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农集团

『壹』 湖南大农担保有限公司怎么样

简介：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9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5%；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出资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
法定代表人：郭拥华
成立时间：2011-09-06
注册资本：30000万人民币
工商注册号：43020000009080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地址：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北路1291号栗雨高科园办公楼

『贰』 中国古代社会结构

就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结构而言，无论是朝代更迭还是社会变革，也无论是分裂还是统一，高度的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都是主体形态。其核心是地方权力归于中央，中央权力归于君主。这一政治结构的设计师是战国时代的韩非。

韩非认为，国家权力运行与管理的实现，应当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里所说的“圣人”就是君主。中央对于地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指挥自如；君主对于全国，则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

以对地方与人口的管理为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根深蒂固，中央王朝通过全国划一的户籍管理、土地赋税管理以及严格的上计制度，将所有的土地与人口都纳于其直接控制之下，地方政府缺少自主权与支配权，实际上只是中央王朝的派出代理机构。

宋朝以后，州县长官都改作“知州”与“知县”。“知”就是代理、兼任，这些人的正式职务都是中央官员，是以中央官员的身份兼任地方，如清官包公的第一个职务就是以中央王朝的“大理评事”兼“知建昌县”。

这一点与欧洲中世纪大相径庭。欧洲中世纪各国之君与中央政府是小政府与有限君权，地方的控制者是分封采邑而形成的领主，领主对封地内的所有事务拥有全权，国君对于领主封地内的土地与人民无权过问。

当时欧洲流行着一则格言，即“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与中国自古以来固有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实质正好相反。

与之相联系，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上，王朝政府几乎是唯一的主体。中国古代的各级政府是实施社会管理的全能的一元化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有着构造齐全、涵盖几乎所有事务的机构与管理者。从国计民生的大小事务，到司法、治安以及宗教、教化等，都在各级政府的一元化管理体系之中。

如经济事务的管理，从农业到工商业，无一遗漏中央王朝既有大农令、大农丞、劝农使，又有均输官平准官，还有工部、户部、少府等。县一级则有工曹、户曹、市曹等，连县城中的市场也设有市令与均平令进行市场秩序与物价管理。

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也是在一元化的管理下，倡导什么礼俗，尊崇什么宗教，以至于表彰孝子烈妇，调和邻里之争都在政府的统辖之下。与之相应，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独立于政府管理之外的宗教体系与宗教组织，也没有自成体系、相对独立的工商业行会或居民自治组织。

虽然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工商业行会，也有过村社组织，但都在政府的管理之中，实际上是政府体系的末梢或变体，一旦成为异己的力量，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加以革除。

而在欧洲中世纪，则是另一番景象。从经济体系看，欧洲是典型的二元体系一方面是领主领地内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则是游离于其外自发形成的城市工商业经济体系。无论是君主还是领主，对城市工商业与市民都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工商业行会的自主管理与市民自治是主要的管理模式。

宗教体系也是如此。欧洲中世纪的教权和君权虽然经历过激烈的斗争，但从总体上看，是君权屈服于教权。宗教体系独立于国家体系之外，制约着人们包括君主与领主的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实际上也制衡着君主权力的行使。

『叁』 请问大农主里的成熟果菜怎么办

对于西瓜来说，用了膨大剂的西瓜其瓜皮上的黄绿条纹不均匀，切开后瓜瓤颜色特别鲜艳，但瓜子却是白色的，还容易出现歪瓜畸果，例如，瓜的两头不对称、头尾出现膨大而中央凹陷，表面色泽不均匀或是有色斑，且色差较大。使用了植物生长调节剂的西瓜，成熟后个头比一般西瓜大，一般能达到6—10 公斤，而正常的西瓜在 4 公斤左右。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的西瓜口感比正常西瓜差，吃起来没什么甜味，有的尝起来甚至会有麻舌的感觉。

，并不是所有个头较大的瓜果都使用了植物生长调节剂，有的可能是品种优良而致。对于西红柿来说，催熟的西红柿看上去通体全红，有的颜色鲜艳，有的颜色并不是十分鲜艳，且会出现红白相间的情况，而自然成熟的西红柿，在其柿蒂的周围仍有一些绿色。催熟的西红柿外形看上去呈多面体，自然成熟的一般呈圆形。将西红柿掰开观察其内质，催熟的西红柿里面呈绿色或未长子，且瓤内无汁，而自然成熟的西红柿肉质为红色，起沙、多汁，且子粒多、呈土黄色。催熟西红柿用手摸上去感觉很硬，自然成熟的则手感较软。

『肆』 关于中国古代的农耕经济的论文

从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兼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郑成功的研究作了大量工作，1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特点呈现为：在1960年代的时代氛围感染下，学者们大致围绕“抗清复明”、“驱荷复台”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自己的选题，对有关人物、事件进行论述和细致的考证补缺。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对增强民族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1980年代后，一些学者感到郑成功研究急需拓宽研究视野，逐渐侧重于经济角度，尤其注重对台湾的经济、文化开发、以及对东南亚等地的贸易、交往方面的研究，将郑成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也有一些学者从纯军事角度出发，主要专注于郑成功戎马生涯中的战略战术探讨，或具体作战过程之剖析，以及对有关人物、时间、地点进行考证补缺。

虽然以往的研究成果斐然，但亦有明显之不足，主要是研究视角大多局限于本民族史的范围，而没有把郑氏集团放在世界背景中加以探讨。无需回避，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同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受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的制约。近年来，一些新锐学者借鉴西方史学方法，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将包括郑氏集团在内的明、清东南沿海商人群体的崛起，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研究的视野似有新拓展迹象。2本文从战争与文化的关系着手，通过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对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进行考察，试图说明郑氏海上军事力量与中国传统水师的性质区别，以及这一海上军事力量同西方意义上的制海权的关系；并试图指出这一军事现像背后的更为深层的社会意义。为此，本文还将进一步探讨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问题，并对传统的“江南丝织业说”的论证方法提出质疑。

一、

水上武装力量在西方谓之海军，在古代中国则称为水师。两种不同的称谓背后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传统。西方文明基本上围绕地中海沿岸发生，海上商业贸易是西方文明的主要传统，它可远溯到迈锡尼时代，那时克里特岛上的居民就往来于亚、欧、非三大洲的沿海地区。3历史上，地中海文明的特点之一是：当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商业贸易时，海上航线便成为自己生命线，当这些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控制海上航线便成了双方胜败存亡的关键。这种情形对军事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海军的诞生和海权意识的早熟，从而成为古代地中海文明在军事领域的象征。千百年来，地中海孕育了海军的原始细胞——海盗和武装商船，孕育了波斯腓尼基舰队、希腊雅典舰队、迦太基舰队、罗马舰队、威尼斯舰队、西班牙舰队，培育出现代西方海军马汉（Alfred·Thayer·Mahan）的制海权理论。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地中海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种跨越历史时空、在本质上属于商业殖民扩张的西方文明，海军既是这一文明的产儿，同时也是这一文明拓张的利剑。

军事学有海权和陆权之分。海权的重要性，以及海权对陆权的优势，虽然在19世纪末被马汉概括为系统的制海权（Sea Power）理论，但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和波斯人就已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当波斯帝国对希腊诸城邦国家尚未形成威胁时，希腊人崇尚斯巴达武士和由他们组成的步兵方阵，奉行“陆权主义”传统。莱德岛海战（The Sea battle of Lade ）和马拉松会战后，雅典人在波斯腓尼基舰队的机动面前，感到防不胜防。他们毅然抛弃传统，创建了雅典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强大海军。公元前480年，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战(The Sea battle of Salamis)中击败波斯舰队。当时情形：爱琴海北半部沿岸地区呈已成为波斯军的后方，希腊海军可以在呈大圆弧型的海岸线上任意一点登陆，切断包括赫勒庞斯特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在内的后方交通。波斯陆军虽已占领雅典，但因海军失败不得不全面撤退。已经集结在萨拉米斯岛上,正打算前往西西里岛另建国家的雅典人回到雅典城，重建他们的城邦国家。

萨拉米斯海战不仅如德国海军史学者H·帕姆塞尔(Helmut·Pemsel)所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于海上作战而影响了历史进程”4的海战，也是历史上最早显示海权胜于陆权的经典战例。这次海战的另一个历史启示是：在国家的强大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从陆权走向海权的现象。希腊人可谓世界史中第一个范例，后来的罗马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和近现代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可看成“希腊剧”的翻版。

考察内陆农耕型社会，生存和发展依赖土地耕作，极强的土地意识（表现在对陆地生存空间的维护和扩张）派生出军事上的陆权主义传统，以及规模庞大的陆军和步兵兵种。中国和近代的俄罗斯、普鲁士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尤其是中国，为有效应付长期的水患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胁，被迫采取严格的指令性社会管理方式，并以儒家、法家等学说作为意识形态，来论证这种社会管理的合理性，以强化指令性管理。由于自由贸易和市场原则本质上构成对指令性社会秩序的威胁，因而商业活动自古以来受到严格限制，商业经济只是农业经济中的一种必要的补充部分，至于商业精神则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无立椎之地。另一方面，中国虽然拥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却不像地中海文明所表现的那样，国家完全和部分地依赖大海而生存，因此以商业经济和海上贸易为基础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很难在中国社会萌发出来。

在古代，中国农耕文明的生存状态不仅排斥海军军种和海权意识的诞生，同样也排斥游牧文明的派生物——骑兵兵种。在农耕文明圈内大规模发展游牧文明的兵种，历史证明后果是灾难性的。汉武帝曾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骑兵部队，在大规模反击匈奴侵略的战争中获得成功，但“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5历史学家剪伯赞指出：“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库府的余财，”6这无疑给后世留下深刻影响，以后两千多年里，再没看到汉武帝时代具有战略规模的骑兵部队。7在我们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要维持一支规模上能与北方草原民族相抗衡的骑兵，意味着大量农业生产性人口变为单纯消费性人口，大量的耕地荒芜。历史的经验是：要维持一支能与北方草原相匹敌的陆军虽然也是一个负担，但可通过“寓兵于民”、“兵民合一”、“募兵制”（招募剩余农业劳动力）、军队屯田和完善的动员体制等措施，减轻国家负担，使维持一支战略规模的陆军，远比维持一支战略规模的骑兵要容易的多。8

民国时期军事学家蒋百里曾对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作过一个精辟的论断：“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9海军的战斗条件与海上贸易的生存条件相一致，骑兵的战斗条件与草原游牧的生存条件相一致，这二者的战斗条件与农耕文明的生存条件不仅相离，甚至相反。所以，在古代由骑兵兵种和近代由海军军种主宰战争舞台的时代里，游牧民族和航海贸易民族总是处于优势主动的状态，而农耕民族似乎注定了劣势被动的局面，在军事战略上只能取防御性姿态。

萨拉米斯海战还将西方历史上后来不断重复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凸现了出来：海军舰队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民族的命运。10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波斯帝国的衰退和希腊人的崛起都是从萨拉米斯海战开始的，埃克诺姆斯角海战成了罗马强大和迦太基衰亡的起点，11勒潘托海战则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衰落的先声12而西班牙无敌舰的沉没，“好像是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中，”13从而开创了“日不落帝国”时代。

中国古代水师从生存状态和文化类型上看，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地中海型”的海军，姑且称之为“东方亚细亚型”的海军14，同西方海军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为生存之基础，15与农耕生活方式不构成相互依赖之关系，其性质是文化传播和政治炫耀，是传统礼制观念和中央极权在海上的军事兑现。西方海军与其国家生存构成相互支撑、相互依赖的关系，是国家商业行为在军事领域的延续。

比较古代中国水师和西方海军，还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西方历史上的强大舰队大都在对抗中被歼灭，直接的后果是国家或民族的衰败。但是中国古代的强大舰队，不是在同对手的决战中消失的，而是被农耕社会自身对海军天然的“排斥性”给毁灭的，并且无关社稷盛衰。例如西汉、隋、唐三代征高丽、元代征日本、明代郑和下西洋、施琅收降台湾郑氏集团等，都属中国古代水师的黄金期，但同西方相比较，大都昙花一现，一旦海上有事则偶尔为之，动用农业社会的资源，勃然兴起，一旦事平，即消声匿迹。这一现像也说明：农耕民族和农耕社会缺乏发展海军持续而根本的动力，因为持续的航海贸易是发展海军最根本、最强大的动力。

二

在初步考察了西方地中海文明的兴起同海军、海权的关系后，将古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水师与之比较，便会发现：郑芝龙、郑成功家族的海上武装力量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郑氏水师的社会经济基础是海上商业贸易，16郑氏水师的性质是一支维护海上贸易的军事力量，从海盗船、武装商船发展成规模巨大的海军，这和古代希腊乃至近代英国所发生的情形性质十分相似，它的生存状态、经济运作和社会功能同传统意义上的水师有质的区别。可以说，郑氏水师是中国古代唯一的西方意义上的海军，16

从军事学角度看，郑氏海上力量能先后与大陆的明廷、清廷相抗衡，并且一度使大陆军事力量对之无可奈何。清王朝在很短的时间里，将李自成、张献忠、李定国、吴三桂、耿精忠等消灭，但同仅控制东南一隅水域的郑氏集团相持了23年，最后清廷被迫大规模营造水师，启用原郑氏集团的降将施琅，经过海上会战，占领澎湖列岛，控制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才迫使郑氏集团投降。17这一现象的军事学意义是：一、海权比陆权重要的战争规律并非西方地中海文明之特产，在中国本土亦能自发地诞生。二、郑氏水师是中国古代海权意识代表。18三、用现代军事学眼光看，郑成功的部队属于数量庞大的海军陆战队，公元1657年，郑成功北伐路线和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的路线如出一辙，补给于舟山群岛，扼长江口而据天下之险，溯江而上军锋直逼南京，以动摇江南半壁。这表明：海权意识制约下的战略战术具有一致性。

17世纪以来，西方的海外贸易、殖民、海军强盛以及制海权理论的出现，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是密切相关的，西方国家寻求廉价劳动力、原料、商品倾销市场的政治经济行为，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依赖海上武力。英国近代的海军为其资本主义打开了通道，资本主义能在欧洲最先发展起来而言，是以欧洲拥有强大海军、和在制海权方面对世界其他地区占有绝对优势为前提的。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历史景像：一方面：西方的近代海军、海权意识、制海权理论和贸易、殖民、寻求海外市场、原料一样，构成了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容；18另一方面：欧洲近代海军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开路先锋，也可以看成是海军为商业开道的古代地中海传统的现代版本。西方文明特征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居然在中国本土自发地产生，这足以激起我们进一步思考。显然，郑氏水师的意义已超出纯粹的军事学范围，我们应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范围加以讨论。郑氏集团是从传统农耕社会分离出来的另一种社会类型，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海上商业活动，而非土地耕耘。既然商业经济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必然派生出与之相适应的组织管理、价值观念、人生信仰、群体心理、道德伦理、行为规范，于根本上同传统农业社会格格不入。19由于依赖大海而生存，在军事领域也就合乎逻辑地派生出旨在维护这个社会根本利益的军种——海军。所以，郑氏集团所代表的、后来半途夭折的社会，其性质同古代希腊和迦太基、以及代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荷兰、英国有着惊人的相似。

美国学者麦尼尔(William H McNeil)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关键是市场原则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上，军事领域是最关键的突破口。20军事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样我们不得不将郑氏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联系起来。在展开新一轮讨论前，先对过去的讨论思路作一简单评述：

以往史学界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往往局限于经济范围，如许涤新、吴承明在问题展开前就先认定：“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经济现像，”21用经济分析代替社会分析的思维方式完全主宰了当时的史学界，已成为人们共识的观点——明末清初的江南苏、杭地区丝织业中的生产关系代表着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既是这一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主要结果。笔者认为：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更准确，客观地讲，过去的讨论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讨论，不能代替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关于后者，应在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例如，马克斯·韦伯就从精神领域探讨资本主义的发生，认为清教禁欲主义是其进行中的关键因素；泰格（Michael E·Tigar）和利维(Madeleine R·Levy)从法律体系进行考察；黄仁宇先生则从“数目字管理”上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特征。这些多角度考察之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学。

基于以上立场，笔者认为：研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确认，还包含对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判定，这就必须超越在经济范围内确立标准的传统作法，到包括社会其他重要方面确立新的标准。在军事领域，进行这种尝试显然是合理的。

恩格斯说过：“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低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子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22从西方近代史看，只有当工商资本培育出自己的军事力量时，才能对传统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发起有效的冲击，才能促成封建社会全面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型，无论是农业社会的法国还是商业社会的英国都是如此。因此，工商资本能否“孵”出自己的军事机器，似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似应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江南丝织业处于传统社会严密控制下，建立在暴力机器之上的封建专制政治的重要职能，是决不允许商业经济发展到足以动摇传统经济基础、进而造成其上层建筑崩溃的规模。中国历史表明：在严密控制商业势力、防止商业资本培育出军事机器方面，历代王朝因奉行“重农轻商”原则，无意中做得非常成功（刘濞是个特例，后面将讨论之）。和军事构成互动关系的商业和没有这种关系的商业，其规模和性质上的差距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若无外部世界的介入，江南丝织业的工商资本能否孕育出能与传统社会暴力机器相抗衡的军事力量？就象克仑威尔的模范军、法国大革命的民军？历史已无法提供答案，但郑氏海上商业资本已孕育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后者有效地保护着前者。二着构成了相关互动的关系（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这种关系是古代和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所以，郑氏集团不仅在经济结构上、而且在军事上以及二着关系的特征上，远比江南丝织业更接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模式，它的资本主义发育程度远比后者成熟得多。

三

借鉴西方学者威廉H·麦尼尔关于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于“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观点，就会发现以往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历史意义远远被低估了，就会更加意识到它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意义。

麦尼尔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市场原则凌驾于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之上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壮大，并最终将封建社会逐出历史舞台的必要条件。中国落后的关键并不在于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是市场原则始终无法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23他指出：欧洲封建社会的裂变发生于11世纪左右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萌发。欧洲长期政治分裂，迫使从事长距离贸易少数商人和小贩组织有效的武装护送。这样欧洲社会除了骑士武装外，出现了第二支武装。这就是公元11世纪，在欧洲出现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萌芽，其社会管理性质是现代社会管理性质的最初源头，其运作特征是政治、经济、军事互为动力源，互相支撑、扩张着形成一种“社会回路”。欧洲资本主义历史在本质上是“军事——商业复合体”不断膨胀的历史。24麦尼尔的另一结论是：“军事——商业复合体”在海上的生存发展能力比内陆强得多。威尼斯、米兰等资本主义发源地在地理上都背靠海洋，近代资本主义的先锋型国家荷兰、英国也属于海洋国家25这是因为海上贸易比陆上费用低、利润大、成本计算明确，所以财富和军事在海上结合要比陆地容易得多。

不难发现，郑氏集团是中国古代最典型的海上“军事——商业复合体”。它最初由海盗性质的武装商船发展而来，最后割据台湾，在其实际控制区域建立地方政权，具有“准政府”的性质。在其后来的事业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军事三者之间相互支撑、扩张、形成反馈回路同欧洲所发生的情况性质是一样的。

郑氏“军事——商业复合体”崛起的背景同欧洲有些类似，即长距离贸易和政治分裂。它主要同远距离的东南亚、日本进行贸易，用巨额商业利润来支撑政治、军事的运作，有别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政治——军事集团依赖传农业税收的现像。国内政治方面，李自成起义、北方女真族的崛起使明廷被迫放弃强硬措施，实行招安政策，使郑氏势力乘机得到发展。然而大陆一旦政治统一，郑氏集团的生存就岌岌可危了。

透过政治、军事对抗的表面现像，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集团是向传统指令性社会结构发起强有力冲击的一股社会力量，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市场原则的代表。郑氏集团覆没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内部自发的市场原则，在企图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的尝试中遭到了惨败。当然，根据北方少数民族一旦进入中原农耕区域便被同化的历史现像，来自海上的郑氏集团如果接过大陆王朝的遗产后，是继续奉行市场原则？还是被迫修复指令性社会结构？却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发动“吴楚七国叛乱。对这一事件，我们似应给予重新研判。西汉初期，商业势力十分强大，史书载：“……而富商贾或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26这条史料反映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央王朝一方面财政处于困境，另一方面对大量的社会财富、和掌握这部分财富的商业势力是失控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对社会的部分失控。但更不妙的是：商业势力已经控制了地方封国诸侯，或同刘濞这样的地方政治势力合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中央政府也将仰其鼻息。当时人们的共识是，商业势力一旦控制整个社会，中央王朝政治运作和整个农业社会正常运作就会崩溃（今天看来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虽有暂时的麻烦，但前景未必如此糟糕）。

晁错主张削藩的理由是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命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27平心而论，刘濞叛乱的动机至少一半是朝廷促成的。冶铁、煮盐、铸钱未必将来一定作乱，但按正常逻辑推论，谁控制了社会经济命脉和社会财富，谁就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央王朝出于政治上的万全之计，以及维护农业社会正常运作（这点常常使中央王朝打击商业势力的行为在道义上站住脚），只有选择削藩，并且晚动手不如早动手容易。刘濞或许起初并无叛逆之心，只想聚财，但朝廷却按政治运作的逻辑来理解和推理他的经济行为所引起的政治后果，并根据推理结果采取削蕃措施。准确地说，朝廷先把刘濞当叛逆对待，终使后者扮演起朝廷预先想像中的角色。

现在问题已经清除了，根源来自经济领域。在这一政治、军事斗争背后，是一场无法调和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即地方自由贸易与中央王朝垄断贸易的对抗，从根本上看，这是一场市场原则同指令性原则在商业领域的冲突。据史书云：“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28剔除其中的贬义倾向，说明刘濞“叛乱集团”代表着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人们的利益。借鉴麦尼尔的观点，刘濞的“叛军”和“铸铁煮盐”的工商业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规模较大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现在我们提出同样的难题，如果刘濞叛乱成功，完成了由地方诸侯向中央集权制皇帝的角色转换后，难道不会像汉武帝哪样，对商业势力采取一连串抑制措施吗？

这一设问并非毫无意义，种种迹象表明，遏制商业势力，是中央极权统治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例如国家对盐铁业的垄断经营，在财政上保证了对匈奴大规模作战的军事行动。“汉连出兵三岁，费仰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29“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弘羊难，以为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30可见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是西汉对匈奴长期作战的财政基础。

也许历史已经证明：指令性社会结构和管理方式是中原农耕文明对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挑战的必然回应，31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和对商业势力强有利的遏制，正是这种必然回应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宋代则是一个很好的反证。宋代商业发达却无法有效应付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这同汉代商业受摧而军事强盛形成鲜明对比。过去常把宋代积弱的原因归咎为防止唐代藩镇割据重演，朝廷对军人采取种种肘制，导致社会性“重文轻武”现像，这种解释非常肤浅。笔者看法是：宋代社会已大规模商业化，但市场原则尚来不及将社会进行重新整合，而同时中央王朝的指令性社会管理已严重失调，故不能有效调动社会资源进行长期战争。明代似接受了宋代教训，明显地向指令性传统回归）。讨论至此，我们发现对外战争在中国和西方历史上具有不同的社会整合功能。在中国，对外战争直接或间接地强化着指令性社会结构，压抑着中国古代市场原则的崛起；在西方，对外战争迫使君权和指令性原则向市场原则屈服。

与刘濞相比，郑氏集团更接近西方“军事——商业复合体”模式，也符合海上比陆地更容易发展的西方情形。参考西方市场原则首先在军备生产领域突破的事实，郑氏海商集团失败的原因在于：在主、客观两个方面，都没有条件使自己成为封建王朝必不少的依赖性因素，形成类似于欧洲君主国必须依赖列日等军火制造业城市那种关系（这是欧洲君主们致命的弱点，也是市场原则坐大的主要原因）。郑氏海上“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覆灭说明，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为基础、以不断得到强化的指令性原则为社会管理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具有异常强大的生命力，它同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社会在本质上是水火不相容的。

四

最后讨论一下中国在没有西方文明介入的情况下，能否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

国内学者对此大都持否定态度。我注意到顾准先生的态度尤其鲜明，他断言中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32他认为：“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而且也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政治实体。……在中国，谁要是听到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那就是天大的笑话了。”33他在考察了意大利诸商业城邦衰落后认为：“仅仅经济上的优势，而没有强大的军力和适当规模的民族国家来保障这种经济上的优势，那种商业城邦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34他在考察了西班牙经历航海、商业、殖民事业而最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后总结到：“商业城市，唯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35

笔者深为顾准敏锐而宽阔的学术视野所折服，他也是那个时代国内为数不多的、用自己头脑来思考问题、能多方位考察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学人之一，39而且是国内罕见的能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与军事力量之间关系的学者。遗憾的是，顾准完全忽视了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存在，而这个集团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用强大军事力量对商业进行保护的地方割据政权，也正是顾准所说的“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和“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的社会群体。因此他的结论未免下得太匆忙。

也许我们长期习惯于用“武装走私”、“海盗集团”的有色眼镜来看待类似郑氏性质的海上集团，至于王直、徐海、吴平等不成气候者，更属一群不值考究的“海贼”。历史学者潜意识里的正统道德意识，常常使人忽略了这些“异质群体”在传统社会变迁过程中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正是那些在公元11世纪的庄园间，手持刀枪、走村串户的小商贩们培育起来的。

今天回过头来看历史，17世纪中叶以后，当欧洲文明同中华文明因频繁接触而形成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后，中国似乎只等着跨出最为关键的一步：代表商业社会的军事力量打败代表传统农业社会的军事力量。遗憾的是，郑成功海上集团没有做到，而在180年后的鸦片战争中，却让英国海军在瓦解传统农业社会时，充当了一次“不自觉的历史工具”。中国从此开始了向近代化社会转型的缓慢过程。中国近代史表明：无论从时间还是逻辑顺序看，军事崩溃是促成传统社会

『伍』 桑弘羊的人物生平

汉景帝中叶（前155—前152年），桑弘羊出生于洛阳的一户富商家庭。 洛阳前身是西周都城“洛邑”，居民主要是商朝的旧贵族，他们有着经营工商业的传统，至西汉年间，洛阳号称“天下冲扼，汉国之大都” ，人口超过三十万，“富冠海内” ，成为一个以商业著称的大都会。 悠久的商业传统对洛阳的民俗产生了巨大影响，洛阳人多以善于经商而著称，如战国时期的白圭和西汉的师史。
洛阳人文荟萃，许多先贤的传奇事迹深深打动了幼年时期的桑弘羊。苏秦刺股、佩六国相印的传说给桑弘羊曾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出相入将、封土拜爵的出仕立功思想一直牢牢占据桑弘羊的头脑，并对“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的看法也深有感触。 贾谊的“非和亲主义；积贮之重要；非放铸论（统一币制）”的政治主张也被桑弘羊所接受与继承。
家乡独特的社会环境对桑弘羊的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家庭的蒙学教育与父辈的熏陶下，桑弘羊自幼对数学及商业有着浓厚的兴趣，少年时期的桑弘羊就深谙算术和经商之道，并能帮助家庭进行一些理财活动。 汉景帝末年（约前142年） ，年仅十三岁的桑弘羊以“精于心算”名闻洛阳。 汉廷诏书，特拔桑弘羊入宫（一说捐官入宫），任为侍中，侍奉汉武帝兼陪读。 桑弘羊的入宫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使他没有再像他的父辈那样走上商贾的道路，而是踏上了仕途。而长期在武帝身边伴读，使桑弘羊与武帝形成了亲密的君臣关系，并逐渐成为武帝的得力助手。
博览群书
桑弘羊入宫不久，武帝开始逐渐实施“独尊儒术”的政策，在学习上对经学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 在这样的环境下，桑弘羊也开始研读《五经》，并有很深的造诣。 借助在皇宫伴读的有利条件，桑弘羊还得以广泛涉猎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学说，尤其精通法家和管商之学 ；在史书方面，因为秦汉时隔并不久远，并有着阅读皇家档案的便利条件，桑弘羊的历史知识则显得更为丰富。
崭露头角
武帝即位后，凭借西汉前期七十多年的积蓄，国家财政本来非常富裕 ，但由于武帝的“有为”，尤其耗费巨大的对外战争，兼之大兴功业和救灾 ，以及朝廷上下的奢靡，仅仅二十年后，国家财政就开始频频出现亏空。 在财政困难面前，武帝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如元朔年间，为增加收入，专门设置“武功爵”，共值三十余万 ；还专门树立了一个献财典型——卜式，号召百姓向国家捐献钱财。 这些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上仍是杯水车薪，而且还造成了吏治败坏等弊端。
元狩三年（前120年），为了应对因对外战争造成的财政亏空问题，武帝采纳郑当时的建议，下令实施盐铁官营政策，将原属少府管辖的盐铁划归大农令，由国家垄断盐铁的生产，并任命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商孔仅为大农丞专门负责此事。桑弘羊由于善于计算经济问题，参与盐铁官营规划，负责“计算”和“言利”之事。 元鼎二年（前115年），鉴于桑弘羊在理财上显示出的突出才干，武帝提拔桑弘羊为大农丞 ，担任大农令（掌管财政的最高官员）的副手 ，统管会计事务。桑弘羊在出任大农丞的五年里，先后参与并圆满完成了几项重要任务，初步展现出卓越的理财才能。
●算缗告缗
算缗是封建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告缗是对商贾隐瞒资产、逃避税收的惩罚措施，兼具保障算缗和剥夺商贾的特殊意义。最初提出这个办法的是御史大夫张汤，元狩四年（前119年）曾颁布了推行法令。但由于当时的大农令颜异不赞成此事，所以未能认真贯彻执行。
元鼎三年（前114年），桑弘羊出任大农丞一年后，在汉武帝的大力支持下，算缗告缗迅速在全国展开，尤其杨可所主持的告缗更是雷厉风行。 到元鼎六年（前111年）宣布告缗停止，前后仅仅三年的时间，告缗便取得了巨大成效。政府得到以数亿计的财物，成千上万的奴婢；没收的田地，大县数千顷，小县百余顷，还有很多房屋。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纷纷破产，而政府的国库却充实起来，再加上盐铁的收益，有力地支援了汉武帝的对外战争。
●假民公田
假民公田，即国家把一部分公田（官田）以租借的名义分给丧失土地的农民，然后向他们征收相当于田租的“假税”，是安抚内地流民的一项举措。 在桑弘羊的领导下，大大扩充了租借于民的公田数量。除了大农所掌管的公田、原有荒地（“草田”）和兴修水利增加的溉田，还增加了算缗告缗时没收贵族、官吏犯罪和商贾的田产 ，并开放部分园池和苑囿的土地租借给贫民。
假民公田的实施，使相当一部分丧失土地的农民又重新得到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使得大批流民得以自食其力，缓和了由于土地兼并所激化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也使内地许多荒地得到开垦，从而扩大了全国的垦田面积。还使许多流民不再成为国家救助的对象，不仅节省了开支，还为国家恢复和增加了税源。
●移民屯垦
汉武帝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后，为了巩固边防，从根本上解决边防军的粮食供应问题，沿袭西汉前期的民屯政策，继续大规模地执行汉文帝时晁错提出的移民实边策略。为了进一步巩固内地军事要塞，武帝时又开发出军屯。元鼎六年（前111年），又派吏卒五、六万人到今甘肃永登一带屯戍，接着不断扩大到上郡、西河，及新建的武威、张掖、敦煌、酒泉四郡，人数增加到六十万人。
在桑弘羊的谋划和组织下，这次大规模的军屯活动得到了圆满成功。多达六十万人的屯田卒一边从事于农业生产，一边肩负着边塞保卫任务，为保证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 发挥出了安置流民、开发西北边疆、减少军费开支和巩固边防的重要作用。
●币制改革
汉承秦制，法定货币也是黄金和铜钱，汉初铜钱仍继续名为“半两”。 由于经济凋敝，国家对铸钱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政策。 虽然对恢复和发展经济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也导致了货币轻重不一，币值混乱的问题。 到了文帝五年（前175年），政府更撤除了禁止私人铸钱的命令，因而盗铸钱的风气盛行，影响了经济的正常流通；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也借此极力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作为与中央王朝相抗衡的资本。 汉武帝为了整顿财政，曾在元狩四年（前119年）造了三种货币：皮币、白金（银、锡作的合金币）、三铢钱，但效果不好，形势已发展到近乎完全失控的地步。
元鼎四年（前113年），为了彻底整顿货币，汉武帝接受桑弘羊等人的建议，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由政府指定上林三官（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下属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鼓铸、刻范和原料；废除过去铸的一切钱币，而以新铸的五铢钱（三官钱）为全国唯一通行的货币。
这次币制改革基本解决了私铸铜钱、币制混乱的问题，不但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稳定了市场和流通，起到了巩固西汉统治的作用。 同时，这次币制改革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政府的一次创举，它最终将汉朝的币制稳定下来，使汉朝的五铢钱成为质量稳定的钱币，一直流通至隋朝七百余年而通行不废，这与桑弘羊的经济思想是分不开的。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由于在理财方面所表现出的卓越才能，汉武帝任命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并代理大农令。从此之后，直到汉武帝去世，桑弘羊独掌财权二十三年，开始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出谋划策，提供物质上的支持。
●结构改革
桑弘羊出任代理大农令不久，立即奏请汉武帝设置了“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 由大农部丞负责监管和指导各个郡国的财经事务，改变以往对财经多头管理的弊端，同时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财经管理系统，为保障和推行新的财经政策做好人员上的准备。 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大农令改称大司农后，大司农系统又进一步扩大了组织机构。除了大司农中丞外，大司农的属官增加了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丞和斡官、铁市两长丞。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在扩大大司农属官的同时，桑弘羊对地方上的有关财经官员也进行了改编和重组。以往隶属于郡国的诸仓（主管仓库）、农监（主管农桑）、都水（主管水利）等六十五官长丞，都被划归大司农直接管辖。这就进一步统一了全国的财经管理，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也使桑弘羊可以有效地实施自己的理财措施。
●盐铁官营
早在元狩六年（前117年），孔仅和东郭咸阳就提出了一个实施盐铁官营的具体方案。 盐的官营采用募民煮盐而官府专卖的做法； 铁的官营，则由官府彻底垄断。 汉武帝还是很快批准了这一方案。 在最初几年盐铁官营特别是铁的铸作曾取得明显成效 ，但由于他们多选用商贾担任盐铁官，所以不但执行的不彻底，还造成了严重的吏治混乱现象，
桑弘羊掌管财政大权后，增设大农部丞数十人对郡国盐铁官分别予以整顿，并增加了盐铁官的设置地区。据统计，经过桑弘羊的努力，一共设置了三十五处盐官（一说三十六处），分布在全国二十七个郡 ，盐铁官营前，这些地区的私营盐业都非常发达，国家对它们采取征收盐税的政策 ；铁官则至少设置了四十八处，分布于四十个郡国，所有铁官均由大司农所属铁市长丞掌管，基本完善了盐铁官营的管理系统和经营网络。由于资金雄厚和人力充足，在盐铁官营全面实施后，它们的生产规模都迅速扩大起来。
官营盐铁业的规模化生产，无论其资金、设备和人员方面，还是降低成本、实行标准化生产和工艺技术改进方面，对于规模一般很小的私营盐铁业来说，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总结后，桑弘羊对大生产的优越性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在二十多年后的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为了捍卫盐铁官营政策，就指出官营盐铁业的大规模生产要优于私营盐铁业的小规模经营。
然而，由于官僚体制所不可避免的种种弊端，盐铁官营也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为了完成规定的任务，官营铁器只注重产量，所生产的铁器多为应用很少的大农具，根本不适合农民使用。 不仅如此，官营铁器还存在成本高、质量低、不准挑选、购买不便、强买强卖和强迫农民服役等问题。 更重要的是，官营盐铁的价格昂贵，许多贫民都根本买不起。
●推行均输
均输法最早由桑弘羊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创立 ，并在部分郡县试行五年。 均输法规定，凡郡国应向朝廷贡纳的物品，均按照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土特产品，上交给均输官，由均输官运往其他地区高价出售。 这种做法既可以避免商贾的中间盘剥，大大降低收购的成本，又可以免除郡国向朝廷输送贡物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同时还可以流通物资，并随时调剂国家所需要的物品。 而朝廷不费分文即得到了各地的土特产品，并通过这些物品的转运贩卖获得巨额的利润。
元封元年（前110年），由于官府自行买卖，互相竞争，从而导致物价，为了平抑物价上涨，桑弘羊在全国普遍推行均输。 设置数十个大农部丞，分别掌管各个郡国的农业和官营工商业；在县一级设置由大农部丞领导的均输官，负责物资的转运和贩卖，以统一管理全国的物资转运和贸易。 太初元年（前104年）后，各地的均输官统一接受大司农均输令丞的领导后，均输官的分布应相当普遍（如黄霸就担任过均输长）。
自元封元年全面推行均输法后，在短短一年之中即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效。史载国家向急需粮食的地区调运粮食，而大农诸官则都向京城运送粮食，结果使山东漕运由汉初的数十万石竟猛增到六百万石。同时，太仓和甘泉仓这两个著名的国家粮库都装满了粮食，边郡粮库也都有余粮，通过均输所直接获得的赢余有五百万匹帛。
均输法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均输官征收贡物，不是征收当地能够生产的土特产品，而是征收当地没有的物品。 二是在上交物品的验收上有些均输官故意刁难百姓，在买卖货物时又往往采取欺诈手段，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给农民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和痛苦。
●创立平准
元封元年（前110年），为了配合盐铁专营和均输的推行，桑弘羊创立了一项新的财经措施—“平准”（由国家控制全国的物资和买卖，以平衡物价），并专门在京城长安设立了一个隶属于大农的机构——平准，由平准令掌管。 大农诸官以各地均输的物品和工官生产的车船、器具为后盾，当京城某种商品过分涨价时，就以平价向市场抛售，使其物价下降；反之，如果某种商品价格过低，就大量买进，促使物价回升。
桑弘羊实施平准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稳定物价，但也有营利作用。它与均输相辅相成，是控制市场、平抑物价政策的两个不同侧面。平准要靠均输来提供货源，均输官所征收或收购的物资，运往京师后也要通过平准出售，两者如影随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平准法的推行，对于稳定物价、打击投机商操纵市场的不法行为具有比较明显的作用。但同样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一方面，官府乱发号令，强迫收购各种物品，导致物价上涨，为商贾牟利创造了条件；另外，官吏直接从事贸易，也必然会出现营私舞弊、官商勾结甚至囤积居奇的现象。
●纳粟拜爵
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出任大司农后，又奏请汉武帝批准，大力推行纳粟拜爵、补官及其赎罪政策。 秦汉时期的纳粟拜爵最早始于商鞅变法，开始实行多交粟帛可以免除徭役的政策。 及至西汉建立后，纳粟拜爵的政策被继续沿袭，并增加了赎罪的内容。 武帝前期为解决财政危机还采取过“募民买复”、“入羊为郎”的措施 ，桑弘羊出任大农中丞后，进一步扩大了纳粟补官的范围，不再限于官吏，普通百姓也允许买官。
这些措施的施行，增加了财政收入，特别是增加国家粮库的储存，仅仅是元封元年一年，国家粮库即堆满了粮食。 但是这种做法却造成许多严重的恶果：一方面，纳粟拜爵使得许多地主和富农可以免役，不但导致贫富异役，而且减少了国家征发徭役的来源 ，最终便把徭役的征发摊派到农民身上。 另一方面，破坏了司法制度和选官制度，造成贫富异刑，进一步扩大了司法不公，同时也导致了管理效能的下降和吏治的败坏。
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桑弘羊的理财措施仍可以说取得了巨大成功。武帝对此也非常满意，所以特别给桑弘羊赐爵为左庶长，黄金二百斤。
●酒类专卖
天汉元年（前100年），桑弘羊被正式任命为大司农 ，除了继续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财经政策外，所采取的最有影响的理财措施就是实行酒类专卖。
中国古代的酿酒业源远流长。 酒的产量和销量也很大。 早在殷商时期，酿酒业就相当发达 。到了西汉时期，随着农业的恢复、发展和粮食的不断积累，酿酒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饮酒之风盛行，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酿酒业非常兴盛，私营酒酤的利润也相当丰厚。
天汉三年（前98年），为了更多地增加财政收入、镇压农民起义和更加垄断市场，桑弘羊奏请武帝实行了酒榷（酒类专卖），由官府对酒类实行专营，以独占酿酒和销售的利润。
酒榷政策实行后，对于增加财政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仅仅是通过销售，国家即可以获得百分之二十的盈利。如果再加上高额的酿造利润——每生产一千酿酒，至少可得到二十五万二千钱的盈利，其收入将是一笔很大的数字，确实能够“赡边，给战士”，解决很大的问题。 从天汉四年（前97年）到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是桑弘羊在武帝时期继续独掌财权的十年。虽然天汉四年，桑弘羊因受到其昆子弟犯法的株连 ，被贬为搜粟都尉。 但武帝只是降低了他的职务，以示惩戒，并没有真正追究他的责任。桑弘羊虽然被贬，武帝仍对他非常信任，让他代理大司农的职务，即降职留用。这一时期，他仍然大力推行盐铁等各项理财措施，并积极为解决各种新问题而出谋划策。
征和四年（前89年），汉军出兵西域，再次攻破车师后，为了巩固胜利成果，确保中西商路畅通，桑弘羊与田千秋等联名上书，建议武帝扩大轮台屯田，加强轮台、渠犁的屯田规模 ，以保障军粮供给。 对桑弘羊的建议，武帝最终却没有采纳，相反还批评了桑弘羊等人，并自我检讨，下诏承认遗忘战争正常的错误，同时要调整政策，认为当务之急应是与民休息（轮台罪己诏），执政理念发生重大变化。 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十二日，汉武帝病重，将年仅八岁的刘弗陵立为皇太子。 二月十三日，武帝诏近臣托孤，任命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接受遗诏辅政。加封桑弘羊为御史大夫，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共同辅佐少主。 二月十五日，刘弗陵登基为帝，是为汉昭帝。遵照武帝遗诏，由大将军霍光主持国政、领尚书事，车骑将军金日磾、 左将军上官桀为其副手。
霍光是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霍去病去世后，霍光升任奉车都尉、光禄大夫等职位，侍奉汉武帝左右，前后出入宫禁二十多年，未曾犯一次错误，因此得到汉武帝的信任。 昭帝即位后，霍光受武帝《周公辅成王》图辅政，实际上已掌握了汉朝政府的最高权力。 霍光与辅政大臣上官桀有联姻关系，上官桀之子上官安娶了霍光长女为妻，生有一女上官氏，两家关系密切。
桑弘羊和霍光的经济理念不同，自从桑弘羊推行一系列官营政策以来，由于国家几乎完全控制了生产销售和市场，地主官僚、贵族和商贾，都对这些政策表现出强烈的反对和抵制。霍光掌权后，为了缓解统治集团内部的压力，主张对国家垄断的工商业稍微放松一些，不要管的太死，而桑弘羊则坚决主张严管。 但桑弘羊的理财政策并未随着武帝去世而废除，相反，是一直贯彻执行下去的。桑弘羊因此经常自夸功劳，并以此作为替子弟某官的资本，却屡屡被霍光拒绝，因而桑弘羊与霍光矛盾也慢慢激化。
始元四年（前83年），昭帝十二岁，鄂邑长公主为其选皇后，上官安打算让年仅六岁的女儿上官氏入主后宫，遭到霍光反对。上官安与鄂邑长公主的情夫丁外人关系要好，转而通过公主立女上官氏为皇后（即上官皇后）。上官家族为了回报鄂邑长公主，想将丁外人封为列侯（汉代有规定，非列侯不能娶公主），被霍光以“无功不得封侯”驳回。双方因而结怨，成为政敌。 于是，上官桀等就与桑弘羊联合起来，反对霍光独揽大权。 主词条：盐铁会议
始元五年（前82年）六月，杜延年建议行文帝时期政策，提倡节俭、对民宽和 ，霍光采纳，诏令三辅、 太常各举“贤良”二人，各郡国察举“文学”一人。 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召集抵达京师的贤良文学（贤良方正所选拔出的人才），商议罢黜盐、铁、酒等专营政策，会议在京师隆重召开。
盐铁会议是在霍光一手策划下召开的一次讨论国家现行政策的大会，霍光召开盐铁会议，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贤良文学对盐铁等政策的攻击，从政治上打击桑弘羊。 在会议上，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对盐铁官营等财政措施进行了全盘否定，并进而攻击汉武帝轮台诏以前的内外政策。作为这些财政措施的经办人，桑弘羊坚决捍卫汉武帝的内外政策，不仅就盐铁等政策的存废与贤良文学展开了激烈论辩，而且充分肯定了诸如抗击匈奴、加强中央集权、抑摧豪强和农商并举等政策的作用。
始元六年（前81年）七月，会议结束。通过这次会议，霍光成功利用贤良文学批评和打击了自己的政治对手，赢得了比较广泛的舆论支持，经济上也使得官营政策有所收缩，罢黜了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 ，是盐铁会议的一个最大赢家。会后，霍光任命参加会议的贤良文学为列大夫，贤良文学活跃一时。 始元六年（前81年），上官桀等人勾结燕王刘旦，密谋燕王上书昭帝揭发霍光谋反，由桑弘羊组织朝臣弹劾霍光，被昭帝识破。昭帝也因此更加亲近霍光而疏远上官一派，霍光的辅政地位愈加稳固。
元凤元年（前80年）九月，上官桀等筹划政变，由鄂邑长公主设宴邀请霍光，命埋伏的兵士将霍光杀掉，废除汉昭帝，拥立燕王刘旦。公主门下的稻田使者（管理稻田租税的官员）燕仓发觉了他们的阴谋，于是昭帝、霍光在政变未发动之前，先发制人，将主谋政变的大臣统统逮捕，桑弘羊亦牵连被灭族。

『陆』 有谁知道安阳大农集资的处理情况吗

被大农骗啦的人应多多联系啊.自己的正当权利应当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