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管仲是怎样使齐国强大 对此你有什么认识
管仲的改革包括很多方面，总的来说无非是经济、政治两个方面，其中很多措施不乏创举。
经济方面管仲提倡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尤其是提倡商业，提倡功利，国家经济，促进消费等思想在中国领先了两千年，直到近几十年才为后人所深入理解。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内容：
1、吸引外资，发展商业。当时规定“一乘者有食, 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即驾驶一乘车来的商人，管饭；三乘车的，除了管饭，还供应牲口饲料；五乘车的，配以五名服务员。“征于关者勿征于市, 征于市者勿征于关”，“驰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这是一个避免重复征税和施行低额度征税的政策。此外，“齐桓公宫中女市七，女闾七百”，设立国家妓院，吸引外国商人，同时对妓院收税，补给国库。号称当时天下之客，熙熙攘攘都奔去齐国，这无疑可以吸引外资，促进商业发展经济。在当时重农思想严重的时代，甚至于往后两千年的中国帝制社会中，这种经济思想都是要高出一筹的。只有宋朝的经济思想较多的借鉴了管子，才使得宋朝成了两千年帝制社会中最富的一朝。
2、国家垄断高利润行业。齐桓公有一次与管仲商量增税，管仲否决后提出了“官山海”的措施，也就是盐铁国营政策：管子给齐桓公算了一笔帐，每月男人要吃盐五升半，女人三升半，小孩两升半。国家垄断制盐，每升盐价格提高二钱，万乘大国人口以千万计，每个月获利六千万，利润远高于收税。收税的话人们必将号叫反对，而实行盐税政策群众无法逃避。铁税的情况也是类似。此外，还可以从国外低价购进盐铁，高价销售，这是利用他国资源来牟利的做法。需要注意的是管仲反对彻底的垄断盐铁，仅仅垄断销售的源头，制盐铁的仍然是私人，各处销售盐铁的零售商仍然是私人，国家充当大批发商的角色。基本上可以把国家垄断的这一环节看作是一个抽取间接税和稳定物价的过程。
还可以利用国家实力，人为创造垄断行业。有一次齐桓公抱怨取朝拜天子没钱买礼物，管仲教他：“您可以在某特产玉壁的地方筑城，让当地工匠雕刻特制玉壁。等将来朝拜天子，恳请天子将此种玉壁立为朝见必备的礼物，到时此玉壁奇货可居！”齐桓公依计行事，诸侯都运载着黄金、珠宝、粮食、彩帛到齐国去购买玉壁，天下财物尽入齐国，齐国八年没有征税。另一次，齐桓公要想降伏鲁国梁国。鲁梁织绨业发达，于是管仲下令齐国民众都穿绨，不得穿帛，但是严禁齐国人织绨，而对鲁梁两国的商人许以赏赐，鼓励他们进行绨的贸易。鲁梁见到织绨有巨额利润，于是纷纷弃农织绨。待到春耕过后，管仲下令齐国民众必须穿帛不得穿绨，并停止与鲁梁的贸易。鲁梁的绨顿时卖不出去，而粮食匮乏。齐国粮价十钱，鲁国粮价却已达到一千钱。鲁梁的经济几乎崩溃，两年后人口中的十分之六投奔齐国。三年后，鲁国梁国请求归顺。
3、均输平准。这是两个经济名词，所谓均输,即调剂运输；平准，即平衡物价。管仲举了两个例子：齐国东部粮食丰收，西部水灾欠产，粮价相差十倍。故向两地收税，要求用粮食来交纳税收三十钱。这样东部就要交纳西部十倍的粮食，国家只要从中调剂运输，西部粮食就充足了，此乃均输；一年四季，物产不同，富余和缺乏的物品不一样。国家要注意时节，提供国家信贷，发展匮乏商品，同时大量收购贱价物品，形成国家储备，将来就可以用来对付富商大贾囤积居奇，平抑物价，此为平准。在现在这个物价飞涨的时候，我们也许要更加认真的看看管子，学习一下他的这些理论。
汉武帝时期又把第二、第三条政策拿了出来，有力的控制了国家经济。但是相比较管仲，汉武帝把第二第三条用的太过，以至于与民争利，过犹不及啊。
4、功利尚奢思想。管子认为自利是人的天性, “凡人之情, 得所欲则乐, 逢所恶则忧, 此贵贱之所同有也。”用利益引导人民，而不是强力的国家机器督导。这种思想和两千年后的西方商品社会，市场经济的那一套，非常接近。靠利益或者说商品进行调节，“驱使”人民自觉的去完成某些国家活动。
所谓管子的尚奢其实有三个方面：一是他本人要求生活质量较高，管仲曾向齐桓公要求： “贱不能临贵，贫不能使富，疏不能治近”，可见管仲本人对奢侈、富贵生活的要求；二是当时周朝诸侯们的正统思想是节俭，管仲反对过分节俭，提倡合理消费，这种思想也为现代人所广泛接受，但是在当时却被人非议。那位老夫子就曰过：“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还批评管仲不遵守礼仪，实在是迂腐的可以；三是“天子藏珠玉，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姓藏布帛。不然，则强者能守之，智者能收之，贱所贵，而贵所贱。”就是富人往往会收藏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比如古玩、字画，国家要鼓励他们这样干，一则可以把货币流行于世，促进经济循环，二来可以让富人不去垄断价格低廉的日用品，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5、顺民思想。这种思想倒没有什么独创之处，孟子整天的什么“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污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等等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管子废井田（周礼，一块地井字平分为九块，中央的一块为公共地，产出上缴），实行分田到户，按土地质量和数量收税，提高农民的积极性。
6、工商管理。手工业方面设置“工正、工师、铁官”等职位进行管理，大力发展冶金业，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商业方面设立市场，并设专门机构进行管理，也许这就是最早的工商局吧。
此外管仲在国家统计、国家货币、国家税收、社会保障等很多方面都有独特的建树，篇幅所限，不再赘言。管仲的经济思想是后世汉武帝的桑弘羊盐铁改革，王安石变法乃至近代西方商品经济思想的滥觞，可惜却一直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所忽略甚至鄙视，未能发扬光大，令人扼腕。
政治改革
管仲的政治改革虽然不像经济改革那样跨越时代，但是其面对春秋时期齐国的情况，而极具针对性的变革措施，仍然是那一个时期的亮点。他的政治改革主要包括思想、行政、军制、外交几个方面，这些方面都是春秋时期一个诸侯国最重要的政治问题。
1、思想方面。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而六亲固。”虽然重视礼义廉耻，但是很明显和后期变味儒家提倡的那些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思想不同，更加人性化，更具实际操作性。
管仲的政治改革带有强烈的法家色彩。“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提倡法治，反对人治。提出顺民、自然、简洁三大立法原则，创造性的提出“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这一法律至上的执法原则，这是当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观念的雏形，比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强烈的等级观念有较大的进步性。
2、行政方面。国（都）野（鄙）分治，士农工商分开，建立单独的居住区，且要继承父辈的职业，不得自由迁徙。这样不仅便于管理，也利于相关职业的技术进步和分工细化。把国都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工商之乡六个，士农之乡十五个，桓公直辖其中的十一个，大臣高子和国子各管理五个。中央设立三官之臣，分别管理商业、手工业、川泽、山林等事务；地方上设立属、县、乡、卒、邑，层层管理农民。
3、军制方面。实行寓军令于内政的方法，按照师、乡、连、里、轨、伍，行政上的十五个乡共出兵三万人。这些人平时住在一起，不许迁徙，相互熟悉，战争时可以相互协调，做到“同乐，同哀，守则同固，战则同强。”每年春秋两季组织大规模狩猎来训练队伍，平时则寓兵于农。
针对军械的需求，制定了一套以兵器来赎罪的刑法：比如重罪可以用一柄车戟和一件犀牛皮甲来赎罪；小罪可以用铁来赎罪；打官司需要一束箭作为诉讼费用等。“皮币玩好,使民鬻之四方,以监其上下之所好”，利用商人的流动性，设立间谍组织。种种措施使得齐国战斗力强大，兵甲充足。
4、外交方面。“亲邻国”，把卫鲁燕作为自己的主要盟友，实行近交远攻政策，设置藩属国这一缓冲地带，保证本国的安全。“率诸侯而朝天子”，“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挟天子以令诸侯，征伐不义，使自己站在战争中正义的一方，树立威信。战争对象主张以治击乱，以谋击愚，以能击弱，理性对待战争，重视外交手段。
管仲一系列的改革，使得齐国国富民强，兵强马壮，为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管仲的改革走的是“霸道”路线，与后世儒家的“王道”路线有很多不同，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乱世需霸道，和平走王道。春秋乱世，正是霸道的用武之地，孔孟的王道，是不合时宜的！老夫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周礼，束发右衽，被发左衽是野人的行为，实际上不过是发型和衣襟开口方向的问题），考虑到老夫子历来严格律人律己，这些评价是很难得的，也是孔子对管子不得不服的表现。
管仲思想及其实践的核心和精华，就是改革、创新、进取。管仲既是一个敢于标新立异、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又是一个有胆有识、求真务实的政治家。
一、倡导“化固从新”，奠定改革的思想基础
管仲生活的时代和活动的平台，一方面受到长期以来的神权和周礼的束缚，“井田制”更成为阻碍生产发展的桎梏；另一方面变革的风暴正在兴起，从土地制度到上层建筑都处在革故鼎新的过程之中。管仲坚持社会进化、发
展的思想，能够适应时代的潮流而不断开拓前进，不慕古，不留今，而主张“化固从新”，“致利除害”，与时化变。
管仲在《正世》中说：“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故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在《侈靡》中说：“天地不可留，故动，化固从新。”又说：“不方之政，不可以为国；曲静之言，不可以为道。节时于政，与时往矣。不动以为道，齐以为行，避世之道，不可以进取”。还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执故义道，畏变也。”“化变也者，天下之极（最大的特征）也。能与起化面善用，则不可以道止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有人则与神往矣。”他联系法律政令的制定与施行，又明确指出：“法敝而不知变，未有不乱。故法贵能适时而变，因俗而异，不可不慎也。”
上述一系列重要论述，主要阐明了这样一些重要道理和指导思想：第一，天地万物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停止的思想、僵化的观点是最要不得的。应该用发展的观点来观察和对待客观世界，善于洞察社会生活的变化，及时捕捉到新出现的矛盾和存在的问题，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和人民的愿望，因势利导，作出决断，推动变革，促进发展。
第二，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世界面前，要善于正确对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既不能一味厚古薄今，因循守旧，一切按老章法办事；也不能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害怕变革，无为而治；而要清醒地总结过去，审慎地立足现实，勇敢地面对未来，善于运用自身的智慧，看清前进的路径和应采取的对策，紧紧抓住时机，做到“与时变”，“与俗化”，谨防思想和行动落后于现实，坐失大好时机，贻误国家大事。
第三，改革创新要落实到执政实践，务必十分注意法律政令是否合乎时宜，有何敝漏之处。根据实际需要，有的要加以修改或废止，这就是管仲一再强调的要“修旧法”，令顺民心。有的则要制定新法，施行新政。法令已经过时，敝端从生，仍然不去改变，那就会带来祸乱。管仲说得好：“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情，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要全局在胸，弄清治乱得失，把握民情民愿，按照客观需要和改革进程，来制定法律法令加以推行。这样形成的法律法令，才能立得牢靠，切实可行，既具有现实针对性又具有前瞻性，从而能使改革得到稳步的推进，国家得到较好的治理，人民得到一定的实惠。
二、在思想观念上冲破旧的牢笼，为改革创新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为了实行改革，推进创新，就必须在思想观念上勇于破旧立新，冲破陈规陋习的束缚，创立新的思想观念，形成促进改革的强大推动力。一般说来，思想解放和改革创新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思想解放是改革创新的先导，改革创新是思想解放的成果。所以说，解放思想历来是促进各项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法宝。
管仲生活的时代和他所处的社会，正是社会转型、矛盾激化、各种思潮互相碰撞、各国诸侯互相争夺的重要时刻，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管仲从社会底层中来，从社会大变革中看到了日益显示出来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总结了历史上人心向背决定王朝成败的经验教训，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打破了长期以来流传的神本思想的束缚，对于重天命、重鬼神的传统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管仲在与齐桓公谈到怎样治国称霸的时候，多次提出：必须抓住根本。齐桓公说：“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霸形》）在《霸言》中进一步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他还明确指出：“士农工商四者，国之石民也。”（《小匡》）在理政治国中，“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这是天下头等重要的大事啊！而要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就要坚持“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要把对人民大众“爱之、利之、益之、安之”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厚民生”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使民富”和“厚民生”的总要求下，力求天下“同利”，防止“贫富失度”，大力救助弱势群体和困难人群。在这种新的执政理念指导下，带来了一股新的政风，出现了改革的热潮。齐国迅速崛起，正是厉行“以人为本”思想的结果。
管仲在我国思想政治史上的另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率先倡导和推行“以法治国”，冲破了西周礼治的桎梏。后世历来把管仲视作法家的先驱。梁启超在《管子评传》中说：“而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以成一家言者谁乎？则我国之管子也。”管仲全面阐明了法的起源、功能和作用，在《七法》中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他用度量衡来比喻和说明法的作用，意在宣示法律和衡器一样，能够公平、客观地判定是非曲直，强调法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在阐述法律法令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的时候，他明确指出：“夫法者，所以兴功惧（威慑）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这就是说，法是用来引导和鼓励人们建功立业、威慑各种暴行的；律是用来规定职分、制止纠纷的；令是用来指挥人们，管理社会事务的。因此，管仲强调必须用法律来治理国家。他在《明法》中指出：“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措）而已。”他倡导“以法治国”，要求“凡将举事，令必先出”，制定善法加以实施；遇事应“以公正论，以法制断”，努力做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这些都是管子提出的法治思想的高明之处，也是他倡导的法治精神的可贵之处。当年管仲推行法治，从立法抓起，努力把改革举措法律化，强调执法要严而不苛，秉持公正原则，反对徇私枉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效地保障了改革的推行。
三、在理政治国的实践中，全面推行各项改革
管仲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巩固和扩张王权，建立和巩固封建制度为目标，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以法治国的方略，按照强化政权、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改善民生、富国强兵的要求，着重抓了以下八项改革。
第一，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改变以往君主独揽一切、专断一切的做法，实行君主制下的相国负责制。齐桓公任命管仲为上卿，管仲相齐，总揽国政，对上及时向桓公提出建议，对下统率百官，重要政务都由管仲决断，而君主不具体过问。这是我国宰相制度的开端，虽然很不完善，但不可否认，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体制的变革。现在人们习惯于称管仲为“中华第一相”，但从古籍上看，都是谈管仲相齐，并没有明确称管仲为相。在我看来，不管称相齐还是齐相，管仲在齐国实际上就是相的地位，在他之下有五位大臣，分别掌管各种国家大事；他上面是国君，国君起决定作用，但只对大事作决策，不问一般国政。许多大臣有事找桓公，桓公都不表态，要他们找管仲解决。可见，管仲实际上处在一人之下，各位大臣之上，是相的角色。其实，在管仲时代，已经有君、相、官的名称，《君臣上》就说：“道德出于君，制令传于相，事业程于官。”又说：“相画之，官守之”。可见，管仲实际上就是相。当时由于官职制度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不完善、不确定的成分肯定是有的。所以，梁启超曾断言：“则五官之上，必有相以总之，如今立宪国内阁之有总理大臣；而当其职者，即管子也。”（《管子评传》）
国相之下，在中央设立“五官”，这就是大司理——主管司法；大司马——主管军事；大司田——主管经济；大行——主管外交事务；大谏——主管进谏、咨议。除上述“五官”之外，根据实际需要，还设置了负责水利的“司空”等。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确保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第二，在加强监督制度方面，与中央有“五官”相对应，设置了“五横”，横通衡，衡量之意，引申为监督检查之意。《君臣上》说：“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在基层同样如此，分别设立“民啬夫”和“吏啬夫”，其中的“吏啬夫”，“尽有訾程事律，论法辟、衡权、斗斛、文劾、不以私论，而以事为正。”（《君臣上》）从这里可以看出，他负有督察地方官吏的职责，严防他们违法行政。国家机构从上到下在体制设置上，注重把执行与监督分开，是管仲历来所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他在国家体制设计上的一个重要贡献。他在《枢言》中说：“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耻（意为督促）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这就是说，人的名分有三种：有管理的，有督促的，有办具体事的。事的名分有两种：有纠正的，有审察的。王者完善，天下就可治好。这些见解都是很可宝贵的。
第三，在行政组织和管理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实行了“参其国而五其鄙”的划分，形成了一套行政管理系统。《小匡》中说：“圣王之治其民也，参其国而五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参其国就是把国都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作为士、工、商三类居住区进行管理。五其鄙就是把农村分作五个行政区，也就是五个属来进行管理。每个行政区又分为邑、卒、乡、县、属五级。具体说来，三十户为一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为一县，十县为一属。分别由邑司、卒长、乡良人、县帅、属大夫负责民事管理和行政工作。五属大夫直接对国相和君主负责。
二、在思想观念上冲破旧的牢笼，为改革创新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为了实行改革，推进创新，就必须在思想观念上勇于破旧立新，冲破陈规陋习的束缚，创立新的思想观念，形成促进改革的强大推动力。一般说来，思想解放和改革创新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思想解放是改革创新的先导，改革创新是思想解放的成果。所以说，解放思想历来是促进各项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法宝。
管仲生活的时代和他所处的社会，正是社会转型、矛盾激化、各种思潮互相碰撞、各国诸侯互相争夺的重要时刻，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管仲从社会底层中来，从社会大变革中看到了日益显示出来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总结了历史上人心向背决定王朝成败的经验教训，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打破了长期以来流传的神本思想的束缚，对于重天命、重鬼神的传统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管仲在与齐桓公谈到怎样治国称霸的时候，多次提出：必须抓住根本。齐桓公说：“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霸形》）在《霸言》中进一步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他还明确指出：“士农工商四者，国之石民也。”（《小匡》）在理政治国中，“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这是天下头等重要的大事啊！而要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就要坚持“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要把对人民大众“爱之、利之、益之、安之”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厚民生”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使民富”和“厚民生”的总要求下，力求天下“同利”，防止“贫富失度”，大力救助弱势群体和困难人群。在这种新的执政理念指导下，带来了一股新的政风，出现了改革的热潮。齐国迅速崛起，正是厉行“以人为本”思想的结果。
管仲在我国思想政治史上的另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率先倡导和推行“以法治国”，冲破了西周礼治的桎梏。后世历来把管仲视作法家的先驱。梁启超在《管子评传》中说：“而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以成一家言者谁乎？则我国之管子也。”管仲全面阐明了法的起源、功能和作用，在《七法》中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他用度量衡来比喻和说明法的作用，意在宣示法律和衡器一样，能够公平、客观地判定是非曲直，强调法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在阐述法律法令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的时候，他明确指出：“夫法者，所以兴功惧（威慑）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这就是说，法是用来引导和鼓励人们建功立业、威慑各种暴行的；律是用来规定职分、制止纠纷的；令是用来指挥人们，管理社会事务的。因此，管仲强调必须用法律来治理国家。他在《明法》中指出：“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措）而已。”他倡导“以法治国”，要求“凡将举事，令必先出”，制定善法加以实施；遇事应“以公正论，以法制断”，努力做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这些都是管子提出的法治思想的高明之处，也是他倡导的法治精神的可贵之处。当年管仲推行法治，从立法抓起，努力把改革举措法律化，强调执法要严而不苛，秉持公正原则，反对徇私枉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效地保障了改革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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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许纪霖丨鲁迅为什么伟大：中国知识分子的五种人格类型
一百年的近代史，是中国知识分子值得骄傲的年代。因为它孕育了一群以鲁迅为代表的“特立独行之士”，也产生了一大批虽有缺憾，却不失其正的“外圆内方”者。
文丨许纪霖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比较中西文化，探讨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时，在不同的层次和程度上都触及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殊性这一问题。令人深思的是，有众多研究者都提到了这样一个历史现象：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分析这一现象不啻为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条路径。为何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又在多大的程度上继承了自己前辈的人格遗产?
壹
所谓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蕴含着哲学、伦理、心理、历史和政治的多元内涵。以本文所涉及的历史—政治角度而言，主要指个体的自主性和社会批判精神。具体地说，即表现为不依傍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势力；在真理的认同上具有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并依据内心准则而自由行动；在社会实践生活中，积极地参与政治，成为改造社会的独立批判力量。
显然，这样的独立人格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极为匮乏，相反地倒表现出另一种人格形象：依附人格。即在思想上依傍古人，拘泥经典，在政治上热衷仕途，委身皇权。
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依附人格的形成与传统中国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有着不可分离的互应关系。知识分子在古代通常被称为士。士阶层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在正在形成中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中，它充当了沟通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并加以耦合的超级组织力量，从而实现了“一体化”。另外，源远流长的宗法家族制度与大一统国家制度长期共存，产生同构效应，形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宗法一体化结构。土阶层既然在此结构中执行着组织联系的社会功能，那么功能反过来影响主体的结构，塑造出适应这种功能的依附人格。
▲封建宗法制度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宗法一体化结构是如何通过儒家学说、科举制度和宗法纲常这三张大网将知识分子的身心紧紧笼罩起来，使之成为黏附于官僚政治的人格化的工具。
第一张大网：“定为一尊”的儒家经典学说。
大一统社会的特点之一是意识形态结构的高度一元化。唯有如此，才能用统一的思想模式将千百万读书人造就为定型化的国家官僚，依据共同的国家学说和伦理原则，实现对整个社会生活的管理。在先秦不过是诸子百家中一家的儒学，之所以在汉武帝后独得统治者青睐，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经典，奥妙之一就在于它有助于陶铸大一统所需要的依附人格。
儒家思想就其政治内容来说是一入世哲学。孔孟都主张知识分子从政，他们本人亦身体力行，一再表示有用世之志。“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孟子曾自夸：“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在孔孟的职业价值观中，“治人”是上乘的大道，是劳心者士人的事业；“治物”是下乘的小术，是劳力者小民的本分。孔子曾责骂请求“学稼”、“学为圃”的学生樊迟为没有出息的“小人”，孟子更直言不讳：“土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由士而仕，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辅助帝王，为君制定治国方策，这是儒家的最高理想人格。在这样的人格理想感召下，多少传统士子拥挤在“学而优则仕”的狭窄通道上。胸怀为帝王之师的抱负，孜孜于漫漫仕途，乐此不疲，终生不倦。
▲孔孟之道
儒家思想就其思维方式来看又是一泥古学说。犹如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样，“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式”，以“圣贤”为追求目标的偶像崇拜，以“六经”（宋以后为“四书”）为文化正宗的理论原则和以“三代”为尊天法古的理想世界，构成儒家独特的“三位一体”思维模式。即令是被奉为“圣人”的孔子本人，也一再强调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使后儒们更加诚惶诚恐，不敢越古贤的雷池于一步。
明初著名理学家薛瑄就说：“夫以孔子之大圣，犹述而不作，是故学不述圣贤之言，而欲创立己说，可乎?”几千年来，咀嚼儒家经典，师承前人陈说，通经明义致用，耗费了学人一生光阴和全部心血。代圣人立言，成为传统土子治学的唯一要旨。在思维的空间里到处充塞着如此陈腐的古贤之言，哪里还有独立思考、自由发挥的半寸余地!
通过上述两条原则，儒家思想封闭了知识分子向外施展的多元途径和向内开拓的精神创新，自觉地养成了政治上委身皇权、思想上依傍古人的依附人格。
第二张大网：为“防反侧”的科举取土制度。
与儒家精神相表里的，是隋唐以来逐渐完备的科举取士制度。历代封建王朝之所以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精力办科举考试，甚至皇帝亲登殿堂主持殿试，乃欲达到一箭双雕之目的：一是为封建官僚机器网罗人才，不断从社会上汲取新鲜血液，以保持国家机器的适当活力和官僚队伍的自然更新。二是唐太宗的使“天下英雄尽人吾彀中”之术。正如清人冯桂芬引前人之语所说：“三年一科，今科失而来科得，一科复一科，转瞬其人已老，不能为我患，而明祖之愿毕矣。意在败坏天下之才，非欲造天下之才。”如此取土，岂止使天下英雄只求仕途得志，无暇他顾，更要紧的是使所有土子的思想都纳入钦定的标准模式，扼杀其个性和异端念头于萌芽之中。
▲古代科举考场
为吸引士子们参加科举，政府不惜以功名利禄诱之。一日中举，便享有异于庶民的种种优待，俨然是一社会特殊阶级。清贫布衣和高官厚禄之间的选择是如此的严峻，以致很少有人在名利的诱惑面前无动于衷。唐宋以来，在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唯有登科人仕方是正途的价值观：“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之正途；否则胸藏韬略，学贯天人，皆目为异路。”读书为登科、人仕，这种庸俗学风势必造成读书人只读经书，无心旁览，更不可能“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目光是如此的短浅，知识是如此的孤陋，又怎么能够指望他们有开放的心灵，敏锐的思考，步入官场后勇于进取、有所开拓呢?
在科举制度下，全国公私学校皆以教人科举人仕为宗旨。政府官学“考其学业，科举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功名之外无他志也”。以自由讲学标榜的私人书院，受政府多方掣肘，且抵挡不住科举的冲击，几经盛衰；至明末已分下科举名额，沦为科举的附庸，到清朝已与官学区别甚微，至于家塾、教馆，更是应付科举的预备场所。
▲清光绪二十二年进士李家驹殿试试卷
知识分子除科举入仕之外，几无栖身之地。在传统的中国，一个土子的职业去向无非上、中、下三途。上途乃登科入仕，这是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中途是为权贵充当幕僚，已是不得已而为之；末途是设馆授徒执教，更有怀才不遇之叹了。无论是荣登庙堂还是屈居乡间，其所作所为都直接或间接地依附于、服务于封建官僚政治，离开了后者简直犹如失业。
第三张大网：封建宗法的伦理政治关系。
在传统中国，封建等级制度与宗法家族制度交织一体，在社会关系中形成一张宗法性的伦理政治关系网络，它体现在观念形态上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说。每个传统知识分子就像这偌大网络中的一个网结，不得不附丽于各种关系而生存，与上下、前后、左右结成须臾不可离之的联系。在家要孝敬父母，求学要服从先生，做官要尽心忠君，以至告老还乡还得对家族和地方履行一个绅士的义务。很少有人能够在行动和意识上冲决这个宗法伦理政治网络以及与此相应的纲常观念。在知识分子中间弥漫着浓郁的人情世故庸俗气息，关系学成为安身立命的处世秘方。“所以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由此可见，在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中，由于这三张大网的制约和影响，中匡传统知识分子的职业高度单一化，经济上、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十分严重，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也从未获得过真正的思想自由、表现过锐意创新的精神。在古代词林中，士、儒生、土大夫三词意义相近，便形象地说明了传统知识分子那种职业单一化和思想一统化的状况。因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表现出近代意义上的人格独立性，只能是丧失了自我意识的、为皇权政治所异化了的依附人格。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上述这三张大网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形态或世俗形态，它们的存在是以国家政权为基础的，其功能的发挥又是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的。谁如果想稍稍偏离正统，试图表现出某种独立的愿望，或者对异化的反抗，都会被看作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挑战，从而付出血的代价。明末李贽、何心隐的被戕害，东林党、复社的被镇压，清代令人毛骨耸然的“文字狱”——尽管牺牲者离近代的独立人格相去甚远，但他们的结局已足使大多数土子望而生畏了。在“刀与火”的历史中，在血腥的淫威中，所造成的大半是被泯灭了个性的奴隶或被扭曲了人性的奴才。
当然，在封建土大夫中不仅充斥着大量匍匐在皇权脚下的奴才，也有一些胸图大志、敢于直谏的儒家理想主义者。他们力图以圣控王，以儒家的政治理想改造现实政治，体现出某种个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进取性。像魏徵、柳宗元、范仲淹、王安石、海瑞等人确乎有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但这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独立人格，缺乏近代的气息。他们的思想未能突破儒家经典的藩篱，执着于“代圣人立言”的传统模式，他们的行动不敢跳出“君臣父子”的窠臼，沉湎于“应帝王”、“作宰辅”的治平理想；正直的胸怀、凛然的死谏与封建的愚忠可悲地掺和在一起。说到底还是一种依附人格：在帝王的身上寄托治平的理想，在君臣之间实现某种权力的平衡，而从未曾想在大一统政治之外建树知识分子的独立力量。
▲唐太宗和魏征
在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欲摆脱对大一统皇权政治的依附关系，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投奔绿林，加入农民起义的队伍；二是遁迹山林，当以庄禅自娱的山人隐土。但这两途是否真的导向人格的独立，解脱依附之苦，似大可怀疑。投奔“揭竿而起”者，如张良、魏徵、李岩之辈，尽管与现实封建朝廷斩断了关系，但是他们却未必与观念中的封建秩序分手；他们脱离了一个昏庸的暴君，却依附于另一个改朝换代的“真龙天子”，为后者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异己，不如说是修复、再版这个结构的基因。他们最终还是未曾摆脱人格的依附性。至于遁迹山林、退归自然者，他们在“出世”前多半是积极入世的儒家理想主义者。
现实的黑暗，理想的挫折，逼迫他们到老庄哲学中去寻求自己的精神归宿，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转化为自然与社会的对立。而在现实层次中它不得不以“与物俱化”的顺世主义作为补偿。“采菊东篱下”的田园诗人实现了对皇权的消极反抗，但“悠然见南山”的忘情生活却颇有乐天知命、得过且过的混世意味。既然如此，又有多少独立人格可言呢?至少是打了一半折扣了。
在宗法一体化结构的社会背景下，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其主观上是如何想超越自我，超越环境，最终还是逃脱不了人格上的悲剧，独立与传统士大夫们实在太无缘了。
这种状况到了近代又怎么样呢?
贰
封闭性的大一统中国到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的炮口威胁下被迫开放，屈辱的不平等条约所显露的中西间的差距，惊醒了清末沉睡在自我满足、自我陶醉美梦中的国人。从戊戌变法起，近代中国开始了漫长的向西方认同、改变传统社会格局的艰难历程。封建专制王朝崩溃了，儒家正统地位动摇了，大一统削弱了。这一切，给近代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命运带来了两个变化。第一是知识分子职业选择的多元化。1905年，持续了一千多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的废除象征着知识分子由土而仕的单一发展渠道的时代已告终结。社会分工飞速发展，出版、教育、新闻、科技事业纷纷兴起，大批知识分子成为出版家、教育家、报人、科学家、工程师，他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专属自己而非寄人篱下的栖身之地。第二是知识分子信仰选择的多元化。西学如潮水般涌进中国，“物竞天择”说，自由平等说，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尼采的超人学说，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令人应接不暇。在这新与旧、中与外百家思潮争鸣激荡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变得活跃、丰富、开放，不再禁锢于一家一说的狭小圈子，而是按照各自的理解和需要进行比较和选择，享受到充满魅力的精神自由。可以说，只是到了近代，严格意义上的独立人格才具备了诞生的社会前提和精神前提，事实上也的确诞生了。
然而，近代中国社会格局的变化是有限的，根深蒂固的东方传统顽固地抗拒着西方世界的同化。透过中华民国那层现代面纱，一种“准大一统”的容貌依稀可辨。仿佛与上述两大变化相抗衡，在“准大一统”下的近代知识分子又面临着两大传统困境：第一是文化结构的半独立性。知识分子所栖身的文化界并未取得法律上和事实上的独立身份，始终处于政治强权干涉、插足的阴影笼罩之中。
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之后，蔡元培曾仿效法国一度主持设立了大学院这种教育行政制度，期望教育能独立于政治，充分学术化，结果招来国民党内各方面的非议和责难，有人在中央全会上提案要求改设教育部，并诘问蔡：“难道教育独立，必须独立在国民政府之外?”仅一年，蔡元培苦心孤诣设置的大学院便夭折流产。不仅教育，其他文化事业亦复如此。如民初的北京新闻事业虽然繁荣，但每家民间报纸都依附于一定的军阀政客集团以求生存，难怪著名新闻记者黄远生要酸楚地感叹，民国以后，吾虽然“立意不作官，不作议员，而遁入于报馆与律师，然其滋味乃正复与官相同”。第二是意识形态结构的非自由化。自清王朝倒台，尤其是袁世凯死后，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够真正统一过中国。但他们都将重建大一统作为自己最高的政治目标。大一统的奥秘首先在于意识形态的一统，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千方百计扼杀多元化的思想局面。如果说北洋军阀因政治更换过频而不及确定“一尊”的话，那么国民党在政权得手后即宣布“三民主义为全国唯一的思想”，“凡是违反三民主义的人，在党治之下是不允许他活动的”。“三民主义教育”或“党义教育”成为大中学生的必修课。这种“一个主义”的实现势必要靠刺刀和皮鞭来维持。在近代中国，翻版的“文字狱”屡见不鲜，更甚古代。像报界中的沈荩、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都为争取言论自由而惨遭杀戮。鲁迅曾深沉地写道：“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
▲蔡元培题字
一方面是取得了一定的职业自由和经济自立，另一方面却享受不到独立于政治的实际保障；一方面是精神和心灵的自由解放，另一方面却承受外界环境的残酷压抑，这种种极不和谐的命运遭际，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挑起了紧张的心理冲突。由此，产生了一种欲摆脱屈辱的依附似乎又摆脱不得，渴望人格独立似乎又有所恐惧的矛盾心境。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由于自我意识未曾苏醒而无所痛苦，那么近代知识分子一旦被唤起人的尊严、人的自觉和人的自主，又要重新变得麻木不仁、自我克制，这是何等的悲哀、残忍！然而，人格的抉择却现实地摆在面前，容不得你推诿、搪塞，除非自杀；但自杀也是一种抉择。现实的抉择就是这般冷峻：或者是依附于黑暗政治，这不仅意味着生命的苟全，而且还有名有利，荣华富贵，前程似锦；或者是成全人格的独立，这又可能伴随着贫困、孤独、抑郁和血污。
近代知识分子在人格的选择上可分为两个大类五个层面。独立人格一大类中有两层面：“特立独行”和“外围内方”；依附人格一大类有三层面：“帮忙奴才”、“帮闲文人”和“游世之魂”。
1
“特立独行”
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上所产生的一群极有韧性、极为罕见、绝无媚骨的优异之土，他们在带血腥味的沉闷空气下“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使一个“无声的中国”变为“有声的中国”。鲁迅，自然是其中最突出、最杰出的代表。这些特立独行之士都有这样一些性格特征：
其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义务感。他们的内心总是充溢着民族、国家和人类的痛苦，这些痛苦使他们时常辗转不安， 自觉地背负起历史的十字架。像鲁迅，倘若不是那种深沉到了极点的爱憎煎熬着灵魂，恐怕会活得更长久些。他们又常常无情地自我审视，在良心的洗涤过程中实现精神的升华。如闻一多，原先是超然物外的文学隐士，一旦从学术象牙塔中走出，正视黑暗的现实，就严厉地鞭挞自己：“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那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其二，追求“说真话”的精神境界。人世间谎言多矣，但是否说真话，却度量着一个人在多大的程度上能确定自我，摆脱异化。因此，他们都把说真话视作一种至善至美的境界：“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说真话是一种责任，一种对良心、对社会的责任，即使为此舍弃生命也在所不惜。章太炎在北京困顿期间，“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是何等的快哉！章太炎一生固有众多污点，言论也未必句句精当，但他敢言已之所欲言、人之不敢言，确乎当得起“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其三，在死神面前的无畏勇气。统治势力对他们的伎俩终是有限，说到底是一个死字。倘若超越了生的执着，也就无所畏惧。谭嗣同在菜市口刑场疾呼“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超脱，鲁迅去参加杨杏佛葬礼时不带家门钥匙那种“壮土一去兮不复返”的气魄，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痛斥独夫蒋介石，准备接受特务第二颗子弹的凛然，似乎都显现出近代史上的这些“特立独行”之士，大多有置生死于度外，甚至以死为荣、以死为快的大彻大悟。其四，具备蔑视任何外在权威的自主意识和孤军作战的斗争韧性。这恐怕是最根本的。如果说古代的“特立独行”之土并不乏气节的话，那么近人高于古人之处就在于维持了气节的价值，不再重演“愚忠”的悲剧。他们用理性的目光审视一切现存的学说，即使有所皈依也不放弃批判的权利。他们不依附任何“圣明君主”或政治集团，对真理和事业有着自己的理解，因此常常受到同道的误解，以致遭受“背后的枪击”，陷入比死亡更为悲哀的孤独。但他们并不因此而见风使舵，而是在逆境中顽强地孤军奋战，直至将群众慢慢吸引过来。这种真诚坦白、超凡脱俗的自由精神，正是鲁迅所极力推崇的“摩罗”战士最珍贵的品格。
▲谭嗣同像
2
“外圆内方”
与“特立独行”者相比，他们也维护了人格的独立，但有层次高下之别。现实是如此的恐怖，统治者是如此的残忍，人们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没有顾虑，或为生命，或为家庭，或为事业，超越生死毕竟是罕见品质，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谓要求太高。于是近代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不是锋芒毕露，义无反顾，而是有张有弛，掌握分寸。1935年，蔡尚思写就《中国社会科学革命史》时，前辈欧阳予倩谆谆告诫这位青年史学家：“秉笔的态度自然要严正，不过万不宜有火气……可否寓批判于叙述中呢?”他建议以“纯研究的态度”作进攻的“挡箭垛”，书名宜改为《中国社会思想史》。最后，欧阳予倩叹谓：“蔡先生，我佩服你的努力，可是思想界的悲哀，谁也逃不掉呵。”不过，这些知识分子在方式方法、局部问题上可以委婉圆滑，有所妥协，而在事关大是大非、人格良心的原则立场上却毫不含糊，旗帜鲜明。
近代职业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领袖之一黄炎培即是典型。“取象于钱、外圆内方”是他亲笔书写的处世立身的座右铭。他在1946年第三方面调解国共冲突时未尝不委曲求全，“不偏不倚”，从未与蒋介石拉下脸。当蒋以“教育部长”许愿企图将他诱入伪“国大”泥沼时，黄却不为所动，答以“我不能自毁人格”，维护了政治气节。“外圆内方”是一微妙的、高超的处世艺术，它是近代独立人格在东方专制国度里可喜而又可悲的变形。它维护了人格的独立，保全了人才的精华，也多少损伤了自由的尊严，使人格主体为把握正义和生存的平衡艰难地度量着。1947年年底，在国民党的淫威下，黄炎培代表民盟被迫与当局达成自动解散民盟的协议。尽管此举避免了广大盟员不必要的流血牺牲，但黄良心上的失落感却使他极其痛苦不安，吟出“黄花心事有谁知，傲尽风霜两鬓丝”的苦句。“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同时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的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作出了西方人所无法理解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
3
“帮忙奴才”
中国是一官国，权力意味着一切。虽然五四运动时期“劳工神圣”的口号流行一时，但“读书做官”的传统价值仍在相当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头脑中被奉为圭臬。权力的诱惑力实在太强了，某些人无法不趋之若鹜。每年留学生归国，总有一批海外学子源源补充于庞大的官僚队伍。有些颇有声望的大学教授、学者名土，也以挤入官场为荣。做官带来了显赫的功名、丰腴的利禄，同时也抵押上了人身的自由、人格的独立。王世杰，在欧洲获硕士、博士头衔的宪法专家，北大法学教授，当他身为留学生、学者时还是一脑袋的西方自由主义理想，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鼓吹工人有集会和团体契约权的文章。曾几何时，当王氏荣任南京政府法制局长后，充满东方专制精神的《战时反革命治罪法》便出自他的手笔，将工人民主权利剥夺殆尽的《劳资争议处理法》又是他的杰作。久而久之，王氏的灵魂完全为官僚机器所同化，丧失了自我。还有一些文人，原本是胸怀改造社会、革新政治的抱负当官的。但一朝入了庙堂，便身不由己。既然成为传统结构中的一个元件，不管你主观意愿如何，就得执行结构所指定的功能。陈布雷，在大革命时期以“畏垒”为笔名在《商报》上撰写反军阀的社论，是何等的铿锵作声，倾动江南!当他怀着治国平天下的雄心步入蒋府后，从此就不再是那个“畏垒”，也不是布雷自己，而是蒋介石的“文胆”。他的个性、锐气、见解通通被迫驱入潜意识，也许只有在恶梦中他才有缘与它们相会。二十年的隐忍生活，最后以服毒自杀才得以解脱。陈布雷的悲剧是传统的，古书上伊尹、周公、诸葛亮这些“帝王之师”对他纠缠过深，他摆脱不了“土为知己者死”的依附性。民国以后，北洋中央政府尤其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官僚群基本上由受过新式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组成，但其政权整体素质依然是传统的，这一现象很能说明官僚机构对机构成员的难以遏制的异化效应。从政的知识分子最终也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资格，堕落为替统治阶级帮忙的奴才。
4
“帮闲文人”
鲁迅曾这样区分“帮忙”和“帮闲”者：“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例。”也就是说，前者是在朝的，后者是在野的，虽则一同攀附于统治阶层，但攀附的深浅不一。如前所述，近代中国的文化界与官方政治总有着某种若即若离的联系，处于半独立半依附的状态，这样，蛰伏于此的“帮闲文人”们固然追求一定的独立性，但老割舍不了阿谀权贵、趋炎附势的劣根性。胡适，在美国人看来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精神领袖，但他在政治上所匮乏的恰恰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那种无所依傍的独立精神。他可以对当局作些“和风细雨”式的批评，但骨子里却渗透着一种敬畏现存秩序、膜拜国家政权的庸俗市侩气，否则就很难理解这样一个经过美国民主洗礼的“自由主义”者，会心甘情愿地充当“拼命向前”的“过河卒子”。
以胡适精细的政治目光，未必窥不见国民党政权的传统本质和无可救药，但他直到那座腐烂的大厦倒塌前夕，还表示要“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不过，胡适聪明之处，就是“帮闲”不“帮忙”，死不肯入阁，宁愿“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以“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这种形象颇近鲁迅所描绘的“二花脸”了：“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知识阶级”，“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在近代中国的文坛和小党派中，这样自命清客的帮闲者为数不寡。1946年底伪“国大”开锣之时，就有那么一些平时以“独立”标榜，以“气节”自诩的“社会贤达”和民青两党，挤进去凑热闹，充当专制舞台上粉饰民主的花瓶摆设。其中，像民社党主席张君劢是经不起中国“宪法之父”的名誉诱惑而自毁人格的；像《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是因曾向蒋介石敲过一笔二十万美元的官价外汇的竹杠而不得不还人情债的。这些知识分子虽然身居朝外，但心已离庙堂不远，为了一己私利，哪还顾得上士人的清高、人格的尊严!
❸ 用手机怎么可以强行进入带锁别人QQ空间，不知道的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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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加密的QQ空间方法一： 需有两个QQ号码。如果想进入加密qq空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第一个QQ号码的空间加上密码。然后用第二个QQ号码访问第一个QQ号码的加密空间。我们输入密码进入加密的QQ空间后。在地址栏里把QQ号码换成我们想进入空间但不知道密码的QQ号。回车就可以免密码轻松进入了。设置密友访问也是一样。我们把自己的两个QQ号设置为密友，然后访问，然后在地址栏里修改号码就可以再次成功进入加密的QQ空间。 进入加密的QQ空间方法二： 利用Google博客搜索查看加密QQ空间(qzone)日志的方法： 1.打开google博客搜索：blogsearch.google.cn 2.将要查看的加密QQ空间(qzone)的QQ号放到搜索框中搜索。 3.点击搜索结果下边的[**站内的其它相关信息]将搜索范围限定在这个加密的QQ空间。 4.出现他空间(qzone)里的所有文章列表，再复制想要查看的那一篇日志的标题到当前的搜索框中。 5.此篇日志的内容出现在google博客搜索结果的页面摘要(Snippet)显示中，再将页面摘要(Snippet)的最后几个词放到当前的搜索框中进行搜索。 6.google博客搜索的页面摘要(Snippet)中出现更多的此篇日志内容，再把现在可以看到的文章内容的最后几个词放到当前的搜索框中搜索，注意： 要删掉上一次搜索的那几个词。 7.如此类推，直到看到全文。 进入加密的QQ空间方法三： 这种方法不需要两个QQ号码我们就可以查看加密QQ空间里面的照片。 第一步：选择浏览器上的―工具‖——-―Internet选项‖——―删除文件‖————在弹出的对话框选中―删除所有脱机类容― 第二步：打开你要看的空间，选择要看的有密码的相册，这时叫你输密码，你不关它，选择取消。 第三步：选择浏览器上的―工具‖——-―Internet选项‖——―设置‖—–―查看文件‖ 然后在出来的文件夹里面找到―cgi_qqzone_static‖ 这个文件夹，双击打开，在里面你就可以看见他空间里所有的东西了。按ctrl+f快速查找有密码的相册的在那里，就是在弹出的对话框里输入相册的名字，点查找下一个就找到了，复制下面的地址重新打开。就OK了!
你的，以前的方法
❹ 谁知道钱钟书的读书方法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1947年写就的一部以爱情、婚姻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取意为“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围城》自1980年再版以来，赢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文中那些精妙绝伦的比喻和幽默辛辣的讽刺耐人寻味。小说通过主人公方鸿渐的爱情婚姻遭遇和生存境遇深刻刻画了某些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根性，他们的懦弱、虚荣、自私、功利以及欺骗性被钱钟书一一嘲讽。
方鸿渐在恋爱婚姻上的失败和他自身性格的懦弱是分不开的，他的好虚荣、爱面子的心理特性直接导致了他事业上的连连受挫。当他留学归来，凭从一爱尔兰人手里买来的假博士文凭受到地方小报记者的夸赞时，他“感觉身心庞然膨胀，人格也伟大了好些”，方鸿渐对文凭极为“认真”的功利性态度伴随着他的生活和工作愈演愈烈，他去大学教书、做名教授的美梦也因博士文凭被校方怀疑而破灭了。方鸿渐图慕虚荣之心被钱钟书先生刻画得淋漓尽致。三闾大学的生存环境让这个听来才高学富的方鸿渐备感失落，在假博士文凭“光环”的笼罩下，方鸿渐在生活工作中处处遭遇尴尬，从回国后给学生演讲到三闾大学的任教，这位尚有一定正义感、良知未眠的方鸿渐一直在维护自尊心和欺骗与反欺骗的境遇中挣扎着。
方鸿渐无疑是旧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钱钟书对方鸿渐的爱情遭遇和生存困惑的描述，究竟想告诉读者什么？钱钟书对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打量、审视背后隐含了什么内容？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孙郁“从方鸿渐看钱钟书”，敬请关注。
（全文）
《围城》为什么这么受读者的欢迎，这里有一个现象之谜，就是说它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文本，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自我生命的一种反顾、一种打量。那么它描绘了中国的读书人，特别是中国的文人的心理劣根状态和他们的生存困境，所以我说，这本书现在很多的高中生也非常非常愿意读它，因为他们在方鸿渐的身上，也看到了现在我们中国读书人的影子。现在的中学和大学的知识群落，这些文化人何尝不像当年那样，人们陷入在一种荒诞的文化困境里面。就是说钱钟书当年描述的文人的窘态，这种知识群落的思想的顾忌，在今天依然延续着，这是这本书畅销不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围城》主要描写了方鸿渐这个人，他从27岁那年从法国留学，从欧洲留学回到国内，然后两年之内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这样的一段生活。
那么方鸿渐他从欧洲回国以后，他开始是失业，没有什么职业，后来就是在他丈人家居住，原来他属于父母给他找的爱人，还没有结婚就去世了，所以他住在丈人家，后来在银行里工作，在银行的工作过程当中他和几个女性就产生了恋爱的关系。钱钟书在描述方鸿渐在上海做职员的过程当中，那一段爱情的故事，写得非常地精妙，深切地展示了这样一个文化青年，他在恋爱场上、在情场上如何地受挫、如何地陷入了一种茫然的困境，这样一个过程。
比如小说刚开始的时候，写从在巴黎到上海的船上，他和一个鲍小姐那个爱情，他追求鲍小姐，鲍小姐也对他眉来眼去，但最后到了岸上，他就被鲍小姐甩掉了。他被人骗，所以钱钟书眼里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温情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之少的。最后呢，无意中他和孙柔嘉小姐，孙小姐结婚了，他那个结婚，本来对孙小姐印象非常非常之好的，是一个很文静的知识女性，但是结婚以后他们不断地产生冲突，他陷入了家庭的无边无际的矛盾之中，所以方鸿渐这个人，不论是在学业上、在家庭上、在社会上他几乎没有一个有亮点的地方，他陷入了一种悖论、一种荒唐的陷阱里边。比如他跟孙小姐结婚之后，他说的话。他说：“结婚以后，你总会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谈恋爱的时候，双方本相全收敛起来，到结婚后，还没有彼此认清，倒是老是婚姻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识谁”。方鸿渐这个人他在谈吐当中给人感觉非常儒雅，像一个读书人，但是钱钟书在描写的过程当中，觉得他呢，他其实是一个没有生活自理的人，是一个在高校不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信心和学术地位的一个人。而在生活上、在婚姻上又一塌糊涂的人。
他想要追求的他得不到，他不要的呢，偏偏要来，来了以后呢，本来以为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但其实又是一个悲剧的开始。所以我觉得钱钟书在《围城》里面对婚姻我觉得表现的是一种很悲观的态度，但是他自身的婚姻是很幸福的。
钱钟书觉得人是无法预料自己的未来的，人必定要受到命运的一种捉弄。比如恋爱之前，他觉得他那么美好，最美好的东西，他想追求，但他得不到，反而你不想要的东西他倒来了，你追求到手以后，你突然发现你在一个尴尬的泥潭里边。方鸿渐这个人开始是想要追求什么，想要寻找什么，想要企盼什么，但最后你就感觉到，这种寻找、追求和企盼呢，慢慢地被一种麻木、痛苦、绝望所代替。最后我们读完之后，你就会感觉到方鸿渐这个人物其实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典型，他跟阿Q、跟觉新、跟好多作家笔下重要的一些形象一样，他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典型形象。我们在读他的时候，在看方鸿渐的命运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钱钟书他自己，他的生活态度和他的美学追求。
我们在分析方鸿渐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中国的读书人，往往他们是带着一种外套，就是学人身上穿的一个外套。就是说，没有真正地才学，但是呢，他们要炫耀自己的思想、炫耀自己的知识、炫耀自己的智慧，讲话经常讲一些哲理的语言，有一些对话是非常精彩的，但是这些对话又不是像方鸿渐这种人自己发明的，他不过是贩卖西方有些人的一些想法。你比如说，他和赵辛楣有一次对话就谈教育，他经常说一些非常精彩的话。觉得这个人很有思想，感觉到他好像是很有水平，比如他说：“从前的愚民政策，是不允许人民受教育，现代的愚民政策呢，是只许人们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那么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他经常说这样一些很有意思的话。
方鸿渐他是在欧洲留学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学到更多的专业，钱钟书认为他是一个无用的人。所以在钱钟书的小说开始就说：“他是一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就转到了哲学系，最后又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呢，没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国外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国外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的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向中国的官吏和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成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中国当下很多到欧洲、到国外去留学的人，我们看他们写的文章，我们也能感觉到，当年钱钟书笔下的一些影子，很多留学的人，在外面不是真正的学习，而是在镀金。那么方鸿渐就是一个在欧洲几个国家留学镀金的一个文化人，他也没有学到一个真正的专业，可以说是万金油的这样一个人物。
由于他没有真才实学，而且在恋爱上又不断地陷入到一种陷阱里边。所以最后在友人赵辛楣梅的推荐之下，就去了三闾大学。三闾大学在湖南省的一座国立的大学，那么到了这个大学以后，他因为也学无所长，所以他只是做了一个副教授，他做了一个副教授。他在国外因为没有拿到学位嘛，他当时为了满足他的家人的虚荣心，他就用了一个假文凭。到三闾学校以后呢，他也没敢说自己有假文凭，所以他当时只得到一个副教授，他本来想在这个学校好好工作，想做点事情，但是呢，这个学校教授们，从校长到普通的系主任、到一般的教员，种种行为跟官场和商界的那些人没有什么区别。
其实钱钟书他是一个书斋中人，他一生当中除了在大学，就是在研究室工作，后来搞过一段翻译，他没有更深入的社会底层人的这种体验。但是他的敏锐性，他对人性的洞悉力，使他具有了一种超凡的目光。他在感知周围人的生活的时候，他常常能够从细节，从人们的日常的一些生活里面，能够发现人性那些病态的、丑陋的东西。你比如钱钟书在写对话，写方鸿渐和这几个女性，他在希望引起别的女性注意的时候，写他的微妙的心理，都写得入木三分。这很像欧洲的一些讽刺小说家的一些作品，我想他也可能是受到了西方的一些东西的影响。赵辛楣和方鸿渐一起和高松年校长对白的时候，他们每个人内心不同的感受，他们的失落感，他们的吃醋，他们的狡诈，他都勾勒出来。所以给人感觉到钱钟书他是通过日常的生活细节，而不是通过曲折的情节，通过离奇的故事来展现人的。所以这是《围城》这部书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比如从上海到三闾大学那一段漫长地旅途当中，那一段描写是相当精彩的。那一段描写，钱钟书在《围城》当中，他通过这些衣食住行这个描述，来写这些文人的脆弱、文人的无聊、文人的荒唐。在整个旅途过程当中呢，他写了几个人，比如说赵辛楣，李梅亭，大学教授拿着自己的名片到处炫耀，比如他们坐不了车了，他拿这个名片他最后能坐上车了。李梅亭看到了很漂亮的一个寡妇，眉来眼去，互相斗情。在钱钟书眼里，这些人表面上他们不过是挂着一个学者的招牌，其实和市井上那些混混和流氓气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们在读《围城》的时候，能够感觉到，钱钟书他是把他内心的大的哀凉，深深地隐含在嘲讽画面的背后。他在画面上他以那样嬉笑怒骂的文风，他的文笔，来勾勒形形色色的人物。但是你读完后，你会觉得中国的读书人，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群落。就是你会有一种非常无奈和悲哀的感觉，这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常讲，鲁迅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那种思想。像方鸿渐、赵辛楣、李梅亭、苏小姐、汪处厚、高松年、韩学愈等等这些人物形象呢，都像他笔下一个玩偶，他可以任意揉捏，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思想的一个符号、一个观念的载体。所以他用的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笔法，是用象牙塔里的很有意思的这样一种很幽默的，这样的一种东西。还有一个就是说像中国的读书人，中国的读书人，钱钟书认为是无用的，特别是学了文的，文科的，就像我们这个专业的人，很多是无用的。鲁迅晚年也是说，希望自己的孩子，如果有本事的话，千万不要做空头的艺术家和文学家、美术家，要去找一点实事，干一点实事。因为鲁迅深深地觉得中国的文人无用，他们要么是官的奴隶，要么就是商的奴才，他们要么是依附于统治者，要么就是依附于老板和一个利益集团。那么在《围城》里面知识分子依附的什么呢？你们感觉到《围城》三闾大学，三闾大学是个官气很浓的一个大学，这个大学校长聘任系主任，哪个系、哪个系主任的时候，他要考虑到教育部官员的关系。而且教授们为了升官他要拍马溜须，要依附于什么。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他没有自己一个独立的立场。
方鸿渐的性格，其实看他的时候，我觉得我对这个人一点也恨不起来，甚至有很多同情。因为钱钟书也发现他内心的一些善良的一面，比如说他其实本不想骗人，他也有自尊心，他也有羞愧感，他看到别的大学教授在追逐名利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无耻的时候，他也有蔑视的那一面，他心里他有一种良知在里面。但是钱钟书在描述他的良知的时候，只是一闪而过，他并不把他自己的目光停留在这个地方，他只是更多地来描写他生活当中尴尬的那一面。比如钱钟书描写他吃相，他吃饭，吃饭，就没有那个按照一般的中国所谓高贵的贵族，留过洋吃饭是很典雅的。但是他吃饭，他的吃相就受到了小说里其他一些人物的嘲讽。比如说他到故乡，从欧洲刚回来演讲，他第一次演讲，人家叫他讲东西方文化，他其实没有那种很深切地体验，完全因为他镀金，所以他在谈到东西方文化的时候，他大谈鸦片、梅毒。其实学生是愿意听的，但是对那些士大夫们，那些正襟危坐的人，觉得他是胡闹，那么对于真正的学者来看，等于非常浅薄的皮毛之谈。所以钱钟书在描述这个人物的时候，处处让他表现出他那种尴尬和他的窘态，我们用普通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出丑的地方。比如说像那些教授，三闾大学也有个教授，他叫韩学愈，他也在克莱登大学弄了个假文凭，他骗人。方鸿渐在备课的时候，他那种心理，他就写道，钱钟书就写道：“有人肯这样提拔，还不自振作，那真是器物了，所以鸿渐预备功课，特别加料，渐渐做名教授的好梦，得学位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教书是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鸿渐当年没哄过先生，所以未得学位，现在要哄学生不免欠缺依傍，教授成为名教授也有两个阶段，第一是讲义当著作，第二，著作当讲义，好比粗学的理发匠，先把傻子和穷人的头作为练习本领的试验品，所以讲义在课堂上适用，没出乱子就作为著作出版，出版以后，当然是指定教本，鸿渐既然格外卖力，不免也起名利双收的妄想。” 钱钟书写道：“撒谎骗人该像韩学愈那样才行，要有勇气、坚持到底，自己太不成了，撒了谎还要讲良心，真是大傻瓜。假如索性大胆老练，至少高松年的欺骗可以避免，老实人吃的亏，骗子被揭破的耻辱，这两种相反的痛苦，自己居然一箭双雕地兼备了。”
我觉得钱钟书写这些人呢，跟五四时期的很多作家不一样，鲁迅和巴金他们写读书人往往这些读书人具有深切的精神的痛感，他们痛不欲生，对现实处于一种不满的状态，他们要寻找出路、寻找民族和自我的出路，但是恰恰没有出路，于是呢，就陷入了一种苦难和绝望的大泽里边。但是钱钟书不是这样，钱钟书写知识分子呢，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些混混，他们既没有对民族的使命感，也没有文化的责任感，他们不过是借着留洋、借着知识分子这个招牌来吃饭。用鲁迅的话讲，就叫“啖饭之道”，就是吃饭之道，所以这些是一些没有什么节操，没有什么操守，没有什么信念的一个群落。所以钱钟书他更多的是关注的是，他认为中国的读书人，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些混混，一些混混。所以在读他的小说的时候，我就经常在想，钱钟书这个人，他在审视人生、他审视周围世界的时候，他是缺少鲁迅和巴金那样的作家的温情的，他过于残酷，他甚至于把人的那种人性当中最丑陋的东西，他都全面地还原了出来。比如说家庭，他写方鸿渐的家庭，方鸿渐家里父母还有妯娌之间，你感觉到每个人的形象都不是可爱的。他写大学的老师，他的同事，也没有几个可爱的，包括佣人，也写得面目可憎。就说他是对人性是非常失望的一个人，钱钟书，他不像有一些作家，他希望能够在人的身上打捞一种闪光的东西，比如像孙梨这种作家，孙梨他是一个内心很痛苦的人，但是他在写中国的乡间百姓的时候，他发现他们美的一面，发现他们身上那些迷人的、具有人性力量的东西。但是在钱钟书，包括他的夫人杨降他们的作品当中，你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形象。所以他们用一种很残酷的笔法来嘲讽了周围的世界，他认为，钱钟书认为人是陷入在一种二律悖反，是在一种荒唐的这样一种境地里边生存的，在这样荒唐的环境里面选择着、挣扎着。
钱钟书他在书的前言里面写，他说：“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人能够反讽自己，能够嘲笑自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作家能够在小说当中，那么如此从容地来反讽自己的生活呢，其实也就表现了他的一种自省力和他文化情怀，所以我经常在想，钱钟书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他是用的一种游戏的笔法，他写的不像有些作家那么累，有一些作家写完一部长篇小说以后，就觉得心力交瘁。他尽管也是在忧患之中写的这本书，但是你会觉得他写得很从容。就是说他在整个的写作当中呢，表现出他与当时主流的、流行的这种叙述模式呢，完全不同的这样一种风格。当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主流是左翼文学，左翼文学主要是通过广阔的社会生活，通过阶级的斗争，不同的阶级矛盾和斗争，通过这个斗争来展示中国社会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但是，钱钟书回避了这些，钱钟书似乎不相信仅仅用这种泛道德化和泛意识形态的这种叙述方式，就能够真正地表现出人的这种普遍性的东西，他不相信。所以钱钟书他开始，他就避开了流行色，避开了一切鲜艳的理念，他凭着自己的直觉，他生命的直觉和他的学识来展现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人的生活。钱钟书这个文本，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因为他超越了时代，他超越了意识形态，也超越了自身的一些有限性，他相信人是有限的，也恰恰因为他注重了这种有限，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有限，那么也使他这个小说呢，获得了一种无限的阅读的可能性，获得了无限的读者。
在钱钟书的眼里呢，中国的文人是缺少创造性的，科举时代，中国文人依附的是八股，中国开化以后，留洋以后，中国人渐渐有了洋奴的一种心理，所以读书人真正地能够，他们的心灵深处能够感知到西方文化的精髓，又能够从中国东方文化当中能提炼出一种新的文化元素的这样的学者非常非常之少。我们举个例子，当年鲁迅他到日本留学，当时他们有二百多人，其实当时回来以后，也就是只有几个人非常非常优秀，大部分都是非常平凡、非常普通、非常平庸，甚至于非常荒唐的一些人。那么就是说，普普通通的没有专业知识而有沾染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恶习的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文人非常非常之多。那么钱钟书也就恰恰是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人物的群落，来分析来形象地展示他们内心的世界，以此来透视我们国内内心的一些基本元素，就是劣根性的一些东西。钱钟书描写的三闾大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授，他们的嘴脸都带有漫画式的，带有嘲讽的口吻。所以这个小说呢，它总体来讲，它就展示了无用、无力、精神无缘这么样的一个人物的形象，一个读书人的形象。在钱钟书的眼里，像方鸿渐这样的人，他是一个被社会所遗弃、没有任何用处的一个人，是一个知识上的废人、是一种精神上的垃圾。
方鸿渐这个形象我觉得他至少他表现了钱钟书的这样的几个想法：第一，就是说钱钟书通过方鸿渐这个命运，尴尬的命运，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失落、失业、失恋、失态、失宠，他展示一个什么道理呢？第一我想他展示了人的有限性。中国五四以后的很多作家，他们在描写一个很动人的形象的时候，他们要把他写得非常圆满、非常感人、非常崇高、非常伟岸。但是钱钟书不相信圆满，方鸿渐我们就会感觉，他在学生面前，他是个老师，但是他是一个不称职的老师，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第二点呢，钱钟书我觉得他在方鸿渐这个形象上，他通过方鸿渐命运的苦运的出现，他表现了人性恶的这样的一个思想。钱钟书似乎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一句话，所以他在《管锥编》和《谈艺录》里边，他经常揭露那些我们所认为那些很伟大很重要的一些学者和作家的短处，他看到了他们的丑陋的一面。
钱钟书其实他在他的学术著作里边，也容下了他的这些思想。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钱钟书经常讲，他不相信有纯而又纯的东西，他不相信纯粹的东西。他说真理是存在的，但是真理要想实现必须附之于庶地，用很庸俗的办法才能操作，很美好的东西你不能用很美好的方法来操作，你必须用非常庸俗的方法来操作，才能够成功。这个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况且不美好的东西用什么办法来操作的呢，所以钱钟书在小说里面他不断地发现知识界的奥妙。比如在报馆里、在银行里、在大学里边都是这样，特别是在大学里面，他写的这几个读书人，这几个教授，从国外回来的，就是说在国内的土生土长的教授，写他们都是这样。在五四以后呢，可以说鲁迅、钱钟书他们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鲁迅呢，他是以战士的、战斗的，反抗黑暗、反抗绝望的加上一种反讽和幽默的口吻，他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叙述语言和叙述语码。那么钱钟书呢，是靠着自己的聪慧，他的才识，为我们编织了一个虚幻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但是我们就会感觉到，尽管他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他却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反映。第三个呢，在人物身上他处处展示了人存在的二律悖反，就是同样一个命题，也会有一个相反的命题和它相对，就是说人无往不在一种枷锁当中。当你获得了什么的时候，同时你就失去了什么，所以《围城》这个书名它本身就有一种哲学的意向，就是说城里的人想要出去，城外的人想要冲进来。人呢不断地在选择，但是不断地进入一种陷阱，不断地进入一种灾难。开始人们所想像的，和最后收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方鸿渐这个人物形象，那么在这几点上呢，就使我们感觉到钱钟书他的精神世界，他内在的悲凉感和孤独感。钱钟书晚年几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拒绝媒体的采访，电视台要找他去录像，他坚决不出现的，因为他也知道人一说话一表现，上帝就会发笑，说不定也就变成方鸿渐，骗骗人或者怎么样，因为人都是有限的。他处处看到了人的有限性和尴尬性，他对人的这一点他是非常绝望的。我觉得钱钟书他表现了这样的一种思想。
方鸿渐最根本的意义，预示着我们现代教育的一种失败，现代某种文化的一种失败。他在看似神秘艰深的外表的背后，他隐含着一种空虚，无力、灰色、荒诞这样的一种深切的隐含，隐含这样一种意义。中国所谓的文化人，很多的文化人他们现在被名利所驱使，他们远离了学问，他们也是在做一些和学术没有关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就经常想，如果鲁迅和钱钟书他们现在很年轻的话，他们可能还会写出更精彩的文章来嘲讽这样的一些现象，所以一个民族最可怕的腐败是文化和教育的腐败，因为只有大学才能够生长精神，才是纯洁的精神的园地，才是思想的源力。你看很多西方的国家，很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重要的一些思想，他是在大学里面产生的，因为这个大学里面应当是一种超功利的，它是不应当有功利理念的，不是为了追求一个外在的什么东西，它是一种自由，一种完全是心灵和上苍进行交流，才会产生一种学说。你比如古希腊，古希腊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呢？因为当时古希腊的人，他们是处在一种游戏的状态，他们强调文化的无功利，那么无功利他就会想到心灵和上苍直接进行交流。想到月亮为什么是这样的，星星为什么是这样的，大海的浪潮怎么产生的，然后他就出现了逻辑学，出现了自然科学，各种各样学说都出现了。但是我们中国呢，是从孔夫子开始，我们开始的文化，孔夫子告诉我们一切要有用，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为统治者服务，要为谁谁服务。中国的文化人一直是依附在别人身上，为谁谁服务的，而不是独立的思考，不是独立的思想。所以钱钟书在《围城》里面就写了一些没有思想、浑浑噩噩的一些文化人，一些丑陋的文化人。他们根本没有独立之精神和独立之人格，没有那种超功利的文化情怀，哪怕对我们民族文化的那种忧患，对当下生活的这种感怀、伤世都没有。所以三闾大学呢，其实就是中国当时现代教育腐败和黑暗的一个缩影。我觉得它的警示意义非常之大，因为当中国的大学都像三闾大学这样存在的时候，中国是不会产生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哲学家，和伟大的科学家的。所以我想钱钟书之所以我们说他伟大，就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些问题。他用自己那种反讽的语言，那种颠覆性的、叙述语序，他描述了这个生活，他把这种可怕性，和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黑暗性展示给读者，使我们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洗心革面，就是说要进行思想上的革命，要改造国民性，要从根本上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谈到中国文化悲剧的时候，经常讲到社会，讲到民众，其实社会民众的叙述者是文人，那么文人自身不能够解放，成为一个很委琐的，非常奴性的这样的人物的时候，那不可能产生一个健康的文化。所以《围城》给我们的启示实在是太巨大和深远了。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重新来看《围城》，我想它一方面使我们可以还原到历史，重新回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知道那一段人的生活，同时我们也可以重新来反省我们当下的知识界和读书界的情况。我们就会感觉到，中国文人的劣根性，它的存在，它是有它的一段历史，它是有自己的源头的，它有流脉的。所以它具有了很深刻的文化标本的意义。所以我想我们通过方鸿渐，通过《围城》，通过钱钟书，我们可以深深地来反省我们人类自己，反省我们今天人的生活。我们是不是，也在以虚幻的以一种欺骗人的、或者被别人骗的方式，存在一种尴尬的文化境界里边。我们是不是成为了社会上一个多余的、无力的、无援的、无助的一个孤苦的存在，我们是不是一个充满了幻想而又实际上永远是在痛苦和绝望中挣扎的一个可怜的人物，它给我们带来的联想，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都是非常非常之深远的。
回答者：爱上了莲 - 举人 五级 1-2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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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
谢谢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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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最佳答案的评论
还是自己去看好，毕竟人和人的观点有差异
评论者： hongxu_2046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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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了
评论者： 轩竹幽雪 - 试用期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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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回答 共 5 条
围城》是钱钟书的代表作，是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长篇之一。
❺ 我们的文学能不能独立为什么看不到当年的影子很失望了啊~~~
你好，我来为你解答：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1947年写就的一部以爱情、婚姻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取意为“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围城》自1980年再版以来，赢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文中那些精妙绝伦的比喻和幽默辛辣的讽刺耐人寻味。小说通过主人公方鸿渐的爱情婚姻遭遇和生存境遇深刻刻画了某些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根性，他们的懦弱、虚荣、自私、功利以及欺骗性被钱钟书一一嘲讽。
方鸿渐在恋爱婚姻上的失败和他自身性格的懦弱是分不开的，他的好虚荣、爱面子的心理特性直接导致了他事业上的连连受挫。当他留学归来，凭从一爱尔兰人手里买来的假博士文凭受到地方小报记者的夸赞时，他“感觉身心庞然膨胀，人格也伟大了好些”，方鸿渐对文凭极为“认真”的功利性态度伴随着他的生活和工作愈演愈烈，他去大学教书、做名教授的美梦也因博士文凭被校方怀疑而破灭了。方鸿渐图慕虚荣之心被钱钟书先生刻画得淋漓尽致。三闾大学的生存环境让这个听来才高学富的方鸿渐备感失落，在假博士文凭“光环”的笼罩下，方鸿渐在生活工作中处处遭遇尴尬，从回国后给学生演讲到三闾大学的任教，这位尚有一定正义感、良知未眠的方鸿渐一直在维护自尊心和欺骗与反欺骗的境遇中挣扎着。
方鸿渐无疑是旧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钱钟书对方鸿渐的爱情遭遇和生存困惑的描述，究竟想告诉读者什么？钱钟书对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打量、审视背后隐含了什么内容？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孙郁“从方鸿渐看钱钟书”，敬请关注。
（全文）
《围城》为什么这么受读者的欢迎，这里有一个现象之谜，就是说它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文本，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自我生命的一种反顾、一种打量。那么它描绘了中国的读书人，特别是中国的文人的心理劣根状态和他们的生存困境，所以我说，这本书现在很多的高中生也非常非常愿意读它，因为他们在方鸿渐的身上，也看到了现在我们中国读书人的影子。现在的中学和大学的知识群落，这些文化人何尝不像当年那样，人们陷入在一种荒诞的文化困境里面。就是说钱钟书当年描述的文人的窘态，这种知识群落的思想的顾忌，在今天依然延续着，这是这本书畅销不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围城》主要描写了方鸿渐这个人，他从27岁那年从法国留学，从欧洲留学回到国内，然后两年之内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这样的一段生活。
那么方鸿渐他从欧洲回国以后，他开始是失业，没有什么职业，后来就是在他丈人家居住，原来他属于父母给他找的爱人，还没有结婚就去世了，所以他住在丈人家，后来在银行里工作，在银行的工作过程当中他和几个女性就产生了恋爱的关系。钱钟书在描述方鸿渐在上海做职员的过程当中，那一段爱情的故事，写得非常地精妙，深切地展示了这样一个文化青年，他在恋爱场上、在情场上如何地受挫、如何地陷入了一种茫然的困境，这样一个过程。
比如小说刚开始的时候，写从在巴黎到上海的船上，他和一个鲍小姐那个爱情，他追求鲍小姐，鲍小姐也对他眉来眼去，但最后到了岸上，他就被鲍小姐甩掉了。他被人骗，所以钱钟书眼里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温情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之少的。最后呢，无意中他和孙柔嘉小姐，孙小姐结婚了，他那个结婚，本来对孙小姐印象非常非常之好的，是一个很文静的知识女性，但是结婚以后他们不断地产生冲突，他陷入了家庭的无边无际的矛盾之中，所以方鸿渐这个人，不论是在学业上、在家庭上、在社会上他几乎没有一个有亮点的地方，他陷入了一种悖论、一种荒唐的陷阱里边。比如他跟孙小姐结婚之后，他说的话。他说：“结婚以后，你总会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谈恋爱的时候，双方本相全收敛起来，到结婚后，还没有彼此认清，倒是老是婚姻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识谁”。方鸿渐这个人他在谈吐当中给人感觉非常儒雅，像一个读书人，但是钱钟书在描写的过程当中，觉得他呢，他其实是一个没有生活自理的人，是一个在高校不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信心和学术地位的一个人。而在生活上、在婚姻上又一塌糊涂的人。
他想要追求的他得不到，他不要的呢，偏偏要来，来了以后呢，本来以为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但其实又是一个悲剧的开始。所以我觉得钱钟书在《围城》里面对婚姻我觉得表现的是一种很悲观的态度，但是他自身的婚姻是很幸福的。
钱钟书觉得人是无法预料自己的未来的，人必定要受到命运的一种捉弄。比如恋爱之前，他觉得他那么美好，最美好的东西，他想追求，但他得不到，反而你不想要的东西他倒来了，你追求到手以后，你突然发现你在一个尴尬的泥潭里边。方鸿渐这个人开始是想要追求什么，想要寻找什么，想要企盼什么，但最后你就感觉到，这种寻找、追求和企盼呢，慢慢地被一种麻木、痛苦、绝望所代替。最后我们读完之后，你就会感觉到方鸿渐这个人物其实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典型，他跟阿Q、跟觉新、跟好多作家笔下重要的一些形象一样，他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典型形象。我们在读他的时候，在看方鸿渐的命运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钱钟书他自己，他的生活态度和他的美学追求。
我们在分析方鸿渐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中国的读书人，往往他们是带着一种外套，就是学人身上穿的一个外套。就是说，没有真正地才学，但是呢，他们要炫耀自己的思想、炫耀自己的知识、炫耀自己的智慧，讲话经常讲一些哲理的语言，有一些对话是非常精彩的，但是这些对话又不是像方鸿渐这种人自己发明的，他不过是贩卖西方有些人的一些想法。你比如说，他和赵辛楣有一次对话就谈教育，他经常说一些非常精彩的话。觉得这个人很有思想，感觉到他好像是很有水平，比如他说：“从前的愚民政策，是不允许人民受教育，现代的愚民政策呢，是只许人们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那么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他经常说这样一些很有意思的话。
方鸿渐他是在欧洲留学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学到更多的专业，钱钟书认为他是一个无用的人。所以在钱钟书的小说开始就说：“他是一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就转到了哲学系，最后又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呢，没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国外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国外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的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向中国的官吏和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成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中国当下很多到欧洲、到国外去留学的人，我们看他们写的文章，我们也能感觉到，当年钱钟书笔下的一些影子，很多留学的人，在外面不是真正的学习，而是在镀金。那么方鸿渐就是一个在欧洲几个国家留学镀金的一个文化人，他也没有学到一个真正的专业，可以说是万金油的这样一个人物。
由于他没有真才实学，而且在恋爱上又不断地陷入到一种陷阱里边。所以最后在友人赵辛楣梅的推荐之下，就去了三闾大学。三闾大学在湖南省的一座国立的大学，那么到了这个大学以后，他因为也学无所长，所以他只是做了一个副教授，他做了一个副教授。他在国外因为没有拿到学位嘛，他当时为了满足他的家人的虚荣心，他就用了一个假文凭。到三闾学校以后呢，他也没敢说自己有假文凭，所以他当时只得到一个副教授，他本来想在这个学校好好工作，想做点事情，但是呢，这个学校教授们，从校长到普通的系主任、到一般的教员，种种行为跟官场和商界的那些人没有什么区别。
其实钱钟书他是一个书斋中人，他一生当中除了在大学，就是在研究室工作，后来搞过一段翻译，他没有更深入的社会底层人的这种体验。但是他的敏锐性，他对人性的洞悉力，使他具有了一种超凡的目光。他在感知周围人的生活的时候，他常常能够从细节，从人们的日常的一些生活里面，能够发现人性那些病态的、丑陋的东西。你比如钱钟书在写对话，写方鸿渐和这几个女性，他在希望引起别的女性注意的时候，写他的微妙的心理，都写得入木三分。这很像欧洲的一些讽刺小说家的一些作品，我想他也可能是受到了西方的一些东西的影响。赵辛楣和方鸿渐一起和高松年校长对白的时候，他们每个人内心不同的感受，他们的失落感，他们的吃醋，他们的狡诈，他都勾勒出来。所以给人感觉到钱钟书他是通过日常的生活细节，而不是通过曲折的情节，通过离奇的故事来展现人的。所以这是《围城》这部书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比如从上海到三闾大学那一段漫长地旅途当中，那一段描写是相当精彩的。那一段描写，钱钟书在《围城》当中，他通过这些衣食住行这个描述，来写这些文人的脆弱、文人的无聊、文人的荒唐。在整个旅途过程当中呢，他写了几个人，比如说赵辛楣，李梅亭，大学教授拿着自己的名片到处炫耀，比如他们坐不了车了，他拿这个名片他最后能坐上车了。李梅亭看到了很漂亮的一个寡妇，眉来眼去，互相斗情。在钱钟书眼里，这些人表面上他们不过是挂着一个学者的招牌，其实和市井上那些混混和流氓气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们在读《围城》的时候，能够感觉到，钱钟书他是把他内心的大的哀凉，深深地隐含在嘲讽画面的背后。他在画面上他以那样嬉笑怒骂的文风，他的文笔，来勾勒形形色色的人物。但是你读完后，你会觉得中国的读书人，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群落。就是你会有一种非常无奈和悲哀的感觉，这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常讲，鲁迅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那种思想。像方鸿渐、赵辛楣、李梅亭、苏小姐、汪处厚、高松年、韩学愈等等这些人物形象呢，都像他笔下一个玩偶，他可以任意揉捏，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思想的一个符号、一个观念的载体。所以他用的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笔法，是用象牙塔里的很有意思的这样一种很幽默的，这样的一种东西。还有一个就是说像中国的读书人，中国的读书人，钱钟书认为是无用的，特别是学了文的，文科的，就像我们这个专业的人，很多是无用的。鲁迅晚年也是说，希望自己的孩子，如果有本事的话，千万不要做空头的艺术家和文学家、美术家，要去找一点实事，干一点实事。因为鲁迅深深地觉得中国的文人无用，他们要么是官的奴隶，要么就是商的奴才，他们要么是依附于统治者，要么就是依附于老板和一个利益集团。那么在《围城》里面知识分子依附的什么呢？你们感觉到《围城》三闾大学，三闾大学是个官气很浓的一个大学，这个大学校长聘任系主任，哪个系、哪个系主任的时候，他要考虑到教育部官员的关系。而且教授们为了升官他要拍马溜须，要依附于什么。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他没有自己一个独立的立场。
方鸿渐的性格，其实看他的时候，我觉得我对这个人一点也恨不起来，甚至有很多同情。因为钱钟书也发现他内心的一些善良的一面，比如说他其实本不想骗人，他也有自尊心，他也有羞愧感，他看到别的大学教授在追逐名利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无耻的时候，他也有蔑视的那一面，他心里他有一种良知在里面。但是钱钟书在描述他的良知的时候，只是一闪而过，他并不把他自己的目光停留在这个地方，他只是更多地来描写他生活当中尴尬的那一面。比如钱钟书描写他吃相，他吃饭，吃饭，就没有那个按照一般的中国所谓高贵的贵族，留过洋吃饭是很典雅的。但是他吃饭，他的吃相就受到了小说里其他一些人物的嘲讽。比如说他到故乡，从欧洲刚回来演讲，他第一次演讲，人家叫他讲东西方文化，他其实没有那种很深切地体验，完全因为他镀金，所以他在谈到东西方文化的时候，他大谈鸦片、梅毒。其实学生是愿意听的，但是对那些士大夫们，那些正襟危坐的人，觉得他是胡闹，那么对于真正的学者来看，等于非常浅薄的皮毛之谈。所以钱钟书在描述这个人物的时候，处处让他表现出他那种尴尬和他的窘态，我们用普通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出丑的地方。比如说像那些教授，三闾大学也有个教授，他叫韩学愈，他也在克莱登大学弄了个假文凭，他骗人。方鸿渐在备课的时候，他那种心理，他就写道，钱钟书就写道：“有人肯这样提拔，还不自振作，那真是器物了，所以鸿渐预备功课，特别加料，渐渐做名教授的好梦，得学位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教书是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鸿渐当年没哄过先生，所以未得学位，现在要哄学生不免欠缺依傍，教授成为名教授也有两个阶段，第一是讲义当著作，第二，著作当讲义，好比粗学的理发匠，先把傻子和穷人的头作为练习本领的试验品，所以讲义在课堂上适用，没出乱子就作为著作出版，出版以后，当然是指定教本，鸿渐既然格外卖力，不免也起名利双收的妄想。” 钱钟书写道：“撒谎骗人该像韩学愈那样才行，要有勇气、坚持到底，自己太不成了，撒了谎还要讲良心，真是大傻瓜。假如索性大胆老练，至少高松年的欺骗可以避免，老实人吃的亏，骗子被揭破的耻辱，这两种相反的痛苦，自己居然一箭双雕地兼备了。”
我觉得钱钟书写这些人呢，跟五四时期的很多作家不一样，鲁迅和巴金他们写读书人往往这些读书人具有深切的精神的痛感，他们痛不欲生，对现实处于一种不满的状态，他们要寻找出路、寻找民族和自我的出路，但是恰恰没有出路，于是呢，就陷入了一种苦难和绝望的大泽里边。但是钱钟书不是这样，钱钟书写知识分子呢，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些混混，他们既没有对民族的使命感，也没有文化的责任感，他们不过是借着留洋、借着知识分子这个招牌来吃饭。用鲁迅的话讲，就叫“啖饭之道”，就是吃饭之道，所以这些是一些没有什么节操，没有什么操守，没有什么信念的一个群落。所以钱钟书他更多的是关注的是，他认为中国的读书人，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些混混，一些混混。所以在读他的小说的时候，我就经常在想，钱钟书这个人，他在审视人生、他审视周围世界的时候，他是缺少鲁迅和巴金那样的作家的温情的，他过于残酷，他甚至于把人的那种人性当中最丑陋的东西，他都全面地还原了出来。比如说家庭，他写方鸿渐的家庭，方鸿渐家里父母还有妯娌之间，你感觉到每个人的形象都不是可爱的。他写大学的老师，他的同事，也没有几个可爱的，包括佣人，也写得面目可憎。就说他是对人性是非常失望的一个人，钱钟书，他不像有一些作家，他希望能够在人的身上打捞一种闪光的东西，比如像孙梨这种作家，孙梨他是一个内心很痛苦的人，但是他在写中国的乡间百姓的时候，他发现他们美的一面，发现他们身上那些迷人的、具有人性力量的东西。但是在钱钟书，包括他的夫人杨降他们的作品当中，你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形象。所以他们用一种很残酷的笔法来嘲讽了周围的世界，他认为，钱钟书认为人是陷入在一种二律悖反，是在一种荒唐的这样一种境地里边生存的，在这样荒唐的环境里面选择着、挣扎着。
钱钟书他在书的前言里面写，他说：“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人能够反讽自己，能够嘲笑自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作家能够在小说当中，那么如此从容地来反讽自己的生活呢，其实也就表现了他的一种自省力和他文化情怀，所以我经常在想，钱钟书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他是用的一种游戏的笔法，他写的不像有些作家那么累，有一些作家写完一部长篇小说以后，就觉得心力交瘁。他尽管也是在忧患之中写的这本书，但是你会觉得他写得很从容。就是说他在整个的写作当中呢，表现出他与当时主流的、流行的这种叙述模式呢，完全不同的这样一种风格。当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主流是左翼文学，左翼文学主要是通过广阔的社会生活，通过阶级的斗争，不同的阶级矛盾和斗争，通过这个斗争来展示中国社会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但是，钱钟书回避了这些，钱钟书似乎不相信仅仅用这种泛道德化和泛意识形态的这种叙述方式，就能够真正地表现出人的这种普遍性的东西，他不相信。所以钱钟书他开始，他就避开了流行色，避开了一切鲜艳的理念，他凭着自己的直觉，他生命的直觉和他的学识来展现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人的生活。钱钟书这个文本，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因为他超越了时代，他超越了意识形态，也超越了自身的一些有限性，他相信人是有限的，也恰恰因为他注重了这种有限，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有限，那么也使他这个小说呢，获得了一种无限的阅读的可能性，获得了无限的读者。
在钱钟书的眼里呢，中国的文人是缺少创造性的，科举时代，中国文人依附的是八股，中国开化以后，留洋以后，中国人渐渐有了洋奴的一种心理，所以读书人真正地能够，他们的心灵深处能够感知到西方文化的精髓，又能够从中国东方文化当中能提炼出一种新的文化元素的这样的学者非常非常之少。我们举个例子，当年鲁迅他到日本留学，当时他们有二百多人，其实当时回来以后，也就是只有几个人非常非常优秀，大部分都是非常平凡、非常普通、非常平庸，甚至于非常荒唐的一些人。那么就是说，普普通通的没有专业知识而有沾染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恶习的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文人非常非常之多。那么钱钟书也就恰恰是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人物的群落，来分析来形象地展示他们内心的世界，以此来透视我们国内内心的一些基本元素，就是劣根性的一些东西。钱钟书描写的三闾大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授，他们的嘴脸都带有漫画式的，带有嘲讽的口吻。所以这个小说呢，它总体来讲，它就展示了无用、无力、精神无缘这么样的一个人物的形象，一个读书人的形象。在钱钟书的眼里，像方鸿渐这样的人，他是一个被社会所遗弃、没有任何用处的一个人，是一个知识上的废人、是一种精神上的垃圾。
方鸿渐这个形象我觉得他至少他表现了钱钟书的这样的几个想法：第一，就是说钱钟书通过方鸿渐这个命运，尴尬的命运，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失落、失业、失恋、失态、失宠，他展示一个什么道理呢？第一我想他展示了人的有限性。中国五四以后的很多作家，他们在描写一个很动人的形象的时候，他们要把他写得非常圆满、非常感人、非常崇高、非常伟岸。但是钱钟书不相信圆满，方鸿渐我们就会感觉，他在学生面前，他是个老师，但是他是一个不称职的老师，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第二点呢，钱钟书我觉得他在方鸿渐这个形象上，他通过方鸿渐命运的苦运的出现，他表现了人性恶的这样的一个思想。钱钟书似乎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一句话，所以他在《管锥编》和《谈艺录》里边，他经常揭露那些我们所认为那些很伟大很重要的一些学者和作家的短处，他看到了他们的丑陋的一面。
钱钟书其实他在他的学术著作里边，也容下了他的这些思想。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钱钟书经常讲，他不相信有纯而又纯的东西，他不相信纯粹的东西。他说真理是存在的，但是真理要想实现必须附之于庶地，用很庸俗的办法才能操作，很美好的东西你不能用很美好的方法来操作，你必须用非常庸俗的方法来操作，才能够成功。这个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况且不美好的东西用什么办法来操作的呢，所以钱钟书在小说里面他不断地发现知识界的奥妙。比如在报馆里、在银行里、在大学里边都是这样，特别是在大学里面，他写的这几个读书人，这几个教授，从国外回来的，就是说在国内的土生土长的教授，写他们都是这样。在五四以后呢，可以说鲁迅、钱钟书他们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鲁迅呢，他是以战士的、战斗的，反抗黑暗、反抗绝望的加上一种反讽和幽默的口吻，他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叙述语言和叙述语码。那么钱钟书呢，是靠着自己的聪慧，他的才识，为我们编织了一个虚幻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但是我们就会感觉到，尽管他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他却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反映。第三个呢，在人物身上他处处展示了人存在的二律悖反，就是同样一个命题，也会有一个相反的命题和它相对，就是说人无往不在一种枷锁当中。当你获得了什么的时候，同时你就失去了什么，所以《围城》这个书名它本身就有一种哲学的意向，就是说城里的人想要出去，城外的人想要冲进来。人呢不断地在选择，但是不断地进入一种陷阱，不断地进入一种灾难。开始人们所想像的，和最后收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方鸿渐这个人物形象，那么在这几点上呢，就使我们感觉到钱钟书他的精神世界，他内在的悲凉感和孤独感。钱钟书晚年几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拒绝媒体的采访，电视台要找他去录像，他坚决不出现的，因为他也知道人一说话一表现，上帝就会发笑，说不定也就变成方鸿渐，骗骗人或者怎么样，因为人都是有限的。他处处看到了人的有限性和尴尬性，他对人的这一点他是非常绝望的。我觉得钱钟书他表现了这样的一种思想。
方鸿渐最根本的意义，预示着我们现代教育的一种失败，现代某种文化的一种失败。他在看似神秘艰深的外表的背后，他隐含着一种空虚，无力、灰色、荒诞这样的一种深切的隐含，隐含这样一种意义。中国所谓的文化人，很多的文化人他们现在被名利所驱使，他们远离了学问，他们也是在做一些和学术没有关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就经常想，如果鲁迅和钱钟书他们现在很年轻的话，他们可能还会写出更精彩的文章来嘲讽这样的一些现象，所以一个民族最可怕的腐败是文化和教育的腐败，因为只有大学才能够生长精神，才是纯洁的精神的园地，才是思想的源力。你看很多西方的国家，很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重要的一些思想，他是在大学里面产生的，因为这个大学里面应当是一种超功利的，它是不应当有功利理念的，不是为了追求一个外在的什么东西，它是一种自由，一种完全是心灵和上苍进行交流，才会产生一种学说。你比如古希腊，古希腊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呢？因为当时古希腊的人，他们是处在一种游戏的状态，他们强调文化的无功利，那么无功利他就会想到心灵和上苍直接进行交流。想到月亮为什么是这样的，星星为什么是这样的，大海的浪潮怎么产生的，然后他就出现了逻辑学，出现了自然科学，各种各样学说都出现了。但是我们中国呢，是从孔夫子开始，我们开始的文化，孔夫子告诉我们一切要有用，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为统治者服务，要为谁谁服务。中国的文化人一直是依附在别人身上，为谁谁服务的，而不是独立的思考，不是独立的思想。所以钱钟书在《围城》里面就写了一些没有思想、浑浑噩噩的一些文化人，一些丑陋的文化人。他们根本没有独立之精神和独立之人格，没有那种超功利的文化情怀，哪怕对我们民族文化的那种忧患，对当下生活的这种感怀、伤世都没有。所以三闾大学呢，其实就是中国当时现代教育腐败和黑暗的一个缩影。我觉得它的警示意义非常之大，因为当中国的大学都像三闾大学这样存在的时候，中国是不会产生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哲学家，和伟大的科学家的。所以我想钱钟书之所以我们说他伟大，就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些问题。他用自己那种反讽的语言，那种颠覆性的、叙述语序，他描述了这个生活，他把这种可怕性，和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黑暗性展示给读者，使我们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洗心革面，就是说要进行思想上的革命，要改造国民性，要从根本上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谈到中国文化悲剧的时候，经常讲到社会，讲到民众，其实社会民众的叙述者是文人，那么文人自身不能够解放，成为一个很委琐的，非常奴性的这样的人物的时候，那不可能产生一个健康的文化。所以《围城》给我们的启示实在是太巨大和深远了。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重新来看《围城》，我想它一方面使我们可以还原到历史，重新回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知道那一段人的生活，同时我们也可以重新来反省我们当下的知识界和读书界的情况。我们就会感觉到，中国文人的劣根性，它的存在，它是有它的一段历史，它是有自己的源头的，它有流脉的。所以它具有了很深刻的文化标本的意义。所以我想我们通过方鸿渐，通过《围城》，通过钱钟书，我们可以深深地来反省我们人类自己，反省我们今天人的生活。我们是不是，也在以虚幻的以一种欺骗人的、或者被别人骗的方式，存在一种尴尬的文化境界里边。我们是不是成为了社会上一个多余的、无力的、无援的、无助的一个孤苦的存在，我们是不是一个充满了幻想而又实际上永远是在痛苦和绝望中挣扎的一个可怜的人物，它给我们带来的联想，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都是非常非常之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