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动效应指标

『壹』 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个简单的经济现象！！

也不给信箱什么的 怎么发给你全文啊，
中国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模型与分析更新时间 2006-8-23 17:22:30 打印此文 点击数 5298
中国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模型与分析
一、问题的背景
中国经济目前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要素拉动特征。经济发展需要刺激投资需求，最终消费需求的形成也有赖于加大投资力度，投资与消费双管齐下，投资需先行。因此，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投资的持续增长。从理论上讲，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具有一种正向的关联关系。
一般认为，建设投资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因素。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会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将建设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加大建设投资的规模，既可增加就业机会和国民可支配收入、扩大内需，又可以直接带动当前的经济增长，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奠定物质基础。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建设投资在这些国家的整体投资中的比率甚至达到了20%(Kessedes,1995)。
我国大量的文献也讨论了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但是，真正能够揭示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的研究成果却极少。中国发展研究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中固定资产投资是决定社会需求的最积极的因素。因此，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作为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中国发展研究院，1997）。虽然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重要性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还处在定性阶段，很少能够指出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本研究就致力于找到其对中国经济发展拉动水平的具体数量关系。
二、数据和模型
在本研究中，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指以一定速度增长的建设投资所拉动GDP的增长量或增长率。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和方法。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的价值形态。另外本研究涉及的指标还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安装工程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FAI)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在固定资产方面投资总量的指标，它同样也能够以价值形态反映固定资产建造和购买活动的总量，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根据国家的投资计划分为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四部分。本文采用这个指标来代表宏观意义上的建设投资水平，既包括建水坝、修公路这些大型的土木工程项目，也包括住宅和商业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同时，还涉及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和大型设备的修缮和改造。
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按其工作内容和实现方式可以分为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其他费用三个部分。在本文中也将建筑安装工程投资(CI)作为衡量建设投资活动对国民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一个变量，它是指各种房屋、建筑物的建造和各种设备装置的安装工程投资。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比固定资产投资的范围小一些，可以代表一年内国民经济中的建筑工作量，是一个衡量建设活动水平更为合适的指标。
本研究拟采用动态计量经济学所倡导的误差修正模型来描述建设投资和国民经济的相互作用。建立经济学模型的传统方法主要是以理论为导向，依据某种已经存在的经济理论或者已经提出的对经济行为规律的某种解释设定模型的总体结构，这种建模途径对先验的经济理论有很强的依赖性。这种建模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动荡前屡次预测失灵，促使人们寻求另外的建模方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英国经济学家D·F·Hendry为代表，提出了动态建模的方法，交替利用经济理论和经济数据提供的信息，在协整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反映变量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的误差修正模型(D·Hendry,1998)。
一般经济变量都可以用时间序列来表示，如果它的均值和方差都不随时间变化，就称这个序列是稳定序列。如果一个序列在成为稳定序列之前必须经过d次差分，则称该序列是d阶单整。按照协整理论，几个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长期的稳定关系，其线性组合可以降低单整阶数，即所谓的协整关系。误差修正模型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论之上的。以GDP和建筑安装投资(CI)为例，若GDP和CI具有协整关系，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写作一般的自回归分布滞后的表达式：
附图
和CI之间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于是GDP的短期波动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长期均衡，一部分是短期波动。一般（β[,2]-1）都会小于0，因此，若(t-1)时刻GDP大于其长期均衡解，γecm[,t-1]为负值，使△GDP[,t]减少；若(t-1)时刻GDP小于其长期均衡解，γecm[,t-1]为正值，使△GDP[,t]增加。体现了长期均衡误差对GDP的控制。
以不变价格表示的流量指标一般是一阶单整。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都是流量指标，一般情况下属于一阶单整，它们之间可以存在这种长期稳定的关系，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的短期的变动又会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短期的影响。因此，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既受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短期变动的直接影响，又受两者之间长期稳定关系的调整，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讨论这种关系：
附图
表明如果FAI变化了1%，GDP将变化β[,1]%。α[,1]同理。可见各个系数具有很强的经济意义。
本研究中的数据都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自1981年始，且已经折算为1981年不变价，这样可以去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好地反映数据内在的规律性。在本研究中，采用SPSS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各年的数据如下；
表1 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
（1981-1999年，单位：亿元）
附图
注：1.所有数据均为1981年不变价；2.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
三、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一）方程的初步设定和简化
一般来讲，在经济数据中，以不变价格表示流量的序列往往表现为一阶单整。因此，从理论上判断，LnGDP、LnFAI和LnCI序列都应该是一阶单整。采用Dickey和Fuller于1979年、1980年提出的ADF方法进行单整检验结果也表明，的确如此。
然后，可以将方程设定为一般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模型的右边包括被解释变量的滞后、解释变量及其时间滞后项。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首先设定为：
附图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这两个自回归分布滞后方程，采用逐步回归(Stepwise)方法，剔除不显著的变量。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程中，LnGDP[,t-1]、LnFAI[,t]和LnFAI[,t-1]被引入方程。估计得到的方程为：
附图
可见方程的显著性很高，完全可以通过检验。常数项的t值很小，并不显著。（由于此方程对后面的过程只有理论上的意义，因此不必剔除常数项。）其他各项系数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不为0。该方程的残差类似白噪声。
在建筑安装投资方程中，也是LnGDP[,t-1]、LnCI[,t]和LnCI[,t-1]被引入方程。估计得到的方程为：
附图
方程的显著性很高，完全可以通过检验。常数项的t值很小，也不显著。其他各项都在99%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不为0。该方程的残差类似白噪声。
可以看到，以上两个方程中LnFAI[,t-1]和LnCI[,t-1]前的系数为负值。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它们分别与LnFAI[,t]和LnCI[,t]之间存在着共线性的关系，导致两者的系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互相任意分配。但这对后面的研究影响不大。
（二）求长期均衡方程
下面可以用简单的回归分析求得长期均衡方程。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长期均衡方程为：
附图
可见，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各项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均顺利通过。从此均衡方程可以计算ecm序列（即残差序列）：
附图
Adjusted R[2]=0.982 F=980.657
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各项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均顺利通过。
ecm[,t-1]=LnGDP[,t-1]-3.228-9.793LnCI[,t-1]。
（三）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1.固定资产投资方程
考虑到在初步设定的方程中LnFAI[,t]、LnFAI[,t-1]和LnGDP[,t-1]都比较显著，在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时引入△LnGDP[,t]，△LnFAI[,t]，ecm[,t-1]，以保证方程的包容性。
设定误差修正模型为：
附图
p=0.0002，可见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
从变量显著性检验来看，两个方程的ecm[,t-1]的显著性较低，但是，考虑到它们重要的经济意义，仍不将其剔除。
四、经济意义分析
（一）弹性分析
在以上两个误差修正方程中，△LnFAI[,t]和△LnCI[,t]前面的系数可以看作是GDP对FAI和CI的弹性系数，因此，可以根据方程的系数对它们进行弹性分析。
△LnCI[,t]前的系数为0.324，这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建筑安装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24。当建筑安装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24%。而△LnFAI[,t]前的系数为0.317，这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17。当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17%。
这是非常重要的结论，定量地给出了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的大小。可以看出，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效应大致是这样一个概念，即当建设投资增长1%时，能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约0.32%。以往的分析往往仅限于定性，没有反映出真正的定量关系。从两个弹性系数可以看出，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弹性系数都较大。
（二）拉动效率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建筑安装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的大小，引入一个新的系数，将其称之为“拉动效率”，它是GDP对该变量弹性系数与该变量在GDP中所占份额的比值，即附图，D[,i]表示在此区间内GDP对某一变量i的弹性系数，S[,i]表示某一变量i在此区间内占据GDP的平均百分比。这样可以排除弹性系数大小中不同变量份额因素的影响。如果q＞1，这表明某一变量在这一阶段对GDP的拉动作用是积极的，超过了自身在GDP中所占据的份额，是高效率的。相反，如果q＜1，则表示这种拉动作用是消极的，少于变量自身占据GDP的份额，是低效率的。
结果如下（1981年—1999年间）：
变量 D[,i] S[,i] q[,i]
CI（建筑安装投资） 0.324 0.196 1.652
FAI（固定资产投资） 0.317 0.300 1.057

由此可见，两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很积极的，q[,i]均超过了1，建筑安装投资更为显著。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为19.6%，而弹性系数达到了0.324%。这进一步验证了在本文开始时所提到的定性研究的结论，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能够高效率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误差修正项(ECM)的分析
Ecm项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系数的估计值一般是负值。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方程，Ecm前面的系数是-0.049，由此看来，调整的力度不是很大。调整的过程大致如下：
附图
对于建筑安装投资方程，Ecm前面的系数是-0.018，调整的力度也较小。因此，可以看出，建设投资主要以短期波动的形式来影响GDP的变化，长期均衡起的控制作用不大。这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我国目前正处在大规模建设的发展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建设量的稳定和平衡，因此，目前主要是增量在起作用。
五、总结
本研究将固定资产投资(FAI)和建筑安装投资投资(CI)作为对GDP产生拉动作用的变量，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到了反映它们之间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的表达式。从弹性系数可以看出，无论是建筑安装投资，还是固定资产投资，二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很明显的，国内生产总值对建筑安装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24。当建筑安装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24%。国内生产总值对基本建设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317。当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时，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17%。综合起来，当建设投资增长1%时，能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约0.32%。从拉动效率来看，两者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积极的，q[,i]均超过了1，建筑安装投资更为显著。
建设投资主要以短期波动的形式来影响GDP的变化，长期均衡起的控制作用不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大规模建设的发展阶段，还远远没有达到建设量的稳定和平衡，因此，目前主要是增量在起作用。
因此，本研究的定量结果不仅验证了很多研究者的定性结论，即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能够高效率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而且给出了具体的拉动效应值，分析了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各自的作用，有助于更加准确地分析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1-03-23
【参考文献】
[1] 中国发展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分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38．
[2] 中国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0．
[3] 陈炳煌．当前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龙岩师专学报，2000,(6)．
[4] 黄聪，李启明，申立银．中国建设推动力的计量模型与分析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2000,(4)．
[5] 李子奈．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6] 李子奈，叶阿忠．高等计量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7] D·Hendry，秦朵著．动态经济计量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8] Kessedes C,Ingram G. Infrastructure's impact on development:Lessons from WDR 1994[J].Journal of Infrastructure Systems.1995,(1):16-32

『贰』 展览行业的发展拉动效果表现在哪些方面

会展经济、旅游经济、房地产经济被誉为21世纪的“三大无烟产业”。会展行业无疑对一个城市、一个地方的国民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会展业具有强大的关联带动效应，会展业具有很强的连带功能。据有关资料显示，国际展览业的产业带动系数为1：10，即展览场馆的收入如果是1，住宿、餐饮、运输、通讯、旅游、贸易等相关收入将达到10。国内据上海、深圳测算表明，会展业的产业带动系数为1：9。 主要表现在：会展能够吸引大批中外参展、观展人员，从而刺激商品和劳务消费需求，推动商业、饮食服务业的发展。据统计，一个会展商人的消费额要比一个度假游客的消费额高2～3倍；会展业特有的展品、展地和展期三个要素，决定 参展商和贸易商的地域和时间的局限性，承展地必须为参展商提供商品展览、研讨会议、新闻通讯、宾馆业等“一条龙”服务，这样就带动了承展地的咨询业、保洁业、广告业、印刷业、旅游业等的快速发展；会展能够推动举办地加强交通业、运输业、电信业、环保业等基础产业的发展，从而全面提升举办地的综合经济实力。 会展活动通过最新技术、新产品展示和最新思想理念、信息交流，促进商品、生产要素流动，新技术的推广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为会展举办城市、会展举办国家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近年来我国会展活动十分兴旺，会展行业成长迅速，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增大，社会各界对此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认可。但是，由于媒体宣传报道的过分热心和会展理论研究的滞后，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对会展经济作用期望过高的现象，认为会展可以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有的甚至提出要将会展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一时间，不少城市纷纷大兴土木，建筑大型会展场所，以招徕大型国际会议和展览，通过大型国际会议和展览的举办，提高地方的知名度，振兴一方经济，以为只要栽下梧桐树，不愁引不来金凤凰。会展业对于会展企业经营战略调整至关紧要，因此，正确评价会展行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显得尤其必要和重要。 系统研究会展经济地位作用的文献还不太多，建立模型定量分析会展经济的效应条件还不太成熟。目前理论学术界对会展经济作用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经验性总结和个案统计的基础之上。借鉴经济理论研究的方法，根据现有会展经济效应分析的基础，我们可以从会展经济拉动效应、扩散效应和会展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等几个方面来比较全面和客观地分析会展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所谓会展经济的拉动效应是指通过举办会议展览活动对会议展览运作主体和为会议展览提供服务而导致的经济收益，会展经济拉动效应也可以称为会展经济直接经济效益。 巴黎、伦敦、纽约、日内瓦、慕尼黑、新加坡、香港等国际知名会展城市，每年都能从会展经济中获取巨大的收益。据美国展览研究中心统计，2000年美国举办各类展览会13000个，销售收入120亿美元，创造相关的社会综合消费1250亿美元，展览会的经济拉动比例为1：10；德国2000年展览会销售收入45亿马克，拉动参展商和参会观众直接消费170亿马克，创造社会综合价值410亿马克，产生新的就业岗位23万个，会展经济的拉动比例为1：9；香港展览业每年直接和间接收入为80亿港元左右；法国展会每年的营业收益达到85亿法郎，展商交易额高达1500亿法郎，参展和参观者的间接消费为250亿法郎左右。 据北京环亚市场研究社对第四届中国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进行的抽样调查测算，国际周期间，展会各方面的直接收入合计为9089.9万元；展会期间接待普通观众约12万人，人均消费314元，接待专业观众约8万人，人均消费3578元，参展商1738家，平均花费7.7万元，普通观众、专业观众和参展商在旅游、交通、通讯、餐饮、购物等方面的综合支出合计45774.6万元，其拉动效应约为1：5。 会展经济的扩散效应 所谓会展经济扩散效应又可以称为会展经济间接经济效益，是指通过会展活动举办对一方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善、城市声誉提高、商品流动和生产要素重新组合配置方面的影响。会展行业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商品交易、技术和信息交流以及市场开拓等方面的作用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凭借场馆规模大设施全、展会运作国际化程度高、知名品牌多等优势，通过大型国际会议和展览的举办，有力地促进了资本、技术、信息和商品的国际流动，对本国和本地区综合经济发展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和分析会展经济的扩散效应。 1.商品流动效应 会展对促进商品流通，扩大企业销售方面的作用已经日益被人们所认识。世界著名企业和大型跨国公司都将参加会展提高到树立企业形象、宣传产品品牌，扩大市场份额的重要营销战略来考虑。 据国际会展专业机构地———国际大会与会议协会统计，每年全世界国际会议的消费总额约为70多亿美元，而展览在世界各大公司9项主要市场推广方式中已经上升到第3位，在营业额超过5000万美元的大公司中，展览在市场营销支出中占17.3％。据法国有关会展机构的统计，参展商每花费1法郎，平均可以带来35至40法郎的合同，展会宣传费用已经成为仅次于直接促销、报刊电视广告费用之后的第三大宣传推广经费。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已经连续举办90多届，规模越来越大，促成的商品交易为世人所瞩目，为中国有形商品出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会展活动促进商品交易方面的典范。中国高新技术产品交易会（深圳高交会）自1999年创办以来，发展势头很猛。根据有关媒体报道，第五届深圳高交会促成的高新技术和产品交易高达128.38亿美元。 2.生产要素流动与重新组合配置效应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现代经济生活中，会展经济促进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和跨国重新组合配置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跨国公司通过参加大型国际会议和展览，在世界范围开发市场，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生产基地，进行跨国境优化资源配置，把不同生产区位的优势生产要素组合在一起，形成新的生产效率更高、竞争力更强的加工生产能力，在世界范围安排自己的产业链和销售网络，为世界市场加工生产。 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本着“搭平台，聚商机，促合作，出思想”的策划原则，以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为宗旨，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搭建平台组织活动，通过高新技术及其产品展示、投资合作项目推介洽商、论坛和专项活动交流等，有效地推动了资本、技术、人才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和配置组合。据统计，刚刚结束的第六届科博会共签订以高新技术为主的合资合作、技术交易项目224个，协议总金额46.82亿美元，其中北京市签约项目74个，协议总金额23亿美元，占49.1％，外省市签约项目150个，协议总金额23.82亿美元，占50.9％。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届国际周（科博会）促成了诺基亚星网工业园落户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到目前为止，仅仅3年，星网工业园已有近20家企业入园，其中星网一园15家企业，加上龙头企业诺基亚，总投资5.5亿美元，全部投产后，年生产总值800亿人民币。星网工业园是国内第一个真正形成完整产业链的移动通信生产基地。 3.经济技术示范效应 会议、论坛前沿思想火花的碰撞、不同理念的交锋和研究成果的交流启迪了人们的思想，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加快了人类科技发展的进程。展览会新技术和新产品展示，给人们带来了最直观的印象，其观摩、示范和学习效应不言而喻；展会举行的各类技术推介，更将最新科技动态和生产工艺公诸于世，对于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记得采纳啊

『叁』 什么是正向拉动效应

正向拉动，是指正方向拉动小提琴。
小提琴的琴头，呈现出漩涡状，上面有四根调音用的弦轴，弦轴箱的后倾斜面绷紧了跨过弦枕的弦。弦枕上的四个沟槽，用来确定弦的位置，把弦抬到指板的上方。琴颈上有指板和弦轴箱，指板上有很多音位，按照十二平均律来调音，但是没有品，呈弧形，从弦枕开始增加宽度，跨过桥马的弦有渐渐增宽的趋势。

琴身是发音的共鸣箱，侧面是六块侧板，分为上侧板、中侧板和下侧板。背面是小提琴的背板，正面是面板，面板上开了两个音孔，叫做f音孔，紧贴着琴身是一根木制的音柱。

小提琴是非移调乐器，采用高音的五线谱，五线谱有五条平行的横线，分别叫做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第四线和第五线。每两根横线之间称为间，分别叫做第一间、第二间、第三间和第四间。上方和下方还可以加线，但小提琴的五线谱到下加三间就停止了，它是小提琴的最低音（四弦空弦音）。
五条线上的音符，分为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和三十二分音符、六十四分音符，由符头、符干和符尾构成。表示音的休止，就用休止符表示。
小提琴的四根弦，在不按手指（空弦）时，四弦的音高是下加三间小字组e，三弦音高是下加一间的小字一组的d1，二弦音高是第二间的小字一组的a1，也叫做国际标准音，而一弦的音高和吉他记谱上的一弦音高一样，是第四间的小字二组e2。相邻两根弦之间是纯五度关系。

由琴枕到两个手指紧挨着时，是半音，隔开一个手指，则是全音。在低把位的地方，两个手指之间的间距比较大，把位越高，两个手指之间的间距就越来越窄。相邻两根弦上有时会有相同的音高。因为它是非移调乐器，所以它的记谱和实际音高是一样的。我们一般是以钢琴的g音调四弦的音高，这时得出的二弦音高并不是440赫兹，而是略高一些。左手食指的移动决定把位，常用的音位分布在第一、二、三把位。
希望我能帮助你解疑释惑。

『肆』 拉动效应的实例分析

申办成功后的7年间，北京奥运会每年拉动北京经济增长1至2个百分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0.3至0.4个百分点。作为旅游酒店行业中的龙头企业中青旅和首旅股份，值得投资者期待和关注。
预计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将吸引大约80万人次的外国旅游者入境，其与参赛人数的比例大约为67：1。北京预计接待国内外游客将增加232万~256.5万之间。由于旅游人数的激增，酒店行业也能从中获益。2005年到2008年间，北京将新建6200间酒店客房，重点将是高档的品牌酒店。2008年前，北京市预计将有300家经济型旅馆纳入国际国内著名品牌公司管理。
拉动GDP增长
奥运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最主要体现在“乘数效应”上。与奥运会直接或相关的产业只有50多项，包括建筑、建材、信息产业、现代制造、服务业等。奥运因素的注入将直接拉动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对经济产生第一轮拉动；而这些行业的增长又需要其他与之密切相关的行业的支持，因而产生新一轮的经济拉动作用。如此循环传导，奥运投资的乘数效应拉动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长。
由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队长潘璠、北京市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处长魏小真等人执笔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05-2008年的“奥运投入期”内，北京市GDP的年均增长速度将达到11.8%，较“十五”期间提高了0.8个百分点。
奥运改善经济
除了直接带动GDP增长之外，奥运会还为北京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契机。“‘十一五’北京奥运经济研究”课题项目负责人、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秘书长陈剑指出，奥运筹备五年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02年的61.3%提高到2006年的70%，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加大，“有利于北京的经济结构向更为健康的方向发展”。
“科技奥运”也是二○○八北京奥运会三大理念之一，也是奥运史上首次明确把科学技术的作用与举办奥运会相结合。北京“科技奥运”主要集中于节能减排、生态环保、信息服务、智能交通等领域。
报告数据显示，奥运投资主要体现在对第二产业产品需求的增加，旅游和奥运营运体现了对第三产业需求的增多。2004-2008年间，奥运因素共拉动北京GDP增加105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年均增长2.4%，第二产业年均增长10.8%，第三产业年均增长12.5%。
北京地区经济总量中比重靠前的16个行业，受奥运因素增加的产值占GDP的87%。其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几个行业——金融保险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产业增长值占GDP总增长值的1/3强。报告指出，奥运会的举办将促使北京市经济的增长点逐渐向这些行业聚集，总体经济对这些行业的依赖度将有所提高，使之逐渐成为北京主导行业。
奥运会还将为北京地区创造182万个就业岗位。从行业分布看，这些岗位集中在建筑、信息技术、现代制造、物流、流通贸易和社会服务业。北京市发改委奥运经济高级顾问黄为指出，由奥运带动的消费市场大约有3个亿，可以吸纳绝大多数就业岗位。
奥运辐射效应
北京承办奥运会，除了对北京本地的经济具有明显提升作用外，对京外地区的辐射作用也不可低估。据测算，投入100亿元，对北京之外地区的影响为40%左右。
2008年奥运会，除北京之外，还有青岛、香港、天津、秦皇岛、沈阳和上海6个项目城市，其中5个城市都位于环渤海区域内。潘璠认为，通过协办奥运，可以提升整个区域内的产业结构水平，提升区域内城市基础设施水平，推动区域内旅游业发展，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为发展奥运经济，推动首都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迈进有重要意义。
“奥运蛋糕”有多大
奥运会除了对北京GDP产生直接拉动作用之外，还将对其他行业产生间接的经济影响。
目前围绕“奥运投资”有三种说法：如果只考虑奥运场馆的建设投资，目前为280亿元，这笔投资在5年内对北京的GDP平均拉动1.3%，这是“小投资”；如果再考虑为举办奥运会而新追加的城市建设项目，大约为1349亿元，这是“中投资”；如果再加上不举办奥运会也要进行、只不过因为奥运会而提前进行了的城市基础建设，投资额度接近2800亿元。
陈剑认为，奥运投资所引发的“乘数效应”所带动的投资和消费市场就是通常所说的“奥运蛋糕”。如果按照“大投资”额来计算，以1.9为乘数，据此算下来的“奥运蛋糕”将近6000亿元。
但是，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会长魏纪中在此前一次会议中指出，目前从“奥运经济”中直接获益的只有建筑行业，旅游行业刚开始受益，而其他行业还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详细]“怎么样看这块‘奥运蛋糕’？难道说只有直接参与奥运会的奥运会合作伙伴或供应商可以切分这块‘蛋糕’，其他那些没有直接参与到奥运的企业就不能切了吗？我认为不要老想着分蛋糕，要想办法利用奥运商机，推销自己，把蛋糕做大。”

『伍』 有两种情况可以引起投资的变化，一是利率从5%下降到3%二是实际GDP增加20

我国财政收入状况进行分析。一、财政赤字规模的决定因素人们对财政赤字的担心和恐惧主要是因为害怕财政赤字会引起通货膨胀，有人甚至把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等同起来。其实，财政赤字只有在赤字融资手段运用的时空不当（导致经济体系中需求过度膨胀），财政赤字的规模超出实际需要（导致货币供给量过剩）时，才会最终引致通货膨胀。要保证财政赤字在不发生价格的通货膨胀性上涨的情况下，促进资本形成，加速经济增长，其安全界限的确定必须要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经济因素，二是资金来源因素。（一）财政赤字规模的社会经济制约因素1.经济增长率的提高程度。如果经济持续增长率比较高，即使政府施以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用于发展经济，对国民经济也没有危害，或危害很小。这是因为本国经济的吸纳能力随着国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而相应加强，价格水平不会出现明显上涨。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man，1971）所言，在实际产出增长的经济中，实际国民收入的增加会引起货币需求的相应提高。由于货币需求增加得越多，通货膨胀越低，因此，增长的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但是，如果经济增长率很低，即使存在少量的赤字，它对国民经济也有可能造成危害。2.货币化部门的增加程度。在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当中的非货币化部门将不断地转化为货币化部门，这一进程就是这里所说的货币化。货币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作用：（1）引起人们持有货币的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资产动机）的增强，从而引起相应形式的现金余额增长；（2）对实物工资、租金、利息、税收或其他对消费者支付的替代，显然会使货币交易余额增长，货币储蓄对实物储蓄的替代也将引起现金余额的增加。虽然由货币化进程本身引起的货币需求的净增量比由已经货币化部门经济活动水平提高而引起的货币需求要小得多，但是，它毕竟为由赤字引致的“额外货币供给”减轻了通货膨胀压力。因此，由货币化进程引起的额外货币需求量，就是政府在确定财政赤字规模时所要考虑的指标之一。3.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力的未利用程度。政府以赤字为经济发展融资是否产生通货膨胀压力，在产出方面，首先要看经济中是否有未加利用或者利用不充分的现成资源存在，包括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如果在国民经济中，特别是农业和工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未利用或利用不足的资源和能力，那么，预算赤字可能会使闲置的资源和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增加本国的生产水平，而不会对价格水平产生上抬的压力。4.赤字支出的投资项目性质。一般而言，只有在的货币与更少的产品交易时，赤字融资才会引致通货膨胀压力。因此，通过预算赤字筹集的资金，如果用于周期短、见效快的建设项目上，就不大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压力。其最简单明了的理由是，生产的增加或多或少地抵消了公众持有货币购买力增加的影响。5.国际贸易的逆差程度。如果一国的国际收支是逆差，那么，该国的赤字财政就可能是非通货膨胀性的。这是因为：（1）一般而言，一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表示该国的货币供给量将趋于降低，而赤字财政则表示货币供给量将趋于增加。货币供给量的增减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抵消，价格水平不会明显提高。（2）大量进口外国商品和劳务，并以较高的价格出售给国内市场，从而吸纳家庭部门超额的货币收入，缓解供求紧张状况。（3）把有些资源从出口产业部门转移到为国内市场供应商品和劳务的产业部门来增加国内商品和劳务（例如，土地可以从生产出口原材料转向生产国内消费的食品），减少出口的机会，增加国内的商品和劳务的供给。由此可见，在不造成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赤字财政促进经济增长是以国际收支恶化为代价的。6.政府自身的管理能力。一般来说，财政赤字只要出现，就有可能产生通货膨胀压力。重要的问题是：政府有无适当而有力的管理措施和廉洁高效的管理机构来防止以致消除赤字财政塑成的通货膨胀压力。政府的这种管理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举债能力与征税能力。作为促进资本形成的一种工具，赤字融资在导致公众的额外收入增加时，政府如果有能力通过举债和征税等手段把这种额外收入的绝大部分筹集上来，那么赤字财政的实施将是成功的（Lewis，1955）。（2）工资和价格的控制能力。政府对工资的控制应与对物价的控制同步进行。为了不使工资上涨过快，物价应首先得到严格的控制。一般而言，价格水平上涨，尤其是供给弹性不大的食品价格的上涨，迟早会导致增加工资的要求。在必要时，还必须对消费品的分配加以管制，甚至对有些消费品实行配给制、凭票制。7.公众的牺牲精神。赤字融资安全线的确定还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因素，即广大民众的理解和牺牲精神。如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变得不可避免，政府部门就有责任向社会做出宣传，求得社会各界的配合。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如果政府坦诚地告诉人民，要保证将来能持久地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惟一的法就是忍受今天的低生活水平，那也许是更明智的做法。（二）财政赤字规模的资金来源制约因素作为一种特殊的融资手段，财政赤字的规模自然要受经济体系当中有关因素的制约。但是，即使在各种因素允许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有时却发现，某一财政年度伊始所计划的财政赤字水平，在该财政年度终了时，要比计划的水平低。其原因何在？原来，财政赤字的规模还要受到本国能为赤字融资的资金来源的限制。财政赤字的资金来源渠道大致可划分为两大类，即国际资金来源和国内资金来源。1.国际融资的限制财政赤字的国际融资渠道至少可以划分为四种，即国际援助、优惠贷款、商业贷款以及外债拖欠。不难看出，前两种方式似乎更好一些，它们可以使赤字国（债务国）不负任何或少负财政负担而使赤字得到部分弥补。所以，赤字国应尽可能地争取这类国际融资方式。但是，一国在—定期间内可供利用的外援和优惠贷款的规模不是赤字国轻而易举就能左右的变量，其规模主要取决于债权国。外债拖欠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也能弥补部分财政赤字而不增加财政负担，但是这一融资渠道无疑使赤字国（债务国）的信用扫地，将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寸步难行，只能作应急之用。商业贷款虽然比较容易得到，但它成本高风险大，如果超过一定规模，会发生外债危机。因此，利用这种融资方式的关键是要掌握好借款的总额度。可见，国际融资的规模是否适当，关键在于商业贷款是否适度。衡量外债规模是否合理，国际上通用三个指标：（1）外债余额占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总额的比率即债务率不能超过100％；（2）外债余额占当年GNP的比率即负债率要小于25％；（3）当年外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总额的比率即偿债率要小于20％。当然，一国的外债举借规模不仅取决于该国的出口创汇能力，还与本国的经济增长状况有关。以往研究外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文献指出（Alter，1961），在经济增长中外债的累积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外债余额的增长速度不得高于GDP的增长率。2.国内融资的限制国内融资规模可以分两部分进行讨论：一是国债融资的规模；二是货币融资的规模。衡量国债规模是否合理，一般用四个指标：（1）国债余额占GDP的比率即国债负担率，欧盟各国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各国的国债负担率不得超过60％，这是衡量整个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指标；（2）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率，这是衡量居民应债能力的指标；（3）当年还本付息额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比率，这是衡量政府偿债能力的指标；（4）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率，这是衡量国债依存度的指标。倘若政府向中央银行借债，赤字融资就非常容易，但这种融资方式的危险性也最大。因为这种融资方式会直接导致货币扩张，若货币扩张提高一般价格水平，就会降低货币单位的实际价值。这种实际价值的减少可以看成是对货币持有者的课税，即所谓的通货膨胀税。（1）当一国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其他一些融资来源就将被迫减少。例如，该国得到外国商业贷款和在国内出售债券将更加困难。（2）通货膨胀有可能降低政府的税收收入和出售公共服务的收入（TanziandBlejer，1982）。（3）即使通货膨胀不影响其他融资来源，较高的中央银行融资的比率所增加的实际收入也只能达到一定的通货膨胀率水平。超过了那个比率，通货膨胀再高也只是降低实际税收收入，因为构成通货膨胀税税基的实际余额相对于其通货膨胀前的水平有所降低。二、我国的财政赤字成为低通胀的发展手段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改革开放20年，几乎伴随20年的财政赤字，这种持续的财政赤字为什么没有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如何评价赤字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一）我国的财政赤字已成为一种发展手段回顾我国2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财政赤字有效地动员了社会资源，积累了庞大的社会资本，支持了国有企业的制度变革，促进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我国财政赤字的这种发展作用主要体现在三种效应上，即增长效应、改革效应和拉动效应。1.财政赤字的增长效应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财政政策的贡献非常突出。鉴于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税收制度因个人所得税比重微乎其微而缺乏弹性，因此，财政政策中的自动稳定政策效果不彰，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相机抉择政策措施主要是减税和增加支出（结果必然是财政赤字），但这些措施不仅是出于短期调整不景气、稳定经济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长期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来使用的。史永东（1999）曾利用我们修正后的汉森模型，就中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经验研究，结论是过去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我们对史永东的计算结果作了修正，至少可以得到两点结论。（1）1981—1996年，实施财政赤字的政策总体上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1.3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3％，而其中的相机抉择政策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2.36个百分点，贡献率达23％。特别是1990—1996年，这种财政政策总体上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2.01个百分点，贡献率近20％，而其中的相机抉择政策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3.8个百分点，贡献率高达37％。（2）在16年经济转型过程中，前9年的财政政策效果远不如后7年的财政政策效果。这说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加强，运用财政政策的技巧日臻成熟，技能大大提高了。2.财政赤字的改革效应中国的财政赤字极大地支持了经济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改革，二是价格改革。首先，财政赤字支持了企业改革。（1）减税让利。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从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造人手，实行了“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政策，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为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收统支”政策，到1983年开始的“利改税”，再到1994年的全面税制改革，政府对国有企业利润的分配比例，从100％下降到55％，再降到33％。这些改革措施，在为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巨大财力支持的同时，也相应地减少了政府的财力。而在有关支出并没有同步缩小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2）企业亏损补贴。为了使关系到国计民生企业的生存，为了减轻失业压力，政府对国有企业亏损特别是政策性亏损给予补贴。近20年来我国企业亏损补贴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情况：1985年高达25.3％，1986—1990年为18.9％，1991—1995年为9.2％，1996—1998年为4.0％。从财政自身运行的结果来看，减收与增支没有区别，都会使已有的财政赤字加大。其次，财政赤字支持了价格改革。中国在“利用双轨、走出双轨”，逐渐从计划价格走向市场价格的改革进程中，为了保证价格改革的顺利进行，保障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在价格改革的关键10年（1981—1990年），财政的价格补贴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高达13.1％。3.财政赤字的拉动效应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的财政赤字不仅不具有排挤效应，反而可能有拉动效应。从排挤效应理论来看，财政赤字对民间部门（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的排挤效应是通过利率机制实现的，即赤字支出推动利率上扬，抑制了民间部门的投资支出。但是，我们认为，由于我国目前的利率管制制度使得利率水平对财政赤字的反应灵敏度很小，公债利率对银行利率没有推动作用，因此，财政赤字不会通过影响利率水平而排挤民间部门投资支出。即使利率与财政赤字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但目前经济运行中的民间部门投资对利率变化缺乏弹性。很多经验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私人投资对利率反应不灵敏的现象（Rama，1993）。不仅如此，中国的财政赤字还可能具有拉动效应。学术界认为，拉动效应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财政支出的生产性、投资函数的形式以及资产的替代性。（1）格鲁斯曼和卢卡斯（GrossmanandLu—cas，1974）在分析生产性财政支出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时指出，倘若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赤字支出就具有拉动效应。中国在1981—1995年间，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平均占近一半，即48.7％（国家统计局，1998），财政支出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况且，绝大部分赤字支出一般都用于为民间部门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基础设施的投资。（2）巴罗和格鲁斯曼（BarroandGrossman，1976）认为，如果投资函数的形式为I（r，Y）（其中，I为投资，r为利率，Y为国民收入），利率上扬虽然会使投资减少，但国民收入增加却使投资增加，投资最终是增是减，需要考虑这两种相对力量的大小。具体到我国的情况，如前所述，民间投资对利率缺乏弹性，而经济又是长期持续增长，故赤字支出通过国民收入增加而产生拉动效应。（3）在人们现有的财富主要由货币、公债和股票构成的情况下，如果股票相对于公债的风险越大，以公债融资的赤字支出就会产生拉动效应。在我国目前股票市场尚不完善，投资者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股票的风险大于公债，这也是理论上早已证明了的。（二）我国的财政赤字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按照中国现行统计方法，（1）1979—1997年，财政赤字比率年均0.88％，同期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7.47％，如果算上1998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0.89％和6.97％；（2）1985—1998年间，财政赤字比率年均0.84％，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9.93％；（3）如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财政赤字比率年均2.03％，同期消费价格指数为11.43％。可见，无论以哪种口径计算，最终结果都表明，尽管我国的财政赤字连年不断，但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国的连年财政赤字为什么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根据赤字规模决定因素及其相关理论、积极的调整措施进行解释。1.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中国20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9.8％（国家统计局，1999）。这种持续的实际经济增长大大减轻了财政赤字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况且，近20年来，国际学术界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只要实际产出增长率大于实际利率（我国的情况正是如此），长期赤字就是可行的（Feldstein，1976；HamiltonandFlavin，1986）。（2）在转轨过程中，财政赤字动员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闲置资源和能力，再加上货币化进程加快，既提高了产出水平，又增加了货币需求，而没有通货膨胀效应。（3）政府的管理能力，特别是工资和价格的控制能力很强。（4）我国民众对政府非常信任，而且具有牺牲精神。经验研究表明，在一个其储蓄者对政府的偿债能力有信心的国家，很容易容纳较大的预算赤字（Congdon，1985，1987）。2.大规模的财政补贴对于平抑物价起到了很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财政补贴作为保证经济改革和社会稳定的积极手段，形成了以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为主，以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税收支出、房租补贴等为辅的多种形式的财政补贴体系。就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而言，1986—1997年间，这两项补贴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率年均17.3％（国家统计局，1998），无疑是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不管人们对这种“规模大、范围广、渠道多”的财政补贴如何评价（陈共，1998），正是这种财政赤字的成因，不仅支持了价格制度和企业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直接缓解了物价上涨压力。3.及时而迅速的财政政策调整保持了宏观经济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于1988—1989年出现经济过热现象，这两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高达18.2％和18.4％。中央政府从1990年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比率从1989年的0.94％降至0.8％，降低了近15％。再加上货币政策等其他政策工具的配合，使1990—1992年的经济运行迅速恢复正常，这三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降至3.5％和4.3％的低水平。1993—1995年出现了第二次经济过热现象，这三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高达16.6％和18.6％。为此中国实施了“软着陆”战略，财政赤字比率从这三年平均的1％降至0.78％，降低了近29％，1996—1997年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可见，及时而迅速的政策措施调整是避免财政赤字引起持续通货膨胀的有力保证。三、如何正确认识我国财政赤字规模首先应当说明两点：第一，无论在哪个国家，财政赤字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棘手的政治问题，是经济与政治的接合点（重森晓，1988）。只要一定时期内的财政赤字规模（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债规模）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并且没有引起政治危机，那么，这种赤字规模就可以说是适度的。第二，只有全面考虑一国自身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文化传统等种种复杂因素，选择科学的方法，才能真正确定合理的财政赤字规模。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公认的科学方法。因此，财政赤字规模的国际比较不失为判断一国赤字规模是否适度的一种可行方法。（一）赤字规模1.赤字比率。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赤字比率比较高，平均为3.8％；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巴西、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赤字比率平均为6％；我国的赤字比率为2％。比较来看，我国的赤字比率低于工业化国家，虽然比发展中国家赤字比率比较高的国家也低很多，但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表明，我国的赤字比率比较适中。然而，如果与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同期情况相比，我们就面临解释困境。这些国家在同期不仅没有赤字，反而有1.2％的财政盈余比率。其实，这正是这些国家刚刚完成工业化的成果。如果作比较的话，也许同它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赤字比率进行比较更为适当。1968—1986年（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这些国家的赤字比率平均为3.2％，大大高于我国目前的赤字比率。2.赤字依存度。1990—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赤字依存度平均为11％，比80年代中后期（7％）提高了57％；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3％，比80年代中后期（30％）下降了23％；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接近23％。比较来看，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显然大大高于工业化国家，也高于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依存度（17％），与发展中国家赤字依存度比较高的国家不相上下。这表明，我国的财政支出中赤字支出所占份额较大，财政状况不佳。（二）内债规模1.国债负担率。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国债负担率平均为30％，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债负担率平均为34％，就是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1968—1990年为18％，1991—1995年为15％）也大大高于我国的国债负担率5.5％。这表明，我国的国债负担率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欧盟各国不得超过60％的标准相距还很远，国债规模还有很大的拓展余地（龚仰树，1998）。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我国的国债负担率虽然比其他国家低，但它们的高国债负担率是债务余额滚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结果。倘若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按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再过三五十年，国债负担率也会很高。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国目前的国债余额增长率已经大大高于实际GDP增长率，甚至比名义GDP增长率高。这表明，我国在非经济衰退的正常经济运行时期，要注意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2.国债依存度。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国债依存度平均为10％，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5％，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1968—1990年）为9％，都远远低于我国的国债依存度53％。这再次表明，我国中央政府财政支出过多地依赖债务收入，财政处于脆弱状态。（三）外债规模1990—1997年，我国外债的负债率、偿债率和债务率平均分别为14.9％、8％和80.7％，各指标均低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20％、25％和100％。再从外债余额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来看，1991—1998年我国外债余额增长率平均为13.7％，名义GDP增长率平均为20.4％，这说明，外债余额增长速度没有超出经济发展需要和承受能力。若从实际GDP增长率平均为10.8％来看，外债余额增长速度稍快了些。总之，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目前的外债规模不会造成债务危机。（四）综合分析我国的赤字比率比较低，而赤字依存度比较高；国债负担率比较低，而国债依存度却很高，这种现象说明：第一，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率相对较低，或者说，中央财政动员的社会资源相对要少；二是财政状况本身不佳，但赤字对经济的影响还不会造成严重影响。从中，我们是否能够得出这样一种政策选择：政府目前担心的并不一定是赤字会给经济造成多么严重的不良后果，而是应当采取主动的财政调整措施，改善财政状况。改善财政状况的措施主要有三：第一，扩大中央财政支出，提高中央财政支出占GDP比率；第二，在中央财政支出占GDP比率不变或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增加赤字融资渠道之外的融资来源，即增加税收收入；第三，压缩财政赤字。可是，在这三种途径当中，前两种途径都意味着要增加税收收入，而在短期内要使税收收入大幅度提高是很难的。因而，倘若政治经济形势需要，政府也打算改善财政状况，那么，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压缩赤字。但是，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摆在决策者面前的是一种两难选择：要改善财政状况，就得使1998年以来的经济不景气状况延长存在，下岗职工增多，已下岗的人再忍受更长时期的无工作痛苦；而要尽快走出经济低谷，刺激经济增长，可能就需要以中央财政状况的恶化为代价。综上分析，第一，无论是从赤字比率还是从国债负担率来看，无论是从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还是从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来看，我国目前的赤字规模是比较适度的，不会引起经济混乱，反而从长期来看还能加快工业化进程。第二，鉴于我国目前财政收入体系状况和财政体制特别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财权（收支）划分现状的局限性，无论是从赤字依存度还是从国债依存度来看，无论是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还是从中央财政状况来看，中央财政收支规模过小，以至规模不大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也几乎将中央财政推向崩溃边缘。因此，我们的总体结论是：目前的财政赤字规模并不可怕，需要关注的可能是财政状况的恶化趋势；而当前是否要竭尽全力改善财政状况，最终取决于决策者是更关心财政状况，还是更关心国民经济运行状况。

『陆』 请问投资增加的话，消费会怎么变化

S=I国民经济均衡时候的状态，投资之所以能够增加说明原来的储蓄多，也就是原来I≠S，现在才投入到生产中，反而是使I≠S趋向于S=I，经济由不均衡趋向于均衡。而且产出增加，消费当然也增加咯！

『柒』 带动银行贷款 社会融资等拉动效应 怎么计算

社会融资总量：指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年度新增融资总量，既包括银行体系的间接融资，又包括资本市场的债券、股票等市场的直接融资 。
具体算法可参考下面
社会融资总量=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其他。
提问者评价
谢谢

『捌』 拉动效应的十大拉动效应

房产业与旅游业一样，同为我国现阶段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其发展潜力和空间相当可观。目前，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已进入概念营销和环境营销的新阶段，山水楼盘、景观房产横空出世，销售形势日益看涨。同时，随着我国城市与世界交往的加强，设计水准和城市品位的提升，房地产业的竞争将进入全新的品质加品牌的竞争阶段。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论坛对房地产业的拉动和提升作用都是无比巨大的。
博鳌的发展，无法不引人兴奋。在海南捞得第一桶金并及时撤退的潘石屹重新杀回海南，地点就是博鳌。潘声称“在海南有太多的回忆和梦想，重返海南，就是要实现多年前未圆的梦”。他在博鳌的项目为“博鳌蓝色海岸”，占地67万平方米，由500套别墅组成，分两期建成，明年10月全面完工。据报载，在该楼盘刚宣布接受预订时，便遭遇抢购的场面，不得不宣布“限购”。 经营城市，打造品牌，加快培育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已经成为世界城市之间相互竞争和促进的战略举措。节会品牌 的打造，通过城市之间的互相交流和学习，全新的经营城市理念和城市营销战略与策略将在世界城市之间广为传播。大型节会活动的所在地，是城市信息交流的焦点和中心，无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受益最早，得益最多，触动最大，提升最快。特别是通过主流媒体的多次传播，举办地城市品牌形象也将传播最广，影响最为久远。
总之，无论从城市品牌的经营、管理、提升还是传播，大型节会活动对城市品牌的整体提升都将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和质的飞跃。 强势节会品牌的打造，对会址所在地的拉动效应是全方位、持续性的，相互作用、交替放大、整体提升。例如，对学术研究及教育事业的拉动；对通讯及信息产业的拉动；对航空及交通建设的拉动；对体制改革及制度创新的拉动；对市民素质及服务水平的拉动；对文化生活及精神需求的拉动……等等等等，难一枚举。总之一句话，打造强势节会品牌，将极大地提升城市经营，推进和带动整个城市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08年奥运会即将驾临北京 经济拉动效应初步显现2008年北京奥运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从2003年进入“奥运全面建设”起，经过4年的准备，2008奥运会对北京及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究竟做出了哪些贡献？哪些产业和企业能够直接分得一块“奥运蛋糕”，又有哪些行业和企业可以利用奥运商机做大做强？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的相关专家表示，奥运投资的效应初步体现在拉动北京GDP、提供就业岗位等方面；而奥运结束后仍对旅游、物流等行业产生较大的带动作用。

『玖』 请问什么是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谢谢！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减弱甚至为负带动，消费重新成为最为关键的带动力量。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了新的自主性经济增长周期，其动力源于居民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升级，而消费结构升级则依赖于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和崛起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目前初步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消费升级也随之呈现三个阶段的不同特征。

第一个阶段：1949—1978年

这一阶段，中国从农业大国过渡到初步工业化国家。1978全国工农业总产值5869亿元。中国依靠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建立起了工业体系的基础框架，奠定了汽车、造船、飞机、航天及核工业发展基础。1953年-1978年，我国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分别增长了6.26倍和3.53倍，工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则由34％上升到62％。

如果用国际上通用的指标来分析，1978年我国人均GDP虽然只有205美元，但制造业比重却高达31%，这比人均GDP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高13个百分点，甚至比人均GDP1200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还高近9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人民是在极低的收入水平上以极高的代价达到较高的工业化水准的。这个代价就是全国的老百姓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此阶段，是非常典型的高积累低消费阶段，国家基本包揽了城市居民所有的生活消费，全体中国人都过着整齐划一的“票证”生活（或者叫准配给制生活）。当时人们省吃俭用追求的家庭财富梦想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也就是俗称的“老三件”。“老三件”的消费量级基本上是“100元”左右。这一阶段属于“供给决定型”，即百姓的消费需求受限于整个社会能够供给的产品种类、数量的刚性制约，在消费与供给的博弈中，消费完全处于弱势地位。

第二个阶段：1979—2000年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这20年中国从初步工业化国家过渡到新型工业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从6175亿元上升到89404亿元。消费需求的急剧扩张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变化是我国居民消费史上的第一次消费革命。从消费的内容和性质，特别是居民选择偏好的变化来判断，1984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在此之前可以称为消费数量的扩张阶段；此后则是消费质量的提升阶段。

在数量扩张阶段，居民消费的基本特点是解决温饱问题，对改革前长期未能得到满足的消费需求进行量的补偿。因此，人们几乎对所有品类的必需品都有着强烈的需求，集中表现为在原有消费结构下进行平面型的数量扩张。

居民的消费扩张有力地促进了1979年-1984年国民经济的转轨和结构性调整。其中比较突出的事实，一是恩格尔系数由0.56上升到0.59；二是居民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65％上升到70％；三是受需求拉动的强烈影响，农业和轻工业产值份额分别由22％和26％上升到25％和27％。此外，居民储蓄率由3％上升到12％，居民储蓄份额，即居民储蓄占社会总储蓄的比重由9.6％上升到21.4％。这表明：

第一，整个国民经济长期积蓄的潜能，特别是必需品生产方面所积蓄的潜能，也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并由此带来了发展模式的全面转轨；第二，中国开始从重视国家积累走向“藏富于民”，居民的消费需求得到公正的待遇，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开始彰显。

可以说这个时期是居民的消费需求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拟合度”最好的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足以令人自豪的黄金时代。

1984年以后，我国居民开始进入以追求消费质量、档次为中心内容的质量充实阶段。这一阶段以恩格尔系数持续走低为特征，2000年，恩格尔系数降至39.2%。正是在这个阶段，居民的消费选择真正具有了独立的意义：它不仅摆脱了传统体制强加的行政性约束，也摆脱了数量扩张阶段由于收入水平低而形成的生理性约束。

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和选择空间的不断扩大，消费者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消费成为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经济结构变革的基本力量，并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决定性的带动作用，如80年代消费对GDP的贡献平均高达68％，90年代后，投资和外需增加很快，消费需求的作用下降，但消费需求依然举足轻重，平均达到55％。

这一阶段是中国居民向小康生活跃进的一个重要阶梯，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新三大件”成为这个时代的财富宠儿，消费量级已经上升到了“1000元”是第一阶段财富宠儿的10倍，这也意味着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增加了10倍。

第三个阶段：2001—2020年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减弱甚至为负带动，消费重新成为最为关键的带动力量。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了新的自主性的经济增长周期，其动力源于居民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升级，而消费结构升级则依赖于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和崛起。

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GDP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800美元，整体上已从“八五”时期的世界低收入国家行列跃入世界中下收入国家行列，与意大利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中国社科院和国家统计局都曾经做过全国社会阶层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基本上认定，中国的“中间阶层”人群数量大量增加，已经占总体人口的15%—18%左右。

随着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中国消费率(消费占GDP的比率)将不断上升，从2002年的58%上升到2010年的65%，并于2020年达到71%，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迅速增长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是购买高端、新型商品，从而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去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正是消费升级的起跑线。目前在人均GDP逾3000美元、中等收入阶层“扎堆儿”的沪、京、粤、浙等沿海发达地区，消费升级表现尤为明显，这些地区已经率先进入小康阶段。

2000年上海因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而引人瞩目。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计算，上海已经跻身中等发达城市。2002年4月份，上海一家报纸公布了对该市家庭收入进行的一次社会调查分析：1％的居民“很富有”，年收入超过12万元；5％的居民比较富裕，年收入为5万～12万元；71％的居民属于“小康”，年收入接近5万元。上海市提出今后五年人均GDP要达到7500美元，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将达到10万元。北京在2002年3月的调查结果是，城镇居民家庭资产总值户均达到47.5万元（其中金融资产达到13.2万元）。

中等收入阶层消费支出中，2002年与1992年相比，食品、衣着等生存型的消费倾向下降了22个百分点，而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娱乐文化教育、居住等享受型和发展型的消费倾向却显著上升，提高了17个百分点。不动产、金融和保险类投资成为时尚，城市投资者渐次浮出水面。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这群人已经开始追求经济安全、享乐和发展，一个稳健的投资理财计划对他们会很有吸引力。中等收入阶层的储蓄性支出正向投资性支出转变，股票、教育、保险等成为他们的消费热点，而且他们普遍对品牌的忠诚度较高，消费理念非常成熟。最近，零点调查公司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理财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理财工具价值的认同方面，风险较低的保障类工具如子女教育基金、保险、国债等增长幅度最大。

中等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每增加一元收入所增加的消费，等于消费增量／收入增量）最高，为1.1，即每增加1元收入，可带动1.1元的消费。其后依次为：中高收入人群、最高收入人群、最低收入人群、中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成为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量。国家统计局预测，如中等收入群体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20年后就可达到38%。全国约有2.5亿多从业人员达到中等收入群体。20年后中等收入者个人的年收入水平大体应在5万-8万元，个人金融资产应在30万元以上，恩格尔系数降至25%左右。

中等收入人群的成长势必带来消费的转型，即生活质量越加受到关注，从追求数量型向讲求质量型迅速转变；在可支配收入中,消费开支绝对量增长,投资类消费(保险、住房储蓄、债券、股票)比重上升。这些积极变化会反过来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特别是将提升第三产业，迅速增加对第三产业的需求，推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改变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不合理状况

『拾』 拉动效应的介绍

拉动效应（Pull effect）是指在公共工程项目之后带来的消费水平和私人投资水平的上升。政府通过扩大国债发行规模，扩张财政支出，投资于公共工程，可以发挥财政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解决经济发展的资金短缺，增加就业，提高社会消费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