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腐败

① 上海社保基金案细节——2006年十大反腐案之首

2006年7月17日，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因涉嫌违规使用亿元社保基金而被隔离审查，涉案金额达百亿人民币的上海社保基金案也随之浮出水面。据称，中央已经派出超过百人的调查组常驻上海，以图彻查此案。上海社保局历年来违规、违法操作的内幕已经显露出来。
2002年3月，30多岁的苏州青年张荣坤以32亿元拿下沪杭高速上海段30年收费经营权时，其掌控的“福禧投资”顿时成为上海滩颇具神秘色彩的民营企业。之后的两三年，张荣坤接连大手笔投资高速公路，到去年6月，“福禧投资”参与管理的公路里程已达200公里，总投资超过100亿元，财大气粗和手眼通天令同行且惊且妒。2004年张荣坤的福禧投资参与上海电气改制，最终出资9.6亿元持有8.15%的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更令投资界许多人士大跌眼镜。 然而随着7月17日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原局长祝均一因为违规拆借社保基金被查处，人们一下子看清了撬动张荣坤神速崛起的那根杠杆———社保资金。日前，上海社保局下属的“企业年金发展中心”将“福禧投资”及其股东沸点投资告上法庭，要求后两者提前归还所借资金，将张荣坤及其福禧投资当年大手笔收购高速公路资金来源大白于天下。“福禧”如此轻易借到巨款，不能不让人怀疑其本身就是上海社保资金违规投资的桥梁和工具。根据上海企业年金发展中心提交的起诉书，年金发展中心先后将34.5亿元的资金通过委托资金运营的方式拆借给福禧投资及其股东沸点投资，用于收购高速公路等资产。据上海社保局福利保险处有关人士透露，截至2005年底，上海年金发展中心管理的资金在110亿元以上，占到全国年金总额的1.6%。也就是说，上海1/3的补充养老保险资金都借给了张荣坤使用。
年轻的张荣坤之所以能够大把拆借这些有着严格使用规定的年金，依靠的无非是权钱交易。有关消息人士透露，无论是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的落马还是上海电气的王成明、韩国璋被“双规”，均与社保资金违规拆借给福禧投资有关，而为福禧投资提供便利的祝均一在这个过程中收受了巨额好处费。 祝均一掌管上海社保基金逾10年，业务娴熟，讲起社保基金的功能，管理方式头头是道，“这个技术型官僚，平时根本看不出有生活糜烂、贪赃枉法的劣迹”。不过，据中纪委初步调查的情况看，祝均一的贪腐程度却令人咋舌。其中包括祝均一到香港“玩”一个二三流的影星时，一掷就是十几万港币。 据悉，有关人员到祝家调查，随便拿起一张存折，数目都在人民币百万元以上。消息人士透露，祝均一利用掌管社保基金的便利，为民营企业家张荣坤开通融资渠道，张荣坤也投桃报李，为根本没有在张荣坤公司任职的祝均一老婆开出几十万元年薪。 上海社保腐败大案暴露了公共基金管理方面的漏洞，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劳动保障系统纪检监察工作座谈会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监察部表示将建立专项检查制度，每年组成联合检查组，对部分省市社保基金征缴、支付、管理和发放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并直接对市县进行抽查。

涉案人员
张荣坤，原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社保案中枢人物。 2007年12月27日在吉林省松原市中级法院一审开庭，涉嫌行贿罪、操纵证券市场罪、欺诈发行债券罪、虚报注册资本罪。2008年6月，二审宣判，获刑19年，罚没约16亿元。
祝均一，原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上海社保案关键人物。 2007年9月23日被长春中院认定三项罪名成立：受贿约160万元、挪用公款10亿元以及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执行判处有期徒刑18年。
陆祺伟，原上海劳动和社保局社保基金监管处处长，2007年9月23日被长春中院认定受贿约100万元，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吴明烈，原新黄浦集团董事长，牵涉华闻收购新黄埔案，2007年9月23日被长春中院认定受贿1000万元，判处无期徒刑（吉林高院二审维持原判）。行贿人王政。
王政，原中国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牵涉华闻收购新黄埔案，2007年9月23日被长春中院认定单位行贿1000万元，行贿对象为吴明烈。王政作为单位行贿的直接责任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韩国璋，原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牵涉上海电气案。2007年9月23日被长春中院认定受贿600余万元，判处无期徒刑。行贿人张荣坤。
李松坚，原上海明园集团董事长、原上海电气非执行董事，牵涉上海电气案。2007年9月23日被长春中院认定于2004年挪用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旗下上海电气人力资源有限公司5000万元，以及行贿70万元，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
王成明，原上海电气董事长，牵涉上海电气案。2007年12月20日被长春中院认定与严金宝陆天明共同贪污3亿元，被判处死缓；受贿21万元，被判十年有期徒刑。两罪并罚执行死缓（吉林高院二审维持原判）。行贿人张荣坤。
孙路一，原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在上海社保案中为牵线搭桥角色。2007年9月25日被长春中院认定受贿500余万元，判处有期徒刑15年。主要行贿人张荣坤。
秦裕，原上海市宝山区区长，在上海社保案中为牵线搭桥角色。2007年9月25日被长春中院认定受贿682万余元，判无期徒刑，没收所有财产（吉林高院二审维持原判）。主要行贿人张荣坤。
王国雄，原上海工投总裁，2007年9月26日被上海一中院认定受贿500万元，判无期徒刑，没收个人财产。行贿人张荣坤。
凌宝亨，原上海市国资委主任，2007年9月25日被上海一中院认定受贿50万元，被判有期徒刑八年。行贿人韩国璋。
吴鸿玫，原上海市国资委副主任，2007年9月25日被上海一中院认定受贿196万元，被判有期徒刑11年。行贿人张荣坤。
韩方河，原华安基金总经理，牵涉操纵海欣股价案。2007年9月26日被上海一中院认定受贿超过400万元，获刑18年。行贿人张荣坤。
郁知非，原上海国际赛车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7年1月3日被安徽省芜湖中院认定职务侵占105万元，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30万元。
殷国元，原上海房地局副局长，涉嫌为陈良军违规批地。2008年8月一审被判死缓。
陈超贤，原上海市长宁区区长，在任职黄埔区常务副区长期间有腐败问题。2008年7月，获刑13年。
沈正娟，原上海市黄浦区国资委主任。2008年的最后一天，上海市黄浦区国资委主任沈正娟从家中坠楼身亡，原因不明。据称，陈良宇出事以后，上海市一批领导干部都被牵连，专案组也曾请沈正娟“喝咖啡”。
王维工，原上海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任上海某高级领导秘书，为张荣坤牵线搭桥，收受张荣坤贿赂950万元。2009年4月，一审被判死缓.

② 我们国家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自身原因和外部因素都有哪些

一、中小企业制度更新滞后，与市场环境转换不同步
我国中小企在上世纪末经过了一段快速增长期，虽然速度较快但质量却不高，增长方式多为粗放型，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企业的管理方式较为传统，许多制度早已陈腐不堪，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目前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仍然实行传统的家族式公司治理结构，这样的治理结构很容易孳生腐败，就像中国有句老话说的“富不过三代”。国有中小企业的治理结构与传统的大型国有企业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他们大致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类似于家族企业式的“一把手”管理；其二就是企业的创新意识不强，也就是说生存危机意识薄弱，因为国企的背后有国家财政作保证，亏损之后有国家补窟窿，盈利之后，除少部分上交国库之外，剩下的就是企业内部自己消耗掉了，从而员工越发没有积极上进的愿望，他们只会消极地守住这个金饭碗。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就不难发现，一些乡镇企业已演变成了传统的家族式企业，子承父业式的经营模式。 同时，对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市场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化。在市场方面，卖方市场的时代逐渐离我们远去，买方市场已成为经济生活的主流。在国家发展战略方面，随着党中央和谐社会的提出，在经济领域中，国家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和谐统一，而不仅是单纯地注重经济总量的增加。但由于部分中小企长时间积累下来的诟病，诸如管理不科学，体制机制不健全，它们往往跟不上外部环境变化的步伐，不能及时改善经营管理、更新制度，从而问题就不断暴露出来，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产品积压，营运能力下降，利润率降低。为了挽救企业，就不得不寻??各种补救手段，其中就包括为解决资金不足而对外寻求资金帮助。
二、中小企业规模和信用水平低下，制约其融资能力
通常来说，企业需要融资时，其自身也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一般来说，主要包括五个方面，那就是资本、能力、担保、品德和经营环境。但就实际情况而言，我国中小企业很少采用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大多数采用的是合伙制或个人独资的形式，因而其资本规模就不会像前两种形式那样大。考虑到小规模的企业基础不雄厚，实力不强，为了避免产生较大的财务风险，银行通常对这些申请贷款的中小企业设置较高门槛，有些条款近乎苛刻，甚至有些金融机构直接拒绝他们的申请。
同时，许多中小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特别是财务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它们本身并没有建立比较完善的财务制度，尤其是资金管理混乱，这样的状况，在其对外融资时，自身形象就已经大打折扣，可想而知，融资结果不容乐观。另外，由于信用信息网络建设的滞后、信用信息不完善以及传输渠道的不顺畅，导致了企业与银行之间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企业对于银行的信用政策了解不透彻，而银行对企业真实的信用水平也了解不深，双方之间的不信任程度越来越大，这就极大降低了中小企业的信贷满足率。
三、缺少可供担保抵押的财产，融资成本高
由于银行对中小企业固定资产抵押的偏好，因而一般不愿接受中小企业的流动资产抵押。固定资产投资一经完成，在资金占用数量上便保持相对稳定，而不像流动资产投资那样经常变动。从这点看来，银行偏好于中小企业固定资产抵押也是降低风险的一种手段。而就中小企业自身情况而言，由于其规模有限，资金有限，因而固定资产比重较低，特别是高科技企业，鉴于其特殊的行业性质，固定资产比重较少，而无形资产却占有较大比重，主要包括专利权和商标权。高科技企业一旦研发出一项新技术或者发明出一件新产品，那么它产生的利润将不是一般制造业企业可以睥睨的，但正所谓高回报高风险，通常高科技企业有较高的经营风险，致使金融机构不愿对其发放贷款。
通常担保机构的担保贷款期限在半年以内，最长不超过一年。而且它们基本上只对短期的流动贷款提供担保，因为我们都知道长期负债偿债风险较大，这也就意味着担保机构的担保风险较大。同时，多数担保公司往往提高担保条件或者在担保过程中要求过于繁杂的担保手续，种种的这些限制，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度，也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中小企业普遍认为，现行的担保机制加重了企业的负担，首先企业需要向担保公司支付一定比例的担保费；其次，担保公司会要求企业进行一定形式的反担保，而且企业融资过程中增加信用担保的环节必定会增加一定的交易成本；再次，企业更是常遭受担保公司的“违规操作”，这些因素大大增加了企业的隐性成本，而这些额外的成本必然会加重企业的负担，从而影响融资效率。
四、信用歧视。
中央为了搞活企业，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方针政策，要求银行部门要重点支持大企业，确保大企业的信贷，对中小企业就不重视，在确保大企业的基础上才予以考虑，造成了对中小企业的信用歧视，导致银行在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上的不平等。缺乏对中小企业信贷需求的重视。据统计，1998年工、农、中、建四家银行新增贷款20.85亿元，其中非国有经济贷款仅新增1亿多元，中长期贷款几乎为零。随着各国有商业银行提出业务向中心城市发展战略的实施，部分机构存在“重大轻小”的倾向，个别银行有诸如一定数额以下或注册资本金100万以下企业不贷的规定，恰恰断掉了贷款需求以“急、频、少、繁”为主要特点的中小企业融资主渠道。
五、缺乏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的信用体系。
就中小企业自身来讲，一方面，固定资产较少，不足以抵押，贷款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一些中小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屡有逃费、悬空银行债务现象发生，损害了自身的信用度。同时，企业也深感办理抵押环节多、收费多，如在土地房产抵押评估和登记手续中，评估包括申请、实地勘测、限价估算等，登记包括土地权属调查、地籍测绘、土地他向权利登记等，极为繁琐。
六、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的歧视。
长期以来，在政府和银行方面，都存在这样的观念，认为大型企业都是国有的，贷款给他们是国家对国家的企业，不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中小企业大多数是非国有的企业，效益不稳定，贷款回收不好，信誉差，容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所以银行一般对中小企业贷款十分慎重，条件较为苛刻。尽管现在比以前有所改善，但仍然存在这种现象。
七、一些区域性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规范,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够。
我国经济中涌现出一批区域性的中小金融机构,本来应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己任。但在实际中,这些金融机构在业务发展上与国有金融机构有趋同的趋势,不能真正面向中小企业,存在一定的信贷歧视现象。很多中小金融机构将大量资金上存或购买国债,对急需贷款的中小企业却不予支持。
八、缺少为中小企业发展服务的金融机构。现在我国极为缺少切实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民生银行原来的初衷是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服务的，可是现在它已经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没有什么区别了，其他新组建的城市商业银行原来也是面向中小企业的，可由于资金、服务水平、项目有限，迫使它也逐步走向严格，限制了中小企业的融资。
九、中小企业贷款困难,银行也感到放款难。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取得银行贷款难。主要表现是:一是抵押难。中小企业可提供的抵押物少,抵押物的折扣率高,并且手续繁琐,收费昂贵,中小企业普遍难以承受;二是中小企业很难找到合适的担保人。一些效益好的企业不愿意给其他企业作担保,效益一般的企业,银行又不允许其作担保人,而中小企业相互之间的担保常常变得有名无实;三是一些基层银行授权有限,办事程序复杂繁琐。即使钱到手,可能已错过商机。而一旦借到款后,一些企业宁肯接受罚息,也不愿意办续借手续,免得再经历一番评估、登记、公证等全套贷款手续。这使得许多中小企业视银行贷款为畏途,而不得已走上民间借贷的途径。
十、在中间业务方面，满足中小企业交易需要的结算工具较少。
国有商业银行很少对中小企业办理托收承付和汇票承兑业务及票据兑现。由于资金结算渠道不通畅，资金进帐时间过长，甚至发生梗阻，因而，使一些中小企业改用现金结算，加大了交易成本，削弱了中小企业竞争的实力。
十一、在我国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我国目前尚缺乏统一的中小企业服务管理机构,如中小企业担保机构、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机构等社会中介机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的支持保障,目前只是按行业和所有制性质分别制定政策法规,缺乏一部统一规范的中小企业立法,造成各种所有制性质的中小企业法律地位和权利的不平等。另外,法律的执行环境也很差,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局部利益,默许甚至纵容企业逃废银行债务,法律对银行债权的保护能力低,加剧了金融机构的“恐贷”心理。

③ 地方政府不是有财政收入么为什么还要通过地方平台不断融资呢

由于体制的混乱，所有政府财政的乱账、坏账，都会推给上一届政府，从而躲避现政府的无能、混乱、可能的腐败，把财政的混乱当作所有责任替罪。
因为垄断的统治弊端，必然会造成天高皇帝远的管理漏洞，无法细查无法解决，从而造就了整个社会的腐败、政府瘫痪等等问题。
地方政府融资只是个微不足道的现象，根源没有解决，问题奇怪现象永远存在。就如治病，只治疗表象，就如在表面掩盖，内里却已经还在腐烂。

④ 解释一个名词：什么是“圈钱行为”

市场结构为上市公司过度“圈钱”提供了方便

股票市场结构本身决定了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场群体中处于强势群体的角色，这就为上市公司过度“圈钱”行为提供了有利条件。虽然融资者解决资金需求的渠道很多，如银行借款或债权融资等，但股票融资的非偿还性及低成本性使其具有了无比巨大的优越性，融资者首选的方案自然是股票融资；当然融资者通过股票融资时必须要将自己企业的发展前景（具体来看就是融资将要投入的所谓项目）描绘得很好，这样才能吸引投资者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口袋的钞票拿出来，相反投资者在利益预期的促动下，虽然可以通过不同方式了解融资者的真实面貌，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及精力、识知等条件限制永远不可能对融资者情况全部摸清。从这个角度看，股票市场结构本身就决定了融资者群体即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群体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换言之融资者群体在股票市场中是处于优越地位的强势群体地位，而投资者群体无疑是弱势群体。用当代美国社会学科尔曼的话来说就是融资者结构群体与投资者结构群体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结构分布”。上市公司作假造假是证券市场上一个普遍存在的难以根治的顽症，被发现的表现为再融资失败，而未被发现或未引起市场公愤的可能就太多了。

由此可见，在股票市场上融资者群体和投资者群体“结构分布”本身就不平等关系，赋予给上市公司的优越地位，为其能够在市场上过度“圈钱”提供了方便。

我国上市公司产生的特殊背景为过度“圈钱”提供了土壤

我国股票市场的产生是改革开放后管理层采取渐进式市场经济模式为导向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其产生的基础存在着制度性的先天缺陷。对于这一点理论界、学术界早已经进行了阐述，笔者这里主要从社会背景去揭示这个问题。

过度“圈钱”行为实际上是旧体制下国有企业“投资饥渴症”行为的延续。计划经济体制导致的软预算约束形成的企业“投资饥渴症”是不争的事实。我国上市公司大多数是从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软预算约束在没有得到彻底改进的情况下，过度“圈钱”行为也就难免，而且关键是在我国传统的官本位及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的影响下，企业原有的“投资饥渴症”意识并没有因为增加几个社会股东而削弱。今年股票发行方式由计划审批制向核准制转变，最近又公布了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规定等措施，这些都是有利于遏制上市公司“圈钱”饥渴症行为的。

我国社会全面转型的大背景为一些上市公司过度“圈钱”提供了借口。我国目前正处在加速实现现代化和社会全面转型时期，企业要做大、做强既是管理层的要求，也是上市公司梦寐以求的，因此上市公司对资金需求也特别大。应当说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以海尔为首的一些杰出的上市公司通过股票市场“圈钱”已经取得了做大、做强的目的，虽然这种企业寥寥无几，大多数企业只知道“圈钱”，但从这个角度看，上市公司“圈钱”行为本身并不是坏事。问题是“圈钱”后不干正事，或者说“圈钱”后将资金存入银行吃利息或用来搞所谓的“资本运作”（至于以此搞腐败也并不少见），即上市公司没有把圈得资金投入到实质经济中，这种行为无论是首发上市公司还是再次融资的上市公司都可以称为过度“圈钱”行为。这也许是衡量上市公司“圈钱”行为是否为过度的一个标准。相当多的上市公司首发圈钱后没有投入实质经济项目中，使募集资金闲置多年应当引起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因为这是导致我国股票市场效率底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自然更是宝贵资源的白白浪费。

国内市场良好的二级市场背景也为上市公司过度“圈钱”奠定了较好的市场氛围。上市公司“圈钱”如果没有良好的二级市场市场背景也是不可能的。

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的不成熟，人们对股票市场的认识也不象西方成熟市场那么 “理性”，投资者介入市场基本以短差运作为主，他们并不十分关心上市公司每年的现金分红，这也给上市公司只讲索取、不讲回报的过度融资“圈钱”营造了较好的市场氛围。这里我们还是以较为关心股东利益、市场口碑较好的飞乐音响作为例子来分析。如果我们剔除市场主力运作等其它非公司因素，该公司上市10多年来非常慷慨地大比例转送股本，也正是符合了二级市场运作的口味，因为市场需要这样的分配方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飞乐音响这10多年来均以现金分红，目前其股价复权还能是1150元以上吗？！而且如果上市公司采取大比例现金分红方案，往往被市场人士戴上“资本运作意识”不强的帽子（这些股票在市场上一般被喻为“ 瘟股”），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近期海外上市的国内上市公司也纷纷到国内市场“圈钱”也不无国内二级市场高亢的情形有关（可以想象中国石化、华能电力在香港二级市场分别仅仅值1个、4个多港币，而国内首次发行价则分别为4.22元和7.95元，傻瓜都会愿意到国内融资）。因此对我国上市公司过度“圈钱”行为，我们不能仅仅关注上市公司，还要考虑投资者结构。换句话说，求富心切的二级市场氛围助长了上市公司过度“圈钱”行为产生。

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股票市场相关制度或规则不健全也为上市公司过度“圈钱”钻到了空子。以上我们已经提到过我国股票市场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这个背景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及规则本身只能通过逐步发现问题来解决问题。目前不少市场人士认为我国股票市场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于制度不全或者监管不严，譬如《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中部分内容虽然早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但修改速度太缓慢。应当说这些说法不无道理，然而从社会历史角度看目前我国股票市场法律法规这种现状也不应大惊小怪。要知道西方发达股票市场制度和规则目前来看是比较健全的，然而是经过多少年才努力才完善起来的。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发展我国股票市场的一个重要动因是为了国有企业改制（变形后有的就成了解困项目），所以制度与规则偏向融资者也是顺理成章的（这里产权经济学分析得是非常透的）。我国上市公司“一年盈、二年贫、三年亏”短期运作行为是司空见惯的，原因自然很多，但也确与一些企业借国有企业改制为借口而从市场上大捞一把的情形有关。一些企业集团通过下属公司上市后圈钱将上市公司作为“提款机”最令市场深恶痛绝。一些上市公司“圈钱”后大变脸，更能揭示这里的奥秘。1993年上市的一家江苏上市公司后上市后在97年前虽然给投资者也洒过一些香水，但在1998年借国企解困三年攻坚战以纺织业为突破口前提下不知如何搞到了增发的额度，增发后便出现亏损，原因很简单，因为增发所募集的巨额资金被其大股东挪走不知干什么去了。

⑤ 安阳非法融资案给高层腐败

没有采取措施，这些狗只会越来越猖獗

⑥ 抓了好多蛀虫，2019年互联网企业为什么要集中反腐

8月2日，滴滴公布2019年上半年查处30余起内部违规事件，有29人因严重违规被解聘，其中10人因涉嫌违反法律法规被移送司法机关。7月31日，网络通报了12起内部腐败事件，涉事14人，均已被辞退，部分员工被警方正式刑事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比如，阿里早在2012年就开始反腐，至今已有包括杨伟东、孔奇、卢梵溪等多位高管“下课”。阿里在2009年就成立了“廉政部”来反腐，而“廉政部”的第一位首席风险官，竟是获得过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称号前刑警邵晓锋。

2017年，京东联合其他互联网企业，成立了“反腐联盟”，只要某位员工在一家腐败了，其他家全部拉黑，终身不得进入互联网行业。

⑦ 哪一步法律法规重点规范了洗钱与腐败犯罪

您好，在我国刑法中有关于洗钱与贪污的罪名。
第一百九十一条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
（一）提供资金账户的；
（二）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的；
（三）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
（四）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
（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三百八十二条
贪污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⑧ 公司为什么要到股市去融资是圈钱还是为了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理论上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是融资，目前现状是圈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