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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简单介绍下老虎基金是怎样袭击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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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基金是怎样袭击香港的
老虎基金在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时间的全球宏观投资策略是:沽空日本股票市场及日元、沽空东南亚股票市场及其货币。
香港是最后一环
1997年开始的最近一轮亚洲金融风暴早已成为过去,但从未真正远去。
香港的联系汇率制(每发行7.8港元须1美元外汇保证),1998年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终在香港特区政府竭尽全力之下得以城门不失;但是三年之后,世界上极少数仍实行联系汇率制的国家之一阿根廷,终于在内外交困之际宣布放弃货币发行局(联系汇率制的一种)制度,不能不让人重思港元联系汇率制在变化了的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高昂成本。
1997年金融风暴的另一个教训是,资本的自由流动与资产的泡沫化也许可以短期相互激发,但绝不可能长期共存。在开放的国际金融体系中,资产的泡沫如果不能自我消肿,终将被强行刺破。承担这一职能的,在1997、1998年间,就是对冲基金特别是以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为首的宏观对冲基金。
对于选择了融入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中国来说,这些都是相当切近的必要的反思。在这些反思的背景下,本刊特邀潘明先生对宏观对冲基金1998年袭击香港联汇制全过程所作的高度专业的解读,于是获得了意义。
潘明出生于上海,在香港投资银行界工作多年,曾先后供职于美资花旗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DBS证券、港资百富勤证券、泰资纳华证券、美资培基证券,担任过上述机构的经济学家、高级经济学家、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及中国股票研究部主管等职务,1997年后与老虎基金等宏观对冲基金有大量接触,对于对冲基金袭击香港的前后过程有切身的认知。 ——编者
初访老虎基金
我隐约感到,对冲基金已把目光瞄准东南亚尤其是泰国;但我未曾料到,一场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1997年,我在纳华证券(Nava Standard Chartered Securities)任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和中国股票研究部主管。纳华证券是泰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其大股东是泰国军人银行。纳华刚于数月前收购了香港英资渣打银行旗下的渣打证券公司(Standard Chartered Securities)。在东南亚经济兴盛达到顶峰之际,它的目标是成为亚洲最大的证券行——当时有此目标的并不仅有香港百富勤证券(百富勤是当时香港最大和最成功的本土证券公司,于1998年初破产)。收购渣打证券后,纳华证券仍保留了渣打证券的所有网络,包括其在美国、英国和中国内地的办事处。
1997年二三月间,我与同事到美国纽约就亚洲投资策略进行路演,拜访老虎基金(Tiger Management LLP)是其中一项重要日程。
老虎基金是最著名的宏观对冲基金之一,与索罗斯量子基金可谓并驾齐驱。老虎基金的创办人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是华尔街的风云人物。他出生于美国南部一个小城镇,从北卡罗莱纳大学商业院毕业后,在Kidder Peabody证券公司工作20年之久,1980年5月创办老虎基金,专注于“全球性投资”。在渡过10年的蛰伏期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老虎基金开始创下惊人业绩——朱利安准确地预测到柏林墙倒塌后德国股市将进入牛市,同时沽空泡沫达到顶点的日本股市(沽空指先借入股票,然后沽售,当股价下跌到一定水平再购回,赚取其中差价)。在1992年后,他又预见到全球债券市场的灾难。随着这些预测一一实现,老虎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在20世纪90年代后迅速增大,从1980年起家时的800万美元,迅速发展到1991年的10亿美元、1996年的70亿美元,直到1998年中鼎盛期的200亿美元。
老虎基金的“全球性投资”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股票投资,无论是沽空还是购入,老虎基金对于投资对象的基本要求是流动性好并能提供40%以上的年回报率;另一方面是对全球货币利率和汇率走势的投机。使他们在货币危机此起彼伏的整个20世纪90年代令各国央行畏之如虎的,正是这一面。
老虎基金之所以在90年代成绩斐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朱利安•;;罗伯逊从华尔街上重金招募了第一流的分析师,从而往往能在金融市场的转折关头押对正确的方向。大多数对冲基金不会拥有很多分析员,通常借助于投资银行的证券分析力量。老虎基金这样大规模的对冲基金则不同,旗下明星级分析员的报酬甚至远远超过在投资银行工作的同行。
我们访问老虎基金当日,在场的人士有其主管宏观经济和货币投资的合伙人、新兴市场的投资主管及跟踪泰国市场的分析员。他们最关注的主题是,作为泰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纳华对泰国地产市场及金融体制有何看法,特别是泰国中央银行会否让泰铢贬值——当时泰铢同美元挂钩,1美元兑换约25泰铢。
我们都同意的是,东南亚尤其是泰国经济毫无疑问出现了过热情况。比如说,纳华证券公司在泰国上市,其市值按美元计当时竟然已接近美国最大投资银行之一摩根士丹利!可知泡沫经济已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
泰国经济不是我的专长,但是早在1996年末,我的朋友和过去的同事Chris Wood(我曾担任百富勤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他当时是百富勤证券的首席策略家)提醒我注意,因美元对日元升值不已,使得与美元挂钩的泰铢强劲,导致泰国贸易账户恶化。同时,被地产市场泡沫掩盖的泰国银行体制坏账问题十分严重。泰国经济高度依靠外资特别是日本资本的大量流入,刺激了股市和地产市场上扬。但由于泰国进出口赤字持续上升,股市和地产的泡沫迟早要破。
1996年时,光在曼谷就有相当于200亿美元的房子卖不出去,房地产价格的崩溃其实无可避免。令人担忧的是,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据银行业贷款总额的50%。到1997年,一半以上的房地产相关贷款是坏账!日本经济衰退,亦严重影响到泰国。一方面日资大量撤出泰国,另一方面,泰国对日本的贸易出口大幅减少,贸易账户更趋恶化。
泰铢贬值的风险已经很大,但关键是,泰国中央银行会否让其贬值?面对老虎基金人士的问题,我的同事Jan Lee回答道:泰国中央银行绝不会自动将泰铢贬值,因为他们要考虑政治。Jan Lee曾经担任过香港汇丰控股首席经济学家。老虎基金的听众们对此并不认同。
席间,一名老虎基金分析员中途退场,他要赶飞机赴泰国实地考察。
我隐约感到,对冲基金已把目光瞄准东南亚尤其是泰国;但我未曾料到,一场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背景:泰铢贬值
1997年5月,国际货币投机商(主要是对冲基金及跨国银行)开始大举沽空泰铢。对冲基金沽空泰铢的远期汇率,而跨国银行则在现货市场纷纷沽售泰铢。
炒家沽空泰铢,分为三个步骤:以泰铢利率借入泰铢;在现汇市场卖出泰铢,换入美元;将换入的美元以美元利率借出。当泰铢贬值或泰铢与美元利率差扩大时,炒家将获利。
一开始,泰国中央银行与新加坡中央银行联手入市,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动用120亿美元吸纳泰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投机商、大幅调高利率以提高炒家资金借贷成本,等等。
但对泰铢汇率的攻击潮水般地袭来。货币投机商狂沽泰铢,泰铢兑美元的远期汇率屡创新低。1997年6月19日,坚决反对泰铢贬值的财政部长俺雷•;;威拉旺辞职。因担忧汇率贬值,泰铢的利率急升,股市、地产市场狂泻,整个泰国笼罩在一片恐慌中。
从纳华证券泰国总部传来的信息很不妙——相当数量的银行及金融机构(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已处于技术破产状态。纳华证券总部的高层们开始担心公司会否重组或兼并。6月27日,泰国中央银行勒令16家有财务问题的财务公司停业,要求它们递交重组和兼并计划。
7月2日,在耗尽了300亿美元外汇储备之后,泰国央行宣布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汇率重挫20%。亚洲金融风暴由此正式开始。此时,距泰国总理差瓦立在电视上公开讲话发誓泰铢不贬值仅仅两天。
再访老虎基金
Robert Citron告诉我,老虎基金的掌舵者朱利安•;;罗伯逊“已经注意到香港市场”
1997年6月,泰国水深火热之际,香港还处于烈火烹油的“繁荣”阶段。恒生指数达到14000至15000点之间,红筹国企股红得发紫。应美国一些互惠基金和对冲基金之邀,我再访纽约,作有关香港红筹国企股市场的演讲。当时红筹国企股正红得发紫。与香港市场热火朝天的炒风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基金经理们却表现得相当清醒,他们在纷纷减持港股尤其是红筹国企股。
老虎基金管理公司总部在纽约著名金融区公园大道旁一幢大楼里,占据了最高的几个楼层。接待处引人注目地铺设着以老虎为主题的大幅地毯。置身在宽大简洁的办公室中,透过四周玻璃幕墙,曼哈顿下区尽收眼底。
我告诉老虎基金新兴市场主管罗伯特•;;塞特隆(Robert Citron)对香港市场及红筹国企股的看法。我认为投资者应该大力沽售香港股票市场。按照自由现金流量模型(Free Operating Cash Flow Model)测算,我认为绝大多数香港股票的股价远远偏离其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纳华证券中国证券研究小组强烈建议沽售红筹国企股,地产及银行研究队伍也发出减持地产、银行类股票的建议——当时香港股票市场以地产及银行股票为主导,它们占据了恒指近70%的市值。
当时香港股票及资产市场的泡沫,已到达最后的惊人的疯狂程度。以下是一些表征:
——张新楼认购证的转手价达250万港币;
——任何一家三四线股(垃圾股)传出被红筹企业收购的消息后,股价当天就暴涨100%至200%;
——每天十大上升股票排行榜中,70%以上为红筹国企股;
——红筹国企股的狂飙,交易量的激增使得红筹国企股的证券分析员需求大增。曾与我同事的红筹国企股分析员的年薪在短短一年间急增三倍,至150万港元。
我们相信,泡沫破灭的危机已近在眼前。绝大多数市值较大的红筹股如上实、光大、北控、天津发展、中远国际、中国招商的股价已反映了今后几十年通过注资活动而可能维持的高速增长,而这样大规模的注资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投资者对红筹股公司管理层抱有的期望过高。红筹公司多是经营多种业务的集团公司,期望红筹“大班”迅速为股东创造价值是不切实际的。这里有红筹“大班”的学习过程,也有集团内部的磨合、适应过程。在西方,投资者一般不愿买控股公司股票,控股公司股票的价格常常处于低于其净资产值状态。
谈话中,罗伯特•;;塞特隆不停地记笔记。我看见他眼神发绿,像闻到血腥的鲨鱼。
罗伯特•;;塞特隆告诉我,老虎基金的掌舵者朱利安•;;罗伯逊“已经注意到香港市场”,他相信许多股票的股价远远超过其内在价值——当时的恒生指数水平约为14000至15000点。“注意”这个词有深意。对一个管理100亿美金的宏观对冲基金掌舵人来说,朱利安•;;罗伯逊每年都在全球寻找获利机会。大规模的基金运作要求他们捕捉足够大的趋势,作出重大的策略性投资。一个或几个股票的投资机会往往不能提起老虎基金的兴趣。因为个别股票哪怕表现很好,也很难根本性地改变基金的总体表现。“注意”香港市场,意味着香港可能成为老虎基金全球投资策略中的重要一环。换言之,朱利安•;;罗伯逊看到香港可能发生一个老虎基金从中获巨利的大趋势。
从纽约回来后不久,在我的陪同下,老虎基金一行人对香港和内地进行了考察。
上海是我们内地考察之行的一站。在访问完上海船厂(在香港上市的H股公司)之后,老虎基金分析员查尔斯•;;安德森表示认同我在纽约时向他们所作的对于红筹国企股的分析。“这家厂根本不值这些钱(股价)——船生锈了,工人们在聊天。”安德森说。
“这是我们最好的沽空对象。”罗伯特•;;塞特隆说。“如果你们沽空,但股价仍然上升,怎么办?”我问。这种情况经常出现,特别是当众多资金疯狂追逐所谓的“概念”股时。
“我们会沽空更多!”罗伯特•;;塞特隆不容置疑地回答。
当天中午,我和罗伯特•;;塞特隆在外滩和平饭店八楼吃午饭。天气不错,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外滩和黄浦江的景色尽收眼底。
罗伯特•;;塞特隆同我聊起他的经历。在成为老虎基金新兴市场主管以前,他在全球最大的基金公司富达集团(Fidelity)负责新兴投资市场达四年之久。他经历了众多闻名世界金融市场的重大事件,如1990年沽空日本市场及1994年沽空墨西哥比索等等。他告诉我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老虎基金从1990年开始沽空日本市场,直到当时为止,当年沽空的股票仍然持着空单。1991年1月,日经指数(Nikkei 225)曾冲至39000点水平,而到1997年我们在上海谈话时已下跌到16000点水平,暴跌约60%。空单持有时间如此之长,实在是因为有超出一般的大胆、坚定和耐心。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高质量的宏观经济及微观企业研究之上的。
老虎基金的另一个重要部署是沽空日元。这与看淡日本经济及沽空日本股票市场相关。因日元利率接近于零利率,借贷成本极低。老虎基金向金融机构大量借贷日元,然后将日元借款兑换成美元,用美元购入美国或俄罗斯国债。当时俄罗斯国债回报率奇高,年回报率达50%(投资风险也很大,1998年俄罗斯国债市场崩溃之时,投资者损失惨重)。这种投资策略就是有名的“携带交易(carry trade)”。如果用美元购买的是美国国债,则如果日元兑美元继续贬值,或者美国国债利率保持高于日元借贷利率的状态,携带交易者都将获利。
考察结束,我回到香港。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又与老虎基金分析员多次作了关于香港股票市场的讨论。我向他们提供了纳华证券中国股票研究小组按照现金流量分析模型(Free Operating Cash flow Model)及“隐含超值”(“Implied Surplus value”)模型对红筹国企股股价的分析及原始数据。我们认为股价高估50%以上。老虎基金的研究人员对原始数据反复核实,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背景:1997年10月风波
联汇制的缺陷在8月及10月的两波冲击中已暴露无遗。风暴已经来了
在横扫东南亚之后,金融危机开始掠过香港。
随着东南亚各国货币大幅贬值,与美元挂钩的港币相对而言大幅升值。 而从实证角度来看,新兴投资市场的货币贬值具有传染性,由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货品结构雷同,所以存在竞争性货币贬值(Competitive Devaluation)的可能。邻近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使得港币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
1997年8月14日、15日两天,港元对美元的汇率不寻常地快速下跌,港元远期汇率也相应下跌。市场上发现一些对冲基金大手沽空港币。香港金融管理局迅速反击,提高银行的贷款利息,迫使银行把多余的头寸交回来,逼迫货币投机商在极高的贷款(投机)成本下平仓。
事后看来,这是对冲基金的一次测试。尽管香港金管局看似初战告捷,但香港港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的弱点已经暴露:同业折息因银根抽紧而飚升。
香港的汇率制度采用联系汇率制,是“货币发行局制度”(Currency Board System)的一种形式。货币发行局制度的核心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发行某一数额的本土货币时,该批货币必须要有同等价值的外币十足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发行。以香港为例,香港金管局规定1美元兑换7.8港元,相应地,每发行7.8港元,就必须有1美元外汇储备作为支持。
联汇制于1983年10月17日开始实施。香港三家发钞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及中国银行发行货币时,必须根据1美元兑7.8港元的汇率,向香港金管局交付美元以换取负债证明书(Certificate of Indebtedness)作为所发行货币的保证。同样,三家发钞银行可凭负债证明换回美元。金管局向银行体系保证,所有银行在金管局结算户口内的港元均可按1美元兑7.8港元水平自由兑换。
联汇制对香港10余年的货币稳定居功至伟,但这一制度也存在先天缺陷。
尽管香港流通的现钞有100%的美元外汇储备作支持,银行存款却并非如此。金管局收到1美元的抵押后,才容许发钞银行发行7.8港元现钞。在这基础货币之上,银行可通过信贷以倍数制造存款。1997年之时的香港流通中现金加各种存款总计超过1.7万亿港元,而外汇储备量折合港元低于7000亿。很显然,若港人对港元信心丧失,要求将手中港元兑换成美元,联汇制是守不住的。
而且,在面临真正的危机时,因为联汇制所设计的机制,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将飙升。货币运行局制度在危机时难以发挥自动套戥功能。尽管香港金管局规定银行能向其按照1美元兑7.8港元的兑换率拆借港元,但这主要局限于三家发钞银行。就是发钞银行亦难以频繁地大规模地通过贴现窗(Liquidity Adjustment Facility)向金管局拆借港元,以避免被金管局罚息警告。对于其他非发钞银行来说,同业拆借市场近于瘫痪。整个金融系统将难以运转,股市亦将面临大跌的风险。
1997年10月下旬,市场上又见大手沽空港元期货,港元远期汇率风险溢价急升,从而推动银行间同业折息利率上升。为了重挫炒汇投机者,金管局抽紧银根,当日同业拆借利率一度曾飚升至300%(按年率折算)。高息尽管增加了炒汇投机者的成本,但是亦重创股市。市场上沽盘如潮,在1997年10月下旬,恒生指数狂泻4000多点,更在10月28日创下日跌1400多点、跌幅13.7%的纪录。
过了10月,对冲基金主要注意力转向拉丁美洲和韩国,香港股市出现了一段令人意外的平静期。但是联汇制的缺陷在8月及10月的两波冲击中已暴露无遗。风暴已经来了。
老虎基金最关注的两个指标
访港旅客量和投资者透支率是老虎基金最关注的两个指标,前者被看做香港经济的先行指标,而后者被看做股市走势的反向指标
1998年初,我离开纳华证券,转到美国培基证券(Prudential Securities)担任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及中国股票研究部主管。
1998年1月至2月,市场保持着表面的平静。我与老虎基金仍保持着联系,他们密切关注香港多项重要的经济和市场指标变动,其中特别重视访港旅客量(Visitor Arrivals)及投资者透支率(Margin Debt Ratio)这两个指标。
本来对于我来说,访港旅客量仅仅是追踪香港经济与市场所需观察的十几个综合指标之一,但是在老虎基金的影响之下,我发现,访港旅客对香港经济影响巨大。
访港游客直接关系到香港的外汇收入,而外汇收入是香港货币发行的原材料。据我个人统计,旅游业占据香港服务出口(Export of Services)40%以上,对稳定联汇制有重要的支持作用。
访港旅客消费对香港GDP贡献巨大。从表面上看,根据香港旅游协会统计,访港旅客消费对GDP有6%的贡献;但如果考虑其对经济非直接的乘数效应,据我估算,其对GDP值的贡献不低于12.5%。
此外,访港旅客还是经济的领先指标,通过访港旅客量可基本推断出另一重要经济活动指标零售消费(Retail Sales)的趋势。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十分之高。
老虎基金关注的另一重要指标是投资者透支率(投资者透支额/投资者投资总额)。由于香港证券交易所没有这方面的正式统计数据,我只能根据培基证券的数据对整个市场情况作出估算。投资者透支率可显示股票市场的亢奋程度。比如说,1997年上半年香港股市高峰期时投资者透支率很高。蓝筹股的融资比例大约是70%至80%,红筹国企股甚至三四线股的比例亦达到50%至60%。
证券公司通常十分愿意为投资者提供股票融资服务,因为边际利润率十分高,对客户的借贷利率往往是最优惠利率加三个百分点,由于其借贷成本是同业拆放利率,利差(Spread)可高达5~8个百分点。
一般来说,当透支率达到超乎寻常的时候,股市的调整可能为时不远了。因此,透支比率是一个反向指标(Contrary Indicator)。从实证数据考察,美国历次股市泡沫要爆破前,投资者的透支利率都先期达到高点。
更重要的是,过高的透支率会加速股市调整。比如说,当利率上升时,股价会趋跌,证券公司将要求客户追加保证金,从而迫使大量客户斩仓,加剧跌势。这对以沽空为主要手段的对冲基金十分重要。他们最喜欢速战速决。
一张大单:老虎基金的对冲手法
老虎基金在整体上十分看淡香港,何以斥巨资购入香港电讯?
1998年5月,老虎基金交给培基证券一张大单,委托培基购买1.5亿美元香港电讯股票。一般来说,这样大的单都有一些要求。比如,不超过每日交易量的15%和价格不能高于前一日收盘价的2%等等。后来机构销售部的主管Ian Dallas告诉我,这是他见过的最大一张单,用了一个星期才执行完毕。其实,由于管理的资产规模相当大,老虎基金下单金额都相当大。通常情况一张买单的金额在1亿~1.5亿美元,一张沽空单在5000万~7500万美元。通常,如果基金经理喜欢某个分析员的研究,会通过其工作的证券公司下单,这就是所谓证券公司的“佣金收入”(Commissions),相应地,证券公司的研究报告一般都免费送给目标客户。在证券行业,分析员的报酬是同其研究受欢迎程度挂钩的。一个明星分析员一年的收入二三百万港元不是一件稀罕事。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张买单而不是卖单。老虎基金在整体上十分看淡香港,何以斥巨资购入香港电讯?事后看来,这宗单的构思十分精巧:其一,老虎基金预期港元同业折借利率会大幅上扬,持有大量现金的香港电讯会直接得益;而且高企的利率对银行及地产会打击很大,但对当时拥有垄断地位的香港电讯的业务影响不会很大。其二,购买具有垄断地位的公用股亦是老虎基金沽空对利率及经济周期敏感的地产股、银行股的对冲。
我记得老虎基金购入香港电讯的成本约为13港元。到1998年8月,许多地产、银行等蓝筹股大跌时,香港电讯还企稳在15港元水平。
插曲:与索罗斯基金的一次会面
一个多小时的会议,大概有半个多小时是在近乎争吵中度过的,这亦是我所经历的几百次基金经理会议中最充满火药味和最独特的一次
1998年7月24日,索罗斯旗下的量子基金约我去他们在香港的办公室会谈。接待我的是量子基金全球研究部董事总经理罗德尼•;;琼斯和分析员本•;;德索玛,他们的问题像机关枪扫射过来。尽管对香港市场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但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前景和人民币汇率走势,我们的看法截然不同。
刚从中国内地考察归来的他们认为,面临通货紧缩、生产能力过剩、效益极其低下等重大问题的中国经济迟早会崩溃,而人民币将在近期(指一到三个月)内贬值。他们的论据是人民币同其他亚洲货币相比已严重高估,而且人民币兑美元的影子价格(黑市价)已贬值8%左右(1美元兑9元人民币)。而我的看法是,某些地区人民币黑市价的贬值并不能完全反映人民币官价。从经济的基本因素分析,人民币在中短期非但没有贬值压力,而且有升值压力。我的主要论据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中扮演越来越大的作用(份额当时超过40%),出口单位成本大大降低,竞争力在增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隐含人民币有升值潜力;中国良好的国际收支平衡及充裕的外汇储备能支撑人民币汇价。
一个多小时的会议,大概有半个多小时是在近乎争吵中度过的,这亦是我所经历的几百次基金经理会议中最充满火药味和最独特的一次。
宏观对冲基金的立体战术
宏观对冲基金在香港市场上的操作次序及手法是:先沽空一些股票→再沽空利率期货、恒指期货、期权→再沽空港元期货→最后大量沽空港股
香港的资产泡沫及联汇制的内在缺陷为对冲基金提供至少四大投机机会:沽空港元期货;沽空港元利率期货、沽空恒指期货;沽售恒指期权;沽空港股。
沽空港元期货是最重要的一环。沽空港元期货需要完成下述三个步骤:
——以港元利率从跨国银行借入港元;
——将借入的港元以市价卖出,购入美元;
——将购入的美元以美元利率借出;
当港元对美元汇价贬值时,或者港元利率与美元利率息差扩大时,港元期货的沽空者可以获利。
按照保值利率等价论(1+港元利率)=(1+美元利率)×期货价/现汇价,远期港元汇价的下跌会导致即期利率大涨。从实证考察角度,假定对冲基金的交易对手是某英资银行,当对冲基金在远期市场沽空港元买入美元时,该英资银行是在远期市场沽出美元买入港元。为了对冲港元期货风险,该英资银行不得不在现货市场卖出港元来换入美元以对冲。这就是所谓的“掉期交易”。而在现货市场上,该英资银行的交易对手是香港金管局,则港元供应会减少,利率也就自然上升。如果其在现货市场上的交易对手是另一家商业银行,则港元因供求关系面临贬值压力。为了提高港元的吸引力,银行不得不提高港元存款利率。港元拆息也会因此上升。
而利率期货又同恒指期货、期权及港股息息相关。当利率趋升时,对利率相当敏感的港股会趋跌。恒指期货及期权亦相应趋跌。
因此,以我的理解,宏观对冲基金在香港市场上的操作次序及手法是:
先沽空一些股票→再沽空利率期货、恒指期货、期权→再沽空港元期货→最后大量沽空港股。
当整个市场还处于“疯狂”看好状态时,渐渐地沽空一些极度超买的股票,是一种比较稳妥和隐蔽的策略。据我所知,不少宏观对冲基金在恒指处于15000点至16000水平沽空不少红筹国企股和地产股,然后,再渐渐地沽空利率期货及恒指期
2. 外汇核销单如何挂失
去外汇管理局登记,然后在报刊上说明该核销单作废,然后交完罚款后就会给你张新的了
3. 有两个身份证,然后今天把绑定银行卡的身份证注销了,请问银行卡还能用么
可以用。即使户籍注销也不会连带银行卡,户籍和银行卡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就算身份证被注销也不会连带冻结银行卡,仍然可以正常使用。但如果身份证被冻结,办理银行卡业务时会受到阻碍或不能办理。
拓展:《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相关条例
第十三条
商业银行开办银行卡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开业3年以上,具有办理零售业务的良好业务基础;
(二)符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监控指标,经营状况良好;
(三)已就该项业务建立了科学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有明确的内部授权审批程序;
(四)合格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相应的管理机构;
(五)安全、高效的计算机处理系统;
(六)发行外币卡还须具备经营外汇业务的资格和相应的外汇业务经营管理水平;
(七)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四条
符合上述条件的商业银行,可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开办银行卡业务,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报告:论证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市场预测;
(二)银行卡章程或管理办法、卡样设计草案;
(三)内部控制制度、风险防范措施;
(四)由中国人民银行科技主管部门出具的有关系统安全性和技术标准合格的测试报告;
(五)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五条
发卡银行各类银行卡章程应载明下列事项:
(一)卡的名称、种类、功能、用途;
(二)卡的发行对象、申领条件、申领手续;
(三)卡的使用范围(包括使用方面的限制)及使用方法;
(四)卡的账户适用的利率,面向持卡人的收费项目及标准;
(五)发卡银行、持卡人及其他有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六)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事项。
第十六条
银行卡的管理权限和审批程序:
(一)商业银行开办各类银行卡业务,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加强内部控制和授权授信管理的规定,分别制订统一的章程或业务管理办法,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审批。 商业银行总行不在北京的,应当先向中国人民银行当地中心支行申报,经审查同意后,由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转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审批。
(二)已开办信用卡或转账卡业务的商业银行可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发行联名/认同卡、专用卡、储值卡;已开办人民币信用卡业务的商业银行可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发行外币信用卡。
(三)商业银行发行全国使用的联名卡、IC卡、储值卡应当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审批。
(四)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办理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银行卡业务应当持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文件和其总行授权文件向中国人民银行当地行备案。 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发行区域使用的专用卡、联名卡应当持商业银行总行授权文件、联名双方的协议书报中国人民银行当地中心支行备案。
(五)商业银行变更银行卡名称、修改银行卡章程应当报中国人民银行审批。
4. 97年泰铢为何贬值国际炒家怎样进攻港币的
老虎基金是怎样袭击香港的
老虎基金在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时间的全球宏观投资策略是:沽空日本股票市场及日元、沽空东南亚股票市场及其货币。
香港是最后一环
1997年开始的最近一轮亚洲金融风暴早已成为过去,但从未真正远去。
香港的联系汇率制(每发行7.8港元须1美元外汇保证),1998年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终在香港特区政府竭尽全力之下得以城门不失;但是三年之后,世界上极少数仍实行联系汇率制的国家之一阿根廷,终于在内外交困之际宣布放弃货币发行局(联系汇率制的一种)制度,不能不让人重思港元联系汇率制在变化了的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高昂成本。
1997年金融风暴的另一个教训是,资本的自由流动与资产的泡沫化也许可以短期相互激发,但绝不可能长期共存。在开放的国际金融体系中,资产的泡沫如果不能自我消肿,终将被强行刺破。承担这一职能的,在1997、1998年间,就是对冲基金特别是以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为首的宏观对冲基金。
对于选择了融入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中国来说,这些都是相当切近的必要的反思。在这些反思的背景下,本刊特邀潘明先生对宏观对冲基金1998年袭击香港联汇制全过程所作的高度专业的解读,于是获得了意义。
潘明出生于上海,在香港投资银行界工作多年,曾先后供职于美资花旗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DBS证券、港资百富勤证券、泰资纳华证券、美资培基证券,担任过上述机构的经济学家、高级经济学家、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及中国股票研究部主管等职务,1997年后与老虎基金等宏观对冲基金有大量接触,对于对冲基金袭击香港的前后过程有切身的认知。 ——编者
初访老虎基金
我隐约感到,对冲基金已把目光瞄准东南亚尤其是泰国;但我未曾料到,一场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1997年,我在纳华证券(Nava Standard Chartered Securities)任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和中国股票研究部主管。纳华证券是泰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其大股东是泰国军人银行。纳华刚于数月前收购了香港英资渣打银行旗下的渣打证券公司(Standard Chartered Securities)。在东南亚经济兴盛达到顶峰之际,它的目标是成为亚洲最大的证券行——当时有此目标的并不仅有香港百富勤证券(百富勤是当时香港最大和最成功的本土证券公司,于1998年初破产)。收购渣打证券后,纳华证券仍保留了渣打证券的所有网络,包括其在美国、英国和中国内地的办事处。
1997年二三月间,我与同事到美国纽约就亚洲投资策略进行路演,拜访老虎基金(Tiger Management LLP)是其中一项重要日程。
老虎基金是最著名的宏观对冲基金之一,与索罗斯量子基金可谓并驾齐驱。老虎基金的创办人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是华尔街的风云人物。他出生于美国南部一个小城镇,从北卡罗莱纳大学商业院毕业后,在Kidder Peabody证券公司工作20年之久,1980年5月创办老虎基金,专注于“全球性投资”。在渡过10年的蛰伏期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老虎基金开始创下惊人业绩——朱利安准确地预测到柏林墙倒塌后德国股市将进入牛市,同时沽空泡沫达到顶点的日本股市(沽空指先借入股票,然后沽售,当股价下跌到一定水平再购回,赚取其中差价)。在1992年后,他又预见到全球债券市场的灾难。随着这些预测一一实现,老虎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在20世纪90年代后迅速增大,从1980年起家时的800万美元,迅速发展到1991年的10亿美元、1996年的70亿美元,直到1998年中鼎盛期的200亿美元。
老虎基金的“全球性投资”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股票投资,无论是沽空还是购入,老虎基金对于投资对象的基本要求是流动性好并能提供40%以上的年回报率;另一方面是对全球货币利率和汇率走势的投机。使他们在货币危机此起彼伏的整个20世纪90年代令各国央行畏之如虎的,正是这一面。
老虎基金之所以在90年代成绩斐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朱利安•;;罗伯逊从华尔街上重金招募了第一流的分析师,从而往往能在金融市场的转折关头押对正确的方向。大多数对冲基金不会拥有很多分析员,通常借助于投资银行的证券分析力量。老虎基金这样大规模的对冲基金则不同,旗下明星级分析员的报酬甚至远远超过在投资银行工作的同行。
我们访问老虎基金当日,在场的人士有其主管宏观经济和货币投资的合伙人、新兴市场的投资主管及跟踪泰国市场的分析员。他们最关注的主题是,作为泰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纳华对泰国地产市场及金融体制有何看法,特别是泰国中央银行会否让泰铢贬值——当时泰铢同美元挂钩,1美元兑换约25泰铢。
我们都同意的是,东南亚尤其是泰国经济毫无疑问出现了过热情况。比如说,纳华证券公司在泰国上市,其市值按美元计当时竟然已接近美国最大投资银行之一摩根士丹利!可知泡沫经济已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
泰国经济不是我的专长,但是早在1996年末,我的朋友和过去的同事Chris Wood(我曾担任百富勤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他当时是百富勤证券的首席策略家)提醒我注意,因美元对日元升值不已,使得与美元挂钩的泰铢强劲,导致泰国贸易账户恶化。同时,被地产市场泡沫掩盖的泰国银行体制坏账问题十分严重。泰国经济高度依靠外资特别是日本资本的大量流入,刺激了股市和地产市场上扬。但由于泰国进出口赤字持续上升,股市和地产的泡沫迟早要破。
1996年时,光在曼谷就有相当于200亿美元的房子卖不出去,房地产价格的崩溃其实无可避免。令人担忧的是,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据银行业贷款总额的50%。到1997年,一半以上的房地产相关贷款是坏账!日本经济衰退,亦严重影响到泰国。一方面日资大量撤出泰国,另一方面,泰国对日本的贸易出口大幅减少,贸易账户更趋恶化。
泰铢贬值的风险已经很大,但关键是,泰国中央银行会否让其贬值?面对老虎基金人士的问题,我的同事Jan Lee回答道:泰国中央银行绝不会自动将泰铢贬值,因为他们要考虑政治。Jan Lee曾经担任过香港汇丰控股首席经济学家。老虎基金的听众们对此并不认同。
席间,一名老虎基金分析员中途退场,他要赶飞机赴泰国实地考察。
我隐约感到,对冲基金已把目光瞄准东南亚尤其是泰国;但我未曾料到,一场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背景:泰铢贬值
1997年5月,国际货币投机商(主要是对冲基金及跨国银行)开始大举沽空泰铢。对冲基金沽空泰铢的远期汇率,而跨国银行则在现货市场纷纷沽售泰铢。
炒家沽空泰铢,分为三个步骤:以泰铢利率借入泰铢;在现汇市场卖出泰铢,换入美元;将换入的美元以美元利率借出。当泰铢贬值或泰铢与美元利率差扩大时,炒家将获利。
一开始,泰国中央银行与新加坡中央银行联手入市,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动用120亿美元吸纳泰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投机商、大幅调高利率以提高炒家资金借贷成本,等等。
但对泰铢汇率的攻击潮水般地袭来。货币投机商狂沽泰铢,泰铢兑美元的远期汇率屡创新低。1997年6月19日,坚决反对泰铢贬值的财政部长俺雷•;;威拉旺辞职。因担忧汇率贬值,泰铢的利率急升,股市、地产市场狂泻,整个泰国笼罩在一片恐慌中。
从纳华证券泰国总部传来的信息很不妙——相当数量的银行及金融机构(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已处于技术破产状态。纳华证券总部的高层们开始担心公司会否重组或兼并。6月27日,泰国中央银行勒令16家有财务问题的财务公司停业,要求它们递交重组和兼并计划。
7月2日,在耗尽了300亿美元外汇储备之后,泰国央行宣布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汇率重挫20%。亚洲金融风暴由此正式开始。此时,距泰国总理差瓦立在电视上公开讲话发誓泰铢不贬值仅仅两天。
再访老虎基金
Robert Citron告诉我,老虎基金的掌舵者朱利安•;;罗伯逊“已经注意到香港市场”
1997年6月,泰国水深火热之际,香港还处于烈火烹油的“繁荣”阶段。恒生指数达到14000至15000点之间,红筹国企股红得发紫。应美国一些互惠基金和对冲基金之邀,我再访纽约,作有关香港红筹国企股市场的演讲。当时红筹国企股正红得发紫。与香港市场热火朝天的炒风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基金经理们却表现得相当清醒,他们在纷纷减持港股尤其是红筹国企股。
老虎基金管理公司总部在纽约著名金融区公园大道旁一幢大楼里,占据了最高的几个楼层。接待处引人注目地铺设着以老虎为主题的大幅地毯。置身在宽大简洁的办公室中,透过四周玻璃幕墙,曼哈顿下区尽收眼底。
我告诉老虎基金新兴市场主管罗伯特•;;塞特隆(Robert Citron)对香港市场及红筹国企股的看法。我认为投资者应该大力沽售香港股票市场。按照自由现金流量模型(Free Operating Cash Flow Model)测算,我认为绝大多数香港股票的股价远远偏离其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纳华证券中国证券研究小组强烈建议沽售红筹国企股,地产及银行研究队伍也发出减持地产、银行类股票的建议——当时香港股票市场以地产及银行股票为主导,它们占据了恒指近70%的市值。
当时香港股票及资产市场的泡沫,已到达最后的惊人的疯狂程度。以下是一些表征:
——张新楼认购证的转手价达250万港币;
——任何一家三四线股(垃圾股)传出被红筹企业收购的消息后,股价当天就暴涨100%至200%;
——每天十大上升股票排行榜中,70%以上为红筹国企股;
——红筹国企股的狂飙,交易量的激增使得红筹国企股的证券分析员需求大增。曾与我同事的红筹国企股分析员的年薪在短短一年间急增三倍,至150万港元。
我们相信,泡沫破灭的危机已近在眼前。绝大多数市值较大的红筹股如上实、光大、北控、天津发展、中远国际、中国招商的股价已反映了今后几十年通过注资活动而可能维持的高速增长,而这样大规模的注资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投资者对红筹股公司管理层抱有的期望过高。红筹公司多是经营多种业务的集团公司,期望红筹“大班”迅速为股东创造价值是不切实际的。这里有红筹“大班”的学习过程,也有集团内部的磨合、适应过程。在西方,投资者一般不愿买控股公司股票,控股公司股票的价格常常处于低于其净资产值状态。
谈话中,罗伯特•;;塞特隆不停地记笔记。我看见他眼神发绿,像闻到血腥的鲨鱼。
罗伯特•;;塞特隆告诉我,老虎基金的掌舵者朱利安•;;罗伯逊“已经注意到香港市场”,他相信许多股票的股价远远超过其内在价值——当时的恒生指数水平约为14000至15000点。“注意”这个词有深意。对一个管理100亿美金的宏观对冲基金掌舵人来说,朱利安•;;罗伯逊每年都在全球寻找获利机会。大规模的基金运作要求他们捕捉足够大的趋势,作出重大的策略性投资。一个或几个股票的投资机会往往不能提起老虎基金的兴趣。因为个别股票哪怕表现很好,也很难根本性地改变基金的总体表现。“注意”香港市场,意味着香港可能成为老虎基金全球投资策略中的重要一环。换言之,朱利安•;;罗伯逊看到香港可能发生一个老虎基金从中获巨利的大趋势。
从纽约回来后不久,在我的陪同下,老虎基金一行人对香港和内地进行了考察。
上海是我们内地考察之行的一站。在访问完上海船厂(在香港上市的H股公司)之后,老虎基金分析员查尔斯•;;安德森表示认同我在纽约时向他们所作的对于红筹国企股的分析。“这家厂根本不值这些钱(股价)——船生锈了,工人们在聊天。”安德森说。
“这是我们最好的沽空对象。”罗伯特•;;塞特隆说。“如果你们沽空,但股价仍然上升,怎么办?”我问。这种情况经常出现,特别是当众多资金疯狂追逐所谓的“概念”股时。
“我们会沽空更多!”罗伯特•;;塞特隆不容置疑地回答。
当天中午,我和罗伯特•;;塞特隆在外滩和平饭店八楼吃午饭。天气不错,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外滩和黄浦江的景色尽收眼底。
罗伯特•;;塞特隆同我聊起他的经历。在成为老虎基金新兴市场主管以前,他在全球最大的基金公司富达集团(Fidelity)负责新兴投资市场达四年之久。他经历了众多闻名世界金融市场的重大事件,如1990年沽空日本市场及1994年沽空墨西哥比索等等。他告诉我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老虎基金从1990年开始沽空日本市场,直到当时为止,当年沽空的股票仍然持着空单。1991年1月,日经指数(Nikkei 225)曾冲至39000点水平,而到1997年我们在上海谈话时已下跌到16000点水平,暴跌约60%。空单持有时间如此之长,实在是因为有超出一般的大胆、坚定和耐心。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高质量的宏观经济及微观企业研究之上的。
老虎基金的另一个重要部署是沽空日元。这与看淡日本经济及沽空日本股票市场相关。因日元利率接近于零利率,借贷成本极低。老虎基金向金融机构大量借贷日元,然后将日元借款兑换成美元,用美元购入美国或俄罗斯国债。当时俄罗斯国债回报率奇高,年回报率达50%(投资风险也很大,1998年俄罗斯国债市场崩溃之时,投资者损失惨重)。这种投资策略就是有名的“携带交易(carry trade)”。如果用美元购买的是美国国债,则如果日元兑美元继续贬值,或者美国国债利率保持高于日元借贷利率的状态,携带交易者都将获利。
考察结束,我回到香港。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又与老虎基金分析员多次作了关于香港股票市场的讨论。我向他们提供了纳华证券中国股票研究小组按照现金流量分析模型(Free Operating Cash flow Model)及“隐含超值”(“Implied Surplus value”)模型对红筹国企股股价的分析及原始数据。我们认为股价高估50%以上。老虎基金的研究人员对原始数据反复核实,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背景:1997年10月风波
联汇制的缺陷在8月及10月的两波冲击中已暴露无遗。风暴已经来了
在横扫东南亚之后,金融危机开始掠过香港。
随着东南亚各国货币大幅贬值,与美元挂钩的港币相对而言大幅升值。 而从实证角度来看,新兴投资市场的货币贬值具有传染性,由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货品结构雷同,所以存在竞争性货币贬值(Competitive Devaluation)的可能。邻近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使得港币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
1997年8月14日、15日两天,港元对美元的汇率不寻常地快速下跌,港元远期汇率也相应下跌。市场上发现一些对冲基金大手沽空港币。香港金融管理局迅速反击,提高银行的贷款利息,迫使银行把多余的头寸交回来,逼迫货币投机商在极高的贷款(投机)成本下平仓。
事后看来,这是对冲基金的一次测试。尽管香港金管局看似初战告捷,但香港港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的弱点已经暴露:同业折息因银根抽紧而飚升。
香港的汇率制度采用联系汇率制,是“货币发行局制度”(Currency Board System)的一种形式。货币发行局制度的核心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发行某一数额的本土货币时,该批货币必须要有同等价值的外币十足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发行。以香港为例,香港金管局规定1美元兑换7.8港元,相应地,每发行7.8港元,就必须有1美元外汇储备作为支持。
联汇制于1983年10月17日开始实施。香港三家发钞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及中国银行发行货币时,必须根据1美元兑7.8港元的汇率,向香港金管局交付美元以换取负债证明书(Certificate of Indebtedness)作为所发行货币的保证。同样,三家发钞银行可凭负债证明换回美元。金管局向银行体系保证,所有银行在金管局结算户口内的港元均可按1美元兑7.8港元水平自由兑换。
联汇制对香港10余年的货币稳定居功至伟,但这一制度也存在先天缺陷。
尽管香港流通的现钞有100%的美元外汇储备作支持,银行存款却并非如此。金管局收到1美元的抵押后,才容许发钞银行发行7.8港元现钞。在这基础货币之上,银行可通过信贷以倍数制造存款。1997年之时的香港流通中现金加各种存款总计超过1.7万亿港元,而外汇储备量折合港元低于7000亿。很显然,若港人对港元信心丧失,要求将手中港元兑换成美元,联汇制是守不住的。
而且,在面临真正的危机时,因为联汇制所设计的机制,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将飙升。货币运行局制度在危机时难以发挥自动套戥功能。尽管香港金管局规定银行能向其按照1美元兑7.8港元的兑换率拆借港元,但这主要局限于三家发钞银行。就是发钞银行亦难以频繁地大规模地通过贴现窗(Liquidity Adjustment Facility)向金管局拆借港元,以避免被金管局罚息警告。对于其他非发钞银行来说,同业拆借市场近于瘫痪。整个金融系统将难以运转,股市亦将面临大跌的风险。
1997年10月下旬,市场上又见大手沽空港元期货,港元远期汇率风险溢价急升,从而推动银行间同业折息利率上升。为了重挫炒汇投机者,金管局抽紧银根,当日同业拆借利率一度曾飚升至300%(按年率折算)。高息尽管增加了炒汇投机者的成本,但是亦重创股市。市场上沽盘如潮,在1997年10月下旬,恒生指数狂泻4000多点,更在10月28日创下日跌1400多点、跌幅13.7%的纪录。
过了10月,对冲基金主要注意力转向拉丁美洲和韩国,香港股市出现了一段令人意外的平静期。但是联汇制的缺陷在8月及10月的两波冲击中已暴露无遗。风暴已经来了。
老虎基金最关注的两个指标
访港旅客量和投资者透支率是老虎基金最关注的两个指标,前者被看做香港经济的先行指标,而后者被看做股市走势的反向指标
1998年初,我离开纳华证券,转到美国培基证券(Prudential Securities)担任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及中国股票研究部主管。
1998年1月至2月,市场保持着表面的平静。我与老虎基金仍保持着联系,他们密切关注香港多项重要的经济和市场指标变动,其中特别重视访港旅客量(Visitor Arrivals)及投资者透支率(Margin Debt Ratio)这两个指标。
本来对于我来说,访港旅客量仅仅是追踪香港经济与市场所需观察的十几个综合指标之一,但是在老虎基金的影响之下,我发现,访港旅客对香港经济影响巨大。
访港游客直接关系到香港的外汇收入,而外汇收入是香港货币发行的原材料。据我个人统计,旅游业占据香港服务出口(Export of Services)40%以上,对稳定联汇制有重要的支持作用。
访港旅客消费对香港GDP贡献巨大。从表面上看,根据香港旅游协会统计,访港旅客消费对GDP有6%的贡献;但如果考虑其对经济非直接的乘数效应,据我估算,其对GDP值的贡献不低于12.5%。
此外,访港旅客还是经济的领先指标,通过访港旅客量可基本推断出另一重要经济活动指标零售消费(Retail Sales)的趋势。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十分之高。
老虎基金关注的另一重要指标是投资者透支率(投资者透支额/投资者投资总额)。由于香港证券交易所没有这方面的正式统计数据,我只能根据培基证券的数据对整个市场情况作出估算。投资者透支率可显示股票市场的亢奋程度。比如说,1997年上半年香港股市高峰期时投资者透支率很高。蓝筹股的融资比例大约是70%至80%,红筹国企股甚至三四线股的比例亦达到50%至60%。
证券公司通常十分愿意为投资者提供股票融资服务,因为边际利润率十分高,对客户的借贷利率往往是最优惠利率加三个百分点,由于其借贷成本是同业拆放利率,利差(Spread)可高达5~8个百分点。
一般来说,当透支率达到超乎寻常的时候,股市的调整可能为时不远了。因此,透支比率是一个反向指标(Contrary Indicator)。从实证数据考察,美国历次股市泡沫要爆破前,投资者的透支利率都先期达到高点。
更重要的是,过高的透支率会加速股市调整。比如说,当利率上升时,股价会趋跌,证券公司将要求客户追加保证金,从而迫使大量客户斩仓,加剧跌势。这对以沽空为主要手段的对冲基金十分重要。他们最喜欢速战速决。
一张大单:老虎基金的对冲手法
老虎基金在整体上十分看淡香港,何以斥巨资购入香港电讯?
1998年5月,老虎基金交给培基证券一张大单,委托培基购买1.5亿美元香港电讯股票。一般来说,这样大的单都有一些要求。比如,不超过每日交易量的15%和价格不能高于前一日收盘价的2%等等。后来机构销售部的主管Ian Dallas告诉我,这是他见过的最大一张单,用了一个星期才执行完毕。其实,由于管理的资产规模相当大,老虎基金下单金额都相当大。通常情况一张买单的金额在1亿~1.5亿美元,一张沽空单在5000万~7500万美元。通常,如果基金经理喜欢某个分析员的研究,会通过其工作的证券公司下单,这就是所谓证券公司的“佣金收入”(Commissions),相应地,证券公司的研究报告一般都免费送给目标客户。在证券行业,分析员的报酬是同其研究受欢迎程度挂钩的。一个明星分析员一年的收入二三百万港元不是一件稀罕事。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张买单而不是卖单。老虎基金在整体上十分看淡香港,何以斥巨资购入香港电讯?事后看来,这宗单的构思十分精巧:其一,老虎基金预期港元同业折借利率会大幅上扬,持有大量现金的香港电讯会直接得益;而且高企的利率对银行及地产会打击很大,但对当时拥有垄断地位的香港电讯的业务影响不会很大。其二,购买具有垄断地位的公用股亦是老虎基金沽空对利率及经济周期敏感的地产股、银行股的对冲。
我记得老虎基金购入香港电讯的成本约为13港元。到1998年8月,许多地产、银行等蓝筹股大跌时,香港电讯还企稳在15港元水平。
插曲:与索罗斯基金的一次会面
一个多小时的会议,大概有半个多小时是在近乎争吵中度过的,这亦是我所经历的几百次基金经理会议中最充满火药味和最独特的一次
1998年7月24日,索罗斯旗下的量子基金约我去他们在香港的办公室会谈。接待我的是量子基金全球研究部董事总经理罗德尼•;;琼斯和分析员本•;;德索玛,他们的问题像机关枪扫射过来。尽管对香港市场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但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前景和人民币汇率走势,我们的看法截然不同。
刚从中国内地考察归来的他们认为,面临通货紧缩、生产能力过剩、效益极其低下等重大问题的中国经济迟早会崩溃,而人民币将在近期(指一到三个月)内贬值。他们的论据是人民币同其他亚洲货币相比已严重高估,而且人民币兑美元的影子价格(黑市价)已贬值8%左右(1美元兑9元人民币)。而我的看法是,某些地区人民币黑市价的贬值并不能完全反映人民币官价。从经济的基本因素分析,人民币在中短期非但没有贬值压力,而且有升值压力。我的主要论据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中扮演越来越大的作用(份额当时超过40%),出口单位成本大大降低,竞争力在增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隐含人民币有升值潜力;中国良好的国际收支平衡及充裕的外汇储备能支撑人民币汇价。
一个多小时的会议,大概有半个多小时是在近乎争吵中度过的,这亦是我所经历的几百次基金经理会议中最充满火药味和最独特的一次。
宏观对冲基金的立体战术
宏观对冲基金在香港市场上的操作次序及手法是:先沽空一些股票→再沽空利率期货、恒指期货、期权→再沽空港元期货→最后大量沽空港股
香港的资产泡沫及联汇制的内在缺陷为对冲基金提供至少四大投机机会:沽空港元期货;沽空港元利率期货、沽空恒指期货;沽售恒指期权;沽空港股。
沽空港元期货是最重要的一环。沽空港元期货需要完成下述三个步骤:
——以港元利率从跨国银行借入港元;
——将借入的港元以市价卖出,购入美元;
——将购入的美元以美元利率借出;
当港元对美元汇价贬值时,或者港元利率与美元利率息差扩大时,港元期货的沽空者可以获利。
按照保值利率等价论(1+港元利率)=(1+美元利率)×期货价/现汇价,远期港元汇价的下跌会导致即期利率大涨。从实证考察角度,假定对冲基金的交易对手是某英资银行,当对冲基金在远期市场沽空港元买入美元时,该英资银行是在远期市场沽出美元买入港元。为了对冲港元期货风险,该英资银行不得不在现货市场卖出港元来换入美元以对冲。这就是所谓的“掉期交易”。而在现货市场上,该英资银行的交易对手是香港金管局,则港元供应会减少,利率也就自然上升。如果其在现货市场上的交易对手是另一家商业银行,则港元因供求关系面临贬值压力。为了提高港元的吸引力,银行不得不提高港元存款利率。港元拆息也会因此上升。
而利率期货又同恒指期货、期权及港股息息相关。当利率趋升时,对利率相当敏感的港股会趋跌。恒指期货及期权亦相应趋跌。
因此,以我的理解,宏观对冲基金在香港市场上的操作次序及手法是:
先沽空一些股票→再沽空利率期货、恒指期货、期权→再沽空港元期货→最后大量沽空港股。
当整个市场还处于“疯狂”看好状态时,渐渐地沽空一些极度超买的股票,是一种比较稳妥和隐蔽的策略。据我所知,不少宏观对冲基金在恒指处于15000点至16000水平沽空不少红筹国企股和地产股,然后,再渐渐地沽空利率期货及恒指期
5. 急求一篇关于网络会计利与弊及其探讨的毕业论文,字数在8000-9000以内
1网络经济下传统财务管理的弊端
网络经济时代,由于经济活动的数字化、网络化,出现了许多新的媒体空间,如虚拟市场、虚拟银行。许多传统的商业运作方式将随之消失,而代之以电子支付、电子采购和电子定单,商业活动将主要以电子商务的形式在互联网上进行,使企业购销活动更便捷,费用更低廉,对存货的量化监控更精确。这种特殊的商业模式,使得企业传统的财务管理已不能适应基于互联网的商业交易结算。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难以防避企业管理出现的新风险
首先是网络安全问题。网络经济要求财务管理必须通过互联网进行,而互联网体系使用的是开放式的TCP/IP协议,它以广播的形式进行传播,易于搭截侦听、口令试探和窃取、身份假冒,给网络安全带来极大威胁。而传统的财务管理大多采用基于内部网(Intranet)的财务软件,没有考虑到来自互联网的安全威胁,特别是企业的财务数据属重大商业机密,如遭破坏或泄密,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财务管理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复杂的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这一点传统财务管理是难以做到的。
其次是身份确认和文件的管理方式问题。网络经济下参与商业交易均在互联网上进行,双方互不见面,这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相互认证,保证电子商务交易的安全。而传统的财务管理软件一般采用口令来确认身份,不同的用户有不同的口令。如果继续沿用这种口令身份验证方式,那么随着互联网用户和应用的增加,口令维护工作将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显然这种身份验证技术已不适合基于互联网的财务管理。另外,传统的财务管理一直使用手写签名来证明文件的原作者或同意文件的内容。而在网络环境下,电子报表、电子合同等无纸介质的使用,无法沿用传统的签字方式,从而在辨别真伪上存在新的风险。
此外,电子商务作为网络经济下的主要交易手段,财务管理和业务管理必须一体化,电子单据、分布式操作使得可能受到非法攻击的点增多。而目前的财务管理缺少与网络经济相适应的法律规范体系和技术保障。例如,在电子商务中如何征税、交易的安全性如何保证、数字签名的确认、知识产权的保护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网络经济环境下出现的,企业的财务管理所面临的新的风险是难以防范和规避的。
就拿最近的网络安全问题说起,自从网络走进我们千家万户,作为21世纪的代表——网络,已经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网络的安全却还无法跟上它高速发展的脚步,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的探究网络法规和法律,但至今还未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出台,这也成为现在众多网络经济案件无法审判的重要原因。最近一个网络虚拟物品第一案就该让我们去关注一下:
小吴玩“传奇游戏”已经两年了,两个月前,他终于升到了32级道士,这意味着他的角色有了较高的战斗力,小吴着实为此高兴了几天。但没过多久,小吴就发现,32级道士的“道袍”不见了,战斗力也因此大打折扣。
而让小吴心疼的是,炼成这个32级道士不但耗费了他许多时间,还为此花了不少钱。算上购买游戏点卡的费用和上网费,升到这个32级道士需要1000多元。小吴找到游戏运营商要求追查,得到的答复是先到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部门却以找不到法律依据为由拒绝受理。
现在诸如此类的网络虚拟物品引发的案件正日趋增多,也让执法人员难以处理,现在各国都在加紧出台网络财产的安全的法规细则,希望我国在国力日益昌盛的今天,能再新兴产业的发展上能走在世界前列。
1.2难以满足电子商务要求
电子商务的贸易双方从贸易磋商、签定合同到支付等均通过互联网完成,使整个交易远程化、实时化、虚拟化。这些变化,首先对财务管理方法的及时性、适应性、弹性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财务管理没有实现网络在线办公、电子支付、电子货币等手段,使得财务预测、计划、决策等各个环节工作的时间相对较长,不能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再者,分散的财务管理模式不利于电子商务的发展。在网络经济下,要求企业通过网络对其下属分支机构实行数据处理和财务资源的集中管理,包括集中记账、算账、登账、报表生成和汇总,并可将众多的财务数据进行集中处理,集中调配集团内的所有资金。然而,传统的财务管理由于受到网络技术的限制,不得不采用分散的管理模式,造成监管信息反馈滞后、对下属机构控制不力、工作效率低等不良后果,无法适应网络经济发展的要求。
此外,传统的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的内容不能满足电子商务的要求。在网络经济下,企业资产结构中以网络为基础的专利权、商标权、计算机软件、产品创新等无形资产所占比重将大大提高。但现今财务管理的理论与内容对无形资产涉及较少,因为过去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厂房、机器、资金等有形资产,致使在现实财务管理活动中不能完全正确地评价无形资产的价值,不善于利用无形资产进行资本运营。所以,传统的财务管理理论与内容已不适应网络经济时代电子商务运营的需要。
1.3不能适应新的管理模式和工作方式
在网络环境下,企业的原料采购、产品生产、需求与销售、银行汇兑、保险、货物托运及申报等过程均可通过计算机网络完成,无需人工干预。因此,它要求财务管理从管理方式上,能够实现业务协同、远程处理、在线管理、集中式管理模式。从工作方式上,能够支持在线办公、移动办公等方式,同时能够处理电子单据、电子货币、网页数据等新的介质。然而,传统的财务管理使用基于内部网的财务软件,企业可以通过内部网实现在线管理,但是它不能真正打破时空的限制,使企业财务管理变得即时和迅速。由于传统的财务管理与业务活动在运作上存在时间差,企业各职能部门之间信息不能相互连接,因而企业的财务资源配置与业务动作难以协调同步,不利于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
另外,传统的财务管理软件要求管理人员只能在特定环境下办公,因为它是基于内部网的系统,离开内部网将无法办公。而网络经济下,要求财务人员在离开办公室的情况下也能办公(即移动办公),这样财务软件必须是基于互联网的系统,而只有实现从企业内部网到互联网的转变,才能实现真正的网上办公。由此可见,在网络经济下,传统的财务管理存在许多弊端,必须及时研究财务管理创新,构造出与网络时代相适应的财务管理,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财务管理创新的内容
网络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类生产经营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网络化。财务管理必须顺应潮流,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从管理目标、管理模式和工作方式等多方面进行创新。
2.1财务管理目标的创新
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总是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总是随经济形态的转化和社会进步而不断深化。随着网络经济的到来,客户目标、业务流程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共享性和可转移性的知识资本将占主导地位。知识的不断增加、更新、扩散和应用加速,深刻影响着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各个方面,客观需求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必须向高层次演变。原来以追求企业自身利益和财富最大化为目标者,必须转向以“知识最大化”的综合管理为目标。其原因在于,知识最大化目标可以减少非企业股东当事人对企业经营目标的抵触行为,防止企业不顾经营者、债权人及广大职工的利益去追求“股东权益最大化”;知识资源的共享性和可转移性的特点使知识最大化的目标能兼顾企业内外利益,维护社会生活质量,达到企业目标与社会目标的统一。知识最大化目标不排斥物质资本作用,它的实现是有形物质资本和无形知识资本的在网络经济下的有机结合。
2.2财务管理模式的创新
在互联网环境下,任何物理距离都将变成鼠标距离,财务管理的能力必须延伸到全球任何一个结点。财务管理模式只有从过去的局部、分散管理向远程处理和集中式管理转变,才能实时监控财务状况以回避高速度运营产生的巨大风险。企业集团利用互联网,可以对所有的分支机构实行数据的远程处理、远程报表、远程报账、远程查账、远程审计等远距离财务监控,也可以掌握和监控远程库存、销售点经营等业务情况。这种管理模式的创新,使得企业集团在互联网上通过Web页登录,即可轻松地实现集中式管理,对所有分支机构进行集中记账,集中资金调配,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
2.3财务工作方式的创新
互联网技术改变了全球的经济模式,相应地必须改变财务人员的工作方式。传统的固定办公室要转变为互联网上的虚拟办公室,使财务工作方式实现网上办公、移动办公。这样,财务管理者可以在离开办公室的情况下也能正常办公,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实时查询到全集团的资金信息和分支机构财务状况,在线监督客户及供应商的资金往来情况,实时监督往来款余额。企业集团内外以及与银行、税务、保险、海关等社会资源之间的业务往来,均在互联网上进行,将会大大加快各种报表的处理速度,这也是工作方式创新的根本目的。
2.4财务管理软件的创新
过去国内各财务软件功能独立,数据不能共享,企业在人、财、物和产、供、销管理中难以实现一体化。运用Web数据库开发技术,研制基于互联网的财务及企业管理应用软件,可实现远程报表、远程查账、网上支付、网上信息查询等,支持网上银行提供网上询价、网上采购等多种服务。这样,企业的财务管理和业务管理将在Web的层次上协同运作,统筹资金与存货的力度将会空前加大;业务数据一体化的正确传递,保证了财务部门和供应链的相关部门都能迅速得到所需信息并保持良好的沟通,有利于开发与网络经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网络财务系统。
3网络经济下实现财务管理创新的构想
企业财务管理创新是新形势下企业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网络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在此笔者提几点实现创新的构想:
3.1转变企业理财观念
网络经济的兴起,使创造企业财富的核心要素由物质资本转向知识资本。企业理财必须转变观念,不能只盯住物质资产和金融资本。首先,要认识知识资本,即了解知识资本的来源、特征、构成要素和特殊的表现形式。其次,要承认知识资本,即认可知识资本是企业总资本的一部分,搞清知识资本与企业市场价值和企业发展的密切关系,以及知识资本应分享的企业财富。最后,要重视和利用知识资本。企业既要为知识创造及其商品化提供相应的经营资产,又要充分利用知识资本使企业保持持续的利润增长。可以说,转变企业理财观念是实现财务管理目标创新的根本保证,不可不予以高度重视。
3.2加强网络技术培训
网络技术的普及与应用程度直接关系到财务管理创新的成功与否。有针对性地对财务人员进行网络技术培训,可以提高财务人员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因为,首先财务人员已具有坚实的经济和财会理论基础,如果再学习一些现代网络技术,将经济、财会、网络有机地结合,则面对知识快速更新和经济、金融活动的网络化、数字化,就能够从经济、社会、法律、技术等多角度进行分析并制订相应的理财策略。其次,通过技术培训可使财务人员不断吸取新的知识,开发企业信息,并根据变化的理财环境,对企业的运行状况和不断扩大的业务范围进行评估和风险分析。为此,要适应网络经济发展的要求,根据国际金融的创新趋势和资本的形态特点,运用金融工程开发融资工具和管理投资风险。事实表明,对财务人员加强现代信息科学与网络技术教育,有利于在网络经济下实现财务管理创新。
3.3积极开展对知识资本的理论研究
网络经济的发展将使财务管理目标转向知识最大化,但目前知识资本的理论尚未成熟,必须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知识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对知识资本的管理是新形势下企业理财的重大创新。对此,首先应研究知识资本的构成要素及其市场化形式,探讨知识资本的有效运作管理方法。其次,要研究知识资本的计量方法,确定知识资本价值,研究知识资本的证券化形式和估价方法。第三,要对知识资本运作的案例进行分析,总结企业知识资本运作的具体操作方案。第四,研究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它是知识资本保值增值的基本前提。总之,知识资本是网络经济下一种新的资本形态,对知识资本的理论研究也是实现财务管理创新的基本条件。
3.4对企业进行业务流程重组
网络经济是一种全新的贸易服务方式,它以数字化介质替代了传统的纸介质,将打破传统企业中以单向物流运作的格局,实现以物流为依据、信息流为核心、资金流为主体的全新运作方式。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对现有业务流程进行重组,将工作重心放在价值链分析上。首先,企业要从行业价值链(原材料供应商—产品—制造商—销售商)进行分析,以了解企业在行业价值链中的位置,判断企业是否有必要沿价值链向前或向后延伸,以实现企业管理目标。其次,对企业内部价值链(定单—产品研究设计—生产制造—销售—售后服务)进行分析,以判断如何降低成本,优化企业流程。第三,从竞争对手价值链分析入手,通过与竞争对手的相应指标进行比较,找出与竞争对手的差异和自己的成本态势,从而提高整体竞争力。
3.5建立财务风险预测模型
随着互联网在商业中的广泛应用,在企业内部作为数据管理的计算机往往成为逃避内部控制的工具,经济资源中智能因素的认定将比无形资产更加困难。在企业外部,由于“媒体空间”的扩大,信息传播、处理和反馈的速度大大加快,商业交易的无地域化和无纸化,使得国际间资本流动加大,资本决策可在瞬间完成。总之,由于网络经济的非线性、突变性和爆炸性等特点,建立新的财务风险预测模型势在必行。该模型应该由监测范围与定性分析、预警指标选择、相应阀值和发生概率的确定等多方面的内容组成,并能对企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敏感性指标,(如保本点、收人安全线、最大负债极限等)予以反映。这样,将风险管理变为主动的、有预见性的风险管理,就能系统地辨认可能出现的财务风险。
3.6采用集中式财务管理模式
互联网的出现,使桌面管理转化成非桌面化的网络方式有了技术保证,也使得集中式管理成为可能。企业可以综合运用各种现代化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手段,以整合实现企业电子商务为目标,开发能够提供互联网环境下财务管理模式、财会工作方式及其各项功能的财务管理软件系统,该系统至少应包括会计核算的集中化、财务控制的集中化、财务决策的集中化三部分。采用集中式管理,将会提高财务数据处理的适时性,减少中层管理人员,使最高决策层可与基层人员直接联系,管理决策人员可以根据需求进行虚拟结算,实时跟踪市场情况的变化,迅速作出决策。
3.7创建企业财务管理信息系统
以数字化技术为先导的网络经济,其经济活动可以通过互联网在线进行,如:在线订货、在线资金调度、异地转账、在线证券投资、在线外汇买卖等。因而产生的会计信息都是动态的,更具有不可捉摸性;同时,市场需求信息的公开化,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信息格局。谁能占领信息的制高点,谁就将在市场竞争中占优势。创建基于互联网的企业财务信息系统,综合运用计算机网络的超文本、超媒体技术,使信息更形象、直观,提供多样化的各类信息,包括数量信息与质量信息、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物质层面的信息和精神层面的信息等,实现信息理财。
3.8建立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首先,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以法制手段来强化网络安全。这主要涉及网络规划与建设的法律、网络管理与经营的法律、网络安全的法律、电子资金划转的法律认证等法律问题。其次,从管理上维护系统的安全,建立信息安全管理机构和切实可行的网络管理规章制度,加强信息安全意识的教育和培训,提高财务人员素质,特别是高层管理者的安全意识,以保证网络信息安全。第三,从技术上采取措施,在企业内部网和互联网之间要加一道防火墙,防止黑客或计算机病毒的袭击,保护企业内部网中的敏感数据。另外,将数字签名技术应用于电子商务的身份认证,可以防止非法用户假冒身份,从而保证电子支付的安全,为实现财务管理创新提供重要保障。
4.结束语
在步入21世纪已有10年的今天,科技正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网络这个新生代的代表更是拥有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功能和价值,在消费水平提高和生活品味日趋个性化的今天,网络经济正悄悄的走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现在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上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触和依赖网络经济了。在这个未来将占消费总水平大半的消费手段中,它的便捷,高效正为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顾客,所以如何加强监管和出台全面的税收和财务管理细则是现在全国财政部门的首要工作。
在中国综合国力日渐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之际,如何在网络经济这个新兴产业的管理和优化中,希望看到中国走在世界的最前端,进一步让世界看清中国,认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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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换卡号了我换银行卡了,别人打钱给我还打以前那个卡号可以吗
不可以,会打款不成功的,银行退回打款人款项。商业银行开办银行卡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开业3年以上,具有办理零售业务的良好业务基础;
(二)符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监控指标,经营状况良好;
(三)已就该项业务建立了科学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有明确的内部授权审批程序;
(四)合格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相应的管理机构;
(五)安全、高效的计算机处理系统;
(六)发行外币卡还须具备经营外汇业务的资格和相应的外汇业务经营管理水平;
(七)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条件。
银行卡的管理权限和审批程序:
(一)商业银行开办各类银行卡业务,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加强内部控制和授权授信管理的规定,分别制定统一的章程或业务管理办法,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审批。
商业银行总行不在北京的,应当先向中国人民银行当地中心支行申报,经审查同意后,由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转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审批。
(二)已开办信用卡或转帐卡业务的商业银行可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发行联名/认同卡、专用卡、储值卡;已开办人民币信用卡业务的商业银行可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发行外币信用卡。
(三)商业银行发行全国使用的联名卡、IC卡、储值卡应当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审批。
7.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总部概况
一、设立央行上海总部的重要意义
人民银行设立上海总部,是我国中央银行体制的一次自我完善,是更好地发挥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中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成立上海总部,主要是围绕金融市场和金融中心的建设来加强中央银行的调节职能和服务职能。目前上海已成为各类金融机构在我国内地的主要集聚地。设有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拥有证券、商品期货和黄金三个交易所。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已成为一项国家战略。
设立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的决策和操作体系,提高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水平,有利于发挥贴近金融市场一线的优势,提高中央银行金融市场服务的效率,同时也有利于巩固目前上海作为国内重要金融中心的地位,并将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二、央行上海总部的建设目标
上海总部的建设目标可以概括为两个平台、一个窗口、一个中心,即:尽快把上海总部建设成为总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平台、金融市场运行监测的平台、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和一部分金融服务与研究和开发业务的中心。
三、央行上海总部的主要职能
上海总部作为总行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总行的领导和授权下开展工作,主要承担部分中央银行业务的具体操作职责,同时履行一定的管理职能。
上海总部承担的主要职责有以下几项:根据总行提出的操作目标,组织实施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承办在沪商业银行及票据专营机构再贴现业务;管理银行间市场,跟踪金融市场发展,研究并引导金融产品的创新;负责对区域性金融稳定和涉外金融安全的评估;负责有关金融市场数据的采集、汇总和分析;围绕货币政策操作、金融市场发展、金融中心建设等开展专题研究;负责有关区域金融交流与合作工作,承办有关国际金融业务;承担国家部分外汇储备的经营和黄金储备经营管理工作;承担上海地区人民银行有关业务的工作等。
上海总部承担的管理职能包括对现有上海分行辖区内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管理,即继续履行大区行的职能,辖区包括浙江、福建的共二十个中心支行;此外还承担人民银行部分驻沪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和协调,直接管理的单位包括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中国人民银行数据处理中心、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服务中心等,协调管理的单位是中国银联和上海黄金交易所。
四、央行上海总部的组织架构
央行上海总部领导包括:总部党委书记、主任苏宁,总部党委副书记、副主任马德伦,总部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张新,总部党委委员、副主任凌涛,总部党委委员郑杨。
上海总部内设11个部,包括:公开市场操作部、金融市场管理部、金融稳定部、调查统计研究部、国际部、金融服务一部、金融服务二部、外汇管理部8个业务部门,以及综合管理部、人力资源部和纪检监察办公室3个支持服务部门。
上海总部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81号;
8. 尼克森贝利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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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金融市场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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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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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外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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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衍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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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兴绪,上海证券市场有效性的实证分析,统计与决策, 2004年 08期
8. 曲盛恩,我国投资基金市场效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中国软科学, 2004年 07期
9. 赵冬梅、陈柳钦,市场有效性及其检验方法,管理科学, 2003年 03期
10. 管征、谭克、陶欣,股票市场有效性的横截面检验:文献综述,现代管理科学, 2003年 08期
第十章 债券价值分析
1. 威廉·F·夏普 , 《投资学 第五版》 , 1998年8月第1版
2. 管志强,附认股权公司债价值分析,数学理论与应用,2004.6
3. 蒋殿春,张新,可转换公司债券定价问题研究,证券市场导报,2001年12月
4. [美]兹维·博迪,亚历克斯·凯恩,艾伦·马库斯,《投资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
5. 林清泉主编,《固定收益证券》,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6. 类承曜 ,《固定收益证券》,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7. 王一鸣 李剑峰,我国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 2005年 01期
8. 赖其男、姚长辉、王志诚,关于我国可转换债券定价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 2005年 09期
9. 谢海玉,我国债券收益率变动分析 ,国际金融研究, 2004年 07期
10. 宋永明,指数化债券的理论与实践,金融研究, 2003年 09期
11. 鲍建平、杨建明,利率期货交易对债券现货市场价格发现的影响分析,金融研究, 2004年 02期
第十一章 普通股定价
1. 布瑞德福特·康纳尔著,张志强,王春香译,公司价值评估——有效评估与决策的工具,2001,华夏出版社
2. 汤姆·科普兰,蒂姆·科勒,杰克·默林著,贾辉然等译,价值评估——公司价值的衡量和管理,1998,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
3. Aswath Damodaran 著,朱武祥,邓海峰等译,投资估价——评估如何资产价值的工具和方法,1999,清华大学出版社
4. [美]威廉·F·夏普,《投资组合理论与资本市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年
5. [美]Stephen A.Ross,Randolph W.Westerfield,Jeffrey F.Jaffe著,吴世农、沈艺峰等译,《公司理财(第5版)》(MBA教材精品译丛),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8月
6. (美)A.A.格罗佩利、埃森.尼克巴克特.《公司财务》.申海波、鲁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7. 牛凯龙、李永军,我国IPO定价的实证分析,农村金融研究, 2003年 07期
8. 段进东、陈海明,我国新股发行定价的信息效率实证研究,金融研究, 2004年 02期
9. 于增彪、梁文涛,股票发行定价体制与新上市A股初始投资收益,金融研究, 2004年 08期
10. 宋逢明、梁洪昀,发行市盈率放开后的A股市场初始回报研究,金融研究, 2001年 02期
第十二章 远期与期货的定价
1. [美]约翰·赫尔著,张陶伟译,《期权、期货和衍生证券》,华夏出版社,1997
2. [美]约翰·马歇尔、维普尔·班塞尔著,宋逢明、朱宝宪、张陶伟译,《金融工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3. [英]洛伦兹·格利茨著,唐旭等译,《金融工程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4. 叶永刚主编,《金融工程学》,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5. [美]兹维·博迪,亚历克斯·凯恩,艾伦·马库斯,《投资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
6. [美]小詹姆斯 L.法雷尔,沃尔特 J. 雷哈特著,齐寅峰等译,《投资组合管理,理论与应用》,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
7. 华仁海、陈百助,我国期货市场期货价格收益及波动方差的长记忆性研究,金融研究, 2004年 02期
8. 鲍建平、杨建明,利率期货交易对债券现货市场价格发现的影响分析,金融研究, 2004年 02期
9. 杨星,股指期货合约设计的国际比较与借鉴——适度保证金的确立,国际金融研究, 2001年 09期
10. 张晋生,股票和期货价格的比较分析,国际金融研究, 1996年 03期
第十三章 期权的定价
1. [美]约翰·赫尔著,张陶伟译,《期权、期货和衍生证券》,华夏出版社,1997
2. [美]约翰·马歇尔、维普尔·班塞尔著,宋逢明、朱宝宪、张陶伟译,《金融工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3. [英]洛伦兹·格利茨著,唐旭等译,《金融工程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4. 叶永刚主编,《金融工程学》,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5. 宋逢明著,《金融工程原理——无套利均衡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6. [美]兹维·博迪,亚历克斯·凯恩,艾伦·马库斯,《投资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
7. 胡奕明,金融期权衍生技术的新发展,金融研究, 2001年 04期
8. 解利艳、曹颖,期权定价Black-Scholes模型评述,东北林业大学学报, 2005年 03期
9. 郑振龙、林海,银行资产负债中隐含期权的定价,金融研究, 2004年 07期
10. 丹·拉提莫,实物期权如何帮助确定投资价值,国际金融研究, 2002年 03期
第十四章 投资管理
1. [美]威廉·F·夏普,《投资组合理论与资本市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年
2. [美]小詹姆斯 L.法雷尔,沃尔特 J. 雷哈特著,齐寅峰等译,《投资组合管理,理论与应用》,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
3. [美]兹维·博迪,亚历克斯·凯恩,艾伦·马库斯,《投资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
4. (美)威廉·F·夏普、戈登·J·亚历山大、杰佛里·V·贝利,《投资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5. 博迪,莫顿:金融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6. 王树娟,中国证券基金最优投资组合,系统工程, 2005年 01期
7. 唐欲静,投资组合业绩评价理论、发展及在中国的应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5年 03期
8. 肖奎喜、杨义群,基于风险调整收益的开放式基金业绩评价,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5年 01期
9. 王骥涛、欧阳丹,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综述,甘肃金融, 2005年 10期
10. 李锐,投资组合保险策略的运作原理,证券市场导报, 2004年 02期
11. 徐少君,投资组合理论发展综述,浙江社会科学, 2004年 04期
第十五章 金融市场监管
1. 史福厚,《金融监管导论》,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
2. 杨德勇,贾奇珍著,《金融监管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3. 蔡浩议著,《抉择:金融混业经营与监管》,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4. 周英著,《金融监管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5. 谢伏瞻主编,《金融监管与金融改革》,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6. 赵锡军著,《论证券监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7. 尹龙,金融创新理论的发展与金融监管体制演进,金融研究, 2005年 03期
8. 江春、许立成,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金融研究, 2005年 04期
9. 王志军,欧盟金融监管的新发展 ,国际金融研究, 2004年 02期
10. 刘夏、蒲勇健、陈斌,混业经营模式下的有效金融监管组织体系研究,金融研究, 2005年 09期
11. 尹灼,英国新金融监管体系述评,农村金融研究, 2004年 01期
12. 徐进前,现代金融法律制度变革的潮流——新法案下的美国金融监管制度及其启示,金融研究, 2003年 06期
9. 如何让“改革红利”充分释放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简政放权正是激发市场、社会创造活力最直接的改革举措。
新一届政府将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简政放权有机结合,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敲门砖”和“突破口”,改革成效正在显现。
以“多设路标,少设路障”为原则,去年仅中央层面就取消下放了300多项行政审批权,取消范围广、“含金量”较高,使企业投资自主权极大地提高。
部署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金限制,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放宽经营场所登记条件等等,使民间投资更加活跃。截至去年11月底,全国民营个体企业登记数增加了37%,带动了民间投资以23%左右的速度增长。
各行各业的审批事项太多了,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实际上亦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审批制度改革确实很英明,抓住了发展经济的命脉。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而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要素,如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传统工业化红利等正在衰减,过多依靠政府主导和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难以为继,因此,必须通过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促进经济增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无疑是释放改革红利的关键点。
在国务院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的引领下,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也自上而下启动了简政放权的改革。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发布《关于印发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外汇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涉及24项具体内容,主要简化了经常项目收结汇、购付汇单证审核等程序。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局长张新指出,外汇管理细则思路很清晰,就是大面积简政放权,鼓励跨境的资金流和融资的便利化,同时大幅度实施新型的管理模式。
此外,海南投资建设项目审批的时限计划从799天压缩为37天,山东21条举措改革工商注册制度,进一步简政放权,促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兰州和成都都将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初步统计。截至目前,上海、山西、海南、成都、兰州等10余个省份都制定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年度计划。
简政放权,其核心要义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放开用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管住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公平竞争中焕发活力。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拓接受采访时表示,本届政府采取高密度、大力度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的手段,提速布局简政放权,在传递中央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坚定决心的同时,其所产生的积极效用以及释放的改革红利,值得社会期待。
另一方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亦存在不小的阻力。为此,宗庆后建议,完善确定各类标准,要明确告诉企业、告诉老百姓,做什么事情需要符合什么条件与标准,只要符合了标准,企业就可以自己去干,不需要政府审批。政府的工作应着重放到事后监管上来,如果在监管过程中发现企业弄虚作假、违背标准的,就应当坚决从重予以查处。“我认为真正要做到长治久安就必须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标准,企业依法执行,政府依法加强监管”,宗庆后说。
对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的难度,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则表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越到后来难度越大,目前改革已经进行到了‘割肉’阶段,调整、协调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不仅非常困难,而且还会引起抵触,需要政府以极大的勇气和决心去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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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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