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好的，为何还被说是奸臣
现在我们提到“王安石变法”，大多对其持以正面评价，然而在近代以前，历朝历代不仅对“王安石变法”长期持否定态度，更是将王安石视为北宋的“奸臣”。而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源于“王安石变法”带来的弊端。
“王安石变法”初衷是好的，但过程和结果弊端极大
北宋传至宋神宗时期，虽然表面上仍是一派繁荣，但实际上已经是积贫积弱，朝廷内外危机四伏，急需改革挽救局面。王安石早在嘉佑三年(1058年)进京述职时，便曾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的提出了变法主张，但未被宋仁宗采纳。
直到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之后，久慕王安石大名的宋神宗随即提拔王安石为翰林学士侍讲，两人开始就变法事宜进行商讨。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在与王安石进行长期讨论之后，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推行改革。
毫无疑问，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好的，而从持续十几年的变法成效来看，他的变法措施也的确起到了一定效果，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富国强兵”。
例如通过理财新法的实行，抑制了豪强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杜绝了官僚和大地主的漏税，从而使得自耕农承担的税负大幅度下降，而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得到了大幅度增长。宋神宗年间，国库的积蓄一度足以供应朝廷二十年支出，可谓实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又如通过保甲法、裁兵法、保马法等措施，一定程度提高了北宋军队的战斗力，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使得北宋国力有所增强。熙宁六年(1073年)，王安石便曾指挥军队击败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
然而，变法成效虽然显著，但变法过程中同样暴露出了大量弊端。例如均输法利用国家权力强制进行收购、运销，虽然使得国家财富增长，但却也造成了国富民贫的局面。又如免疫法，更是让百姓叫苦不迭，连担水、理发、茶贩之类的小买卖，不交免疫钱都不许经营，税务向商贩索要市利钱，税额比本钱还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争。再如饱受诟病的青苗法，本是为了降低百姓负担，结果却因考核制度缺陷，导致大量自耕农，乃至小地主破产。
此外，王安石在处理反对派问题上太过激进，为了确保新法的推进，对反对派予以打压和排斥，反而任用了一些投机取巧、溜须拍马之辈。要知道反对变法者并非全都是顽固不化的守旧派，其中同样有很多看到新法不足的有识之士，然而只要是反对变法者，全部遭到打压，结果导致朝堂之上党争再起。
如上所述，“王安石变法”的初衷虽然是好的，且有些变法内容也呈现出了一定效果，但由于变法中暴露出的弊端，同样激化了社会矛盾，且在朝堂形成党争。再加上用人不当，结果不仅导致人死政消，且直接引发了北宋中后期朝政的混乱。
北宋以来持续遭到否定，王安石更是被视为亡国“奸臣”
由于变法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事实上到宋神宗晚期时，变法就已经很难持续下去，而宋神宗也从侧面了解到了新法推行后的弊端，于是在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被罢相，虽然在次年再度被起用，但变法已经无法持续，王安石最终于熙宁九年(1076年)黯然隐退。
宋神宗去世之后，宋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等反对派重新被起用，王安石新法很快便被“划革殆尽”，而反对派更是通过修《神宗实录》(墨本《神宗实录》)的方式对新法进行全盘否定。而在宋哲宗亲政以后，由于宋哲宗与高太后之间长期以来的矛盾，宋哲宗重新启用变法派，并通过重修《神宗实录》(朱本《神宗实录》)的方式，为变法派进行正名。
结果，王安石的新法非但没有起到效果，反而成为了统治集团内部相互倾轧的工具，而宋朝也由此陷入了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反而导致北宋的国力持续衰弱。
到了南宋高宗时期，朝廷再度重新《神宗实录》，宋高宗本人更是于绍兴四年(1134年)八月，对担任《神宗实录》修撰官范冲说道，“至今犹有说(王)安石是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知人情世故直至如此?”范冲立即心领神会，表态道，“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害天下人心术”。
宋高宗与范冲之间的对话，就此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定性，此后历朝历代一直到清朝，始终以此为依据，以至于在宋元话本中甚至有文章专门对“王安石变法”进行讽刺，王安石本人甚至被扣上了“奸臣”的帽子。而否定王安石的内容则主要有三点：
1、认为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出现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被史学家所认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例如朱熹便评价王安石变法为“群奸肆虐，流毒四海”，南宋文人罗大经则在《鹤林玉露》中评价说“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竟然将王安石和秦桧放在了一起。
2、其他学派对荆公新学的抨击。荆公新学乃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将王安石配享孔庙的资格取消后，荆公新学便开始遭到猛烈的抨击，而这种抨击甚至要比对新法的否定还要激烈，原因主要是学派上的冲突。
3、认为王安石新法是“聚敛害民”。这种观点将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为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佑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对于“王安石变法”和王安石本人的抨击，从北宋末期一直持续到了清朝末期，直到民国时期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在急需变法以求富国强兵的氛围之下，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才迎来转机，梁启超、胡适等人均将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尤其是梁启超的《王荆公》成为了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
Ⅱ 王安石的简介
王安石（1021年1月18日－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谥“文”。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 北宋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风格遒（qiú）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 著有《临川先生文集》。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并称“唐宋八大家”。
出身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出身地方官家庭。王安石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1058年（嘉佑三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次年春，他到了京城开封，上万言书。他指出，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他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他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官吏应从基层（“乡党”）选拔。 年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
恳辞入朝
皇佑三年（1051年），任舒州通判，颇有政绩。宰相文彦博推荐他为群牧判官，出任常州知州、江东刑狱提典。嘉佑三年（1058年）任度支判官时，向宋仁宗上万言书，对官制、科举以及奢靡无节的颓败风气作了深刻的揭露，请求改革政治，加强边防，提出了“收天王安石画像雕像欣赏(9张)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原则，但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不久朝廷任命他入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他不愿任此闲职，固辞不就，遂改任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令文告，纠察在京刑狱，因言忤旨意，难以在朝为官，于八年（1063年）八月以母病为由辞官回江宁守丧。英宗即位后（1063—1066），屡召王安石赴京，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恳辞入朝。
改革运动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 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熙宁元年（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三司制置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新法。熙宁三年（1070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剥削，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王安石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毛泽东也称赞“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人言不足恤”并不是由王安石等变法派人士提出来的，而是反对派对变法派的污蔑之词，原文类似的有三句“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王安石听到这句话之后深觉其符合自己的变法主旨，遂大加宣扬。） 变法使朝廷垄断了商品贸易，不仅是官僚、大地主、还有小商人的利益均遭侵犯，社会原有秩序遭到破坏，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特别是曹太后、高太后的顽固阻梗。加上在实施过程中过分求大求快，许多官吏借机敲诈盘剥，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上书直谏变法危害的贤良才能大臣均遭王安石罢黜或贬官或流放，导致税吏越发恣意妄为、胆大包天，此种情况愈演愈烈，实际效果与主观设想相差甚远。王安石处于“众疑群谤”之中，宋神宗迫于皇亲贵戚和反对新法大臣的压力，于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罢去王安石相位，再任江宁知府。次年虽又起用为相，但因新法派内部分裂及保守派的挑拨离间，王安石实际上难有作为，至熙宁九年十月再次罢相，出任江南签判，次年隐退江宁，过着闲居生活。 元丰八年（1085年），哲宗即位，年仅十岁，由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启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在苏轼的几番上奏下，废除了大多数为害甚巨的新法。王安石在忧愤和遗恨中于翌年四月去世，葬于江宁半山园。王安石晚年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王文公、临川先生。死后被追封为 “太傅”；绍圣年间，赐谥号为 “文”，配享神宗的庙庭；徽宗时，又配享文宣王庙。而钦宗时，皇帝下诏停止他文宣王庙配享。高宗采纳赵鼎、吕聪的意见，削去了其 “舒王”的封号。 王安石执政之所以能敢作敢为，矢志改革，是受其进步的哲学思想支配，他把“新故相除”看做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树立了“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的大无畏精神。这些进步思想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闪烁着夺目的光彩。其散文长于说理，言简意深，笔力雄健，见识超群；诗词则遒劲清新，豪气纵横，对宋初形式主义的文风是有力的冲击，对豪放派诗词有直接影响。其著作极为丰富，存世的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残卷）、《唐宋百家诗选》、《诗义钩沉》等。此外，其山水诗也极。 王安石从小在外，为官四处奔波，但对家乡有着一股挚情，几次回乡探亲，对家乡的亲朋好友，名胜古迹，写了许多诗文、书信、墓志，表达了他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家乡人民也对他有着深深的景仰和怀念。早在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抚州郡守田登就在王安石旧宅建造了王荆公祠，“肖公像而祀之”。许多地名都是为纪念他而取的，有荆公山、荆公坡、荆公桥、荆公钓鱼台、半山书院、安石读书台、荆公路等。家乡学者著书撰文，为王安石辩诬：南宋金溪陆九渊在《荆公祠堂祀》中盛赞其人品高尚，贬斥了王安石的政敌；清代金溪蔡上翔，穷毕生精力撰写《王荆公年谱考略》，以辩宋史之诬。1986年11月由江西省人民政府拨专款在抚州市修建了“王安石纪念馆”，主楼前面有一尊3米多高的王安石塑像，供人们瞻仰。
政治活动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这个职位暂时没有确切的史料作为佐证，似有不实。），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酝酿变法
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 择术为始。” 熙宁二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 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王）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你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 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 ；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后来两人完全绝裂，司马光跟皇帝辞职，隐居洛阳专心编纂《资治通鉴》。
王安石变法危机
三大矛盾
1、阶级矛盾尖锐：北宋初年，宋朝统治者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和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因而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 2、民族对立严重：北宋与西夏和辽国发生多次战争。 3、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突出:改革派与守旧派斗争激烈。
“三冗”危机
1、冗官，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集中皇权，比如，宰相职位一般有很多人担任，同时还设置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官职也不断增加，导致北宋机构臃肿；采用恩荫制，一个官僚一生当中可以推荐数十个亲属当官；北宋大兴科举，科举应试人数增加，取士人数也增加。 2、冗兵，政府为稳定社会秩序招收流民入军，军队数量增加，军费增加。 3、冗费，冗官、冗兵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北宋政府还要给西夏和辽“岁币”，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因而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
一大背景
军队涣散，指挥效率和战斗力较低，导致北宋在与辽国和西夏的斗争中常常失败。 1、北宋政府为了防范武将实行更戍法，频繁调动武将，导致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并设立不同机构管辖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削弱军队战斗力。 2、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北宋政府荒年募兵，招募流民当兵，军队战斗力下降。 3、北宋以步兵为主，根本就打不过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兵。
4、武器生产管理混乱，影响军队战斗力。
由于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 王安石肖像
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文学的成就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临川先生文集》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王安石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其言简练明快，却无害于笔力雄健。其文以折为峭而浑灏流转，词简而意无不到。《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新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王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变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荆公体”的特点是：重炼意，又重修辞。在用事、造语、炼字等方面煞费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载体是其晚期雅丽精绝的绝句。其长处是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其短处在于作诗主意求工，主意之过流为议论，好求工而伤与巧；故“王荆公体”有深婉不迫处，也有生硬奇崛处。这既体现了宋诗风貌的部分特征，又有向唐诗复归的倾向，可谓既有唐音，又有宋调，对宋诗的发展影响较大。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Ⅲ 《伤仲永》最后一段翻译
先生说：仲永的通晓、领悟能力是天赋的。他的天资比一般有才能的人高得多。他最终成为一个平凡的人，是因为他没有受到后天的教育。像他那样天生聪明，如此有才智，没有受到后天的教育，尚且要成为平凡的人；那么，现在那些不是天生聪明，本来就平凡的人，又不接受后天的教育，想成为一个平常的人恐怕都不能够吧？
参考资料：http://www.fainfo.com/puton/lang/lang12/lang1222.asp
1 全面解析《伤仲永》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本文借事说理，以方仲永的实例，说明后天教育对成才的重要性。文章分两部分：叙事部分写方仲永幼年时天资过人，却因其父“不使学”而最终“泯然众人”，变得平庸无奇；议论部分则表明作者的看法，指出方仲永才能衰退是由于“受于人者不至”，强调了后天教育的重要。文章通过方仲永这一实例说明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道理，给人以深长的思考。
本文的语言十分精当。叙事部分仅以一百五十多字就完整地叙述了方仲永从五岁到二十岁间才能变化的过程，议论部分也不过七十余字，文中的每一词、句都有其确切的表达作用，而不是可有可无。例如第一段，首句交代籍贯、身份、姓名、家世，这不仅是必不可少的一般介绍，而且“世隶耕”三字是对“未尝识书具”“不使学”的必要铺垫，既衬托了方仲永的非凡天资，又暗示了造成他命运的家庭背景；一个“啼”字，生动地写出方仲永索求书具的儿童情态；“忽”“即”“立”三个副词，使一个天资非凡、文思敏捷的神童形象跃然纸上；“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仅一句话就刻画出方仲永父亲贪图小利而自得的可悲可叹的愚昧无知之态；“不使学”三字，看似平淡，却为方仲永的变化埋下伏笔，点出方仲永命运变化的关键。第二段叙事极为简要，仅以一“见”一“闻”一“问”就交代了方仲永后来的变化和结局。结尾的议论部分，言简意深，说理严谨。对本文语言精当的特点，可以逐词逐句体察、品味。
本文语言平实而又不乏感情色彩。文章以“伤仲永”为题，写的是可“伤”之事，说的是何以可“伤”的道理，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对一个神童最终“泯然众人”的惋惜之情，对“受之天”而“受于人者不至”者的哀伤之情，并以鲜明的态度表明作者的观点。
二、问题研究
1.本文为什么详写方仲永才能初露时的情形?
本文详写方仲永才能初露时的情形，这样安排暗含了文章的主旨，是符合作者意图的。
王安石写这篇文章，意在以方仲永为反面的例子，来说明“受之人”即后天教育的重要性。题目中的“伤”字，就已经透露这一点。“伤”是哀伤、哀怜的意思。作者为什么“伤”仲永?因为方仲永天资非凡而“受于人者不至”，最终“泯然众人”。但这不是仲永自身造成的，不能怪仲永，因为他毕竟是个孩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他贪财短视的父亲造成的。文章在首段叙事中详写仲永才能初露时的情形，有两条线索：一条从叙述方仲永才能的突然显露到声誉日隆；另一条叙述仲永父亲从发现儿子才能到以儿子才能为谋利手段。这样写的用意：一是说明“仲永之通悟”确实是“受之天”，有先天的因素；另一方面，正是在这个时期，就已经埋下才能衰退的种子，即“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说明仲永未能受到正常的后天教育。至于仲永长大后才能衰退以至丧失殆尽，则是“不使学”的必然结果，当然不必多说。叙事部分已经蕴含了所要说明的道理，因此议论部分也不必多说了。
2.“余闻之也久”这句话在本文叙事中有什么作用?
本文叙事采用了见闻录的方式，第一段是“闻”，第二段是先“见”后“闻”，依次写方仲永五岁时才能初露时的情形、十二三岁时才能衰退时的状况和又过七年后“泯然众人”的结局，表明方仲永才能变化的三个阶段。叙事一气贯通而又层次分明，详略有致而又结构紧凑，内容集中而又意旨鲜明。这种见闻录的方式还使方仲永与“我”发生了联系，富有生活气息，给人以真切之感。文章叙事部分按时间顺序把“闻”“见”“闻”三个片断结为一个整体，其中的过渡句就是“余闻之也久”这句话。此句中的“之”字承前，指仲永才能初露时期的情形；“闻”“久”二字则表明作者长期不在家乡，仅从传闻中得知，尚未见到仲永——这最后一点是暗含在全句话中的。如果把这一点意思明说出来，则全句应是“余闻之也久而未见其人”。这样，下文再说“见”就十分自然了。由此可见，“余闻之也久”这句话，是用一明一暗的两层意思来实现上下文的过渡的。
3.怎样认识“受之天”与“受之人”的关系?
结尾的议论部分就事说理。作者认为“仲永之通悟”是“受之天”，他的才能衰退的原因是“受于人者不至”，并引发天赋不如方仲永的人如果不“受之人”，结果将更不可设想的感慨。这段话论说事理，步步推进，辨明了“受之天”与“受之人”的关系，令人深感“受之人”的重要。
作者所说的“受之天”，是指人的天资；“受之人”，是指后天教育。作者认为，二者之间，后者更为重要，即后天教育对一个人是否成才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这里要注意，“受之人”是说人所受到的后天教育，而不是说人自身的后天学习和主观努力(方仲永因其父“不使学”而根本无从学习，无从努力)，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而后者并不在本文的议题之内。但我们却可以从中受到启发，对我们认识人的天资与后天学习和主观努力的关系不无裨益。
练习说明
一 仔细阅读课文，回答下列问题。
本题引导学生熟悉课文，理清文章脉络，把握作者观点。
1.方仲永的变化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仲永生五年……其文理皆有可观者。”写方仲永幼年时天资过人，具有作诗才能；
第二阶段：“……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写十二三岁时的方仲永才能衰退，大不如前；
第三阶段：“又七年……泯然众人矣。”写方仲永又过七年后完全变成一个平庸之人。
2.方仲永由天资过人变得“泯然众人”，原因是什么?
从方仲永个人情况来看，原因是“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贪图小利，目光短浅，而“不使学”。从道理上来说，原因是作者在后面的议论中所认为的那样，方仲永“卒之为众人”，是因为“其受于人者不至”，即没有受到后天正常的教育。
3.最后一段的议论讲了什么道理?
见“课文研讨”。
二 熟读全文，参照以下示例，注意句中的停顿。
这是一道诵读训练题，重在培养学生掌握句中停顿的诵读能力，但也可以培养理解句意的能力。
1.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
2.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
3.余闻之也/久。
三 翻译下列句子，注意其中加线的词的意思。
这些句子中加点的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用法特殊的(“奇”“宾客”“利”)，一种是文言常用虚词(“于”)。
1.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
奇：对……感到惊奇。宾客：以宾客之礼相待，把……当作宾客。
2.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利：认为……有利可图，把……看做有利可图。
3.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
于：比。 于：被。
四 △以“由方仲永所想到的”为题，在课堂上即席发言，自己确定发言的角度和观点。
本题意在训练学生确立观察角度、从材料中提炼观点的能力，以及阐述观点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求发言中心明确，层次清楚，语言简练。限定时间，是要求迅速思考、快速组织语言。要启发学生从方仲永的事例中提炼观点，不拘一格。
教学建议
一、让学生自己利用课文注释和工具书读懂课文，并独立完成作业，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教师略加点拨，适当答疑。
二、虽然本课没有要求背诵，但仍要重视诵读。课文一定要熟读，最好能背下来。
三、要抓住本文借事说理的特点，弄清材料与观点的关系，理解作者的思想观点。
四、注意本文详略得当的写法，揣摩精当的语言。
有关资料
一、补充注释
1.收族：《仪礼·丧服》郑玄注：“收族者，谓别亲疏，序昭穆。”《礼记·大传》孔颖达正义：“‘收族故宗庙严’者，若族人散乱，骨肉乖离，则宗庙祭享不严肃也；若收之，则亲族不散，昭穆有伦，则宗庙所以尊严也。”因此，“收族”的意思是：以上下尊卑、亲疏远近之序团结族人，使不离散。方仲永的试笔之作“以养父母、收族为意”。“养父母”，是“孝”的表现，“收族”，是“仁”的表现。五岁的孩子能有这样的志向，这在封建时代是很了不起的。因此，难怪人们在赞扬之余，还特地把这首诗送给本乡的读书人去看，让他们来评定。
2.传一乡秀才观之：“秀才”，在唐宋时是对一般读书人的称呼，跟明清两朝经过县试及格的生员不同。“一乡”，全乡。这句话应理解为传给全乡的读书人看，不是只给某个秀才看。
3.指物作诗：即作“咏物诗”。过去训练儿童作诗，常常指定一件物品为题，要求在诗中既能说出该物品的特点，又能借此表达某种思想感情，是作诗的起步训练。
4.明道中，从先人还家：“明道”，宋仁宗年号(1032～1033)。“先人”，这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按：王安石父亲名益，字损之，天圣八年(1030)曾以殿中丞知韶州(现在广东省韶关市)，三年后以丁忧离职还家，王安石(当时13岁)随行。据此，这次还家当在明道二年(1033)。宝元二年(1039)，王益卒于江宁(现在属江苏省)通判任上。王安石此文写于庆历三年(1043)，故称“先人”。
二、译文
金溪平民方仲永，世代以种田为业。仲永长到五岁，不曾认识笔、墨、纸、砚，(有一天)忽然放声哭着要这些东西。父亲对此感到惊异，从邻近人家借来给他，(仲永)当即写了四句诗，并且题上自己的名字。这首诗以赡养父母、团结同宗族的人为内容，传送给全乡的秀才观赏。从此，指定物品让他作诗，(他能)立即写好，诗的文采和道理都有值得看的地方。同县的人对他感到惊奇，渐渐地请他的父亲去做客，有的人还花钱求仲永题诗。他的父亲认为这样有利可图，每天拉着仲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不让(他)学习。
我听到这件事很久了。明道年间，我随先父回到家乡，在舅舅家里见到他，(他已经)十二三岁了。让(他)作诗，(写出来的诗已经)不能与从前的名声相称。又过了七年，(我)从扬州回来，再次到舅舅家，问起方仲永的情况，回答说：“(他已经)才能完全消失，成为普通人了。”
王先生说：仲永的通晓、领悟能力是天赋的。他的天资比一般有才能的人高得多。他最终成为一个平凡的人，是因为他没有受到后天的教育。像他那样天生聪明，如此有才智的人，没有受到后天的教育，尚且要成为平凡的人；那么，现在那些不是天生聪明，本来就平凡的人，又不接受后天的教育，想成为一个平常的人恐怕都不能够吧?
Ⅳ 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理财方面有哪些观点
理财的问题在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也提到，虽然篇幅不多，但其立场是很鲜明的：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