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股市抄还属政策袭市、未完全市场化；美国股市属市场市、非常市场化；
2.中国股市的整体市盈率在全球偏高；美国股市整体市盈率在全球偏低；
3.中国股市上市公司中尚无外国企业；美国股市上市公司中有一批优质的外国企业；
4.中国股市上市公司整体成长性较高；美国股市上市公司整体成长性一般
美国是 华尔街注重保护投资人的利益 中国是保护 小部分人的利益
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开展市场化投资时投资股票的比例不得超过资产净值的多少
养老金入市到来，A股市场底部即将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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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分析师
养老金入市到来，A股市场底部即将呈现？
为你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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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副部长游钧在前几日召开的全国社保局长会上透露：目前，已有包括北京、上海等7个省市，共计3600亿元的基本养老基金，开始委托进行投资运营，突破原来社保基金只存国有银行和买国债的限制，为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实实在在打开了通道。
据悉，2016年我国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为5.28万亿元，总支出4.65万亿元，收支保持总体平衡。而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超过8.8亿人，基本医保基本实现全覆盖，完成了年度社保扩面的任务。
养老金入市并不意味着养老钱将全部投入股市，根据之前颁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可投资股票、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股票型养老金产品的比例，合计不得高于可以按规定投资的养老基金资产净值的30%。如果按照3600亿元的养老基金进行投资运营，按照最高可投资的比例30%，对应的此次入市资金有望达1080亿元。
2017年初广西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提前铺路入市，广西基本养老基金的结余并不多，相较于此次7个省市几千亿结余规模的省市而言，有点小巫见大巫了，但是广西的确做了一个好榜样。此次近1080亿元的养老基金入市对A股市场来说是一个高级别的好消息，按照国际市场惯例老看，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和资本市场比较健全的国家，养老基金通过市场化投资，既可以实现保值增值，又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美国的养老金在20世纪入市，又因1978年《国内税收法》新增的第401条k项条款而得名，被称为“401K计划”。从美国股市的历史走势来看，养老金的入市付股市有一定的利好刺激。养老金入市后有效提振了当时疲软的市场信息，出台之后，道琼斯指数也一路上涨，持续了月半年时间，达到了阶段性高点。
日本于2014年10月底宣布退休基金投资于日本股市的比重从12%提高到25%，政策出台后日经指数闻讯飙涨，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冲到20952.7点高点，效益超乎市场预期。
养老金入市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看，都是一件好事，但是也有人指出，投资者也不要对养老金有太高的期待，养老金不是国家队，其入市目的，并非救市或托市；养老金的入市，背负着重大任务：养老金入市是要挣钱的。养老金为了保证本金的足够安全，很可能会在市场处于非常安全的底部时才会入市，而这个底部目前还未到来。综合来看，养老金入市之日，将会带来一波结构性行情，助推大盘继续反弹。所以大家也不要盲目的信任养老金的入市，股市真正的大行情，还是要依靠实体经济的好转。
编辑于 2017-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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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中国股市离真正市场化有多远
中国政治制度什么时候能达到普世价值观的标准，中国国内的什么潜规则、什么黑地带才会有逐渐消除的可能性。这包括中国股市。
㈣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后都有哪些变化
创业板改革注册制在发行、上市、交易、退市等基础性制度方面的调整带来整个市场三方面的变化。
首先，上市条件包容且多元化，退市标准快、精、准，大幅提升上市和退市效率，利于畅通企业上市至退市循环体系，利于进一步提升A股上市公司质量。从发行上市的门槛条件上看，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制定了更加多样化、包容性的上市要求，对于不同成长阶段和不同类型的企业，在申请创业板上市中将适用于不同的衡量标准。其中“支持已盈利且具有一定规模的特殊股权结构企业、红筹企业上市”有利于优质红筹企业的回归上市，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整体质量。笔者认为，上市标准的多元化给市场和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在新证券法的护航下，在严格的信息披露和退市制度保障下，投资者可以更加准确的判断公司的价值，进退有序的市场化方式有利于打造出高质量的上市公司体系。从退市机制看，退市标准更加丰富完善，取消暂停上市和恢复上市环节，交易类退市不再设置退市整理期，大大提升退市效率，加速市场内的优胜劣汰。
其次，创业板并购重组规则鼓励上市公司进行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将引发一波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潮，企业借助并购重组实现产业整合和转型升级，成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具体来看，创业板的并购重组规则兼顾创业板存量公司实际情况，从实体、程序、制度等方面做出适应性调整，明确符合国家战略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资产可在创业板重组上市，同时，兼顾存量，为存量企业转型升级、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留出制度空间。为创业板上市公司自主、便利和高效地利用并购重组做大做强主业，提升“硬实力”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
第三，创业板交易制度的创新安排有利于提升市场活跃度，提高市场定价效率和机构投资者的定价能力，提振投资者信心，有利于整个市场价值投资理念的养成。创业板交易制度改革主要体现在完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将创业板股票涨跌幅限制比例由10%提高至20%；给予市场充分定价空间，创业板新股上市前五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并设置价格稳定机制等方面。
㈤ 什么是市场化退出机制
论我国股市退出机制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
我国股市的封闭型特征严重制约了证券市场的规范成熟，建立健全退出机制已成为股市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虽然，PT水仙已开退市先河，但这并不能说明退市机制就此启动，首家退市企业更多的是出于市场义愤。人们常常认为企业退市的困难在于股市本身不规范，法规不健全，证监部门难下决心等等，其实，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要真正建立股市的退出机制，还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深层次的重要问题。
一、建立股市退出机制必须解决企业退市的成本机制问题
我国股市退出机制建设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建立企业退市的成本。成本是指个人或组织为获得所需要的资源而付出的代价，它相对于收益而定义。上市企业的退市不是无代价的，正是这种代价的大小及其与收益的关系决定了股市能否形成有效的退出机制。如果企业、股市和社会为一个企业的退市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了它们为之所获得的收益，退市就会中止；反之，则得到施行。确切地说，上市企业退市与否，取决于退市成本与退市收益的比例，用公式表示：TI》TC或TC≤TI，式中，TI表示退市收益，TC表示退市成本。这一关系式表达了企业退市成本机制的核心。正是这一机制从根本上制约了股市退出机制的建立。
(一)退市成本与收益因素考察
企业退市会对企业、股市和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成本和收益两个方面。
从成本方面考察，主要有以下因素：第一，退市企业的会计成本。这是会计师在帐薄上记录下来的成本，它反映使用资源的实际货币支出。企业退市，首先碰到的是从会计帐目上要支付多少代价的问题。如果一个企业因退市而破产，那么清偿过程中偿债额便是退市的企业会计成本。第二，退市企业的机会成本。企业退市，失去上市特权和融资资格，等于企业放弃了在股市低廉筹措资本的机会，构成了退市的机会成本。第三，企业退市的社会相关成本。相关成本是作出决策过程中使用和发生的费用支付。它的核心在于与决策紧密相关，不发生决策就可能是隐含的。一个企业退市，在股市买卖该企业股票的投资者因不能再有机会在市场交易该股票，可能造成持有股票的价格缩水。这种股票的缩水部分属于社会付费，因为交易市场的活动与企业自身的运行是分离的，股市的责任由社会承担。可见，社会相关成本是由退市决策引发的。第四，企业退市的社会增量成本。增量成本是因作出某一特定决策而引起的全部成本的变化，与相关成本具有同一属性，但它发生于特定决策的情况下。第五，企业退市的社会软成本。这主要包括企业退市乃至破产需要社会各方为之付出的各种难以直接用货币衡量的费用。如社会的稳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政府出台有关退市的优惠政策、社会的责任等等。
从收益方面考察，主要有以下因素：第一，会计收益。企业退市破产如发生会计成本，则社会就产生会计收益，两者均为清偿额。第二，机会收益。它等同于退市的企业机会成本。因为一个企业退市付出的机会成本也同时为另一个企业的上市提供了机会，使其产生机会收益。第三，社会收益。这主要是企业退市给股市和社会经济运行的规范发展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它属于一种软件收益，很难进行量化。但它又是退市收益的真正价值所在。
(二)现行体制下的退市成本机制考察
在退市成本的构成要素中，企业会计成本和机会成本可以概括为私人成本，属于企业本身的付费；社会相关成本和增量成本及软成本可以概括为社会成本，属于社会的付费。这两大成本的大小及其相互关系从根本上决定着退市成本机制的形成和运行。在现行体制下，它们呈现出量增价高的扩张态势。第一，私人成本畸高。一是股市的长期封闭运行，积淀了一批劣质企业，资不抵债成为这类企业的共性，如令其退市，破产便成为唯一选择，由此产生了债务清偿中的会计成本，过度负债又使得企业清偿后一无所有。譬如ST郑百文2000年中报每股净资产-9．31元，负债率216．95％。有效资产6亿元，其退市破产，企业的会计成本为6亿元。二是股市的高度行政垄断和股市容量的狭小造成了上市公司壳资源价值与价格的严重背离，从而大大提高了企业退市的机会成本。在郑百文重组案中，三联公司为什么要花5．5亿元的巨资重组郑百文?其中隐含的主要因素就是郑百文退市的机会成本。因为政府控制的股市为上市企业创造了特殊权利，退市则失去了这种权利。第二，社会成本庞大。一是企业对国有银行贷款的过度依赖和国有银行商业化程度不高造成了企业退市的相关成本庞大。其来源是企业退市破产时。资不抵债形成大量的贷款悬空，最终不得不由国家承担相应的损失。如ST郑百文退市破产造成19亿元银行贷款悬空。二是国有资本的绝对控股使上市公司未能获得根本的制度变革，国家依然扮演着无限责任股东的角色，造成了企业退市的大量增量成本。主要是企业退市破产时，政府不得大包大揽，包括安置职工，承担亏损等等。如果郑百文退市破产，其20亿元的累计亏损和2000名职工的安置将成为社会责任。三是国有股、法人股不能流通使上市公司这一最现代的企业组织形式失去了本来意义，阻碍了企业通过股权流动进行自我更新的机制，国家和政府作为企业老板形象被固化，进一步肯定了国家承担社会增量成本包括软件费用的责任。四是通过退市企业股票缩水体现出来的社会相关成本不可轻视，其数额可通过股市市值的减少计算出来。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退市的成本不仅是巨大的，而且其中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存在着悬殊差距：社会成本远远超过了私人成本。面对如此庞大的退市成本，企业和社会是否获得与之匹配的退市收益呢?显然，企业的私人成本可以等额转换成社会收益，但社会成本却并不能完成这种转换，于是有：TI<TC或TC，TI，退市成本机制难以启动运行。如果启动这一机制，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巨大差距将使企业退市产生严重的外部性问题，社会因此而遭受巨大损失。这一原理正好说明了：一旦某上市公司涉及退市会遭到社会特别是企业从属的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强大干预。
(三)推动退市成本机制启动运行的途径
股市退出机制的确立有待于退市成本机制发挥作用；成本机制的形成必须满足退市收益大于退市成本的条件；启动这一机制的关键是寻求降低成本的有效途径。第一，建立企业质量评估制下的及时退市制度，消除退市即破产的现象。前面已提及我国股市的封闭运行造成了大量劣质企业的囤积，令其退市便是宣告破产，因此，企业和社会都不得不为之大量付出。股市应在法规建设上坚决避免产生这种现象，建立一套上市企业的质量评估，体系，让不符合相应条件与标准的企业及时退出，使其退市后仍能正常存续营运。这样，退市引起的成本被限制于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因为，一个企业的正常退市不必为之进行清偿，原有的债权债务、亏损和职工等都可以在企业续存，社会不必为此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二，改造国有控股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国有资本绝对控股为相对控股，推动企业实现有限责任制度，使国有股东为企业承担有限责任，降低企业退市的间接社会成本。在目前股市存在大量财务状况恶化企业的条件下，退市即破产的现象不可避免。为了将退市成本降低到最低程度，必须落实企业的有限责任制度。在国有股东占据企业股权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国有控股公司蜕变为事实国企，国家因此成为企业的无限责任股东，承担起企业退市破产的全部社会成本。如果国有股在企业进行相对控股(控股比例可在25％左右)，多元产权同时在企业发挥作用，可从机制上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确立，各种股权所有者便可按有限责任获得上市收益和承担退市成本，这无疑会大大降低退市的社会成本，减少政府对建立退市机制的顾虑。第三，彻底解决国有股、法人股流通问题，消除企业退市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巨大差距所引起的外部性。企业退市困难症结在于企业退市的私人成本大大低于其社会成本，政府只好采取封闭股市的措施。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除了国有资本的绝对控股之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在产生作用，即国有股的不能流通使持股人凝固，阻碍了股权机制的功能，使企业的实体运动受到终极主体的永恒性控制。这样，即使国有股只相对控股，也同样不能使其他产权发挥应有的功能，国有股仍难逃避承担无限责任的命运。要降低企业退市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距，必须实现国有股、法人股的全额流通。理由是：第一，国有股流通可规范企业的产权机制，这将从根本上降低退市的社会成本。如果国有股流通，则要求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须委托若干国有股持有机构作为国有股的实际委托人，这些机构在持有或买卖国有股的过程中实现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分离，并以股权控制为核心?惺苟怨
㈥ 我国证券市场股票发行市盈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三高”发行：高发行价格、高市盈率和高超募额
自从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改革起步以来,各种争论一直持续不断。争论的焦点是发行定价去除行政干预的“窗口指导”实行市场化之后,出现高发行价、高市盈率和高募集资金的现象。由于这场发行定价市场化改革主要从创业板、中小板起步,上市企业多为民营资本,因此与2007年股市泡沫时央企在高价格前也不减持不同,“三高”迅速激发了发起人股东、pe机构乃至公司高管减持潮。发起人股东一波高过一波的减持浪潮和新股加快上市的步伐,沉重打击了高价入市的二级市场投资者持股信心。在全球股市出现复苏情况下,中国股市去年以来加速下行。
由于新股发行“三高”成为二级市场受伤的投资者发泄的主要对象,目前讨论的深化新股发行定价改革,主要围绕着如何解决发行“三高”问题进行。所谓“三高”,其实主要是高市盈率。高募集是高股价和满足最低公众持股比例的必然产物。实际上在境外成熟市场中,股票发行价的高低,主要还不是看市盈率(一些亏损的成长股上市时甚至没有市盈率),唯一的标准是看市场是否接受,而新股上市以后的实际定位更是检验发行定价合理性的最终标尺。
从这个角度看,a股自2009年新股定价市场化改革以来,发行价虽然已大大高于改革前的行政定价,但仍显著低于新股上市后的价格,因而并不存在系统性高估。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表明,改革后绝大部分新股上市首日定价仍显著高于发行价。低于发行价的即首日破发率在新股发行改革后的2010年仅有9.22%,2011年市场整体不断走低下挫,新股破发率也只有29.89%。与发行价相比,2010和2011年新股首日平均涨幅超过32.25%。即便是发行上市后三个月,即网下机构投资者股票解禁流通的首日,相对发行价仍然普遍上涨了20.23%。与境外同期市场相比,我们的新股发行价应当说是低了,而不是高了。在打新股有很高收益率的情况下,我国的新股认购热情不退,新股发行不愁卖的情况自然可以理解。
那么,是否如有人猜疑的那样,有机构大户人为操纵新股上市后的市场定价,骗诱散户投资者高位接筹?沪深交易所的数据表明,新股首日买入的几乎全部是散户投资者,并未发现大规模操纵行为。如果假定新股购买者屡买屡赔,还愿意给别人抬轿子,这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完全说不通。去年第四季度,随着市场快速下行,破发率迅速上升,新股认购者就大大减少。同时飙升的破发率表明新股上市遭到赔本抛售,没有人去炒新、抬轿子。今年初市场刚刚回暖,打新股收益就迅速上升,认购打新和炒新也就再度急剧升温。近日市场向下调整,又出现破发和无人炒新。由此可见,新股的认购者和炒作者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和理性得多。
有人说,新股发行市盈率明显高于二级市场市盈率,甚至也显著高于二级市场同行业市盈率,难道不是充分说明新股定价不合理?其实不然。在我国二级市场上,既有几倍市盈率的所谓大盘蓝筹股,也有几十倍、几百倍市盈率的小盘股和垃圾股。由于创业板的开通和中小板的扩容,这两年上市的绝大部分是新兴产业的小盘股和“袖珍”股,相对于同行业中总股本较大的主板垃圾股和平庸股,这些新股的定价并不高。我国创业板企业市值在50亿元以下的是绝大多数,中小板企业市值在50亿元以下的也占了一多半,它们今天的平均市盈率不到40倍,而沪深主板50亿元以下的企业市盈率则要高得多,用股本来计量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可见,在证券市场上,永远是二级市场真实可比的市场市盈率左右新股的价格定位,而不是相反。
这样,我们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我国股市二级市场是一个大盘股低价、小盘股高溢价的市场结构,发行定价越市场化,它就越会靠近这个真实的市场股价结构。所以恰恰是发行定价市场化以后,大盘股只询出几倍市盈率的价格,而小盘股微型股则询出几十倍上百倍市盈率的价格。在发行定价市场化之前,我们是用行政手段人为控制发行定价,所以当时小盘股上市首日经常有百分之几百的升幅,市场上涌集了上万亿资金专打新股。现在只不过是把新股上市首日的升幅转移给了发行价,从认购者的摇号获益变成了上市公司的“超募”,二级市场的定价结构从来没有改变。
考虑到这种情况,我在新股发行改革推出前就撰文指出,“由于发行定价的市场化改革必然导致新股发行市盈率的差异化,一些小盘科技股的发行市盈率会迅速攀升。这样,一旦部分公司业绩和股价表现不尽如人意(这也是必然的),对发行定价市场化改革的反弹和抨击肯定在预料之中”。因而建议,“由于创业板的微型创新性企业会使发行市盈率的分化发展到极致,从而导致过度的聚焦和拷问。综合这些因素,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的改革先从主板市场开始,就成为更加稳妥和分散风险的选择。”(见《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几个核心问题》,《中国证券报》2009年5月27日)。
发行定价市场化改革从创业板起步,并很快受到各方面关注。“开弓没有回头箭”,在当前情况下不可能恢复公开或隐蔽的行政干预。因此,果断采取整体配套的全面市场化改革措施,避免缺乏配套措施的改革可能产生的扭曲和弊病,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不可回避的挑战。不错,解决市场定价的“三高”,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恢复新股发行定价行政干预,那样确实可以如一些人希望的把有限的资金匀给更多的上市公司。但可以想见,在现行的二级市场定价结构下,新股上市人为低价只会恢复以前新股上市首日暴涨数倍的老故事,不劳而获的认购者卷走大部分收益。二级市场投资者仍然要高位接盘,而且要指望并没有拿到多少资金的上市公司日后能有超常表现,希望显然更加渺茫,只筹集了少量资金的上市公司很快要向市场伸手再融资。更要命的是,我们可以行政干预新股发行价,但我们改变不了既定市场结构下的二级市场上小盘股的高定位。除非我们再回到股权分置改革前的禁止原始股流通的状况,否则无论小盘股用何种发行价上市,其发起人股东、pe 、高管仍然可以在二级市场上疯狂套现。
坦率地说,现在对询价机制的技术性修补和对新股上市后交易的行政措施,都多少属于权宜之计。
新股发行体制问题是由发行“三高”引起的。因此很自然,目前提出的改革方案主要还是围绕治理“三高”展开。其中探索券商的配售权试点、引入国际上较为普遍的存量发行、增加网下机构投资人配售比例、取消网下认购者的锁定期、加大造假处罚力度都已被列入了征求意见内容。可以预见,这些措施如果采纳,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询价过程,减少过去出现过的人情报价等情况,但这些枝节性措施,并不会改变新股发行中的“三高”和新股上市炒作相互补充的现象。
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在给定的二级市场股价结构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种种人为设计的办法压低发行价,从而减少市场对发行“三高”的批评。但“按下葫芦浮起瓢”,买新炒新必然再起。至于增加发行人和券商的卖方选择权如配售权等措施,是境外市场上股票很难卖出去的买方市场“国际惯例”,套到不愁新股卖不出去的国内卖方市场上来用,只会进一步加大卖方融资者的权力和寻租空间,使发行人更快套现,卖方中介有更大的支配权和赢利空间。存量发行更不应是发行人的选择权,如实行也应在发行价扭曲偏高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可借鉴境外原始股东“献售股票、募集归公”的做法,要求发行人在高价发行时捐献出售部分股票作存量发行,筹集的资金在股价低于发行价时用于在二级市场回购股票并注销,如在三年内未使用或未用完的部分,可转为上市公司的公共营运资金。同时,由于网下认购中签率高,不宜取消但可以大大缩短其锁定期,比如从现行3个月改为1周,从而提前增加股票供应量并提高上市新股炒作风险。此外,在高募集造成高送转大行其道的市场氛围下,可采用我以前建议的禁止在几年内用募集资金进行公积金转股,以及对上市首日和其它交易日一样,实行相同的涨跌停板制度,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新股的炒作之风。不过,这些措施也只能缓解而不能根本解决发行定价和新股上市定位的跷跷板效应。
正因为如此,时至今日,仅仅局限在新股发行定价改革问题上做文章,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怀疑。因此,解决发行“三高”的另一条思路被提了出来,就是下放审批权,加快企业上市速度,加大上市企业的批量。更激进的主张是取消审批,实施企业敞开上市的注册制,监管部门只负责严格打假执法,让市场自己去平衡供求关系。应当肯定,这条放开审批、放行大量企业上市的思路确实可以解决“三高”的现象,只是需要二级市场付出极高的代价。因为去年的新股较快发行,已经导致市场一路下行和人们对扩容圈钱“伪市场化”的抨击。我们要压下的不仅是新股而且是二级市场同类企业的股价,这就需要成百上千地组织或放行企业大规模上市。这种上市过度扩容,可能导致上市公司质量不保,造成市场特别是占上市数量绝大多数、又主要由散户持有的中小盘股的大幅下挫。这种政策突然改变造成的系统性制度风险,显然超出了投资者的承受能力。
更重要的是,企业自由上市、由市场去判断选择的登记注册制,世界上其实并不存在。要素市场和简单商品市场不同,由于不能钱货两清,所以交易包含了信用审查过程。比如,任何一个人可以用市场价格买到白菜或其它商品,但并不能简单用市场利率贷到资金,因为市场利率因人而异,由于信息不对称,很多人用什么利率也贷不到款。企业上市是向公众出售部分股权及未来的收益权,监管部门和交易所为了保护公众利益,就必须设定标准和门槛,并对发行人提供的信息进行审核。世界上所有的交易所场内交易,都不存在像成立公司那样只要履行一个登记手续就自然上市的注册制。如美国只要是向公众出售证券,按法律规定就必须首先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申请注册登记,经过sec包括其聘请的行业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信息披露真实性和完备性的审核,直到所有的质询得到满意的答复,才会出具申报有效函(declare effective)。各交易所还另有自己的门槛和审核要求。很显然,把这种有门槛的披露审核制简称为注册制,进而认为注册制就是企业可以自由登记注册上市,让市场自己去选择判断,显然是极大的误导。就如我国大学生也是一定要办理注册登记才能入学,但如把我国大学高考录取制称为注册制就会产生根本误解。与我们环境更相近的香港被公认为世界自由港。1999年香港新开创业板,曾尝试过某种要求很低的来者不拒,但很快就问题成堆,不得不退了回来。但时至今日,香港创业板仍未恢复元气,截至今年1月,总共175家创业板挂牌公司,仅亏损的就有104家,占了市场的一多半。我们显然不能再去走这样的弯路。
还有人说,只要严格下市制度和对造假者严刑峻法,很多企业自己就不会来上市了。这个判断显然过于一厢情愿。须知绝大多数企业业绩滑坡多因市场变化、竞争激烈或经营不善所致,并非造假,从而不属于严刑峻法的范围。这些企业就是下市也可以说对已募集使用社会资金的发起人股东并无实际损失,吃亏的只是公众股东。因此,用严格执法来对付中小企业更不用说小微企业上市融资的冲动,可以说基本不起作用。
因此,新股发行定价改革就陷入了今天进退两难的困境:退回去没有出路;用快速扩容来解决新股发行“三高”又引起市场恐慌性下挫,超出了承受底线;用提振股市信心、释放利好和控制扩容不会有效解决问题,还会使问题积重难返。股市改革何去何从,现在确实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抉择关头。
新股发行定价的市场化改革其实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它暴露了我们股市结构本身的扭曲,这种扭曲又是我们整个市场制度导致的结果,因而绝不是仅仅新股发行改革乃至退市制度本身就能解决的。实际上,中国股市现在不仅有新股发行审批,询价机构和网下申购资格审批,还有严格的再融资审批、发行公司债审批、收购重组与再发行审批、退市审批、市场的买方机构基金设立审批、卖方机构券商设立和业务审批,就连保荐人的通道也都是审批的。在一个整体审批的制度环境中,任何一个环节上的单兵独进都会遇挫和造成新的扭曲。新股发行定价的孤军市场化导致“三高”和市场反弹只是例证。因此,要走出困境,必须对整个发行审批制度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㈦ 银行利率市场化对股市的影响
利率市场化，会使股市和国际金融 经济走势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要单说涨跌很难，只能说是长期上是看涨的。利率市场后会更有利于国际之间的资金流动。相信就目前的国际金融行式来看，更多的是国外的钱跑到中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