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汉铁路股票

① 我有3张"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有限总公司"股票，想问下值多少钱

技巧不是说一下你就能懂的，最好是找个对行情了解比较深的人带你，你可以一边操版作一边学习，权这样才能更好的掌握。
金 7 贵
银 5 金
投 5 昵 属
资 → 0 → → 投
咨 2 称 资
询 9 技
Q 3 术
Q 9 指
1 导

② 京汉铁路的股票

“粤汉铁路”股票收藏近百年
曾有媒体报道一名叫孙沂的村民现年多岁，从祖父那代开始，家中便收藏了一张1913年签发的股权证明，发行股票的公司是“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有限总公司”，公司总理兼总工程师便是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的主持者詹天佑。
受委托人、邻居孙文卿证实，这份股权证明大约是1916年左右，由孙沂的曾祖父孙昭从南洋寄回来的，在孙家收藏了已经近百年。孙家家境一向算不上富裕，而且这近百年间，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孙家甚至将孙昭的大量信函都烧掉了，但是唯独没舍得毁掉这份股权证明。不过由于世代务农，孙家也没人想到能从这些股票中获得收益。直到这些年孙沂的几个儿子都在外打工，对股票多多少少有了些认识，才意识到家中原来还有这样一件“宝贝”。
股票每股为5块银元
从这张股权证明上可以看出，当时粤汉铁路公司发行的股票每股为5块银元，总共发行了8817562股。孙昭花了60元，购了12股。股权证明后面有詹天佑的印章，上面还印出粤汉铁路从广州（羊城）至今日韶关段的线路图。
广州货币金融博物馆馆长箫茂盛表示，由于发行这些股票的“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有限总公司”早已不存在，因此想兑现这些股票的希望只能是落空了。不过，作为上世纪初发行的金融凭证，还是具有收藏价值的。
记录“保路运动”重要细节
专家介绍，这份股权证明记录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一页———“保路运动”的许多珍贵细节，历史价值不小。
1911年春，清王朝成立“责任内阁”，于5月9日颁发“上谕”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各省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准备以“国有”为名出卖全国铁路主权。5月20日，皇族内阁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600万英镑的《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把湖北、湖南、广东3省人民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赎回的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又重新出卖，这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愤慨，湖南、湖北、广东、四川4省大举展开了保路斗争。6月10日，广东粤汉铁路股东召开万人大会，提出“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并致电湖南、湖北、四川各省，谓“铁路国有，失信天下。粤路于十日议决，一致反对”。
孙沂手持的这份股权证明上附的《本公司章程摘要》中便写明，“本公司系华商集股自办，不收外国人股份，并不得将股票转售及抵押与外国人。如有私行转售及抵押致牵引外国人干预者，本公司有权将原股东股票注销作废。”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从小小的股权证明中可见一斑。

③ 四川绅商挪公款炒股亏300万为何还有国家出钱补偿

1911年的巨大变局中，清政府猝然倒台，不得不说是清政府自己作的死。

但是如果我们细究历史真相，却能发现其中铁路国有化延伸出的保路运动有很多疑点，甚至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保路运动反抗最激烈的四川，四川绅商要国家来埋单自己的挪用和亏空，国家不买单他们就煽动民意进行反抗。

就道德上来看，这些绅商的小九九很难说并无可指责的地方。

这个数据就很夸张了，2年后即1911年，川汉铁路也就修了40英里，差不多160千米。当时的人嘲讽说按照这个龟速，得用100年才能修成川汉铁路，而且“后路未修，前路已坏，前款不敷逐年路工之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之用，款尽路绝，民穷财困。”粤汉铁路公司也并非尽善尽美，1905年王先谦撺掇起了这个公司，然后就把自己的亲朋故旧疯狂往重要岗位塞。两湖的铁路公司也是一个倒霉样。

当然民营铁路公司也有外部的原因，地方铁路公司不能通过外交筹款，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歧视性政策”，这就好比我们现在地方办企业不让外资投资一样。不过基于晚清外交的特殊体制，也不太可能将借款下放到地方，再加上全国的铁路本就需要统筹规划，我们很容易理解铁路国有是实打实的合理政策，我们现在交通事业高速发展，也是因为主要的交通事业是由国有企业完成的，其中的道理大家都明白。

况且当时的铁路国有政策也并非僵硬，而是主张“干线国有，支线商办”，还是给民族资产阶级留了很多余地的。

④ 保路运动时间、过程、影响、历史意义（尽量详细、谢！）

保路运动的初始是维权运动

发生于1911年的保路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首次维权运动（相关论点见鄙作《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运动》）。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或者说，保路运动就是辛亥革命的一部分。 四川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以后，由于拒不归还四川的股金。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清朝末年掀起的保路运动也称作“铁路风潮”，是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等省人民反对清政府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出卖给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

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奴役中国人民和掠夺中国财富，从19世纪末以来，开始对中国进行铁路投资，争夺铁路的修筑权。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因而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

为了夺回这两条铁路的自办权，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来筹集筑路的资金。经过几年的筹集，不仅四省的绅商、地主成了股东，连一些农民也握有股票。粤汉铁路已开始修筑，川汉铁路从宜昌到万县的一段也已动工，从当时情况看，这两条铁路是可以靠自力修成的。但是，帝国主义不肯让中国自己修成铁路，就利用清政府财政困难进行要挟，迫使清政府订立了铁路借款合同，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根据借款合同，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不但掌握了铁路权，而且还要以湖南、湖北两省的盐税厘金作为抵押，所以，所谓铁路“国有”，不但剥夺了中国人自办铁路的主权，而且实际上是把川汉、粤汉铁路完全拍卖给帝国主义了。广大人民在两路筹办时期内，吃尽了苦头，当他们看到清政府公然出卖路权，更加愤恨，许多绅商也因铁路国有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非常不满。于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爆发了。

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1911年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群众集会。接着又举行了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的示威，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在湖南人民的带动下，湖北、广东、四川的人民也都积极行动起来，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

这次保路运动，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统治，而且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为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而它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