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信托

❶ 国投集团有哪些机构

国投集团由母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和经集团管理委员会批准确认的投资控股企业组成。集团母公司是国家开发投资公司，集团成员为国投电力公司、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国投煤炭公司、国投交通公司、国投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国投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国投（福建）开发有限公司、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国投财务有限公司、国投资产管理公司、国投物业有限责任公司、中投咨询有限公司、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中国纺织物资有限公司、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三吉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国投津能发电有限公司、国投云南大朝山水电有限公司、靖远第二发电有限公司、厦门华夏国际电力发展有限公司、国投曲靖发电有限公司、国投钦州发电有限公司、国投甘肃小三峡发电有限公司、国投北部湾发电有限公司、国投宣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国投白银风电有限公司、国投张家口风电有限公司、国投伊犁能源有限公司、国投郑州煤化工有限公司、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阳泉市南庄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投大同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国投煤炭郑州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国投新登郑州煤业有限公司、国投昔阳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山东省滕州曹庄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国投晋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国投曲靖煤炭开发有限公司、新疆国投宝地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国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安徽楚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国投邢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国投洋浦港有限公司、国投中煤同煤京唐港口有限公司、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国投镇江港有限公司、镇江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国投山东临沂路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亚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国投远东航运有限公司、国投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国投京闽（福建）工贸有限公司、厦门京闽能源实业有限公司、国投海南水泥有限公司、北京汽车玻璃钢有限公司等60家大型企业。

❷ 金融数学研究生毕业能干什么

金融数学专业旨在为金融业提供具有定量分析财务能力的专业人才，它着重应用数学和统计学在金融系统中的应用。该专业在利物浦大学已有多年历史，而且证明毕业生受业面广，极受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欢迎。在2006年该专业在中国首次出现，它将为中国乃至世界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急需的金融人才。

虽然投资银行是金融数学的主要就业行业，但是本专业技能也适用于其它的行业并且有许多研究的机会。例如，那些进行商品贸易或国际贸易的公司(能源公司、航空公司、大型钢铁公司、矿业公司及国际大公司)都会面临商品价格风险及外汇风险。他们便雇用金融数学家处理这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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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数学是培养具有扎实的数学基础，掌握金融数学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能够运用所学的数学与金融分析方法进行经济、金融信息分析与数据处理的应用型人才。毕业后能在金融、投资、保险等部门从事金融分析、策划与管理等工作，并为更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输送优秀人才。

系统掌握应用数学、金融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形成扎实的数学基本功底和严谨的数学思维模式。具备灵敏获取信息能力和分析信息能力，具备不断学习和创新的精神，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教学能力，具有在经济、金融领域从事定量分析，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及设计经济数学模型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❸ 中信信托现在发行的镇江和遵义信托产品怎么样

具体情况您可以上优选财富官网上进行咨询，相信他们给的信息会比知道里给的信息详细的多，而且他们还会帮您具体分析哪个项目较好。满意请采纳。

❹ 中信信托裕邦1号江苏丹徒区新农村融资集合资金信托投资可靠吗

中信信托是规模最大的信托公司，产品一般还是可以信得过的，尤其是发达地区政信类项目，比一般工商企业类的更加可靠。

❺ 镇江会计从业资格考试

人去年考过一次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由于财经法规一门没过。所以今年准备继续考！请问一下怎么样才能过，重点是哪几章？看书还是习题册？回答出来的还有加分！

❻ 中融信托的“秦淮福地2号句容市财产权信托”，通过多盈网购买有0.5%的收益增值，应收账款还款可靠么

在搜索一个东西的时候正好搜索到这条，顺便回答下你吧。句容市是属版于镇江下面的县级市，权本身县级市的实力就一般。然后你网络搜索下镇江的债务率就高的吓死人。信托的选择标准是优中选优，目前市面上有其他更好的地区，更好的项目，何必去挑选一个风险偏大的项目呢？当然可能两年后也没什么问题，但是这样你不是这两年期间一直盯着镇江看？那不是提心吊胆死？没必要

❼ 镇江市丹徒区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的2010年主要目标和工作任务

各位代表，今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丹徒后发争先的关键一年，更是蕴含重大机遇的一年。审视当前形势，尽管我们正处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关键时期，发展中还将遇到诸多困难和挑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央稳增长、调结构、扩内需、重民生的战略决策，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后危机时代”催生的新兴产业革命，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现实路径；随着沪宁之间“同城时代”的到来，镇江南徐新城的建设，为丹徒后发争先创造了有利条件；刚刚闭幕的区委十一届八次全会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晰了今年的发展方略，为我们奋力赶超注入了强劲动力。只要我们正确认清形势，坚定必胜信心，致力克难求进，就一定能够抓住机遇，赢得先机，不断开创丹徒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
新的一年，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央和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区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的决策部署，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唱响“加快调结构、加速促提升”的主旋律，创新发展路径，壮大区域经济，加速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着力构建和谐社会，继续向着富民强区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3.5%；财政总收入28亿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10亿元，分别增长13%和1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其中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工业性投入增长30%；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6%；工商注册合同外资3.5亿美元，增长45.8%，实际到位外资1.6亿美元，增长2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2%以上；单位GDP能耗下降4.7%，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削减2.2%和4%。
围绕上述目标，我们将重点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加速经济转型
按照调高、调优、调强的要求，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着力构建创新创优、高质高效的现代产业体系。
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进一步突出工业经济主体地位，加快壮大主导产业。综合运用财政、金融、税收政策等多种杠杆，主动加强服务，引导鼓励企业外拓市场、内抓管理，通过引进技术、自主研发、改进工艺与装备等途径，不断“强筋壮骨”。集中力量做强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电力及设备、新型建材和食品等重点产业链，努力形成特色鲜明、支撑有力的产业集群。继续采取强有力措施，实施产业振兴规划，落实分类指导、梯度培育计划，全力推动优势企业放量增长，千方百计保障中小企业提速增效。年内确保新增定报企业60家、销售超亿元企业20家，建成百亿以上产业1个，力争五大主导产业的年销售达到340亿元。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坚持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并重，努力扩大服务业规模，力争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35%。继续加大对信息产业、酒店餐饮、物流运输及各类市场的投资和扶持力度，积极发展连锁经营、电子商务、软件服务外包、楼宇经济等新型业态，重点实施新加洲五星级酒店、龙楼饭店等一批单体投资超亿元的商贸服务业项目，加速繁荣城市经济。着力抓好二重、神华等六大物流基地建设，高起点完成“两铁”站台商业圈布局规划，加快站前广场建设，发展特色项目。有效整合各类旅游资源，大力发展休闲游、生态游和农家乐项目，积极开发新的旅游线路和产品，在更高层次上提升我区的旅游业发展水平。
积极发展新兴产业。以提高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以高新技术项目、企业和基地建设为关键环节，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等高新产业，逐步降低传统产业比重。重点支持恒顺、钱潮轴承等企业加快发展，推动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着力集聚新的优势。加快高创中心、氢能产业园、光伏太阳能等项目建设，加速形成新的高端增长点。进一步完善相关激励政策，加大对领军团队、领军人才和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的引进，推进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全年新立市以上科技项目30项，新增省级高新技术产品15项，专利申请量1000件；新建科技孵化中心10万平方米以上。
做精做特高效农业。按照规模化发展、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要求，坚持精品路线，瞄准高端市场，积极发展高效园艺、规模养殖、特色渔业、观光农业等四大主导产业，加快提升高效农业品质。认真落实新一轮高效农业发展规划，大力实施“10333”工程，全年新增高效农业面积3.5万亩、设施农业面积1万亩；新增“三大合作”组织70个，带动入社农户1万户。高度重视农业资源综合开发，继续加大投入，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防御自然灾害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全年完成各类水利建设土方184万方，改造泵站35座。
二、以集聚集约为先导，增创竞争优势
坚持把扩大有效投入作为调结构、促提升的重中之重，围绕扩张总量、做强载体，狠抓投资转型，优化发展路径。
提高项目实效。更加注重项目投资向内涵式、效益型转变，加快实施一批重点支撑项目，确保投入的势头不减、劲头不松。科学确定全年投资计划，重点实施总投资亿元以上产业项目60个，确保二重一期、铝用阳极等项目达产见效，二重二期、真空制盐、高纯石墨碳材、华普钢结构和振光电力扩能等项目加快推进。积极抢抓“后危机时代”产业重新布局和调整新机遇，突出选商选资，大力招引龙头型、基地型和具有“补链”作用的大项目、好项目，引领带动配套产业集群发展。进一步整合招商力量，主攻国际大公司、央企和知名民企，力争新批投资超亿美元项目1个，超千万美元项目10个以上。坚定不移实施外向带动战略，优化调整出口结构，确保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3.3亿美元，外经营业额1500万美元，保持对外贸易稳步增长。
做强园区支撑。积极开展“载体建设年”活动，精心打造各具特色的“区中园”，增强集聚吸纳能力。瞄准现代化工业园区定位，探索创新更具活力的开发区管理机制，着力推进重装产业园、精细化工园、现代物流园及循环经济试点园建设，加速公共码头、铁路专用线、环境整治、安置房等重点工程进程，加快形成产业集聚的强势效应。依据生态工业园的发展规划，集中力量抓好CAD模具等一批重大项目，倾力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数字化制造中心。按照“构筑平台、夯实基础、集聚资源、集群发展”的思路，强化新城生态工业园与星火技术密集区、高新技术产业园、谷阳工业集中区等板块联动，超前推进高新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区内路网、管网等配套设施，布点开发各类载体，加速项目进区。加快实施世业洲景观工程、开心农场、郁金香度假村、迷笛文化主题公园等一批重点项目，完成内环北路建设，全面提升生态旅游度假区的发展层次和水平。
提升集约水平。立足高起点、高标准、高要求，合理确定工业园区、农业生态园区、居住社区的规划布局，积极推动工业向园区集中、居住向社区集中、农业向规模经营集中。按照“布局集中、产业集聚、用地集约”的思路，坚持以单位投资强度、产出效益以及环评、能耗为硬门槛，加强项目筛选，大力发展投资密集、技术密集、效益密集型产业。鼓励和引导企业运用优质项目和资源进行增资扩产。坚持保护耕地与保障发展有机统一，提升产业用地，保障民生用地，坚决遏制各类违法用地现象。结合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编，加强土地规划控制管理，调整拓展用地空间。充分利用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扎实推进万顷良田建设，积极开展“双置换”试点，依法清理闲置土地，切实做到节约和集约用地。
强化发展保障。积极以创新的思路化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大力培植税源经济，密切跟踪服务，加强对重点税源的动态监管，加大零散税收征收力度，确保应收尽收。将财税建设与招商引资相结合，着力引进一批纳税多、对财政贡献大的项目，强力推进财税增长。进一步强化预算刚性，压缩一般性支出。今年，政府将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直接投资，集中财力办大事、办实事，确保科技、教育、社保、环保、“三农”等重点需求。抓住国家财政、货币政策持续发力契机，抓紧编报一批基础建设、产业升级、民生工程等项目，最大限度争取专项资金。进一步放开建设、招投标等各类市场，积极采用信托基金、风险投资、BT和BOT等新型融资模式，吸纳更多资本保障重点项目和工程建设。
三、以城乡统筹为重点，推动互融共进
主动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把城乡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改善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质，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加速城乡一体化。
建设精品城市。科学把握城市发展方向，以现代理念建设城市、管理城市、发展城市。积极呼应南徐新城的建设，进一步完善城市总体规划，高标准、大力度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与镇江主城的“无缝对接”。加快实施338省道拓宽改造、冷遹路续建、谷阳大道东延等重大交通工程，全力服务城际轻轨站台建设、沪宁高速镇江收费站南移等重点项目，拓展城市空间，提升城市内涵。坚持高品位设计，建设一批让丹徒人自豪、令外地人羡慕的精品工程、传世之作，使我们这座城市处处展现“精致、简雅、生态、宜人”的独特魅力和发展前景。继续保持大建设、大拆迁的强劲态势，大力实施“城中村”拆迁改造，开工建设冠城广场商业中心、九华山路慧中商业中心等一批高层建筑，增强城市现代化气息。加强公共交通、文化体育等公用设施建设，有重点地规划建设停车场、公厕等静态服务设施，真正为群众提供安身之需、生活之便。进一步优化城管体制机制，全面实施精致管理，加快提高“数字化”城管水平，让我们这座城市更加清新靓丽。
建设新型农村。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为方向，统筹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项目布局、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保障，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共同繁荣。继续强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六件实事工程，加强农村配套能力建设。稳步做好拆迁安置工作，开工建设安置房43.5万平方米。进一步健全为农服务体系，大力支持农村小额信贷组织的发展，加快建立新型农村金融体系，完成农村商业银行组建工作，引导更多的资金投入农业和农村。认真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扎实开展村企结对帮扶等活动，大力推进村级经济发展，积极鼓励各类能人兴办领办项目，努力培育一批年收入超百万元的经济强村，实现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持续增收同步推进。
建设生态丹徒。按照经济生态化的发展理念，以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为重点，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绿色产业，努力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共生双赢”。加快实施农村清洁能源工程，扎实抓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强化源头治理，严格落实节能降耗倒逼工作机制，重点抓好石化、建材、纺织等行业的污染控制，提高环保标准，坚决淘汰一批落后产能和黑色GDP。切实加强水源地保护，继续推进污水处理工程及管网建设，扩大污水收集和处理的覆盖面。切实抓好重点区域、重要通道和重要节点的绿化，加快实施谷阳湖开发和绿化景观建设，新增绿化面积1.5万亩以上。坚持整治与建设并重，突出环境卫生保洁、集贸市场管理、交通秩序维护、镇容村貌整治，落实长效管理，打造个性特色，不断改善城乡环境质量，力争达到全国生态区创建标准，努力把丹徒打造成为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山清水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之区。
四、以服务民生为宗旨，造福一方百姓
坚持把改善和保障民生作为最大追求，认真落实各项民生政策，多做打基础、利长远和百姓盼望的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加速富民进程。始终坚持鲜明的富民导向，大力鼓励自主创业、全民创业。加快建设创业载体，力争每个重点板块建成1个创业孵化基地。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切实巩固农村“两消除”成果，降低低收入人群比重。进一步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积极在行政审批、信息咨询、融资担保等方面给予扶持，加快培育和扶持一批发展前景好、经济效益优、技术含量高的民营企业。全年新增民营企业280家、个体工商户1250户、注册资本5亿元，实现规模以上民间投资50亿元。坚持创业带动就业，加大帮扶力度，加强技能培训，完善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长效机制，确保达到充分就业区创建标准。年内新增城镇就业5000人，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5500人，扶持弱势群体就业500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5%以内。
倾力改善民生。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集中更多的精力和财力，不断改善民生、纾解民困，切实增强发展的普惠性。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为重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社保成果。全面实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行应保尽保。大力发展卫生事业，稳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积极引进市区优质医疗资源，增强服务功能，完善服务体系，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按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原则，扎实推进城乡一体的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提升统筹层次，让群众得到更多实惠。积极发展慈善事业，广泛开展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社会救助，切实保障妇女、儿童、残疾人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努力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办好实事工程。今年，我们将按照群众急需解决、财力能够承受、年内基本完成的原则，倾心为民办好8件实事：
1.建成丹徒驸马山庄国际幼儿园，确保秋季正常招生。
2.建设丹徒区社会福利中心。
3.改善农村医疗服务条件，改造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站15个。
4.实施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新增20个行政村有线电视“户户通”，扩大农村有线电视用户5000户。
5.完成长山提水站改造工程。
6.实施危桥改造28座，其中交通桥梁8座、农桥20座；新建改建农村公路50公里。
7.完成高资、辛丰和长山片区区域供水扫尾工作，实现区域供水全覆盖。
8.建成新城公交枢纽站，建设新城客运站和出租车客运中心。
五、以社会和谐为目标，发展各项事业
立足于确保公益、促进均衡，推动共建共享，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培育和谐文化。大力弘扬文明新风，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全面提升城乡居民素质和文明程度。切实加强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着力打造“文明丹徒”、“诚信丹徒”。进一步完善文化服务体系，鼓励文化精品创作，深度发掘丹徒文化内涵，加速催生新的文化业态，着力培育展现丹徒独特魅力的文化产业。积极推进米芾书法公园、道宣律院建设，精心打造丹徒的“文化名片”。切实抓好以镇、村、社区为重点的基层文化建设，积极开展各类公益性惠民文艺活动，努力丰富群众文化娱乐生活，不断增强丹徒跨越发展的“软实力”。
促进社会进步。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促进教育事业均衡发展，巩固完善教育现代化建设成果。继续完善世代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深入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扎实做好人民武装、民兵预备役和双拥”工作。依托区、镇、村三级便民服务网络的建设，加快行政服务功能的拓展和延伸，努力为广大群众和投资者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认真做好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进一步抓好民族宗教、外事、侨台、档案、地方志、审计、物价、人防、气象、防震减灾等工作，保持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
确保大局稳定。深入开展“五五”普法教育，扎实推进“法治丹徒”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进一步加大“平安丹徒”建设力度，加快现代治安防控一体化建设，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积极防范和依法打击各类犯罪活动。切实加强新形势下的信访工作，充分发挥大调解机制作用，着力提高对潜在矛盾的预警能力，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加强食品药品市场监管，加大对甲型流感等各类疫情的监控力度，进一步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重点抓好建筑、化工、矿山、交通等行业的安全生产和人群密集场所的安全工作，坚决杜绝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❽ 中国的土地流转正在步入"信托时代"吗

王东宾 / 河北张家口市金融办

现在，农村土地流转当前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以中信信托、中粮信托、北京信托三大信托机构先后于安徽宿州、黑龙江肇东、江苏无锡等地开展土地流转信托项目为标志，中国的土地流转开始步入“信托时代”。

然而，自商业信托机构进入土地流转领域之始，各方对土地流转信托项目的经济合理性就质疑不断，或疑为商业噱头，或疑为炒作概念，众说纷纭。诚然，短期内迅速土地流转实现盈利性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正由于农业的脆弱性及其经济劣势，商业信托公司介入土地流转领域这一新趋势才尤为值得重视，需要从农村土地流转的历史脉络中发现其合理性和可行性。因此，本文将比较土地流转的几种重要模式，以更好地理解土地流转信托模式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意义。

一、土地流转的三种模式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以后，土地流转作为一种调节土地承包和土地经营之间紧张关系的重要机制，不管政策上是否正式认可，全国各地的实践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出现了各种模式或经验。本文的模式选取基于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这就限定了农地流转的两个基本前提：“农地农有”与“农地农用”。这样，本文的讨论将不涉及改变土地使用权拥有状态的“双放弃”(如成都模式)、“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保”模式(如重庆九龙坡模式)等，也排除了改变“农地农地”状态的土地股份合作制模式(如广东南海模式)等，集中讨论农业用地流转模式。

第二，以收益权的实现方式为核心标准。这种选择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一是信托的制度设计恰恰以委托人财产收益权为核心，从农户的收益权理解土地流转信托模式，符合信托思想的本源，也易于在与其他模式的比较中发现其独特优势。二是受亨利?乔治的“地租社会化”思想启发。亨利·乔治用“外壳”与“核仁”来隐喻土地占有与收益，他反对僵化地从简单直接占有的形式来理解土地所有权内涵，而把地租(土地收益)作为土地权利的核心，这对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政策主旨极有启发意义。最重要的是，保护(并实现)好农民的收益权是土地流转政策的最关键环节，也是保障土地流转稳定有序进行的必要条件，并能促进土地流转在城镇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稳定器作用。

“地租社会化”提出者亨利乔治的著作《进步与贫穷》对孙中山的地权思想有重大影响

基于这样两个标准，本文选取“反租倒包”模式(浙江瑞安)和福建沙县模式作为参照系，与以中信信托(以安徽宿州项目为例)为代表的商业信托模式进行比较，重点是各种模式的收益分配与增信机制两个方面。

(一)浙江瑞安：“反租倒包”模式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浙江省瑞安市马道村出现一种新的土地流转模式，被称之为“反租倒包”，这种模式后来在全国很多地方流行推行过。简要地讲，“反租倒包”是指村集体从农户手中以一定价格把已经承包到户的耕地租赁过来(“反租”)，必要时经过一定的土地规划、整理与整治，再转包给种粮大户或农业企业等农业经营主体(“倒包”)。之所以称为“反租”，是因为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分配中的发包方，先期已经将土地发包(“出租”)给农户，因而村集体承租农民土地是一种“反租”行为。这样一来二去，尽管土地又集中于村集体，但权利关系却发生了变化。其权利转化与转移过程大体如此，通过发包完成土地初始权利分配(承包经营权)，“反租”将经营权集中，“倒包”将土地经营权流转到有效率的经营主体手中，土地承包权依旧归农户，土地所有者——村集体发挥组织管理职能。可以说，“反租倒包”模式是中国农民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因地制宜进行的自主的制度创新，与今天政策所倡导的“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宗旨不谋而合。在“反租倒包”的过程中，村集体、村民与经营者之间通过契约“合作”创造性地实现了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效率分解与重组，因此这一模式非常适应中国乡村社会，至今在许多地区仍在使用。

显而易见，“反租倒包”是一种村级创新模式(笔者认为，“反租”是相对于“发包”而言的，因此除非拥有发包权，乡镇要么是依托村集体的联合“反租倒包”，要么是“伪反租”)，必然与乡村治理水平高度关联，关键问题看村委会或村集体组织的“反租”过程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户流转土地或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其有效运转依赖于这样三个条件：第一，村庄的经济结构中，主要劳动力的收入依赖于非农就业。二，村庄治理机制比较完善，村民能够通过协商机制达成共识，形成稳定契约。第三，村集体经济较为发达，可以为“反租”的收益兑付提供较强的风险保障。

(二)福建沙县：“双平台”模式

沙县小吃名扬海内，劳动力大量经商，土地撂荒现象严重，全县范围内土地流转的需求非常高，催生出土地流转的“沙县模式”。截至2013年底，沙县全县实现流转土地约13万亩，占全部耕地的65%，是全国土地流转流转率的2.5倍。从沙县的实践经验来看，其土地流转模式可以概括为“流转+信托”双平台模式。

福建沙县的土地流转模式可以概括为“流转+信托”双平台模式。

流转平台

沙县自2006年开展土地流转试点，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机构，作为中介组织推动土地集中连片规模流转。沙县的特点是，在三级服务体系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专门的土地流转交易场所和信息服务平台，并开发了土地承包管理系统、流转土地视频系统等。土地需求方接入服务平台和系统后，通过待流转土地视频，可以很快了解相关地块的地貌、田间设施等基本信息。2011年信托平台建立后，信托平台承担了收储土地(一次流转)并进行土地整理的任务，将土地地块规模化、标准化，流转平台对接的重点变为经过信托平台集中连片整理开发后的待流转土地(二次流转)。

信托平台

2011年，沙县又作为福建省第一家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流转试点，通过设立两家经营权平台公司，建立了县乡两级信托服务体系。

信托平台的运行机制主要是信托公司与村委会(代表同意将土地信托的农民)签订信托合同，获得土地后，土地集中连片，统一进行规划、布局、整理与整治，再通过招标、竞拍、租赁等形式流转给农业企业或其他经营主体。

可见，沙县模式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流转+信托”双平台模式。尽管时序上流转平台建立在前(2006年)，信托平台建立在后(2011年)，但实际运行中信托平台前置，发挥一次流转(土地收储)功能，把经营权集中起来，进行土地集中连片、整理开发，流转平台的功能升级后置，把经过整理开发后的土地流转给相关经营主体，发挥二次流转功能。这样，后面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沙县的信托平台是一种准信托模式，在收益权设计、风险处置措施、增信机制等其他方面与商业信托平台基本相当。

(三)安徽宿州：商业信托模式

至2014年4月初，全国落地的土地流转信托项目已经有十几单了，其中中信信托6单(安徽宿州、山东青州、贵州开阳、安徽马鞍山、河南济源与湖北黄冈)，北京信托4单(江苏无锡、镇江句容、安徽铜陵和北京密云)，土地流转信托项目的土地数量已达20万亩以上。

尽管各机构的具体合约计划存在诸多差别，但在核心问题(收益权)的处理上差别不大。本文主要使用中信信托宿州项目的方案设计。中信信托宿州项目位于宿州市埇桥区朱仙庄镇，信托期限为12年(二轮承包期剩余12年)，首期流转面积5400亩，流转后用于建设现代农业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埇桥区是2010年农业部批准的第一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5400亩土地由朱庙村、塔桥村集中承包经营权后，委托埇桥区人民政府代理，由区政府作为委托人与中信信托签订信托计划，中信信托聘请服务商进行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配套。该项目服务商为安徽帝元现代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项目初期服务商同时也是整体承租商，支付开发前期的信托收益(关于中信信托宿州项目的详细方案信息，参见蒲坚：《解放土地——新一轮土地信托化改革》，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19-247页)。

中信信托公司目前正走在全国土地信托实践的前沿

二、三种模式之比较

至此，我们初步理清三种模式的基本情况，接下来的比较以收益权为核心，集中在收益分配和增信机制两个层面进行比较。

(一)收益分配模式

一般而言，土地流转的收益分为两个部分：基础收益和增值收益。“反租倒包”模式中，农户的土地流转收益表现为单一的“反租”租金，但在实际情况中，村委会往往会发挥类似于集体谈判机制的作用，推动土地流转(“倒包”)价格根据市场情况和经济环境的动态合理调整，“反租”价格随之进行调整，这样农户也能分享到增值收益。在有些地区，“倒包”与“反租”之间会有一定的差价，或村集体与村民之间有约定的流转收益分成比例，如“二八开”，农户获得大部分收益。

沙县模式中，基础收益即土地委托给信托公司时支付的约定租金。增值收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土地集中到信托公司以后，通过土地整治、改良后(如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增值部分，这部分60%归农户，40%归信托公司作为信托发展基金滚动发展;另一部分是土地由信托公司流转给经营方后，由信托公司申请各级项目配套资金，其中60%无偿扶持经营方，其余按信托公司的投入计算，逐年向经营方收回，回收资金返还村集体，由村集体进行二次返还(这实际上相当于本文末提出的农业补贴“部分归农”机制)。

中信信托宿州项目(A类计划)中，基本收益为1000斤中等质量小麦价值(均按国家颁布的中等质量小麦价格兑付等值人民币，以下不再重复说明)，如果低于1000元，则按1000元兑付，即支付给农民的基础地租价格最低为每亩1000元人民币。实际上，当地目前的土地流转价格为每亩每年约600元左右，即该项目的基本地租一次性增值60%以上，项目初期，由当地政府为服务商(初期承租方)提供每年每亩约400斤中等质量小麦价值(约400元人民币)。

增值收益为A类计划方案中的超额收益。受托人服务商进行土地整理和基础设施投资(必要时发行B类信托计划，募集土地整理专项资金)，扣除各项本金和费用后形成的超额收益，70%归农户，30%归受托人，作为信托管理费用。北京信托江苏项目也是按这一比例分配浮动收益(即土地开发的增值收益)，增值收益“三七开”原则似乎已成为市场共识。当然，增值收益是否能够按方案如期实现，我们实践中密切关注。

(二)增信机制

不论何种模式，流转收益按期兑付是稳定流转关系的基本条件，是承包权与经营权有序、稳定分离的必要条件。而农业本身又是弱势产业，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等多重风险，经营端的风险如果传导流转端，引发兑付危机，必然影响流转关系的稳定。因此，在土地流转的各种模式中，收益兑付的增信机制至为关键。

“反租倒包”模式中，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与村民之间存在一种“信任契约”，并通过村民直选等基层民主途径对村委会的行为形成有效约束。这决定了在很大程度上，村集体经济要为“反租倒包”提供一种隐性担保，构建一种村集体增信机制。

沙县模式中，有两重保障机制。一是由增值收益的40%归入信托公司形成的信托发展基金;二是财政资金增信机制，由沙县财政先行注资150万元设立土地流转风险保证金。风险保证金的增信对象为集中连片100亩以上，流转期限5年以上的流转土地业主;当经营业主因发生各类风险无法兑付租金，导致信托公司无法向农户兑付收益时，由风险保证金先行兑付。

中信信托宿州项目中，在方案中为A类基本收益(付给农户的基础地租)设计了双重增信保障。第一重保障来自服务商的合同承诺，在未找到承租方的时候，由服务商承租信托项目下的所有土地，并按期向农户支付基本收益。因此在项目开发初期，服务商即承租商。而且，若后期发生实际获得的租金收入不足以支付基本收益的情况时，该类资金缺口仍由服务商补足(服务合同中规定服务商的职责范围包括“提供信托计划项下兑付A类基本收益的增信保障”)。第二重保障是如果A类基本收益的兑付仍然出现流动性资金缺口时，即第一重保障出现问题时，由受托方发行T类信托计划，补足信托收益兑付的流动性缺口(T类信托计划也可以用于土地整理投资的B类信托计划基本收益兑付缺口)。

综合来看，“反租倒包”模式采用的是村集体组织隐性增信机制，而沙县模式和信托模式均建立了明确的增信机制，前者采用政府财政增信机制，后者采用市场化增信机制，保障农户的基本收益不受土地流转后与经营相关的风险影响，确保基本收益稳定且可持续。不论是沙县的政府信托机制，还是宿州的市场信托机制，本质上均是土地流转与土地经营之间建立一道风险防火墙，以稳定收益权的方式(信托收益)更充分地实现农户承包经营权的经济内涵，促进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有序、稳定分离，有助于同时实现“稳定承包权”和“放活经营权”双重政策目标，并且兼顾了效率与公平。

(三)土地流转信托与金融创新

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瓶颈是农村缺乏有效抵押、担保品，导致“融资难”、“融资贵”成为普遍现象。近年来，各地纷纷试点推动解决这一问题的金融创新，如吉林的“土地收益保证贷款”、重庆的“三权抵押”、河南信阳的“五权抵押”等，其政策主旨均在于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权等“三农”物权的金融权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进一步肯定了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作用，明确激活农村土地担保、抵押权能的政策导向，为农村土地金融创新打开了更宽阔的政策空间。土地流转信托化对金融创新的推动作用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个层面是对委托方——普通农户而言。土地流转信托的优势之一是将农户承包土地的收益权结构化、标准化，变为标准的商业合约，这有利于开展以标准化收益权为标的的金融创新。例如，中信信托在宿州项目中目前已实现通过信托受益权质押为农户发放小额贷款，年利率在10%-12%之间，沙县的金融机构已经借助当地的信托平台，开展了“预期收益权”、“农户联保+预期收益权质押”等金融创新。

2013年末发布的“107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提出“探索信托受益权流转”，可以预期未来信托收益权的市场流通性更强，会更好地促进土地流转信托收益抵押、担保权能的实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对当前的“人户分离”城镇化格局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对“非户籍城镇化”人群来说，在没有并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前，土地流转信托不仅可以实现“离土不离权”，提供一份稳定的基本收入，而且可以借助收益权金融创新申请小额贷款，更好地在城镇中生活与创业。例如，中信信托宿州项目中就提出“赋予土地信托流转金融属性，为农民参与城镇化进程、增强承担城镇社会保险和住房租赁等方面的私人成本的支付能力创造条件”。可以说，土地流转信托将构建的是一种“离乡离土不离权”的社会制度。

第二个层面是针对信托平台而言。信托平台将原来分散的经营权汇集后，实现土地集中连片，具备开展土地整治项目(如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低产田改造、节水灌溉设施等)和布局现代农业基础设施的必要条件，从而也就具备了对接财政扶持项目和资金的基础条件。沙县模式中，由信托平台配合政府扶持项目，开展土地集中连片整理开发，然后再进行流转;北京信托密云项目所采取的“财产权信托+资金信托”的“双信托模式”，通过资金信托为土地流转信托后的经营开发提供1800万元的融资支持;中信信托宿州项目中，则有发行B类信托计划融资进行土地整理的方案。信托平台对接政府项目时，政策上可以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即在财政补贴资金的引导与支持下，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作用，借助金融创新满足土地整理开发和布局现代农业设施的融资需求。

第三个层面是对新型经营主体和经营农户而言。少数土地信托项目中，如北京信托的江苏无锡项目，信托土地仅158亩，项目可以直接对接农民合作社或其他新型经营主体。但其他的土地流转信托项目一般涉及数千亩乃至数万亩土地，需要聘请或组建(现代农业)服务商，按现代农业要求整理、开发土地，布局基础设施，然后自主经营或再次流转给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此时经过现代农业布局后，大棚抵押、融资租赁等金融创新和金融工具将会更容易地引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4]17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做好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4]42号)等最新文件中所提倡的涉农直补资金担保、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农机具抵押等一系列农村金融创新在土地流转信托平台上均可以有效地展开，新型经营主体的融资能力将更强。当然，对于刚刚出现半年多的信托模式，目前多数项目仍处于服务商开发整理阶段，相关的金融创新仍在酝酿与衍化当中，不过许多金融创新从沙县的政府信托平台中看已经相当成熟。

土地流转信托推动金融创新的机制在于土地流转信托将承包权和经营权稳定分离后，土地权利束与相关主体清晰对应，既可以有收益权融资，也可以有经营权融资。这种土地权利束的分解与重组过程客观上已经将土地流转的相关主体进行了分层，形成既有大型主体(信托机构、现代农业企业等)、又有中型主体(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还有小型主体(小微企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普通经营农户)的多层次主体，并在土地的综合开发利用上也根据各自优势实现了分工合作，这种结构化设计又与大中小结合的农村金融普惠体系相对应，形成金融创新的推动力。

进一步而言，随着土地信托的实践深入，信托平台将进一步衍化为金融创新平台，通过信托制度设计，土地流转金融创新得以在不同层面、不同主体间展开，根据土地整理、现代农业布局、具体生产与经营等开发阶段的不同特点和融资需求，因地制宜地设计不同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促进土地流转的资源优化配置。例如，中信信托在宿州方案中就提出“条件成熟时，也可与商业银行、专业性农村小微贷款机构合作”，“以土地流通信托为平台构建服务‘三农’的金融生态链”。

四、探索土地流转信托的“混合”模式

自中信信托、中粮信托、北京信托等信托机构介入土地流转领域以来，因其专业化水平高和结构化的制度设计，商业信托模式备受推崇，由此引起一个争论：以沙县模式为代表的政府信托(类信托)模式是否过时?商业信托模式是否就是土地流转信托的不二选择?

从本文的比较中可以初步总结商业信托模式和政府信托模式的优劣势。商业信托模式的优势有：第一，商业信托模式的市场化程度更高，可以在更广的(全国)范围内发现价格;第二，全国只有68家信托公司，对接外部资源能力强，可以更好地遴选服务商;第三，信托标准化、结构化水平高，可以推动更高水平的金融创新。短板在于：第一，商业信托模式采用的是项目制，使用的是本地优质土地资源，且地方政府需协调足够的土地满足规模经济的需要，是一种非常态的土地流转;第二，土地前期开发依赖于服务商，没有合适的服务商，土地整理等工作亦无法开展;第三，服务商完成现代农业布局后，要承担部分流转平台的职能。

相比之下，政府信托模式的优势在于：第一，信托平台承担了土地收储(一次流转)职能，是一种常态化的土地流转;第二，信托平台可直接开展土地整理开发，不需等待服务商;第三，有专业的土地流转平台，二次流转的效率和专业化程度更高;第四，信托平台与县域金融机构合作紧密，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小微企业和普通经营农户的普惠金融创新更有优势。短板在于：第一，信托平台承担了服务商的职能，现代农业开发专业能力不足;第二，与外部资源对接能力不足，价格发现能力弱于商业信托机构;第三，标准化、结构化能力不足，限制金融创新的层次，尤其是在大型金融和现代金融工具的引入方面受限。

显而易见，政府信托模式与商业信托模式的互补性很强，很难简单地说孰优孰劣，需要因地制宜、具体分析。随着信托制度向土地流转领域的更深引入，未来综合两种模式的“混合”模式将更有优势。“混合”模式可能发挥的优势主要有：第一，结合常态的土地收储(一次流转)和项目制，使得县域内流转土地可以分区域、分层次开发利用;第二，发挥县域信托的“中小”优势和商业信托的“大”优势，相关主体分层对接土地权利束和要素资源，使资源配置更有效率;第三，更好地发挥信托平台的土地整理能力和服务商的现代农业布局能力;第四，发挥信托平台和流转平台的协同作用，提高二次流转经济效率，推动建立二次流转公开市场;第五，发挥商业信托在收益权管理、兑付和风险防范方面的优势，使得农民的信托收益权更加稳定。

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探索建立“混合所有制”信托平台，综合利用各方力量和优势。从政策意义上来讲，“混合”模式可以同时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实践中的发展表明，不论是政府信托模式，还是商业模式，亦或是今后可能的“混合”模式，信托制度在土地流转领域是有生命力的，有可能成为今后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制度工具。

土地流转信托的制度优势在于它可以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土地流转信托不仅可以实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稳定分离，而且可以实现合理分工。信托平台进行土地整理与整治，服务商(大型现代农业企业)进行现代农业规划布局与基础设施配套，这相当于农地的一级开发;然后土地再次流转，实现土地更好地向四个新型经营主体集中，发挥其劳动技能优势、生产技术优势，这相当于农地的市场开发。通过信息平台，将有可能构建农村土地两级开发体系。显然，前者与后者的“适度规模”是不一样的，而信托制的优势恰恰在于可以稳定有序地集中经营权，又合理有效率地流转分开，使经营权“放活”在不同层级满足“适度规模”的不同标准。从这个角度而言，土地流转信托可以更好地实现经济效率。

从公平的维度来看，土地流转信托逐步确立了几个基本原则。第一是补贴部分归农原则，要么直接归农(如中信宿州项目中基础收益提升60%)，要么以增值收益分成的方式，而且越是初级开发中的补贴，归农的比例越高。第二，基础地租价格应依据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水准确立，而非分散经营和传统农业的水准确立，这是对农民农地发展权的一种认可。若以分散经营的低“市场价格”进行土地长期土地流转，大多数农民不但享受不到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超额收益，而且基本收益的价值也没有充分体现。第三，“涨价归公”与“涨价归私”相结合。亨利·乔治地租社会化思想的核心是“涨价归公”，在人均只有一两亩承包经营权的较平均的农村土地分配格局下，“涨价归农”实际上是“涨价归公”的一种衍化形式，土地流转信托方案是地租社会化分配的一种具体实现形式。增值收益的70%与30%分配比例，是“涨价归公”与“涨价归私”的有机结合。从这个角度来看，土地流转信托又可以更好地实现公平。并且，公平的制度设计可以使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稳定有序地分离，反过来会促进规模经营的经济效率。

邓 小 平认为，农业的第二次飞跃必须走向集体经济

1990年，邓 小 平提出农业生产“两个飞跃”的思想，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具体论述参见《邓 小 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可以说，信托制度是实现“二次飞跃”的一种较为理想的制度工具。总体上，土地流转信托是一种效率与公平兼顾、公平促进效率的机制，它使得全体农民可以共享农业“二次飞跃”的发展成果，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国土地制度的制度优势。尽管在超过10万亿的信托资产中，土地流转信托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但考虑到中国仍在持续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土地流转的潜力远远没有完全释放出来，而且“户籍城镇化率”真正追上人口“城镇化率”尚需一段较长的时间，消化“人户分离”仍需时日，即使在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背景下，土地流转仍将发挥重要的稳定器作用。因此，土地流转信托的大发展值得期待和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