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外汇占款

⑴ 外汇占款减少了，为什么要“降准”

转自知乎
外汇占款数据过去一直是央行决定“降准”与否的重要参考标准，央行最近一次降准是在2016年3月1日，那个时候的2月份，外汇占款比1月份减少2278亿。随后央行自2016年3月1日起，宣布降准0.5个百分点。
所谓外汇占款指的是央行为购买外汇（主要是美元）而占用的钱。在我国的结售汇制度下，外贸企业在外海赚取的外汇需要兑换成人民币，央行间接从这些企业购买外汇而支付出去的人民币就是外汇占款（当然外汇占款还包括其他，但主要是来自企业）。
如此一来，央行获得了企业的外汇，外贸企业拥有了央行“印出”的人民币。我们假定为100亿人民币，由于这笔钱金额并不小，企业不可能以现金方式持有，绝大多数都会以活期或定期的方式存在X银行的存款账户里。
这时候100亿成了X银行的存款，当然X银行也不傻，自己不是活雷锋，他不可能平白无故地给你保管钱，而且还支付你利息，X银行会把这些钱拿去放贷，对它来说放贷的钱肯定是越多越好。但是央行现有规定，每存款100块最少需要有16.50块存到央行的账户里，其余的83.5块才能拿去放贷，在这当中，16.50块就是存款准备金，16.50÷100＝16.5%就是存款准备金率。
我们假定X银行拿去放贷的83.5亿全部给了A企业，我们再假定这部分钱又全部打到A企业在Y银行的活期存款账户里（按现有规定大部分钱是不能取出来的），成为了Y银行的存款，然后Y银行重复X银行的操作，在83.5亿中拿出16.5%的钱放到央行账户后，其余的69.75亿再次拿去放贷……。紧接着K银行、W银行、Z银行……又再一次重复X、Y银行的操作！
最终100亿人民币通过银行体系最多可以创造出的钱M2（可以理解为市场上所有的钱）是：
M2＝100亿×（100÷16.5）=606亿
即原始的100亿是基础货币，派生出来的606亿是广义货币M2（现金+所有存款）。
解释了那么多，现在我们来解读上面那个新闻：
1、“6月份央行的外汇占款余额是21.5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放出的基础货币是21.5万亿，21.5万亿通过银行体系最多派生出来的M2是：
M2＝基础货币×（100÷存款准备金率）=21.5万亿×（100÷16.5）=130万亿
2、“6月份外汇占款减少343亿”，即基础货币少了343亿，派生出来的M2少了：
M2减少量＝343亿×（100÷16.5）=2078亿
3、“外汇占款连续20个月下降”，也就是说通过外汇占款创造的基础货币已经连续20个月降低，通过“M2＝基础货币×（100÷存款准备金率）”这个公式我们可以知道，如果存款准备金率不变的情况下，外汇占款（基础货币）减少将会导致M2降低，为了保持M2今年12%的速度增长（今年政府定下的目标），那么有什么办法？
央行可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导致（100÷存款准备金率）变大，最终避免了因为外汇占款减少导致的M2降低。
2001年以后，受益于中国加入WTO，中国进出口贸易快速发展，外贸企业从海外赚取了巨额利润，外汇占款快速增加，从2001年初的1.44万亿增加到2014年末的27.1万亿，导致基础货币随之快速增加。央行为了防止M2过高导致的流动性泛滥，不得不提高存款准备率，促使（100÷存款准备金率）变小，平衡M2。
于是央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也由2007年的9.00%升高到了2015年的20.5%（而欧洲央行只有2%左右），那么我们可以反过来说，以前外汇占款增加了导致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而现在外汇占款减少了是不是该“降准”呢？
对于这个问题，观点如下：
1、现在不同于以前，国际层面上，2017年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几乎要见顶，美国从2015年到现在已经加息了4次，日本、欧洲也在酝酿退出宽松货币政策。中国为了防止钱流出，也开始收紧货币。而在国内“降准”一直被视为宽松货币的重要象征，如“降准”将会和目前总基调相违背，可行性不大。
2、按照监管层最新的定调，货币政策2016年底被定为“中性”，最新的表态定为“稳健”。所谓“稳健”最根本的是要控制M2的增长速度，未来M2具体的增长速度是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根据近期的信息，M2同比增速已经由原来的两位数（2009年接近30%），降低为最近2个月的个位数（6月份是9.4%）。
也就是说在M2同比降低的情况下，并不需要下调“M2＝基础货币×（100÷存款准备金率）”公式中的“存款准备金率”以对冲基础货币（外汇占款）下降而导致的M2增速不足。
3、央行“印钞”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外汇占款，二是通过购买债券投放资金，从而达到“印钞”的目的。也就是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外汇占款减少了，央行还可以通过购买债券放出钱呢！

⑵ 人民币没有贬值基础 为什么还跌

（1）国际市场美英影响大
近期国际市场动荡较大，受近期美元指数快速上涨以及英镑波动等事件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都比较直接，人民币汇率节后的连续下跌很大原因是对美元指数上涨所进行的“补跌”。美国政策调整变化，但美联储年底加息的预期升温促进了人民币汇率的贬值，使得部分资金从国内流出进而流向美国。
NDF通过场外市场交易形成，常用于衡量海外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从NDF市场来看，2015年4月-2016年初，人民币面临持续而强烈的贬值预期。2016年1月—3月，人民币贬值预期大幅削弱，并出现了短暂的升值预期。2016年4月开始，人民币恢复贬值预期，但是预期较为微弱。2016年四季度初，人民币出现快速的贬值预期，并且远期汇率大于近期汇率，背离区间增大，表明贬值趋势有加强的征兆（见图3）。目前，NDF市场上人民币仍然存在贬值预期。另外，在岸和离岸人民币汇差扩大，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至2016年9月价差加速扩大，可以解释2016年10月初人民币的快速贬值部分受到预期的影响。
（2）国内经济压力影响预期
从国内来看，近期我国国内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国庆期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房地产的政策，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依然存在，令市场对人民币汇率预期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国内的高杠杆，导致银行不良的上升，风险因素的上升也会令市场的预期产生影响。另外，当前外贸状况不好、外汇储备减少、外汇占款降幅扩大也影响了人民币汇率的走势。
外汇储备的增加部分体现了民间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资产负债表的置换，央行公布的官方外汇储备已经连续三个月下降，且降幅逐渐扩大。最新数据显示，9月外汇储备余额较上一月下降188亿美元，为2011年6月以来最低值，外汇储备的减少反映企业和居民持汇意愿不强。我国企业、居民的银行结售汇差额变动也影响了人民币汇率的升贬值预期变化，2016年以来银行结售汇逆差减小表明央行在这段时期内可能对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干预程度较弱。贬值与贬值预期二者彼此强化进而导致结售汇逆差格局难以扭转，并因此进一步加强了即期市场的贬值压力，企业和民众在外汇市场也形成了追涨杀跌的操作模式，导致10月初的人民币汇率短期快速贬值。
2016年9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减少环比下降3375亿元，创2016年1月以来最大降幅，并为连续第11个月下滑、降幅扩大，显示资本加速流出，人民币贬值压力仍大，造成近期的人民币汇率大幅度贬值。其次，在经历了2014-2016年持续的热钱外流、企业加速外债偿还和严格的资金出境管理后，目前国内企业通过正规渠道购汇的能力已经大不如前，这就使得对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形成一定的压力。

⑶ 我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中国无疑正处于一个不确定的年代。回头看2015，很多一致预期被证明是一致错误：A股没有等来6124，却等来一场史无前例的股灾；央企没有等来激进的混改，却等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合并；地方政府没有等来期待的财权，却等来一堆来去无踪的置换债，人民币没等来美联储加息，但还是来了一次出其不意的暴贬……不是我们不明白，而是世界变化快。当下面临的政治、经济、人口和外部环境换挡任何一项都足以改变中国，更何况是所有冲击叠加在一起。我们只能从历史中吸取经验，不断调试自己的逻辑。
2015至少告诉我们三点经验：第一，当所有人形成一致预期的时候，很可能是一致错误，机会和风险往往藏在大家都忽视的地方，比如股市中的配资。第二，政策冲击只会改变经济的节奏，不会改变方向。比如增长破7，通胀1时代，流动性宽松，基本面并没有任何的出乎意料。第三，市场虽然有时会偏离基本面，但最终还是会回归，偏离的越多，回归的方式约剧烈，比如股灾。带着这些经验，我们对2016年做出以下判断：
1、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到6.5%，实际增速略高于目标。
2015全年保7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预测GDP不能只看三大需求，因为中国根本没有三大需求的准确统计，固定资产投资不等于资本形成，净出口不等于经常账户顺差，社会消费品零售也不等于最终消费。更准确的方法是看从生产法分析各产业对GDP的增长拉动。对比今年和2015年，除了工业和金融业之外，其他所有行业的波动不到0.1个百分点。所以基本只要分析工业和金融业即可。工业可以看规上工业增加值，10月还在下行，而且看不到拐点。金融业可以看几个指标。一是存贷款增速，10月几乎萎缩了一半，和三季度增两倍落差明显；二是证券交易额，两市成交量增速已经从二三季度的10倍和3.4倍回落到2.5倍；三是金融业相关税收，10月营业税从19.3%大降至9.7%，企业所得税业大降10%。综合判断，四季度最多与三季度持平。
形势比人强，从以往4次下调目标的历史来看，如果当年没有完成目标，一定会导致增长目标下调，比如1998和2014年。以此推断， 2016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是大概事件。而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目标可能定在6.5%，但最终的实际增速可能略高于6.5%。2015年第一产业拉动没有变化，第二产业少拉动0.9个百分点左右，第三产业多拉动0.6个百分点左右。先看趋势，2016年第一产业不会有明显波动，第二产业大概率贡献下降，第三产业的贡献还会上升。再估算幅度，2016年的周期下滑压力应该介于2015和2014年之间，按2014和2015的均值计算，假设第二产业少拉动0.6，第三产业多拉动0.3，这样算下来2016年的增速应该在6.7%左右，略高于预期目标。
2、CPI继续“1”往无前，PPI连跌超过50个月，通胀有惊无险
2016年预计CPI同比1.6%，较2015年略有回升，但仍然有惊无险。首先，2016年翘尾因素略高于2015年。假设今年CPI为1.42%，则2016年翘尾因素为0.55%，略高于今年的0.44%。其次，2015年猪价上涨8.2%，带动CPI新涨价因素0.33%。考虑到猪价上涨带动补栏以及明年总需求依然不强，明年猪价继续强势的概率不大，假设2016年猪肉均价为22元/千克，拖累CPI新涨价0.38%。最后，2015年Brent原油均价约为53.83美元/桶，较2014年大幅下跌45.6%，对CPI新涨价因素拖累0.91%（原油价格和CPI新涨价因素相关系数为0.02）。考虑到低油价对页岩油产业的冲击，部分企业去产能，在最新的报告中EIA上调2016年原油价格预期至56.24美元/桶，较2015年上涨4.5%，贡献物价上涨0.09%。第四，在经济下行的基本判断之下，其它价格因素的贡献应该也略低于今年的1.56%，假设和去年的下滑幅度相同，则为1.38%。综合看2016年CPI约为1.64%（翘尾因素0.55%-猪价因素0.38%+油价因素0.09%+其它因素1.38%）。
预计明年PPI累计负增长将超过50个月，但同比跌幅将收窄。考虑到本次去产能周期中，宏观经济政策强调底线思维和严守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去产能的力度总体上温和于98年的大破大力去产能，上游原材料行业过剩产能并未明显去化，PPI转正仍需时日。但明年PPI同比跌幅有望在多方面因素合力作用下收窄，一是稳增长政策重点转向财政政策，总需求冲击边际上有所缓解；二是近期中央首提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力度有望加大；三是明年信用风险加速爆破，企业破产倒逼产能去化；四是人民币贬值可能带来一定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五是美元升值周期下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对PPI的拖累减弱，尤其是油价，今年是跌45.6%，假定明年油价涨4.5%，其它因素影响不变，则PPI跌幅可能收窄2.5-3个百分点左右；
3、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资本加快“走出去”，人民币再现一次性贬值。
美联储加息的条件已经具备，现在只是何时扣动扳机的问题。目前看，12月加息的概率已经达到70%，即便12月没加，明年也会至少加一次息。对人民币来说，美联储加息也好，加入SDR也好，其象征意义都已经大于实质意义，人民币的长趋势拐点已经形成：
（1）美元升值预期已经形成，只会有节奏变化，不会有方向变化。一方面在基本面比烂时代相对不烂（失业率甚至低于我们加工过的登记失业率），另一方面在比赛放水时代相对偏紧，尤其是相对于欧洲，欧元在美元指数中占比60%，而欧洲未来可能日本化，欧央行已经是覆水难收，欧元长期看贬。
（2）中国经常账户顺差趋于收窄，甚至转向逆差。长期看，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储蓄投资缺口收窄必然导致逆差，短期看，商品的衰退性顺差不可持续，服务贸易逆差在屡创新高，投资负收益短期无法逆转。
（3）中国资本[0.00%]账户逆差将加速扩大，吃掉经常账户顺差。今年三季度资本账户逆差已达到创纪录的2239亿美元，完全吃掉了经常账户的634亿美元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缩水1606亿。这种趋势不可逆转：一是个人资产配置多币种化，二是企业加快走出去，三是中美利率收窄，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打破，套利资金逆转，过去是借低利率又贬值的美元投资高利率又升值的人民币，可能逐步成为借低利率又贬值的人民币投资高利率又升值的美元。
综上，尽管短期央行可以通过量价干预维稳，为加入SDR护航，但贬值压力只会推迟，不会消失，最终达到临界点，央行可能不得不再次允许人民币一次性贬值。从防范资本外逃的角度来看，一次性贬值确实也比渐进贬值更有效。但风险在于，第一次市场觉得是偶然，第二次市场会当成趋势。
4、货币政策从主角变配角，降息空间明显收窄，降准次数不少于今年。
2015年货币政策是绝对的主角，2016年可能逐步退居配角。货币宽松的方向不会变化，但思路上会有所调整，从主动到以被动对冲为主，政策重心逐步转向财政政策和供给侧改革。第一，融资成本的矛盾已经大幅缓解。贷款加权利率下降107个BP，其中一般贷款利率下降91个BP，住房贷款下降123个BP，对于依然融资难的企业，问题出在风险偏好，不是货币宽松能解决的。第二，通胀会掣肘货币宽松。从今年来看，央行对汇率依然自信，主要的掣肘因素还是来自通胀，全年最长的一段货币空窗期就和CPI的回升有直接关系。而根据我们的预测，2016的通胀会高于今年。
（1）2016降息的次数会明显减少。一是存贷款利率已经完全市场化，降息的边际作用在递减。降息的意义更多的体现在降低国企等强议价主体的贷款利率和住房贷款利率，但目前住房贷款利率已经从最高时的6.97%大幅降到5%，从10月降息时保持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不变来看，这似乎已经达到央行的合意水平。二是CPI和PPI都应该高于今年，由于通知下滑导致的实际利率攀升压力缓解，而且会反过来压低实际利率。三是降息对贷款利率的影响大于存款利率，会进一步挤压银行的息差。
（2）2016降准的次数不少于今年。一是对冲央行外汇占款的趋势性下滑，今年央行口径的外汇占款大降1.2万亿，而2013和2014年分别是增加2.8万亿和6411亿，一来一去产生每年近2万亿的基础货币缺口。2016年人民币贬值压力不减，为了维稳，央行口径外汇占款的下降幅度预计不少于今年，必须充分降准对冲。二是稳增长的资金需求也需要降准来满足。1998年为了配合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央行曾一次性降准5%给四大行输送火药。2016年专项金融债等公共融资工具会继续放量，这其实也是一种另类的特别国债，如果只是从存量池子里拿钱，那可能会使稳增长的效果大打折扣。
5、财政赤字至少扩大到2.5%，扩大发债+结构性减税，政策性金融+PPP配合政府大幅加杠杆
财政政策将逐步取代货币政策成为主角，财政赤字率至少会扩大到2.5%。2014年财政赤字率仅有2.1%，2015年财政赤字率目标虽然提高到2.3%，但横向来看与美国的3.2%、日本的3.3%、印度的4.1%均有较大差距，纵向与2000年至2002年的2.6%、2.4%、2.6%相比也有提升空间。近日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称要反思财政政策，其中特别提及“3%的赤字率是不是绝对科学，值得探讨”，暗示中央已经开始反思积极财政不积极的问题。
财政政策主要有两个抓手：扩大政府发债规模+结构性减税。首先，扩大政府发债规模。传统的地方政府债券虽然是大势所趋，但目前预算管理和财政透明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扩容不会太明显。主要还是置换债，一定会比今年的3万亿大得多。其次，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加速固定资产折旧、提高个税征收起点，加大小微企业减税力度等。
明年更重要的是财政政策的配套政策，主要是通过发行政策性金融和推广PPP配合政府加杠杆。第一大抓手是政策性金融。中央层面虽然暂时还发不了特别国债，但以政策性银行为主体的专项金融债其实是一种另类的特别国债。今年已发行的6000亿专项金融债由国开行和农发行、中央财政贴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明年为了解决增量项目的融资来源问题，至少会扩容到1万亿。第二个抓手是PPP，今年是项目招标年，明年才是签约年，3.4万亿的存量PPP项目中的签约规模将超过1万亿。
6、注册制推动股票供给放量，股票市场不会有惊心动魄的疯牛，只有摇摇晃晃的慢牛。
2016年大概率推出IPO注册制。从近期IPO重启释放的信号看，监管层明年可能把加快供给作为核心工作。首先，2016年钱多资产少的堰塞湖现象将继续强化，注册制相当于扩大股市池子泄洪。其次，有助于减少隐性的“壳”价值对市场的扭曲，促使市场回归价值投资。第三，加快供给也有助于促使资金更多的流向实体经济，提升直接融资占比。最后，市场热度明显回升，也为加快供给提供了条件。目前来看，明年实施注册制的可能性较大。一是证券法修订已提上日程，一读已经完毕，明年可完成二读和三读。二是在重启IPO的同时完善了新股发行制度，调整发行监管方式加强信息披露，可视为推出注册制的准备工作之一。
注册制长期是利好，但短期可能加剧市场波动。一是大量资产推向市场将直接分流存量资金，尤其是一些没有投资价值的存量股可能遭受重创；二是注册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在信息披露、监管体系、退市制度等方面做好配套改革，推出后如果出现超预期的波动，政策可能出现反复（类似之前IPO政策的反复），打击市场对改革的信心。以台湾为例，台湾在完全注册制之前实行了23年的核准制与注册制并行制度，2006年才过渡到完全的注册制，当年台湾股指呈现出大起大落的W型走势。
总体来看，2016年股市不可能重复今年的疯牛，摇摇晃晃的慢牛是大概率事件。近两年的股市繁荣大部分靠走心，即通过无风险利率的下行和改革带来的转型预期来提升估值，而分子上的企业盈利并没有明显改善。2016年的企业盈利依然不支持疯牛，一是成本下行可能放缓，二是需求端尚未完全企稳，三是供给端产能尚未开始消化。因此支撑市场还是只能靠估值，而这样的市场一定是敏感和反复的。尽管无风险利率下行推动的牛市还将继续，但2016年的市场可能会在以下风险的冲击下加大波动：一是人民币贬值，二是注册制和国企整体上市导致供给放量，三是实体信用风险，四是无风险利率从快速下行转向缓慢下行。全年市场可能围绕这些因素展开频繁波动。
7、信用风险加速爆破，国企违约成为常态，无风险收益率继续下行。
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约为123%，是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未来去杠杆无非五种途径：一是靠经济复苏，企业收入提升加快偿债；二是靠融资成本的下行，同样的收入可以偿还掉更多的债务；三是靠政府输血，财政兜底；四是靠市场输血，被兼并收购；五是靠债务减记；六是信用违约。目前来看，第一种方式看不到希望；第二种方式能解决一部分国有企业的问题，但对于大部分高风险的民企来说，银行并不愿意降低利率；第三种方式也只适用于国企；第四五种方式对过剩行业来说也是奢求；到头来，大部分传统产业都不得不选择最后一种道路。
基于这种逻辑，2016年信用风险会比2015年更多更频繁。2012年第一例国企债券违约（11海龙CP01），2013年第一例P2P违约（东方创投P2P平台），2014年又相继发生第一例信托（诚至金开1号信托计划）、第一例私募债（13中森债）、第一例民企债券（11超日债）违约，2015年更是蔓延至央企债券（11天威MTN2）。只要看不到经济复苏或大规模债务减记，2016年信用违约事件会进一步蔓延。政府为守住金融风险底线，仍会去保一部分存量债务，但失去保护的范围会越来越大，国企违约将成为常态。
信用风险的释放有助于推动无风险利率继续下行。一是随着刚性兑付的打破，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的僵尸企业所占用信贷资源减少，减少异化的资金需求。二是货币供给继续保持宽松，稳增长和去杠杆防风险都需要低利率的支持，货币宽松是大趋势。三是债务置换虽然短期可能对利率造成冲击，但长期来看解决了期限错配和滚动融资问题，有利于无风险利率的下行；四是经济增长从重资产工业向轻资产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资金需求系统性下行；五是人民币虽有贬值趋势，但总体来看中国资本账户依然处于管制状态，不会因资本大规模外逃终结利率下行趋势。
8、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加速落地，美丽中国成为最大亮点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而美丽中国无疑是最值得期待的亮点。十三五规划把绿色发展列入五大发展理念，并首次提出“最严格的环保制度”和“美丽中国”概念。生态环保作为一个产业已经站在了更大的风口上。
第一，监管体系从属地管理转向垂直管理，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十三五规划首次提出“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这意味着从环境监察总队到县级监察机构都将脱离地方政府的管辖，改由省级环保机构直接管理，包括相关的人事任命权、资金管理权等。这有利于打破过去属地化管理带来的地方保护主义，让环保监测数据说出真相，让环保执法落到实处。
第二，通过市场化的交易、融资和管理机制来激发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十三五规划首次提出“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培育和发展交易市场”，这是环保体制的一个重大创新。过去环保基本是依靠政府的生态补偿，这种方式一方面加大了地方政府负担，另一方面对社会资本也没有吸引力。十三五将重点通过交易机制激励地方政府，即地方政府可以把自己节省出来的排污权等拿到市场交易。初始分配制度完成确权和生态空间的划定将为此创造条件。对于过去束缚环保的融资问题，可以在生态空间整体开发的基础上，通过“绿色金融”和“PPP模式”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加入。
9、国企改革1+N方案陆续落地，国企整体上市加速推进，央企合并步伐放缓。
2015年是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年，“指导意见”和一系列配套改革方案出台，1+N的顶层设计逐步成型，2016年将进入落地之年。
（1）央企层面主要看整体上市，合并步伐会低于预期。国企改革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广集团整体上市，一是相对公平又迅速的提高国资证券化率，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市场化的定价方式也易被各方接受。二是缓解市场的堰塞湖效应，同时也加大国企的股权融资，减少对信贷资金的占用。三是注册制和市场供给将是2016年资本市场的重点之一，为国企整体上市创造了条件。从地方国企看，随着IPO重启与注册制改革，上市门槛降低，国资证券化的进程将继续加快。从央企看，一大波资产正在靠近。很多央企证券化空间巨大，即便资产证券率较高的中航工业集团8000亿资产中，也只有约60%实现了上市，实现整体上市还有3200亿空间。
央企合并的步伐将低于市场预期。2015年最火爆的央企合并在2016年可能会低于预期。中央的确有意支持央企整合重组，各行业的央企也上报了很多合并方案，但从包括南北车在内的已有案例来看，央企合并的效果并不理想。主要问题是整而不合，有的是因为互补性不强，比如当年行政主导的中外运长航合并，结果是长油航运退市，有的是经营能力和文化的差异，比如南车在经营能力和资产质量上远远优于北车，门不当户不对引发的矛盾可想而知。
（2）地方国企改革重点看混改，主要是资产优质的发达地区。央企通过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已完成大部分混改工作，混改重点在地方国企，尤其是广东、上海、重庆等国企资产较为优质的发达地区。一是地方国企数量庞大，超过10万家，多数企业难以上市，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员工持股、PPP等方式混改是较为可行的改革方案。二是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地方国企混改步伐比央企更快，在国企改革顶层文件发布前，已有20多个省市公布了改革方案，公布了积极的混改目标。很多资产在地方政府手中无法物尽其用，交给市场有助于盘活存量资产，减轻地方政府负担。
10、房地产销售结束回光返照，地产投资第一次出现年度负增长，国家住房银行提上日程
房地产销售在2015年回光返照，2016年将再次回到现实。30大中城市的高频销售数据9月就已开始回落，全国的商品房销售也在10月首次出现回落，政策宽松带来的短期效应正在逐步消散，地产身上的镣铐从来就没有消失过。短期看，政策宽松的边际力度会减弱，去年限制地产销售的信贷和利率因素都已经基本消除，房贷利率已经从高点回落123个BP，进一步下调的空间不大，10月降息时已经特别要求公积金贷款利率不作调整。中长期看，人口压力才刚刚开始。根据我们的估算，2005到2014年间全国的刚需人口（20-29岁）暴增6500万，而未来5年可能会减少5000万，这种趋势会在2016年进一步加速。而在户均超过1套、人均超过33平米的情况下，改善型需求也空间有限。
房地产投资的情况要比销售更糟。2014年新开工面积负增长，2015年施工面积负增长，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可能出现全年负增长。实际上从当月数据来看，今年8月之后就已经出现负增长。销售的火爆并没有引燃地产商投资的热情，目前的主基调依然是消化库存。待售面积已经从去年底的6.2亿平米上升到6.7亿平米，而待售面积与近一年月均销售的比值也从去年底的6.0上升到6.3，库存不仅没有消化，反而随着新项目的竣工继续恶化。如果再考虑到近50亿平米的在建面积，就更没有理由对房地产投资乐观了。不过话说回来，地产投资的下行是好事，如果地产投资明年回升，只会让房地产供需矛盾进一步激化。
房地产政策的核心是消化库存。扩大供给的措施会逐步弱化，比如保障房建设，扩大需求的措施会继续强化，比如信贷政策、公积金政策和交易税费的进一步调整。此外，作为激发合理需求、构建住房融资体系的关键，国家住房银行有望加速提上日程。

⑷ 国常会提出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这主要出于哪些考虑

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家对未来的货币政策定下了主基调。未来，将继续部署促进消费的政策举措，助力改善民生并稳定经济基本盘。同时，根据目前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将会适时采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放松银行的房贷基准并降低国民融资成本，特别是为如今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及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予以扶持。之所以定下如此基调并采用“降准”这张大牌，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因素的考虑：

⑸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降准

央行在这个时候选择降准，原因不外乎三点：

一是加大政策力度遏制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刚刚在上海闭幕的G20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通过的公报，谈及2016年全球经济面临的形势，毫不隐晦的指出：“资本流动出现波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英国可能脱离欧盟以及一些地区存在大量难民且人数仍在增加将对经济造成冲击。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和脆弱性加大。此外，对全球经济前景进一步向下修正风险的担忧日益增加。”受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1月份的主要宏观经济数据仍然不容乐观，中国经济仍然面临极大的下行压力。

二是受资本流出的影响，流动性仍然偏紧。笔者注意到，很多人对1月份信贷新增2.51万亿元给予了很多解读，这个数字远超2015年1月的1.47万亿元和“四万亿”后首年的1.62万亿元，为单月历史最高位。但考虑到春节因素，1月份的数据尽管创了历史记录，但基于此判断货币政策已经放水并不准确。这次选择降准，其实是在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对冲外汇占款的减少。人民币贬值加速了资本流出的速度。央行的数据显示， 2016年1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下降6445亿元人民币，至24.2万亿元人民币，创历史第二大降幅，仅次于2015年12月7082亿元的降幅。这已经是外汇占款连续三个月下降，合计达到了1.6万亿元。尽管之前央行通过MLF、SLF等工具进行对冲，但这依然无法替代降准的作用。

三、对抗通缩的压力。笔者2014年以来一直提醒，在中国经济引擎转换的过程中，最担心的问题是通缩问题，2016年中国经济的头等大敌是通缩。2015年CPI下降到1.4%的低位，1月份的PPI仍然为负的5.3%，已经连续47个月为负数。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陷入了典型的通缩状态。对于长期以来和通胀做斗争的中国货币政策而言，似乎对通缩的反应有点过于缓慢。再加上民意对货币政策宽松的天然的警惕，导致我们的货币政策总是瞻前顾后，希望能够让所有人满意，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在某种程度而言，通缩会引发企业债务实际负担的上升，导致信心的低迷。相对于产能过剩、杠杆等问题，通缩的问题对经济整体的影响更大。

⑹ 外汇占款余额环比下降是什么意思

首先，先搞清楚外汇占款：外币进来后因为不流通，需换为人民币才能使用，比如1美元换为7块人民币，这7块钱就是外汇占款。在不考虑汇率变化的因素下，当外汇占款下降，意味着市场上的钱减少，会产生银根紧缩---大白话说，钱不够用了。
中国人民银行(央行)12月14日更新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显示，央行口径外汇占款11月环比下降3826.76亿元，降至22.26万亿元。

这是央行口径外汇占款连续第13个月下滑，并创下2016年1月来最大降幅。去年年末今年年初，外汇占款曾出现一波大幅下降，今年1月央行口径下降6445亿元，创历史第二大降幅，仅次于去年12月下降7082亿元。

外汇占款是指央行因收购美元等外汇资产而相应投放的本国货币。由于人民币还不是自由兑换货币，外贸企业和居民等获得外汇后，需兑换成人民币才能流通使用。过去受强制结汇制度和热钱流入影响，中国外汇占款不断增加。随着美元走强和外汇管理局实施意愿结汇后，外汇占款开始逐渐下降。

在此前很多年，不断增加的外汇占款均被视作央行的货币投放工具，而在外汇占款大幅缩水后，央行可能需要通过降准等其他手段投放流动性来补充。

外汇占款的这一降幅，与11月外汇储备的降幅基本一致。

今年11月外汇储备下降690.57亿美元，这一降幅为今年1月以来新高。3.0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降至2011年3月以来的5年半新低。

受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增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美元指数单边走强，非美元货币承压贬值，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有所贬值，市场上“资本外流”的担忧不绝于耳。

备受关注的美联储将在北京时间12月15日凌晨3点公布议息结果，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将加息25个基点。

而在美联储议息结果出炉之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在岸市场双双走低。

12月14日，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16时30分收盘价报6.9049，较前一交易日下跌34个基点，最低贬值至6.9084。

早间，更多反映央行意志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贬94个基点，报6.9028。

而在离岸市场上，人民币在表现“淡定”。

在一度贬值至6.9284后，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复部分失地，回到6.91关口下方。

外汇占款的下降给中国货币政策自主性打开了空间。外汇占款减少的最直接原因是金融市场持续震荡下，资金避险动机增强，全球投资风险偏好下降，海外资金开始撤出新兴市场，这使我国曾经持续大规模流入压力得到缓解。多年来，外汇储备迅速增长导致外汇占款激增已经严重改变了我国货币供应结构，面对持续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货币当局不断地使用货币冲销工具，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⑺ 外贸猛增外汇储备为何不增

经常项下顺差，服务与资本项下逆差抵消了！所以外汇储备增减不仅仅只取决于贸易。

这个问题刚好我也涉猎过，在拙作当前物价上涨下的中国真实之痛 一文中，我提到过，2020年12月末，中国外汇占款较上年末减少1009.16亿元，已经连续第6年下降；中国外汇储备报32165.22亿美元，近年一直保持在3.1-3.3万亿美元的幅度波动。

也就是说，虽然去年外贸出口大增，经常账户有大量顺差，但中国在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也在扩大，央行决心长期保持外汇储备基本平衡和外汇占款不断下降的格局并未改变，因此只要外贸出口大幅增长，经常账户出现大量外汇进来，中国就会在资本和金融方面扩大外汇的支出，保持一种外汇储备动态的平衡，并逐步减少外汇占款。

这是因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一百万亿人民币，非常巨大，如果还保持巨额的外汇储备，不但容易受到被动释放人民币的影响，而且独立的货币政策也会受外国干扰，此外外汇储备太大，也容易引起国际贸易争端和纠纷。

至于有些人所说的国内资本出逃，那是不可能的，中国是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不可能出现资本的随意流出。2016年美国退出Qe，国内有些人和有些企业通过对外负债和对外投资的方式，进行资本转移，受到了政府的强烈打击和约束。

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自己掌控着金融主权，实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这一点和很多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同的，一定要主义区分。

我也一直有这个疑问并在思考这个问题。可能是有投资商变卖房产逃离中国如李嘉诚，或有国人变卖房产移民转移资产，或外资变卖厂房转到东南亚投资了。个人想法，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反正这个不是好现象。

⑻ 美元对人民币汇率 本轮人民币跳升有何不同

1、本轮升值有何不同？
从更长周期来看，05年汇改后，人民币就开启了升值之路，持续升值到2013年。自2005年7月21日起，央行宣布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此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参考一篮子货币，但是参考一篮子货币也不意味着盯住一篮子货币，实现有管理的浮动。从走势上来看，人民币对美元在05年汇改后是大幅升值的，从8.2以上升值至13年接近6.0的点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也从85上升至接近120的水平。
而升值背后的推动力是中国经济向好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01年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绝大多数年份维持在8%以上的水平。在国际收支方面，经常项目顺差持续处于高位，而中国经济高增长带来的机会也吸引了海外投资资金流入，在14年之前金融账户也基本都保持顺差。尤其是08年发达经济体金融危机后，国际资本更是大量流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所以05-13年的人民币汇率升值是有基本面支撑的，是05年汇改前压制多年的单边升值压力的逐步释放。
但是14-16年，人民币又开始面临贬值压力。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国内经济开始走弱，市场对未来走势存在很大的担忧。另一方面是14年美联储宣布退出QE，并启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意味着美国在经济不断向好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开始收紧。14年至15年“811”汇改，几乎所有的发达和新兴货币均对美元大幅贬值，而只有人民币紧紧盯住美元，积蓄了贬值压力。所以15年汇改后人民币又开始释放贬值压力，对美元汇率从6.2一路贬值到16年底接近7.0的水平，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数从130降至122。
而17年以来，人民币又开启了新一轮升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17年初的6.96升值到当前的6.3左右，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从94.83回升至95.82。但是从基本面来看，我国经济增速仅仅从16年的6.7%回升至17年的6.9%，反映国际收支的外汇储备、外汇占款也仅仅是保持稳定，并没有显著增加。而当前欧美经济仍在复苏，国内经济甚至有一定的走弱压力，所以从当前远期市场来看，人民币对美元反而有一定的贬值预期。
所以和05年以后的升值不同，基本面并不是影响本轮升值最主要的因素，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机制才是关键。近两年随着汇率中间价机制的改革，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是在减弱的，而对一篮子货币保持相对稳定的目标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当其它货币对美元升值的时候，人民币会跟着其它货币对美元升值；当其它货币对美元贬值时，人民币也跟着贬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美元指数的走势高度相关，相关度远远大于以往。
但从执行上也有一定的波折，例如尽管央行从15年12月就发布了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但是从16年全年来看，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还是走弱的，这主要是因为人民币当年还是在释放前期积累的贬值压力。而17年上半年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依然相对偏弱，所以央行引入“逆周期因子”，对冲市场预期惯性导致的人民币相比其它货币对美元升值偏少的问题。17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指数才得以修正，保持了基本稳定，“逆周期因子”也暂时退出。
所以本轮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走强更多是因为美元指数的走弱，背后的机制是人民币更多参考一篮子货币，并保持基本稳定。但是这样的定价机制带来的问题和仅仅盯住美元是一样的，欧元、英镑、日元的定价是完全市场化的，对美元升值是其经济基本面的反映。当我国经济和海外步调一致时，跟着一篮子货币对美元升值不会带来太大问题，但当步调不一致时，仅仅由定价机制带来的“被动”升值就会对未来经济构成负面冲击。
2、升值对经济有何影响？
一谈到汇率升值，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会对出口产生向下压力。从历史数据来看，我国的出口同比增速确实与人民币有效汇率负相关，并且有效汇率变化领先出口3个月。人民币汇率与出口相关主要是因为汇率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商品价格。当人民币出现升值时，出口企业要么选择维持外币计价的价格不变，这样会导致以本币计价的商品价格下降；要么选择维持本币计价的价格不变，这样会提高外币计价的价格，导致商品需求下降。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有可能导致出口企业利润下降，也会降低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力。
前面已经提到，本轮人民币升值的主导因素与2013年之前的升值不同。实际上，目前我国经济背景和贸易所处环境与2013年之前也大不相同。下面，我们将回顾2013年之前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的影响，并对本轮人民币升值的影响进行分析。
（1）05-13年：出口逆势增长，经济持续繁荣
05-07年，人民币升值并没有显著影响我国出口强劲增长。尽管05年汇改之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升值，但是次贷危机之前，我国出口同比增速一直维持在20%以上。尽管同期我国进口也不弱，但是受到出口增长的带动，我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2007年贸易顺差月均超过200亿美元。
同期，净出口对GDP的贡献也达到了2000年以来的最高值。2005年到2007年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分别达到1.4%、1.9%和1.5%。
当时出口之所以没有明显受到汇率影响，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贸易竞争力较强。198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人口占比持续增加，而城市化的推进也导致大量农民工进城增加了有效劳动力供给。2001年末我国加入WTO以后，巨大的人口红利使得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帮助我国成功加入到全球产业链的布局中。因此，尽管05年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但是相比于低廉的人力成本来说我国的出口产品竞争力仍然较强。
另一方面，当时美欧等国经济向好，外需强劲。美国经济自2002年以来就表现强劲，GDP同比增速一度超过4.4%，而欧元区GDP同比增速在2006年和2007年也分别达到3.2%和3%。经济的繁荣使得发达国家对我国的进口持续增长，尽管因为人民币升值而有所回落，但是同比增速一直保持在20%以上。
08年后我国出口增速出现下滑，次贷危机重创了全球经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同比增速一度下滑至-4%和-6%。受到外需大幅下滑的影响，我国出口同比也一度下降到-26%，并且2011年开始出口增速的中枢从20%下降至10%。
但是我国占全球贸易的份额仍在持续上升。尽管出口增速回落，但是实际上我国的贸易份额仍在持续上升，我国出口金额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从2007年的8.7%持续上升到2013年的11.7%。贸易占比的上升说明在全球贸易萎缩的情况下，我国的出口情况相比于其他国家仍然不错。
（2）17年以来：出口不容乐观，经济或将承压
去年出口的边际好转是GDP回升的主要动力。2016年净出口对我国GDP增长的拉动仅为-0.4%，而2017年拉动则上升到0.6%，相当于边际提高GDP增速1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实际上消费和投资对2017年GDP的增长贡献分别下降了0.2个百分点和0.6个百分点。
而出口好转一方面是因为海外发达经济的同步复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民币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贬值。具体来说，2016年以来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强劲复苏，其中美国和欧元区PMI指数分别达到60.8和60.6的高位。而自811汇改之后，人民币对美元和欧元均出现贬值，其中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幅度高达13%。2016年中旬开始，我国出口增速就触底反弹。
但是去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是持续升值的。2017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超过9%。而相比于去年5月份的低点，CFETS指数也累计上涨约4%。尽管2月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小幅回升，但是我们预计今年美元指数将大概率走弱，考虑到汇率对出口传导有一定的时滞，预计今年出口增长可能面临压力。
同时，我国的出口竞争力也在逐步下滑。在本轮全球复苏的背景下，实际上我国的出口增速回升幅度已经远不如东南亚等其它国家。2017年越南、韩国和马来西亚出口平均增速分别在21.7%、20.7%和16%，而我国的出口增速仅为7.7%。出口回升幅度较弱反映出我国的出口产品在逐步被东南亚等人力成本较低的国家替代。随着人口红利退减，我国出口企业生产成本将持续上升，再加上贸易壁垒增加，本轮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也要大于2013年之前。
从细分领域来看，人民币升值对电子通讯设备以及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将产生较大冲击。按照出口产值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来衡量各行业的出口依赖度，我们发现制造业中电子通讯设备、文体娱乐用品、鞋帽箱体、纺织服装和家具行业的出口依赖度均超过15%，前三者甚至超过20%。人民币如果持续维持高位，一方面会增加这些行业的汇兑损失，减少企业利润；另一方面也会降低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吸引力，减少企业市场份额。
3、升值会带来资产价格重估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明确一点，相比较汇率的历史走势，市场对未来汇率的预期是影响资产价格会否重估的更重要的因素。道理很简单，外部资金是否流入、内部资金是否流出，首先考虑的不是汇率过去是否已经升值贬值，而是未来是否会继续升值或贬值。
我们先来考察日元升值的经验。85年广场协议后，美元兑日元汇率从起初的250左右降至88年的130以下，日元升值幅度最大超过100%，日元升值和市场的升值预期引发了对日本国内资产价格的重估，85年到88年日本股市一路上涨，日经225指数涨幅超过一倍，房价也在这段时间快速攀升。
但是升值对资产价格的重估也是有条件的，升值预期的背后需要有经济增长的支撑。87-90年日本进口增速放缓和GDP增速回落，意味着经济的状况有了变化，不过日元在这期间小幅贬值，支撑了出口增速继续上升，股指仍续创新高。到了90-94年，日元再度对美元升值，但此时的日本经济增速已从5%左右大幅降至0%附近，实际上经济并不支持日元升值，市场对日元已经有了贬值预期，资本和金融项目基本是净流出的，因而股市、房市等资产价格也就受到打击。
我们再来看我国上一轮人民币升值。05年汇改后，人民币升值幅度相对经济本身的提升其实是偏小的，因而升值预期一直存在。从NDF和即期汇率的对比可以看到，05-08年1年期的美元兑人民币NDF一直低于即期汇率，这说明汇率升值预期一直存在，经济上行周期的主动升值仍未能消除升值预期，原因在于相比国内效率的提升和技术的进步，汇率的升值幅度依然偏小。
因而较强的升值预期最终导致资本持续流入，对国内资产价格是有推动作用的。这一时期我国不仅是经常账户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也是顺差，05年以后我国外汇占款增长速度加快，而资本大量流入助推了国内资产价格的上升，06-07年的股市、房市大涨均在一定程度上与此有关。
但根据我们第一部分的分析，17年以来的本轮升值与上一轮升值最核心的差异是，本轮人民币升值主因在于美元走弱，更多属于被动升值。17年以来，即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走强，1年期的美元对人民币NDF也仍是高于即期汇率，实际上显示了市场长期的贬值预期。因此本轮升值以来，资金并未明显大幅流入国内，因此也就难以形成对资产价格的重估。
而如果汇率过度升值，其反过来会使得效率和技术的提升被汇率的大幅升值所抵消，反倒对资产价格不利。例如过去一年，欧元区经济的边际改善优于美国，欧元相对美元上涨了14%，但是从资本市场的表现来看，反而是美股涨幅遥遥领先于欧洲。
17年纳斯达克指数涨幅超过28%，标普500指数涨幅接近20%，而德国、法国股指只上涨了13%和9%，说明欧元升值可能还对资产价格构成了抑制。而同样地，去年国内A股涨幅远低于港股，其底层资产的差别不大，原因之一或在于港币盯住美元，17年相对人民币贬值了7.8%。

⑼ 央行为何要买卖外汇

由于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央行必内须在外汇市场上大量购容进外汇，从而使以外汇占款的形式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应增加。我国目前由于存在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因此基础货币的增加不会造成通货膨胀。

发展到今天，外汇占款已经远离了原始涵义，更不是对资本流动的真实反映。事实上，商业银行自营的外汇市场交易不必然影响央行外汇占款，也不必然反映资本流动，考虑到商业银行外汇占款的原始涵义已经消退，为避免市场误读，从2016年1月起，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不再保留“金融机构外汇买卖”科目。分析人士仍可从跨境资金流动的其它指标来对我国资本流动进行判断和解读，人民银行统计部门还会对此做出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