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马可波罗行记》是一个什么人写的
《马可·波罗游记》共分四卷，第一卷记载了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止。第二卷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洲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第四卷记君临亚洲之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每卷分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事，共有229章。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100多个，而这些地方的情况，综合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及至国家的琐闻佚事，朝章国故，也时时夹见其中。
马可波罗的这本书是一部关于亚洲的游记，它记录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许多国家的情况，而其重点部分则是关于中国的叙述，马可波罗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他的足迹所至，遍及西北，华北，西南和华东等地区。他在《游记》中以大量的篇章，热情洋溢的语言，记述了中国无穷无尽的财富，巨大的商业城市，极好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以叙述中国为主的《游记》第二卷共82章，在全书中分量很大。在这卷中有很多篇幅是关于忽必烈和北京的描述。
[编辑本段]【关于汉满蒙译本】
七种汉文译本是：
1.魏易：《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1913年北京正蒙印书局出版。
2.张星烺：《马哥孛罗游记》，1929年北美印刷局印刷，燕京大学图书馆发行。此前，张星烺曾将英人亨利·玉尔英译本附注及法人亨利·考狄修订补注本《游记》导言部分译出，以《马哥孛罗游记导言》书名于1924年由北京地学会发行。至1929年，始将所译《游记》正文第1卷30章与《导言》合并印出。
3.李季：《马可波罗游记》，1936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
4.冯承钧：《马可波罗行记》，1936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2月第三版，建国后中华书局曾于1954年重印。全书分上、中、下三册。
5.张星烺：《马哥孛罗游记》，1937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6.陈开俊等合译：《马可波罗游记》，1981年11月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7，梁生智：《马可·波罗游记》，1998年9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从1913年到1981年68年间，出了6种译本，数量可谓不少。至于各译本质量，已有人撰文论及，无需赘述。就译者所据版本而论，张星烺先生前后所译《马哥孛罗游记》较好。因为前者是英、法两国对马可波罗书深有研究的学者的英译本，其中附有丰富而有学术价值的注释，对理解马可波罗书的记载极有帮助，可惜所译正文仅30章，仅及全书七分之一；后一译本是根据一种较新的《游记》版本，即称为《Z写本》的拉丁文写本，由意大利的拜内戴拖教授译为意大利文，又经人译为英文，张先生即据英译本译出。这一版本有许多记载为其它版本所无，弥足珍贵。不足之处是没有注解，因原英译本即无注解；又因“力求忠实，所有语句，类皆照译”（原书例言），使行文有欠简练流畅，但作为史料，仍极有价值。
冯承钧先生所译《马可波罗行纪》是据法国人沙海昂（后入华籍）的法译本译出的，沙氏译本则系将法人颇节（一译鲍梯）的旧法文体转为新法文体，同时又将玉尔·考狄本注释摘要附录，颇节本所无而见于剌木学（一译赖麦锡）本者亦为补入。据冯先生说，沙海昂译此书仅出于业余爱好，非专家之作，其个人注解不免有误，冯译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加之冯先生对元代历史颇有造诣，故所译本书较前译诸书在译文及注释方面具有独到之处。魏、李译本皆遭指责，张译本一则不全（旧本），一则无注（新本），满足不了读者的需要。陈译虽系较近出版，理应后来居上，但其所据译本并非新版，译文虽较通顺，仍有一些错误，有些涉及专业知识的地方，错误更明显。因此，就目前而论，仍以张、冯译本为佳。
现在好的英译本《游记》，当以1938年穆尔（A.C.Moule，一译牟里或慕阿德）与伯希和（P.Pelliot ）合译的《马可波罗寰宇记》（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为最。此书综合各种版本为一书，并于正文旁注明版本的缩写，可称为百衲本的马可波罗书。注释本除玉尔·考狄本尚有价值外，则以伯希和的《马可波罗行纪诠释》（Notes on Marco Polo）为精细深刻。伯希和这两部书在国内都人在翻译，但出版尚遥遥无期。我们希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这两部书能早日问世。
翻译马可波罗的《游记》，这是研究马可波罗的起步或基础工作，非常重要。前述六种汉文译本虽各有短长，难以尽如人意，但译书本身就是一项值得肯定的劳作，我国绝大多数学者和读者都是凭借汉译本这个阶梯才知有马可波罗其人并走上研究之路的。可是，由于《游记》中涉及的事物极其广泛，仅就他在中国所见所闻的事件，所游历的地方，要将其和中国史籍一一对照和解释，就是一件细致复杂的工作。兹举一例，略作说明。
元世祖时期，有一个大臣阿合马，由于善于理财，得到元世祖的宠信，却引起汉人臣僚的嫉视和不满，阿合马也恃权做了一些不法行为。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以汉人益都千户王著为首的一伙人设计把阿合马杀死。此事《元史本纪》和《阿合马传》及其它有关人列传中记之颇详。马可波罗其时正在大都（今北京，元首都），也记载了这一事件，正可以印证、补充《元史》的不足。他也提到王著的名字，但现今的汉译本都把这一为首者的名字译错了。如首译此书的魏易译为：“有契丹人名陈国者Chen-ku，军官也，所部有六千人……欲谋举事杀阿马克。其至友中有名王国者Van-ku，亦为军官，率众万人。”（译本卷二，第16页）李季译本说：“有一契丹人名张易，系一千夫长……他满怀忿怒，遂与另一契丹人王著——此人系一万夫长（按《元史》载王著为益都千户）——密谋毁灭阿氏”（译本第155页，括号内按语为李季原加）。
冯承钧译本说：“其中有一契丹人名陈著（Tchen-tchou）者，身为千户……遂与别一契丹人身为万户称王著（Wang-tchou）者同谋杀之。”（中册第341页）
张星烺新译本说：“有一个契丹人，名叫张库（Chencu，音译）是一个千户军官……他盛怒之下，对另一个万户军官契丹人王著（Vancu）谋杀阿合马。”（译本第163页）
最后，陈开俊等译本是：“有个契丹人，名叫张易（Chenchu），是个千户……他满怀悲愤，和另一个契丹人，万户王著（Vanchu）密谋杀害阿合马。”译者在“王著”名下附脚注说：“按《元史》，王著为益都千户。”（译本第113页）
按，《元史·世祖纪》和《阿合马传》，王著是益都千户，不是万户，译者也已指出；和王著同谋的人是高和尚，此人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由枢密副使张易推荐，说他“有秘术，能役鬼为兵，遥制敌人”，受命与大臣和礼霍孙将兵赴北边，其后无验逃回，是否封为万户，史无明文，但其人绝非张易。张易确有其人，但并未参与杀害阿合马的现场，当时他任枢密副使，王著派遣其同党崔总管假传太子真金令旨，令其发兵，张易“莫察其伪”，即遣其部下领兵而去（《元史·阿合马传》）。至于陈国、王国、陈著、张库，只是魏、冯、张三先生就字面译音，更无其人；连他们译为王著的那个人，也并非《元史》上的王著，他们都译错了。
这个问题，早为中外对马可波罗学深有研究的学者所指出并解决了。约在1943年前后，西南联合大学的邵循正教授在一次题为《语言与历史——附论〈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的学术报告中就指出，马可波罗在此章中所称的Cenchu，应译“千户”，是官号而非人名，其人即《元史》中的王著；至于Vanchu，应译“万户”，不是王著，邵先生认为可能是阿合马的同党崔总管。总之，马可波罗所指的两个主谋人，一个是千户官，一个是万户官，原文已说得很清楚，他并不知道这两个主谋人的真名，汉译者由于知道刺杀阿合马的首领是王著，遂先入为主，用威妥玛（T.Wade）译汉音法，把 Vanchu 译为王著，而另一个Cenchu，则《元史》并无其人，只能随意而译了。
外国学者解释得更早。1927年，穆尔在题为《阿合马伯罗之被杀》一文中即指出，Cenchu确为千户王著，Vanchu即万户，其人极可能是《元史》中的高和尚。其后伯希和更肯定其说。
由上可见，翻译《马可波罗行纪》，不仅是文字的转译问题，而是一项严肃而艰难的探索和研究工作。我们不能要求汉译者毕其功于一役，把书中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应在他们译书的基础上，作一些校勘、补注、考证等前人未竟的工作。这些年来，我们已作了一些，以下分类述之。
顺便提一下蒙文译本。第一种是赛亚东根据李季的汉文译本转译的，由吉林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二种是葛尔乐朝克图根据日本青木一夫所译意大利拜内戴托发现的“Z写本”译为日文再转译为蒙文的。二书虽系一再转译之作，却说明了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