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理财学

❶ 关于孔子学习的故事

最佳答案检举 形容孔子勤奋好学的成语故事叫“韦编三绝”,这个故事讲的是用牛皮带编串起来的这部竹间《易经》书,,经孔子反复翻阅后把牛皮带都磨断了好几次，传说《易经》是我国古代几位圣人黄帝、文王、周公等相继写成的,虽然难于理解,但孔子非常用心学习，一遍一遍地翻阅，不但认真阅读而且动手写了好多心得,后人把这些心得称为《易传》。

还有：

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随后便随母亲迁居曲阜，过上了贫贱的生活，经常受到社会的冷遇。孔子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从小地位贫贱、所以干过很多杂活。但贫贱生活的磨炼并没使孔子萎靡不振，而是更促使他从小就树立了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孔子曾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他把吃粗粮、喝冷水，弯起胳膊当作枕头当作极大的乐趣，而把干不正当的事而得来的富贵，当作过眼浮云。他生在文化空气浓厚、历史悠久的鲁国，由于鲁国曾是周公封地，保留着周朝的文化传统，所以他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他聪敏好学，幼年就把小碗小盘之类作为祭器，做练习礼节的游戏，稍大，举几周礼、音乐、射箭、赶车、识字、计算（当时称“六艺”），也都无所不学。不幸的事接踵而来，十七岁时，孔子的母亲又死了。之后，他开始独立地生活，但仍孜孜不倦地学习，因为他懂得，自己并不是一个生而知之的人，而是通过爱好古代文化、勤奋敏捷才能求得学问的。（《述而》）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意思是说，几个人一块走路，其中便一定有可以为师的人。我选取他的优点而学习，看出他的缺点则加以改正。他的学习方式主要是自学，但也特别注重向别人请教，一遇到不懂的，就问别人，这就是所谓“每事问”（《八佾》）。他一生都提倡多闻多见，认为多闻可以选择其中好的加以接受，多见可以都记在心里。通过勤奋学习，孔子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并培养了自己的积极进取精神。这使他先得以两次做过小官。一次是当“委吏”（负责仓库中的会计工作），一次是当“乘田”（管理牛羊），由于认真负责，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后来在二十多岁时又得以设教于闾里，招收鲁国人曾点、颜无由、秦商、冉耕等弟子授业讲学，从此便开始了办私学的教书生涯。

❷ 孔子弟子中谁最擅长经商

孔子去世以后，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子贡为之守墓六年。 端木遗风：指孔子的弟子子贡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 端木赐，即孔子弟子子贡，姓端木，名赐，善货殖（擅长做生意），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为后世商界所推崇。端木遗风，意思是表示经商并非末流。 子贡，名端木赐，很有口才，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对子贡的才干有生动描述。在齐人侵鲁，社稷之忧的危局下，孔子派子贡出使列国，子贡巧妙把握了当时微妙的国际形势，借力打力，四两拨万斤，最终整个改变了诸侯格局。所谓“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赵平原君称赞毛遂“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其实与子贡相比，毛遂只是个鲁莽的匹夫，援赵也只是个简单任务。子贡后来经商致富，《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鬻财於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所以后来商人很多都挂一牌匾，端木遗风，来表明经商并非末流。 子贡这个人在历史上大大有名，还因为他特会做生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他“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❸ 孔子的72个名弟子后来都从事什么工作了呢

此人名叫：端木赐

宇子贡，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斤。为孔子弟子中首富。

司马迁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最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这个现象说明，在司马迁眼中，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我们循着司马迁的这个思路，再细细阅读《论语》等书，便可看出子贡这个人物非同寻常。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是把学和行结合得最好的一位。

子贡学绩上的优异，首先体现在他的“言语”水平的高超上。《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可见子贡是“言语”方面的优异者，也就是说子贡在说话技巧、演讲技能上有独到之处。据《左传》等史书可知，在孔子那个时代，外交礼宾人员的语言训练主要取之于《诗》，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习尚。孔子也曾说：“不学《诗》，无以言”⒄，《诗》已成为当时语言训练的主要教本。《诗》就是后来成为“六经”之一的《诗经》。在《诗》的学习中，孔子不仅要求学子们搞通弄懂《诗》的本来意义，而且要求他们能对《诗》“活学活用”，在外交礼宾场合能顺手拈来以达己意，而这，没有相当的灵活性和敏锐性是难以做到的。在孔子的门徒中，子贡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论语·学而》曾记载孔子、子贡师徒二人对答，子贡灵活运用《诗经·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来回答老师提问的情形。孔子认为子贡的回答十分贴切，“断章取义”恰到好处，故而称赞子贡：“始可与言《诗》已矣”，而且说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认为他对该诗的理解达到了心领神会的地步。在《论语》中给予弟子“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样高度评价的还有另一位，那就是子夏，而子夏是“文学”上的优异者，这说明子贡不仅在“言语”上极为优异，即使在“文学”方面也毫不逊色于子游、子夏之徒。’《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说：“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看来师徒二人经常争辩一些问题。使子贡在“言语”方面才能大加发挥的当属他赴齐、吴、越、晋四国的穿梭外交活动了。在这次外交活动中，子贡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说才能，引祸水于他人，使得四国国君对他的利害分析深信不疑，并纷纷采纳他的主张。《史记·仲尼弟子传列》载：“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高超的演说技能和外交能力也在此次外交活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论语》仅说子贡在“言语”方面优异，这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们对子贡在其它方面的卓越才能的认识。其实仅就“政事”方面的业绩而言，他也决不逊色于子路、冉求等人(此二人都是“政事”方面的优异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子贡“常相鲁、卫”。他的老师孔子也认为子贡有非凡的政治才能。《论语·雍也》曾记载季康子问孔子子路、子贡、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回答说三人皆可从政，但孔于却分别道出三人之优点各不相同：“由(子路)也果”、“赐(子贡)也达”、“求(冉求)也艺”。从孔子列举的三个优点看，我们觉得子贡的优点——“达”，似乎更是从政者不可或缺的。所谓“达”就是通达事理，试想一个从政的人如果能够“通达事理”，他就会高屋建瓴，从宏观上把握问题的全局和整体，而不会为繁琐的细枝末节所迷障，这样的人肯定会把政事处理得有条不紊。而子路的“果”(果断)、冉求的“艺”(多才多艺)，都不过是从政必需之一端，他们同子贡的“达”相比应该说是低了一个档次。正因为子贡通达事理，又有杰出的“言语”才能，所以他才会被鲁、卫等国聘为相辅。正因为他有政治才能，他才会在出使齐、吴、越、晋四国的外交活动中得心应手，获得圆满成功。

子贡不仅在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他在理财经商上还有着卓越的天赋。《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是指贱买贵卖⒅。“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⒆，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

子贡在学问、政绩、理财经商等方面的卓越表现有目共睹，有耳共闻，故其名声地位雀跃直上，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孔子。当时鲁国的大夫孙武就公开在朝廷说：“子贡贤于仲尼”⒇。鲁国的另一大臣子服景伯把叔孙武叔的话转告了子贡，但子贡谦逊地说：“譬诸宫墙，赐(子贡)之墙也及肩；窥见家室之好。夫子(孔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手之云，不亦宜乎?”⒇意思是说：自己的那点学问本领好比矮墙里面的房屋，谁都能看得见，但孔子的学问本领则好比数仞高墙里面的宗庙景观，不得其门而入不得见，何况能寻得其门的又很少，正因如此，诸位才有这样不正确的看法。当时鲁国的另一个大臣陈子禽听到子贡的这通解释不以为然，他说：“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⒇”意谓你不过是谦恭罢了，难道仲尼真的比你强吗? 总之，所有这些对子贡的赞誉并非空穴来风，它说明子贡在当时的名声、地位和影响，确实已不在他的老师孔子之下。司马迁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他在《史记》中甚至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孔子得“执”子贡而“益彰”实是不刊之论。试想子贡当年“常相鲁、卫”，出使列国，各国待之以上宾，其地位显赫一时，而且他又有一副伶牙利齿；每到一处在完成使命之后，每每要附带宣讲其老师的一套理论和主张，尽管孔子的那些理论主张有的与时代相李扦格，但看在子贡的面上，总要听一听，这在客观上就推销了孔子。孔子的儒学成为显学，孔于的名声布满天下，实与得“执”于贡这位高足弟子有关。司马迁对此看得很准。

尽管子贡有着多方面的建树与成就，但他在孔子面前却表现得非常谦。《论语·公冶长》记孔子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谁更强些)?”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子贡对此是深知的，但孔子偏偏向子贡提这样的问题。子贡相当有涵养，他说：“赐也何敢望回?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其实到底子贡与颜回哪个强，世人有目共睹。子贡与颜回比，就政事言，颜回要交白卷；就生存能力言，颜回连生计也几乎维持不下去，《论语》说他“屡空”，看来断炊的事情亦经常发生，而子贡却是“家累千金”；论彰扬其师之美名，颜回更没有子贡那样的巨大能量。至于孔子遇危难、遭险恶时，子贡总能挺身而出，显其大智大勇。《史记·孔子世家》曾载孔子困陈、蔡，绝粮，情形十分危急，而当时孔子门徒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是“子贡使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凡此种种，不说颜回，即令三干弟子，哪个能与子贡相匹敌、论高低，孔子对子贡这样一个学绩优异、政绩沛然，经商能力卓异的弟子竟以为他不如颜回，这实在令人费解!看来即使聪明若孔子者，也有昧暗不明的时候。史实足以证明，子贡是孔门弟子中之最杰出者。

端木赐死于齐国。死后至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封其为“黎侯”；宋大中符二年（公元1009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❹ 孔子的学徒都有啥成就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汉族，鲁国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相传他是鲁国姬姓贵族公子庆父的后裔，父名激，母仉（zhǎng）氏。孟子是中国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代表作《鱼我所欲也》已编入初中语文教科书中。
政治上，孟子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学说上，他推崇孔子，反对杨朱、墨翟。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但较之孔子的思想，他又加入自己对儒术的理解，有些思想也较为偏激。加封为“亚圣公”，被后世尊称为亚圣。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将孟子的言行记录成《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完成。他提倡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游历于齐、宋、滕、魏、鲁等诸国，希望追随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前后历时二十多年。但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没有得到实行。最后他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即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

颜回(前521年4月25日辰时-前481年)，字子渊，春秋末鲁国曲阜人。十四岁拜孔子为师，此后终生师事之。在孔门诸弟子中，孔子对他称赞最多，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历代文人学士对他也无不推尊有加，宋明儒者更好“寻孔、颜乐处”。自汉高帝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年间将此举定为制度以来，历代帝王封赠有加，无不尊奉颜子。

闵损（公元前536—前487年），华夏族，春秋时期鲁国南武城（今山东平邑），字子蹇，以字行。孔子弟子。比孔子小十五岁，七十子之一。在孔门中以德行与颜渊并称。孔子曾赞扬他说：“孝哉，闵子骞。”有“芦衣顺母”、“鞭打芦花”的故事传唱至今。在孔门中以德行和老成持重著称，而尤其以孝行超群闻名于世，后人评为“二十四孝"之一。

冉耕（约公元前544年—?），华夏族，字伯牛，生于陶（今山东菏泽定陶县），春秋时期著名学者、孔子门徒。为人质朴，擅长待人接物。官至中都宰。有“郓侯”、“东平公”、“先贤冉子”等封号。在孔子弟子中，以德行与颜渊闵子骞并称。因恶疾早逝。

冉雍(前522-?)，汉族，春秋末期鲁国陶(今山东定陶)人。字仲弓。少昊之裔，周文王之子曹叔振铎数传至冉离，世居“菏泽之阳”，人称“犁牛氏”。《冉氏族谱》称离娶颜氏，生长子耕，次子雍。颜氏死，又娶公西氏，生求。后公西氏闻孔子设教阙里，“命三子往从学焉”。品学兼优。为人度量宽宏，“仁而不佞孔子称其“可使南面”，即可担任封国之君(《雍也》)。后来荀子更敬重他。《荀子·十二子》称：“下则法仲尼、子弓(即仲弓)之义”，将他和孔子并提。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为“薛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下邳公”。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封为“薛公”，明嘉靖九年(1530年)改称“先贤冉子”
冉求(前522-前489年)， 汉族，字子有，通称冉有，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县冉堌镇人。春秋末年著名学者、孔子门徒。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以政事见称。多才多艺，尤擅长理财，曾担任季氏宰臣。前487年率左师抵抗入侵齐军，并身先士卒，以步兵执长矛的突击战术取得胜利，又趁机说服季康子迎回了在外流亡14年的孔子。帮助季氏进行田赋改革，聚敛财富，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冉求是孔子的最好的得意门生之一，在孔子的教导下逐渐向仁德靠拢，其性情也因此而逐渐完善。

❺ 孔门理财学的孔门理财学二

作者： 陈焕章著，翟玉忠译
出 版 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0-1
开本： 16开
I S B N： 9787511700063
定价：￥68.00 译序
华文教授夏德先生序
政治经济学教授施格先生序
作者自序
甲部通论
第一篇孔子及其门派
第一章孔子生平
第二章孔子精义
第三章孔子及其弟子之著作
第四章孔教源流
第二篇经济学与各科学之关系
第五章经济学与各科学之关系
第六章经济学与社会学
第七章经济学与政治学
第八章经济学与伦理学
第三篇一般经济原理
第九章经济发展为进步之主动力
第十章经济组织
第十一章经济政策及经济学之分部
乙部消费
第四篇消费
第十二章消费的一般原则
第十三章贫富皆乐
第十四章乐生之道
第十五章支出之一般标准
第十六章特别支出
丙部生产
第五篇生产要素
第十七章生产之三要素
第十八章劳工-人口
第十九章天然物和资本
第六篇生产部门
第二十章生产部门概述
第二十一章农业
第三十二章工业
第二十三章商业
第七篇分配
第二十四章分配的一般原则：地租、利息、利润
第二十五章工资
第八篇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第二十六章井田制
第二十七章垄断
第二十八章食禄者不得争利
第二十九章政府调控供求
第三十章政府对粮食的调控
第三十一章政府借贷及赈恤
丁部公共财政
第九篇公共财政
第三十二章公共开支
第三十三章赋税的一般原则
第三十四章直接税
第三十五章间接税
戊部结论
第三十六章结论
附录一作者译出的目录
附录二《孔门理财学》之旨趣
附录三梅纳德凯恩斯关于《孔门理财学》的书评

❻ 孔子的弟子中谁最会做生意

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贤士七十二人，可谓人才济济。在孔子的眼中有不少他欣赏的弟子，他的这些弟子，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特长和性格，但有弟子端木赐，复姓端木，字子贡，政治家，外交家，中华儒商之祖，官至鲁、卫两国之相。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

在孔子的72门徒中，子贡是比较出色的一个，他是卫国人，富贵公子，在孔子事业的初年出仕卫国的时候认识并跟随了孔子，是年25岁，一直到孔子去世，都是孔子坚定的追随者、职业经济人、赞助商，孔子去世后，成为孔子事业的继承人。

❼ 孔门理财学的第3版

《孔门理财学》第3版 作者： 陈焕章 著，宋明礼 译
出 版 社：中国发展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0-1 开本： 16开
ISBN： 9787802343559
定价：￥50.00 本书共分五部分，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分别讨论了孔子及其学派的一般经济学说及其在“消费”、“生产”、“公共财政”等方面的思想。
著名汉学家施格教授高度评价了本书采用西方经济学框架对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所作的精湛研究。本书英文版当年即收入由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师编辑的“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由哥伦比亚大学分两册精装本出版。 凯恩斯书评
前言
第一篇 孔子及孔门
第一章 孔子的生平
第二章 孔子的基本概念
第三章 孔子及其弟子的著作
第四章 孔教的源流
第二篇 经济学与各科学之关系
第五章 泛论经济学与其他科学
第六章 经济学与社会学
第七章 经济学与政治学
第八章 经济学与伦理学
第三篇 经济学的二般原则
第九章 经济发展是进化的首要原因
第十章 经济组织
第十一章 经济政策和经济学的划分
第四篇 消费
第十二章 消费的一般原则
第十三章 富人和穷人的快乐
第十四章 获得快乐的各种途径
第十五章 支出的普通标准
第十六章 特别支出
第五篇 生产要素
第十七章 生产三要素
第十八章 人口
第十九章 天然物及资本
第六篇 生产事业
第二十章 泛论生产事业
第二十一章 农业
第二十二章 工业
第二十三章 商业
第七篇 分配
第二十四章 分配的一般原则并论租论息及利
第二十五章 工资
第八篇 社会政策
第九篇 公共财政
附录一 《孔门理财学》之旨趣
附录二 《孔门理财学》序跋及报道

❽ 孔门理财学怎么样

“生财有大道”——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 民国经济思想丛谈之一 梁捷民国经济思想丛谈之一梁 捷康有为门生陈焕章所着《孔门理财学》 ＣｈｅｎＨｕａｎ－Ｃｈａｎｇ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ａｎｄＨｉｓＳｃｈｏｏｌ ，恐怕是中国人在西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经济学着作。就在从１９０７年到１９１１年这短短四年里，进士出身的陈焕章从一个英文都说不利索的人，摇身一变成为写出洋洋六十万字巨着的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进步之快让人瞠目，让人不得不佩服美国当时的教育体制。 哥伦比亚大学曾有规定，博士论文必须正式出版，印成１００本交到学校才有望获得博士学位。美国的出版费一向很贵，所以日后胡适那一批的学生多半是把论文寄回国内，托商务印书馆之类的出版社印上１００本，寄到美国换来博士学位。陈焕章倒是没有想过这么干，当时国内的出版事业也才刚刚起步，印书并不是很方便。他读博士要比胡适早上好多年，在他之前还几乎没什么中国人在美国拿到过社会科学的博士。 陈焕章向学校递交论文以后，由于他的论文实在与众不同，哥大破例同意用学校的经费为他出版，而且将这本书收入“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于是暴得大名。国内经济思想的权威胡寄窗教授提醒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哈佛经济学教授熊彼特的遗作《经济分析史》在提及东亚经济思想的时候，特意指出了《孔门理财学》的重要性。其实仅仅在这本书出版数年以后，１９１５年出版的马克斯·韦伯的名作《儒教与道教》就已把《孔门理财学》列为了解儒教的基本参考文献，他在其他论及中国经济制度的地方也大量参考这本书。从这点，我们可以想见这本书在西方学界的影响。 《孔门理财学》出版的第二年，权威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出现了一篇由威斯康星大学的学者罗斯 Ｅ。Ｒｏｓｓ 撰写的书评。文章认为陈焕章打通了中西经济传统，为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接上了孔子以降的中国伦理学和社会学资源，相互补充，使得《孔门理财学》在浩如烟海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 而另一篇更重要的书评则是大名鼎鼎的凯恩斯 Ｊ。Ｍ。Ｋｅｙｎｅｓ 所写，发表在《经济学杂志》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上。二十世纪初，这本剑桥的经济学杂志是国际上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学报。那时凯恩斯在剑桥崭露头角，担任《经济学杂志》的主编。他亲自操刀为陈焕章撰写书评，足可见其对这此书的推重。 在凯恩斯的视野中，孔夫子应该被看作极端经济自由主义的先驱，这个形象在中国人反而会觉得陌生。首先，孔子肯定了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凯恩斯从书中转引挑出的句子是《论语·子路》：“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毫无疑问，孔子把富民放在了第一位。 在谈论财富分配时，凯恩斯又发现了《中庸》的价值。“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这是最典型的按劳分配思想。讨论到妇女地位时，凯恩斯则引用《诗经·邶风·谷风》：“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宴尔新婚，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所以，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应该就具有超前的女权思想了。 中国的伦理体系是完备自足的。凯恩斯不懂四书五经，更不了解陈焕章从康有为那里所继承的今文经学的背景，无法真正了解中国的经济伦理。但他却能从陈焕章的书里读出传统中国社会对妇女和老年人的保障，读出中国货币制度的变迁、人口理论的发展、土地制度的特征等等。显然，他更在意的是这些传统思想的现代意义。中国的货币理论尤其让他着迷，他作为杰出经济学家的敏感性也在这些方面充分表现出来。他从《周官》里读出了最早的货币交易体制；通过陈焕章的转述，他发现贾谊大约已经明白“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的含义，最晚到明初，浙西大儒叶子奇明确地说出了“格雷欣法则”的内容。 可是凯恩斯始终无法明白陈焕章为什么一再强调“八股文”或者说“时文”（ｍｏｄｅｒｎｅｓｓａｙ）。八股文在维持了数百年后，在二十世纪初终于被废除。但是“文以载道”，文体背后包含着最激烈的思想冲突。 凯恩斯更不清楚陈焕章的“学术背景”。陈焕章八岁入塾读书，１１岁到肇庆府“应童子试”，１３岁“补县学弟子员”，１４岁考上秀才，１５岁赴省城学习，１８岁到康有为主持的“南海万木草堂”学习，２３岁中举人，２４岁考中“恩科联捷进士”，保和殿复试朝考“钦点内阁中书”。后来，陈焕章出国留学，学成归国不久就组织了“孔教会”，写出比《孔门理财学》影响更大的《孔教论》，变成中国人都觉得非常古怪的“保守主义领袖”。 陈焕章在１９１２年写的《〈孔门理财学〉之旨趣》一文中曾经这样解释：“兄弟之作是书，本含有昌明孔教以发挥中国文明之意思……是书以孔子为主脑，故取材莫多于经部……是书实可名为《中国理财学史》。”１９４９年以前最重要且比较全面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专着当属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但要迟至１９３６年才问世。而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已经大致梳理出中国传统学术中关于经济问题的研究脉络。 但是陈焕章毕竟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模式来安排《孔门理财学》的结构和体例的。全书共分两卷，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总述儒学思想背景、中国人认识的经济学以及一般经济学原理；第二部分讨论消费，即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幸福和快乐的感受；第三部分讨论生产要素，分别从古典经济学的三大要素——劳动、自然和资本来分析。接着继续从产业结构、分配、社会政策等层面来讨论；第四部分讨论公共金融，主要是税收问题；第五部分是结论。 很显然，从结构上来看，这是典型的西方经济学模式，和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写作体例有着亲缘关系。故而这本书在表面上是很容易为西方学者所接受的。但是每一章每一节的内容却都是严格的今文经学体例。偶尔也会涉及西方思想家如斯密、马尔萨斯等，但无不是以与中国学者思想作对比的形象出现，而且陈焕章对他们的评价并不高。这本书的形式和内容构成了极强的张力。 另有一点很有趣，陈焕章在纪年的时候同时标注了黄帝纪年和公历纪年，而且以前者为主。从他的书里，我们隐约可以看出清朝末年刘师培等人发起关于纪年表示方法争论的线索。刘师培、孙中山等人都采用过黄帝纪年，但最终没有获得推广。陈焕章在这本英文着作里也使用了黄帝纪年，颇能引起外国学者的关注，可是后来连他自己都没有坚持下去。 陈焕章入康有为之门并不算早，但他是康门弟子中坚持今文经学和孔教理想最坚定的一个。他在家乡的时候就已经倡办孔教会，甚至出国后也一直在纽约倡办教会。虽然学的是西方近世的社会科学，但尊孔之心从未减弱。１９１２年，清室逊位、帝制终结以后，很多学校立刻废除读经，很多名人也公开发表言论，反对尊孔尊君。恰逢陈焕章学成归国，对儒学颇为不利的环境使得他坚定了创办孔教会的决心。 陈焕章联系了很多遗老遗少，其中对创办孔教会比较热心的学者有沈曾植、朱祖谋、梁鼎芬、陈三立、麦孟华等人。大家对组织成立孔教会的共识是：“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是年孔教会成立，陈焕章任主任干事，并开始刊行《孔教会杂志》。康有为是会长，但具体事务皆由陈焕章负责。 １９１３年，在国会讨论制定宪法的时候，陈焕章和梁启超、夏曾佑、王式通领衔上书国会，提出把儒教定为国教。陈焕章解释说，“孔教存则国存，孔教昌则国昌……故定孔教为国教，非欲以拒外教，特欲以昌孔教，非必欲昌孔教，实欲以存国脉耳。”上书的最终目的是“定孔教于国教，立于宪法”。有趣的是，最早在中国传播西方经济学思想的严复也是孔教会坚定的支持者。 当时反对孔教为国教最激烈的则是章太炎。章太炎与康有为本来就有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分歧。关于孔教问题，章太炎撰写了《驳建立孔教论》，称“今人狠见耶苏、路德之法，渐入域中，乃欲建树孔教，以相抗衡，是犹素无创痰，无故以成瘫，乃徒师其鄙劣，而未以相君也”。章太炎还在他的国学讲座中声明，本会“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凡入孔教者不准入会”。 １９１３年的《天坛宪草》最终协调折中了双方的意见，在第１９条中写道：“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但没有通过定孔教为国教。这也是袁世凯的意思。１９１６年，袁世凯倒台，黎元洪主政，国会复会，可以继续推进宪法制定工作。黎元洪本人非常支持孔教，于是陈焕章与康有为旧事重提，重新上书定孔教为国教。而张勋也借助康有为拟定了“定孔教为国教”电文，向国会施压。据说当时宪法会议收到的有关定孔教为国教的电文“不下一万三千件”。 在第二轮反对定孔教为国教的潮流中，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也加入了进来。陈独秀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等多篇措辞激烈的文章，称“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最终宪法会议多次投票，仍无法通过这个提案。后来又由于对德参战以及张勋复辟等问题，这个提案不了了之。 同样是坚持孔教，应该说陈焕章和康有为的理念并不完全相同。陈焕章更坚持孔教在日常生活中的教化作用，他坚持说，孔教可以用于指导现代生活，而且孔教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可在不同时代下不断改良。“若墨守孔子一时有为而发之言，而不变通尽利，是非孔子之意也。”我们从《孔门理财学》中可以看出，陈焕章在提到儒学时，常常不用“宗教”而用“伦理学”。陈焕章本人也在二十年代以后逐渐退出政治，转入文化层面继续宣扬儒教。 按照《公羊》的看法，孔子之教类似于进化之教。由“据乱世”而至“升平世”，进而至于“太平世”。但陈焕章说：“然此尚不过普通进化论。若欲求特别之理财进化论，则宜求诸井田之制矣。”所以康有为重《公羊》，而陈焕章则更重《大学》。陈焕章回忆说，《大学》里有一句“生财有大道”，让他豁然明白了中西学术贯通之道。 陈焕章的这本奇书是多种因缘巧合的产物，与十九世纪一些学者东书西译的努力也分不开。汉译四书五经的工作可以追溯到很早的传教士，但只有到了理雅各（１８１５～１８９７）时代才成了规模。理雅各原是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在香港系统地翻译四书五经。他的主要合作者是王韬。两人经过多年努力，在１８７９年到１８９１年期间，陆续出齐《中国经典》（ＴｈｅＳａｃｒｅｄＢｏｏｋｓｏｆＣｈｉｎａ）共六卷，囊括主要的儒家经典。 从《孔门理财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陈焕章对理雅各版本的倚重。陈焕章没有太多精力审定译文，基本都直接采用理雅各译本。原书有一些翻译疏漏，或者是与今文经学不能直接相扣的部分，陈焕章也没有具体讨论。如果严格地把此书翻译成中文，国内学者就不难看出很多与我们国学知识的相悖之处。但陈焕章采用的是变通的办法。他的写作跨度极大，必然要涉及许多极富有争议的话题，而那些争议的背景都很难在较短篇幅内用英文说清楚。陈焕章选择了简单地用今文经学的观点结束这些话题。 这种不甚准确的儒学却得到很多传教士和外国学者的支持。在陈焕章组织孔教会以及上书建议定孔教为国教的过程中，许多外籍人士出了大力，如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有贺长雄（日），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英），老资格传教士李佳白（美）等等。 １９１２年陈焕章《孔教论》出版，前有五篇序言。除了宿儒沈曾植以外，其他几篇的作者分别是李佳白（美）、梅殿华（英）、李提摩太（英）、费希礼（德）这几位外国传教士。其中固然有陈焕章挟洋自重之意，但也可见在华的外国人士对孔教的认同。 追溯得再远一点，陈焕章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中，也有两位值得一提，他们帮助促成了陈焕章的世俗儒学思想。一位是经济思想史家塞利格曼（Ｓｅｌｉｇｍａｎ），他终身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一手教出了陈焕章、马寅初、赵乃抟等几代中国经济学人。他素来讲求详实的史料考证和思想源流的分析，对各种思想流派极少偏见。他曾大力向美国的经济学同行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孔门理财学》的顺利通过也和他力求多元、广采博收的学术倾向分不开。另一位是德裔汉学家夏德（Ｆ。Ｈｉｒｔｈ），他曾在中国考察多年，１９０２年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 ＤｅａｎＬｕ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这是北美大陆第一个以特别基金设立的汉学讲座。夏德曾翻译过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书中扎实的注解轰动一时，成为美国汉学的发轫之作。他的代表作有《中国上古史》和《中国与东罗马交通史》等等。据后来同为夏德弟子的胡适说，夏德在哥伦比亚大学非常寂寞，合适的学生都找不到，故而晚年还是回到了德国。在这种环境下，不难想象他结识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陈焕章时的欣喜。正是他教会了陈焕章如何撰写英文学术论文，把后者领进了西方主流学术界的大门。夏德为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作了序，其中言道：“彼既为孔教中人，又得西方科学之法以精研之，西方之读者，于其书也，其将由纯粹之孔教家，而见孔教之代表也乎。” 可惜的是，这样一部具有开山意义的特殊作品，直到问世九十多年以后的２００５年，始由岳麓书社首次在国内影印出版，而它的中文译本的推出至今依然遥遥无期。 （《孔门理财学》，陈焕章着，岳麓书社２００５年５月版，５０。００元）

❾ 孔子国际复利是否是骗局

典型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