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城投融资受限“非标转标”业务兴起
本报记者 石健 北京报道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山东、江苏、四川等地开始出现“某信托-城投债项目”的产品。一位城投公司融资部负责人告诉记者，这类新兴产品并非以往的政信类信托产品，即信托以非标的形式将募集资金投向城投平台，而是信托资金投向城投债，继而实现“非标转标”。
东方金诚金融业务部助理总经理王佳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近期数据来看，信托资金仍主要投向工商企业、证券市场、基础产业和房地产等行业。受‘两压一降’的影响，证券投资类信托成为2020年以来唯一保持占比持续增长的信托类型，反映了信托投资向标品化转型的趋势。尤其在城投平台仍然刚兑的趋势下，存在一定的市场机遇。”
向标品化转型
根据记者所拿到的山东某地的城投债信托产品信息，该城投债发行主体的信用评级为AA。作为担保方的母公司主体信用评级为AA+，募资用途为该城投平台在上交所发行的2021年公司债。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债的票面利率为6.5%，而市场上大部分的公司债票面利率为2.6%至3.8%。
对于该产品公司债较高的票面利率，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从票面利率来看，还是反映出该城投平台融资难。事实上，从市场来看，信托资金还是希望募集给AA+的城投平台所发行的城投债，信用评级可以筛选一定的评选。如果像上述这种AA城投平台，则需要AA+担保来减少风险。”
此外，该业内人士还认为，信托资金流向公司债要好于私募债。“因为信用分化使得弱区域城投债净融资多处于萎缩状态，虽然近期西部某城投平台私募债从存在兑付隐患到已经兑付，但是市场并没有因此得到很大的提振。存量债务不会凭空消失，加之借新还旧不畅，市场仍然会存在一定的偏向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信托资金流向证券领域已经在数据上有所显现。根据信托业协会公布的2021年三季度末信托公司主要业务数据来看，信托资金仍主要投向工商企业、证券市场、基础产业和房地产等行业。对此，王佳丽分析认为，“从同比变化看，产品呈现三个特征，一是受近年来‘两压一降’政策影响，投向金融机构的信托资金占比显著下降，信托行业去通道、去嵌套的转型取得了一定成效；二是证券投资类信托成为2020年以来唯一保持占比持续增长的信托类型，反映了信托投资向标品化转型的趋势；三是从信托资金的运用方式看，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以非标投资为主的信托贷款占比已不足30%，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超过8个百分点，而以标品投资为主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占比接近21%，同比上升超过8个百分点。”
对于上述资金的升降，一位城投平台融资部负责人认为，“城投债目前为止仍然保持刚兑，而政信类产品违约逾期已经屡见不鲜。在推介相关产品时，刚兑是主要优势之一，安全性远高于非标类产品。此外，债券是在公开市场发行的金融产品，城投不兑付的成本极大”。
一方面，非标政信类产品发行量下降，与监管部门要求信托公司压降融资类信托有关；另一方面，信托资金通过标准化产品继续流向债券市场。一种“非标转标”的趋势开始在市场上出现。
“证券投资信托中债券投资相较于其他投资标的的占比最高，规模最大，主要原因在于债券市场的容量巨大，且具有固收属性，更能够满足信托投资者对于稳定收益的需求。”王佳丽预测，“随着城投融资受限，房地产融资风险增加，预计未来信托资金投向债券市场的规模还将进一步上升。”
君牛财富分析师认为，“信托‘非标转标’与几大类资产无法割裂，围绕土地的平台、地产，委贷为核心的类信贷业务。从监管而言，监管的基调也是渐进式整改，警惕监管引发的风险。因而把以往的操作模式梳理和增加信息披露，也不失为一种创新。这个‘非标转标’既打通资本市场，也能够促进信托承担起真正的委托、融通等聚焦财富管理、 社会 服务的职责。”
此外，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除了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份外，在城投债和城投非标都面临大幅压缩的监管背景下，15号文（《银行保险机构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防范化解工作的指导意见》）实际上进一步抬高了城投平台的融资准入条件，而城投债和银行融资的规模新增有限的情况下，城投平台对非标融资反而会出现更大的依赖，尤其是资质较弱或发债难以为继的城投平台。在这种看似矛盾的环境下，‘非标转标’将是城投平台短期融资的一种过渡方式。同时，城投发债首先要看当地的一般公共预算是否达到了50亿元，如果当地经济状况较差，城投平台的主体信用评级又不理想，那么，在当地就很难公开发行债券，而眼下信托将资金投向城投债，则从侧面反映出该地区的经济状况较好，且城投平台具备发债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一些弱资质地区。公开发行的债券属于标准化资产，发行的债券可以在银行间交易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公开流通买卖，也提高了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
置换存量非标
2022年以来，低评级城投债的发行受到了更严格的控制，城投债的发行主体准入条件、规模占比、借新还旧等也有了更多的限制。近日，江苏省南通市财政局在官网发布了《南通市财政局2022年工作计划》，要求“进一步压降融资成本，对融资成本6％以上的隐性债务全面清理、分类处置，争取2022年末全市隐性债务平均综合利率下降到5％以内。督促各地将经营性债务融资成本，一并纳入监管范围。严控新增非标融资和高成本融资，确保全市债务综合成本持续下降”。
据统计，2020年以来，非标信用风险事件涉及的城投企业31家，分布在贵州、湖南、河南、四川等地。其中，贵州20家，占64.52％，河南3家，湖南、吉林和辽宁各2家，甘肃和四川各1家。从行政级别看，2家为省级城投企业，4家为地市级城投企业，其余均为区县级或园区城投企业。联合资信有关研报认为，非标信用风险的持续暴露及地方国企信用债违约事件的发生，导致区域再融资环境恶化。此外，“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一年，再融资环境恶化的地区非标信用风险将持续暴露。企业层面，债务负担重且短期集中偿付压力大、直融及非标融资占比高、对外担保规模大、有不良征信记录、再融资压力大的城投企业流动性风险值得关注。
从各地的政策来看，非标业务压降已成趋势。在王佳丽看来，除了可以投资城投债作为标准化产品外，与城投平台开展的以往存量非标业务也可以通过“非标转标”的形式去除非标存量。“目前，存量的非标信托贷款通过正规流程发行ABS实现‘非标转标’，这也符合监管压缩信托非标规模的导向的。目前。交易所和交易商协会发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信托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和资产服务机构，向资产支持计划（SPV）转让基础资产（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计划募集资金最终用于信托贷款还款资金；二是信托公司将信托贷款债权转让保理公司，由保理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发起资产支持计划，通过保理公司进入交易商协会ABN市场。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两种方式都需要信托贷款借款人开立资金监管账户，由资金监管行监督贷款资金偿还情况。
王佳丽认为，“根据近年来市场发行规模情况来看，以信托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基础资产为企业债权或者信托受益权的企业ABS项目发行数量和参与发行的信托公司数量都呈现上升趋势。但信托公司通过ABS方式实现‘非标转标’需要满足监管机构对于底层资产池的评级、分散度，原始权益人风险自留等要求，基础资产还需有持续稳定现金流，因此现实发行中还是存在一定操作难度，预计发行规模增速有所放缓。”
采访中，有分析人士认为，虽然目前信托资金流向债券领域的比例在上升，但从过往的投资来看，信托资金并非擅长在证券市场开展业务、发行产品。对此，王佳丽建议，“如果想在城投债产品有所为，从短期来看，部分信托公司可以先期通过开发TOF等组合投资产品逐步培养投研能力。但从长期来看，信托公司需提高自身的主动管理能力，通过加强标品投资的内控管理体系和业务流程建设，招聘具有相关投资经验的投资经理、交易员、研究员、信评和估值清算人员。”
『贰』 “遵义经开投”2亿存款被冻结，贵州债务风险扩散至发达地区
2018年末以来，贵州多地爆发债务风险，政信类非标资管产品逾期常态化，并且风险有从经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扩散趋势。
01
资金被冻结
近日，据天禄谈信托，国通信托、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义经开投”）其他民事裁定书发布，申请人国通信托保全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
民事裁定书显示，冻结被申请人遵义经开投3个银行账户存款，冻结银行账户存款总金额为2亿元，冻结期限为一年，起止时间以协助执行通知书为准。
《小债看市》注意到，除了天禄谈信托，国通信托外，遵义经开投还涉及与中泰信托的合同纠纷，受理法院为上海金融法院，将于9月22日开庭。
今年7月，遵义经开投被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为1.37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由遵义经开投提供担保的多只非标产品出现逾期。
据媒体报道，2019年末以来“东海瑞京·瑞信51号资管计划”、“国釜-华府1号私募投资基金”相继出现逾期，其中融资方均为汇川城投，担保方为遵义经开投，其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责任。
汇川城投和遵义经开投为遵义汇川区内仅有的两家城投平台，主要从事基础设施和保障房建设等业务。
《小债看市》统计，目前遵义经开投存续债券9只，存续规模42.36亿元，集中兑付日主要集中在2024年。
在信用评级方面，遵义经开投主体和相关债项信用评级均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02
流动性枯竭
据官网介绍，遵义经开投成立于2011年，主要负责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及配套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资产运营、投融资等工作。
遵义经开投是遵义经开区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主体，由遵义经开区管委会、汇川区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国有控股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遵义经开区管委会。
近年来，遵义经开投业绩增长乏力，利润对财政补贴依赖程度较大，经营获现能力欠佳。
今年上半年，遵义经开投实现营业收入9.51亿元，同比增长4.34%；实现归母净利润1.04亿元，同比下滑1.94%；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3.27亿元。
截至最新报告期，遵义经开投总资产为290.27亿元，总负债159.49亿元，净资产130.78亿元，资产负债率54.94%。
《小债看市》分析债务结构发现，遵义经开投主要以非流动负债为主，占总负债比为56%。非流动负债中主要为长期借款43.57亿，包括非标借款9亿元，以及应付债券35.84亿元。
截至今年6月末，遵义经开投还有流动负债70.68亿元，主要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和其他应付款项，其一年内到期的短期负债有34.98亿元。
今年，遵义经开投到期债务中，银行贷款、债券及非标类借款分别为14.53亿、7.41亿和16.21亿元。
然而，2019年以来由于偿还大量债务，遵义经开投的流动性已近枯竭。目前其账上货币资金只有2.32亿元，现金短债比仅为0.07，除去受限资金所剩无几，存在较大短期偿债风险。
在银行授信方面，截至2019年末遵义经开投银行授信总额为72.92亿元，未使用授信额度为6.39亿元，可见其备用资金也不充沛。
整体来看，遵义经开投的有息负债有114.42亿元，带息负债比为72%，值得注意的是高企的有息负债，将产生高额财务费用侵蚀利润。
2019年，遵义经开投利息支出3.19亿元，是当年其净利润的1.4倍。
在经营获现欠佳、流动性枯竭情况下，遵义经开投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于外部融资和政府补助。
在融资渠道方面，遵义经开投渠道较为多元，除了发债和借款，其还有9次租赁融资，26次应收账款融资，两次股权质押融资以及一次信托融资。
然而，自2018年起遵义经开投的筹资性现金流持续净流出，近两年分别流出17.94亿和11.87亿元，说明其外部融资环境恶化。
2019年，遵义经开投获得财政补贴3.53亿元，但其区域专营地位及可获得的外部支持弱于其他主要建设主体。
因此，自有资金不足，外部融资遇阻，财政补贴有限的情况下，遵义经开投计划通过协商展期等方式偿还到期债务。
另外在流动资产方面，遵义经开投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项和存货规模庞大，对公司资金形成较大占用，资产变现能力较差。
截至今年6月末，遵义经开投的存货有163.12亿元，占流动资产的64%，主要为土地使用权和开发成本，其中受限的存货规模超40亿。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遵义经开投的对外担保风险。
截至2019年末，遵义经开投对外担保金额为68.71亿元，占净资产的52.98%，主要是对汇川区部分国企的担保，其中汇川城投已出现债务逾期。
总得来看，遵义经开投自身经营能力欠佳，利润主要依赖于政府补助；并且有息负债高企，资产变现能力较差，再融资环境恶化情况下，其短期偿债风险较大。
03
债务风险频发
贵州省经济财政实力弱，债务负担全国最重，整体债务风险高。
2018年末以来，贵州多地爆发债务风险，政信类非标资管产品逾期常态化，并且风险有从经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扩散趋势。
其中，GDP和公共财政收入在全省排第二的遵义，今年已相继出现遵义道桥“技术性违约”，遵义建投1.7亿资管产品逾期等事件。 （后台回复“遵义道桥”、“遵义建投”查看原文）
2019年，遵义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483.32亿元，同比增长9.7%，增速同比减少0.7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55411元。
在财政方面，2019年遵义市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54.45亿元，同比增长0.9%，受“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影响，增速较2018年减少15.6个百分点；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43.40亿元，同比增长9.7%；地方财政自给率为34.23%。
可以看出，2019年遵义区域经济增速放缓，财政自给程度下降。
而汇川区位于遵义市中心城区北部，地处黔中与成渝经济文化的重要交汇区域，与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员”的运行机制，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9年，遵义汇川区GDP为384.69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01亿。
今年以来，汇川城投相继曝出9000万私募、两亿资管产品等非标逾期事件，遵义经开投作为担保方被牵其中，本次银行存款被冻结，说明其代偿风险暴露，遵义当地再融资环境进一步恶化。
『叁』 为什么城投债券短时间内不会违约
一、城投债的 历史 由来
城投债，又称“准市政债”，就是以城投公司为发行主体，以地方政府为隐性担保人，在上交所、深交所、银行间市场发行的标准化债券，发行产品所募集资金用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或公益性项目。
自成立以来，城投债一直是债券品种非常重要的一类，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类债券。从承销商到投资者，以及参与债券发行环节的人，都将其视为当地政府发债。 主要是因为城投债独有的三大特征：
第一，从股权结构讲，其股东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国资委、管委会、交通局、建设局等，实际控制人是各级人民政府；
第二，从业务角度讲，其业务主要包括一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棚改和保障房建设、城市公共建设（供水、供热、公交）运营等，业务对象主要是各级地方政府；
第三，从盈利角度讲，其自身没有独立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创造能力，其盈利和现金流主要是依赖于各级地方政府。
实际上，城投债具有地方政府信用的隐性担保。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地方财政支出却不断上升，造成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直接原因是随着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巨大，而《预算法》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债券》。因此我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政债券，地方政府只能以间接方式发行。
二、城投债的发展 历史
1、起步阶段（1992-2004年）
这一阶段，由于我国债券市场仍属于起步阶段，债券品种有限，且企业债券的发行主体仍限定于中央企业、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企业，因而城投债券的发行规模一直很小，1999-2004年城投类企业债券仅发行8支，合计156亿元。
2、逐步发展阶段（2005-2008年）
2005年，国家发改委启动地方企业债券发行，作为地方政府全资控股国有企业的政府投融资平台可以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同时，200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短期融资券发行的重启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提供了新的债券品种。受益于债券市场的扩容，城投债券开始快速发展。2005-2008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分别发行债券17支、29支、54支和49支，发行规模分别为242亿元、351.50亿元、664.50亿元和740亿元。
3、爆发增长期（2009年）
2008年1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简化发行核准程序有关事项的通知》，将企业债审批环节由先前先核定规模再核准发行的两重审批简化为核准发行一个环节，并取消总额限制，政府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的空间在政策上得到很大拓展。
同时，在2009年初国务院推出“稳增长”4万亿投资计划后，为了提供相关配套资金，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等融资工具”；加之发改委明确表态，要“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根据中债资信的数据统计，2009年政府融资平台总计发行162支债券（其中企业债达117支），为2008年的3.31倍，发行债券规模总计2,821亿元（其中企业债券达1,734亿元），为2008年的3.81倍。
4、整理和回落期（2010~2011年）
经历了2009年的爆发式增长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快速积聚也受到监管层高度重视，自2010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务院19号文）后，国务院及相关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规范性文件，加之云南公路“只付息不还本”函件、云投重组和上海申虹偿债危机等信用事件的相继发生极大地挫伤了市场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的风险偏好，根据中债资信的数据统计，2010~2011年政府融资平台发行债券支数和规模增速均显著放缓，分别为162支、193支和2,765亿元和3,264.10亿元。
5、规范中发展期（2012年至今）
2012年3月，银监会下发了《关于加强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要求各银行原则不得新增融资平台贷款规模，政府融资平台银行贷款渠道被显著收紧。但政府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很大，且正值地方政府债务到期高峰，地方政府融资需求非常大，得益于债券监管部门政策放松，发行城投类债券成为地方政府极为重要的融资渠道。根据中债资信的数据统计，2012年政府融资平台总计发行662支债券，总计8,246.10亿元，分别为2011年的2.74倍和2.53倍，发行规模创 历史 新高。
2013年4月，国家发改委发文对城投债券按照三类实行分类管理，有保有控；而“债市风暴”又使得国家发改委自5月起对企业债券展开了大规模的自查工作，新债发行基本暂停。受此较大影响，2013年政府融资平台发行债券652支，总计8,286.26亿元，较2012年几乎没有增长。
2013年底以来，在中央提出“开正门、堵邪路”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思想的指导下，推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阳光化”成为监管的核心思路。因此，政府融资平台发行债券融资得到了明确支持。2013年12月，国家发改委明确允许融资平台通过发行企业债置换“高利短期债务”，而后，融资平台发债的政府行政级别限制放开，国家发改委再次发文支持扩大企业债券资金用于棚户区改造。在政策的支持下，2014年1季度，政府融资平台已发行债券289支，总计3,277.70亿元。
截止到2020年全年城投债券总计发行4,901支，较2019年上升48.56%，发行规模为36,545.34亿元，同比增长43.07%，受疫情影响全年融资环境宽松，发行规模及发行支数均再创 历史 新高。
表1：近三年不同类型城投债券发行规模及其增速
三、城投债的信用风险有多大
从 历史 的角度看，产业债不断陆续暴露出信用风险，但是城投品种仍然保持着零违约的记录。展望未来， 我们坚定地相信，城投债券仍是个相对安全的品种，其违约率会长期低于产业债。
最近两年以来，市场对于城投债券的担忧主要源于“政府债务严监管”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希望强调的是，“政府债务严监管”的本意并非打击城投债券这种融资方式，或是逼迫城投债券违约以进行所谓的“压力测试”，而是要规范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杜绝违法违规举债和担保的现象。
地方政府相关债务可以分为地方政府债务、合法合规的企业债务、违法违规债务三部分，我们分别称其为A类、B类、C类债务。 “政府债务严监管”针对的是违法违规的C类债务，而A类和B类债务不会直接受到其影响。事实上，当前的城投债券基本为B类债务。
城投债券中仅仅有极少数为C类债务。 城投公司发行企业债、公司债、中短票需经国家发改委、证券交易所、交易商协会的审批、核准、注册、备案，因此其合法性、合规性都处于较高的水平。很显然，监管相对松的非标融资出现违规的概率远高于城投债券；相应的，非标等弱监管的融资在C类债务中的占比较高。事实上，从2017年1月《财政部关于请核实处理个别违法违规问题的函》、《财政部关于请依法问责个别市县违法违规举债行为的函》、《财政部关于请依法处理部分金融机构违法违规行为的函》（财预函〔2017〕1-7号）到最近财政部披露的云南、广西、安徽、宁波等地政府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责案例， 在为数众多的违法违规举债和担保的案例中，大量为非标融资，直接涉及城投债券的案例只有一个（邵阳城投），比例非常低。
1.3、会不会出现违约链式反应？
违约链式反应理论认为，一笔债务的违约会引发其余债务的违约。 因此，投资者非常关注以下这两个问题：
Q1：如果某个地区公开发行的城投债券违约了，其余地区会不会“效仿性”地违约？
Q2：如果某个主体的非标违约了，其公开发行的债券会不会必然违约？
我们对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对于上述Q1，我们倾向于认为 “第一只违约地方政府不愿意看到，第二只违约中央政府不愿意看到” 。事实上，一旦有公开的城投债券违约，那么压力就可能从地方政府上交至中央政府。根据2011年城投信用风波的经验，城投债务违约很容易引发国际投资者对于“政府债务问题”的担忧，这有可能给主权评级、汇率、外储、海外发债、海外股权融资带来影响。因此， 当纯粹意义的城投债券违约后，相关政策有可能会变得友好。
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非标违约比较多，比如云南地区、贵州地区的非标融资部分已经违约，但城投债券哪怕贵州地区一只也没有违约。像最近山西省就出来表态，确保省属企业到期债权不会出现一笔违约，这还是国企债权，更别说城投债了，直接绑定当地政府信用。
表态！山西：确保省属企业到期债券不会出现一笔违约
2020-11-15 10:38:47 银讯网
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国资运营公司）11月14日在发给省属企业债权人的信件中称，近期，河南省发生了债券违约事件，对此山西省高度关注，立即对下辖省属国企债券进行梳理排查，提前介入风险处置干预。
山西国资运营公司将积极覆行好出资人职责，营造山西省属企业良好的信用环境，充分保障权人权益。
所以就目前全国来看，整体城投债的信用风险很低很低，比较可控。
『肆』 地方政府 化解债务怎么搞的新花样
2020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又一批信用风险事件的爆发，市场对债务化解工作高度关注。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如云南、贵州等地的弱资质城投企业，曾经激进扩张的高杠杆房地产企业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再融资压力。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时处置一批重大金融风险隐患。”
从理论上来看，化解债务的方式包括债务偿还、债务重组、债务置换、债务转移、债务消灭等。1、债务偿还方式，要求有足够的资金。新增资金要么来自经营流入、资产变现或再融资。而对于融资困难企业来说，最大的问题恰恰就是没钱。2、债务重组，即与债权人进行商量，通过削债、展期、利率调整等方式改变债务支付约定。债务重组经常遭到债权人的反对，尤其是削债等手段，根本无法通过债委会表决。3、而债务置换，要求具备一定的再融资能力，能够将短期债务置换成长期债务甚至是永续债务、高息债务置换成低息甚至无息债务。通过拉长时间来缓解短期偿债压力。4、债务转移，将偿债主体由偿还困难的A换成能够偿还的B，降低A的债务压力和负债率。5、债务消灭，要么将债务直接灭失，比如破产重整或清算，要么就是债务转换成权益，不需要偿还。
而实际上主要的化债手段包括还钱、展期、削债、置换、转股、破产等。转股是近几年很流行的方式，新一轮债转股2016年重新启动以来，四大AMC和各地方AMC、各银行系AIC已经有很多案例实践。虽然破产方式化债最为彻底，但是破产周期较长，流程复杂，债权人损失也最大，也是债权人最为抗拒的方式。它也可能对于区域信用有较大的消极影响。比如辽宁省频发的违约事件包括华晨 汽车 、沈机床、沈公用违约事件对于当地债券再融资影响很大。
那么近些年地方政府有哪些化债新手段呢？
2019年10月18日，贵州省金融副省长带队（包括贵州省水投、遵义道桥、遵义交旅及贵安开投）前往上交所举行债券投资人恳谈会及路演，对于当地城投公司再融资安排及债务化解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明确表态。贵州省将确保全省公开市场发行的债券如期兑付，支持贵州省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省融资担保公司”）为全省公开市场债券发行提供担保增信，同时设立了注册资本金为600亿元的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省国资公司”）。省国资公司成立于2014年，注册资本600亿元，实收资本100亿元，由贵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贵州金控集团”）100%控股，实际控制人为贵州省财政厅。未来贵州金控集团将积极助力全省各市县化解政府隐性债务。
2020年9月15日，贵州茅台发布公告称，董事会会议通过控股子公司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固定收益类投资业务的议案；2020年9月16日，茅台集团宣布拟发行150亿元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收购贵州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12月25日，贵州茅台发布公告称，茅台集团拟将其持有的贵州茅台5024万股（占贵州茅台总股本的4%）无偿划转至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省国资公司”），根据过户日收盘价计算，该部分股权市值587.48亿元。
2021年3月11日，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公告，贵州省国资委将所持贵州高速集团10%股权无偿划转给贵州金控集团。工商变更完成后，贵州国资委持有贵州高速集团75.27%的股权，贵州茅台集团持有贵州高速集团14.74%的股权，贵州金控持有贵州高速集团10%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日为2021年3月9日。
茅台化债的核心，是利用“贵州茅台”这一优质资产来化解债务风险。既可以是把茅台股票注入融资主体，提高其资产质量，也可以直接由贵州茅台来替代融资，而后将资金提供给关联公司，从而降低融资成本。当前越来越多的区域开始将白酒企业股权进行划转也是同样道理。这一手段不仅可用于化债，也可用于充实社保等。
2021年3月2日，天域生态（603717.SH）公告，与新蒲发展公司签订相关协议，新蒲发展公司以贵州新蒲经济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11,000万元（19新蒲03期债券（债券代码162347）债券抵付同等金额的应付公司工程款。天域生态在债券持有期间，既不行使回售权，也不得以非公允价值转让债券。天域生态以工程款欠款认购云南信托相关产品，并指定用于投资债券。
通过金融资产化债，工程企业拿到了更有保证的金融债权，对于工程企业更有保障性。当然在破产清算中，工程款在偿付中属于优先类债权，而金融债权属于普通债权。而城投公司则将经营性应付账款转为金融负债，对于城投公司债务结构并无实质改善，估计也是不得以而为之吧。
2017年，山西交通政府性债务规模超过2000亿元，且总体债务成本高、期限短、非标比例大，涉及金融机构众多，尤其自2018年开始进入还贷高峰期，地方债务风险巨大。山西省政府在通盘考虑之后，决定整合高速资产、组建山西交控集团。在2017年7月获批筹建之后，山西交控集团于2017年11月便挂牌成立，注册资本500亿元，并同时资产整合、债务重组两件大事。
资产整合方面，加快对山西路桥集团等划转资产的整合，将从山西交通厅划转的34家政府还贷高速公路公司重新整合为16个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分公司，整合资产规模达4000亿元左右，并一举成为除国投公司外山西规模最大的省属重点国企。山西交控集团还对全省政府还贷高速公路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多措并举提高综合收益。山西财政还对山西交控集团分年分批进行大规模注资，尽快完成500亿元注册资本金确认工作，大幅改善了山西交控整体负债状况和市场融资能力。
债务重组方面，在山西交控正式挂牌之后，山西省便通过召开债权人大会等方式，着手将高速公路债务主体变更至山西交控集团，加快完成政府性债务向集团的平移工作。同时与各债权人进行债务重组谈判，最终于2018年12月与国开行牵头，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等参团的银团正式签订了《银团贷款协议》，债务重组规模最终达到2607亿元左右，每年将因此可减少利息支出30亿元左右。至此，山西高速公路高成本债务基本得以置换，消除了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从而成为2018年全国高速公路债务化解的成功案例。
2020年9月29日，为发挥山西省能源企业产业集群优势，提高集中度，推动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取得重大突破，山西省委决定对山西省属煤炭企业进行深度改革重组，组建晋能控股集团。10月30日，晋能控股集团正式挂牌成立。新成立的晋能控股集团注册资本500亿元，资产总额1.1万亿元，职工47.3万人，煤炭产能近4亿吨，电力装机3800万千瓦，注册地在山西大同，下设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电力集团、装备制造集团、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研究院公司、财务公司6个子公司。集团将聚焦煤炭、电力、装备制造三大领域，重点做优煤炭产业、做强电力产业、做大高端化智能化装备制造业，真正实现优势真优、优势更优、优势常优。后续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阳新材料 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原阳煤集团）相关资产也将陆续被整合。
受永煤债券违约和冀中能源展期事件影响，债券二级市场信心受挫。2021年2月24日至3月2日，山西煤企债券在二级市场出现抛售情况，多笔挂单价格低于80元。2021年3月5日，新闻媒体报道，山西省级层面正组织有关金融单位，酝酿建立省属煤企折价债券回购长效机制，以有效应对二级市场债券价格异动，维护省属煤企债券价格稳定，相关方案已形成初稿。
折价债券回购实属山西应对违约压力的无奈之举。债券二级市场收益率高企，债券一级发行遇阻，甚至有消息称煤企已经转向了银行贷款和非标融资。虽然山西一直强调“自2016年以来，山西省属企业7000多亿元债券全部按期兑付，没有出现一笔违约。目前，山西煤炭产量创 历史 新高，煤价高位运行，特别是改革重组以后，山西煤企资产负债率持续降低，质量效益提升，发生债券违约可能性不大。”但市场信心并没有那么快恢复。
虽然折价回购债券至少给了市场一定的信心，但实际效果可能还要大打折扣。对于民企来说，只要自己能还钱，折价回购债券能大幅赚取价差收益，降低融资费用，因此民企很有动力去搞回购。比如3月1日，阳光100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简称“阳光100中国”）公告，阳光100中国已于公开市场回购并注销2018年发行的本金总额为7.5亿港元2023年到期的可转换债券。还有很多民企股东在转债发行时搞短线交易也是如此。
但是对于国企来说，债券回购的出发点和收益都没问题，但是在国资国企的治理中始终面临着激励约束不相容的问题。债券回购具体实施中面临着很多实际的问题。比如谁来回购，是煤企自己回购，还是省属其他公司回购，或者省属企业交叉回购？资金怎么来，很多煤企本身面临着巨大的偿债压力，哪里有钱来进行回购？回购债券的收益怎么处理，是自己留存还是上缴省财政，是否构成企业当年的利润贡献，是否算做当年的利润考核？还有如果购买的债券主体最终违约了，这笔亏损怎么处理？操作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所有这些问题都对应着“三重一大”事项的审批决策，晋能控股集团可能都没有自主权，只能是山西国资甚至山西省委省政府层面进行统筹协调解决。
2021年3月5日，一份名为《云南省国资委关于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国际评级相关事宜的函》在市场广为流传。因此市场传言，云投集团拟出售康旅控股44.9%的股权给另一家国有企业，本次股权出售由云南省国资委主导，试图缓解其短期流动性问题。截至2020年末，云投集团合并总资产超4780亿元，净资产超1680亿元，收入超1780亿元，是云南资产规模最大的综合类投资控股企业。根据统计，目前云投集团存续债券44只，存续规模544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债券规模有244.3亿元，集中兑付压力较大。2021年2月24日，云南省财政厅向云投集团现金注资10亿元，以增强云投集团资本实力。
云南康旅控股集团2020年10月挂牌成立，前身为云南城投集团。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云南康旅集团总资产2756.33亿元，总负债2175.45亿元，其中流动负债1266.36亿元，应付债券254.74亿元，剔除预收账款的资产负债率76.18%。未来1年内到期债券188.88亿元，公司面临着巨大的债务偿付压力。2021年2月24日，云南康旅集团将持有的闻泰 科技 （600745.SH）2652万股流通股协议转让云南工投集团，名义转让价款20.67亿元，实际该笔金额为云南工投集团给云南城投集团的借款本息，因此更像是资产变卖“以股抵债”。
2019年云南城投集团引入保利集团无果后，2020年5月，云南省国资委将持有的康旅控股部分股权注入云投集团。云南省政府曾表示，云南将推动全省康旅资源和股权向康旅集团“应注尽注”，同时通过资产重组、注资增信全力支持康旅集团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助力云南打造世界一流“ 健康 生活目的地”。截至目前，云南省国资委、云投集团分别持有康旅控股46.73%和44.92%的股份。
整体来看，不论是云投集团还是云南康旅集团短期内都面临着巨大的债券偿付压力。当前云投集团境内债成交收益率达到了19.16%（52D），美元债收益率31.82%(358D)；云南康旅集团境内债成交收益率76.91%（80D）,美元债收益率120.42%（1.07Y）。高企的收益率已经反映了市场对其信用违约的巨大担忧。
实际上在2020年6月，云南国资委就发文对省属国企债务进行清理。根据云南国资委发布的批示《关于省属企业到期债务情况的报告》，要求所有省属国企必须牢记严控新增债务，并且所有高于6.5%利率的债务，特别是大于7%的必须“千方百计换掉，并严禁再有类似”。严控新增债务方面，文件点名了云投集团、云南城投、云南建投、云天化四家省属国企。文件还要求，所有信托、资管及其他类的都要全部置换或还掉;所有省国企之间今后严禁相互借款、担保、更不能向私企借款担保，违者依规严处。
2020年3月，江苏盐城市发文《关于报送成本8%以上债务融资清退工作方案的通知》。文件称，根据市政府主要领导3月20日在市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指挥部全体(扩大)会议上讲话要求，请各市属企业迅速开展融资情况自查自纠工作，并制定成本8%以上融资清退工作方案，清退工作原则上要在2020年年底前全部完成。
2020年4月2日，江苏省泰州市财政局、国资委签发《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金出借、融资担保管理工作的通知》，指出“市级国有企业每笔新增债务年化成本原则上控制在6%以内，各市(区)级国有企业每笔新增债务年化成本原则上控制在7%以内，各市(区)下属园区国有企业每笔新增债务年化成本原则上控制在8%以内”。
2002年4月，江苏省常州市有关部门就管控政府债务融资成本征求意见，提出市级年内对7%以上的高成本债务全部置换出清，辖市区年内对8%以上的高成本债务全部置换出清;并明确2020年新增各类融资的成本红线。另外，市级国有平台公司原则上不得使用信托、融资租赁方式新增融资。在融资环境紧张时，经报备，可以适度采取信托、融资租赁方式作为除隐性债务接续之外的存量债务周转融资，但新增融资比例不得超过全年新增融资余额的5%;新增融资工具按最高不得超过同期同档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上浮15%控制。
而2019年的“镇江模式”，其主要设想是引入国开行的长期低息贷款，通过低成本的贷款置换区域内高成本的负债。其逻辑也是债务置换。
对2018年以来各地154个化债方案进行了统计分类。
笼统的计划（80个），方案只有纲领性和方向性的意见，没有可以落地执行的具体做法。如披露的方案为“统筹资金，偿还一批；债务置换，展期一批；项目运营，消化一批；引入资本，转换一批。”
有明确的计划（18个）。此类方案尽管仍然没有落地执行，但已经明确了具体应该如何去做，或统计披露了每种手段或每年应该化解的隐性债务规模。如重庆市合川区表示，10年化解155.51亿隐性债务，其中债务置换、借新还旧及展期61.52亿元。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表示要协调国开行帮助化解保障房、青城资本等公司债务，进一步拉长债务期限和降低贷款利率，减缓近三年偿债压力。
处于执行阶段的方案（56个）。有一部分方案是当地政府总结上一阶段的化债结果，或者是正在落地的化债举措，我们将这一类统一划分为“处于执行阶段的方案”。如江西省上饶市经开区在2019年财政决算中说明，该经开区“通过预算安排偿还资金0.5亿元，通过公司经营性收入偿还2亿元，圆满完成当年（2019年）化解任务。”再如浙江省温州市“在全省首创政府存量隐性债务降成本置换新模式，首单10亿元债务节约利息成本2300万元。目前通过该模式已完成置换58.46亿元，节约利息费用2.6亿元。”
整体来看，债务置换和债务重组是比较主流的方式。2019年来广泛关注的建制县隐性债务化解试点已经搞了两轮，试点县市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北这些债务压力巨大的弱资质区域。从宁夏永宁县建制县试点的案例看，第二轮建制县试点利用剩余地方债限额或新增限额发行再融资置换15年开始形成的隐性债务，突破了隐性债务不得置换的约束。整体看地方债置换隐性债务将会是长效机制，但受到法定债务率和限额空间的双重约束，规模不会很大。
而债务重组一般都需要更强资质主体的增信措施。比如2020年9月，河北建投集团牵头组建了河北省国企信用保障有限责任公司，并联合省内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等单位，共同发起设立河北省国企信用保障基金，基金总规模300亿元。主要面向省属国有企业在境内公开发行的债券，采取“应急+增信”两种手段提供信用保障支持。该方式有点类似贵州省成立省融资担保公司，目的还是通过增信措施提升区域信用水平。当然债务重组能解决一时问题，能否解决根本问题还不确定。
2021年3月6日，财政部网站发布《2020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文件再次强调“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做到‘家的孩子谁抱’”。而实际上“中央不救助原则” 早在2014年43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中就已经提出，并在历次重要 财经 会议文件中都有所提及。官方也一直表态“消灭隐性债务”。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站中央的角度，要避免道德风险，肯定得表态不救助。但是从地方政府既有财力和资源来看，短期内全部偿还现有的隐性债务并不现实，除非对大部分债务变性（转经营性债务的标准放宽），或通过违约出清的方式来解决。但是简单粗暴地解决政府债务可能会引发很多不可控的后果。而且地方政府债务实际上是 历史 遗留问题，是中央地方财权事权不对称多年累积的结果。毕竟多数城投公司的借贷资金最终用于建设对全 社会 有正外部性的民生项目。
更加现实的选择就是“严禁增量”和 “以时间换空间”，通过经济增长和通胀来实现全 社会 分担。今年人大报告也特意提出“落实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就是希望从央地关系改革入手扭转全局。但首要就是保证城投公司把债务滚下去，只要能活下，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主流的“债务置换”和债务重组实际上也是寄希望拉长久期来减轻偿债压力。从这个角度，“城投信仰”有其合理性。
还有很多市场人士提出城投平台整合与市场化转型的问题。即一方面加强存量城投债务管理，整合区域内的城投平台，集中最优势的资源去获取投资者的认可，同时降低再融资成本、提高再融资效率，稳住城投企业现有的债务规模。另一方面，通过股权划转、资产注入等多种方式对优质城投平台进行资产整合，促进其向产业平台进行转化，以产业为基础提升再融资能力。
整体思路没有问题，欠缺的就是时间。必须认识到城投平台转型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改革开放四十年了还在继续推进，城投市场化转型短期内很难有明显的效果。特别是对于某些决策不当的“毒瘤”项目，不但建设成本高企，而且建成后现金流差，还需要持续维护投入，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消化。这种 历史 包袱不是想甩就能甩的。
以市场高度担心的同煤集团为例，大同煤矿养着16万职工，算上家属和上下游，大同市内靠同煤生活的人超过80万人。建国初期就成立的大同矿务局曾承担着大同市内巨大的 社会 责任，从修路等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到“三供一业”，费用都需要他们承担。即使企业办 社会 已经逐步退出了，但是那些关联企业员工还需要同煤去消化。这也是很多高成本老矿区还得继续维持运营的原因。煤炭电力行业很多老厂都因为这个原因连续持续亏损，比如大唐集团保定热电厂、国家能源集团大雁公司。未来某些城投企业可能也会面临类似的问题。
总结来看，债务化解工作任重道远，绝非朝夕能够完成。短期，保证融资困难企业的再融资能力；中期，通过资产整合股权划转等各种方式，提升资产质量，降低融资成本；长期，进行市场化转型，提升自身经营和造血能力，改善自身现金流。三者紧密关联，不可或缺。
『伍』 贵州债务由贵州自己负责了吗
贵州省债务如何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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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作为政府债务风险较高的省份之一，贵州省近期又获得了一批中央支持化解债务风险的政策。
显性债务方面，2021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0.47万亿元，其中贵州全省政府债务余额近1.19万亿元。据中诚信国际测算，在显性债务口径下，2021年贵州省债务率（政府债务/综合财力）为153.42%。
隐性债务方面，官方暂未披露具体数据，学界和市场机构估算的全国隐性债务规模在40万亿元—60万亿元。中诚信国际按计入隐性债务的广义债务口径测算，2021年贵州、天津、江苏、湖南等9个省份的债务率均位于红档，即广义债务率超过300%
财政部近日印发《支持贵州加快提升财政治理能力奋力闯出高质量发展新路的实施方案》（下称“114号文”），从财政职能角度推出一批支持贵州发展的政策措施。这其中包括：
一是研究支持贵州高风险地区开展降低债务风险等级试点；二是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在落实地方政府化债责任和不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前提下，允许融资平台公司在与金融机构协商的基础上采取适当展期、债务重组等方式维持资金周转，降低债务利息成本。
其实这两项政策在2022年1月发布的《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下称“国发2号文”）中都有提及，不过114号文相对细化了国发2号文的要求，相关政策措施后续或进入落地实施阶段。
首先是高风险地区开展降低债务风险等级试点。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可能包括：中央给予贵州置换债务额度，通过发行再融资债券等形式，将政府隐性债务转为法定显性债务。
不过，这样操作会推高法定政府债务率，可能助长道德风险。而且将隐性债务置换为显性债务的空间有限，2021年末贵州省政府债务限额减余额仅有491.4亿元，相比万亿元数量级的存量债务，可置换的规模实为杯水车薪。
二是允许融资平台与金融机构协商展期、债务重组的政策。
与债权人协商同意后，将相应隐性债务调出财政部全口径债务监测平台系统，转为企业经营性债务。这样能达到降低政府总体债务率、在财政部“红橙黄绿”四类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级中降级的效果。
这个做法贵州早有实践。，贵州省遵义市于2022年6月下旬成立金融工作领导小组推进债务化解工作。在当地政府协调下，遵义最大的城投发债主体遵义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基本完成银行债务重组，授信银行组成债委会，统一将银行贷款展期20年，前十年不还本、只付息，后十年逐步还本、同步大比例降息。
虽然贵州省自2018年以来新增债务规模有所下降，但存量债务还本付息压力仍然较大。
在分析人士看来，贵州省债务问题已经进入“债务压力大→市场认可度下降→融资成本走高→债务压力进一步加大→市场认可度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城投非标违约事件不断。2021年下半年以来土地出让市场遇冷，贵州省政府性基金收入对债务利息的覆盖能力从2019年—2021年的160%以上大幅下滑至2022年上半年的72%，难以覆盖债务利息支出。
展期、债务重组、降息等等方式，短期内能降低贵州省城投的偿债压力，但金融机构对区域内风险偏好的修复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实质还是要靠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陆』 贵州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怎么样
简介：贵州股权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以下简称股交中心）是经贵州省政府批准设立，贵州省政府打造的唯一投融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是全国实现联通证券行业机构间市场、证券公司柜台市场和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新型资本市场。
股交中心为非上市企业提供股权挂牌、展示、交易、股权投融资、运行孵化和未来转板安排；为地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提供债权融资、众筹融资、资产收益权转让及其他非标金融资产转让服务；为各类金融机构资产提供交易服务、类资产证券化创新支持和流动性支持；为企业资产重组、产业整合、收购兼并提供创新金融工具、交易服务撮合平台。
法定代表人：洪峰
成立日期：2010-12-23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所属地区：贵州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155650367801
经营状态：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所属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人员规模：50-99人
企业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阳科技产业园创业大厦575室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企业挂牌、登记托管、咨询顾问、转板服务、资产重组以及股权投融资服务、债券投融资服务(限于私募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和符合国家及相关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服务。)
『柒』 21深度丨“茅台化债”见效：“你买的贵州城投债将带着一股酱香味”
近年来，贵州省城投非标违约频繁，债券再融资压力较大。市场上有人建议：贵州可通过“茅台化债”。彼时，这听上去有些滑稽；现在看来，“茅台化债”渐行渐近了。
记者了解到，贵州茅台（600519.SH）的母公司贵州茅台集团拟于下周发行150亿元公司债，询价区间2%-3.5%，这将是该公司首次在债券市场融资。该笔融资主要用于对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偿还有息债务、补充流动资金需求等。
根据发行文件，此单债券发行期限为不超过7年期（含7年）。各期债券的具体期限方案、含权条款设计及发行时点由发行人根据市场情况和资金需求安排。此次债券期限为3+3+1年，尚不确定是赎回权还是回售权。
如果茅台最终发行利率确定在2%-3.5%之间，那么其利率将和贵州地方债利率相当，甚至可能比贵州地方债低。
除茅台集团发债收购贵州高速外，设立财务公司新增债券承销业务、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减持茅台股份等举措都说明——在贵州地方债务化解的过程中，茅台集团已成为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贵州茅台之于贵州而言，已经迈出了辅助化债的关键一步。当然茅台这一优质资产，主要是通过撬动资本杠杆间接引导债务风险的化解。”天风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孙彬彬表示。
从市场反馈看，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市场对贵州城投债的信心。有市场人士调侃称，也许你以后买的贵州城投债，都带着一股酱香味。
“贵州今年城投债还是有改善的。资金信托办法要求信托投资非标的比重不超过50%，而贵州城投债票面利率较高，信托买贵州城投债的不少，部分是非标转标。”一位经常去贵州调研的沪上某中型券商信评人士表示。
但据孙彬彬统计，从一级市场（净融资水平）以及二级市场（信用利差以及超额利差）来看，市场对贵州城投债仍有所保留。或许尽管贵州省目前收益率水平确实较高，是名副其实的高收益区域，但区域内层出不穷的信用事件亦使投资者望而却步。
今年9月中旬，茅台集团公告称拟发行150亿公司债券，品种为小公募。募资用途为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对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高速）股权收购、偿还有息债务、补充流动资金需求等。
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贵州高速公路集团由贵州省国资委100%持股，经营范围为高速公路及附属设施的建设、养护、收费、服务等的经营管理。
另据企 业预警通数据，截至今年6月末，贵州高速有息负债规模2581亿，假设利率以5%计算，每年利息开支130亿。去年一年贵州高速营业收入200亿，今年受疫情影响，营业收入大幅下滑。简言之，贵州高速债务负担不轻。
贵州高速已着手缓释债务风险。贵州高速公路集团公司今年2月披露的债券募集说明书介绍，2019年6月公司与国开行等银行签署融资再安排项目银团贷款合同，用于置换存量债务1354亿元。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9月末，银团总计实现发放贷款700.10亿，债务置换662亿，剩余债务692亿元后续按时间安排进行置换。评级公司认为，置换落地后将进一步优化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并降低公司短期偿付压力。
某股份行信贷部人士称，对于银行而言，高速公路是少数能够兼顾高投放和低不良的信贷资产。对地方政府而言，高速公路偿还债务主要依靠通行费收入，但是每年的通行费收入相对于债务本金而言明显偏小，地方政府存在较大的债务压力，因此对债务进行重组、平滑期限就成为地方政府的诉求。
“茅台集团并不缺钱，很多授信额度也没用，茅台集团发债更多的可能是在传递一种信号，即贵州会打好茅台这副牌。”北京某债券交易员表示称，“发债筹集资金入股后，如果直接用于高速集团偿还债务效果不大；如果统筹至全省债务周转金则可以放大资金效应。”
申万宏源首席固收分析师孟祥娟认为，这有利于边际提升市场对贵州城投的信心，对贵州省城投债估值边际利好。
记者了解到，该只债券预计将于11月4日簿记发行，证券简称为“20茅台01”，主体评级和债项评级均为AAA，利率区间为2%-3.5%。这一发行利率堪比国债，10月29日3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为2.89%。
10月26日，贵州茅台发布的三季报显示，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贵州国资）持股3348万股，持股比例为2.67%。这意味着贵州国资在三季度减持1677万股。如果按照贵州茅台三季度成交均价1678.75元/股计算，贵州国资获利将达280亿。现在看，三季度贵州茅台股价处于高位，贵州国资减持的时机把握得非常到位。
去年12月25日，贵州茅台发布公告称，根据贵州省国资委的相关通知要求，茅台集团拟将其持有的贵州茅台5024万股（占贵州茅台总股本的4%，此时茅台股价约1100元/股）无偿划转至贵州国资。贵州茅台关于无偿划转的国有股份于2019年12月31日完成过户登记。
贵州国资成立于2014年，注册资本600亿元，实收资本100亿元，由贵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控股，实际控制人为贵州省财政厅。
2019年10月，贵州省副省长谭炯带队前往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债券投资人恳谈会及路演。贵州省金融局介绍，完善债券发行兑付配套措施之一即是积极协调，推动设立注册资本金600亿元的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公司，通过资本高效运作，进行债务示范，提高债券融资能力。
以此看，贵州国资在助力区域城投债券融资方面将发挥较大作用。同理，此次贵州国资减持的近300亿资金用于偿债效果不大，如果统筹至全省债务周转金则可以放大效果。
谭炯在会上表示，抓好金融风险防范的措施之一为，进一步拓宽资金的来源渠道，（设立的）省级债务风险化解周转金，将重点用于融资平台公司偿还到期债务。
据了解，该类基金一般由省级政府协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 社会 资本共同设立，基金采取“过桥方式”提供贷款，重点用于辖区内融资平台偿还到期债务资金的周转，将会利好城投的再融资。
分析来看，近两年来政府存量隐性债务集中进入了偿债高峰期，部分融资平台公司短期内面临较大偿债压力及流动性风险。债务风险化解周转金通过市场化运作，将撬动更多资金协同化解地方融资平台隐性债务，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结构，对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10月27日，贵州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新增“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劵、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内容。
今年9月15日，贵州茅台发布《第三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称，会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业务，投资总规模不超过其资本总额的70%。
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贵州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注册资本25亿。
但诸多市场人士解读为，茅台财务公司可以购买贵州城投债，一定程度上将缓解当地城投债的销售压力，帮助贵州化解债务风险。虽然额度不大，但这不意味着茅台财务公司会将所有的额度投入购买债券，更多类似于增信的作用，“四两拨千金”。
华创证券固收团队表示，贵州省的市场化债务化解工作取得了初步进展，相较于2019年之前的化债方式，省政府更为注重同市场的沟通、以及更为积极的采取市场化的债务化解方案。
但华创证券提醒，未来市场认可度的提升仍依赖于债务化解工作的进一步深入，需密切关注贵州金控集团和贵州茅台后续参与化债的具体操作，建议投资者关注贵州省债务化解过程中的投资机会。
孙彬彬称，贵州省近期拿出茅台这一“压舱石”提振资本市场信心，但落实到机构行为来看，贵州城投债流动性压力缓释绝非一个茅台就可以解决，因此建议在总体审慎的前提下，可以选择一部分相对较优的贵州省内公募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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