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规范非融资性担保公司

A. 你好，我公司是非融资性担保机构，刚刚下成立，能说下成立时及计提各种准备金的会计分录和注意要点

近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银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布《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职责的通知》（国办发〔2009〕7号）要求，由国务院建立的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在深入调研和反复论证的基础上研究起草的。《办法》共七章，五十四条。其中，第一章总则，主要规定了制定《办法》的目的与依据、经营原则、监管体制及相关释义；第二章设立、变更和终止，重点确立了融资性担保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设立审批制度与设立的条件；第三章业务范围，规定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业务范围和禁止行为；第四章经营规则和风险控制，对内部控制制度、风险集中度管理、风险指标管理、准备金计提、为关联方担保的管理以及信息管理与信息披露等进行了重点规范，对公司治理、专业人员配备、财务制度、收费原则以及责任分担等内容作出了原则性规定；第五章监督管理，对非现场监管、资本金监管、现场检查和重大事项报告、突发事件响应、审计监督、行业自律以及征信管理等内容作出了相应的规定；第六章法律责任，在现行法律法规的限度内规定了监管部门、融资性担保公司以及擅自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其他市场主体的法律责任；第七章附则，规定了《办法》的适用范围、制定相关办法的授权、规范整顿等内容。
《办法》的规范对象主要是公司制融资性担保机构，即依法设立，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银监会融资担保业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融资性担保业为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微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和作用日益增强，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担保机构在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但与此同时，担保行业也暴露出相关法律法规和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有效监管缺失、担保机构运作不规范、内部管理松弛、风险识别和控制能力不强以及违法违规抽逃资本金、非法经营金融业务等问题。《办法》的制定和发布将进一步加强对融资性担保业务的规范管理，防范化解融资性担保业风险，促进融资性担业健康发展。
这位负责人表示，《办法》的制定实施，将对融资性担保业的规范和发展产生现实和长远的积极影响，特别是通过《办法》有关审慎规则的实施和对现有担保机构的规范整顿，有望使融资性担保机构乃至整个担保行业逐步走上依法审慎经营的轨道，这对于提高社会特别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债权人对融资性担保业的认可度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有利于融资性担保行业的长远发展，有利于更好的支持和促进广大中小企业发展。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2010年第3号
为加强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督管理，规范融资性担保行为，促进融资性担保行业健康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规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经国务院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周伯华
二○一○年三月八日
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督管理，规范融资性担保行为，促进融资性担保行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融资性担保是指担保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债权人约定，当被担保人不履行对债权人负有的融资性债务时，由担保人依法承担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融资性担保公司是指依法设立，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本办法所称监管部门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负责监督管理本辖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部门。
第三条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以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为经营原则，建立市场化运作的可持续审慎经营模式。
融资性担保公司与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客户的业务往来，应当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并遵守合同的约定。
第四条融资性担保公司依法开展业务，不受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的干涉。
第五条融资性担保公司开展业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为客户保密，不得利用客户提供的信息从事任何与担保业务无关或有损客户利益的活动。
第六条融资性担保公司开展业务应当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
第七条融资性担保公司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实施属地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辖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准入、退出、日常监管和风险处置，并向国务院建立的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报告工作。
第二章设立、变更和终止
第八条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应当经监管部门审查批准。
经批准设立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由监管部门颁发经营许可证，并凭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监管部门批准不得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不得在名称中使用融资性担保字样，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章程。
（二）有具备持续出资能力的股东。
（三）有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注册资本。
（四）有符合任职资格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合格的从业人员。
（五）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
（六）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
（七）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的资格管理办法由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另行制定。
第十条监管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但不得低于人民币500万元。
注册资本为实缴货币资本。
第十一条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向监管部门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申请书。应当载明拟设立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名称、住所、注册资本和业务范围等事项。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章程草案。
（四）股东名册及其出资额、股权结构。
（五）股东出资的验资证明以及持有注册资本5％以上股东的资信证明和有关资料。
（六）拟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证明。
（七）经营发展战略和规划。
（八）营业场所证明材料。
（九）监管部门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资料。
第十二条融资性担保公司有下列变更事项之一的，应当经监管部门审查批准：
（一）变更名称。
（二）变更组织形式。
（三）变更注册资本。
（四）变更公司住所。
（五）调整业务范围。
（六）变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七）变更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
（八）分立或者合并。
（九）修改章程。
（十）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变更事项。
融资性担保公司变更事项涉及公司登记事项的，经监管部门审查批准后，按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
第十三条融资性担保公司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征得该融资性担保公司所在地监管部门同意，并经拟设立分支机构所在地监管部门审查批准。
第十四条融资性担保公司因分立、合并或出现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需要解散的，应当经监管部门审查批准，并凭批准文件及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销登记。
第十五条融资性担保公司有重大违法经营行为，不予撤销将严重危害市场秩序、损害公众利益的，由监管部门予以撤销。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六条融资性担保公司解散或被撤销的，应当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按照债务清偿计划及时偿还有关债务。监管部门监督其清算过程。
担保责任解除前，公司股东不得分配公司财产或从公司取得任何利益。
第十七条融资性担保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应当依法实施破产。
第三章业务范围
第十八条融资性担保公司经监管部门批准，可以经营下列部分或全部融资性担保业务：
（一）贷款担保。
（二）票据承兑担保。
（三）贸易融资担保。
（四）项目融资担保。
（五）信用证担保。
（六）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
第十九条融资性担保公司经监管部门批准，可以兼营下列部分或全部业务：
（一）诉讼保全担保。
（二）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
（三）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
（四）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五）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
第二十条融资性担保公司可以为其他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担保责任提供再担保和办理债券发行担保业务，但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近两年无违法、违规不良记录。
（二）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从事再担保业务的融资性担保公司除需满足前款规定的条件外，注册资本应当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并连续营业两年以上。
第二十一条融资性担保公司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吸收存款。
（二）发放贷款。
（三）受托发放贷款。
（四）受托投资。
（五）监管部门规定不得从事的其他活动。
融资性担保公司从事非法集资活动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第四章经营规则和风险控制
第二十二条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和内审制度，保持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设两名以上的独立董事。
第二十三条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建立符合审慎经营原则的担保评估制度、决策程序、事后追偿和处置制度、风险预警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并制定严格规范的业务操作规程，加强对担保项目的风险评估和管理。
第二十四条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配备或聘请经济、金融、法律、技术等方面具有相关资格的专业人才。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设立首席合规官和首席风险官。首席合规官、首席风险官应当由取得律师或注册会计师等相关资格，并具有融资性担保或金融从业经验的人员担任。
第二十五条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按照金融企业财务规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等要求，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第二十六条融资性担保公司收取的担保费，可根据担保项目的风险程度，由融资性担保公司与被担保人自主协商确定，但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第二十七条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单个被担保人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对单个被担保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5％，对单个被担保人债券发行提供的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30％。
第二十八条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0倍。
第二十九条融资性担保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限于国债、金融债券及大型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信用等级较高的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以及不存在利益冲突且总额不高于净资产20％的其他投资。
第三十条融资性担保公司不得为其母公司或子公司提供融资性担保。
第三十一条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按照当年担保费收入的50％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并按不低于当年年末担保责任余额1％的比例提取担保赔偿准备金。担保赔偿准备金累计达到当年担保责任余额10％的，实行差额提取。差额提取办法和担保赔偿准备金的使用管理办法由监管部门另行制定。
监管部门可以根据融资性担保公司责任风险状况和审慎监管的需要，提出调高担保赔偿准备金比例的要求。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对担保责任实行风险分类管理，准确计量担保责任风险。
第三十二条融资性担保公司与债权人应当按照协商一致的原则建立业务关系，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承担担保责任的方式。
第三十三条融资性担保公司办理融资性担保业务，应当与被担保人约定在担保期间可持续获得相关信息并有权对相关情况进行核实。
第三十四条融资性担保公司与债权人应当建立担保期间被担保人相关信息的交换机制，加强对被担保人的信用辅导和监督，共同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五条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按照监管部门的规定，将公司治理情况、财务会计报告、风险管理状况、资本金构成及运用情况、担保业务总体情况等信息告知相关债权人。
第五章监督管理
第三十六条监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融资性担保公司信息资料收集、整理、统计分析制度和监管记分制度，对经营及风险状况进行持续监测，并于每年6月底前完成所监管融资性担保公司上一年度机构概览报告。
第三十七条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向监管部门报送经营报告、财务会计报告、合法合规报告等文件和资料。
融资性担保公司向监管机构提交的各类文件和资料，应当真实、准确、完整。
第三十八条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按季度向监管部门报告资本金的运用情况。
监管部门应当根据审慎监管的需要，适时提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资本质量和资本充足率要求。
第三十九条监管部门根据监管需要，有权要求融资性担保公司提供专项资料，或约见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监管谈话，要求就有关情况进行说明或进行必要的整改。
监管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向债权人通报所监管有关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违规或风险情况。
第四十条监管部门根据监管需要，可以对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现场检查，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予以配合，并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提供有关文件、资料。
现场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融资性担保公司出示检查通知书和相关证件。
第四十一条融资性担保公司发生担保诈骗、金额可能达到其净资产5％以上的担保代偿或投资损失，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法、违规等重大事件时，应当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并向监管部门报告。
第四十二条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股东大会或股东会、董事会等会议的重要决议。
第四十三条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聘请社会中介机构进行年度审计，并将审计报告及时报送监管部门。
第四十四条监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融资性担保行业突发事件的发现、报告和处置制度，制定融资性担保行业突发事件处置预案，明确处置机构及其职责、处置措施和处置程序，及时、有效地处置融资性担保行业突发事件。
第四十五条监管部门应当于每年年末全面分析评估本辖区融资性担保行业年度发展和监管情况，并于每年2月底前向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告本辖区上一年度融资性担保行业发展情况和监管情况。
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向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告本辖区融资性担保行业的重大风险事件和处置情况。
第四十六条融资性担保行业建立行业自律组织，履行自律、维权、服务等职责。
全国性的融资性担保行业自律组织接受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的指导。
第四十七条征信管理部门应当将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有关信息纳入征信管理体系，并为融资性担保公司查询相关信息提供服务。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监管部门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审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的。
（二）违反规定对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的。
（三）未依照本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报告重大风险事件和处置情况的。
（四）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及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第四十九条融资性担保公司违反法律、法规及本办法规定，有关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给予处罚；有关法律、法规未作处罚规定的，由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三款规定，擅自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取缔并处罚；擅自在名称中使用融资性担保字样的，由监管部门责令改正，依法予以处罚。
第七章附则
第五十一条公司制以外的融资性担保机构从事融资性担保业务参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实施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并报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备案。
外商投资的融资性担保公司适用本办法，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融资性再担保机构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并报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备案。
第五十二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办法的规定，制定实施细则并报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备案。
第五十三条本办法施行前已经设立的融资性担保公司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当在2011年3月31日前达到本办法规定的要求。具体规范整顿方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十四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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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刘光溪: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重在民生化 加快消除“金融二元制度”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重在民生化
加快消除“金融二元制度”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我国实体经济迅猛发展。经济的民间化、民营化、民生化、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金融体制，虽然实现了横向层面上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改革，但整个金融业无论是管理体制还是市场化程度都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并带来一系列社会民生问题。在关注民生、重视民生、发展民生的呼声下，金融民生化成为当前金融改革必须面对的要求。金融民生化包括了市场化、民营化、基层化的内涵，旨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由大一统和国有主导的金融体制向民营、民生和草根金融为主的金融体制转变，实现金融体质改革的最大红利。
本文意在分析滞后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业市场化发展引发的系列矛盾中最为凸显的县域金融和民间、民营金融困局，力图探索通过由横向到纵向层面的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建设；通过改革大一统的金融市场格局，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通过大力发展民营金融力量，提高整体金融服务水平和能力。探讨如何以顺应经济发展大势与民生关注要求的金融民生化改革，加快消除金融二元制度，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一、金融体制改革深化的导向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金融业发展史及其改革演进历程有其历史必然性。同样，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深化金融改革在体制方面由横向到纵向，在市场方面由大一统到放权让利，在实施内容方面由国有到民办的导向亦是必然性的选择。
（一）由横向到纵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构建起来的金融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很多成效，各种专业性、管理性金融机构先后从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分离出来，并普遍采用分支式的组织形式形成了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主线，在横向层面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别的金融管理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为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但由于改革主线是在分业监管体制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上做文章，没有在纵向层面上打破金融垄断，形成中央金融部门长期高度集中各方面的金融权利和金融资源的局面。中央对金融业的高度集权和地方金融高度压抑，致使在金融体制的纵向层面存在着国家金融政策统一制定与地方金融政策制定权和经济差异化发展需求不匹配；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统一制定与地方金融立法缺失不匹配；国家金融业垂直监管与地方金融监管权缺失的不匹配；国家金融资源统一供给与地方金融资源缺失和差异化需求不匹配；国家信用资金指导性配额与地方项目市场化资金需求的不匹配的状况。
相对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而言，金融体制改革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金融体制的不健全加剧了城乡金融二元制度的存在，影响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城乡统筹，进一步加剧城乡经济二元化，影响国家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纵向结构中省市县一级金融监管力量的缺失，致使民间金融“自由”发展，乱象丛生，民间金融风险积累引发民生问题、社会问题。
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新时期、新的历史背景下，改革开放往前推进必须重视顶层设计。金融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更是面临改革攻坚“深水区”的跨越：即充分认识原有的金融横向改革和横向结构的不足，加快金融体制纵向方面的改革，纵深加快地方金融的组织体系建设，构建纵横交错的金融监管结构，赋予省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分层次的，对金融的监管权和调控权，走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所走的三重金融监管体系道路。
（二）由大一统到放权让利
建国以来，我国以大一统的金融体系取代了原来存在的以民间资本为主体发起设立的各种基层金融机构。改革开放后，通过对大一统的金融体系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前提条件下的渐进式的改革，四大国有银行在全国设立了分支式的机构，形成了以银行、保险、证券为主体，其他金融机构为补充的现代金融体系。在大一统的金融体制演进过程中，国有金融机构经历了商业化经营和股份制改造两次的市场化改革。改革的结果是国有金融机构凭借其分支组织结构的便利，高度集中了金融资源，加剧了基层金融服务的缺失，加剧了金融资源分布不均。
经过3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我国大部分商品市场、劳务市场基本上实现了市场化，对外贸易实现了自由化。作为稀缺资源配置的金融市场改革，却一直处于从属地位，是其他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工程”，并没有以释放金融独立要素的功能为目标进行改革，其市场化程度远远滞后于其它市场发展，大大制约了相关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和竞争力的提升。
大一统的金融市场格局下，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将民间民营金融排挤与正规金融市场之外，造成执行国家宏观经济指导政策的金融市场结构不完整。严重的利率管制，丧失了利率作为资金价格对资本市场的调节能力。金融市场无细分，金融业态不丰富，金融融资工具单一，不足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中，不同经济实体的不同金融需求，致使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长期难以解决。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活力严重不足，形成了大经济小金融的发展现状。
现在，犹如走到经济爬坡过坎的“十字路口”，要突破金融市场发展相对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带来的矛盾，就要打破粗线条的大一统金融市场格局，放权让利，培育多层次、多元化、多样性的金融市场细分，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坚定不移的走利率市场化道路，发挥利率作为金融价格的市场调节功能；尊重并引导市场“原创”的创新型金融产品，将金融对促进经济发展的适配能力充分发挥出来。
2013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支持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对非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清理规范。2013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强调地方人民政府要在健全法治、改善公共服务、预警提示风险、完善抵质押登记、宣传普及金融知识等方面，抓紧研究制定支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措施；切实落实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投资（咨询）公司、股权投资企业等机构的监管和风险处置责任，加大对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的打击惩处力度；化解金融风险，切实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秩序。
（三）由国办到民办
我国金融市场国有式的制度安排基本上排斥了各种内生性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严格限制民营资本为主发起设立金融机构的一系列制度机制障碍，使得蓬勃发展并对GDP贡献占主导地位的非公经济被限制在正规金融领域外，民间资本只有走向地下、进入灰色区域，形成我国独特的民间金融现象。
2012年，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实施细则，但相关政策的实质性内容并没有突破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体制性障碍，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玻璃门与弹簧门现象并没有从实质上得以解决。结果，现有民营金融机构只是局限在小贷、村镇银行、担保公司、典当以及私募股权等几类，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租赁等主要金融领域基本上是国有金融机构一统天下，民营资本只能参与入股，而不能由其主发起设立金融机构。2013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67 号）明确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这是国家第一次明确提出试点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小微型民营金融机构。2013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3〕87号）强调进一步丰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机构种类，支持在小微企业集中的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推动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
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就要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合理规范引导民间资本成立形式多样的民营金融机构，弥补正规金融所留下的金融服务空白，满足不同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才能充分发挥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配置和引导作用，实现城乡、区域一体化的统筹发展。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就要逐步打破国有与民营的分别界限，消除所有制认识误区在金融领域的负面影响，打破国有金融机构高度集中垄断的现状，大力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推动地方金融特别是基层金融、县域金融市场化改革，消除金融压抑。金融资源高度集中、县域金融高度压抑、民间金融高度脆弱的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国家放宽金融市场准入限制，重新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设立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二、金融民生化的重大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特别是近5-10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外生供给型金融制度的安排越来越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金融内生需求。更多贴近民生、解决民生金融需求的基层金融、草根金融以自发的形式在金融市场上孕育而生、存在和发展。一端是以国有背景为主、规模化经营、对金融资源具有先天垄断性优势、国家宏观货币政策、金融政策的传导者、执行者的所谓的“正规金融”；一端是民间自发、民营为主、经营模式灵活分散、以市场化和逐利性为其显著特征、因市场需求而生存发展的所谓的“非正规金融”，形成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上的“两端”阵营。
（一）金融民生化改革，加快消除金融二元制度，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实现新突破
城乡经济结构二元是社会历史进程到工业化、城镇化阶段必然出现的，而由此带来诸多二元制度现象，最为明显的是“金融二元制度”。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金融二元制度共同存在，互为因果，又相互影响。要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就必须走城乡统筹的道路。城乡统筹发展需要“三农”金融服务体系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才能优化资源配置，改善长期以来城乡金融割据、农村基层金融发展规模与结构严重失衡、农村金融服务严重不足所造成城乡二元金融差异，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但是在我国分业垂直的金融体制下，县域金融却脱离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商业化经营逐渐成为国有银行的主要追求目标。在利润最大化驱动下，国有银行分支式组织结构为将县域资金向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提供了便利，导致贴近基层、贴近三农，投放于县域的信用资金普遍缺乏，加剧了县域金融资源稀缺。“一行三会”作为中央金融管理部门，通过分业垂直的分支式组织结构对金融业进行监管，金融机构的股份制改造和市场化改革，使得大多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主要集中于省市一级。人民银行成为大多数县级唯一中央金融管理部门，但由于职能受限，不可能对县域金融实施有效管理。无论是商业性或者管理性金融机构都是垂直型分支式的组织结构，不受地方政府管辖，只对上级行负责，造成了县域正规金融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利润最大化和监管风险最小化双重驱动下，导致县域金融脱离县域经发展，县级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很难获得特色化、差异化的金融支持，严重剥夺了县域金融对实体经济配置的活力。
据统计，1980年信用社农民储蓄存款余额为117亿元，到2000年这个数字翻了近106倍，达到12355亿元，而同期贷款余额仅从50亿元增加到3588亿元，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数量上都远远落后于存款余额.农村资金通过金融渠道大量流出，流出量逐年增多。农民没有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与足够的满足实际需求的贷款，而只有转向民间借贷。
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各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及以下）机构的基本策略后，国有银行从农村收缩网点，全国近3.2万个邮政营业网点获得了巨大的吸储空间，年吸储额度从1998年的557亿元剧增到2002年的1465亿元，其中65%来自县（及以下）地区，乡镇及所辖地区农村占34%。但邮政网点的主营业务是吸收储蓄，只有少数邮政网点可以发放少量贷款，所以大部分邮政储蓄资金通过转存央行或投资国家重大建设项目而直接流出农村。正规金融向农村索取金融剩余多，而金融供给不足。1979年至2003年这25年来，农村净流出资金年平均达到498亿元之多。
国家社会经济进程发展到工业化、城镇化阶段，都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和城乡金融二元化现象。各国政府都通过政府引导、国家补贴等政策措施和手段解决农村金融的稀薄问题，保障农业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农村金融服务。但在我国金融体制的不健全却加剧了这一现象。从2001年到2005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得比重都在15%左右，而同期金融机构对农业的贷款却仅维持在5%左右，农业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和国家金融部门对其的支持极不相称，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农”工作一直备受中央重视，近几年来，在多个部门、多项政策的共同支持下，信贷对“三农”的投入，金融支持“三农”发展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2012年底，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农村（县及县以下）贷款余额为14.5万亿元，同比增长19.7%，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21.6%，较2007年末增长188.6%，5年间平均年增速为24.4%；农户贷款余额为3.6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为5.4%，较2007年末增长170.1%，5年间平均年增速为22.3%；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为2.7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为4.1%，较2007年末增长81.1%，5年间平均年增速为13.4%；全口径涉农贷款余额为17.6万亿元，同比增长20.7%，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为26.2%，较2007年末增长188.2%，5年间平均年增速为24.3%。
在推动农村金融创新方面，人民银行于2011年7月分别印发《关于建立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专项监测报告制度的通知》和《关于开展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的通知》，建立了按季度监测制度，动态、全面掌握各地推进创新工作进展，加强对县域金融机构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全面提高信贷政策对“三农”的导向力。银监会2012年发布了《关于实施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工程的指导意见》、《关于实施阳光信贷工程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实施富民惠农金融创新工程的指导意见》，引导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启动“三大工程”，针对农村地区金融需求差异大、抵押担保物缺乏等特点，研发新产品，探索新服务。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用“保供增收惠民生，改革创新添活力”概括了2013年农村工作目标，连续十年中央一号文聚焦“三农”经济。“三农”经济既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又是牵系广大农村千家万户的民生经济，是国之根本。“三农”经济发展需要“三农”金融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但深受高度集中高度垄断的金融体制的影响，“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始终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难以满足“三农”经济多样化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提升，“三农”问题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障碍。如何以“改革创新”的方式构建适应“三农”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实现“惠民生”的目标，成为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二）金融民生化改革，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实现新跨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民营经济所作的贡献，在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税收、进出口总额、城镇就业人员中的比重都超过1／2以上，不少占到2／3左右。我国的民营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低技术的行业为主，仅制造业、批发零售餐饮业就集中了民营企业的75％。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无论是在其初创期，还是发展期，主要是依靠自我积累、自我筹资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这些企业管理水平低、生产规模小、创利能力弱，要进一步发展，都受到资金严重不足的制约。民营企业有着巨大的资金需求，然而，从银行所得到的贷款不足银行贷款总量的2％；通过发行股票融资的民营企业在我国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中约只占9％左右，这里还不包括那些以较高昂的代价购买别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而曲线上市的；在债券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则几乎为零。民营企业的融资难，突出表现为中小企业难、中西部地区难、小城镇难，而这又恰恰是我们经济发展需要加大支持力度的重要环节。
近几年来，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中小民营企业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的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中小民营企业目前融资难问题。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中小民营企业融资仍受到诸多限制，其融资难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主要表现为：1.直接融资方面：资本市场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的融资渠道有限，门槛过高。中国资本市场结构尚存一定的缺陷，证券市场门槛高，创业投资体制不健全，加上民营企业规模小，承担不起股票发行的费用，也不易取得公开发行上市的资格。中小企业板固然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条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途径，但并不会成为上千万家中小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渠道。至于发行债券，目前发行的重点建设债券和地方企业债券，利率固定，期限较长，主要用于进行资本密集型大规模项目的投资，带有政府主导垄断的推动型色彩，一般民营企业难以进入。中小企业难以通过资本市场公开筹集资金。二板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对多数高科技型中小民营企业来说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可为广大中小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地方股权交易市场和风险资本市场这类小型资本市场的从全国范围来看堪称缺失，使中小民营企业失去了直接融资的主要渠道。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中长期投资，主要靠民间借贷市场、私募股本、企业互保加债转股等非正规、小范围的集资或股权融资取得，此类融资规模小、成本高、风险大，使投资缺乏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C. 学术论文刘光溪《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完善地方金融管理》 —加快推进金融纵向改革的步伐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完善地方金融管理
—加快推进金融纵向改革的步伐
云南省金融办党组书记 主任 刘光溪

我国金融业深受大一统管理体制的影响，这一体制造成高度的金融垄断、高度的金融压抑、高度的金融监管，严重制约了地方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微金融机构的发展，导致地方金融监管与调控的缺失，国家高度垄断了金融资源。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各种专业性、管理性金融机构先后从人民银行和财政部门分离出来，并普遍采用分支式的组织形式。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的主要特点，从而奠定了近30年来我国金融制度演进的内在基础。
中国入世后，金融业逐步对外开放承诺形成刚性的制度约束，我国金融业掀起新一轮横断层面的改革与对外开放。由于改革主线是在分业监管体制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上做文章，没有在纵向层面进行放权让利，打破金融垄断，而是中央金融部门进一步集中了各方面的金融资源，成为金融资源主要供给者和金融资源垄断者；地方作为资金支撑项目的落脚点，中小微企业、三农经济、县域经济等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服务的薄弱领域，地方金融资源稀缺进一步加剧，存在严重的金融压抑。近几年来，为了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地方金融，充分发挥金融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各种新兴金融机构、小微金融机构提升了地方金融的服务能力，拓展了地方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成为我国地方金融业重要的补充。在我国地方金融机构中，各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民间金融长期以来是中小微企业重要的资金供给者，民间金融活跃但缺少约束的现实状况，无疑加大了民间金融的脆弱性。
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不一致，中央金融部门与地方政府存在重重的博弈，导致金融运行成本增加。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成为当前社会各阶层和民间大众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和焦点，建立国家与地方分层有序的金融监管体系成为必要。国家“十二五”规划第一次提出“强化地方政府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责任”，明确指出地方金融发展和管理体系建设的问题，十分符合我国经济金融在纵向结构及横向结构均存在巨大差异的现状。2012年1月6日，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意识和责任，有利于坚持发挥中央监管部门指导、协调和监督作用，维护金融业改革发展战略、金融宏观政策、监管规则与标准的一致性和权威性，又能引导和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大力改善金融环境，促进经济和金融健康发展。2013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支持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对非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清理规范。2013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强调地方人民政府要在健全法治、改善公共服务、预警提示风险、完善抵质押登记、宣传普及金融知识等方面，抓紧研究制定支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措施；切实落实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投资（咨询）公司、股权投资企业等机构的监管和风险处置责任，加大对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的打击惩处力度；化解金融风险，切实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秩序。
中央金融业的高度集中垄断、地方正规金融的高度压抑以及民间金融的高度脆弱交叠存在，是近30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实状况。本文拟从我国金融管理体制存在10个方面的不匹配问题，探讨如何构建和完善分层有序的金融管理体系，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推动金融业市场化改革与发展，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为地方经济金融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金融支撑和保障。
一、我国金融管理体制存在的不匹配问题
（一）我国金融体制纵向层面的不匹配问题
1.国家金融政策统一制定与地方金融政策制定权和经济差异化发展需求不匹配。金融政策是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在法律法规赋予的权限范围内，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各种金融工具或者金融手段，调节政府与非政府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国内与国外之间金融资产的流量与存量的各种行政性行为。金融政策主要通过利率、汇率等价格机制以及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等数量供求机制，调节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实现市场供求平衡，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此外，通过行政管理手段对金融法规进行完善和补充，实现一定政策倾斜突破和差异化管理手段是金融政策的重要补充职能。金融政策一般根据经济目标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要具有可控性、可测性、灵活性和可变性，才能适应市场调节需求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
国家各金融部门高度集中了金融政策的制定权与操作权，有利于确保国家金融政策的权威性与统一性，然而却忽视了金融政策灵活性、可变性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我国幅员辽阔，各个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消费习惯、教育水平、文化传统、信用状况、民族特性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地域的差异性、经济发展不平衡对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金融政策形成制约，间接抵消了金融政策特别是紧缩性金融政策的操作效应。在我国金融政策操作实践中，扩张性和紧缩性金融政策呈现出严重的不对称效应。近10年来，我国紧缩性金融调控政策很难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显然，国家相关部门统一制定的金融政策不可能充分考虑各个地方对金融政策差异化的需求，比较难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导致国家金融政策的有限性与不对称性。地方经济作为金融资源供给主要落实地和金融政策主要调控对象，它的发展需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金融政策制定权与调控权，形成国家金融政策为主导，地方差异化金融政策为补充的金融政策体系，才能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状况，满足地方经济差异化、多元化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
2.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统一制定与地方金融立法缺失不匹配。法律法规是金融发展的制度基础，主要规范规定各种金融市场活动主体具有长效性行为以及相关经营交易活动。不同的法律法规体系决定了金融业发展的不同路径。作为单一制国家，我国金融领域的立法权主要集中在全国人大。国务院办公厅、一行三会、外管局、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委分别从各自监管的角度，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章。上述的法律法规基本上涵盖了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并详细规定了各行业在市场准入、持续监管、自律管理等方面的市场行为，成为金融改革、金融发展的制度基础。金融法律法规与金融政策相比较，在较长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是其主要特点。
然而，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法律法规保证中央立法权的权威性，却对金融业发展形成种种制度性约束：一是全国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法律法规必然造成金融资源的高度垄断集中，形成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局面，不利金融风险的防范与金融市场化改革发展，其结果必然是银行捆绑财政，中央财政部门成为金融风险最后承担者；二是形成金融资源配置马太效应，加剧了东部、中部、西部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很难获得金融资源的支持；三是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经营机制，各大金融机构很难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特色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造成所谓地方正规金融高度压抑，发展严重滞后；四是地方民间金融作为地方经济差异化发展主要资金供给者，只能向地下化、灰色化发展，进一步加剧了民间金融发展的不规范和脆弱性。
我国现行集中统一的金融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省级人大的金融立法权和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权，这就造成了地方金融监管空白、缺失与薄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金融服务县域经济、“三农”经济、小微企业、民生经济等实体经济质量的提升。结果，发展地方特色金融，成为地方政府被动被逼被迫的选择。地方政府发布各种指导性文件支持地方金融发展，这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金融法律法规贯彻落实的难度，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金融管理混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地方金融机构培育和发展，国家应赋予地方省人大一定的金融立法权和地方政府金融调控权和监管权，以此推动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建立与完善，加快市场化改革发展。
3.国家金融业垂直监管与地方金融监管权缺失的不匹配。金融法律法规决定了金融业监管模式与金融机构组织结构。我国金融机构普遍采用分支式的组织形式，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是我国金融业主要特点。国家相关部门集中了我国金融业主要监管权，一行三会一局、财政部金融司、发改委财金司是我国金融业的主要监管者。
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分业垂直、高度集中的金融监管体系导致监管条条分割，监管链过长，不能及时反映地方金融信息，导致监管成本增加，经营风险、道德风险的出现不可避免。以国有银行改革为例，金融资源供需失衡导致巨额的三角债与银行不良资产的出现，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第二次剥离不良资产，其规模远远超过了第一次剥离水平。同时，由于受到金融监管成本与监管效率的制约，外汇管理局、证监会、保监会大多在州（市）一级设立监管机构；银监会只在经济发达县级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人民银行作为县级唯一健全金融监管机构，由于部门职能限制，很难发挥扶持地方金融发展的作用。显然，高度集中、分业垂直金融监管体系很难真正实现有效监管，还造成了地方金融监管真空、监管弱化、监管滞后的出现。
近年来，随着地方新兴金融机构特别是贴近基层、贴近社区、贴近民生等小型微型金融机构的培育和发展，国家相关监管部门已无力激发地方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活力，难以完善对地方新兴金融机构的管理。各种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的民间金融活跃但缺少约束，在存贷利差过高情况下，加重了民间金融经营的投机性与风险性，违约破产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加大，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参照我国分税制放权让利的改革措施，实施下行、下沉、下放、下移、下调的金融改革，让渡部分金融管理权给地方政府部门，增加地方政府金融管理的话语权，是健全地方各项金融监管制度，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责任，优化金融监管资源配置，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有效途径。
4.国家金融资源统一供给与地方金融资源缺失和差异化需求不匹配。金融资源只有发挥市场基础性配置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才能实现金融资源价值最大化。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是金融资源主要供给者和实际控制者，然而与消费、投资、出口以及政府公共支出相联系的金融资源需求主要来自地方项目单位，这就造成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的不一致。在过去30年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央金融资源供给导向和地方金融资源需求导向虽然交替存在，但从总体上看，金融资源需求导向占据了主导地位。事实上，国家金融部门并没有真正掌握金融资源配置的主导权，而是受到地方政府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巨大压力所趋使。
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普遍存在非均衡性现象，导致国家与地方之间、各金融机构总行与分行之间存在层层委托代理关系，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社会成本增加，不利于我国经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广。金融资源的过渡集中，国家以权力配置金融资源成为必然，各个地方政府只有通过跑（步）部进京，寻求金融资源分配的政策倾斜。结果，权力干预有形之手代替市场无形之手配置金融资源，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同时，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加强对地方金融资源的调控配置，以满足贴近市场、贴近基层的金融资源差异化需求。
5.国家信用资金指导性配额与地方项目市场化资金需求的不匹配。1998年，我国取消了信贷计划指标，对银行机构信贷规模采取存贷比例控制，但事实上还存在变相的信用资金计划分配问题。在过去10多年信用资金指导性分配过程中，人民银行主要通过直接信用控制如信用配额、存贷比控制以及选择性货币政策如消费者信用控制、证券市场信用控制等手段控制社会信用总规模。以信贷资金分配为例，中国人民银行通过信贷额度发放指导性计划对各大商业银行进行调节；各大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规定计划限额范围内在内部层层分解，下达各级分行年度信用资金分配计划，实现了通过信贷分配计划对各省级分行进行二次控制。同时，人民银行各省级分行还监控辖区内信贷资金分配计划，加强对地方金融控制。
信用资金计划分配的制度安排造成落后地区信用资金流出不可避免，而金融机构分支式的组织结构则为信用资金流出提供了便利。由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各种落地项目是按照风险收益的市场化原则进行经营，在利率管制、汇率管制的情况下，金融市场上的价格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这就促使各金融机构总部通过信用资金跨省市调动，主动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结果导致地方金融发展的长期非理性，金融资源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从县、州（市）两级向中心城市集中。全国各地金融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更加突出，使得贴近基层、贴近市场以及经济落后地区的金融资源更加稀缺。显然，作为金融制度核心要素的金融交易关系依然是一种以政府为主体的配额交易关系，使得落后地区风险较大或者收益较低的项目很难获得正规金融支持。
（二）我国金融体制横断层面的不匹配问题
1.金融分业垂直监管与金融资源横向共享不匹配。在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演进路径中，金融业基本上形成了分业监管模式。由于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金融监管不仅形成条条分割式的监管体系，还存在“九龙治币”的问题，造成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监管效率低下，金融监管弱化、金融监管真空、金融监管滞后成为不可避免现象，这不利于金融风险及时防范与化解，同时还留下了大量金融政策、金融法制的空白。各个监管部门之间难以实现金融信息共享，这不利于金融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作用。以债券发行监管为例，发改委、证监会、人民银行分别负责非上市公司债券、上市公司债券以及中期商业票据发行的监管权，财政部则代理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为此，温家宝在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债券市场管理不统一，市场互联互通不顺畅，不利于完善债券市场管
理体制，建立统一准入制度和监管标准，落实监管责任，扩大债券市场规模，营造良好的市场制度环境。
分业垂直金融监管体制与“九龙治币”金融监管模式容易形成监管真空，存在监管套利，导致监管成本过大，监管缺乏效率。在全球金融业普遍实行混业经营的大背景下，金融监管边界越来越模糊，这从一定程度上需要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机构逐步实现综合经营，地方作为资金支撑项目的落脚点和金融资源主要需求者，更需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信息资源的优势，主动优化配置金融监管资源，为金融业发展提供良好制度环境。
2.我国金融高货币化与金融发展低效率不匹配。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增长需要积累一定货币资金。货币资金积累越多，计划投资的规模就越大，经济增长也就越快。M2是用来度量货币资金供应重要指标，它与名义GDP比值（货币化指数）反映了一个国家金融发展程度。西方发达国家货币化指数接近1左右时，普遍存在一个倒U的拐点，此时，一个国家金融发展建立了相对成熟、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货币化指数全面超过欧美发达国家水平，接近日本水平，货币化指数并没出现历史性拐点，而是继续保持上升趋势。2005年，我国货币化指数创下历史新高，攀升到1.8左右，此后一直保持相对较高水平，并没出现所谓的货币化拐点。
高货币化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金融高度集中垄断的结果，这也是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高货币化是国家通过对货币供应量控制满足消费、投资、出口等方面货币资金需求，获得了巨额的货币红利，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高货币化没有真正反映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状况，还从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金融业运行效率十分低下，计划的货币资金与信贷资金供给仍然是我国信用资金主要供给手段。中央金融存在高度垄断、地方正规金融存在高度压抑以及民间金融存在高度脆弱相互交叠，造就了我国金融的高货币化现象。结果，我国货币政策不对称效应出现了，地方各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民间金融作为县域金融的重要补充，间接地抵消了缩紧性货币政策的效应，紧缩性货币政策在我国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中央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有限。
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可以代替目前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部门联系会议，形成稳定固定的监管机制，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结合我国国有金融机构的现实状况，组建金融国资委是实现超级监管的有效途径。金融国资委不仅将管理财政部、汇金所持中央级国有金融资产，还将使中国人民银行逐步从管理出资人职责及部分金融监管职责中退出，银监会、保监会及证监会三家监管机构将从出资人角色中逐步退出，集中行使金融监管职能。
在探索地方金融管理体系建设过程中，各省市可以借鉴中央金融国资委以及上海市、成都市等地方成立金融国资委的管理经验，组建地方金融国资委，改变地方金融机构由国资委、金融办等部门多头管理而不统一的现状。成立地方金融国资委有利于理顺地方金融机构出资人管理职能，实现地方金融机构之间管理信息的横向共享，促进金融资产保值与增值，完善地方金融管理，推动地方金融发展。

D. 2020年担保行业数据

融资是指担保公司作为第三方机构，以其自有资产或信用为债务人的信用提供增信服务，从而保证债务人能够顺利实现融资，唤举保障债权合同顺利履行的金融行为。

担保业务包括直接担保和再担保，其中直接担保包括融资性担保和非融资性担保。003010融资性担保是指担保人为借款、发行债券等债务融资提供担保的行为。按担保对象可分为贷款担保、发债担保和其他融资担保。非融资性担保主要包括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等。

再担保是指为保证人设立的担保。其基本运作模式是原担保人以支付再担保费为代价，将部分担保风险责任转移给再担保人。再担保包括比例再担保和一般连带责任再担保。

图担保业务分类

担保公司根据主营业务和定位可分为一般融资性担保公司、增信公司和再担保公司。

(1)融资性担保公司

是指依法设立并从事融资性担保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其融资性担保业务中，服务于小微企业和“三农”等普惠领域的业务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遵循市场规律。

(2)信用促进公司

它以担保、信用衍生品和结构性金融产品的形式提供专业的信用增级服务。信用增级对象包括债券、贷款和结构性金融产品。增强信用公司与一般融资性担保公司部分业务的重合度，如债券发行担保业务、信用保护工具业务等。为实现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全覆盖，2019年10月《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日颁布，将未取得融资性担保业务许可证但实际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增信公司纳入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

(3)再担保公司

一般是由中央或省级财政出资，为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提供风险共担和增信服务的政策性金融机构。2015年以来，为加快融资性担保行业发展，解决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问题，国家大力推进再担保体系建设。再担保公司作为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省级再担保机构和所蚂卜辖融资性担保机构形成的三层组织体系的一部分，承担着更多的政策性职能。

事实上，符合一定条件的担保公司可以兼营其他业务，现有的很多担保公司也同时开展融资性担保、非融资性担保和再担保业务。

表担保公司分类及比较

截至2020年末，我国融资性担保余额共计7182.49亿，同比增长21.74%。其中，前十大担保机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占比71.71%，较2019年下降7.11个百分点，但集中度仍然较高。

图2020年末前几大担保机构担保责任余额(%)

担保行业主要包括担保机构、被担保企业和资金供应商。其中，担保机构是担保行业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和担保业务的提供者。目前，我国担保机构按性质可分为三类，即政策性担保机构、互助性担保机构和商业性担保机构。被担保企业一般是担保市场的资金需求方，也是担保业务的需求方；资金提供者包括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

图担保产业链全景

担保公司的运作是以风险分散理论为基础的。担保公司在融资过程中起到分散风险的中介作用。一方面，银行等债权人、债券市场的投资者和融资产品的购买者，要求债务人通过提供融资担保，将自己无法承担的部分风险转嫁给融资担保机构。如果债券违约，担保公司需要补偿，提高了融资资金的安全性；另一方面，债务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的费用从担保机构获得担保，可以顺利降低融资成本，保证融资活动的顺利进行。在担保制度下，担保人基于自闷链穗己对债务人企业信用和反担保措施的判断和理解进行担保和收费，债权人基于对担保机构的权威和代偿能力的认可进行投资，从而形成较好的融资活动闭环。

由于担保公司在业务上具有类似于保险和银行的特点，债务人违约导致的担保人赔付风险是担保公司面临的最重大风险。薪酬事件一旦发生，可能导致现金大量流出，影响公司财务和业绩。因此，担保公司在开展担保业务时，既运用了风险分散原则，又为多个不同行业、不同体量、不同性质的融资主体提供担保，可以通过分散化降低违约风险，还建立了充足的反担保措施和风险控制措施。

在业务流程中，担保公司在核保时，首先会通过充分评估债务人的还款能力和意愿进行客户筛选。费率的确定没有明确的全国统一标准，由保证人和被保证人自主协商决定，但需要报同级物价部门批准。我国2006年颁布的“国发办90号文”曾经规定，担保公司的费率可以在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50%基础上，上下浮动30-50%。目前公开资料显示，上海的政策性担保机构费率为1-2%，商业担保机构为2-4%。担保后的风险应对措施主要有反担保和准备金提取。公司提供担保时，会使用抵押、质押、担保等反担保措施，增加客户违约成本，增强信用风险损失的覆盖面。可以在补偿性违约事件发生后实现并收回一定金额，风险准备金的全额提取也相当于风险发生时的缓冲垫。当赔付率(赔付金额/担保余额)低于准备金覆盖率(风险准备金/担保余额)时，公司将

图融资担保业务运作模式

目前，担保行业运用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化技术。改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提升客户获取能力，优化业务流程，降低业务成本，提高风险控制能力。但从整个行业来看，数字化转型才刚刚开始，更多的机构仅仅停留在接受电子化申请的阶段。中后期在业务准入、风险识别、网上授信发放、保险监控和保后管理等方面，只有少数机构可以做到。数字化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区块链技术解决负担

保行业信用问题

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在助力担保行业机构数字化转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前的市场和客户间信息不对称，银行等合作机构的信息相互割裂，各产业行业主管部门的信息无法共享等现实问题，使融资担保业务风险急剧攀升，代偿率和损失率不断增加，可持续发展能力受限，亟需从运营模式和技术支撑上找到突破口。而区块链基于自身的独特优势，理论上来说可以为融资担保增信提供多方面的支持。

区块链具有分布存储、不可篡改、集体维护、可追溯等技术特征，构建了独特的信任机制，在数字经济领域得到广泛使用，对于担保行业来说，能够为担保机构的风险识别、风险控制、项目管理、业务创新等方面带来新的发展契机，为担保机构带来纯信用担保的新兴模式。而建立信任机制是要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实现多方交叉验证，在区块链系统中，所有的信息都是按时间顺序有序链接起来，每个区块都指向前一个区块，创建一条一直可以追溯到第一个区块的链条，因此节点上的信息交换活动都可以被查询和追踪，从而能够解决担保行业的信用问题，让每个区块上的每一笔交易都可查询、可追溯，不可更改，安全可靠。

电子保函——担保行业机构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

以往的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企业参加招投标必须交纳现金投标保证金，申请项目投标的企业要到现场办理业务，但这种现场模式给疫情防控带来严峻挑战。因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积极应对疫情创新做好招投标工作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通知》(发改电〔2020〕170号)，其中提出要加快推进招投标全流程电子化，在全面推行投标保证金线上缴退的同时，大力推广使用保函特别是电子保函替代现金保证金，实现在线提交、在线查核。

电子保函是由银行、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应投保人的请求，以电子化文档为介质通过计算机网络向受益人开立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电子化担保凭证。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投标保证金电子保函平台，符合要求的担保行业机构可申请对接。作为招投标全流程电子化的最后一公里，电子保函市场容量巨大、前景广阔。

融资担保行业作为我国的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肩负着稳定金融体系、推行普惠金融、分散金融风险等重要职责，因此离不开政策的引导与国家财政的支持，尤其是2012年后的担保乱象更是需要国家机构进行密切监管。

为此我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监管制度，在经历了央行监管、多元监管、省政府监管之后，目前融资担保行业采取的是联席会议制度，在中央由银保监会牵头，并由财政部、发改委、央行、商务部等部委共同参与管理；而在地方则遵循“谁审批设立、谁负责监管”的原则，由各地财政厅、金融办、中小企业局等进行落实。在政策方面，各个部委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推出了各类政策进行适当引导。

经过20多年的探索，我国担保行业的监管体系日益完善，政策明确指导下的各担保机构也将认清自身定位，积极参与支小支农等业务。

政府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1995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对融资担保的担保方式、担保条件、担保责任等作出具体规定，并规范担保主体。

《中小企业融资管理办法》

1998年由央行发布，规定贷款企业若无充足抵押物，则必须通过第三方担保，才能向银行获取贷款。

《关于加强和改进对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

1999年由央行发布，强调加大对于中小企业的倾斜，完善担保体系，经担保的中小企业贷款可适当简化手续，贷款利率不可上浮。

《关于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的指导意见》

1999年由国家经贸委发布，强调担保机构不以盈利为目的、资金以政府预算资助及资产划拨为主，担保体系分为国家、省、市三级，以担保与再担保为主，担保收费控制在银行贷款利率50%以内。

《关于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

2008年由国家经贸委发布，强调政府对信用担保的资金投入，对纳入全国试点范围的担保与再担保机构，担保收入3年内免征营业税；加快担保体系建设，完善担保机构准入制度，探索组建国家级再担保机构，同时推动企业互助担保与商业担保的发展；强调政企分离，市场化运作。

《关于进一步明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职责的通知》

2009年由国务院发布，确定了担保行业主管部门，由原银监会牵头，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工商总局、国务院法制办联合组建融资性担保业务部级联席会。

《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即2010年3号令）

2010年由银监会、发改委、商务部、央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明确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单个被担保人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对单个被担保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5%，对单个被担保人债券发行提供的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30%。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010年由财政部、工信部联合发布，明确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资金由中央财政预算安排，额度最高可达3000万，采取业务补助、保费补助、资本金投入三种方式，并且明确了申请担保资金的机构条件与对于资金的监督管理办法。

《关于促进融资性担保行业规范发展意见》

2011年由银监会、发改委等部委联合发布，在《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协调配套的融资性担保法规制度体系。

《关于清理规范非融资性担保公司的通知》

2014年由银监会、发改委等部委联合发布，将非融资性担保公司也纳入监管范围，整顿非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混业经营、违规经营等事项。

《关于促进融资担保行业加快发展的意见》（43号文）

2015年由国务院发布，引导融资担保机构回归支小支农，指出发挥政府支持作用，提高融资担保机构服务小微和“三农”融资的能力；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推进再担保体系建设；政银担三方共同参与，构建可持续银担商业合作模式。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国令第683号）

2017年由国务院发布，明确担保行业回归准公共物品性质，支持普惠金融发展、促进资金融通，规定了中央与地方对行业的监管机制与监管责任，建立各级政府风险分担机制，并且细化行业准入、经营、监督、法律责任等细则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四项配套制度

2018年由银保监会、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央行、国监局七部委联合发布，四项配套细则分别在业务经营许可证、担保责任余额计量方法、分类权重计算、风险控制指标，等级划分与各级资产比例，银担合作基本原则与业务规范等方面作出明确指引。

《关于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切实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9年由国务院发布，强调坚持聚焦支小支农融资担保主业，切实降低小微企业和“三农”综合融资成本，构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合理分险的银担合作机制，加强合作和资源共享，优化监管考核机制。

《关于印发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补充规定的通知》

2019年由银保监会发布，开展债券发行保证、担保业务的信用增进公司，由债券市场管理部门统筹管理，同时应当按照《条例》规定，向属地监督管理部门申领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并接受其对相关业务的监管。

《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行业绩效评价指引》

2020年由财政部发布，明确了政府性担保机构定义，并对担保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此外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并在盈利、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方面适当放宽考核。

《关于加强地方财政部门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财务管理和政策支持若干问题的通知》

2021年由财政部发布，规范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财务行为，加强各级财政部门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财务监管，控制担保风险，加大担保机构政策支持。

行业自律公约

《中国融资担保行业自律公约》

2013年1月，民政部正式批准“中国融资担保业协会”成立，“行业自律”作为协会职责被明文载入《中国融资担保业协会章程》。

《湖南省融资担保行业自律公约》

2020年7月，为规范行业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促进湖南省融资担保行业健康发展，保障担保客户、从业人员以及融资担保机构的合法权益，制定该公约。

《湖北省融资担保行业自律公约》

2021年8月，为推进湖北省融资担保行业信用文化建设，维护行业形象，建立有效的融资担保行业自律工作机制，保证融资担保行业的有序竞争和友好合作，促进融资担保行业规范发展，根据《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湖北省融资担保业协会章程》，制定该公约。

图 行业综合财务指标

图 行业历史估值

估值方法可以选择市盈率估值法、PEG估值法、市净率估值法、市现率、P/S市销率估值法、EV/Sales市售率估值法、RNAV重估净资产估值法、EV/EBITDA估值法、DDM估值法、DCF现金流折现估值法、NAV净资产价值估值法等。

图 主要上市公司

图 指数市场表现

图 指数历史估值

图 中投保主营构成

图 均信担保主营构成

(1) 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宏观经济波动对融资需求、贷款机构放款能力及意愿、借款人还款能力等均可能产生影响，并导致相关经济政策调整，进而对公司的经营环境及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2) 监管政策风险

未来担保行业等监管政策如果产生变动，公司需要及时调整并充分适应这些变化，可能导致公司的业务方向、领域或模式出现重大变化或某些业务受到限制。

(3) 信用风险

由于被担保人违约而造成担保人代偿的风险是担保行业面临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风险。

(4) 流动性风险

公司无法满足各种到期担保责任产生的资金需求，或者无法以合理的成本及时筹措到所需资金而产生的风险。

(5) 市场风险

公司的投资组合和担保抵质押物的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随着公司投资资产规模的扩大，主要面临因利率、价格波动所引发的市场风险。

(6) 操作风险

由于公司业务流程、内控机制、决策程序、员工管理不完善或者执行不力导致损失的风险。

近两年来受宏观经济增长放缓、中小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影响，担保行业在保余额增速显著放缓。一般认为，担保业务规模和社会融资规模呈正相关，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增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担保规模扩张的快慢。但2019年开始，担保业务存量上升速度开始回升。2020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84.83万亿元，同比增长13.3%。2017—2020年12月，金融担保机构金融产品担保余额呈持续增长趋势，截至2020年12月，金融担保机构担保责任余额为7182.49亿元。

图 2015-2020年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变化趋势（单位：万亿元，%）

受之前年度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影响的释放以及担保机构业务结构的调整，整体行业代偿规模增速有所放缓，2020年6月末，应收代偿款规模增长的金融担保机构共5家，其中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和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增速较快，2020年6月末较上年末增速分别为11.31%、11.56%和19.81%。

图 2015-2020年金融担保机构金融产品担保余额情况（单位：亿元，%）

从代偿规模来看，代偿规模较大的担保公司分别为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应收代偿款分别为12.73亿元和12.99亿元，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业务属性偏政策性，扶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在宏观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代偿规模偏高；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代偿偏高主要系产业债担保客户代偿规模增加所致。未来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金融担保机构代偿压力仍较大。

图 2019-2020年金融担保机构应收代偿款情况（单位：万亿元，%）

在我国，融资担保公司的政策属性明显。中小企业由于自身实力较弱、财务压力较大、违约风险偏高、难以从银行获得信用贷款或者直接发债，因此需要外部的支持。而国家层面近年来一直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尤其是提出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因此一方面要求银行加大普惠金融力度、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为了维护金融系统稳定性，防止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引入并推广担保制度，强调担保公司应发挥支小支农的政策性担保功能，降低融资担保行业盈利要求，推动降低担保业务的收费标准，适当提高对小微与三农相关贷款的风险容忍度。

1999年，我国《关于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的指导意见》确立了以政策性担保为主，商业性担保、互助性担保为辅的一体两翼担保模式。商业性担保在行业整顿后数目大量下降，目前仅存瀚华融资、武汉信用担保等少数几家。而政策性担保机构，则具备准公共物品属性，为企业融资与社会发展带来了较大的正外部性，但其自身却承担了远高于收益对应的适当风险水平。类保险的业务特征与公共物品的政策属性共同形成了其高风险、低收益的特征。

而为了应对这种不匹配的风险-收益水平，国家一方面免征营业税和准备金税前扣除等政策，并通过财政资金补贴、注资等形式对融资担保机构承担的风险进行资金补偿；另一方面则建立了有效的三级风险分担机制，即“国家担保基金、省级再担保机构、地方性融资担保机构”。

图 我国的三级担保体系

部分地区也将县级担保机构纳入体系：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成立于2018年，注册资本661亿元，主要是用于覆盖各省级担保机构、层层分散融资担保业务风险；而省级担保公司向上对接国家担保基金，向下与市级或区县级担保公司展开合作，完善区域内担保体系：安徽担保于2018年成功对接国家担保基金，成为首批加入国家融资担保体系的省级担保公司；随后多家省级再担保公司陆续加入，截至2020年6月末，国担基金的再担保业务已覆盖30个省、1800多个县区，业务规模超过5221.90亿元，担保户数超过31.34万户，三级风险分担制度落地情况较为到位。且根据相关人员测算，今后三年基金可累计提供约5000亿的贷款担保。

表 中国现有担保机构类型及特点分布情况表

目前，我国融资担保行业体现出以国有担保机构为主，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共同发展的格局，且其定位于服务小微企业、降低其融资难度的设立初衷并未改变。2017—2019年，前十大金融担保机构金融产品担保余额占市场份额的比重分别为83.89%、83.45%和78.82%，总体呈下降趋势，2019年以来下降幅度较大；2020年12月占比为71.71%，较2019年末进一步下降，但行业集中度仍属较高，业务集中于全国性金融担保机构及大型省级平台金融担保机构，2017—2020年12月，前十大金融担保机构变化不大。

图 截至2020年12月前十大金融担保机构担保责任余额占比情况（单位：%）

担保机构业务发展趋于平缓

担保机构业务发展趋于平缓，新成立担保公司以省级担保公司居多，成立融资担保公司或是解决区域内主体发债困难的路径之一，担保机构政策性职能加强。

考虑到目前国家提倡普惠金融，同时2020年受疫情影响，国家积极扶持小微企业对抗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短期内间接融资性担保业务规模将有所增长，债券担保业务增速趋于平缓，整体担保责任余额增长。预计未来受市场波动因素影响及部分规模较大的担保机构放大倍数接近监管要求影响，整体行业发展保持稳定。

受近期出台政策影响及外部信用风险的上升，担保公司单一客户集中度将进一步下降，行业集中度或将维持在现有水平，以债券担保业务为主的金融产品担保机构客户质量将逐步向上迁徙，担保机构业务进一步向注册地及主要经营地收缩，区域集中度将更为显著。

省级平台担保公司积极建设担保体系

一方面，省级担保公司向上积极对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向下与省内区县级担保公司合作，建立三层担保体系，进一步优化省内担保体系。由省级担保机构牵头积极开展小微及三农担保业务，有效解决小微及三农融资难问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从事债券等金融产品担保业务的担保机构，在外部信用环境逐渐暴露的背景下，存量项目的风险排查频次增加，新项目开展更加谨慎，整体经营压力加大，担保机构亟待调整低层客户结构，业务发生额或将出现一定的下滑。

综合来看，区域经济较强省份的担保机构在省内政策扶持力度大及被担保客户质量相对较好加持的情况下，整体信用水平保持在较高水平。

企业违约风险仍高，金融担保机构代偿压力仍大

目前来看，一方面，由于担保业务规模增速趋于平缓，间接融资性担保业务规模虽将有所增长，但考虑到费率受政策引导有所下降，同时监管加强对担保机构资产分类要求，保障其流动性，委托贷款业务规模下降，整体盈利规模增幅有限。

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宏观经济下行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综合影响，外部信用水平加剧下滑，2020年以来多次出现债券等金融产品违约情况，2021年，违约风险仍在不断加大，不排除出现集中违约较大的融资担保公司，担保机构表内核销力度将有所加大，未来随着债券担保业务到期兑付规模的增加，或将对金融产品担保机构盈利造成一定的侵蚀。根据公开可获得资料显示，2019年从事金融产品担保机构资产减值损失合计较上年大幅增长1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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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答：担保公司担保贷款怎么收费

国家没有定量规定，下面列一家担保公司收费标准1、担保额度在500万元以下，担保年费率5%；2、担保额度在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部分，担保年费率4%；3、担保额度在1000万以上的部分，担保年费率为3%；4、每宗担保收费按上述费率计算低于2000元时，应按不低于2000元收取；5、担保费由借款企业在办妥全部手续后，银行放款前一次性交付担保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八十七条债权人在借贷、买卖等民事活动中，为保障实现其债权，需要担保的，可以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设立担保物权。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的，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适用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第三百九十四条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前款规定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抵押人，债权人为抵押权人，提供担保的财产为抵押财产。第四百二十五条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出质给债权人占有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前款规定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出质人，债权人为质权人，交付的动产为质押财产。

E. 融资性担保公司和非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区别是什么

1、融资性仅仅保函的业务品种有贷款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非专融资性包括消费贷款属和投资贷款。
2、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业务可以做资金过桥、财产保全担保、工程担保、合同履约类担保、信用仓储担保、出口保付代理业务等。而融资性则是以企业融资、个人贷款等业务为主的。
3、融资性担保公司主要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就是与银行合作，替借款人担保，他们有银行授信额度。非融资性担保公司目前在国内大多主要做资金过桥及短期借贷业务，就是俗称的高利贷。

F.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的通知针对企业吗

在构建“工程保函+信用”机制之外，《通知》还要求银行、保险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建立小额保函核签核保绿色通道，旨在发挥工程保函作为创新金融产品的作用。基于风险管控体系，《通知》引导各担保主体实现小额保函“最多跑一次”，未来基于科技赋能，工程保函或可实现自“最多跑一次”至“一次都不跑”升级。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银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通知》“探索发展非现场核查、核保、核签等方式”的响应，也是对发改委《关于积极应对疫情创新做好招投标工作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通知》“大力推广使用保函特别是电子保函替代现金保证金”的回应。

为充分发挥建筑业在“六稳”“六保”中的作用，省建设厅牵头联合省级相关部门制定了改革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制度这项惠企减负政策。随着保证金改革政策落地，叠加乘数效应，预计到今年年底浙江省工程建设领域有望释放现金上千亿元。

G. 银监局金十条具体内容

一、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保持货币信贷总量
统筹兼顾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防风险，合理保持货币总量。综合运用数量、价格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金十条
组合，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和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的引导作用，盘活存量资金，用好增量资金，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中小金融机构继续实施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增加“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信贷资金来源。
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金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企业根据自身条件选择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提高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人民银行牵头，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参加)
二、引导、推动重点领域与行业转型和调整
坚持有扶有控、有保有压原则，增强资金支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大力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对有市场发展前景的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消费、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以及绿色环保等领域的资金支持力度。保证重点在建续建工程和项目的合理资金需求，积极支持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设，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
按照“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要求，对产能过剩行业区分不同情况实施差别化政策。对产品有竞争力、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要继续给予资金支持;对合理向境外转移产能的企业，要通过内保外贷、外汇及人民币贷款、债权融资、股权融资等方式，积极支持增强跨境投资经营能力;对实施产能整合的企业，要通过探索发行优先股、定向开展并购贷款、适当延长贷款期限等方式，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对属于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要通过保全资产和不良贷款转让、贷款损失核销等方式支持压产退市。
严禁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违规建设项目提供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和直接融资，防止盲目投资加剧产能过剩。(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银监会、[2] 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整合金融资源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优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集中的区域延伸服务网点。根据小微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

金十条
金融需求特点，支持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提供融资、结算、理财、咨询等综合性金融服务。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所募集资金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不纳入存贷比考核。
逐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常规化发展，盘活资金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适度放开小额外保内贷业务，扩大小微企业境内融资来源。适当提高对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贷款容忍度。加强对科技型、创新型、创业型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力争全年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当年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鼓励地方人民政府建立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支持小微企业信息整合，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支持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对非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清理规范。
鼓励地方人民政府出资设立或参股融资性担保公司，以及通过奖励、风险补偿等多种方式引导融资性担保公司健康发展，帮助小微企业增信融资，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小微企业贷款覆盖面。推动金融机构完善服务定价管理机制，严格规范收费行为，严格执行不得以贷转存、不得存贷挂钩、不得以贷收费、不得浮利分费、不得借贷搭售、不得一浮到顶、不得转嫁成本，公开收费项目、服务质价、效用功能、优惠政策等规定，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大对“三农”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
优化“三农”金融服务，统筹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协同作用，发挥直接融资优势，推动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鼓励涉农金融机构在金融服务空白乡镇设立服务网点，创新服务方式，努力实现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支持金融机构开发符合农业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和农产品批发商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力争全年“三农”贷款增速不低于当年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扩大林权抵押贷款，探索开展大中型农机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支持农业银行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县域“三农金融事业部”试点省份范围。支持经中央批准的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地区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商务部、人民银行、林业局、法制办、银监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进一步发展消费金融促进消费升级
加快完善银行卡消费服务功能，优化刷卡消费环境，扩大城乡居民用卡范围。积极满足居民家庭首套自住购

金十条
房、大宗耐用消费品、新型消费品以及教育、旅游等服务消费领域的合理信贷需求。逐步扩大消费金融公司的试点城市范围，培育和壮大新的消费增长点。加强个人信用管理。
根据城镇化过程中进城务工人员等群体的消费特点，提高金融服务的匹配度和适应性，促进消费升级。(人民银行牵头，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银监会等参加)
六、支持企业“走出去”
鼓励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重点，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推进外汇管理简政放权，完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外汇管理制度。逐步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改进外债管理方式，完善全口径外债管理制度。
加强银行间外汇市场净额清算等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拓展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平台和商业银行转贷款渠道，综合运用多种方式为用汇主体提供融资支持。(人民银行牵头，外交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参加)
七、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进一步优化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的制度安排，完善发行、定价、并购重组等方面的各项制度。适当放宽创业板对创新型、成长型企业的财务准入标准。将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试点扩大至全国。规范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稳步扩大公司(企业)债、中期票据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发行，促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
规范发展各类机构投资者，探索发展并购投资基金，鼓励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产品创新，促进创新型、创业型中小企业融资发展。加快完善期货市场建设，稳步推进期货市场品种创新，进一步发挥期货市场的定价、分散风险、套期保值和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证监会牵头，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工商总局、法制办等参加)
八、进一步发挥保险的保障作用
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推广菜篮子工程保险、渔业保险、农产品质量保证保险、农房保险等新型险种。建立完善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鼓励为企业开展对外贸易和“走出去”提供投资、运营、劳动用工等方面的一揽子保险服务。深入推进科技保险工作。
试点推广小额信贷保证保险，推动发展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拓宽保险覆盖面和保险资金运用范围，进一步发挥保险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保监会牵头，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人民银行、林业局、银监会、外汇局等参加)
九、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
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金融机构和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允许发展成熟、经营稳健的村镇银行在最低股比

金十条
要求内，调整主发起行与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探索优化银行业分类监管机制，对不同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经营地域和业务范围上实行差异化准入管理，建立相应的考核和评估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广覆盖、差异化、高效率的金融服务。(银监会牵头，人民银行、工商总局、法制办等参加)
十、严密防范金融风险
深入排查各类金融风险隐患，适时开展压力测试，动态分析可能存在的风险触点，及时锁定、防控和化解风险，严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继续按照总量控制、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的原则，防范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等风险。认真执行房地产调控政策，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加强名单制管理，严格防控房地产融资风险。
按照理财与信贷业务分离、产品与项目逐一对应、单独建账管理、信息公开透明的原则，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加强行为监管，严格风险管控。密切关注并积极化解“两高一剩”(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时暴露的金融风险。
防范跨市场、跨行业经营带来的交叉金融风险，防止民间融资、非法集资、国际资本流动等风险向金融系统传染渗透。支持银行开展不良贷款转让，扩大银行不良贷款自主核销权，及时主动消化吸收风险。稳妥有序处置风险，加强疏导，防止因处置不当等引发新的风险。
加快信用立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培育社会诚信文化，为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环境。(人民银行牵头，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法制办、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参加)[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