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中富理财

A. 20岁左右的大学生用2000元能买什么理财产品呢

可以使用的理财方式还是有一些的，但是本金太小，难以形成规模。

在现有的2000元基础上算一笔账：在没有任何风险的前提下，买基金能够获利的机会高。假设一年中，市场情况特别好，获得20%的收益，有400元的利润。

再提供几个稳妥的理财建议，至于是否执行，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确定。

存银行定期

最稳固的理财方式，虽然收益率比较低，但是不用担心本金和承诺到手的利息，且一年中，正常情况下也不拿出来，可以有效地防止把钱花掉。

买货币基金

这种方式最大的好处是，收益率虽然在年化2%左右，但是灵活性高，可以随时存取，作为短期周转和流动型资金，货币基金是最好的理财工具。

买债券基金

债券基金属于低风险金融产品，总体来说，风险可控。但是，在市场环境并不稳定的状态下，很多债券型基金的投资标的存在风险，所以这类基金也可能存在跌破本金的状况。

可以用1000元体验一下，剩余的1000元进行稳定业务的投资本金。

进行基金定投

基金定投业务是市场当中最常见的高风险基金的投资方式，如果操作得当，赚钱的概率能够提高很多。

假设：选择了一个适合定投的基金，且该基金业绩很好。

2000元，拆分成12个月，每个月定投150元，13个月所有资金使用完毕。

这种方式最大的问题是：如果半年或者一年实现了20%-30%的收益，本金加利息也不过200元-600元之间。如果没有后续资金进入，市场没有出现反转，就只能等待。另外，还得设想能卖到特别好的点位。

作为创业启动资金

国家对于大学生，有很多创业支持计划。学校里有同学和老师的相互帮助，可以投资一些小项目，用该笔资金作为投资启动款，再加上自己的体力和智力的付出，至少赚钱的概率是高的。

我曾经举过例子，一个女孩子摆地摊卖围巾，500元本钱，一天就能赚100元左右，但是不能保证每天都赚这么多，少则几十元，多则高于100元。这个速度比理财快多了。虽然辛苦一些，但是资金量小的时候，启动任何事情都困难。

还有一些理财类产品，资金量太小，无法购买，就不谈了。

总而言之，对于刚刚20岁，还在大学读书期间的学生来说，2000元资金太少了，就按照我刚才列举的产品，再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吧。但是，更建议用这笔资金在学校的支持下，和同学们一起进行创业尝试，从小事做起。

你还年轻，有试错的机会。

我有2000元，可以炒股吗？

可以，最低买入必须是一手（每手100股）的整倍数。如某只股票现价566元，则需要566元就可以买入。

买卖股票的数量也有一定的规定：即委托买入股票的数量必须是一手（每手100股）的整倍数，但委托卖出股票的数量则可以不是100的整倍。买入或者卖出的价格必须是在昨日收盘价上下浮动10%的范围才有效。

交易所制定了“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如某只股票现价566元，如果甲投资者此时输入566元的买入价，而乙投资者同时输入567元的买入价，则乙投资者的申报优先于甲投资者的申报成交。

针对“投资者教育”领域的一系列乱象，证监会发文提醒：打着“投资者教育”旗号的非法荐股活动增多，表面看是普及理财知识、传授炒股技法，实际是非法从事证券投资咨询活动，迷惑性、欺骗性很强。请广大投资者擦亮双眼、小心辨识。

(1)红中富理财扩展阅读：

我国的资本市场，一方面是帮助企业聚合资源、筹资融资，以此实现发展的金融工具，另一方面也是让广大投资者得以分享企业发展红利的市场平台。这让资本市场与国家实体经济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因此，妄图脱离实体经济背景，寻找在资本市场上赚快钱的投机捷径，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监管部门除了在提供专业的教育资源上花大力气，也应在面向最基层散户股民的“扫盲宣传”上下些工夫，让这些股民首先告别不切实际的幻想。

B. 张居正的资料

张居正概况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又称张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令翰林事。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隆庆时与高拱并为宰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万历初年，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当时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居正主持裁决，前后当国10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他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亦颇有成效。万历十年（1582年）卒，赠上柱国，谥文忠。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张诚及守旧官僚所攻讦，籍其家；至天启时方恢复名誉。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等。

详细:

明朝文臣，因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 。
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庆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面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宰相)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张居正也应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

“风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

张居正(1525一1582)，字叔大，号太岳。嘉靖四年(1525)，当张居正在荆州江陵(今属湖北)的一位秀才的家里呱呱坠地的时候，其先祖的余荫对他早已不能关怀庇护，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个白龟梦。梦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自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白圭的确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十二岁的白圭报考生员，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他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这一年，居正补府学生。四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又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湖广巡抚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说：“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个少年成名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种见习官员，按例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后可赐编修。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实际上也就是宰相。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工人争夺首辅职位的结果是夏言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张居正以《论时政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自然没有引起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嘉庆三十三年，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国事，亲身接触农民。家境本就贫寒的居正，在乡间体会到了人民的辛劳、饥寒和痛苦。他在《荆州府题名记》(《张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职。这时的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嘉靖四十三年，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深谋远虑的徐阶荐居正为裕玉朱载垕的侍讲侍读。逾德只是个虚衔，但由于裕玉很可能继承皇位，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在裕邸期间，“王甚货之，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四十五年，居正掌翰林院事。

这一年，世宗殁，裕王即位，是为穆宗。张居正的机会来了。隆庆元年(1567)，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放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土。这年张居正四十三岁，此时的他大概不会忘记自己十三岁写下的诗句“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三十年后，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手”了。

“摄夷蛮骚乱，锄当路芝兰”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踌躇满志。这时的明王朝，内则土地兼并，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面对这些，张居正无法轻松。

而更使张居正感到担心的还是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篙倒台后，徐防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沼，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但不久，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高拱当政期间，起用了一批人才，仕路稍清。

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已，后发生嫌隙。高措又和权宦冯保不和。隆庆六年，穆宗病殁，年仅十个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遂联合冯保，撺掇后妃，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这样，张居正就成了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

平心而论，徐阶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朗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托《陈六事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张文忠公全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还在隆庆年间，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固巩边防的工作。

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祟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

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张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鉴川策俺答之始》)然后，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双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

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说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穆宗在后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

以心奉尘刹，不求自身利

作为—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认识的。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张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落草为寇。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并受到广泛的欢迎。

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而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张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更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张居正认为人“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据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竞“汰冗员二三”。同样，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通贡互市，保持边境安定，减少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到万历二年，北边“三镇二岁之中，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还通过减客兵，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岁所省，儿得数十百万”。

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株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据理力争，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

对于自己的用度，张居正也是力戒奢华。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厉行节约的过程中，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

“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与青天”

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财家，张居正深知只顾节流尚不足以解决问题。而要彻底改善国家财政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

但张居正反对通过“开利源”来理财，因为在他看来，“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他早年曾较多接触下层人民，深深懂得安民养民后国富的道理，他指出：“窃闻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那末，如何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呢?当时明王朝的庞大机器都由田赋支撑，而田赋收入因土地兼并和负担不均而很难增加。为此，张居正提出惩办贪污，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等三项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亩声势浩大。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

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当时，不少地区已在试行适应本地区的赋役改革方案，如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福建的“纲银”，还有江南的“十段锦”，以及有些地区的“一条鞭法”等。

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傅汉臣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王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

万历五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全县钱粮均按地丁起科。但由于这种做法 触犯了官绅的利益，他们便制造浮言，户科部给事中光懋说：“至嘉靖末年，创立条鞭，不分人户贫富，一例摊派；……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近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之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请敕有司，赋仍三等，差由户丁，并将白栋纪过劣处。”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前往东阿巡察，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实。于是张居正拟旨答复：“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又致书支持白栋的左都御史李世达：“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

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国普遍推广。万历九年，他终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这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至万历七年(1579)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面劳瘁于国事，人亡而政息

张居正于国事日以继日地奔忙，连十九年末得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他都未能服丧守制。万历九年(1581)，五十七岁的居正，终于劳累病倒。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居正病逝，舍弃了他十六年始终不放的权力，十年来竭诚拥裁的皇帝，撤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

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已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而神宗呢?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帝王的逻辑！居正既死，神宗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

不久，言宫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竞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

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

C. 唐万新的德隆经营

德隆模式
唐万新的生活形象是不修边幅的，他不爱穿西服、不爱打领带，甚至还不接受采访、不参加公开活动、不随意拍照。这“几不”原则为唐万新平添了几份神秘的色彩。而唐万新似乎也把这种神秘带到了股市，带到了德隆著名的“三驾马车”。在他看来，用足够的钱控盘一只股票并非难事，然后靠反复抵押股票融资推高股价也不算极难的事。但能做股票做得像德隆一样勇敢，勇敢地让世人都知道是德隆明庄，做出“品牌效应”则是件极难的事情。
品牌效应--资金回头率高达97%
在1998年，一位业内小有名气的操盘手“花荣”在其举办的“操盘手”培训班里曾专门讲过德隆坐庄模式——接力棒。那时坐在台下的机构户、大户们也听得是面红耳赤。那个时间，正是德隆坐庄新疆屯河的初始时期，江湖中但凡有点消息来源的人几乎都知道，但就是很少有人能在底部一直跟上天。说白了，没人忍受得了德隆式的大跌式“洗盘”，很少有人能在被套30%以上，还有信心坚持到股价翻上几倍。正是这种跟庄的艰难和长庄的赚钱效应，才使得德隆品牌更加坚挺。很多人是心甘情愿地把资金交给德隆的，在委托理财业务盛行的那个年代，德隆的名声听起来比很多机构更有信誉。也正因为此，德隆所接下的委托资金也迅速膨胀，很多大机构资金是德隆的常客，鼎盛时期，资金的回头率曾最高至97%。
控盘坐庄--股东账户超过四万个
谁都知道德隆是控盘坐庄，但很少有人知道德隆为三只“招牌股”所准备的股东账户就有24705个，而德隆控制的股东账户更多过四万个。这也是让操盘手们很“仰视”德隆的一个小点。有些券商坐庄有两、三千个账户也就了不得了，相比而言，德隆显然在为三驾马车构筑一项巨大的“工程”。谁都知道操控了四万个账户炒股肯定是有罪的，当初吕梁等庄家就是因此获罪的，但对于操纵证券价格罪，唐万新起初一直不愿意承认。湘火炬、新疆屯河、合金投资这三只超级牛股一直是以滚雪球的模式完成上涨。最牛的2003年年底，三只股票的流通市值分别增长了37.34倍、26.71倍、26.70倍，总市值高达200多亿元。在此期间，几乎所有熟悉股票的机构都知道德隆拿了三家公司超过90%的流通股，但唐万新还是一直讳言“坐庄”二字。
江湖第一庄--人工堆成的雪山
叫庄家唐万新也罢，叫庄家德隆也罢，反正很快德隆就有了“江湖第一庄”的美名。在“无庄不欢”的那个年代，因为有了笑傲江湖的地位，德隆很少畏惧让市场知道其买了哪些股票，唐万新配合坐庄而鼓吹的产业整合，更是让很多不合理的事情看上去很合理。但人工堆成雪山再大也有融化掉的一天。2004年4月13日，不堪资金重负的德隆系在瞬间倒掉，三驾马车200亿的市值十余个跌停后成过眼云烟，曾经飞在天上的股价现在都在2元徘徊。
疯狂敛财--承诺收益越抬越高
要想完成唐万新“接力棒”式的操作模式，就必须有足够的源源不断的资金在背后支持股价。随着委托理财资金的往来进出，股价逐渐被推高，靠德隆自身来解决融入资金的收益根本就不可能，而唐万新的“产业整合”还只是停留在理论高度的空中楼阁，因为上市公司的钱早被德隆占用，而上市公司在股价极度透支后也早不值钱。德隆只有变本加厉地非法融资，承诺收益越抬越高。
吸钱触角--伸向金融外的各个领域
为了更快、更方便地搞到钱，唐万新把吸钱的触角伸到了能伸到的每个领域。德隆的实业看上去做得很大，在相继控制了天山股份、ST中燕、重庆实业、沱牌曲酒之后，德隆已经把产业链布局到了番茄酱、水泥、汽配、娱乐、饮料等行业，在2004年成为中国第一大民营企业集团。北京曾经最著名的迪厅JJ就曾在三年内给德隆盈利了三千多万，但可惜由于资金需求太大，JJ的盈利不过是“贴补”德隆日益膨胀的“费用”开支而已，其资金缺口有多大可想而知。
迅速膨胀--非法吸收存额460亿
在唐万新此次受审前，他曾经控制的德恒证券、中富证券、伊斯兰信托、金新信托、南京国投几大机构非法吸存资金案已相继开庭。据司法机关统计显示，仅上述几家金融机构非法吸存额就有460亿元。
唐万新的梦想是，借助资本市场的杠杆之力，通过产业整合把实业做大。为此，唐氏团队在短短的几年中就控股和参股了多家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城市商业银行、金融租赁公司、保险公司，完成了庞大金融帝国的布局，为其后来几年疯狂非法融资提供了渠道。
危机爆发--护盘失败出逃缅甸
资本曾经帮助唐万新和他的德隆帝国迅速膨胀扩张，但由资本构建的没有“地基”的金融帝国最终还是拖垮了德隆。从2000年底和2001年，中科创业、亿安科技的先后崩盘让德隆的客户相继嗅到了“危险”的味道，而银广夏的财务造假曝光也让曾经很坚信唐万新“产业整合”故事的人开始清醒。一直风平浪静的“中国第一庄”感受了从未有过的紧张，挤兑压力的暗流在德隆内部此起彼伏。
从2000年开始，德隆每月的护盘及其他成本已达到上亿元，而漫长的熊市也让德隆压力倍增，在用收购金融资产堵窟窿的方式死扛了三年之后，“中国第一庄”终于扛不住了。在2004年4月13日开始惊心动魄的跳水。到2004年5月25日，“老三股”的市值蒸发了160亿元。
危机爆发后，唐氏兄弟四处出击，先后与民生银行、美国机电基金、JP摩根、高盛中国等企业商谈拯救计划，均告失败。2004年5月28日，唐万新、唐万川失踪。后者逃往加拿大，唐万新则是逃往缅甸。
2004年7月18日，唐万新回到北京，随后在北京中苑宾馆被监视居住。那段时间里唐万新还在寻求中央企业接手德隆资产，但中央级的大财团了解越来越多的真相后更加没人敢碰德隆这块烫手的山芋。最终，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全面托管德隆的实业、金融资产。唐万新的德隆帝国梦18年后彻底被自己击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