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希特勒上台后进行改革的详细内容
一、面对经济危机,希特勒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恢复经济的发展。
1.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增加税收、扩大国债和实行通货膨胀
1932/1933年度至1938/1939年度,国家税收收入由65.6亿马克骤增到177亿马克,六年中实收税款共增加了600亿马克以上。1932-1939年9月,德国国债由115亿马克上升到371亿马克。帝国银行和几家最大的私人银行是国债的主要持有者。劳动者的小额储蓄存款也被强迫投入公债。帝国银行以国债为担保大量增发银行券,1933-1939年9月,流通中的银行券由26亿马克骤增为110亿马克。这些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德国国家有能力进行有规模的投资和军事订货。
2.大规模的军事采购和订货
1932年,德国的军费支出为6.7亿马克,约占当年国家总支出的十分之一或国民收入的1.5%。1933年-1939年秋的六年备战期间,德国全部备战支出在400亿马克以上,约占同一时期国家预算总支出的五分之二或国民收入的10.6%。巨额的军事订货使德国垄断资本集团获得了高额利润。以军火工业康采恩克虏伯公司为例,1932/1933年度至1938/1939年度,公司从国家接受的军事订货总值由930万马克猛升到1.45亿马克,即提高了近15倍。在同一时期,公司的纯利润额则由650万马克上升到1.22亿马克,即提高了近18倍。
3.剥夺犹太人资本
希特勒等人登台以后,大量开展“排犹运动”,帮助“雅利安”财团剥夺犹太人的财产。由于这一“运动”,共计约60-80亿马克的德国犹太资本,通过强力没收或被迫易主的方式,全都转到了“雅利安”财阀和纳粹党魁手中。
4.强制卡特尔化
强制卡特尔化是希特勒政府扩大垄断组织统治及加速生产与资本集中的重要措施,并且比历届德国政府实施得更彻底。1933年7月,希特勒政府颁布所谓的“卡特尔条例”,规定帝国经济部有权建立新卡特尔,而一切卡特尔则有权限令局外企业合并起来。任何反对这种规定的局外企业,有关的卡特尔可以拒绝承认它们,从而剥夺它们得到原料和商品供应等权利。这实际上是在经济上宣布了它们的死刑。在这种威胁下,大量中小局外被迫合并如垄断组织,受垄断资本的直接统治。卡特尔的数目迅速增加,1930-1936年,德国已登记的卡特尔总数,由2100个增加到2500个。
5. 淘汰中小企业,扩大垄断组织
1937年,希特勒颁布了“股份公司改革法”,规定凡是资本不组10万马克的小股份公司应予淘汰;而新设立的股份公司,资本不得少于50万马克。结果,据德国官方统计材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资本不足10万马克的公司绝大部分遭到淘汰,资本为10-50万马克的公司减少一半,而资本在500万马克以上的大公司,在股份公司资本总额中的比重由1931年的74.5%上升到1939年的78.8%。中等资产阶级被大大削弱了。此外,希特勒政府还强迫封闭大量手工企业和小型零售商号。从1937年起,由于局势工业的劳动力供应问题日益尖锐,希特勒政府以“清理”手工企业和小商号为由,连续颁布了若干法令,勒令所谓“负担过剩”及“经济上不合算”的大批手工企业和小商号停业,把数十万手工业者及小商人骗入军事工厂服苦役。据统计,到战争爆发时止,被迫停业的手工企业近20万家,小商店约10万家。 通过这种方式,德国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过程大大加速了,垄断资本的势力空前加强起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各部门生产的垄断化达到惊人的程度。垄断组织控制生产的比重在钾盐、炼铁、金属加工、人造氮、水泥、制糖、化学及药品、电力等部门为95-100%,在机器及运输工具制造、人造丝、麻织业、制纸业等部门为80-95%,在优等钢生产中为60-70%资本进一步集中于各康采恩手中,到30年代末,他们已经控制了了全国股份资本总额的85%,为数众多的小业主沦于破产。
6.政府全面干预国民经济,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
希特勒政府建立了一系列的军事化经济调节机关,1933-1936年秋,帝国经济部是最高中央调节机关。它下面设有各种专业管理局,分管各工业部门、农业、时常、对外贸易、物价等等。同时,根据1934年的“德国经济有机结构条例”,在原有企业主联合会及各垄断组织基础上,新设立了按部门和按地区的两类经济调节机构,交由垄断寡头及其亲信直接掌握。部门调节机构的组织形式是经济集团,共有四级。最上级为工业、商业、银行、保险业、动力和手工业等6个最高集团;下属44个经济集团;它们下面又分350个部门集团;最下一级则为640个专业集团。地区调节机构采取了省经济厅(下属市、区分支机构)的形式,全德共有18个。这两类调节机关都具有政府机构的权力,它们统一归帝国经济部下设的全德经济院管辖,同时,两者的地方基层组织有是同一的东西。通过各级经济集团和省经济厅系统,在有关中央专业管理局的协同之下,垄断资本和希特勒政府企图自上而下地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双重交叉控制。另外,1933年7月,在帝国经济部下面还设立了“德国经济总委员会”,它是由垄断寡头直接把持的备战经济总参谋部,拥有很大权力,负责指导国家经济政策和法令的制订工作。 至此,希特勒政府的经济调节机构已形成为一个自中央到地方的庞大体系,按军事化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1936年秋,“四年计划全权督办”戈林又设立了一个调节机构“四年计划全权机关”,引起了两大机关职能的重复。 有计划的经济使德国的工业发展速度超过了英、法、美。1932-1938年,生铁产量由390万吨上升到1860万吨,钢产量由560万吨上升到2320万吨。1933年-1939年,德国军火生产增长11.5倍。但同时,德国的部门经济却出现了不平衡。在军火工厂加紧制造武器的同时,德国的纺织及制鞋工业的半数设备被闲置起来。在农业方面,帝国粮食局及其下属的数万个基层机构,是希特勒政府干预农业活动的基本工具。不过全部的农业事务,包括播种面积及作物类别、农业就业人数、化肥的分配、饲料的购买、农产品义务上缴数量、农产品价格、经营农产品贸易的利用额、农户的收入,甚至农民自己留用的脂肪量及运送给城市亲友的蛋品数量等,都受到国家的控制。 希特勒政府时期的德国粮食产量基本停滞在30年代初期的水平上,1937-1938年,年均粮食进口量与20年代差不多,约在400万吨上下。
7.一方面加强和扩大国家所有制,另一方面将国有财产转到私人垄断资本手中
希特勒政府时期,德国国家所掌握的股份资本绝对和相对额都增长。1932-1939年,“国有的”股份资本额,由29亿马克提高到36亿马克,它在全国股份资本总额中的比重,由13.2%上升到17%。1939年,德国国家垄断资本共计248亿马克,占全国总资本的五分之一。 在扩大国有化的同时,希特勒政府还执行了国有财产重新私有化的政策。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当时的德国政府为挽救一系列垄断资本集团,以优惠价格收购了柏林各大银行的大部分股票和一系列大工业公司的部分股票。随着这些企业的扭亏为盈,希特勒政府把国家持有的巨额股票廉价卖给有关的私人垄断资本集团。在德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垄断企业同政府的结合也加强了。企业主职能与国家官僚职能达到了高度的融合。
8.扩大对外贸易
1932-1938年,德国在保加利亚、希腊、匈牙利、罗马尼亚及南斯拉夫等国的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分别提高了三分之一至三倍不等。1929-1938年,德国对外投资急剧上升,由12亿美元增加到40亿美元。1933年5月,德、法、比、卢等国钢铁垄断组织又联合成立国际粗钢输出协会,从而恢复了国际钢铁卡特尔。在国际钢铁卡特尔和国际铝卡特尔中,德国垄断组织也分别拥有近五分之一的出口份额或股份额。
9.兴办公共工程
希特勒政府头两年(1933-1934年)用于兴办公共工程的开支共约50亿马克。其中最大的是建筑公路,主要是高速公路,16.1亿马克,其次是修建公共建筑物与住宅(后来不少成为兵营)约7亿马克,开垦荒地与改良土壤等约7亿马克,整治河道、开凿运河和架设桥梁等3.5 亿马克,修复和更新铁路设备约5亿马克;对参加公共工程的私人发放补助金和减免税金约6-7亿马克。
二、货币新经济政策
1.拒绝接受国外借款,以生产为德国货币的基础,而不以黄金为本位。
2.用直接易货的方式来进行进出口贸易。
3.停止所谓“外汇自由”,即准许在货币方面实行赌博并按照政治情况,把私有的财产由国移到彼国。
4.当有了可以工作的人力和物资时,就制造货币,而不向外国借债。
三、社会福利政策
1.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
2.扩大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使工人享有过去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
3.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
以上措施对于起动处于危机最低点的德国经济,减少庞大的失业人数,起了很大作用。客观评价希特勒,不能抹杀他对德国经济的贡献,就经济发展而言,从1932年到1937年,德国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纳粹创造了德国经济恢复的奇迹。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使得二十年前惨败的德国,又重新崛起成为欧洲大国。
2. 是什么问题 导致苏泊尔股权激励计划频流产
不过随着大股东法国SEB集团逐步加强控制权,被激励对象却显得“毫不领情”,三年的时间内,有十位被激励对象相继离职。金手铐失色让业内颇为震惊,究竟是苏泊尔发展遭遇问题,还是另有其他隐情?
多名高管离职 4次作废股票期权
日前,苏泊尔在深交所公告称,今年5 月8 日完成了对部分获授的股票期权作废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工作。公司本次作废股票期权共计 2142624 份,并以每股0 元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 978252 股。
实际上,这并非第一次作废股票期权,苏泊尔先后在2012年和2013年先后发布两次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2012年4月推出股权激励计划,股权激励为期5年,以每个年度的内销收入和营业利润为考核标准,其中2012年内销收入、内销营业利润预设最小值分别为48.75亿元、3.72亿元。2012年公司炊具内销收入40.54亿元,同比下降3.65%。
当时民生证券有分析认为,国内外需求萎靡是造成公司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2012年之前小家电行业增速较高,保有量已明显提升,目前主要需求来自于更新需求。然而小家电行业需求改善不明显,景气度较低。
因 2012 年度股权激励考核指标未能达成,且有两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作废股票期权共计 1088736 份,并以每股 0 元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 473088 股。
2014 年 3 月,苏泊尔公告称 2012 年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20%的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由于未达成设定的业绩指标,根据 2012年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对上述 20%的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予以作废及回购注销。同时,鉴于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发生离职,公司须对其尚未达成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进行作废(占其获授的股票期权总量的 70%),尚未达成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以 0 元回购注销(占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70%)。
2013年苏泊尔再次推出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范围包括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相关员工共计114人。以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当日苏泊尔股票收市价14元计算,该部分股票的价值共计为812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苏泊尔不仅以0元价格向激励对象送股,此外解锁条件也颇为宽松。2013~2016年间,苏泊尔不设净利润的考核指标,主要考核净资产收益率。在此考核期内,公司每个考核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3%。
相关资料显示,苏泊尔2010~2012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7.58%、18.38%、16.24%,2013年上半年加权净资产收益率为8.77%,年化净资产收益率为17.54%。也就是说,近四年该公司的平均收益率为17.44%。与解锁的考核标准13%相比,公司的考核标准比实际业绩打了7.5折。
2014年 8月,公司有4名激励对象离职。由于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拟作废股票期权共计 221760 份,并拟以 0 元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 36960 股。
今年3月,苏泊尔再度宣布,因 2014 年度股权激励考核指标未满足相应要求,且有一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拟作废股票期权共计 1920864 份,并拟以 0 元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 761292 股。
《中国经营报》记者查阅资料显示,2013年和2014年,苏泊尔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8.54%和19.63%,完全超过了当初设定的13%的限定目标。而苏泊尔方面证实,2013 年期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全部达成了预先设置的各项业绩指标。
高管离职或与SEB去苏运动有关
2007年4月,曾引发商务部反垄断调查的法国SEB并购苏泊尔事宜已正式获得国家商务部的批准。
2011年,苏泊尔集团和苏增福分别将持有的12.17%、7.83%股权,转让给法国赛博集团。2011年12月,作为赛博集团全资控股子公司,SEB 国际对苏泊尔的持股比例由51.31%变为71.31%,成为苏泊尔绝对控股人,而创始人苏增福不再持有苏泊尔的任何股份,全身而退。目前苏增福之子苏显泽在公司内部股份仅为0.48%。
2015年1月,苏泊尔公告称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SEB 国际的通知,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自2014年12月31日起,SEB计划未来六个月内,拟以不超过17.5元/股的价格,受让第二大股东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1000万股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1.58%。
SEB持有公司股份45283.2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71.44%,为公司的控股股东。SEB同时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间,不减持公司的股票。
分析人士认为,苏泊尔大股东的此次股权增持,应该是出于理顺现有股东之间产权关系的需要,否则增持可以在二级市场上直接完成,而无需定向受让二股东的股权。
SEB去苏运动持续。2014年9月,苏显泽卸任苏泊尔董事长职务,留任董事和战略委员会主席。接替其董事长职位的为来自法国的Frédéric VERWAERDE。之后,苏泊尔发布公告称已于9月22日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手续。至此,苏泊尔法定代表人也由苏显泽变更为Frédéric VERWAERDE。目前苏泊尔的董事名单中,16名董事,中方员工8位(1位已经离职,目前任职7位),外籍员工8位。
与大股东不断增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被收购后苏增福父子陆续在二级市场减持套现。2010年苏显泽因在半年内频繁减持11次,有媒体调侃其为“年度最忙套现董事长”。
对于减持,苏增福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7年。“那我肯定要在快要达到顶峰时卖掉。” 炊具行业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苏泊尔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苏增福判断苏泊尔潜在的危机也越来越大,如果他不把快到危机期的企业卖掉,到期后企业的价值就会急转直下。“有了法国人的入股,苏泊尔的前景也会更好一些。我卖掉以后,拿着这些钱,可以投资一个更有前景的企业。”
尽管如此,不过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和SEB的做事风格有关。财大气粗的SEB集团向来倾向于持有子公司大部分股权,收购多为全资,1997 年收购巴西小家电龙头Arno 时,先收购了44%股权,次年即增持至98%。
对于为何业绩达标,高管仍然放弃股权激励计划,公告仍然称“股权激励考核指标未满足相应要求。”有证券分析师认为,除非外部给予这些高管更加优厚的待遇。但苏泊尔相当于免费送股的优厚方案可遇不可求,高管在重金股权之下尚能离职,可能生存环境不佳或受到排挤。苏泊尔方面回应称,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有效保留企业的核心管理团队;本公司 2013 年期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涉及 100 多位激励对象,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部分激励对象由于个人原因发生离职,目前公司核心管理团队非常稳定。
苏泊尔或沦为SEB代工厂
除了股权和人事上,SEB逐步深入。苏泊尔在公告中提到,报告期内,SEB融合项目顺利推进,双方协同效应进一步增强。
随着SEB订单的持续转移,苏泊尔在研发、设计、制造等方面的竞争力得到大幅提升,规模效应逐渐显现,帮助苏泊尔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此前有媒体报道称,SEB集团近年一直担纲苏泊尔的第一大客户和部分原材料采购商。2014年业绩报显示,公司第一大客户销售额为23.8亿元,占整体销售额的24.99%,但并未提及客户名称。
苏泊尔的SEB业务的依赖也逐年加深。2014年,苏泊尔于同一控股股东的旗下16家企业进行关联交易。在应收账款中,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5名的应收账款情况,第一名就是SEB ASIA LTD,账面余额为6.63亿元,计提坏账3315.9万元。
以上数据显示了,苏泊尔公司对SEB业务的依赖。华泰证券分析师张洪道认为,自SEB入主公司以来,SEB订单转移是公司的一大看点,但受全球经济创造不景气的影响,公司国外销售不及预期,数据显示,外销下滑。苏泊尔方面回应称,苏泊尔与大股东 SEB 之间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守了上市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的公司治理审批流程,合法合规,并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腾达。2014 年,公司近 96 亿元的销售额中关联交易额仅占不到三成,国内销售占比七成,苏泊尔品牌及相应产品在中国及东南亚部分市场发展势头良好。
但从苏泊尔和SEB集团的业务往来看,苏泊尔显然存在一定的依赖性。SEB的订单转移放缓,将对苏泊尔产生很大的影响。有财务专家告诉记者,关联交易是柄双刃剑,如果大股东提供担保、资金或大股东以其他方式占用公司的资金,均会给公司带来潜在的财务风险;如果和大股东及关联人员进行不等价交易,会迅速降低公司的利润;且过多的关联交易会降低公司的竞争能力和独立性空间,使公司过分依赖关联方,尤其是大股东。
下沉渠道有难度
实际上,为了摆脱对外销业务的依赖,增加内销规模。苏泊尔在2014年报中提到要不断下沉渠道到三四级市场。
近年来,随着一二线城市市场不断饱和,三四线市场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不过对于苏泊尔而言,难度并不小。苏泊尔主要业务分为两块,一是小家电业务,二是锅具业务。北京高盛吉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首席顾问马俊颖认为,目前美的等大型家电产业集团,凭借无处不在的专卖店系统,已经在农村市场圈地画牢。在小家电市场,苏泊尔品牌影响美的等综合性品牌。而在三四级市场主营的锅具众多业务消费者对炊具品牌敏感度低、对价格敏感度高的现实也让苏泊尔产品面临渗透力不强的尴尬境地。
此外,苏泊尔还不得不面对虎视眈眈的爱仕达。2014年年底,渤海证券研报数据显示,从国内的情况来看,苏泊尔和爱仕达合计占比10%上下,其中苏泊尔市场份额7%左右,爱仕达约是苏泊尔的一半,市场占有率约有3.5%。记者观察发现,不论在实体卖场还是电商渠道,两家企业针对性竞争激励。几乎苏泊尔的每款产品,爱仕达品牌都可找到相似款,价格还略比苏泊尔低。
3. 中国国企改革经历了哪些过程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
一、1978~1992年:国企改革的初步探索
从1978年到1992年,是我国国企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1.国企改革起步于放权让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大胆下放,让地方和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国企改革开始于对国有企业进行扩权让利的改革试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二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并且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着眼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1979年7月,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企业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开始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并打开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缺口。
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约束机制难以规范,出现了企业为扩大自销比例而压低计划指标、不完成调拨任务和财政上缴任务等问题,结果是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出现了“工资侵蚀利润”和行为短期化问题。实践效果与改革预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背离。在这种情况下,1982年中央推广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旨在解决放权让利中暴露的问题,处理好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解决大锅饭问题,在硬化企业预算约束,强化企业内部管理等方面收到了成效,尤其是国家财政赤字大幅减少。但是由于企业外部环境不平等,企业内部条件也千差万别,该政策很难找到可操作化的指标来规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企业激励不足问题十分严重。1983~1984年先后又两次推出利改税,但结果都很不理想。
2.国企改革先后出现了多种形式
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改革主要是为了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明确国企改革的目标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并在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实行租赁经营,并在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中开始了股份制改造和企业集团化的改革试点。
到1987年底,全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制,同年,中共十三大报告肯定了股份制是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形式,试点可以继续实行,到1988年底,全国共有3800家股份制企业,其中800家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60家发行了股票,其余3000家原是集体企业。1988年2月国务院更加明确了企业承包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地位,规定了“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补”的承包原则。同时,全国人大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从而将扩权试点以来取得的改革成果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
虽然承包制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承包制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1991年9 月中央工作会议强调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1992年后国务院就不再鼓励企业搞承包。1992年7月国务院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该条例根据两权分离的思路明确了企业经营权、企业自负盈亏责任、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企业和政府的法律责任等问题。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仅靠企业内部转换机制,难以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
3.国企改革与价格体制改革等宏观经济改革同步进行
国企改革是与价格体制、投融资体制等宏观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在价格体制上,国企改革的推进对价格体制提出了挑战。1984年以后开始了对价格体制的改革,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放开价格为主。1987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国家现行的3种价格形式,即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并规定企业在价格管理方面享有的权利,主要是赋予企业对一部分价格的定价权。
在流通体制上,1978年中国以计划管理的商品将近400种到1990年底已经逐渐减少为9种。同时,改变原来生产资料不能成为商品的现状,将近850种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计划调拨的方式转变为市场调控,生产资料正式成为商品。由于生产资料成为商品,以它的有效和方便的运转支持和支撑了国企改革的进行。
在投融资体制上,中央进行了“拨改贷”改革、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局。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建设项目投融资体制从拨款改为贷款,国家不再给新建企业投入资本金。在监管体制上,1988年4月,为了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理顺国家与企业的财产关系,国务院直属的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权、监督管理权、投资和收益权、处置权。
此外,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发行股票的企业增多,对股票交易的需求压力相应增大。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1986年)和深圳(1987年)先后建立了股票柜台交易市场。其后,两地先后于1990年和1991年成立了规范的证券交易所,主要在于缓解已经发行在外,且具有相当规模的股票交易需求的压力。据中国证监会的统计,从1987年至1990年末,我国共向社会发行了可流通股47亿股,筹集资金47亿元。资本市场的建立不仅为国企改革提供了融资渠道,还为将来国企改革的深化奠定了基础。
4.改革的推动力量
这一阶段国企改革在不断地探索中前进,具有十分鲜明的试错特征,改革的推动模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1)国企改革是解决我国经济短缺问题的客观需要。改革之初,长时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路线使我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与国家对它的投资不相称,使国家财力吃紧,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资料长期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为了摆脱这种局面,中央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作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制结构与国有国企改革成为解决当时短缺问题的必然选择。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和两权分离目的就是为了增强企业活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缓解紧张的产品短缺问题。此外,迫于“文化大革命”之后,国营和集体企业职位有限,无法安置上千万的回城青年的工作,各级政府不得不鼓励自谋职业,并大批发放个体营业证。个体经济就这样在政府默许下发展壮大起来,并最终成为一种合法的所有制成分。
资金、技术和经验的严重匮乏要求国家必须坚定地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吸引国外投资,引进改革所急需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正是在这种旨在缓解短缺问题的政策推动下,三资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初步发展,为90年代外资的大规模涌入奠定了基础。
(2)中央指导、理论研究和地方企业实践相结合,自下而上占主导,经济短缺的现实迫切要求改革国企以提高产量和效益,改革所有制结构,发展个体经济、外资经济。改革的具体实践过程,却是中央指导、理论研究和地方实践共同作用下推动的。在探索的初期,这种共同作用表现为以地方实践为主,自下而上推进国企改革。
对国有国企改革,中央政策主要是采取“试点”的大原则,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和企业相关理论,先后推出了多种政策。从放权让利到两权分离的承包责任制和转换经营机制,经历的都是“政策—实践—政策改进”的过程。被实践证明不好的政策,用新政策加以取代,如用两权分离取代放权让利;被实践证明有效或尚未证明的政策继续加以推进,如股份制试点、“拨改贷”等。
与国有企业改革密不可分的是非公经济的改革,个体和私营企业在中央的默许和“看一看”的宽容政策支持下,通过自我发展与实践,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地方的成功实践获得了中央的认可,进而推动了所有制结构的巨大变革,个体和私营经济成为所有制结构的一部分。外资经济在政策的鼓励下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3)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逐步调整改革的方向
这一阶段,国企改革没有明确的方向和路线指引,除了有一点改革之前的一些教训外,也没有可以借鉴的发展经验,走的是一条完全陌生的道路。通过不断的试探性改革措施,寻求改革的正确方向和路径,也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逐步调整改革的方向。为了调动国有企业的积极性,推出了放权让利,但是“内部人控制”等问题的出现,使改革调整为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于是又调整为转换经营机制。
二、1993~2003年:国企改革的制度创新
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使改革陷入发展的僵局。同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对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巨大冲击。触及计划体制本身的改革势在必行,国企改革由此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1.逐步明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
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明确,使国企改革从政策调整阶段进入了制度创新阶段。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实践的重大突破,具有划时代得意义,为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
2.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与国有经济布局调整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截至1997年底,在抓大方面,国家集中抓的1000 家重点企业,确定了分类指导的方案。在放小方面,各地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搞一刀切,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形式,把小企业直接推向市场,使一大批小企业机制得到转换,效益得到提高。山东诸城、四川宜宾、黑龙江宾县、山西朔州、广东顺德、河南桐柏、江苏南通、福建宁德等许多地区在探索搞活小企业方面先行一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此外,一大批新型的民营企业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兼并、收购、投资控股、承包、租赁、委托经营等改革举措,将非公有制经济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融入国有经济运行中,盘活了大量的国有资产。特别是中共十五大肯定股份合作制和提出调整所有制结构后,各地国有中小国企改革的步子加快,改制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
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明确指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
3.国企解困始终是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的主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非公经济迅速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有企业由于高负债率、冗员多、社会负担重、摊派严重、员工积极性不高等原因,陷入了发展的困境,效益逐年下滑,亏损面逐年增大的。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上半年亏损的国有企业达到43.3%,1998年第一季度出现了全国性的亏损,国有资产的损失数额也逐年上升。1997年,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将国企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在三年内在大多数国企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并使大多数国有亏损企业走出困境。
为了给国有企业解困,中央推出了多项政策,包括兼并重组、主辅分离及债转股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结合国有商业银行集中处理不良资产的改革,成立四家专门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部分符合条件的重点困难企业实施“债权转”股权改革。到2000年,最后确定了对符合条件的58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债权转股权,涉及债转股总金额4050亿元。已实施债转股的企业,资产负债率明显下降,由原来的70%以上下降到50%以下,这些企业每年减少利息支出200亿元。
此外,国务院还采取其他一些有效措施,努力解决企业冗员过多、企业办社会等问题,主要是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附属普通中小学校和医院等社会负担逐步分离或独立出来,转移到地方,由当地教育和卫生部门进行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股份制和公司制试点的推进
股份制试点在1986年就被提出了,但当时是为了增强企业活力,仅针对少数有条件的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业。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股份制试点企业财务管理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等11个法规,引导股份制试点走向规范化。1994年,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国家经贸委、体改委会同有关部门,选择100户不同类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随后,全国各地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先后选定了2500多家国有企业参与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本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这些试点企业在清产核资、明确企业法人财产权基础上,逐步建立了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1997年中试点企业普遍进行了公司制改造,经过一年的实施,全国2343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共有84.8%的企业实行了不同形式的公司制,法人治理结构已初步建立。在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中,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有540家,占23%,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的909家,占38.8%;尚未实行公司制的国有独资企业有307家,占13.2%,其他类型企业有47家,占2%。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宜于实行股份制的,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和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改为股份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
1994年,在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的同时,国家经贸委在18个城市进行“优化资本结构”的配套改革试点。试点的主旨为以市场为依托,在整体推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前提下,采取多种政策,通过破产、兼并探索建立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在补充企业资本金、减轻企业债务负担,分离社会服务功能,分流富余人员,资产多元化等方面实现了重点突破,尤其是在企业破产、兼并和职工再就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国务院逐步扩大了“优化资本结构”试点范围,1996年增加到58个城市,1997年扩大到111个城市。“优化资本结构”试点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国有企业亏损面太大,亏损额太高,无法从根本上为国企解困。
5.利用与发展资本市场
投融资体制实行“拨改贷”之后,随着国有企业经营亏损日益增加,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率不断攀升,间接融资渠道很难满足国有企业改革资产重组、规模扩张等的融资需求,此外,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的过度负债和财产损失需注入庞大的资金,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仅靠银行的间接融资已难以满足其巨大的资金需求。因此,通过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是必然的出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利用资本市场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股票融资。同时,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因为企业为了自己的股票能够上市,利用直接手段来融资,必须按照《公司法》要求,对企业进行公司制的改造,并完成上市公司的规范操作。在利用资本市场解决国企改革的融资问题的过程中,一方面大力发展国内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让一些企业走出去,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截至2001年初,我国境内上市公司从1990年的14家增加到1063家,其中包括114家境内上市外资股公司和52家境外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公司市价总值达46061.78亿元,流通市值达15492.49亿元,投资者开户数达到5683.88万户。
6.国企改革与整个国民经济改革相结合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企改革是与国家宏观经济改革结合进行的。在所有制结构上确立了非公经济的重要地位;在分配制度上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方式;价格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的目标;改革外贸、外汇管理体系;在社保制度改革方面,纷纷出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制度等政策,为企业解除后顾之忧;企业富余人员、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政策给解困工作创造条件;国债补贴技改,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等。
7.本阶段国企改革的动因
国企改革在本阶段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改革的推动模式主要有以下特点:
(1)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改革解放了思想,指明了方向。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围绕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愈演愈烈,姓“资”和姓“社”的问题严重制约着国企改革的推进。国企改革因为无法跳出计划体制的框框而举步维艰。已经迅速发展起来的个体和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由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名不正”而“言不顺”,发展壮大的阻力越来越大。在此关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出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谈话完全消除了人们的疑虑和担心,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彻底解除了长期以来困扰理论界和社会各界的姓“资”和姓“社”的问题,指明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2)国企改革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求。本阶段国企改革较20世纪80年代为解决短缺问题而实行的改革有较大的区别。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的推进及集体经济和非公经济的迅速发展,短缺现象在90年代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善。国有企业面临的生存困境成为国企改革新的客观原因,其背后隐藏的是企业制度上的问题。基于两权分离理论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只承认国有企业有经营权,而不承认企业作为法人应该有财产权,认为所有权全部属于国家经营机制转换,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可能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状况不断恶化,使对企业制度的改革成为必然要求。
(3)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总结的共同作用
20世纪90年代后,理论界关于企业制度探讨不断深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此外,20世纪80年代的国企改革的实践经验证明不涉及产权和计划体制本身的国企改革,只能是停留在经营管理层面,不能触及企业的核心,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水到渠成的选择。同时,改革实践还证明,改革不仅要注重每个具体企业的改革,更要注重全局性的调整。因此,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明确了国有国企改革的任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另一方面,是要处理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把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为主导地位,改变国有企业范围过宽、数量过多、比重过大的局面。
三、2004年至今:国企改革的纵深推进
中共十六大之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继续深化、国有资产管理方式的变化和资本市场的改革使我国的国企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深层次改革,是利益的调整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涉及政治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困难和阻力可想而知。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深化国有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明确要求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成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改变部门分割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2003年3月,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成立,统一了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的权力。此后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国资委成立后明确所管辖的大型国有企业要吸引外资和社会资金,实行产权多元化,可以上市募集资金,而且鼓励整体上市,以保持和增加企业的整体实力,许多大型企业正在剥离社会职能部分,过去一阶段是剥而不离,仍由企业自己管理,现在有的正逐步移交社会;在企业内部实行主辅分离,使各部门面向社会,成为独立经营的实体,企业同国资委分别签订责任书,对领导班子进行考核。
2.国企改革以大企业、以产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为中心
本阶段,国企改革依然是以抓大放小为主,同时以产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建设为中心。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决定》第一次把产权制度提到如此的高度,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是对“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重大创新和历史突破,进一步明确具体了国企改革的任务和目标。
3.各种所有制企业关系的处理
这一阶段,如何处理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成为了理论探讨和政策制定的重点。非公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步壮大起来,在许多领域占有绝对优势,非公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在改革中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出现了个体、私营、外资与公有制经济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如非公经济在行业分布上从以制造、建筑、运输、商贸和服务业等领域为主,已经开始向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领域拓展。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如石油行业的民营资本问题。此外,外资企业在我国的发展也迅速膨胀,外资的并购问题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热点。非公经济遇到了重新定位和判断的问题,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为了正确处理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该政策一定程度上给予了非公经济更大的发展空间,并扫除了人们对非公经济去向问题的担忧。
4.国企改革与资本市场的改革同步进行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迫切需要资本市场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与有效的金融服务。资本市场对于国企改革而言非常重要。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深入,非公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国际资本的流动,使民间积累了大量资本。另一方面,“拨改贷”之后,国企直接融资渠道越来越窄,资本市场是国有企业理想的融资平台。此外,资本市场有利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但是,我国资本市场中股权分置的先天缺陷严重制约其健康发展,投资、融资、定价和资源配置的功能逐渐被弱化,面临边缘化的危机。对资本市场先天缺陷的改革对于国有经济改革越来越重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股权分置改革。2005年4月中国证监会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到2006年末,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资本市场的功能逐渐回归。资本市场的功能回归,吸引了大量沉睡已久的民间资本,强烈的投资需求必然会引来更多的优质资产和公司进入资本市场,以获取资本,实现资本的增值。因此,股权分置改革成功后,随着资本市场体制的逐渐完善,资本市场将成为一个全国优质资产的吸纳器,为国企改革提供了一个全国范围的资源配置平台,企业之间的大额换股并购有了可能。这对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非公资本参与国企改制,产业整合以及上市公司做优做强,都有积极的影响。而且,国有资本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可以在资本市场获得公允的定价,股价有条件成为新的绩效考核标准。一直以来无论是考核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还是进行国有资产转让,最重要的参考指标都是净资产。但这一指标并不能反映国有资产的真实价值。因此,资本市场的巨大变革,将非常有利于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
4. 混合所有制改革会沦为“国企私有化”翻版吗苏联寡头当年是怎么掏空国家的
按照目前的混合所有制方案,当然不会是苏联私有化的下场;目前的混合所有制方案中,国有股份还是占大头,只是出让了少部分(30%)的股权给民营,所以不会是私有化的翻版,但确实是“国有私有、利益均沾”的效果。苏联当年是休克疗法,所有国企完全私有化,卖给个人了,所以才会沦为寡头。
5. 中国苏东社会改革成败的原因有哪些
我的理解你的问题是分成两个部分:
一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
二是苏东社会改革失败的原因
一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及评价
成功的原因: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或旧的观念出发,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
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经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主要有八条基本经验:
一.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改革没有出路,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向”也没有出路
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改革没有出路,若不顾客观条件变化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固守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僵化体制,只能把社会主义引向死胡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相反,如果借改革之机,企图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全面走向资本主义,也难以找到出路。这是中国改革的首要经验。
二.要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清除思想障碍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社会变革,无不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改革的深化也有赖于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其实,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的历史。农村改革之初,有人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特区刚建立时,也有人说,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外,其余全是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市场经济被视为洪水猛兽,被斥之为社会主义的异端;还有些人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资本主义土壤,搞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所谓的私有化……不解放思想,不冲破传统观念,不打破思想枷锁,不抛弃“左”的教条,改革就无从谈起。同时,也要警惕右的倾向,防止被外国敌对势力所利用。
三.要把改革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
改革的实质和目的,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尽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有改革理论的提出和一切改革政策的制定,都是围绕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展开的。
四.是“异端”,还是正途,要靠实践来检验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被人们接受。因此,后来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的方针,这种“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摸索,边总结,尊重改革实践,尊重群众创造,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步确立改革目标的做法,有利于改革的稳步推进,同时又防止了出现大的挫折。
五.“骑自行车原理”的启示自行车骑得太快,易栽跟头,若骑得太慢或者不动,最终也会摔下来,这就是“骑自行车原理”。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改革必须保持一个合适的速度,才能稳步前进。
六.要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和巩固改革成果
要把改革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运用法制手段巩固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这样可以使人们在改革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化,还可以避免由于人事更迭,使改革进程发生逆转。
七.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既涉及到权力的调整,又涉及到利益的分配,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公民的利益。要把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顺利完成,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领导核心只能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靠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有组织、有秩序、分步骤地积极推进,才有可能实现既定目标。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否定党的领导,解散党的组织所导致的灾难性恶果,从反面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如果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国就失去了一个稳定的政治中心,不仅改革搞不下去,建设也无从谈起,甚至连起码的社会秩序也难以维持。这是全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的实践中认识到的一条真理。
八.边实践,边总结,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进行改革理论准备
社会生活中的无序和混乱,根源于思想上的混乱,而思想的混乱又源于理论上的混乱。只有澄清理论上的是非,才能解决思想混乱问题,只有解决理论和思想问题才能从根本上铲除社会生活的混乱和无序。
评价:
中国改革开放成就斐然,通过这个大改革、大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的转折: 第一个伟大转折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第二个伟大转折是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的社会转变;第三个伟大转折是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转向基本小康的社会转变。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实现三个伟大转变,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而且提出来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我说这两段话,高度概括了我们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改革是必由之路,为什么是当代中国命运的抉择,如果不改革开放,不可能发展中国,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应当深刻的领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种高度的理论概括。
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不光在中国,在国际上也有深远的影响。现在按照GDP来算,中国在世界上占第四位。有人说很快会赶上德国。按照PPP(购买力评价),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我们中国是世界第二,因为世界上的购买力评价大概是55万亿美元,中国大概5万多亿美元,大概占到世界的9%。说明中国在国际上经济上的比重大大增加。现在中国拥有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4000多亿,已经占到世界第一位。之所以有这个变化,都是因为改革开放的结果。
30年的改革,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在党领导下的改革,改革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每次重大改革的决策,都是中央通过决定做出的决策,说明党是主动的推进改革。第二,我们的改革是渐进式的,而不是像有的国家那样一步到位的。小平同志讲,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话,我们的风险就比较少,而且通过试验成功了,在全国推广。如果不成功,我们就停止下来。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从改革过程当中,这条特点也是很突出的。当然,改革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要突破,要加快步伐。当然我们要吸取历史教训:"大跃进" .在生产发展同时 要实事求是,立足于本国国情;保持稳定的发展速度另外还要照应生产力发展.这样我国就可以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迅速发展。
历史的定论
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该文件回顾了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对建国三十年历史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作了基本估计和评价。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文件中提到:文革的十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历史证明“文革”的论点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论点对中国当时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976年10月,粉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与毛泽东思想,文件也做出了正确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引用自
http://..com/question/80002873.html?si=1
2、苏东社会改革失败的分析
(内容太多了,详细内容在后面的链接中)
一、苏联的演变
二、东欧剧变
三、经验教训
四、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
五、关于苏联剧变主要原因教训的理论分析
下面是详细的内容:
http://ke..com/view/502026.html?tp=0_00
6. 苏联解体后私有化后,巨头们是怎样洗劫国家和国民
事实上,苏联“私有化”后,不仅国家公有财富被外国资本和权贵资本洗劫,大部分老百姓私人财产也被一攫而光。这种打着“爱国”和“民生”的幌子大肆攫取财富的行径,到底是如何实现的?
1992年6月,俄罗斯国会通过证券私有化方案,规定把企业大部分股份出售给企业的职工和管理者,一小部分出售给外部投资人。俄罗斯企业私有化将前苏联74年积累的国有资产经过估价,按1.49亿人口,每人1万卢布,无偿转让给每个公民。每人只象征性地支付25卢布,即可领到一张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购买企业股份或住房,或委托给投资基金,该券不记名、不挂失、可转让和兑现。这相当于把所有国家财产作价约1.5万亿卢布,分给了全国人民,而且这样的支付基本是“无偿”的,看上去前苏联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但结果是怎样的呢?
用费雪公式剖析俄罗斯当年在消费领域的通胀与产权交易领域的通缩
据俄杜马听证会公布的材料,从1992年到1996年,由于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按1995年价格计算,私有化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9500万亿卢布,相当于卫国战争期间损失的2.5倍,81%的国民在经过了这样的私有化后,存款消失殆尽。无偿给予国民的“私有化”怎么就变成了让国民破产和国际大鳄掠夺的结果呢?这其中的经济学原理是什么?
在此,我们可以引入西方著名的关于货币价格理论中的费雪公式MV=PT(参见名词解释)加以说明。在原先货币环境不变的情况下,商品数量的增加与价格下降成为反比。
由于在计划经济时代,进行产权交易的货币量和货币流通速度都是一个非常低的数额,于是商品数量增加后的结果,就是价格急剧下降。如此一来看似公平的私有化,结果就变成了普通人拿到债券后,只能以廉价的抛售来换取现金改善生活。由于当时具体的产权交易领域的现金极为不足,导致其抛售价格极为低廉。低廉的价格引发恐慌再造成进一步抛售,俄罗斯的民众纷纷出卖私有化证券,而企业经营者、有钱人以及外国资本则乘机廉价大量购买,私有化证券以极快的速度向这些人群手中集中,以至于在股份化的国企中,90%的小股东持股不到10%,而1%的大股东则持股85%以上,极大地加剧了贫富分化。
据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提供的数字,俄罗斯已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价格之低廉创世界纪录。俄罗斯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但只卖了72亿美元。仅1996年一年,因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的损失就比希特勒侵苏战争使国家财产遭到的损失还要多。
俄罗斯实行私有化以后,1992年当年通胀率即达到2501%。持续多年的严重通货膨胀,不仅造成经济生活混乱,而且使广大民众遭到空前浩劫。1992年俄全面推行“休克疗法”,导致经济瘫痪,物价飞涨,卢布贬值,居民损失了4600亿卢布储蓄,物价上涨51倍,而名义工资仅提高11倍。价格指数逐年暴增——1991年同比上升168%,1992年上升2508.8%,1993年844%,1994年214%,1995年131.4%,转轨5年,物价上涨了近5000倍。其后几年通胀略有下降,但仍然处于极高水平,1996年21.8%,1997年11%,1998年84.4%,1999年36.5%。至此,导致81%的居民多年辛苦劳动的积蓄被彻底洗劫一空。
在俄罗斯私有化以后,为什么会导致必然的恶性通货膨胀呢?答案还可以用费雪公式来解答。按照MV=PT,我们可以看到老百姓虽然贱卖了所得的债券和产权等权益,所得的现金还是极其巨大的,这样的情况相当于对社会注入了大量的货币M,而老百姓需要购买的商品T却难以快速增加,尤其是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下一切按照计划生产,生产能力没有冗余,适应需求的快速增长没有余地,因此在T不变的情况下,货币M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价格P的暴涨。
在商品价格突然暴涨下,老百姓持有现金的欲望极大降低,导致原来不参与流通的定期储蓄等广义货币M也加入到流通中来,进一步提高了市场中的货币供应量,同时还有不能忽视的关键因素就是货币流通速度V的急剧增加,在通胀的压力下老百姓本来是要一个月花光的月工资必须在得到工资的当天抢购当月所有必需品,这样的结果就使货币流通速度增加了30倍。按照费雪公式,价格就要增加30倍,这样的结果相互作用是一个相乘的关系,导致货币恶性通胀100倍就成了轻而易举的事情。
更进一步的是,在这样的通胀下为了维持政府开支,政府原来的收入按照通胀前的货币计量就严重不足了,结果不得不再一次大规模印钞,导致恶性通胀正反馈增长。
私有化后俄罗斯政府债台高筑,政府财政入不敷出,靠发行钞票和举债度日,内债余额约200万亿卢布,外债余额新增约600多亿美元,政府预算1/3用于偿还债务。因此,政府被迫放松银根,仅仅是1992年就增发货币18万亿卢布,是1991年发行量的20倍。在印钞机的轰鸣中,财政货币紧缩政策流产了,如此造成的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效应,如山崩一般难以阻挡。
由于通胀发生在老百姓的消费领域,而产权交易的货币供给不足所造成的通缩是发生在产权交易的资本领域,这两个不同领域之间的渔利,使得财富出现超速度的急剧变化。由于民众的消费是可以透支的,在私有化方案出台以后,因为老百姓存在着不当的收入预期,造成他们提前把以前的积蓄拿来消费,在得到债券买产权私有化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巨大贬值,当时的俄罗斯就是这样的情形。
为了加快私有化进程,俄罗斯政府最初采取的办法是无偿赠送。1992年6月国会通过方案,每个俄罗斯人可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可是等到私有化正式启动时,已是1992年10月,时过境迁,此时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这样的贬值使得国企被更严重地贱卖,外国资本和上层权贵可以控制企业,成为通胀中资产的主宰者,在通胀中得到更大的利益,把私有化进程彻底演变成了一次合法侵吞俄罗斯国家资产的饕餮盛宴。与此同时,就是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普遍大幅度下降,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到1999年时,失业率高达15.2%,占人口10%的最富有者在全体居民总收入中的比重达45%。最富者的收入是最贫困者的48倍,58%的居民生活达不到最低生活标准。
一个国家的私有化成为国际食腐者的乐园
与此同时,由于需求和通胀的暴增、外汇的失衡导致汇率暴跌,使得俄罗斯私有化后的资产被贱卖给外国资本的同时,各类资金在消费品不足的时候势必要找到一种替代商品,那就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外国货币,各路资金扑向外汇的时候,就造成国家资本急剧外流,同时世界各类资金会进来购买廉价的资产,一个国家的私有化也成为了国际食腐者的乐园,使得俄罗斯在国际上收支陷入国家实际金融破产的境地。
改革以来,俄引进外资累计仅为400多亿美元,而外逃资金约1500多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仅为270亿美元,导致卢布大幅贬值:美元与卢布比价1991年为1∶59,1992年1∶222,1993年1∶933,1994年1∶2205,1995年1∶4562,1998年跌到1∶6000。1998年实行币制改革,新旧卢布的比价为1∶1000,新卢布与美元的比价6∶1,现在已跌到28∶1到30∶1之间。国家的国际地位同时发生崩塌,贸易自由化将国内市场拱手让给外国。据1997年资料,外国产品占据国内市场的份额高达84%。
俄罗斯为什么会走上这样的私有化被洗劫的道路,这也是有过程的。1991年前苏联解体,1992年叶利钦上台即急于推出私有化的系统改革。其时35岁的盖达尔投其所好,根据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的“休克疗法” (shock therapy),制定了激进的改革方案。为此,叶利钦破格将盖达尔提拔为政府总理,并任命萨克斯为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在这二人的设计和主持下,以放开物价、大规模快速彻底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激进改革全面推出。
经过上面的计算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私有化对于国民经济的危害和对于国家、国民的洗劫是很容易通过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进行推演的,但休克疗法为什么能够让俄罗斯当年为之倾倒,不惜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而实行之呢?原因就是这样的政策取得过一些成功。
私有化在大国与小国的本质不同
休克疗法最早在玻利维亚实施,收到了一定效果。1985年玻利维亚政府的预算赤字达485.9万亿比索,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3,通货膨胀率高达24000%。1984年的外债为50亿美元,应付利息近10亿美元,超过了出口收入。1980~1985年期间居民生活水平下降了30%,
在这样的情形下,玻利维亚采取了休克疗法,在该疗法实施不到一周后,恶性通货膨胀便得到了强有力的遏制,物价从暴涨趋于稳定。1986~1987年通货膨胀率仅为10%~15%,1988年为21.5%,1989年为16.6%。国民经济通过短暂的下降也逐步回升。实行休克疗法的第二年,即1986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2.9%,但随后几年都保持了2.5%左右的增长势头。同时由于采取了有效措施,债务问题也得到了明显缓解,并最终使玻利维亚克服了严重的债务危机。此外,同样实行了休克疗法的波兰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所以对于休克疗法的推崇在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为什么在玻利维亚成功在俄罗斯就不可复制呢?他山之石怎么就难以攻玉呢?与俄罗斯不同的是,玻利维亚和波兰在实施休克疗法前,已经出现了恶性通胀和货币泛滥。因此,私有化后,其国家市场上的充裕货币正好可以被进入产权交易的增加的大量资产所稀释。
此外,国家规模不可同日而语。玻利维亚有900多万人口,109万平方公里国土,人均收入1000美元左右;波兰人口3800万,国土31万平方公里,这样的规模只不过相当于俄罗斯的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在不同的国家规模下,休克疗法所产生的作用和效果也是截然不同的。对于玻利维亚这样规模的国家,按照费雪公式MV=PT,其所需要的商品数量T是很容易被国际市场所满足的。但对于拥有1.5亿人口的俄罗斯来说,则远远不能。由于国际市场一时无法满足其巨大的商品需求,其结果一定就是对内通胀。而俄罗斯出口的大量资源和私有化企业的产权,国际市场也难以迅速消化,势必造成贱价出售,大好的江山就这样廉价易手。这里必须要注意到的就是市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市场出清”是难以实现的,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基本要求是市场可以快速调节,认为市场可以瞬间平衡,忽略这样的调节速度影响。然而对于大国和小国这样的速度差别巨大,尤其在休克疗法的剧变中其速度影响更被放大,由此造成了大国与小国之间疗法相似、结果不同的天壤之别。
由于俄罗斯是世界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商品运输也成为了一个重大问题,造成资金流动性和商品分布极大的不均衡。尤其是俄罗斯是前苏联的主要继承国,而前苏联实行的是典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统治地位,国家法律禁止私人拥有企业。1992年初,俄罗斯共有25万家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实行分级管理,其中属联邦所有的企业占17.5%,属各共和国所有的占27%,属边疆区和州所有的占8.4%,属地方所有的占36.2%,即按企业数目计算共计89.1%的企业归国家所有。由于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时国家的市场建设不足,造成流动性极大的不均衡,也使得通胀难以控制,因为用来收购产权和私有化债券的资金,与老百姓购买日用品的现金,二者的流动性是有着本质的鸿沟和不均衡的。这样的产业结构与市场化的要求差距极大,而这些弊端在玻利维亚甚至波兰这些体量较小的国家,是比较容易依靠国际市场的流动来消弭的,但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无疑就是“蚍蜉撼大树”了。
为什么休克疗法在俄罗斯能够被顺利推行?原因之一是在休克疗法第一步棋——放开物价的初期,看似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俄罗斯政府规定,从?1992年1月2日起,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和80%的生产资料价格;同时,取消对收入增长的限制,公职人员工资提高90%,退休人员补助金提高到每月900卢布,家庭补助、失业救济金也随之水涨船高。
在物价放开的头三个月,效果似乎立竿见影——以往购物长队不见了,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习惯了凭票供应排长队的俄罗斯人,仿佛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实惠。但是在商品供应开始出现不足、同时出售私有化债券的民众在得到大量现金后却没有地方消费时,物价就开始飙升了。物价飙升引发了进一步恐慌。按照休克疗法的第二步棋,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与物价改革同步出台。财政紧缩主要是开源节流、增收节支。税收优惠统统取消,所有商品一律缴纳28%的增值税,同时加征进口商品消费税。但是面对飙升的物价和老百姓的刚需,高昂的税收被转嫁给老百姓,造成物价进一步被推高。而财政的收入不足必然陷入印钞的恶性循环,由此休克疗法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除了上面已经陈述的老百姓的收入被恶性通胀掠夺一空外,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从1992年到1999年,俄罗斯经济持续7年严重衰退,1998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44%,工业总产值减少54%,消费品生产则下降58%。到2000年,俄罗斯GDP总量还不到美国的1/10,排名从1987年的世界第5位下降到世界第13位。俄罗斯居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健康状况和平均寿命也在恶化,从一个大国沦为一个弱国。1988年前苏联人均GDP就已超过10000美元,整整20年过后,2008年俄罗斯人均GDP不过是9500多美元。
笔者无意评价“休克疗法”的宗师、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功过是非,但所谓“经济”,无非“经世济民”,经济学家干的事儿,本就应以增加人类福祉为宗旨。不可否认“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取得一些成功,然而就在俄罗斯整个国家陷入“休克”的悲惨7年中,西方世界不断给予萨克斯以高度评价,对其理论缺陷却鲜有剖析与反思,这就有些让人觉得不可理解了。1994年12月出版的《时代》周刊盛赞萨克斯是“世界上最知名的经济学家”;1997年法国《Le Nouvel Observateur》把萨克斯列入到全球最重要的50位领袖行列。
假如中国被“私有化”,那会怎样?
对于少数人鼓噪的中国国有财产“私有化”前景,我们也可以根据以上推论的公式进行推演。根据国资委最新数据,中国央企资产总额逼近24万亿元人民币,假设加上没有计算在内的划拨地、矿山开采权和其他各种特许权利的价值,以资产的2倍计算,央企资产总额约合50万亿元,但是中国能够交易的钱有多少呢?
截至目前,中国的狭义货币是20万亿元,广义货币70万亿元,而广义货币的存款是老百姓的养老钱,通常是不会大量进入产权交易领域的。同时各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还锁定大约12万亿元。我们以狭义货币计算,其中16万亿元是企业储蓄,考虑到这些储蓄很多就是那些即将被出售的企业的流动资金,也难以进入交易市场,因此粗略和乐观的估计也就是有5万亿资金可以购买约合50万亿元的产权,如若按照俄罗斯私有化的做法,把这价值50万亿元的央企债券进入市场,按照费雪公式,如果其他货币条件不变,其结果就是要让上述资产的售价变成原来的1/10!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目前流入中国的热钱数额较大,这与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时的情形有本质不同。当年俄罗斯进行私有化前,流入到俄罗斯经济体的海外热钱数额并不大,即便如此,这些热钱在私有化后通过各种黑市大量进入俄罗斯,廉价收购原国企债券从而控制了大量的俄罗斯支柱产业,不仅攫取了俄罗斯人民多年创造的宝贵财富,也严重威胁到俄罗斯的经济和金融安全。
再来计算一下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目前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16万亿加上其他各类存款,总额为47万亿元;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3.5万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12.5万亿元。按照费雪公式MV=PT,如果私有化在一年完成的话,原来的PT只不过是12.5万亿而已,而中国国有企业价值超过50万亿,就算是货币的流通速度不变,50万亿已经是原来MV的4倍,这也意味着物价在私有化的一年内就要涨4倍!而老百姓的恐慌会让中国约47万亿元的储蓄也进入市场,这样物价就要在一年内变成涨价8倍。而恶性通胀下,由于社会不愿意持有货币,将导致货币的流通速度急剧甚至数量级增加。倘若我们把原来一个月花光的变成三天花光,就意味着货币的流通速度增加10倍。如此一来,一年内百倍通胀就成为现实!通胀100倍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论在“私有化”中给了你多少,你几乎所有的财产都被洗劫了!
辩证看待美国的私有制度
说到美国的私有制度,总说美国的房子不仅是永久产权,而且房子上面的天空、房子下面800米以内的地也是属于房主的;只有高于一定的高度之后,天空才是国家的,如果在地下800米以内发现了石油或者其他矿产,这些资源都归房主所有,好像买了一套房子,以后这财产就归自己个儿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是一些对西方世界充满憧憬的人士心中的“神圣案例”。这些社会舆论给很多不明就里的中国普通民众造成了错觉。如果从更高的角度来认识一下这个所谓的所有权,其中就可以发现美国私有制“挂羊头卖狗肉”的端倪了。
私有制下买的房子,“国王的军队”真的不能进么?错矣!美国的房产税是1%~3%,假如你花100万美元买了一栋房子,房产税率3%,那么你每年要为这栋房子缴纳3万美元的房产税:100/3=33.3年,也就是说你每33.3年就要重新把自己的房子买一遍。要是私人的房子,就算这人已经死了,都要交房产税。而且房产税的征收是根据你所拥有房子的实际价值来征收的,如果在这33.3年里你的房子升值了,比如从100万美元升值到300万美元,那么恭喜你,你每年就要为这栋房子支付9万美元的房产税。若你是一个钉子户漫天要价,确实是可以不搬,但是你的房子的估价可是会随着周边的建设大大增值,你要缴纳的房产税也就随之爆增——在房产税模式下,钉子户难当啊!而且,虽说“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政府收税人员则更是不可侵犯,你若不让税官进门,对方可是有权拿着枪上你家收税的!如若不交房产税,政府有权将该房拍卖,如电影House of Sand and Fog里的女主角不过是疏忽了一下,房子就给拍卖了。
在西方发达国家,因为房产税而丢掉房子的有一个经典故事。被金融家亨利佩拉特爵士“无偿奉送”多伦多市政府的卡萨罗马(Casa Loma)城堡是加拿大最大的私人府邸。在“大萧条”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多伦多市政府物业税的提升,该府邸从以前每年的600加元增加至每个月1000加元(这在当时是巨款),导致大富翁佩拉特爵士不得不靠拍卖艺术品和家具来缴纳税费。最后因为负担不起27303加元税款,该房子被收归多伦多市政府所有,如今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
房产税属于地方政府征收税种,是美国地方政府(县市区、镇、学区、社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大约占30%,一般占地方政府税收的70%左右。也就是说,美国的地方政府全靠房产税养着。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数据,从2000年到2007年,美国的个人收入增长了28%,中等价位房的房价增长了48%,而美国房产税同期增幅是62%。
在纽约的曼哈顿区,90%以上的居民甚至一辈子都租房而住,为何?就是因为该区3%的房产税让很多人觉得不愿或难以承受。当年宋美龄女士居住在中央公园边上的那套Penthouse,价值约为七八千万美元,每年要缴纳200多万美元的房产税,这样的豪宅就是白送给普通人也住不起。而同时,由于当地政府规定每年房租上涨幅度不得超过3%,将房租控制在普通百姓可以承受的价格,也是当地居民更愿意去租房而不是买房的原因。
此外,一些国人认为美国土地都是私有,这也是误解。其实美国土地私有率并不高。目前,联邦政府拥有占美国国土面积30%的份额,而且这一比例逐年增加。再加上各州政府、县政府和市镇政府拥有的土地,私人土地的比例就更小了。
美国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制度,就是社区居民自治。比如你喜欢一个小区,光有钱还不行,还必须这个小区的居民同意,你才能搬进去(买房不需要邻居同意,搬进去住才需要)。如果你干了什么坏事,比如嫖妓被抓,小区居民可以投票赶你滚蛋,你不走就让警察(社区警察也是小区居民出钱养着的)拖你出去。而所谓的在你家地底下发现了石油也是你的,这样的说法也是一种忽悠人的说法,一方面在这样浅层难以有石油,更主要的就是即使有油,你要开采也必须要先征得邻里的同意,尤其是政府道路主管部门的同意(开采浅层地下资源会造成道路地基下陷的,而且还有环境、地下水等等资源问题),因此这样的所谓的所有权私有,实际上是口惠而实不至,连你想在自家院里打口水井,也必须先经过政府的批准和邻居的同意才可以进行,全然不是一些人想当然的“在我自家的地上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做法。因此这种所谓的“所有权地下资源也归私有”的说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是一个名义化。
因此,在美国对于房屋和土地的所有权,事实上是要与公众权利分享的,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使用权是与社区公众分享而不是你独享而排他的。美国的社区公众对于个人住房行使所有权的限制,是一种社会化权利对于私有权力的限制,如果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对“私有制”的认识就难免偏颇。
此外不得不谈的是美国高额的遗产税,这个所得税的比例非常高昂,甚至达到收入的一半!这个税收实际上就是对每一个人进行一次“盖棺定论”的所得税清算。这也是美国有些富豪热衷于“裸捐”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吸收捐款的基金会是私有的,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其他人也能够捐赠到其基金会名下(这实际上也可视为一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手段),名义上是回馈社会,实际上是其子子孙孙拥有和管理这个基金会,在避税的同时分得一杯羹。
事实上,对于美国的私有制度到底是个怎样的私有,还有很多点、很多层面可以剖析,以上只是从普通人比较关注的房地产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这对于认清美国私有制的本质、厘清部分国人有关私有制的争论,或会有所帮助。
7. 冲刺万亿元市值止步!宁德时代孙公司到底发生了什么
冲击万亿市值的锂电龙头宁德时代,遭遇了一段小波折:公司旗下孙公司湖南邦普生产车间发生爆炸起火,引发资本市场关注。
就孙公司爆炸事故,宁德时代今日下午做出了回应。
据澎湃新闻报道,宁德时代方面就上述事件回应称,公司下属公司子公司工厂发生火灾事故,接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责成湖南邦普做好现场的救援与事故处理工作。当晚火势已扑灭,目前湖南邦普正全面配合相关部门进行事故原因的调查,并全力保障受伤人员的医治。
宁德时代表示,公司已要求包括邦普在内的各单位严格落实安全责任,进行隐患排查,初步评估邦普工厂事故对公司生产经营业务影响有限。“在此公司也对事故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伤员和家属深表歉意。
8. 苏俄新经济改革与美国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
苏俄新经济改革
十月革命后,苏俄实行余粮征集制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引起农民极其不满。所以在1921年3月开始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按国家规定交纳一定的粮食税,超过税额的余粮归个人所有,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并且允许外资企业和国家暂时管理无力经营的企业,恢复商品货币关系进行调节生产的作用。这使小农占优势的苏俄找到了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道路。后来因斯大林上台而被逐步取消。
主要内容
直接目的
解决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危机。
根本目的
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公有制)。
实质
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经济。
农业
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工业
部分恢复私营经济,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仍归国家所有。
贸易
允许自由贸易,恢复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换。
分配
废除实物配给制,实行按劳分配制。
农业方面
1921年3月21日颁布《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法令,规定农民交纳粮食税后,剩余的粮食等农产品可以到市场交换物品。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收集制大为减少,1921——1922年度全国税额比上年度减少43.3%。1922年,政府通过《土地法令大纲》,允许农民自由使用土地和在苏维埃监督下出租土地和雇佣工人。
工业方面
在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大生产和国家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将部分国有企业以租借制和租让制的形式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1920午11月颁布租让法令,允许外国资本家在苏俄经营租让企业或同苏维埃国家组织合营股份公司。1921年5月。国家把一部分小企业发还原主经营。7月又决定把一批中小工厂和商店租借给本国的合作社或个人。这些租让和租借企业由私人经营,所有权属于国家。承租者必须接受国家监督指导,遵守苏维埃法令,按期交纳租金和一定比例的利润,到期把企业完好地交还苏维埃国家。
流通方面
废除国家配给制和国家贸易垄断制。在坚持国家计划领导的前提下,实行自由贸易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可以把新经济政策归纳为下列一系列措施:
1、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
2、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从而承认了市场机制。
3、在国家保持经济命脉(冶金、运输、燃料工业、石油等)的情况下实行中小企业的非国有化。
4、把大工业企业联合成托拉斯和辛迪加,实行经济核算。
5、取消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动员,按照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支付劳动报酬。
6、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资本在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中自由发展,鼓励合作社,农村雇工和租佃合法化。
7、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实行租让和租赁;重建银行和税收制度。
8、实行货币改革,取消苏维埃纸币,发行稳定的货币切尔文卢布。
罗斯福新政
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指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任美国总统后实行一系列经济政策,核心三R: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也称三R新政。
新政增加政府对经济直接或间接干预,缓解了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通过国会制定了《紧急银行法令》、《国家工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社会保障法案》等法案。
新政内容
罗斯福针对当时的实际,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措施,历史上被称为“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R”来概括,即复兴 (Recovery) 、 救济 (Relief) 、改革 (Reform)[2] 。新政的主要措施实施结果:“应当指出,罗斯福新政措施是总统权力全面扩张,终于逐步建立了以总统为中心的三权分立的新格局。他是总统职权体制化的开拓者。”
罗斯福新政的主要措施包括:
1、整顿银行与金融系,下令令银行休业整顿,逐步恢复银行的信用,并放弃金本位制,使美元贬值以刺激出口;
2、复兴工业或称对工业的调整(中心措施):通过《国家工业复兴法》与蓝鹰行动来防止盲目竞争引起的生产过剩;根据《国家工业复兴法》,各工业企业制定本行业的公平经营规章,确定各企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市场分配、工资标准和工作日时数等,以防止出现盲目竞争引起的生产过剩,从而加强了政府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控制与调节[缓和阶级矛盾]。
3、调整农业政策:给减耕减产的农户发放经济补贴(农民缩减大片耕地,屠宰大批牲畜,由政府付款补贴),提高并稳定农产品价格;
4、推行“以工代赈”(最重要的一条措施);
5、大力兴建公共工程,缓和社会危机和阶级矛盾,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和生产;
6、政府还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通过了《社会保障法》,使退休工人可以得到养老金和保险,失业者可以得到保险金,子女年幼的母亲、残疾人可以得到补助。
7、建立急救救济署,为人民发放救济金。
金融
(1)挽救银行危机,改革与开始管理金融制度。为了解决银行货币荒,罗斯福政府委托各联邦储备银行根据各银行资产发行货币,授权复兴金融公司用购买银行优先股票的办法给它们提供流动资金。为了恢复群众对银行的信任,它规定由财政部整顿银行,并监督银行的重新开业。财政部根据要求采取了支持有支付能力的大银行,淘汰了无偿还能力的不健全银行。为保护银行储备和阻止黄金外流,它禁止储藏和输出黄金。(2)3月20日通过了罗斯福提出的节约法,缩减政府开支和退伍军人津贴5亿美元。(3)先后通过提供证券实情法、证券交易法及银行法,即著名的格拉斯—斯特高尔法以加强对银行、证券市场和货币的改革和管理。(4)美元与黄金脱钩,使美元贬值,放弃金本位制。实施结果:金融方面的措施是获得了成功的,通过以上措施罗斯福政府维护并加强了美国金融资本的私人所有制,也加强了国家对金融制度的管理与控制。
由于大萧条是由疯狂投机活动引起的金融危机而触发的。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也先从整顿金融入手。在被称为“百日新政”(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期间制订的15项重要立法中,有关金融的法律占1/3。罗斯福于1933年3月4日宣誓就任总统时,全国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营业,支票在华盛顿已无法兑现。在罗斯福的要求下,3月9日,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决定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允许尽快复业。从3月13日至15日,已有14771家银行领到执照重新开业,与1929年危机爆发前的,25568家相比,淘汰了10797 家。罗斯福采取的整顿金融的非常措施,对收拾残局、稳定人心起了巨大的作用。公众舆论评价这个行动犹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现的一道闪电”。罗斯福在整顿银行的同时,还采取了提高美国对外经济地位的行动。从1933年3月10日宣布停止黄金出口开始,采取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措施:4月5日,宣布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美钞停止兑换黄金;4月19日,禁止黄金出口,放弃金本位;6月5日,公私债务废除以黄金偿付;1934年1月10日,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30亿美元纸币,并使美元贬值40.94%。通过美元贬值,加强了美国商品对外的竞争能力。这些措施,对稳定局势,疏导经济生活的血液循环,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农业工业
在“百日新政”期间,罗斯福在解决银行问题的同时,还竭力促使议会先后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和《国家工业复兴法》,这两个法律成了整个新政的左膀右臂。罗斯福要求资本家们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规定各企业生产的规模、价格、销售范围,给工人们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原工人每周工作55个小时,工资一共只有60美分,调整后标准:工人每周工作40小时,最低周工资12美元)。从而限制了垄断,减少和缓和了紧张的阶级矛盾。在得到大企业的勉强支持后,罗斯福随之又尽力争取中小企业主的支持。他说大企业接受工业复兴法固然重要,“而产生丰硕成果的领域还在于小雇主们,他们的贡献将是为1至10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小雇主实际上是国家骨干中极重要的部分,而我们的计划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中小企业的发展,为美国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复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了推行新型法规,政府给接受法规的企业颁发“蓝鹰”奖章,上面标志着“我们尽我们的的职责(We Do Our Part)”等标语,以资表彰。
罗斯福新政
罗斯福新政
新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救济工作。1933年5月,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维护了失业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罗斯福执政初期,全国1700多万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维持生计全靠州政府、市政府及私人慈善事业的帮助和施舍。但这部分财源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失业大军,无异于杯水车薪。解决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只有联邦政府才能办到。罗斯福新政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促请国会通过的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该计划专门吸纳年龄在18岁到25岁,身强力壮而失业率偏高的青年人,从事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和设置森林望塔等工程建设。第一批招募了25万人,在遍及各州的1500个营地劳动。到美国参战前,先后有200多万青年在这个机构中工作过,他们开辟了740多万英亩国有林区和大量国有公园。平均每人每期干9个月,月工资中拿出绝大部分作赡家费,这样在整个社会扩大了救济面和相应的购买力。对于千千万万依赖州、市养活的人们,罗斯福还敦促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救济机构,合理划分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的使用比例,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地方政府用来直接救济贫民和失业者。新政期间,全美设有名目繁多的工赈机关,综合起来可分成两大系统:以从事长期目标的工程计划为主的公共工程署(政府先后拨额40多亿美元)和民用工程署(投资近10亿美元),后者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18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包括校舍、桥梁、堤坎、下水道系统及邮局和行政机关等公共建筑物,先后吸引了400万人工作,为广大非熟练失业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后来又继续建立了几个新的工赈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国会拨款50亿美元兴办的工程兴办署和专门针对青年人的全国青年总署,二者总计雇佣人员达2300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到二战前夕,联邦政府支出的种种工程费用及数目较小的直接救济费用达180亿美元,美国政府藉此修筑了近1000座飞机场、12000多个运动场、800多座校舍与医院,不仅为工匠、非熟练工人和建筑业是创造了就业机会,还给成千上万的失业艺术家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承担执行的最宏大、最成功的救济计。这一笔钱经过工人的口袋、通过不同渠道和消费,又回到了资本家手中,成为以政府投资刺激私人消费和个人投资的“引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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