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靠谱，有的不靠谱，要仔细甄别，外汇的话目前国家还没开放立法，但不阻止个人投资者参与国外正规公司，人民币纳入国际市场，应该也会开放外汇。
危性收锁 朱建小唐 交你怎么分析正规公司
㈡ 处理非法经营 外汇比较 专业 的律师是哪个
目前我知道的处理外汇非法经营比较专业的就是徐宝同律师，我们公司之前也是找他处理的。
㈢ 代理押汇合法吗
「关键词」进口押汇，银行，风险虽然进口押汇在国内银行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比较普遍的推广，但是其内在法律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是目前国内没有给进口押汇以特殊的法律安排，押汇潜伏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了解法院对待进口押汇的态度，有助于银行把握进口押汇的法律风险，并对业务操作的局限性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一、法院认可押汇协议的合法有效，但认定银行有控制质押物的义务1997年工商银行福田支行诉三佳公司、深陆段圳市物资公司进口押汇担保纠纷案 ，涉及了押汇协议的合法有效性、银行质押权的合法、有效以及质押与保证的关系问题。下面对该判例作以评论。（一）案件事实与法院判决1997年4月7日，原告工商银行深训分行福田支行根据被告三佳公司的申请，开出编号为LC44608970028不可撤销即期跟单信用证，开证金额为港币2110190元。信用证项下进口货物价值港币2110190元。信用证开出后，香港国华银行于1994年4月10日向原告发出进口到单通知书及信用证项下进口货物有关单证，要求原告支付信用证项下金额。原告遂于同年4月16日向三佳公司发出进口付款通知书，要求三佳公司审核后确认是否承兑，三佳公司于 4月 14日向原告表示同意付款。此前，三佳公司曾于1997年4月15日向原告提出申请，表明对原告开出的即期信用证项下进口牛皮，因进口后分批排产，收汇期要三个月，特向原告申请进口押汇，金额为港币1899261 元。1997年4月18日，原告支付了信用证项下款，同时，原告将信用证项下进口货物有关单证交予被告三佳公司提货。同年4月22日及4月30日，被告三佳公司再次向原告申请要求对LC44608990028信用证金额押汇HKD1899261元，期限三个月。1997年5月8日，另一被告深圳市物资公司向原告出具进口押汇额度担保承诺书，表示对原告为被告垫付的进口信用证项下押汇款项，愿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当天，原告和两被告签订一份进口押汇协议书，约定原告同意为被告三佳公司提供进口押汇额度HKD1899261元额度的有效期一年。被告物资公司对被告三佳公司的还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押汇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原告对进口押汇信用证项下货物享有质权，如三佳公司到期不能偿还原告债务，原告有权依法处分该批货物。签合同时，原告和被告三佳公司未知被告物资公司有关原告已将信用证项下进口货物的单证交予被告三佳公司提货的事宜。合同签订后，原告即于当天向被告三佳公司出具一份借款借据。借据载明借款人为三佳公司。金额为HKD1899261元，借款用途为信用证项下押汇，到期日为1997年8月8日。三佳公司在借据上盖章确认。此后，被告三佳公司用信用证项下进口货物进行加工生产，并出口销售。原告在此过程中，未对该货物进行有效监管。还款期限届满后，被告三佳公司未偿还原告的借款。1997年9月9日，原告向两被告发出催告函，要求其尽快还款。1997年9月2日，被告三佳公司向原告偿还押汇款港币 593261元，余款未还。同年 12月 12日，原告将被告三佳公司尚欠押汇款港币1300600元转入逾期贷款科目。以后，原告经追讨欠款未果，遂诉至法院。双方结合事实以及对进口押汇的理解，提出了不同的抗辩。原告诉称：被告三扮仿佳公司于1997年 5月 8日向银行贷款（进口押汇）港币1899261元，由被告深圳市物资公司提供担厅悉纤保，1997年8月 8日押汇到期后，银行多次派人上门催收，但被告三佳公司在1997年 9月 22日偿还银行港币593261元外，仍欠银行贷款本金港币1306000元，利息120178.7元（计至1998年5月 22日）。现银行请求判令被告深圳市物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三佳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庭审时辩称：原告所诉属实。[page]被告物资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庭审时辩称：公司为三佳公司担保属实，但进口押汇协议书规定了原告时三佳公司货物的质权，因原告的过错，没有按合同履行该权利，我公司免除保证责任。公司请求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和两被告签订的进口押汇协议书，合法有效，原、被告应切实履行各自义务。被告三佳公司未依约向原告还清押汇款，属违约行为，应承担偿还欠款及利息的责任，被告物资公司作为被告三佳公司的担保方，对被告三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对“押汇”的解释，押汇行为是一种以货物抵押为特征的融资方式。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押汇协议也约定，原告对信用证项下的货物享有质权，因此，原告和被告三佳公司就1899261元港币的押汇款。已设立了物的担保关系。由于原告在被告三佳公司申请押汇之后 ，签订押汇协议之前，自愿将抵押物的有关单证交回被告三佳公司处理，签订协议后，又未对该批货物尽到监管义务，致使失去对抵押物的控制，原告对此应承担责任。应视为原告已放弃了物的担保，被告物资公司在原告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因该信用证项下的进口货物的价值已超出被告物资公司保证范围，故被告物资公司可免除其保证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于 1998年 12月 18日判决如下：1、被告三佳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港币1306000元，并人民银行规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向被告支付利息，（从1997年4月19日计起至应还款之日止）。逾期则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驳回原告对被告物资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512元，由被告三佳公司承担（已由原告交纳，被告三佳公司应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二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三份，并按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评论本案的焦点问题有如下几个：（1）关于押汇以及相关担保的理解问题。由于押汇协议的明确，使得当事人没有就押汇行为的合法有效问题提出异议。法院也肯定了押汇协议项下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且强调了质押的合法有效性。这就大大回避了因为质押品与质权人相分离而可能引发质押效力遇到挑战的问题。假如押汇申请人提出此种抗辩，则可能引发更加复杂的分歧，而是法院陷入尴尬的境地。实际上，司法界关于进口押汇的争论很大，从基层法院到各地的高级法院甚至到最高法院都有争论，有时观点还尖锐对立。其根本的原因是现行担保法制，与我国银行实践的操作存在这样那样的抵触。（2）物保与人保效力何者优先的问题。该问题在本案的解决中也比较简单，但是法院的理由则直接冲击着押汇法律架构的稳定性与合理性。法院在裁判中指出：由于原告在被告三佳公司申请押汇之后 ，签订押汇协议之前，自愿将抵押物的有关单证交回被告三佳公司处理，签订协议后，又未对该批货物尽到监管义务，致使失去对抵押物的控制，原告对此应承担责任。应视为原告已放弃了物的担保，被告物资公司在原告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法院的前述推断，已经反映了其对待押汇协议中法律逻辑上的矛盾——质权人应该有义务控制质押物，而不应该放弃对其控制。如果在这里坚持适用《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 的有关规定，则势必形成质押合法有效性的冲击，这也将直接导致对进口押汇法律架构的挑战。二、进口押汇必须有书面协议，信托收据与质押权可以并存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人诚成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普尔斯马特会员购物企业中心信用证合同纠纷案二审判决书中对进口押汇的阐述 ，表明了法官对进口押汇某些尽管与现行法制相抵触的特点的认可。虽然本案不是一起典型的进口押汇纠纷案例，但是其中涉及的进口押汇是否成立上，法院对进口押汇的阐述有一定的代表意义。[page]在该案的二审判决中，法院阐析了进口押汇的如下两个特点：其一，进口押汇法律关系应该通过书面协议来构建。虽然在上诉中，上诉人强调了进口押汇协议的实质行称，但是法院并没有认可。上诉人诚成公司上诉称其向被上诉人发函要求进口押汇后，被上诉人华夏银行即对外付款的行为表明进口押汇合同且已实际履行，依据《担保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质权人保管不善致使质物灭失或者毁损的，质权人应承担民事责任，故被上诉人华夏银行无权要求其支付垫付的货款。法院在二审判决中指出“本院认为，进口押汇是开证行提供给开证申请人一段额外的短期融资，应有正式的书面合同。”“在本案中，上诉人诚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与被上诉人华夏银行之间签订了进口押汇合同，……”其二，押汇协议与信托收据以及质押担保等并存。上诉法院在进一步分析进口押汇，指出“如开证行同意开证申请人提出的进口申请，并与之签订进口押汇合同，在要求开证申请人提供信托收据等担保文件之后，给开证申请人放单，并在保留对单据及单据项下货物质押权的前提下，为开证申请人垫付货款，开证申请人以自己的名义将单据或货物出售之后，所得款项用于偿还开证行的对外垫款。”这表明法院在没有涉及当事人的抗辩，并没有深入地分析进口押汇中信托收据与质押权的深层冲突。相反，法院也认可了银行操作的合理与合法性，间接表明了法院支持信托收据作为担保机制之一合法性，以及质押担保的合法性。三、法院支持《信托法》生效以前进口押汇中信托收据的合法有效诸多银行担心《信托法》生效以前办理的进口押汇中信托收据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从国内法院的实践来看，不少法院在《信托法》生效以前做出的判决也支持进口押汇以及配套的信托收据，如青岛市南区法院判决的“中信实业银行青岛分行诉青岛中宇经济贸易发展公司进口押汇合同所款案”就是此类判例。1995年6月，被告中宇公司为进口木浆由其进出口代理方向原告中信实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开立信用证，原告于1995年6月20日对外开除不可撤销信用证。但因被告中宇公司的资金未能存入账户，而向原告书面申请以进口押汇的方式垫付款。双方于1995年10月30日签订一份《进口押汇协议书》，协议规定：鉴于第LC950131号信用证向下单据将到，中宇公司向原告提出融资要求。原告接受申请同意叙做进口押汇。押汇金额1098125.6美元，期限一个月，押汇利率10%；到期日为1995年11月30日。如被告中宇公司未能按期还款，则原告有权对逾期欠款按照押汇利率加倍收罚息两个百分点。在中宇公司未能还清原告押汇款之前，单据所有权归属原告，中宇公司可以凭信托收据预借单据提货，还款后单据所有权归属于中宇公司。协议签订同时，共同被告——银达公司和被告兴隆公司分别向原告出具了不可撤销现汇担保书。担保书规定：如押汇申请人不能按还款计划偿还外汇押汇本息，则担保人在收到押汇行出局的要求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的付款通知书后，无条件按付款通知书规定的付款日向银行付清应还押汇本息。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与被告中宇公司签订的进口押汇协议，符合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其内容也不违反法律，因而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以约定为被告中宇公司垫付货款后，被告中宇公司应按约定期限偿还押汇款的本金和利息，逾期承担违约责任，被告银达公司和被告兴隆公司承担一般保证责任。本案的处理中，三被告均没有答辩，也为出席开庭审理，法院最后缺席判决。本案的事实表明，早在《信托法》出台以前，信托收据已经在我国银行进口押汇实践中得到运用，而且本案受案法院支持信托收据以及进口押汇的合法有效。本案的进口押汇不仅涉及了信托收据，而且还肯定了信托收据的设定是基于所有权转移给押汇银行——单据所有权归属原告，即“在中宇公司未能还清原告押汇款之前，单据所有权归属原告，中宇公司可以凭信托收据预借单据提货，还款后单据所有权归属于中宇公司。”当然，本案的押汇担保机制除了信托收据之外，还有两个保证人——负有一般保证责任。押汇协议没有提及质押或者抵押的担保方式。[page]四、没有“信托法”支撑的信托收据是脆弱的：银行和法院均可能采取否定的态度尽管没有《信托法》的银行实践中有许多支持信托收据的操作和司法判例，但是缺乏信托法的支撑，也促成了银行和法院可能对信托收据不信任，如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天诚集团案一审判决 就是此种范例。1998年1月12日，被告天津双龙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双龙公司）向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简称天津分行）提交一份价该双龙公司公章的开证申请书，申请开立以中天诚公司和双龙公司为申请人，SEAMOUND（AUSTRALIA） PTY LTD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信用证。种天诚公司因无经营进出口业务的资格，其未在开证申请书上签字盖章。天诚集团同时向天津分行出具了不可撤消的还款担保函。天津分行经审核后开出即期信用证。在收到该信用证项下全套单证后，天津分行称其经审单将单证不符点标注在单据中，并信用证来单通知函一同交予双龙公司负责人签收。通知函中记载“在规定日期前，如未得到双龙公司的任何答复，即认为贵公司已承兑单据”。双龙公司在限期内未退回有关单据，亦未提出任何异议。天津分行遂于1998年3月24日对外支付3804781.32美元。双龙公司向天津分行提交一份叙做押汇申请书上加盖中天诚公司公章，内容为：“我公司报证在押汇到期日前还回押汇款项，如到期不能归还，中行有权从我公司账号中自动支取，如账户内存款余额不足，贵行有权从我公司其它出口结汇中扣除，由于我公司原因延迟归还押汇欠款，我公司承担罚息。”天津分行负责人在叙做进口押汇申请书上签字同意。被告双龙公司和天诚集团及第三人天诚公司均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但是天诚集团辩称其不应该承担信用证向下的担保责任，其中理由之一是天津分行凭双龙公司叙做进口押汇申请书放单，说明其对该单据代表的货物所有权做了保留。至于其未按照中国银行的内部强制性规定签发信托收据，是对其物保的放弃，其法律后果应由天津分行自行承担，而不应该由担保人来承担。在信托收据的认定上，天津分行就进口押汇问题专门请示了中国银行总行，总行答复“……《中国银行国际结算业务基本规定》中有关信托收据的规定是引用了外国银行的做法。但我国目前没有《信托法》，银行的这一做法得不到法律保障，因此并未在中行系统实施。天津分行根据我国当前的法律环境，没有签署信托收据是适当的做法。……”天津市高院认为，双龙公司与天津分行之间的开证法律关系是成立的。“至于双龙公司向天津分行提交叙做押汇申请一节，虽然《中国银行国际结算业务基本规定》中的确规定了办理叙做进口押汇应签订信托收据。但该规定属中国银行内部操作规范，并不具有法律强制性。此外，因其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故中国银行未在其系统内推广。因此，天津分行未办理信托收据，并无过错。其对外付款后，接受双龙公司叙做进口押汇申请的行为，实际是基于原开证申请对双龙公司做出的一种短期融资。双龙公司持有全套单据而享有完全的物权，天津分行宇双龙公司之间不存在货权质押关系。另天诚集团与天津分行会谈纪要中将各信用证向下的货物抵押给天津分行的建议，因未实际签订抵押协议而不生法律效力”。本案的事实和法院的裁决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虽然有押汇的有关安排和考虑，但是银行没有签发信托收据。尽管本案中中国银行的内部规章还强调了信托收据对于进口押汇业务的重要性，但是本案的天津分行并没有签发信托收据。这种缺乏书面信托收据的事实，也促成了法院对押汇法律关系的否认。其二，银行和法院的观点主张都表明了缺乏信托法的环境中，作为进口押汇的重要担保机制的信托收据的法律机理是脆弱的。中国银行即使面对其内部规章认可信托收据的不容忽视的事实，但是仍然采取了不支持信托收据的态度。这也促成了天津市高级人员法院在裁决中不支持信托收据的主张——“虽然《中国银行国际结算业务基本规定》中的确规定了办理叙做进口押汇应签订信托收据。但该规定属中国银行内部操作规范，并不具有法律强制性。此外，因其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故中国银行未在其系统内推广。因此，天津分行未办理信托收据，并无过错。”[page]五、进口押汇有重重担保机制：并不意味着银行高枕无忧银行在进口押汇实践中试图通过各种不同的担保机制来确保押汇款项的偿还的安全性。但是司法实践表明，重重担保机制并不意味着银行的债权能真正有效地得到担保，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进口押汇案件就是此种明例。1995年3月2日，深圳成中联合企业公司（简称成中公司）与某银行签订了一份开立信用证协议，协议约定银行接受开证申请，并对信用证开立的责任和风险进行了约定。同日，深圳富林实业公司向银行出具了一份不可撤销担保函，同意为成中公司开立信用证提供担保。该担保书第二条规定：被保证人叙做进口押汇，如到期被保证人未能偿还押汇本息，担保人承诺在收到银行的书面通知后14日内代为偿还押汇本息。同时成中公司还向银行开出以银行为委托人和受益人的信托收据，该信托收据注明信用证号，300万美元的金额等，并承诺最后付款日期为1995年7月15日；信托收据明确信用证向下货物为银行所有，成中公司只是作为受托人代为占有、管理和处分货物，成中公司处分货物所得货款应交付银行，用于清偿银行信用证向下之债务。成中公司为了履行第三次对外付款义务，在1995年5月28日向银行申请的进口押汇，申请金额为70万美元，银行设置了更为全面的担保措施。银行要求成中公司出具了一份贸易融资总抵押书，成中公司承诺将融资项下的物权单据、货物、贷款、汇票、索赔款以及成中公司已经或者将要存银行的本、外币资金或者其他财产抵押给银行，以确保及时归还押汇款。之后，成中公司又向银行出具一份信托收据，信托收据同样写明信用证号、70万美元的金额等，同时承诺最后付款日期为7月6日。在这一切准备就绪后，银行方将70万美元押汇款作为信用证项下的款项支付给国外代理行。然而，押汇期届满，成中公司仅归还押汇款本金30万美元，其余40万美元本金及利息、罚息未支付。银行将押汇申请人和担保人一并告上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成中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信用证，由富林公司担保，且的到银行同意，该三方的意思表示真实，行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成中公司在第三次对外付款申请进口押汇70万美元，押汇期满后，成中公司未能还清押汇款，应承担偿还责任，富林公司则应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法院进一步指出：银行把抵押物交给成中公司处理，对抵押物失去了控制，其行为是放弃了物的担保；根据我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规定》第15条规定，债权人放弃抵押权的，保证人就放弃抵押全部分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成中公司用于70万美元抵押的3000吨螺纹钢网，不论按照进口价格还是国内最低销售价格，总货款额超过90万美元，银行放弃了超过90万美元的抵押权。因此，保证人富林公司不需对70万美元押汇款再担保责任。尽管银行对一审裁决不服，并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但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仍然支持一审法院的裁决，并认为进口押汇行为实质上是一种以货物抵押为特征的融资方式，本案成中公司通银行签署的《贸易融资总抵押书》、《信托收据》、《进口押汇申请书》等文件也表明，成中公司是用信用证项下的货物及有关票据进行了抵押，银行按有关审批手续办理了押汇手续。由于银行掌握抵押物后，又委托成中公司处理，这使得银行丧失了对抵押物的控制权，责任在银行本身，应视为银行放弃了物的担保。本案的进口押汇是典型的追求完美担保机制的例子，可是法院对于这些担保机制的内在矛盾做了深层的分析，并将这些矛盾的苦果推给了银行来吞食。这一判例表明，表明完善的担保机制并不一定给银行带来安全和可靠。本案中的进口押汇，既有总的抵押协议构建物的抵押担保机制，又有信托收据的信托保障机制，同时还有第三人的保证机制作为补充，可是银行由于抵押与货物处置操作上的两难，由选择信托收据来补救，可是还是因为抵押物的放弃而导致物保的放弃，最终导致人保也被免掉了，信托收据则应为货物销售款项上的监控不力，而导致无法执行。[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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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外汇平台被骗报警好还是找律师好
金额大不大，
㈤ 非法外汇经营额两千五百万请辩护律师有用吗
在非法买卖外汇类案件中，辩护策略的选择，一定要精准而全面。比如说众所周知，根据2019年的最新规定，涉案金额人民币2500万元以上是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超过这个数字量刑就是五年起、最高十五年。因此，数额之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如果可以把数额降低到2500万以下，量刑幅度就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很多时候，如果被告人还有自首、从犯等情节，根据《刑法》相关规定，构成自首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构成从犯的，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因此，若存在自首、从犯、主观恶性不大、主动退赔等情节，争取到了减轻处罚，即便数额辩护不成功，无法将涉案金额降低到2500万元以下，也存在降一档量刑的可能，即在五年有期徒刑以下量刑，甚至争取到缓刑。
笔者结合自身办案经验，总结得出非法买卖外汇类案件的四个重点辩护策略，这四个辩护策略，同样也可能适用于其它类型的金融犯罪。。本文重点讨论第一个重点辩护策略：数额之辩。其余三个辩护策略待续，敬请关注。
外汇类非法经营罪案件，辩护律师策略总结之一：数额之辩
核对银行流水是重中之重
在非法买卖外汇类案件中，这类案件从过往的面对面兑换，直接将人民币和外汇进行面对面交易的模式，发展成为当前成为主流的地下钱庄“对敲交易模式”。
所谓外汇“资金对敲”，主要特点是外币的交易，都在境外进行，比如在国外的华人在当地赚了美元，他就找当地的地下钱庄，将美元打入地下钱庄指定的账户，地下钱庄在国内把相应的人民币直接打入到兑换者在国内的人民币账户。由于办案机关往往无法获取海外外汇的的交易数据，因此地下钱庄在国内的人民币账户流水，就会成为确定这类案件涉案金额最关键的证据。根据相关的人民币出款流水，办案机关就可以大致推算出对应的，地下钱庄在海外收取的美元数额；地下钱庄在国内银行账户的收款项目，就可能被认定为其出售外汇的对应数额。因此，以涉案银行账户交易流水作为审计报告计算涉案数额的基础，是多数外汇类非法经营案的特点。
但是，单纯看银行流水的进出项目来推测涉案金额的数额，并不具有客观性，因为涉案银行卡的进出项目，可能存在涉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他人之间合法的借款、还款，合法的人民币收入和消费支付产生的流水，如果将这些金额算入，很明显不符合证据原则，涉案金额往往会不合理的夸大，比如笔者办理的一起外汇非法经营案，涉案金额在警方最初的核算中，确定是9.6个亿，但是在审查起诉阶段数额就降到了1.4个亿，出现这种巨大差异的原因，就是此前审计机关错误的把银行流水进行了笼统的加法求和计算，只是扣减了被告人能核对的合法交易部分。但是从证据确实充分的角度出发，这种核对方法太过笼统，因为会有大量的合法收入和支出，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法核对，或者记忆不起来，就被错误地算入了涉案金额中。
重视提供证言的交易对手的身份和证言内容
除了搜集相关账户的银行流水，警方还会搜集相关流水对应的交易对手的证人证言，这些人的身份，一般有四类：直接的换汇者（售汇者或者购汇者）、单纯的收款人或付款人、地下钱庄上线人员和合法货物交易者。
第一类：换汇者。所谓的换汇者，有的就是在海外找地下钱庄换汇的华人（售汇者），他们在海外赚到美金，想换成人民币，就找地下钱庄（或者是国内的购汇者），他们的笔录一般就会写明交易原因，交易金额、交易汇率、交易对手的关键内容，往往是直接证据，甚至他们还可以提供相关的聊天记录、询价邮件等等。这类证据如果扎实，确定出现了非法外汇交易的行为，相应数额就可以被算入涉案金额。
在这里，从兑换者角度而言，其获得利益第一就是时间和手续便利，规避了一些国家的外汇管制和高税收政策，第二就可能是获取比在合法外汇兑换渠道更优惠的兑换比率，节省了部分资金。但是，也有很多兑换者出于时间成本考虑，愿意付出更高成本的价格兑换货币。因此，单从兑换者角度而言，他的兑换行为，一般不认为是经营行为，而是自有资金违法兑换行为。
而从地下钱庄的角度而言，此时他的获利还没有真正体现，他的获利来源重点就在于可以做到双向对敲，既可以低成本收美元，也可能高价格的卖出美元，从中获取差价，因此，这种行为才真正做到了倒买倒卖，是一种典型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法经营行为。
第二类：收款人或付款人。警方除了找到换汇者，也有一种情况，留下这种笔录的人，并不是直接的换汇者，因为换汇者很可能在海外，因此，警方能找到的证人，往往是持卡人或者名义持卡人，他们可能仅仅只是真实换汇者的家属或朋友，仅仅只是一个收款方，比如他们的家人在美国赚了美元，通过地下钱庄把对应的人民币打到他们的账户上，他们本人不是换汇者，他们只是一个收款者，对于换汇的具体流程可以说是一无所知。那他们留下的证人证言，往往只是间接证据，甚至价值不大。
因此，作为辩护律师，就要重点审核，被指控进入涉案金额的银行流水，其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否是借款？是否是正常合法的交易所得？相对应的证人证言，交易对手证言，是否直接与案件相关联？是否能够作为证据采纳？是否存在其他地下钱庄委托支付的可能等等。如果无法排除并非非法外汇交易的合理怀疑，相应数额就应该扣减。
第三类：地下钱庄上下线。作为进行非法买卖外汇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其本身可能地位并不是一个地下钱庄，而可能只是一个资金介绍人，比如从事非法买卖外汇交易的人员，其在国外可能收取了美元，而不是通过自己合法的商业活动赚取美元货款，然后他将美元转卖给地下钱庄，或者直接要售汇者（下线）把外汇打给地下钱庄（上线），转卖者赚取差价，如果该类转卖人员成为被告人，如果公诉人是以银行流水结合口供和聊天记录的方式综合认定定案金额，就不能将上线的交易和下线的交易流水混同计算，否则就会出现重复计算问题，类似于某被告人在国外收购了100万美元，然后又将100万美元卖给地下钱庄，其涉案金额应该就是100万美元，而不是把买入卖出都计算一次为200万美元。
因此，作为辩护律师，在看到公诉人的起诉涉案金额时，首先就应该探知公诉人得出涉案金额的依据和方法是什么，从而对相关审计报告的客观性和关联性作出有效、甚至突破性的质证。比如应该严格区分相关交易对手到底是上线还是下线，如果这两类人员同时出现，同时被记录到涉案金额中简单相加，就应该科学地提出相关排除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