脱颖而出的毕竟是少数国家。很难想象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能在较短时间内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跻身于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须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在提高时，发达国家的这一数值也在不断提高，高收入的“门槛”也会随之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是相对而言的。没有中等收入国家，也就不会有高收入国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国家永远处于追赶他国的不利地位。

第二，将人均国民总收入视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不啻为“数字游戏”。如前所述，2009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2196美元；2011年，由于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提高到12276 美元，因此，跳出这个“陷阱”的高度上升了80美元。这意味着，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世界银行设定的分界线是否发生变化，不论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此其一。其二，因为世界银行为高收入经济体确定的指标是动态的，因此，今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许会在明年再次跌入这一陷阱。之所以有这样的出出进进，就是因为生搬硬套了世界银行对高收入经济体设定的“门槛”。

我们还可提出这样的问题：以2009年为例，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2195美元（即比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线”少1美元）或12194美元（比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线”少2美元），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国家尚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说接近12196美元就算跳出“陷阱”，那么这个“接近”的数字应该是多少？12000美元（比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线”少196美元）可被视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了吗？我们甚至还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急于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有些当政者或许会用“做假账”的方法来提高本国或本地区的人均国民总收入。

而且，以美元计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很容易受汇率因素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的大胆的想象：由于汇率发生重大变化，世界上或许会有一些国家的国民总收入会从中等收入经济体跻身于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或从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跌落到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而伴随着这样的“跳出”或“跳进”，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竞争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可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如将人均收入引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或许还能闹出天大的笑话。例如，我们假设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因种种原因而长期无法跻身于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个国家某天遇到了一次极大的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无数人失去了生命。毋庸置疑，由于这个国家的人口大量减少，其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就随之快速上升，达到或超过了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线，因此它就会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一个自然灾害居然会使一个国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委实不可思议。又如，2009年利比亚的总人口是642万，国内生产总值为588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91589美元。 由此可见，利比亚尚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们假设2011年的战争提前到2009年爆发，再假设这一战争使利比亚的人口减少160万，那么利比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会达到12199美元。 一场战争居然使一个国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岂非令人捧腹大笑。

第三，人口大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需要很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例如，中国的人口早已大大超过13亿。无论是根据世界银行在2009年确定的高收入经济体指标（12196美元）还是参照2011年确定的新标准（12276 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在超过16万亿美元以后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不足7万亿美元。从7万亿美元增加到16万亿美元，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可以断定，世界银行确定高收入的指标必然会“水涨船高”的。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中而不能自拔？

三、如何正确理解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国内学术界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时，拉美常被当作反面教材。例如，有人认为，“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国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在同一时期，只有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和地区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还有人认为，拉美国家“在经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发展之后，出现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当时，这些国家主要是走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着重发展大型企业，城市化进程过快，贫富不均现象非常严重。而经济高速增长使得民众的期望值提升的速度比经济的增长速度还要快，这给政府的社会保障带来巨大压力，最终导致外债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金融危机迭起，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创。”

将拉美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本”或“典型”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大多数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其经济并非长期停滞不前。诚然，20世纪80年代，由于受到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打击，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很低，有些年份甚至是负增长；但所谓“停滞不前”的持续时间不足十年。在进入90年代后，拉美经济重新走上了复苏之路。除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以外，其余年份均为正增长，而且大多数年份的增长率都比较高，有些年份甚至接近6%。

第二，经济增长缓慢、贫困化现象加剧、“三农”问题成堆、城市化速度过快、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凝聚力弱化、腐败司空见惯、毒品泛滥成灾以及社会治安每况愈下等等问题，不仅仅是拉美国家的“专利”，而且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消除的痼疾，甚至在一些高收入国家也不难找到。

第三，当年在讨论“拉美病”、“拉美化”、“拉美陷阱”和“拉美现象”时，拉美国家在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被当作典型的“症状”；在讨论“一千美元门槛”时，这些问题被说成是拉美未能逾越这一“门槛”的论据； 在讨论拉美现代化道路或拉美的发展时，这些问题被视为其“失败”的反面教材；在讨论拉美经济改革的成效时，这些问题被定性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然后果；而今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问题又被奉作有力的证据。这样的研究方法显然是不足取的。

当然，我们不能无视以下两个事实：一是拉美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将大量工厂从墨西哥等国转移到中国和亚洲的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二是大多数拉美国家难以减轻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曾在创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委内瑞拉前石油部长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方索在1970年说过，“十年后，二十年后，你会看到，石油带给我们（委内瑞拉）的是（经济上的）毁灭，……石油是魔鬼的兴奋。”

由此可见，如果非要说拉美已跌入这个陷阱，那么，我们应该指出，这个陷阱是指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导致造成的不良后果，不是该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中遇到的无所不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