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信托法

❶ 以日本信托业的发展对我国的信托业有何启示或借鉴

日本引入信托制度之初，也面临信任基础构筑以及投资者保护难题，为此日本对于贷款信托等部分金钱信托采取了附加保障本金补充合同的法律制度，要求信托机构从信托收益中提取相应的准备金，同时还适用于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存款保险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此类信托产品的风险监管约束，也可达到保障投资者利益的目的。不过日本并不是所有信托产品都适用于上述规定，除了特定金钱信托产品，其他信托产品是不适用于本金保障的规定。这样投资者就可以根据自身偏好选择信托产品，信托公司也可以根据不同信托产品制定投资策略。
日本经验所给与的启示在于：刚性兑付作为一个信托公司经营策略，容易导致忽视自身责任承担以及相关监管举措缺位的问题，因而一旦风险问题暴露集中化，信托公司能够使用的应对之策就非常少，损耗投资者信心。就解决信托产品刚性兑付问题而言，信托公司可以采取差异化产品设计，发行保本和非保本信托产品，适应不同投资偏好，而监管部门对于保本信托产品则可以安排更加严格风险监管制度，保障投资者本金安全；而对于非保本信托产品则需要进一步明确受托人职责，安排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受益人利益补偿机制，以此实现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利益。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投资者教育，普及信托文化和理念，使投资者能够更加充分认识信托产品投资本质。

日本信托业务发展之初，信托业务主要也是发挥融资功能，尤其是以贷款信托为主的信托产品占比非常高。不过，与我国现阶段信托业的状况不同，自40、50年代开始，日本信托业开始执行长期金融功能，这就避免与银行业务同质化以及恶性竞争，同时日本贷款信托法也对贷款信托资金的投向有着明确的规定，起初要求投向钢铁、矿产等重要国民经济部门，而日本经济结构的变化，贷款信托资金则被要求投向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作用的部门。日本上世纪五十年代还进一步制定了《贷款信托法》，实现了贷款信托商品化，加之门槛不高，获得大量委托人的青睐，也间接起到了普及信托文化的作用，为发掘更大的信托需求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以贷款信托为代表的融资类信托产品逐步减少，目前贷款信托基本绝迹，逐步被土地信托、有价证券信托等所取代，信托制度的财富管理功能、投资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
日本经验所给与的启示在于：信托业务融资化与国家经济增长阶段有很大关系，经济增长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融资需求强烈，信托业务融资化特征相对显著，这本身是信托制度适应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表现。但是，我国信托业务融资化主要在于很多业务都是通道业务，而且很多信托资金投向了国家宏观调控限制的房地产、过剩产能以及地方融资平台，应该更多发挥信托制度融资优势去支持新兴战略产业，以此促进我国经济转型；信托融资化问题还在于信托与银行的经营模式近似，同质化严重，虽然信托公司基本选择风险更高的项目运作，但是盈利模式基本也是靠利差，而且各家信托产品同质化严重。目前，我国依然处于相对增长较快的阶段，融资需求依然较为强烈，因为信托业需要进一步优化信托融资功能发挥的路径，实现差异化经营目标。同时，我国还需要加强信托文化的普及，进一步发掘其他信托业务需求，从而有利于提高信托业收入来源以及未来融资信托业务收缩可能带来的冲击。
面对资管市场开放挑战的日本经验：专业化及规模化
我国信托公司曾经是我国唯一能够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实体进行资产配置的金融机构，然而随着我国金融监管的放松以及资产管理市场逐步的开放，这种优势已经荡然无存。目前，券商、基金子公司、保险公司都可以跨市场进行资产配置，信托业制度红利严重削弱，信托公司经营发展所面临的竞争挑战更大。目前，我国信托公司在通道业务、上市股权质押、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等业务市场已经被分割。
日本信托业也面临着信托市场逐步开放的挑战。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日本信托业也加快了这样的改革开放步伐，1986年允许外资银行以成立现地法人的形式，经营信托业务。1993年允许银行和证券公司通过设立子公司，或者是信托合同代理店来参与信托业务，2002年又允许金融机构总公司亲自来从事业务，2004年修订信托业法以后，允许通过新设信托公司或者说新设代理店的形式来从事信托业务。日本信托机构应对之策在于，一方面明确了自身所具有的从事信托业务的专业性，通过聘请或者邀请该领域专家，来提高公司整体专业运营能力。同时，密切跟踪社会经济发展所蕴含的业务机会，及时创新产品服务；综合化服务增强客户粘性，日本信托银行兼营存款业务、证券过户代理、不动产买卖等业务。另一方面，加大规模化经营步伐，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信托业加快了并购步伐，如1999年排名第三的三井信托与排名第六的中央信托合并，2000年4月三菱信托、日本信托和东京三菱银行决定实行联合经营。
日本经验所给与的启示在于：信托公司发展根本还在于专业化经营，因而我国信托业仍需要加强业务专业性，培育和招聘更多专业人才，深化信托制度的应用空间和范围，加快信托业务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信托公司仍需要加强渠道建设，细化客户管理，通过客户管理系统，细化客户管理策略，分析客户金融服务需求和投资偏好，为客户指定个性化产品推荐和财富管理方案。信托公司需要加强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加强各种风险管理工具的应用，诸如评级体系、预警体系等，提高风险管理量化水平，形成良好的风险文化和报告体系。信托公司需要进一步加强品牌建设和宣传，向社会和市场传递企业经营理念、发展愿景等，增强经营透明性，强化客户的认同感和信任度。同时，信托业也需要通过横向兼并收购和纵向兼并收购，实现综合化、规模化经营，提升综合经营实力。
信托业发展政策扶持的日本经验：制度供给与精心培育
我国政府在引进和促进信托业发展方面起着主导作用。然而，面对如何培育和发展信托业，自2001年《信托法》之后才有了明确的思路，不过从当前看，信托业转型发展的相关制度供给和政策依然不充足，而且随着资管市场的加速开放，监管部门需要进一步解决行业发展方向以及分业监管下的制度协调问题。
日本政府在信托业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更加明显，对于培育信托业非常重视。一方面，日本政府不断加强有效的信托制度供给，从最初的信托法和信托业法，到后来的贷款信托法、资产流动化法，再到信托法和信托业法的再修订。信托业务作为一种法律关系，在大陆法系下需要依照基本的法律制度进行操作，日本信托制度继承了英美信托制度，又有本土化，具有较大先进性。同时，日本又根据信托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制定各类业务特定法律制度，推动信托业的商品化和快速发展。为了适应新时期信托业务的大发展，2004年日本开始着手修订新的信托制度，这赋予日本信托公司更大的发展空间，也保证信托机构与银行、保险等新进入竞争者保持相同的监管要求，维护行业公平竞争和有序发展。而且，日本信托业法律制度与其他不动产、税法等都有很好的衔接，解决了大陆法系下信托业务发展的不兼容问题，有效促进了日本信托业务发展。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二战后以及信托市场开放关键时期也给予了日本信托业很大的政策支持。二战以后由于战争造成的灾难，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资产大量流失，信托公司经营也曾一度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困境，日本政府通过让信托公司经营银行业务，成功地打破这了一僵局，日本信托业从此进入了兼营阶段。1953年日本又对信托业确定了分业经营的模式，并提出了长期金融和短期金融分离的方针，要求信托银行发挥长期金融职能，以信托业务为主，而原来兼营信托业务的银行相继不再经营信托业务，这样，日本的信托业务主要集中到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东洋、日本和中央等7家信托银行手中。

日本经验所给与的启示在于：信托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政府的作用却是无法替代，而政府对于信托制度的供给和发展路径设计，也决定了这个信托业发展速度和成熟度。我国缺少“信托业法”，信托公司的合法权益缺乏必要的保障依据，尤其是在资管市场加速开放的当下，由于缺乏顶层设计，信托公司与其他从事类信托业务的金融机构的竞争并不在同一个起跑线。虽然我国2001年颁布《信托法》，然而信托财产独立性和产权归属问题、信托财产公示问题等还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信托立法过程中存在很多概念模糊、条文不清的地方，这对于信托业务实际操作形成较大制约。因而我国应该加快建立和完善信托行业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合理的信托行业制度供给引导其健康发展，为信托行业提供更大创新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可在税收、信托公司异地部门建设、业务创新给予更多优惠政策和支持，帮助信托公司渡过行业转型发展困难时期。

❷ 信托是什么意思

❸ 试述信托的历史发展

1.信托的由来：
信托是一种特殊的财产管理制度和法律行为，同时又是一种金融制度,与银行、保险、证券一起构成了现代金融体系。
信托制度起源于英国，是在英国“尤斯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距今已有几个世纪了。
但是，现代信托制度却是19世纪初传入美国后，在传入美国后信托得到快速的发展壮大起来的。美国是目前信托制度最为健全，信托产品最为丰富、发展总量最大的国家。
我国的信托制度最早诞生于20世纪初，但在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下，信托业得以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基础极其薄弱，信托业难以有所作为。
我国信托业的真正发展开始于改革开放，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978年，改革初期，百废待新，许多地区和部门对建设资金产生了极大的需求，为适应全社会对融资方式和资金需求多样化的需要，1979年10月我国第一家信托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经国务院批准同意诞生了。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现代信托制度进入了新的纪元，也极大促进了我国信托行业的发展

信托即信任委托。它起源于14世纪罗马的“Fidei Commissum”(遗嘱信托)制度。当时这一信托制度的设立，是为了使外国人、俘虏、异教徒等非法继承人能以合法的方式取得对遗产的继承。即财产所有者通过遗嘱，指定一个具有法定资格的继承人，先让其继承遗产，然后再由这个人转给立嘱者意愿中要赠与的人。由于这一制度具有的规避当时遗产受赠法的特性，起初并不为罗马法所承认，只是到了罗马国后期才赋予其合法的地位。

古罗马信托制度尽管在结构和功能上都与今天的信托制度相差甚远，但在本质上都不失是将财产交给受托人经营，而收益由收益人享用的一种制度。此后，这一制度被英国采用。在英国，最初是由个人承办信托，委托者找自己信任的亲朋或律师担任受托者，不给报酬，称之为“民事信托”。这种依靠个人关系而进行的信托，在管理、运用财产的时候往往出现许多问题和发生财产损失、纠纷。1883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受托者条例”，对个人受托者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法律加以限制。1896年英国政府又颁布了“官选受托者条例”，规定法院可以选任受托者。被选任的一般是法院的法官，仍是以个人作为受托者。1907年公布的“官营受托法规”规定，政府可以开办信托机构并成为信托法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信托主要是为参加战争的英国军人办理遗嘱信托。直到1908年由官方出面设立的信托局才在伦敦正式成立，并在各大城市相继设立了分局。官方信托局的主要业务是：管理 1000镑以下的小额信托财产，保管证券及重要文件，办理遗嘱或契约委托事项，办理政府机关委托事项，管理被没收的财产等。办理这些业务虽都要收取一些费用，但由政府组办的信托机构不是以赢利为目的。而由法人办理的信托则是在1899年《公司法》的基础上，以1925年的“法人受托者条例”为基础开始的。

英国的信托业务主要是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兼营业务，专营信托业务的公司所占的比重则较小。英国全部信托业务的90％集中在威斯敏斯特、密特兰、巴克莱、苏埃德等四大商业银行设立的信托部和信托公司。由于大部分信托业务是个人承办的，所以英国的信托以民事为主。由法人承受的主要是股票、债券等代办业务和年金信托、投资顾问、代理土地买卖等业务。

在世界各国当中，虽然英国信托业发展的时间较长，而且美国的信托源于英国，但其发展程度则远不如美国和日本。

从1792年美国第一家信托公司成立到19世纪初，信托多由保险公司作为一项副业经营，主要是按死者生前的愿望处理其财产。此后不久，随着信托业务的扩大，当时的信托公司从保险公司中独立出来。特别是1830年以后，美国的信托公司大量出现。到十九世纪末，在美国社会中，信托公司不仅积极参与筹集、承购铁路、矿山债券，而且也为普通百姓办理管理钱款和财产。

如果说美国的信托业务是从英国学来的，那么，日本的信托业则是从美国引进的。

日本的信托业务最初是在银行内部经营的。1902年，日本兴业银行成立以后，首次开办了信托业务。不久，安田银行(今富士银行)、第一百银行(今三菱银行)和三井银行等几家主要的银行也都先后开办了信托业务。

1904年成立的东京信托公司，是日本第一家专业性信托公司。这家信托公司的成立，是日本信托事业大发展的开端。随后，在日本国各地很快出现了各类信托公司，业务品种比较多，其经营也较混乱。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信托公司因经济萧条而倒闭。日本政府则借此机会先后颁布了《信托法》和《信托业法》。这两个法对信托业务的经营原则和监管办法做了详细的规定，并使之成为日后日本信托事业发展的基本法。同时，依据以上两法对全日本的信托业进行全面的整顿，从而把日本的信托事业推进到一个规范化发展的崭新阶段。

19世纪中期以后，世界上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中，随金融工具形式的增多，人们的财富观和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信托关系中的受托人也一改原来那种在信托关系中消极地充当财产持有人的做法，而以积极的态度运用信托财产增殖，在社会经济中，信托日益担负起参与一国经济建设的资金融通作用。受托人角色与功能的变化，一方面促进了受托人自身经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使信托与融、投资日益密切结合。在信托业务的发展过程中，一种具有显著特征的房地产信托也随之发展起来。

二、房地产信托及主要形式

房地产信托在国外许多国家中被称为不动产信托。这是一种以土地及地上固着物为标的物，并以对其进行管理和出卖为目的的信托。在这种信托关系中，其核心是房地产财产，基础是信任委托，运作方式是房地产财产的经营与管理。由于这种融资方式涉及到房地产业的资金融通及风险管理，从而成为许多国家房地产融资的一种主要形式。

从世界各国房地产信托发展的历程看，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由传统信托业务向开放性业务转变的过程。

传统房地产信托业务主要是在二战前后开展的宅地分块出售、对不动产的管理和一些中间业务。这一时期的诸项业务品种大体上可以归类为管理信托和处分信托。其中的管理信托，主要是代收地租、房租和承办租赁办公楼、居民楼及其设施等。

❹ 试述信托的基本法观念

信托理论与信托理念

1、民事信托。我国的江平教授和日本的中野正俊教授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发展中国民事信托的构想。与《信托法》（如第三条）确立的“民事信托+营业信托+公益信托=信托”的模式有所不同，江平教授提出了“民事信托（含营业信托）+公益信托=信托”的制度架构，他认为我国的民事信托应相当于英美法系的私益信托[ ]，而营业信托只是以经营信托业务的机构作为受托人的一种民事信托。这无疑是对信托制度本源和社会基础的回归——民间财产转移与管理，对于满足民众迅速增长的理财需求和从根本上推动信托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日本无民事信托”的观念已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但中野正俊教授在总结大量民事信托判例的基础上指出，日本的民事信托实际上随处可见，只是它们在性质上仅仅作为判例而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罢了。这不仅是对日本信托理论和观念的触动，也对我国民事信托的认识和发展极具启示。难道我国当前的民事信托活动就仅限于小额财产管理、遗产管理和贵重物品保管等初级形式吗？目前，学界对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民事信托充满信心。随着信托思想的普及和信托制度的健全，越来越富裕的国人必定会逐渐认识并充分运用民事信托的财产保护和增值功能。由此，受托人在“职业受托” 的基础上也会产生“非职业受托”，不断积聚的公民生活资料会更高效地转化为生产资料。不论这样的民事信托是否还保有在英国起源时的“原汁原味”，但它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促动作用将是非常可观的。

2、公益信托。我国当前各方面的公益需求非常巨大，但公益事业主要以基金会的形式出现。江平教授认为，目前基金会的设立成本和管理成本较高且程序较繁琐，与公益信托相比虽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却没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学界普遍呼吁，积极引入灵活、便捷的公益信托，以扭转我国公益事业发展严重滞后的被动局面。但是，在目前的法律环境之下，发展公益信托仍面临着诸多障碍，一是动力不足，即各项鼓励措施（如税收等）还未出台，影响了委托人设立公益信托的积极性；二是机制不健全，即由于公益事业管理机构还未真正明确到位，公益信托的受托人资格难以核定，有效管理无法落实。值得期待的是，有关部门已将公益信托列入议事日程，相信不久将在我国的公益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民政部门等相关国家机关应积极推动公益信托的开展，鼓励和保障社会捐助，实现信托业和公益事业的“双赢”效应。

3、信托法学说。目前，学界的目光多集中于信托制度的冲突与协调，对信托理论学说的关注和研究相对滞后。中野正俊教授基于当前信托和信托法发展的实际需要，在日本信托法学界已有的“债权说”、“物权说”、“实质性法主体说”和“相对性权利转移说”之外，提出了颇具创意的“限制性权利转移说”，即认为信托财产并未完整地转移财产权，而是根据信托目的限制性地转移财产权。[ ]该学说对信托目的的重视值得赞赏，在当前的信托理论与实务中均具有相当的解释力。韩国的洪裕硕教授在全面分析日本信托法理论各流派的基础上，赞成把信托分为自益信托与他益信托之后再展开解释的“新债权说”。一直以来，日本的信托法学说深刻地影响着亚洲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信托立法和司法，我国信托法学界至今没有影响较大的理论学说，因此借鉴日本的信托法学说既必要又可行。同时，信托法学界应加强与经济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的信托理论交流，并紧密结合信托实务操作和信托发展动向，及早提出我国自己的信托法学说。随着我国信托法制的进一步发展，民商法与信托法之间的冲突将会越来越突出，法学界可以考虑将信托法学提升为独立的法学二级学科，针对其独特性展开全方位研究。

4、信托观念。虽然信托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由来已久，但国人对信托的认识却相当滞后。我国本身没有信托传统，而“一物两权”的英美式信托与大陆法系国家“一物一权”的传统所有权概念和法律体系相去甚远，加之当前转轨过程中市场信用机制严重缺乏，使得信托制度在我国的继受和发展面临诸多困扰。江平教授认为，信托的观念与运用在我国长期处于误解和歧义之中。洪裕硕教授也坦言，信托在大陆法系的中国和韩国会产生“异样”的感觉。的确，由于人们对信托的普遍陌生和信托公司屡屡被整顿，社会上对信托的质疑与排挤在长时间内还难以完全消解，这对于信托观念的培育和普及产生了负面影响。究其根源，仍旧是我国的法治建设和市场经济还不成熟，法律不健全和信誉严重缺失是制约我国发展信托制度和普及信托观念的系统性障碍。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日趋发达，国民理财的需求与人们对信托的认识将会同步增长，尤其在信托理论和立法的不断推动下，信托的独特价值和巨大潜力必将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接受。

❺ 信托怎么理解

什么是信托？

通俗地讲，因信任而托付财产，就是信托。

即可以认为：信任 + 托付财产 = 信托。其中：信任是信托的前提，托付财产是信托的实质。

这里，托付财产的基本模式是利益与责任相互分离的三方关系：委托人把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受托人为了受益人的利益而管理财产。参见简易图：

信托是什么? 一个不易说清楚说透彻的问题。

最简单地讲，信托就是一种财产转移或管理的设计（或手段）。它作为一种严格受法律保障的财产管理制度，通过基本的三方关系（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来更安全、更高效地转移或管理财产，从而满足人们在处置财产方面的不同需求。

我国《信托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信托法律网（）推荐：通常的“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转移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信托目的（包括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而管理或处分该财产的行为。（注：通常的“信托”不包括回归信托、拟制信托等特殊的信托。）

[参考一] 在英国，信托是一种衡平法上的义务，强制要求受托人为了受益人的利益而处理其所控制的信托财产。任何受益人均可以要求受托人忠实谨慎地履行此项义务。而受托人在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的过程中，对任何未经信托或法律豁免的疏忽行为或不当行为，均须承担违反信托的相应责任。

[参考二] 在《美国信托法重述》的框架下，如果未有“慈善”、“回归”、“拟制”等限定词时，信托被视为一种基于明示意图而产生的信赖关系（ficiary relationship）。其结果是：一个人（受托人）享有信托财产的法定所有权，同时也负有衡平法上的义务，并且为了另一个人（受益人）的利益而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

[参考三] 在日本，《信托法》第一条规定：“本法ニ於テ信托ト称スルハ财产権ノ移転其ノ他ノ処分ヲ为シ他人ヲシテ一ē文康磨藦茎也撇喂芾碛芝蟿I分ヲ为サシムルヲ谓フ”。韩国《信托法》对“信托”的界定继承了日本的风格和内容。日韩两个继受信托制度的大陆法系国家均在其《信托法》中认为，信托是将财产权转移或为其他处分，并使他人依照一定目的而管理或处分财产。

[参考四] 在我国台湾，《信托法》第一条规定：“称信托者，谓委托人将财产权移转或为其它处分，使受托人依信托本旨，为受益人之利益或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之关系。”无论日韩，还是我国台湾，均在《信托法》中将“信托”规定为下述模式：

转移（或处分）财产 + 依目的管理（或处分）财产 + 使受益人获益或实现特定目的 = 信托 （注：不包括特殊信托）

[参考五] 法国《信托法（草案）》将“信托”限定为合同行为，即基于信任将财产全部（或部分）转移后，依据合同而为受益人（或特定目的）管理或处分财产。

[参考六] 《欧洲信托法原则》通过列举信托的主要特征来界定信托。

[参考七] 《关于信托承认及法律适用的国际公约》将“信托”视为委托人在生前或死后，为了受益人或特定目的，通过向受托人转移财产，从而要求受托人履行职责的一种行为。

[参考八] 与大陆法系的信托概念相比，英美法系的“信托”具有明显的“一物二权”特征，即区分信托财产的法定所有权与受益所有权（或称“受益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普通法所有权”与“衡平法所有权”两相分离。结果是，受托人实际上掌控着信托财产，是信托财产的法定所有者；而受益人则依据法律享有信托财产的利益，是信托财产的真正获益者——衡平法上的所有者，既享有信托利益，又可强制实施信托。大陆法系对“信托”的界定仍在不断修正之中，从而兼顾信托的运用与法律的协调。

[参考九] 其他关于信托的界定

“信托”一词指由受托人所负担的职责或累积而成的全部义务。这种责任关乎在其名下或在其控制范围内的财产。法院根据其衡平法管辖权可强制要求受托人按信托文件中的合法规定来处理该财产；如果书面上或口头上均无特别规定，或虽有规定但该规定是无效或不充分的，则法院会强制要求受托人须按衡平法的原则去处理该财产。这样的管理方式将使与财产有关的利益并非由受托人占有，而是由受益人享用（如果其人存在），或（如果没有受益人）按法律所认可之用途来处理。如果受托人同时也是受益人，则他可以受益人身份得到应得之利益。[来源：(英)帕克、梅鲁斯《现代信托法》，转引自港人协会编《香港法律18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P85-86。]
希望采纳

❻ 什么是信托

❼ 海牙公约的纯粹大陆法系国家对信托引入的公约

纯粹大陆法系国家对信托的引入——《海牙公约》
列支敦士登和日本均为纯粹的大陆法系国家，但它们均在较早期引入了信托制度，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吸引国外的资金。日本在1922年同时颁布了《信托法》和《信托业法》，在法律起草过程中，不仅参考了英美的判例法，还参考了1882年印度《信托法》和1872年加利福尼亚《民法典》，避免直接继受英国的法律体系，力图保证与民法典的原则的统一性。
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中野正俊在论坛上发言
但正因为如此，日本法对信托关系的实质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一种债权说的观点将受益人权利视为债权，但如果对受益人仅仅给予债的救济，将不利于更好地保护受益人的利益，信托法因此通过特别的条款保护受益人的利益，但这些特别规定显然与民法原则不相容，如果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债的关系，那么受托人仅应负损害赔偿之责，问题是信托法不仅规定了损失填补的责任，而且还规定了一种干预体制，如受托人的分别的管理义务以及受益人对违反信托受让财产的相对人撤销权，单纯将信托视为一种债的关系，很难解释信托体制。日本的信托业务主要应用于商业信托，在家庭领域中的应用极其罕见。《海牙公约》。非信托国家对于信托首先面临两方面的难题：一是信托的基本概念和与之相关的比较法上的难题，包括受托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力、信托财产的法律性质、信托财产上不同当事人的利益以及信托当事人之间的地位关系等；二是由于不存在信托的分类而导致的适用冲突法规则的困难，包括非信托国家如何将信托分类、土地信托的特殊难题以及承认信托的冲突的解决方法。这一系列难题是非信托国家在解决信托问题时普遍采用在功能和效果上进行比较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将信托肢解为不同的类似制度，不仅会产生冲突法规则的适用问题，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委托人设立信托的真实意图，因此有必要建议一种单一的法律选择的方法，从而诞生了《关于信托的法律适用及其承认的公约》（《海牙公约》），但其目的是将信托的概念引入没有信托的国家的国内法，而并不是规定法律冲突时的规则适用。
《海牙公约》关于信托的定义仅仅是描述性的，未能给出信托的准确定义。根据公约第三条的规定，信托关系仅限于自愿设立的书面的信托。因此，公约适用于基于书面明示信托无效时的结果信托，但对于由法院推定的结果信托则必须受到“书面”条件的限制。
公约第六条规定，信托应依财产委托人所选择的法律为准据法，该法律是指实体法的规则，该准据法将一直有效，除非委托人在信托协议中明示授权予以变更或默示被另一法律所替换。
海内外专家出席信托国际论坛
根据公约第十三条规定，在没有选择信托适用的法律的情况下，法院有裁量权决定是否承认信托。意大利是第一个批准公约的民法传统国家，在将信托引入国内法的过程中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但同时，民法传统国家的法律学者们也在试图寻找民法体系中类似于信托的制度。荷兰也是民法体系国家，荷兰法不承认直接等同于普通法信托的法律制度，荷兰通行的观点是：普通法的信托导致了所有权的分割，或者以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创设了物权，违反了物权法定原则，荷兰法承认所有权的绝对性和不可分割，因此，即使双方当事人有约定，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的管理协议也不能减损受托人的所有权，受益人仅仅是取得对受托人的债权，不存在衡平法上的受益人的所有权。而在荷兰法中存在的信托（Bewind）中，受益人是财产的所有人，但是限制受益人的处分财产的权利，管理人作为受益人的代理人管理财产，由于该财产在法律上没有被管理人所拥有，财产不受管理人破产的影响。并不是所有的民法传统国家都继受了信托制度，在德国、法国、瑞士等国，都没有接受信托。

❽ 信托财产和受托人是什么关系

1、信托财产，是指受托人依据信托意图而管理和支配的财产。接受信托并按约定的信托条件，享受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和处理的人。

2、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是指不变更财物或权利的性质，而只对财产现状进行利用、改良、维护和保存。

3、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处理，指受权对信托财产进行财物或权利的变更或消除的行为。

(8)日本国信托法扩展阅读

一、一般只要有价值，可以计算、转让，并在法律上不禁止的物品，都可充作信托财产。

1、为保护受益人的利益，受托人应注意：必须把自己的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相区别，不能继承信托财产，也不能用信托财产抵偿自己的债务；在财务上还必须按照信托财产、固有财产及其他信托财产分别管理，不能混淆。

2、信托财产须为特定化的和现实存在的财产；它可由不动产、股票、公债、抵押契据、保险单、银行存款等构成，但非财产性合同权利不能作为信托财产。信托财产具有物上代位性，它不因财产形态的变化而改变自身的同一性。

3、受托人基于对信托财产的管理、改良、处分或毁损而取得的财产也属于信托财产。

二、依据信托文件确定的信托财产是信托法律关系成立时信托人转移给受托人的财产，即原始信托财产。在信托法律关系存续期间，受托人因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或处分或因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也属于信托财产的范围。具体包括如下：

1、受托人因管理信托财产而取得的财产

（1）受托人依法有管理信托财产的权利。如果受托人在管理信托财产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收益，这种收益在性质上也属于信托财产。

（2）对此，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的信托法均有明确规定。如：美国信托法认为，凡作为信托财产的不动产、动产或金钱所产生的权益，均应当视为信托财产的一部分。《韩国信托法》第19条、《日本信托法》第14条均规定，受托人因管理信托财产而取得的财产，属于信托财产。

2、受托人因处分信托财产而取得的财产

（1）受托人依法有权处分信托财产。受托人因处分信托财产所取得的财产，在性质上仍属于信托财产。对此，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的信托法也均有明确规定。

（2）如美国信托法认为，只要在信托文件中有规定，因出卖作为信托财产的不动产或动产所取得的收入，即便在数额上超过了在设立信托时对前述出卖物所估计的价值额，也成为信托财产的一部分。

（3）《韩国信托法》第19条、《日本信托法》第14条都规定，受托人因处分信托财产而取得的财产，属于信托财产。

3、受托人因信托财产的灭失毁损取得的财产

（1）在信托法律关系存续期间，受托人有保护信托财产的义务。如因受托人自身的过错或因第三人的过错导致信托财产灭失、毁损，应由受托人自行补偿或由第三人赔偿。受托人自行补偿或第三人赔偿的财产，在性质上也属于信托财产。对此，大陆法系国家的信托法有明确的规定。

（2）如《韩国信托法》第19条、《日本信托法》第14条都规定，受托人因信托财产的灭失、毁损而取得的财产，属于信托财产。

（3）英美法系国家的信托法对此也持肯定态度。如《英国受托人法》第20条规定，凡被保险的信托财产因第三人的行为而毁损灭失，受托人根据保险单而取得的保险金，应当根据信托或财产授予之目的而成为信托资金。

4、由信托人增加的财产

（1）在信托运行过程中，信托人根据信托契约中的专门授权，可以自行决定将自己的其他财产追加投入到信托运行过程中，由此而增加的财产，在性质上属于信托财产。

（2）对此，英美法系国家的信托法有明确规定。如美国信托法认为：如果一项信托文件有规定，信托人有权修改这一文件的条款，以增加信托基金；增加的金钱与有价证券均构成信托基金的一部分。

（3）此外，即使在信托契约中没有专门授权，信托人在信托运行过程中，只要与受托人协商一致，也可以将自己的其他财产追加投入到信托运行过程中。由于追加财产系经信托人与受托人协商一致，因此，追加的财产当然也属于信托财产。

❾ 信托财产一般不得强制执行

企业破产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破产财产由下列财产构成：
（一）宣告破产时破产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部财产；
（二）破产企业在破产宣告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所取得的财产；
（三）应当由破产企业行使的其他财产权利。"
作为独立的法人，母公司与其子公司应依法分别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根据上述条文第（一）项的规定，A公司作为母公司只能以自己的财产作为破产财产。但这并不意味其子公司不受影响，在强调于公司独立性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特殊的投资关系。由于母公司对子公司享有完全的投资权益，根据上述条文第（三）项的规定，应将其作为一种财产权利纳入破产财产的范围。
一般应由清算组委托评估机构对子公司B进行评估， 在此基础上将子公司整体有偿转让，转让金纳入破产财产。此时，子公司的法人资格将得以保留，投资收益关系发生变化。

信托法第十五条规定 信托财产与委托人未设立信托的其他财产相区别。设立信托后，委托人死亡或者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宣告破产时，委托人是惟一受益人的，信托终止，信托财产作为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委托人不是惟一受益人的，信托存续，信托财产不作为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但作为共同受益人的委托人死亡或者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宣告破产时，其信托受益权作为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
所以根据上述规定，对于第1个问题：A公司信托B公司股权，只要A公司不是受益人（因为B是全资子公司，A公司不是信托受益人就意味着A将B公司股权间接的赠与给了信托受益人）或者B公司信托房屋产权，A、B不是受益人，均可以实现防止办公楼不被强制执行的效果。
对于第2个问题，A公司信托B公司股权，只是A公司对B公司的投资收益关系发生变化，但是B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仍然负债务偿付义务，其财产（办公楼）仍然会被强制执行。但B公司信托办公楼这一物权，只要B公司不是唯一信托收益人，根据上述办公楼就不能作为清算财产，可以不被强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