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直接融资

1. 中国多地为何鼓励中小企业上市融资

2018年8月24日报道，近期地方也纷纷出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梳理发现，针对拓展融资渠道方面，不少省份都提出鼓励中小企业上市融资。

继续为中小企业减税降费

今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小微企业的减税措施，比如延续小微企业增值税优惠政策、对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予以放宽等。

8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要求，进一步落实好减税降费措施，尤其是营改增等减税措施要抓紧到位。

“下半年减税，尤其是增值税仍有空间，民间投资看好动能转换、互联网及消费等领域投资。”华泰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李超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财政部副部长刘伟7月底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也曾透露，下一步财政政策将聚焦减税降费，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创业创新、稳定就业为重点，至2020年底，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的政策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至所有企业，初步测算全年减收650亿元。

2.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释放哪些信号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释放哪些信号?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直接融资获力挺
引导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我们历来存在融资结构不合理的诟病，间接融资比重过大，这就造成一旦出现经济周期回落，银行资产出现坏账率提升，产生系统性风险，对政策形成反制，所以，政府一直提倡加大直接融资。”联储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胡晓辉7月16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我们资本市场由于基础制度不完善，各种套利、内幕交易等存在，限制了扩大直接融资规模。
“随着监管层坚决打击套利，严管大股东‘清仓式’减持，严打各种非法金融，坚决打击各种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将有效堵住套利资金的通道。”胡晓辉表示。
他进一步表示，未来，随着A股加入MSCI，债券通“北上通”的开通，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推出，以及养老金、企业年金的入市，远期将有超过4万亿元-6万亿元合规资金逐步进入市场。“合理引导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我们的经济前景更加光明。”
“考虑到目前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的阶段和特征，中央依然采取的是鼓励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举的发展策略，只不过在直接融资层面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创新来提升增量。”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东方金诚评级副总监俞春江昨日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资本市场向实体经济进一步倾斜资金，实体经济在资本市场上的直接融资将迎来新的机会，在债券市场的融资规模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有望继续快速扩容。
在光大证券(15.570, 0.08, 0.52%)首席分析师滕印看来，目前中国总体金融结构仍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成为制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短板。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就要不断推进资本市场制度建设，要完善主板市场基础性制度，积极发展创业板、新三板，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以合格机构投资者和场外市场为主发展债券市场，为扩大直接融资创造更好条件。
改善间接融资结构
推动各类银行战略转型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昨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为应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各类银行的金融服务模式也要进行调整，从服务于大企业、大项目的投资模式，向更加具有创新能力的高质量、高效益的投资模式进行金融服务发展。
“相对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新的发展模式对新的融资有更高的要求。不仅大型的国有银行要面临转型任务，中小银行和民营机构也面临类似问题，要进行融资结构的转变，完成新的定位。”赵锡军表示。
赵锡军表示，新环境的变化在加快着各类银行战略转型，包括市场化的发展，例如利率的市场化；技术的发展，例如互联网技术、通讯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都在迫使各类银行不断改善融资结构，进行战略转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昨日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间接融资结构也需要创新，如今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如火如荼，传统的金融业务如果不主动合作，就会被互联网金融所超越。要发展普惠金融，互联网金融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所以传统银行要跟互联网金融合作，进行优势互补。
赵锡军表示，目前间接融资结构的调整还在刚开始阶段，要彻底改善间接融资结构，适应新的发展模式，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对理念、战略、机制的建设，以及产品的创新和风险的管理，这是个全方位的调整过程。
保险业回归风险保障主业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研究中心主任王绪瑾昨日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保险是市场经济风险管理的主要手段。保险业要发挥长期稳健风险管理和保障功能，首先要做到自身的稳健；二是对资本市场起到稳健作用；三是对实体经济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王绪瑾表示，资本市场要姓“资”，不姓“融”，更不能成为上市公司高管减持的手段，那么，保险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可以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这也有助于整个保险行业的稳定和发展。
他还强调，社会保险要姓“社”，不能姓“商”，以保证社会保险有一定的保费收入，避免社会保险挤占商业保险的市场。与此同时，行业自律应发挥作用，进一步完善对行业的服务。另外，在监管方面，我国偿二代制度正式实施之后，应在探索中继续不断的完善。最后，我国的政策扶持要到位，法律也需进一步完善，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对商业保险要起到协调、合作共赢的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教授朱俊生昨日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保险业要继续立足于保障的根本属性，为全社会风险管理提供有力支撑。要通过产品与商业模式创新，提升保险的渗透率，拓宽灾害损失补偿渠道，提高保险对灾害损失的补偿比例，从而更好地发挥经济补偿的功能，分散和转移实体经济运行中的风险。
在资本市场方面，朱俊生表示，此次会议提出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那么，保险资金是资本市场上发展直接融资的非常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其体量大、期限长的特征，理论上可以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的作用。
推动经济去杠杆
推进国有企业去杠杆 增强企业活力
国资国企改革研究人士刘兴国7月16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有企业改革是当前经济工作中的关键任务之一，发展好国有企业也是巩固执政基础和提升国有企业形象的必然要求，所以，必须要在改革中着重推进国有企业去杠杆，降低国有企业财务负担与风险，增强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另一方面，通过推进国有企业去杠杆也可以带动民营企业加快降杠杆。从风控角度来说，扎实推进国有企业去杠杆，有利于降低企业运营风险，从而避免企业风险像金融体系蔓延，进而引发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事实上，按照国家的部署，国有企业已经在有针对性地推进去杠杆。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江瀚昨日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由于各地情况差异较大，因此，国有企业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其进度也存在较大的差距。
江瀚认为，国有企业在去杠杆的过程中，主要面临以下三方面难点：一是所有企业的职能过多导致负担较重。二是对于国有资产的处置较为敏感，如果处置不力的话，将有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等。三是国有银行存在较大的资产损失压力。除了资产端的阻力，国有企业还面临着银行端的问题，如果去杠杆速度过快，将有可能造成银行不良资产率的增加。
防控金融风险与深化金融改革
上海财经大学银行系教授曹啸昨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完善企业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对于金融企业尤为重要。
曹啸表示，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采取合理的治理结构，约束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向投资者和债权人传递金融机构珍视自身声誉的信号，从而建立起外部投资者和债权人对于金融机构的信任，是整个金融体系能够健康发展的基础。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曹兴权昨日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金融类公司治理监管成为金融监管三寺支柱中的一个重要支柱。公司治理包括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前者为公司内部各机构的分权与制衡，并主要表现为治理结构。后者是外部市场的约束。因外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外部市场约束本身有局限，中国金融类公司治理应以内部治理为基础。
上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立新昨日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应以优化股权结构作为突破口。目前推行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实际上就是股权结构的改革，而未来我国公司立法，还需要在《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推行种类股（类别股）制度，允许公司将股份设置为两种及以上在性质、权利义务和利益效果等方面存在不同的股份，通过更加灵活的股权结构构架，实现更好的公司治理。
监管模式转变 “机构监管”将成过去式
国泰君安(20.900, 0.00, 0.00%)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7月16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主要目的是防风险。”
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认为，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认监管模式为“功能监管、行为监管”，这是首次在如此高规格的层面对监管模式的改变进行确认，标志着“机构监管”将成为过去式，这是监管模式的重大转变。
“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能过高，否则会导致过度投机，这对于整个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一种伤害，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金融去杠杆以及规范金融业是非常有必要的。”林采宜表示。
“目前我国金融业面临两难的处境，需要平衡好金融深化改革和金融去杠杆两者关系，而平衡好这一关系，推进制度改革是最重要的。”林采宜认为，在现有金融环境下，仅单纯防风险、去杠杆，不深化金融改革，这是没办法服务好实体经济的。因为目前一方面在金融领域存在部分过度投机现象，但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得到的金融服务是相当有限的，目前仍有很多嗷嗷待哺的企业得不到足够的金融服务。总体来看，金融不是简单的供求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因此当前深化金融改革非常重要。
“如果金融改革能够做到位，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也会进一步市场化，很多风险防范尤其是微观风险应该有金融机构的利益机制来解决，风险的问题和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都应该放在金融改革的框架中来解决。”林采宜强调。
扩大金融对外开放
人民币国际化助推金融市场开放

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昨日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稳步推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为全球金融治理架构提供一个新的选择，为更多的经济体提供公共产品；人民币国际化自2008年起步，经过几年的发展，可以在全球化逆流将现的背景下发挥积极作用。二是人民币国际化可以成为进一步提升国内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抓手。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提升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其中，债券市场的开放是释放人民币加入SDR制度红利的关键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昨日指出，当前贸易结算驱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动能大幅减弱，金融交易驱动力有所增强。在此背景下，向松祚建议，鉴于贸易项下人民币国际化驱动力有所减弱，在国际交易活动中，金融交易规模又远大于贸易结算规模，因此亟待发展和完善人民币金融市场，挖掘资本金融项下人民币使用潜力，增强人民币的金融交易功能，提升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地位，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贸易+金融”双轮助力、联合驱动。

3.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什么意义

首先，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平衡金融体系结构，可以分散过度集中于银行的金融风险，有利于金融和经济的平衡性。像中国这种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体系中，银行作为信用中介聚集了大量金融资产，也承担了主要的金融、经济波动的风险。在经济快速成长时期，银行业增长快；但是在经济调整期，企业经营业绩下滑，导致还贷困难，在间接融资体系中，一旦银行贷款出现问题，整个经济运行将面临重大的下行危险，会引发经济危机。如果出现银行倒闭，影响到所有的资金安全，还将引发社会风险。
其次，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反映一国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效率是否与实体经济相匹配。银行等金融机构适合大型企业、重资产企业，而小微企业、轻资产企业等得到银行批贷的难度很大，而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鼓励创业创新、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经济转型期，在这个过程中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特别是发展多种方式的股权融资，能够弥补间接融资的不足，将有利于提高实体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此外，通过充分博弈直接引进交易，也有利于合理引导资源配置，发挥市场作用。

4. 信用债违约风险该怎么防范

1.在宏观经济疲弱的背景下，信用债违约和贷款不良率上升是合理的。

虽然银行可以通过贷款展期、监管部门可以通过鼓励直接融资，防范企业资金链断裂，阻止信用风险的发生，但必须看到，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营状态不佳的企业很难获得银行和资本市场的信赖。行政性的再融资只能延后风险，无法消除风险。容忍违约率的上升和适度的信用风险有助于推动金融市场市场化发展，有助于形成风险自担的健康文化。温和的信用风险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冲击有限，需要防范的是突然的、不可控的信用风险爆发。明确央企、国企的债务偿还责任，避免恶意逃废债。中国信用市场以政府信用、央企、国企的信用为基石，央企、国企应尽力起到稳定信用市场的作用。长期来看，政府对于非关键性行业国企的信用背书需要逐步退出，但短期内一些央企、大国企的违约，特别是恶意的逃废债行为会加剧市场恐慌，不利于金融市场稳定。

2.妥善处置地方政府债务，不能轻易打开地方债务违约的潘多拉魔盒。

政府项目、地方债务依然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地方债务的累积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停止。在地方债务置换顺利推进的同时，必须承认包括城投债在内的多种地方债务形式不会在短期内消失。中国的融资市场多数围绕政府信用展开，今年尤其如此，一旦政府相关债务出现超预期的违约，将动摇整个信用债市场的基础、扰乱融资市场。

3.加强信息披露和合规性监管。

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发债企业的信息披露工作仍然差强人意，很多承销商对于资金的监管也流于形式。在债券发行类注册制的大趋势下，监管层的工作重点不是去判断发债企业的信用资质，而是保证发债企业和承销商信息披露的合法合规与及时、详尽

5. 金融中介机构变迁中的金融市场

下面是我整理推荐的金融中介机构变迁中的金融市场，欢迎各位金融毕业的同学阅读，同时为大家推荐!

摘要： 金融中介是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之一，在间接融资领域吸收发放贷款，在直接融资领域为筹资者和投资者牵线搭桥。我国的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发展联系应放到整个金融体系中去研究，二者的发展目标都是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分散管理风险的金融功能。为了共同的目标，二者相互协调，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具体表现形式的发展联系。

关键词： 金融;中介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功能

从金融活动的角度出发，金融中介是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之一，在间接融资领域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在直接融资领域为筹资者和投资者牵线搭桥。这一层面的联系说明两者间的发展会相互促进，金融机构的成长壮大有利推进金融市场提高效率，而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会为金融机构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发展动力。

从金融体系的角度出发，它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共同构成。经济实体要在自有资本之外融资，不是直接找金融市场，就是找金融机构，它们是金融体系的两个互补部分。从这一层面看，金融市场的发展并非意味着金融中介的高度扩张壮大。在整个金融体系中，二者中往往其一居主导地位。因而如果用规模和地位来衡量二者的发展，它们的联系通常是反方向的。然而，用提高金融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来衡量二者的发展更有意义，此时它们的联系是正方向的，即在以高效资源配置为目标的金融体系中，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共同发展。

具体到我国的金融中介机构与金融市场的发展联系，基于特定的历史政治因素，本文将从两个阶段进行研究，一是转型初期的金融机构多样化阶段，二是全面改革的金融市场化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以金融机构的改进发展带动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活跃，第二阶段是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不断对金融中介的运作创新和改革提出要求和提供动力。所以，我国金融体系与结构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以更好的实现金融功能为共同目标与核心力量，促使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相互推进的过程。

一、转型初期的金融机构多样化阶段

(一)金融改革初期的背景

在坚定了改革开放道路以后，我国实体经济逐步向市场化深入。货币是有效的商品流通的重要保证，为规范货币流通就要建立经营管理规范化的金融机构。我国在缺乏经验的改革初期，金融中介结构首先产生并居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履行初级的金融服务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市场化初步阶段的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

金融机构发展先行一步，是与我国金融改革的政府主导特性和中国缺乏私有资本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分不开的。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后，中国政府财政能力逐渐弱化，在主观上把通过对金融的控制来实现经济调控作为一个自然选择。与此同时，政府看到了实体经济发展对金融机构的需求愈加迫切。金融机构对货币市场调节的间接性一方面可以作为强有力的中央宏观调控的手段和工具，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客观地促进了资金配置效率。更重要的是，在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过程中，各方利益相互作用，使存在的问题反映到当时的金融体系格局中。这就为经济运行对金融功能提出更高要求，进一步优化金融体系指明了方向。

(二)金融机构多元化

1983年金融改革正式启动以来，中国金融改革走过了一条机构多元化道路，改变“大一统”银行体制下只有一家金融机构的形势，中国初步构建起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租赁等不同业务形态的多元化金融中介体系。此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形成，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区域性银行开始出现，城市信用合作社和信托投资公司迅猛发展。另外，中国银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之下的国家外汇外贸专业银行，转为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

在面目一新的金融机构体系下，银行等金融中介的业务与功能也在不断扩大丰富。1985年，我国终于走向“实存实贷”的市场化资金管理体制，借贷资金不再是从前的完全由计划指标分配，而是由中央银行实行间接调控功能，迈出了资金自由有效配置的第一步。1986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专业银行之间的资金可以互相拆借”。同业拆借业务的展开使我国的货币市场加速融通，逐渐形成了全国范围的以大城市为中心的跨地区融资网络。

二、转型初期金融体系格局存在的问题

(一)投资利用率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随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多和储蓄的不断积累，我国的广义货币M2超比例多于证券资产。甚至到改革新纪元的2001年底，M2仍维持在165%的高水平。而在资本高效利用的美国和日本，同期的这一比率为79%和113%。可见，我国巨大的潜在投资资源并没有转化为实际高效的产能，虽然这由众多社会经济因素导致，但当时存在的缺失金融功能的金融系统格局是难辞其咎的。

(二)残余的计划型管理经营思路

改革初期建立的国有商业银行仍在很大程度上担当着行政委派的角色，多年来在指令性贷款下不堪重负。另外，“实存实贷”仍受到信贷规模限额的控制。旺盛的市场需求、金融机构体系内的竞争、以及混业经营浪潮中跨国银行的冲击，进一步突显了有较大控制力的国家乃至地方政府指令性资金配给的弊端。可见，有效的金融市场尚未形成，它正等待实体经济与金融中介相互作用，从而使金融市场化需求不断加强的`呼唤。

(三)缺乏规制与约束

90年代末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加快，新开工项目大规模建设，钢铁、水泥等建筑性原材料行业也随之大幅度提升融资规模，整个实体经济呈现过热趋势。在缺乏内部和外部约束的情况下，金融中介机构盲目地进行高息揽存，又忽视对贷款需求企业或机构的信用评级与监督。统计资料显示，1997―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关闭了42家有问题的吸存金融机构。

三、全面改革的金融市场化阶段

(一)金融中介的市场化功能拓展为金融市场化做出准备

金融中介的发展为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兴起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它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推动着金融改革的前进。如证券公司提供自营、代理证券买卖业务，便利了资本市场的交易;信托投资公司活跃在资金调剂之中，预示金融市场形成发展的巨大可能性;商业银行的现代信用货币创造机制在实体经济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下，带来金融规模的扩大，从而构建高效、有序的金融市场逐渐成为客观需要。

(二)金融市场化新阶段

西方国家为满足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要求不仅全面加强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力量，鼓励直接融资，还开拓出各种金融工具，乃至具有跨期选择、虚拟等特性的衍生金融工具。相比之下，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全面的金融市场化也在加速推进。

这一阶段里，我国的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基金市场相继产生并逐渐壮大。主要表现如股票市场市价总值由1991年的0.51%上升到2003年的36.32%，国债发行额由91年的281.25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6 280.10亿元。创新产业的成长，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实体经济投资的扩大，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活动的参与度，金融市场有了很大发展，资源配置方式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市场进行。

(三)高效运转的金融市场“反哺”金融中介

金融市场的发展使我国金融业以更加强劲的态势冲击传统框架，金融中介必将在新的环境中迎来效率意义上的发展：市场竞争激励传统的金融机构进行制度革新和产品创新;金融监管市场意识加强，放松对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的严格控制;高端金融服务发展空间广阔，等等。

在实践中，市场化的金融创新不断推进。如国有商业银行实现了股份制改革，债转股的处理不良资产模式就是金融市场发展下推动的金融中介的改革创新。有学者利用DEA方法，对1997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进行了测度与排名，发现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最具活力，效率最好，特别是服务范围跨地区、服务功能多样化的商业银行。

四、功能金融角度的整体分析

以上的论述说明在我国金融改革的实践中，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发展总体上起了相互促进的作用。然而我们还应看到在整个金融体系中，二者是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不同体。这意味着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并成为主导时，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金融领域的中介机构的地位会下降，竞争基础上形成的市场基准收益率取代银行利率成为金融体系和经济活动的基准收益率，银行体系配置的资金规模的绝对优势地位动摇。

虽然二者在规模和地位上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但完全替代是不可能的，他们有着坚固的互补关系。从金融体系分散和管理风险的功能看，金融市场的作用是横向风险分担，而金融中介的作用是跨期风险分担。前者通过匹配不同的资产组合、多样的金融产品实现风险的分散;后者则为资产提供了长期的保值场所。另外，金融中介机构多样化发展要靠市场开拓，金融市场的发展要靠中介机构提供优质的信息、服务和监督。

总之，我国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发展联系要放到整个金融体系中去研究。二者的发展目标都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分散管理风险的金融功能，为了共同的目标，二者相互协调，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具体表现形式的发展联系。我们不需要对这些具体的形式进行定性的描述或判断，而是应该就此发现二者在金融体系中的相互作用机制，并探索出更好的途径，建立二者发展的联系，从而更好的实现金融功能。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erton所言，现实中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金融机构的功能而非金融机构本身。因此，功能金融角度的整体分析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并改进金融体系格局及其内部主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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