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外汇管制

① 08年的金融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情这次金融危机是从华尔街开始的吗是不是金融危机对外贸有影响

一、亚洲危机的不对称信息分析框架

金融系统在经济中扮演关键的角色，这是因为当它正常运行时，可以将拥有富余储蓄的人的资金导向需要资金进行生产性投资的人。金融系统圆满完成这项工作的主要障碍是信息不对称，即金融合约的其中一方与另一方得到的信息存在差异，这会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从不对称信息的角度理解金融危机，可以将金融危机定义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不对称信息问题严重恶化，使金融市场无法有效地将资金导向那些拥有最佳生产性投资机会的人。

在此，用不对称信息分析框架来解释东亚金融危机。这一分析强调危机是由一些基本因素决定的，特别是金融体系中的问题。这与Corse-tti、 Pesenti和Roubini(1998)、Goldstein(1998)和Krugman(1998)等人最近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然而，这一分析并没有否定由Radelet和Sachs(1998)提出的非流动性和多元平衡也在其中起一定作用的观点。但是。这里的分析重点是研究东亚金融危机造成经济活动严重衰退的机制，这是超越其它论文的地方。

对绝大多数危机，尤其是东亚金融危机，促使不对称信息问题恶化并导致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是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特别是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与以往的金融危机一样（例如1982年智利金融危机和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注：实际上，这里的分析将解释为什么Kamin (1999)指出的1982年智利危机、1994-1995年墨西哥危机和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彼此很相似，而与80年代墨西哥和其它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危机不一样。关于智利危机，请参考Diaz-Alejandro(1985)，关于墨西哥危机，请参看Mishkin(1996)。），金融自由化导致由资本流入支持的借款剧增是危机过程的开始。一旦放松利率上限和借款类型的限制，借款将急剧增加。亚洲危机国家信用扩张速度远远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借款激增的问题并不是借贷的扩张，而是扩张得太快以致造成过大风险以及相应的未来贷款损失。

东亚金融自由化导致经济承担过度风险问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面对金融自由化产生的新的贷款机会时，金融机构的管理者缺乏有效的风险管理经验。而且，随着信贷的急剧扩张，金融机构无法迅速增加必要的管理力量（如受过良好训练的贷款员、风险估算系统等）来有效监控这些新的贷款。

东亚经济承担过度风险的第二个原因是规章／监管体系不健全。即使不存在明确针对银行系统的政府金融安全体系，也很明显存在内部隐含的安全体系，从而导致道德风险问题。存款人和那些贷款给东亚银行的外国贷款者知道政府很可能会出面保护他们，所以没有监督银行的动力，这样便导致这些银行承担过度风险并主动地寻找新的贷款机会。

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那些东亚国家，在金融法规和监管方面十分欠缺。当金融自由化带来新的冒险机会的时候，这些规章／监管弱化的体系无法控制由政府保护体系造成的道德风险，并形成承担过度风险的局面。

资本流入使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一旦实行金融自由化，因为能获得高收益并能得到政府性安全体系的保护，国外资本便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这种政府性安全体系由新兴市场国家政府或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提供。这样，资本流入会促进信贷激增，导致部分银行承担过度风险。这正是东亚国家的情况，从1993年到1996 年，每年的资本流入量为500到1000亿美元。Folkerts-Landau发现，有大量私人净资本流入的亚太地区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体系也有可观的膨胀。

金融自由化之后信贷激增的结果是巨额贷款损失和随之而来的银行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对东亚国家来说，未偿还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上升到15%甚至35%。（注：请参考Goldstein(1998)。）银行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是使这些国家陷入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

在像东亚国家那样的新兴市场国家中，银行业的问题导致金融危机有两条途径。第一，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会导致银行通过限制贷款范围以改善资本充足率，或者甚至会直接导致全面的银行危机，这种危机使许多银行无力偿付债务，从而直接削弱了银行体系的贷款能力。第二，银行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会促使货币危机发生，因为中央银行很难在面临投机袭击的时候捍卫其汇率。因为利率的提高会对银行资产负债表造成损害，所以任何提高利率来维持本国货币汇率的措施都会进一步打击银行体系。这样，当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遭到投机性袭击时，如果中央银行将利率提高到足以捍卫汇率的水平，其银行系统就会崩溃。当投资者认识到一国脆弱的银行体系使中央银行不太可能成功地捍卫本国汇率的时候，在卖空此国货币的预期利润的吸引下，他们会更加积极地袭击该货币。所以，在银行体系脆弱的情况下，货币投机性袭击很可能得逞。很多因素会激发这种袭击行为，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就是其中一种因素。可见，银行体系状况的恶化是造成货币危机的关键因素。

因为债务合约的两个关键特性，货币危机和贬值会在新兴市场国家引发全面的金融危机。在新兴市场国家，债务合约的期限很短，而且经常是用外汇计价的。（注：这种债务结构与大多数工业国家的不同，工业国家的债务基本上都是用本国货币计价的，很多是长期的。这种不同可用来解释为什么新兴市场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对贬值的反应那么不一样。）债务合约的这些特性造成了三种机制，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危机通过这三种机制使信贷市场的不对称信息问题更加严重，从而促使金融危机的爆发。

第一种机制是货币贬值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上带来的直接影响。当本币贬值时，以外币计价的债务合约会加重国内企业的债务负担。另一方面，因为资产主要以本币计值，公司资产不会同时增加。结果贬值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和净资产减少。而这会加重逆向选择问题，因为有效抵押的缩水会降低对贷款人的保护。而且，净值的减少将增加道德风险，企业有承担更大风险的动力，因为如果投资失败它们损失的东西就更少了。因为贷款者面临更高的损失风险，信贷便会降低，于是投资和经济活动下降。

和1995年墨西哥的情况一样，外汇危机导致的贬值对资产负债状况的损害也是东亚经济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印度尼西亚的货币贬值了75%，以外汇计价债务的卢比价值是原来的四倍，所以这种机制就特别明显。如果一家企业有大量外债，在这种冲击下，即使原来的资产负债状况很好，也会陷入破产境地。

第二种联系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机制是，贬值可能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因为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曾经历过高且不稳定的通胀，它们的中央银行并不是值得信赖的通胀斗士。这样，投机性袭击后汇率的大幅下降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会导致现实或预期通胀的迅速增加。墨西哥在1994年外汇危机之后，其通胀率在 1995年上升到50%，我们在印度尼西亚这个遭受打击最重的东亚国家已经看到了类似的情况。货币危机之后预期通胀率的上升，将使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因为它将导致利率的上升。短期债务与利率上升的交互作用将大幅增加企业的利息支出，从而恶化企业现金流量头寸，并进一步损害资产负债状况。于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不对称信息问题更严重，信贷和经济活动都大幅下降。

第三种货币危机引发金融危机的机制是，本币的贬值导致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状况进一步恶化，触发大面积的银行业危机。在新兴市场国家发生本币贬值时，银行有许多以价值大幅增加的外币计价的债务。另一方面，企业和居民部门的问题意味着它们无法偿还贷款，这也会造成银行资产负债表资产方的贷款损失。结果是，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受到资产和负债两方面的挤压，银行的净值随之减少。银行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外币计价债务期限很短，所以债务的突然大幅增加会造成银行的流动性问题，因为这些债务很快需要归还。进一步恶化的银行资产负债状况和被削弱的资本基础导致银行削减信贷。在极端情况下，资产状况恶化导致的金融危机迫使许多银行关门，从而直接限制了银行体系创造信贷的能力。银行是信贷市场上克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重要角色，并且是许多企业的唯一信贷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银行十分特殊。所以一旦银行信贷崩溃，经济崩溃随之而来。

从这一不对称信息分析框架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东亚金融危机是一个系统性崩溃。此崩溃是由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加重了不对称信息问题而造成的。其结果是金融市场无法将资金导向有生产性投资机会的人那里，造成对这些国家经济的破坏性影响。

二、教训与政策启示

通过上述关于东亚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成因的不对称信息分析，可以总结出几个教训，以防范此类危机再次发生，以及了解在发生危机时该做些什么。从危机中总结的第一个教训是，应该通过政府合理的干预使金融系统恢复稳定。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需要国际最后贷款人。第二个教训是，国际最后贷款机构必须制定合适的贷款条件，来避免形成产生金融不稳定的过度道德风险。第三个教训是，虽然资本流动与危机有关，但这只是现象，而不是造成危机的根源，所以外汇管制对于防范今后的危机不大可能奏效。第四个教训是钉住汇率制对新兴市场国家十分危险，它使金融危机更易发生。我们分别来阐述这几点。

1.为什么需要国际最后贷款人

我们已经看到，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系统的信息失灵会导致经济的灾难性后果。为复苏经济，金融系统需要重新启动，以便完成将资金导向生产性投资的工作。在工业化国家，中央银行可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或进行最后贷款来完成。不对称信息观点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央银行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为了应付发生在这些国家的金融危机，就需要在国际上存在一个最终贷款人。然而，即使存在这样一个最终贷款人，最终贷款人的行为也会引起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从而增大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国际最终贷款人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道德风险问题，就可能把情况搞得更糟，这一点将在下一部分讨论。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体系有自己的制度特征，这就使得中央银行很难推动经济从金融危机中复苏。前文已经提到，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债务以外币计值，而且，他们过去有过不稳定的高通货膨胀，债务合约的期限都很短，所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引起预期通货膨胀迅速攀升。

作为其制度特征的结果之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银行在面临金融危机时，无法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以推动经济复苏。在一个具有上述制度结构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里，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很容易引起高通胀预期和本币急剧贬值。我们已经看到，本币贬值导致公司和银行的财务状况恶化，因为他们的债务很大部分是以外币计值，由此债务负担加重，资产净值下降。而且高通胀预期会使利率上升，因为贷款人要补偿其购买力的损失。我们也看到，利率上升引起利息支出增加，而同时居民和公司的现金流入都下降了。这又使居民和公司的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银行业潜在的贷款损失也增大了。

……
金融体系遭受实质性冲击，一日之内联储就进行了最终贷款人操作，此种能力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近的危机中拖延如此之久才提供流动性支持形成了鲜明对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机构的设计就是要在一国经受国际收支失衡之后才提供资金，贷款条件必须经过计价还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真正提供资金之前可能要花掉好几个月。到这时候，情况常常变得更糟，结果是为应付危机，需要更多的资金，这常常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来资金压力。中央银行采取行动能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得多，原因之一在于，中央银行事先就已经设定了贷款程序，并就贷款的条款和条件达成了一致。要使资金充分发挥作用，就应迅速到位，这就对国际最终贷款人的信贷条件提出了要求，即借款人遇到上述情况并满足所需要的条件时能迅速得到资金。事实上，最近已有提议，要求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贷款办法，以便更迅速地提供流动性。

第三条原则表明，要解决一场金融危机，需要重建金融机构与非金融公司的财务结构。非金融公司财务结构的重建需要一部有效运行的破产法，以帮助这些公司获得清偿，从而重获从信贷市场上筹资的能力。金融业的财务结构重建可能需要注入公共资金，让健康的银行能买下破产银行的资产，也需要创设如美国清算托管公司那样的实体，来卖掉破产银行的资产，最终把他们从金融业清除掉。国际最终贷款人和其它潜在的国际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有所帮助，他们可以提供技术支持，鼓励遭受危机国家的政府采取措施，为失败的金融机构建立更好的法律框架、更好的清算程序。

第四条原则表明，有必要控制由于国际最终贷款人的存在而带来的道德风险。国际最终贷款人会带来严重的道德风险，这是因为存款人和银行的其它债权人认为如果发生危机的话，他们将得到保护。最近亚洲发生的事件中，危机国家的政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支持来保护存款人和银行其它债权人免于损失。这样的安全网会带来众所周知的道德风险问题，因为存款人和其它债权人缺乏足够的动力去监控银行并在银行承担的风险过高时抽回存款。其结果是鼓励这些银行承担高风险。
……
对亚洲危机的不对称信息分析还认为，在最终贷款人操作中，不应过分强调与金融业无关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受到了批评，因为它将严厉紧缩政策强加给东亚国家。当货币和金融危机发生时，应实行何种宏观和非金融微观经济政策并不很清楚，而这正是近来争论的一个焦点。不管何为正确的政策，国际贷款人要在促进金融稳定方面获得成功，有两个理由不必去强调这些政策。

第一，导致危机发展的根本问题是金融业的微观问题。因此宠观经济政策和与金融业无关的微观经济政策无助于解决危机。第二，过于关注严厉的政策和其它微观经济措施可能会导致政治灾难。政治家倾向于避免触及金融体系改革的难点，在东亚尤为如此，因为许多政治家的密友，甚至家庭，在这样的改革中将遭受很大损失。严厉紧缩的政策会使得这些政治家得以把国际最终贷款人--在这次亚洲危机中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描绘为反经济增长的，甚至是反亚洲的。这将帮助政治家动员公众反对国际最终贷款人，从而避免进行本国金融业真正需要的改革。如果把条件集中于与金融业有关的微观经济政策，国际最终贷款人更可能被视为援手，来帮助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创建更有效的金融体系。

3.资本流动与资本管制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危机国家经历了危机前的巨额资本流入和危机后的巨额资本流出。危机过去后，大量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国际资本流动是否是金融不稳定的一个主要来源上来。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对危机进行的分析表明，国际资本流动在金融不稳定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正如我们所认识到的，这主要是因为政府保护网的存在以及对银行体系不充分的监管鼓励了资本的流入，而这又导致了贷款激增和银行承受的过度风险。与这一观点相符，Gavin和Hausman (1996)以及Kaminsky和Reinhart(1996)的确发现贷款激增是银行危机的预测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本流入必然引起贷款激增，后者导致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事实上，Kaminsky和Reinhart(1996)发现是金融自由化，而不是国际收支表中的资本流入，更像是银行危机的一个重要的预测器。

同样，资本流出也被认为是外汇危机的一个原因，后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可能会引起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不稳定。按照这种观点，外国人抽走其资本，而作为结果的资本流出则正是导致一国货币贬值的力量。然而，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引起亚洲汇率危机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于金融部门的问题，是这些问题引起了投机性的攻击和资本外流。根据这一观点，与汇率危机相伴的资本外流是潜在根本性矛盾的一个症状，而非是货币危机的起因。很多实证研究的吻合（注：见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1997)的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因为研究表明，资本流动或经常项目数据在汇率危机预测中不具预测能力，而那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例如银行部门的问题则有助于预见货币危机。

因此，这里的分析并没有为资本管制提供依据，例如最近被马来西亚所采纳的外汇管制。外汇管制就像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一样。资本管制具有人们所不希望的一条特性，也即，它会阻止本可用于生产性投资机会的资金流入一国。尽管这些管制可以限制资本流动引起的贷款激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居民和企业力图去规避这些管制时，这些管制将引起明显的扭曲和资源的无效配置。事实上，在今天的环境中，由于贸易开放和许多金融工具的存在，使得规避这些管制变得更为容易，资本控制能否起到有效作用就值得深深怀疑了。

另一方面，有充分的理由表明需要完善银行监管，从而使资本流入引起贷款激增和银行机构承担过度风险的可能性减小。例如，可以限制银行借款增加的速度，这样做有可能起到大大限制资本流入的作用。这些谨慎性的控制手段可以被认为是资本控制的一种形式，但它们和典型的外汇控制有相当大的不同，它们侧重于金融系统脆弱性的本质，而非其症状，这一类型的监管控制可以加强金融体系的效率而不是阻碍它。

4.钉住汇率制的危险

用于获取价格稳定的一个常用方法是将货币价值钉住一个低通胀大国的货币价值。在某些情况下，这一策略涉及到将其汇率按一个固定价值与另一国货币钉住，这样其通货膨胀率最终将降至另一国的水平。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一策略涉及到爬行钉住或货币贬值的目标比率，一国货币按这一目标比率对另一国稳步贬值，从而其通货膨胀率得以保持在比其钉住国更高的水平上。

尽管采用固定或钉住汇率制在控制通货膨胀上可以说是一种很成功的策略，运用信息不对称原理对亚洲危机的考察表明了这一策略对于一个存在大量外债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是何等的危险。在钉住汇率体制下，当一次成功的投机性攻击发生后，国内货币价值的下降通常比在浮动汇率体制下来得更大、更快和更加难以预料。例如，在最近的亚洲危机中，遭受最沉重打击的印度尼西亚的货币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降到了不足危机前四分之一的价值。在这些贬值后资产负债表的损失因而也变得十分严重。在印度尼西亚，货币崩溃引起的外债价值超过四倍的上升，使得那些具有已升值外债的印度尼西亚公司无法保持清偿能力。非金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引起了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这是因为银行的借款者偿还其借款的可能性现在变得更小了。资产负债表的这一崩溃的结果也正是我们已经看到了的严重经济收缩。

钉住汇率引起的另一潜在危险在于：由于它提供了一个更加稳定的货币价值，它可能会给外国投资者一个低风险的感觉，从而鼓励资本流入。尽管这些资本流入可能被引入生产性投资从而促进增长，但我们发现，它们同时引起了过度贷款，表现为贷款激增，因为国内的金融中介（例如银行）在这些资本流入时起了关键的作用。进一步说，如果银行监管十分薄弱，正如在新兴市场中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政府对银行机构设立的安全网就会鼓励这些机构冒风险，从而资本流入引起贷款激增的可能性也会变得更大。由于银行监管的不充分，贷款激增的可能后果就是巨额贷款损失、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以及可能的金融危机。

浮动汇率体制下的汇率波动比在钉住汇率体制下的更为直接明了，这是它的优势。事实上，浮动汇率体制下汇率每天的波动具有这样的优点：它向私人公司、银行以及政府表明了在发行以外币计价的负债时存在着明显的风险。此外，汇率贬值可以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早期预警信号，表明其政策必须加以调整以防止金融危机的可能。

结论是，钉住汇率制可能增加新兴市场和转型国家金融的不稳定性。然而，这一结论并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固定或钉住汇率可以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事实上，那些在历史上有过不佳通货膨胀表现的国家会发现，只有在严格地采纳钉住汇率的机制下（正如联系汇率一样），通货膨胀才有可能被控制住。然而，分析表明，为使这一策略得以成功地控制通货膨胀，促进健康银行体系的政策是必须的。此外，如果一国具有一个脆弱的银行体系以及大量以外国货币计价的债务，则采用钉住汇率来控制通货膨胀在实际上可能是十分危险的。

② 人民币为什么不能自由兑换外币，为什么要进行外汇管制

中国不是不想人民币自由兑换，而是还不敢，或者说不具备实力。

因为中国政府既追求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又想控制对国际货币美元汇率的稳定。那么，根据蒙代尔不可能定理，资本势必无法完全自由流动，也就出现了外汇管制，俗称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

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国内货币政策自主独立性、汇率稳定性、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可共存，又称“三元悖论”

内货币政策：必须自主，尤其是核动力印钞机不能停。另外，加息/降息（基准利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升降（货币乘数）、信贷政策松紧度等等，GOV都不忍心不牢牢把控，并随心所欲、随机应变的朝令夕改

汇率稳定性：美联储是世界人民的央行，而外汇储备是中国人民的钱袋子，是购买中国不足物资和技术的保障，同时可以抑制国内同类型物资（尤其食品）的价格上涨。所以，外汇储备必须保，汇率也必须保，若汇率崩，则意味着输入性通胀，石油和食品价格上涨，威胁到工业生产和民生领域，是不可承受之重

三元保二弃一。即只能选择限制“资本自由流动”，亦即如题“暂时几年外汇管制”，“不能自由兑换外汇以防携款潜逃势态扩散” 。而 退一步理解这个逻辑，也可以认为是“中联储”（央行）的一片良苦用心吧

③ 墨西哥管理外汇的机构是什么如何查询国际收支平衡表谢谢(中国是外汇管理局)

你好，
中国是外汇管理局
墨西哥管理外汇的机构是，具体名字是墨西哥金融管理局
这是从美国的期刊杂志上翻译过来的名字。
墨西哥对国际收支平衡也做过很多汇率制度。例如
墨西哥外汇市场的发展与其汇率制度安排的演变有着密切关系。自1970年1983年，为控制外汇收入不断恶化的局面，墨西哥政府选择了“爬行盯住美元”制度，并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1982年债务危机后至1994年金融危机前的12年间，墨西哥政府在快速推进经济贸易自由化、开放资本项目、吸引外资大量流入的同时，为保持低通胀水平继续坚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1983年1992年，墨西哥实行“管制汇率与市场汇率”并存，但以管制汇率为主的双重汇率制度；1992年1994年，墨西哥实行“区间管理浮动”制度，但浮动区间极其狭窄。僵化的“盯住”汇率制度造成比索长期被高估，墨西哥经常账户发生巨额逆差。1994年美联储连续提高利率，同时墨西哥发生政治动荡，国内外形势变化导致外资大量从墨西哥抽逃，比索贬值压力巨大，墨西哥央行耗尽外汇储备进行干预却依然无效，最后不得不宣布比索贬值，引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1995年墨西哥被迫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比索汇率的波动性大大增强，给墨西哥外汇市场及其衍生产品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④ 97年亚洲金融风暴详情

亚洲金融风暴对经济的直接影响
1.股市价值下滑2成至5成
由1997年10月至1998年10月间，亚洲各国及地区，除了中国外，都面对股市的大幅下跌。日本及台湾下跌约2成，余下的地方都超过4成；马来西亚更下跌超过5成。在短短期间，各国及地方都损失四成多的资产，情况实在令人惊心。
2.汇市价值亦出现贬值
经过金融风暴，各国及地方的币值都相继下调。四小龙，除香港维持联系汇率免去贬值可能性外，其余亚洲国家及地区的货币〔中国除外〕有30%至80%的贬值。印尼的贬值更高达340%。这些都对整体资产价值做成庞大的打击。
3.贬值后出入口不升反跌
有些政策人士，特别是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认为贬值会有助于出入口的竞争力，刺激经济复苏。但事实却刚巧相反，1998年的预测，除了印度外，其余各国和地区都出现负增长。出口下跌的估计达5%至10%。而入口更出现大幅减少。除了台湾和香港只下跌6%至10%，其余下跌超过12%以上；泰国和印尼更大幅减少3成。显示贬值不一定可以增加出口，减少入口也只能延缓而已。
4.经济前景都出现相当负增长
结果，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由高速增长突然转为负增长。除中、印、台外，余无一幸免。韩、马、泰估计负增长6%-8%；印尼则出现可能18%的大幅负增长。
5.失业情况急趋恶劣
当整体经济呈现负增长时，失业问题肯定急趋恶劣；所有受金融风暴影响的国家及地区，失业率都较前一年增加一倍以上。表5显示除台湾及新加坡能维持低于4%以外，余下都超过5%；韩国、菲律宾及印尼等地被估计其失业率急升10%以上。
6.工资下降、楼价下跌
由于失业人员大增，造成劳工市场供大于求。企业雇主乘机调低工资，减少成本。例如香港的工资普遍下调1-2成。同时，因消费力减弱，销售市场欠佳，用者无法负担高昂楼价或租金。造成楼价及租金也下跌。香港的情况尤为厉害，楼价下跌达3成。
亚洲金融风暴对社会保障的直接影响
1.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回报遭受大损
退休保障，特别是个人帐户形式的公积金制度，积累庞大的社保基金；有关当局必须想法投资以保值增值。但投资往往带有极大风险，特别是投资于股票及汇率市场，价值涨落波幅很大。这次亚洲金融风暴的出现，导致股市汇市相继大幅下调，将令很多社保基金损失惨重。这里尝试看看香港情况。
由于香港已决意发展强制私营公积金，这里将分析对其可能影响。首先，我们发现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差不多每十年发生一次。投资回报须以周期性来分析，不能断章由某高峰期来估算。例如上一次股灾是1987年，便不适宜用1983年来估算，应从股灾后起投资至另一次大股灾如97年为一周期，才能较准确估算投资的真正确实的回报。
就现时强积金草案纵容高风险投资策略，容许以百分之百资产投资于股票市场，即使以最后一年才以百分之百资产投入股票市场，并只以现时香港的金融风暴的影响来计算（若用东南亚情况计算，灾害更大），一旦出现问题，非同小可。
在过去十年投资周期，香港私营的整体退休基金的周期年均回报率，粗估只有6%（假设股票损失3成）。这估算低于年均通胀率8.8%。换言之，强积金草案的高风险投资策略易受金融风暴摧残。
强积金办事处回应1997年投资回报只损失7%；但参考香港上市公司10大家族的资产变化，即可见1997年大多损失30%至50%不等，可见笔者的估计准确可信。换言之，私营强积金的高风险的投资策略不能抵受金融风暴的打击，导致市民极大损失。
若以土地基金的稳重投资策略（即30%股票40%债股和30%银行现金），即使遇到相同金融风暴的负面影响，1988至1997的周期年均回报率粗估有9.5%（假设股票损失30%）。换言之，对比年均通胀8.8%，仍能保值及些少增值。但据最新1998年6月底结算，土地基金的投资也难以保值。可见亚洲金融风暴的杀伤力。相信现时亚洲大多数采用公积金制度的国家，其基金的损失会是惨重的，将严重削弱回馈能力。
2.失业人数增加，供款缴费雇员减少
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导致失业率急剧趋升，大部分国家的失业率达10%。这表示有1/10的雇员不能供款缴费，而其雇主供费缴费部分，亦相应损失。那么供款缴费总金额肯定损失了那年度的1/10基金。假若这些情况延续3年，情况将更为恶劣。因为大部分国家的估算很少预测失业率达10%以上的，这将造成整个社会保障基金的精算测算出现偏差，甚至影响其财政稳健性。
3.工资下降，供款缴费金额减少
避过失业的雇员很可能会遭雇主减压工资。因经济不景，失业大军增长，雇主会趁机减工资，以降成本，增利润。当工资下降，自然在供款缴费率不变情况下，雇员雇主双方的缴费金额数目相应减少，导致社会保险总金额也会下降。当然这会影响其财政稳健性。
4.企业困难增多，撇帐和不缴费上升
由于经济不景，很多企业会出现倒闭、裁员、减薪或迁离。结果企业负责供款缴费部分减少。另有些企业勉强维持运作，但难以兼顾雇员福利，于是剥减员工福利。首当其冲当然是社会保障利益：志愿性质的企业退休金，医疗保险等会取消或削减；国家立法规定的社会保障计划，也不一定能应付；不能供款缴费比率会相应增加，直接影响社保基金的财政稳健性。
5.失业人数增加，失业保险及社会援助财政负担加重
由于失业人数增加，自然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增多，直接加重失业保险金的支出，导致财政负担加大。另由于失业保险金一般只提供6个月至1年的保障，领取完毕后仍在失业的只能转向领取社会援助金。西方国家例子可见一斑；如英国和荷兰，失业人士领取社会援助金占其总数的4成至6成。现时香港失业人士领取社会援助占社会援助个案总数超过10%，正在走向西方情况。这造成政府财政重担。
亚洲金融风暴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启示
1.社保基金不宜投资股市
从上表1至表6的分析结果，投资股市的风险是极高的。即使依国际惯例限制少于30%投资于股市，其后果一如香港土地基金，难以抵御金融风暴，要蒙受损失。故社保基金不宜投资股市。近期美国秘密式的对冲基金的违规做法，亦暴露其缺点及风险，损失过千亿美元，产生国际银行体系的连锁影响，导致美国政府也介入干预及挽救。相信，若没有其他更好的监管方法，这类隐蔽式的危险投机团体，还会是无日无之，在背后操纵金融市场。对于以社会保障为目标的社保基金，实不宜冒这些风险，以免伤及受保人士的福利。
2.社保基金宜投入社会服务及基本建设，可保值及创造就业机会
社保基金不投资股市，可转移投入社会服务及基本建设。不但稳健，而且有很大的界外经济效益。现时很多亚洲国家，尚未依政策规划，提供足够的服务，满足不同对象的需要。因此，可以借此机会，增加发展社会服务速度，满足社会需要，从而可即时创造就业机会，聘请人手，提供服务。
投资发展社会服务来增加就业机会的最大好处是它能为很多低技术的中年人士，提供就业机会。在一般情况下，低技术的中年人士，不论男女，都是较难与年青有技能的人士，竞争就业机会。同时，这些上年纪的人士亦较难接受技术培训，较难提升技能。但社区服务，如个人照顾、家务助理、家居维修等便民服务，是颇适合中年非技术人士来但任的。因此，这些社会服务的设立是很有必要的。
在较高层面来看，社会服务的发展如公共房屋、教育及医疗等将更大规模创造就业机会，解决失业，减少贫困。下面以香港情况来说明论点。
现时轮候公屋人士超过15万份申请表。假若香港特区政府能坚持每年兴建5万个公屋单位，将大大减少轮候人数，缩短轮候时间；且能满足未来香港人口的增长，达至800万人。除了较快地满足住屋需要外，其创造就业机会及功能效果是显著的。建造公屋可为建造业带来生意，聘请建造业工人；入伙时，住客需要装修设计，增设家用电器、家什杂物等，产生连锁性的经济效益，使整个销售业、百货业兴旺，自然增加就业机会。在公屋户区内的大型商场会增加零售业的发展。
同样，为了改善教育质素，有必要修建和加建现时的中小学。现时的教职员办公室是非常挤迫，难以发挥老师辅导学生的能力。现时师生比例太大，有减少每班学生人数的需要，以增加老师对学生的关顾。
同样，改善医疗设施也发挥相同的效果。现时报章常有报导医院病床不足，常要加设帆布床；医院人手不足，特别是护士及护理人员等。这些都有必要增加分区医院，招聘更多医护人员，以维持及改善服务质量。加建医院，增设医学科技设备，加聘人手等，将有助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因此，发展整体社会服务，不但能改善社会工作服务、教育、房屋和医疗的设施和服务，更好地满足市民的需要，也会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也许政策制订者会问：究竟投资入社会服务建设可带来什么经济效益？且以北京的“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为例来分析。“经济适用住房”的供应对象是城市的中低收入家庭，希望他们靠自己的经济收入，用10到20年时间，拿出20%到30%的家庭收入，买下这样的一套房。且以北京近郊区县近北京地段：每平方米2000元到4000元可买商品房。若以1997年北京市政府规定的购房成本价，城近郊区为每建筑平方米1450元左右。以一间50平方米小房计算，造价是72500元。若分25年期付款，每月平均要供240元，这供款如同交租，占现时三人家庭平均入息1200元的20%。若订在25%，中下层人士每月供300元，那么有60元或20%的利润。可见投资社会服务基本建设是可保值增值的，还可带来相关社会经济效益。
3.应以基本保障为主，维持低水平的社保金额
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导致股市市值下调，相信不少社保基金损失两成以上。甚者，更会影响基金财务健全性。因此，社会保障金额水平应维持于低水平和保障基本需要为主；不宜过分扩展，来保障社会中产阶层人士。这样会使社保基金保持稳健，即使受金融风暴打击，亦能保证融资充裕，有足够基金提供社保金给予基本需要人士。换言之，在世界金融体系未完成改革之前，甚或改革之后，仍恐怕会有很多隐蔽组织如长期资本管理对冲基金等趁机炒卖，应把“维持低水平社保金额以保障基本需要为主”的政策订为长期国策，不宜修改。即使国家经济蓬勃发展，也不宜提高保障金额水平。一则可避免如金融风暴的突如其来的破坏，同时可采用丰富资源用在社会服务式的社会保障，三则更可维持市民工作动力，不因社保金额水平过高而挫伤劳动积极性。
4.不应设立失业保险，造成财政负担
应否设立失业保险常常成为改策的争议。但经亚洲金融风暴一役，其后遗症显然导致大量失业。除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仍可维持失业率在5%以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大都接近10%或以上。试问要为这么庞大的失业大军提供基本的失业保险金，所花费的财政将会是天文数字。一下子要拿出这笔金额，将会对已备受冲击的经济不景下的政府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因此，制订稳健的社会保障政策适宜避免设立失业保险。保障失业者，可改由社会援助来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保证不会跌穿社会安全网。对应付诸如金融风暴的危机，这种社保安排会较为妥善。
事实上，一般西方国家的失业保险安排，都是为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金半年至一年后，届时若还未能找到工作，只能转移申请资产入息审查的社会援助救济来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因此若以基本生活保障为主，根本无须为有一定资产储蓄的失业者提供过渡性质的失业保险金。
即使以没有受金融风暴冲击的中国来说，为所有非自愿性失业者包括那些有一定资产储蓄的中产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金，将造成很多后遗症。
(1)失业保险财政易出赤字。自1986年建立失业保险以来，1992年失业保险支出，因失业人数增加，便达到前来年总和；1994年的失业保险支出，又是前7年总和的1.2倍；有些地区已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所余的基金只能维持200万人一年的基本生活，但据预测，从1995年到2000年，由于企业破产解雇，减产裁员的职工将达1800万人，年均300万人。加大10倍失业保险基金也不一定足够应付（《中国再就业工程实施指南》，1998年）。
(2)失业保险制度名下出现各种开支，包括医疗费、丧葬补助费、亲属抚恤费、生产自救费和管理费等，难以监管审计。故有提出建立由用人单位、劳动者、工会和公众团体的代表组成的社会监督机构，其实效有待证实。
(3)现时适用范围限于国有企业，若推广至各种企业制和打破城乡界限，承担的责任将超越数亿人，包括1.2亿的乡镇企业工人。是否可以承担，实成疑问。
较可行的办法是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为失业者提供“安全网”保证基本生活需要。而有关资源则可用作再就业服务资金，提供职训津贴，以鼓励改进本身技能、转业准备、寻找职业和生产自救。这比设立失业保险金为佳。事实上，现时中国国策也是把失业保险的救济功能放在首位。因此，精简正名，倒不如选用最低生活保障和职训津贴补助来得更直接有效（详尽分析日后可见莫泰基等编，《香港劳资关系与社会保障》，2000，中国劳动出版社）。
5.制定贫穷线，作为社会援助金的安全纲水平
不设立失业保险，则必须有一个妥善社会援助制度。但很多社会援助制度都是因随政治争执而改变，未能有效地提供一适当保障水平，照顾最不能自助者的需要。较有依据的做法是选择适当的方法，制定官方贫困线，以此为社会援助制度的基本保障金，以社会安全网形式，成为社会最后防线，保障市民。这样会有效率地照顾最有需要的人士，并保证社会安定，维持良好治安法纪。
【责任编辑】郑菁
【参考文献】
1 李罗力主编，1998，《第二冲击波——从东南亚金融风暴到全球经济大变局》，贵州人民出版社。
2 姜建青主编，1998，《海外金融风潮评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3 王航等编，1998，《阻击风暴——东亚金融危机中的狙击与阻击》，贵州人民出版社。
4 莫泰基，1993，《香港贫穷与社会保障》，香港：中华书局。
5 莫泰基，1999，《消灭贫穷的政策构思》，中华书局。
6 莫泰基等，1996，《扶贫与就业》，理工大学与香港社保学会。
7 《中国再就业工程实践指南》，1998，工商出版社。
8 Asian NGOs,1998,Financial Crisis: Our Response,Hong Kong:Clear Cut P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