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民法典

1. 民法典里包括保险法吗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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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
按民法典该条规定，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损害的赔偿顺序是：首先，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其次，交强险不足部分，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保险限额内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其三，交强险、商业险不足部分，由侵权人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
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
该条中的“可以”在法律规范中属于授权性规范，可以也意味着不可以，即保险公司可以对受害第三者直接赔偿保险金，也可以不直接向受害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该条规定中的“赔偿责任确定”如何认定，受害第三者和被保险人认为赔偿责任是确定的，而保险公司认为不是确定的，保险公司就不会向受害第三者支付保险金。实践中保险公司确定的赔偿责任与受害第三者和被保险人确定的赔偿责任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当受害第三者与被保险人认可保险公司确定的责任时，保险公司才会向受害第三者支付保险金。该条“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中的“被保险人怠于请求”如何认定，保险公司与受害第三者、被保险人对“怠于请求”的认识并不一致，所以，保险公司一般也不会以“被保险人怠于请求”，向受害第三者支付保险金。

从保险法与民法典的规定上看，民法典中保险公司对受害第三者有直接支付交强险、商业险的义务，比保险法更有利于受害人。
如果保险公司认为保险公司与受害第三者、被保险人的关系处理适用保险法的规定，而受害第三者和被保险人认为应当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法律如何适用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第九十二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
按立法法的上述规定，民法典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保险法是全国人大委员会制定的法律，从效力层次上看，民法典的效力高于保险法的效力，当两者规定冲突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从法律制定的先后顺序看，保险法制定在前，民法典制定在后，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2. 信托制度在中国本土化特点和出现的问题

信托是英美法系的独特产物，是英国人对世界法律体系作出的重大贡献。英国的法学家梅特兰曾说，“如果有人要问英国人在法学领域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那就是历经数百年发展起来的信托理念，我相信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答案了。”他还指出之所以是最大的成就不仅仅是因为信托的发明，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满足新的需求和解决新问题的前提下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信托制度。[1]信托作为一种财产管理制度，所具有的独特的制度功能“长期规划”、“弹性空间”和对“受益人切实保障”[2]使其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法律制度，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如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等。信托制度的独特功能对于寻求有效财产管理制度的转型期的我国而言，其借鉴意义不言而喻。2001年，我国正式从法律上移植信托制度，制定《信托法》。
信托制度的独特功能对于寻求有效财产管理制度的转型期的我国而言，其借鉴意义不言而喻。2001年，我国正式从法律上移植信托制度，制定《信托法》。2001年《信托法》实施八年来，我国信托业虽然已经走出了之前五次整顿的混乱状态，信托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但信托业的财产管理的功能还未能很好地发挥，信托信号还存在一定模糊，以至于在实践中与其他理财制度存在着混淆。本文将就信托制度移植中所遭遇的问题进行阐述，以寻求正确的发展路径，充分发挥信托制度的财产管理和融资作用。

时光的指针拨回到亚洲金融危机严酷肆虐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1998年10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鉴于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广东国投”）不能够支付到期债务，从即日起实施行政关闭。
在举世瞩目下，旋即又发生了一系列震动全球金融市场的事件：进入11月，广东国投在香港的两家子公司因资不抵债分别按香港法律宣告清盘；第二年初的1月16日，广东省高院和广州、深圳中院分别作出裁定，广东国投本部及其在境内的三家子公司共四家企业进入破产程序。
广东国投数百亿元人民币的债务80％以上借自包括日本、美国、德国、瑞士、香港等国家和地区130多家著名银行。广东国投破产的消息犹如石破天惊，立即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掀起巨大波澜。
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总理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强调，广东国投破产是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个别事件，但是这件事非常重要，它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中国政府不会为一个金融企业还债，如果这个债务不是由各级政府所担保的话。
“我们如果象以前那样，把广东国投的债全部背起来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但那样做的后果将是极其危险的。广东国投的债政府背了，广东省其他地方、尤其是全国不少地方的企业外债，政府是不是都能背得起？”回忆往事，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卢瑞华感慨万端。
时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王岐山 （现任海南省委书记）说：“广东国投的债务并没有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包下来，而是‘谁的孩子谁抱走’，这一决定预示着一个重大变化，哪级政府管的事情由哪级政府解决，国家主权信用、地方政府信用和企业信用要逐步分清。”
王岐山把广东国投破产这一重大决策比喻作“揭房顶，开窗户”之举。事实证明，广东国投破产，使得阴云密布、危机四伏的金融界开始出现了松动，为全面化解我国金融风险“杀开了一条血路”。
广东国投关闭直至破产事件，直接触动了全国信托业的“脱缰野马”开始“收缰”。1998年底，根据中央要求，对信托业的全行业整顿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启动了。
广东国际信托破产案说明， 2001年《信托法》实施八年来，我国信托业虽然已经走出了之前五次整顿的混乱状态，信托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但信托业的财产管理的功能还未能很好地发挥，信托信号还存在一定模糊，以至于在实践中与其他理财制度存在着混淆。本文将就信托制度移植中所遭遇的问题进行阐述，以寻求正确的发展路径，充分发挥信托制度的财产管理和融资作用。
信托制度起源于英国，起因在于对当时法律的规避，而后逐渐地演变成为一种融资工具。那么，我国要引进的是信托制度的哪个方面，是首先应当明确的。在财产管理制度方面，我国有合同制度、委任代理制度、遗产继承制度等，这套制度行之有效地存在并发挥作用。作为财产管理的功能，信托制度似乎作用不大。但作为融资工具的功能，信托制度对于促进流通、加快资金使用效率有非常大的空间。另外，我国在信用管理、产权登记、诉讼证据的确认等方面的制度建设还不完善，把信托制度的财产管理和融资功能全盘引进将会造成制度的混乱。实践证明，信托制度在我国财产管理方面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诺斯认为，所有经济理论的基础都是贸易收益。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于贸易规则的需求是一致的，在贸易和商业领域，信托制度的作用更容易实现。

信托制度不是要置换原来的制度，而应当是补充，同时填补原有制度的空缺。本文所说的本土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制度创新。

3. 如何看待鲁南制药海外信托股权被[金杜律师事务所]侵吞

鲁南制药案件并不是信托制度有问题，而是设立人当时为了享受中外合资的税收优惠，选择让他人代持股权，导致信托财产的归属产生争议，没有代持就没有争议。

限于法律的滞后和不完善，目前在我国境内设立家族信托主要是现金作为信托财产，诸如股票、地产等，可操作性不强。而在境外设立信托，又面临着信托财产的管理困难、出境障碍、及信托纠纷的法律适用和管辖等难题。

需要注意整体税法层面的影响：

关于家族信托的运用，《报告》也有提示：考虑到现阶段中国没有针对家族信托专门的税务法规，因此需要注意整体税法层面的影响。

不过，新《民法典》中明确了可以通过遗嘱设立信托，这对于信托的发展也是利好。其次，对于委托人来说，具有一定规模优势的机构是比较好的选择。另外，家族信托并不是唯一和万能的工具，在解决不同问题时可能涉及多种工具。

4. 依据民法典的规定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

“依据《民法典》的规定，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这句话是正确的。

当委托人以立遗嘱的方式，把财产交付信托时，就是所谓的遗嘱信托，也就是委托人预先以立遗嘱方式，将财产的规划内容，包括交付信托后遗产的管理、分配、运用及给付等，详订于遗嘱中。

等到遗嘱生效时，再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依据信托的内容，也就是委托人遗嘱所交办的事项，管理处分信托财产；遗嘱信托是用遗嘱形式创设的信托，那么它既要遵守民法典中关于遗嘱的规定，同时也要遵守信托法中关于信托的规定（《信托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设立遗嘱信托，应当遵守继承法关于遗嘱的规定。”）

(4)信托民法典扩展阅读：

透过遗嘱信托，由受托人确实依照遗嘱人的意愿分配遗产，并得为照顾特定人而做财产规划，不但有立遗嘱防止纷争的优点，并因结合了信托的规划方式，而使该遗产及继承人更有保障。因此，遗嘱信托具有以下功能：

1、可以很好地解决财产传承，使家族永保富有和荣耀。通过遗嘱信托，可以使财产顺利地传给后代，同时，也可以通过遗嘱执行人的理财能力弥补继承人无力理财的缺陷。

2、可以减少因遗产产生的纷争。因为遗嘱信托具有法律约束力，特别是中立的遗嘱继承人介入，使遗产的清算和分配更公平。

3、可以避免巨额的遗产税。遗产税开征后，一旦发生继承，就会产生巨额的遗产税，但是如果设定遗嘱信托，因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就可以合法规避该税款。

5. 民法体系化的意义在何谈谈你对我国制定<<民法典>>的认识和看法.

所谓民法典的体系，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规则体系，也 可以说是将民法的各项规则有机地组合在民法典中的逻辑体系。在民法典编纂工程已然 启动的情况下，学者与立法者所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应当如何建构与确立民法典的体系 。本文拟对此谈几点看法。
一、构建民法典体系的必要性
探究研究民法典的体系，其根本的目的在于获致一个关于民法典的完备的体系，从而 在该体系的支撑下建立起一部具有高度的逻辑性与体系性的民法典。可以说，民法典体 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体系化与系统化是民法典的内在要求。近代意义上的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 法，是追求体系化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典。民法典就是以体系性以及由之所决定的逻辑性 为重要特征的，体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体系性与逻辑性的“民法典”只能称为“民 事法律的汇编”，而不能称之为民法典。民法典必须满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这种形 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其体系的完整性之上。并且，民法典的制定乃基于法典 化的理念，即将涉及民众生活的私法关系，在一定原则之下作通盘完整的规范，(注： 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而首先确立居于民 法典的支柱与骨架地位的民法典的体系可以发挥预先规划、提纲挈领的作用，使民法典 层次分明、构造严谨。因此，民法典体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 此，探求民法典的体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
第二，体系化有助于在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制度中充分贯彻民法的基本价值观念，如平 等、诚实信用、私法自治、维护交易安全等，同时有助于消除防止整个法典价值观念彼 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单行的法律固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一领域贯彻一种或多种民 法价值观念，但是无法在全部民事法律领域中实现诸多民法基本价值观念的和谐融洽。 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先生所言，民法典的制定乃基于法典化的理念，即将涉及 民众生活的私法关系，在一定原则之下作通盘完整的规范，(注：王泽鉴：《民法总则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例如，现代民法不同于古代民法的一个 主要方面在于，现代民法不仅注重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对交易安全的维护 。当对交易安全的维护与对所有权的保护发生冲突之时，现代民法优先保护的是交易安 全。此种优先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又分别体现在民法典的各个编章之中。例如，总则中 的表见代理制度，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无权处分制度等，都体现了优 先保护交易安全的价值选择。因此，只有通过对民事法律规范的法典化才能够使民法中 的各种价值贯彻如一，并协调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第三，体系化有助于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一 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由于我国许多单行民事法律 法规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制定的，有些法律也是为了适应改革的不同阶段对法律调整 的需求或者是为了适应特定的目的或环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由于在立法之初对嗣后所 进行的一系列立法活动缺乏通盘的考虑，也由于没有考虑到民法自身的体系化，这就使 得各个法律法规之间经常存在着冲突与矛盾的现象。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通过确立 民法典的体系，能够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有 机的整体，从而实现我国民事法律的统一，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在民 法典的体系建立之后，就可以形成民事普通法与特别法的逻辑结构，在民事普通法中形 成总则与分则相区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内在结构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与各个单行的民 事立法尤其商事特别法之间的和谐体系。这个体系构建之后，就可以形成一套严格的法 律适用规则，可以有效的为行为人提供相应的行为规范体系，为法官提供完整、和谐、 清晰的裁判规则体系。
第四，依照科学的、完备的体系所构建的民法典有助于民法规范的遵守与适用。一方 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适用民法提供极大的便利，民法典之所 以不同于判例法，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适用的方便性。另一方面，体系化也将促使法律 工作者在适用民法之时形成体系化的思维观念，体系化要求我们去掌握体系化的民事法 律规范，例如关于债的请求权的确立之时，应当考虑债的请求权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才 能使我们用一种体系的观念来适用法律。例如在分析具体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种请求权 时，应当首先判断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有合同关系，然后才能考虑是否存在无因管理请 求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最后才判断是否存在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体系化可以促 使法律工作者用体系化的观念分析解决个案，从全方位的角度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纠纷。 (注：Dieter Medicus:Burgerliches Recht,Carl Heymanns Verlag,1999,p5—9.)
第五，体系化有助于通过保证民事法律规范的稳定性，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生活关系的 稳定性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茂荣教授所言，法的 体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综览性”，从而提高其适用上之“实用性”，而且可以提高 裁判上之“可预见性”，从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构成的体系“圆满无缺 ”，则光凭逻辑的运作便能圆满解答每个法律问题。(注：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 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页。)民法典的体系化就是要将市民社会 生活中最基本的规则抽象出来，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通过此种体系的安排使其成为稳 定的规则，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不因国家的某项政策而随意发生改变。
关于民法典体系的构建，不能完全照搬德国的五编制模式，而应该在此基础上有所创 新，有所发展。一百多年来，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生活高度复杂化、多样 化，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作为经济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体系与内容理应与时俱进。世 易时移，变法宜矣。“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我们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构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反映时 代需要、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这样才能使民法典的制定发挥出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 用，并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构建民法典体系必须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
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是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中的一大难题。2002年12月22日 我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部草案在总则之外规定了八编，即 ：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收养、继承、侵权责任、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对 此种体例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哪一些民事单行法应当被纳入民法典，哪一些不应 当被纳入民法典。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收养法不应当纳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学者认为 ，各种知识产权法如著作权、专利法等应当纳入到民法典中。还有的人认为，信托法、 劳动法等也应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并独立成编。各种观点都是不无道理的。
应当看到，民法典的体系并非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要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 变动，如果将来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确实需要将某些重要的民事单行法纳入到民法典的 体系当中，那么届时对民法典体系作出突破也是极为必要的。但是，民法典不是无所不 包的、庞杂的法律汇编，编纂民法典绝非意味着将任何属于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应当 尽可能的纳入到民法典中。民法典不是无所不包的。所以建立民法典体系必须处理好民 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相互关系。我认为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应当从以下方面加以 考虑：
第一，民法典是对各种民事活动的基本的、普遍适用的规则所作的规定，民法典规定 的是市民社会生活中基本规则，它在整个国家民事立法体系中属于最普通、最基础的民 事立法，然而，社会生活是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为此需要大量的单行法律以调整各 种民事关系。但这些单行民事法律并不都需要纳入民法典。只有那些社会生活中普遍适 用的、最基本的规则才应当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对那些技术性很强的、仅仅适用个别 的、局部性的民事关系的规则不应当民法典规定，而应当由单行法来解决，例如物权法 主要解决的是物权中人们对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关系，这是市场经济普 遍适用的规则，而信托法仅仅调整的是信托关系，它不是普遍的关系，而是在特殊情形 下产生的，它是物权法的特别规则。因此物权法应纳入民法典，信托法则应当作为民法 典之外的单行法。
第二，民法典所确立的制度、规则应当保持较强的稳定性。民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 文法必须保持最大程度的稳定性，不能频繁地修改或者废除，这种稳定性正是民法典具 有实现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功能的基础。民法典中有些 甚至是千百年来人类市场活动所共同遵循的规则的总结。至于那些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常 常会发生改变的法律规则应当由民事特别法加以规定。例如，民法典中的物权、债权的 许多规则是交易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有关知识产权的具体规则 则常常不断变化发展，如果将各种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动的技术性很强的 知识产权规则都纳入民法典，无疑会妨碍民法典内容的稳定性。
第三，民法典主要调整那些私法领域内的基本民事法律规则，至于处于公法与私法交 叉地带的法律规则，例如劳动法、保险法、社会保障法等，由于其本身并非单纯的民事 法律规则，而体现了较强的国家公权力干预的性质，所以应当制定单行立法。例如，德 国的学者就将劳动法称为“特别私法”，其原因就在于，劳动法并非完全的纯粹的私法 ，劳动合同的订立也并非基于完全的合同自由，国家常常要做出许多的干预。
第四，民法典主要规定的是实体的交易规则以及对与实体交易规则联系极为密切的程 序问题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如不动产登记规则可以在物权法中作出一些原则性规定，但 是那些非常琐碎的具体的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的程序性的规定，应当由单行法加以规定。 例如，知识产权法涉及到有关专利、商标登记的具体程序规则就不应当在民法典中作出 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收养法由于涉及到大量的具体的程序性规则，其中更 多的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对收养条件等作出的严格性限定，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收养法不 应被纳入民法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处理民法典与单行法的关系之时，争议最大的就是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如何安排的问 题。毫无疑问，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的一种类型，知识产权法也应当属于民法的范畴 。我国已经制定和颁布了《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这些法律是否都应 当都纳入民法典?对此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将各个单行的知识产权法律都 收入民法典是不可取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是一个内容非常庞杂 的规范体系，知识产权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规范体系，既涉及到程序法也涉及实体 法，既涉及公法也涉及私法，既涉及国际法也涉及国内法，显然，将其放到民法典是困 难的。与其如此，还不如制定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集中规定知识产权的相关内容。第二 ，知识产权本身是一个开放式的法律体系。知识产权本身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自新技术 革命于20世纪中叶兴起，知识产权法中出现了一种边缘保护法，即采用专利权和著作权 的若干规则，创设出一种工业版权制度，如集成电路部图设计，即属于此种情况。再如 ，著作权邻接权的范围正在随着传播技术的提高逐渐扩大，如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都 纳入到知识产权的范畴。所以，一旦在法典中将知识产权的类型固定化，不一定适应知 识产权的发展需要。第三，将知识产权单行法收入民法典，会妨害民法典的体系的和谐 。民法典是基本法，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这决定了其规则应当具有普 遍适用和相对抽象的特点。而知识产权法的技术性规定较多，且变化性较大，若将此一 频频变动的法律置于相对稳定、系统化的民法典中，无疑会极大地损害民法典的稳定性 。我认为，知识产权不应当作为独立的一编在民法典中作出规定。民法典对此作出规定 可以考虑采纳第二种或第三种模式，即仅规定知识产权的共同规则，或仅在民事权利的 客体中确认知识产权，这样有两个作用：一是宣示知识产权为民事权利，二是共性的规 则在特别法中不好规定，可以放在民法典中规定。
三、应当以法律关系的要素作为构建民法典体系的基本思路
尽管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德国的模式，但我认为应当借鉴德国模式，采取法律关系的要 素来构建我国民法典体系。潘德克顿学派的一个伟大的贡献在于，以法律关系的要素作 为构建民法典总则体系的骨架，“德意志编别法创设总则编之一举，意义甚为重大，当 时德国法律学者皆认为：对各种法律关系共同事项，另有谋设一般的共同规定之必要。 ”(注：陈棋炎：《亲属、继承法基本问题》，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3页。)也就 是说，潘德克顿学派将整个法律关系的理论运用到法典里面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民法 典的体系结构。具体来说，在总则中确立主体、行为、客体制度，然后在分则中确立法 律关系的内容，该内容主要是民事权利，具体包括债权、物权、亲属、继承权利，当总 则中确立主体、行为、客体与分则中的权利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关系，例 如总则中的主体、行为、客体与物权制度结合在一起，就构成完整的物权法律关系。由 于法律关系的各种要素都已具备从而形成完整的法律关系，这种构架模式体现了潘德克 顿体系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如果我们要采纳潘德克顿制定民法典体系的基本思路，那么总则按照法律关系的要素 来构建，至少需要规定以下内容：第一，主体制度。主体是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的自然人或法人，民事主体制度是独立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等说必备的民事权利能 力与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规定，是商品关系的当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民事主体主要包 括自然人、法人和合伙等。第二，客体，客体是民事权利和义务指向的对象。根据概念 法学的体系思想，应将作为法律规定的客体的构成要件分离出若干要素，并将这些要素 一般化，形成类别概念，并借着不同层次的类型化，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并因此 构成体系。(注：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356页。)总则中规定客体制度的主要理 由是：我国民法总论已经在总则中抽象出来了法律行为的概念，对于法律行为的构成要 素的客体是应该也可以抽象出来的。建立抽象的客体概念，可以涵盖未来发展出来的客 体。因为客体本身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形 财产权利在迅速扩张，近来有学者认为，像养老金、就业机会、营业执照、补贴、政治 特许权利等都属于财产权范畴。(注：Lawrence M.Friedman,The Law of The Living,The Law of The Dead:Property,Succession,and Society,1996 Wis.L.Rev.340.)因此 ，权利客体一词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这就需要使客体概念的包容性更强。第三，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又称法律行为，它是指民事主体旨在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 义务，以意思表示为内容的行为。作为民法总则中的一般规定，民事法律制度及其相关 理论在现代民法学说中居于重要地位；尽管在我国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也不承认婚姻 为契约行为，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仍然是十分广泛的。这一制度作为观念的抽象，不仅 统辖了合同法、遗嘱法和收养法等具体的设权行为规则，形成了民法中不同于法定主义 体系的独特法律调整制度，它不仅可以对现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行为进行调整，而且能 够涵盖许多新的交易形式，并对其进行规范；而且又以完备系统的理论形态概括了民法 中一系列精致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学说中令人瞩目的独立领域。(注：参见董安生：《 民事法律行为》，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四，民事责任。民事责任 是不履行民事义务的结果，也是对不履行义务行为的一种制裁。关于总则中是否应当规 定民事责任制度的问题，曾经在学界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有学者建议，我国《民法通则 》单设民事责任制度，因此总则中应当规定民事责任制度。我认为，总则不可能对民事 责任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全面的规定，因为无论是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都不属于 总则的内容，而是分则的内容。尽管总则中不应当规定“民事责任”的具体规则，但总 则规定民事责任的一般概念和原则是必要的，因为一方面，总则中规定一般民事责任的 概念确定了民事责任的特殊性，因为民事责任的概念只有在总则中规定才合适的，在总 则外的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宜对此作出规定。另一方面，总则在规定了法律关系的主体客 体以及简单列举了各种民事权利之后，再规定民事责任，也是顺理成章的。由于侵权行 为将独立成编，因此总则中应当有相应的制度与分则中的制度相适应。另外，侵权责任 和违约责任存在着一些共性，例如关于归责原则、免责条件、刑事附带民事、民事责任 与刑事责任的关系、责任形式等。这些应当在总则中设置一般规定。
人格权、亲属权、继承权、物权、债权，是现代社会所普遍认可的一些基本的民事权 利，是民事主体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交往所必备的权利，而且其内涵都已经比较 成熟，因此，有必要通过民法典而非一些单行法来确认。分则的权利体系应当以已经发 展成熟、并且已经为社会生活广泛接受或迫切需要的权利为基础来构建，当然也应当为 未来新的权利成长提供足够的法律空间。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民事权利如何进行排列，从而合乎民法典体系的逻辑性。我认 为，确立这一体系，应当着眼于以下思路：首先应当强调人格权应当优先于财产权的基 本理念，因此，人格权应当置于民事权利之首。人格尊严、人身价值和人格完整，应该 置于比财产权更重要的位置，它们是最高的法益。因为一方面，现代民法要充分体现人 本主义得精神，强调对个人的终极关怀，因此应当将就个人利益而言更为重要的人身利 益置于财产利益之前，优先保护。另一方面，财产权与人格权相比较，毕竟不如人格权 那样对个人更为重要。试想如果生命、健康、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所谓“万贯家财” 又有何用?还应当看到，人格权财产是个人的，但人身安全、人的尊严等涉及社会利益 。这正如美国侵权法重述第85节认为，“人类生命和肢体的价值不仅属于他个人，而且 属于整个社会。因此其价值高于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在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 法草案之中，将物权法置于民法典分则中的各编之首，这主要考虑到民法通则第五章“ 民事权利”中的体系，在该章中首先规定了物权的内容，因此立法机关最终将物权放在 分则中的各编之首，我认为这种体例虽然不无根据，但从理论上说仍然值得商榷。毕竟 物权与人格权相比，人格权更为重要。其次，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权利优先于一般财产 权。因此，有关亲属权、继承权也应当优先于物权债权等财产权。有关婚姻家庭的规定 与人格权同属于人身关系的范畴，两者具有更密切的联系，所以将其置于人格权之后、 财产权之前有一定的道理。第三，关于物权与债权的关系，民法典草案将物权置于债权 之前是比较科学的，毕竟物权是产生债权的前提，只有在产权明确的情形之下才能发生 交易关系。第四，关于债权的概念，我国民法典草案未设立独立的债权总则，有关债的 概念和合同之外的几种债的形式(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是在总则中的民事权利一章中规 定的。我认为，在侵权行为法独立之后，尤其在我国合同法总则已经非常充实和完备的 情况下，没有必要再规定与合同法总则大量重复的债法总则。但从民法典体系构建考虑 ，物权是与债权相对应的概念，物权法已经独立成编，债权法也应当独立成编，债权制 度的确立，使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缔约过失等债的形式在民法中找到了其应有的位置 ，并且为这些关系确立了适用的规则。设计债法总则还是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它可以 使民法典的条文更为简约。现实中的各种债都是具体的，通过归纳其共同事项，将具有 共性的部分规定在债法总则中，可以起到一种立法经济与俭省的作用。当然，有关债权 的总则应当尽量简化，可以考虑对合同法总则中没有规定的内容作一些补充性的规定。 按照这样一个逻辑顺序，民法典的分则体系应当为人格权、亲属法、继承法、物权、债 权总则、合同法的一般规定。
民法典之理想与现实的世纪博弈 来自: 免费论文网
在民法典分则关于民事权利的各编之后，应当规定一个对各类民事权利加以保护的侵 权责任编，这就需要将侵权法独立成编。从表面上看，规定独立的侵权责任编似乎与以 法律关系理论构建民法典分则的做法相冲突，因为总则规定了主体、客体与行为，而分 则应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及权利展开，如果增加民事责任制度，似乎分则的体系就形成了 与总则不和谐的现象，即分则以双重标准展开。我认为，以法律关系理论构建民法典分 则体系的思路并未因增加独立的侵权责任编而受到破坏。因为：一方面，法律关系的要 素，不仅仅应当包括主体、客体、行为及内容还应当包括责任，因为责任既是对民事权 利侵害的结果，也是违反民事义务的后果，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没有义务的违反也不 会产生责任，因此既然规定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就必然要规定民事责任。所以在分则体 系中详细列举了各种民事权利之后，再规定完整的侵权责任制度这在逻辑上是更为严谨 、自恰的，可以更为清晰完整的表现一个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发展的过程。反之，仅规 定权利而无责任，无法确定对权利的救济措施，法律关系的要素并不完备。另一方面， 由于我们已经在总则中规定了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例如各种民事责任的共性问题已经 在总则作出了规定，因此在分则中规定侵权责任可以与总则遥相呼应，在民法典中构建 一个完整的民事责任体系。侵权行为是对各种民事权益侵害的结果，所以侵权行为法应 当置于各种权利之后。在民法典分则中先列举各类民事权利，然后规定对民事权利的保 护措施，即侵权责任制度，这也是符合逻辑顺序的。
四、关于人格权制度的独立成编问题
我认为，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是适应丰富和发展民法典体系的需要，也是符 合民法典体系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 情况出发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应当重视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民法是 社会经济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民法典更是一国生活方式的总结和体现。我国要制定一 部反映中国现实生活、面向21世纪的新的民法典，就必须在体系结构上与我们这个时代 的精神相契合，既要继承合理的传统，又要结合现实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当然，创新 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更不能为了标新立异而“创新”，任何创新都必须与客观规律相 符、具有足够的科学理论的支持。人格权的独立成编不仅具有足够的理论支持和重大的 实践意义，而且从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来看，完全符合民法典体系的发展规律，并对民法 典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人格权独立成编是符合民法典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的。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不 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本身是有缺陷的。因为民法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分则体系完全 是按照民事权利体系构建起来的。从民法权利体系的角度来看，人格权应该在其中占有 重要的位置。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制度，未将人格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甚至对 人格权规定得极为“简略”，这本身反映了传统民法存在着一种“重物轻人”的不合理 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人格权没有单独成编，不能突出其作为民事基本权利的属性。在 民法中与财产权相平行的另一大类权利是人身权，其中包括人格权。人格权作为民事主 体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应当具有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 名誉、隐私等各种权利，乃是人身权的主要组成部分。人身权与财产权构成民法中的两 类基本权利，规范这两类权利的制度构成民法的两大支柱。其他一些民事权利，或者包 含在这两类权利之中，或者是这两类权利结合的产物(如知识产权、继承权等)。如果人 格权不能单独成编，知识产权等含有人格权内容的权利也很难在民法典中确立其应有的 地位。由于在民法体系中，是以权利性质的不同来作为区分各编的基本标准的，所以人 格权单独成编是法典逻辑性和体系性的要求。
第二，从民法的调整对象来看，人格权理所当然应当独立成编。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 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一点不仅得到了立法的确认，而且已经成为学界的共 识。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是两类基本的社会关系，财产关系因民法的调整而表现为各类 财产权，而人身关系作为与人身相联系并以人身为内容的关系主要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 关系，在民法上应当表现为人格权和身份权。
第三，人格权独立成编，并不会造成原有体系的不和谐，相反是原有体系的完整展开 。如前所述，民法典的分则体系是按照民事权利结构构建的。将人格权确认为一项独立 的权利，其实还是在按权利体系构建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可以说将其独立既继受了既有 的权利体系，又是对这一体系的适当发展。

6. 听说民法典出台了，关于遗嘱继承方面有哪些变化谁能给具体说说万分感谢！

新增“居住权”、引入遗产管理人制度……在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
议的民法典草案中，围绕老年人群的一系列制度创设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度居
高不下。这些新提法、新制度既迎合了老年人群的多元需求，也刻上了鲜明的
时代特色。
亮点1:新增“居住权”，破解“老年不婚族”现象
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许多老年人在另一半去世后，并没有选择再婚，而是采取同居的做法，也就是俗称的“老年不婚族”。其实，这些老人并不是自己没有意愿再婚，而是在当时的法律制度下，由于再婚会带来一系列财产分配上的矛盾，特别是子女的反对，所以只好“不婚”。子女反对的原因，也主要是因为担心父母的后老伴及其子女可能因为遗产继承而分走本属于原生家庭的财产，做法虽然不妥，但原因可以理解。
“老年不婚族”在现实中面临的问题非常多。比如，在入住养老院或者医院
时，由于并非合法配偶，因此无法签名，为此带来了不少麻烦。此次民法典草
案引入了“居住权”这一概念后，老人们既可以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确定房产的
分配给子女，防止因为配偶在自己去世后再婚导致财产外流，同时也能通过遗
嘱设立“居住权”，保障配偶在自己去世以后依然能享有居住权，防止子女提前
卖房，可谓一举两得。
亮点2:自闭症儿童终于有了“遗产管理人”
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合理分配财产的需求越来越多元。许多人在自己去世以后，并不希望将自己的财产一次性分配。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种因素造成这一现象。其中一类重要原因就是遗产继承人并没有遗产管理能力，包括自闭症儿童等。在许多国家，遗嘱信托这一做法十分普遍，受托人既可以是信托公司，也可以是委托人信任的亲朋好友，他们根据合同内容对遗产进行管理。虽然起源于英国的遗嘱信托已经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但由于“信托”二字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一定的资产门槛，因此在国内普及率并不高。
此次民法典草案特地引入了“遗产管理人”这一制度，并针对不同情况下遗
产管理人的明确都进行了规范，还提到了他们应当承担的义务、履行的责任。
对中国普通老百姓而言，这也代表着他们未来多元化的遗产分配需求都可以满
足。
亮点3:遗嘱效力从“公证优先”转向“时间优先”
此次民法典草案中的一大亮点就是修改了遗嘱效力规则，删除了现行继承法关于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规定，这是为了充分尊重遗嘱人的真实意愿。
我们怎么理解遗嘱效力规则呢？比如说，遗嘱人在生前订立了多份遗嘱，包括
公证遗嘱、打印遗嘱、口头遗嘱等。这些遗嘱的分配方式可能并不一致，相关
利益人会因此产生矛盾。过去，我们都是以公证遗嘱为优先的，只要其中一份
是公证遗嘱，就采纳公证遗嘱上的分配方式。
民法典草案中将这一规定删去，意味着遗嘱效力从“公证优先”迈向“时间优
先”。也就是说，一旦发生遗产纠纷，以遗嘱人最后订立的那份遗嘱为准，打印
遗嘱、录像遗嘱、危急时刻的口头遗嘱都可以。这样规定的好处是充分尊重了
当事人的真实意愿。
亮点4:适应时代需求，新增打印遗嘱、录像遗嘱
实际上，在目前许多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已经碰到了许多采用打印遗嘱的案例。打印遗嘱、录像遗嘱的被认可，将能更大程度上保障遗嘱人的权益。
同时，民法典草案对打印遗嘱也有十分详细的规定。比如，必须有两个以上的
见证人在场，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等。
不过，相比于手写遗嘱，打印遗嘱由于可以鉴定的对象只涉及到签名日期，
因此在鉴定时难度更高，而且存在见证人串通，非现场见证，或者无法提供证
明的风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遗嘱人通过公证处或者中华遗嘱库这些专业
机构登记遗嘱面临的法律风险更小。不过，打印遗嘱、录像遗嘱被认可仍然是
民法典草案顺应时代需求的创新性突破，在实际操作中能为那些来不及订立公
证遗嘱的遗嘱人提供一份保障。
摘抄自中华遗嘱库民法典解读

7. 海牙公约的纯粹大陆法系国家对信托引入的公约

纯粹大陆法系国家对信托的引入——《海牙公约》
列支敦士登和日本均为纯粹的大陆法系国家，但它们均在较早期引入了信托制度，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吸引国外的资金。日本在1922年同时颁布了《信托法》和《信托业法》，在法律起草过程中，不仅参考了英美的判例法，还参考了1882年印度《信托法》和1872年加利福尼亚《民法典》，避免直接继受英国的法律体系，力图保证与民法典的原则的统一性。
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中野正俊在论坛上发言
但正因为如此，日本法对信托关系的实质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一种债权说的观点将受益人权利视为债权，但如果对受益人仅仅给予债的救济，将不利于更好地保护受益人的利益，信托法因此通过特别的条款保护受益人的利益，但这些特别规定显然与民法原则不相容，如果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债的关系，那么受托人仅应负损害赔偿之责，问题是信托法不仅规定了损失填补的责任，而且还规定了一种干预体制，如受托人的分别的管理义务以及受益人对违反信托受让财产的相对人撤销权，单纯将信托视为一种债的关系，很难解释信托体制。日本的信托业务主要应用于商业信托，在家庭领域中的应用极其罕见。《海牙公约》。非信托国家对于信托首先面临两方面的难题：一是信托的基本概念和与之相关的比较法上的难题，包括受托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力、信托财产的法律性质、信托财产上不同当事人的利益以及信托当事人之间的地位关系等；二是由于不存在信托的分类而导致的适用冲突法规则的困难，包括非信托国家如何将信托分类、土地信托的特殊难题以及承认信托的冲突的解决方法。这一系列难题是非信托国家在解决信托问题时普遍采用在功能和效果上进行比较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将信托肢解为不同的类似制度，不仅会产生冲突法规则的适用问题，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委托人设立信托的真实意图，因此有必要建议一种单一的法律选择的方法，从而诞生了《关于信托的法律适用及其承认的公约》（《海牙公约》），但其目的是将信托的概念引入没有信托的国家的国内法，而并不是规定法律冲突时的规则适用。
《海牙公约》关于信托的定义仅仅是描述性的，未能给出信托的准确定义。根据公约第三条的规定，信托关系仅限于自愿设立的书面的信托。因此，公约适用于基于书面明示信托无效时的结果信托，但对于由法院推定的结果信托则必须受到“书面”条件的限制。
公约第六条规定，信托应依财产委托人所选择的法律为准据法，该法律是指实体法的规则，该准据法将一直有效，除非委托人在信托协议中明示授权予以变更或默示被另一法律所替换。
海内外专家出席信托国际论坛
根据公约第十三条规定，在没有选择信托适用的法律的情况下，法院有裁量权决定是否承认信托。意大利是第一个批准公约的民法传统国家，在将信托引入国内法的过程中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但同时，民法传统国家的法律学者们也在试图寻找民法体系中类似于信托的制度。荷兰也是民法体系国家，荷兰法不承认直接等同于普通法信托的法律制度，荷兰通行的观点是：普通法的信托导致了所有权的分割，或者以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创设了物权，违反了物权法定原则，荷兰法承认所有权的绝对性和不可分割，因此，即使双方当事人有约定，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的管理协议也不能减损受托人的所有权，受益人仅仅是取得对受托人的债权，不存在衡平法上的受益人的所有权。而在荷兰法中存在的信托（Bewind）中，受益人是财产的所有人，但是限制受益人的处分财产的权利，管理人作为受益人的代理人管理财产，由于该财产在法律上没有被管理人所拥有，财产不受管理人破产的影响。并不是所有的民法传统国家都继受了信托制度，在德国、法国、瑞士等国，都没有接受信托。

8. 遗赠，遗赠抚养协议，信托遗嘱和意定监护的区别

遗赠和遗赠扶养协议的区别：

1、遗赠的概念：被继承人将自己的遗产赠与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条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

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

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

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

2、遗赠抚养协议的概念：

第一千一百四十四条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附有义务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经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其接受附义务部分遗产的权利。

3、区别：

（1）构成要件不同：遗赠扶养协议是在遗赠的基础上增加了“扶养”条件，也就是说遗赠扶养协议是附扶养义务的遗赠，若受遗赠人不履行扶养义务，则无法受赠遗产，遗赠扶养协议是有偿获得遗产的。单纯的遗赠时，受遗赠人不需要履行任何义务，就能无偿地获得遗产。

（2）效力顺序如下：遗赠抚养协议>遗赠>遗嘱继承>法定继承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和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信托遗嘱和意定监护的区别

1、遗嘱信托的概念：遗嘱信托，指自然人在其所立遗嘱里写明去世后财产由谁管理和分配，即受托人是谁、受益人有谁、管理财产的范围。是通过遗嘱的方式设立一项信托计划。

2、意定监护的概念：

《民法典》第二十九条被监护人的父母担任监护人的，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

《民法典》第三十三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3、区别：

两者在涉及被监护人的父母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通过遗嘱进行财产规划时，两种性质可能同时出现。可能产生概念混淆。

（1）遗嘱信托的对象可以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可以是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的对象只能是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监护人，亦没有所谓监护人通过遗嘱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监护人。遗嘱信托的对象包括法定继承人也包括非法定继承人。而遗嘱指定监护人只能是被继承人（父母）为其法定继承人（子女）指定监护，遗嘱指定监护人不涉及子女以外的人。

（2）遗嘱信托更侧重于对被继承人遗产的分配，侧重财产关系。而遗嘱指定监护人侧重于对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维护，侧重人身关系。只不过，往往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之后，因被监护人是自己的子女，而财产也是要留给自己的子女的，尤其是残障子女，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时遗嘱难免会涉及遗产分配方案，此时遗嘱信托和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就可能同时出现了。

——家事法苑团队陈贝贝

9. 民法典重点内容

民法典包括7编，即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附则，共84章、1260条，总字数10万余字。结构安排上有几个特点：一是坚持民商合一，二是单设人格权编，三是不设独立的债权编，四是不设独立的知识产权编，五是单设侵权责任编。

（一）总则编。总则编共10章、204条，与民法通则相比，主要修改内容有：

第一，为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绿色原则确立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并在各分编的相关制度中体现了绿色原则。

第二，完善了监护制度。扩大了被监护人的范围，强化了政府的监护职能，并增加了临时监护制度和临时生活照料制度。

第三，确立了特别法人制度。按照法人设立目的和功能等方面的不同，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

第四，完善了民事权利制度。对知识产权作了概括性规定，以统领各知识产权单行法律。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五，完善了民事责任制度，增加规定了“好人条款”和“英烈保护条款”等。

（二）物权编。物权编共5个分编、20章、258条，与物权法相比，主要修改内容有：

第一，完善农村集体产权相关制度。完善征地补偿制度，与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相衔接；落实土地承包“三权分置”制度；考虑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制度改革正在推进过程中，在民法典中作出衔接性规定。

第二，完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强化业主对共有部分共同管理的权利，适当降低作出决议的门槛；完善公共维修资金使用的表决规则；明确共有部分产生的收益属于业主共有。

第三，增加规定居住权。为落实党中央的要求，认可和保护民事主体对住房保障的灵活安排，满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在用益物权部分增加一章，专门规定居住权。

第四，关于改善营商环境。扩大担保合同的范围，进一步明确了实现担保物权的统一受偿规则和清偿顺序；删除具体登记机构的规定，为建立统一的动产抵押和权利质押登记制度留下空间；完善流押、流质的规定。

第五，关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作出原则性规定，国务院正式提出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后，再进一步做好衔接。

（三）合同编。合同编共3个分编、29章、526条，与合同法相比，主要修改内容有：

第一，增加典型合同类型。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增加了保证合同、保理合同、物业服务合同、

合伙合同这4种新的典型合同。

第二，补充完善债法的一般规则。明确了非合同之债的法律适用问题，完善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的具体规则。

第三，完善国家订货合同制度。规定国家根据抢险救灾、疫情防控或者其他需要下达国家订货任务、指令性计划的，有关民事主体之间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订立合同。

第四，完善电子合同的订立、履行规则。为适应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规范电子交易行为，对电子合同订立、履行的特殊规则作了规定。

第五，完善格式条款制度。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尽到合理提示义务的，对方可以主张这些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第六，禁止高利放贷。为了防范金融风险，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第七，细化客运合同的规定。明确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坐，承运人应当严格履行安全运输义务等。

（四）人格权编。人格权编共6章、51条，规定了人格权的一般规则，并对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姓名权和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等作了明确规定。

第一，确立器官捐献的基本规则。明确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共同决定捐献。

第二，规范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

第三，增加禁止性骚扰的规定。明确了性骚扰的认定标准，并规定了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防止和制止性骚扰的义务。

第四，明确禁止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侵害他人的肖像权。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深度伪造”他人的肖像、声音，侵害他人的人格权益，民法典从人格权保护角度作了明确规定。

第五，明确规定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明确了隐私的定义，对侵害他人隐私权的常见行为作了列举性规定。界定了个人信息的定义，明确处理个人信息遵循的原则和条件，强化个人信息的保护。

（五）婚姻家庭编。婚姻家庭编共5章、79条，与婚姻法、收养法相比，主要修改内容有：

第一，明确规定树立优良家风。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家庭文明建设的讲话精神，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第二，修改了禁止结婚的条件。规定患有重大疾病一方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对方，不如实告知的，对方可以请求撤销该婚姻。

第三，吸收新司法解释的规定，明确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回应社会关切。

第四，规范亲子关系确认或者否认之诉。规定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父或者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成年子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亲子关系。

第五，规定离婚冷静期。在30天的离婚冷静期内，任何一方可以向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

第六，完善收养制度。明确规定了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删除了现行收养法关于被收养的未成年人应为14周岁以下的限制，并完善了收养人的条件要求。

（六）继承编。继承编共4章、45条，与继承法相比，主要修改内容有：

第一，完善了遗嘱继承制度。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增加打印、录音录像等新的遗嘱形式，并修改了遗嘱效力规则，还增加规定了遗嘱信托。

第二，增加遗产管理人制度。为确保遗产得到妥善管理、顺利分割，新增了遗产管理人制度，明确了遗产管理人的产生方式、职责和权利等内容。

第三，完善遗赠扶养协议制度。适当扩大了社会组织作为扶养人的范围，以满足养老形式多样化需求，促进老龄事业发展。

第四，完善了无人继承遗产的归属制度。明确此类财产收归国有后应当用于公益事业。

（七）侵权责任编。侵权责任编共10章、95条，与侵权责任法相比，主要修改内容有：

第一，确立“自甘风险”规则。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第二，规定“自助行为”制度。自然人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来不及请求国家机关保护的情况下，自己可以采取合理措施保护权益。

第三，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四，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的惩罚性赔偿。切实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显著提高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成本，充分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

第五，完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规则。为鼓励助人为乐，规定无偿搭乘人在交通事故中受到损害的，应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第六，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增加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制度。

第七，完善高空抛物坠物规则。“头顶上的安全”引发社会关注，民法典对高空抛物坠物规则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才适用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的规定。

(9)信托民法典扩展阅读：

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党和国家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和2001年先后四次启动民法制定工作。

第一次和第二次由于多种原因而未能取得实际成果。1979年第三次启动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背景下进行的，当时领导法制委员会工作的彭真、习仲勋同志经过深入研究后，确定按照“成熟一个通过一个”的工作思路，先制定民事单行法律。

修改了婚姻法，相继出台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等。2001年第四次启动，又先后制定了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