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文革和近代帝国主义侵华有无联系和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久远有无关系
中世纪封建社会划分为两个集团，即财富生产集团和暴力敲诈集团。
讨论这两个集团的关系，在马列主义的阶级论里找不到根据，因为暴力集团不搞生产，不能看作一个阶级。按照列宁的定义，阶级应该是在生产体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进一步说，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大支持这种讨论。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框架里，暴力不过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为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统而言之也可以说为生产集团服务。在马克思的观点里，暴力是如此被动，如此老实，如此弱小的功能，如此狭小的地盘，在我看来，配不上暴力集团的壮硕身躯。
我把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看作两个物种。生产集团，例如农民、工人、组织生产的大小老板比作食草动物；暴力集团，例如土匪、军阀、打天下坐江山的皇帝贵族比作食肉动物两个物种之间存在着博弈关系，类似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之间的关系。食草动物兴旺了，食肉动物也会兴旺起来。食肉动物吃过头了，食草动物生长繁殖供不上了，双方都要衰落。如此循环往复。描述这种关系的，生态学方面有一个洛特卡（Lotka-Volterra）捕食者-猎物模型，两条波浪线此起彼伏，很像中国历代王朝兴衰之中官和民的命运。
我来谈谈三种大国崛起：
第一种大国就是封建帝国，封建皇朝的崛起，包括罗马帝国、大秦帝国、大汉帝国、大唐帝国、匈奴帝国、波斯帝国、大清帝国等封建皇朝的崛起。中国历代最兴盛的王朝，一个军阀或山大王率领自己的团伙把天下打下来了，然后坐江山，雇佣一批读书人当官吏作代理人管理民众。所以封建皇朝就是一个天下黑帮，靠暴力赚取财富的黑帮。
这样的崛起，一个王朝的崛起，其实是一个暴力集团的崛起。这个暴力集团崛起之后，维持社会秩序，生产集团得以安心生产，社会繁荣，于是就有暴力集团主导的大国崛起。
皇帝管理百姓由手下的官僚去代理，但是官僚在代理皇帝利益时于是也靠皇帝授予的暴力权力为自己捞取利益。中国最早的秦帝国皇帝肆无忌惮搜刮百姓，赋税劳役承重，结果很快结束，汉帝国吸取秦帝国教训注意减轻民众负担，皇帝搜刮百姓有节制。但是皇帝手下的代理人官吏却毫无节制，官吏们本人或者以官吏当保护伞的恶霸土豪肆无忌惮剥削劳动人民，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土地用暴力强抢，或者直接拿走他们创造的财富。皇帝下令每户交税一两，到了巡抚那里说成二两，到了支付那里说成三两，层层加码。到朝代后期，官吏队伍越来越膨胀，皇帝越来越昏庸，对官吏的监督一代不如一代。结果百姓不堪重负，最终爆发农民起义，天下大乱，旧皇朝崩溃，新皇朝建立，又进入新一轮治乱循环。
封建皇朝底下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之上的政治就是封建专制制度和官僚代理制度。中国无法进入资本主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官吏的敲诈，明朝太监钱能在云南敲诈一个槟榔商人就是一个例子。史书上说槟榔商人史书上“尽出其所有”，才算逃过了这一劫。 明朝的中后期也存在失业问题。人多地少，人口过剩，在生存资源的竞争中失败的人们，最后便沦为流民。追究起来，明朝在很大程度上就亡在流民手里。没有流民，老百姓安居乐业，闯王恐怕只能当个小团伙的头头。甚至闯王李自成本人也不会去闯，他没有土地，又被驿站(邮电局兼招待所)裁员下岗，走投无路才加入了老闯王的团伙。钱能啃净了槟榔王，其作用正是制造李闯王。本来那位槟榔王可以给众多农民和小商贩带来生意，现在其中一些人却要失业甚至成为流民，从这个角度看，钱能啃的是皇上的命根子。考虑到本来还会有很多人愿意学习槟榔王，创造出更多的商业和就业机会，而槟榔王等人的遭遇却将他们吓了回去，钱能的影响就更显得要命了。
朝代到了乱世，官吏、军阀、土匪、农民起义军、外族军队一起对工商业洗劫一空，工商业没了，怎么发展资本主义。明朝末年，明军、闯军、清军、土匪几乎每到一座城市都是抢掠一空，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还能保住？
第二种大国的崛起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
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兴起呢？在欧洲罗马帝国崩溃后，各个小封建主割据一方，形成无数小型的暴力集团，彼此争斗。同时欧洲工商业城市也兴起。那些小封建主为了壮大或者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敢对工商业者横征暴敛，结果工商业阶层壮大，而且许多封建主为了在竞争中不输掉，纷纷团结工商业阶层，结果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后来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统治者，建立自己的民主政府，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暴力从暴力集团手里转入了资产阶级手里。暴力集团的暴力是用来敲诈的，而资产阶级的暴力是用来保护自己的工商业活动的，和开拓殖民地，开拓市场用的。封建社会暴力集团的暴力都是属于某个具体的封建统治者个人的，如刘邦、秦始皇，资本主义社会的暴力不是属于某个具体的资产阶级个人，而是属于整个阶级的，而资本主义社会只要你有本事赚钱，都有平等当资产阶级的权利。
封建社会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金钱说了算。封建社会谁有暴力，谁就可以把别人的钱变成自己的。而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允许这样了，资本主义社会特别强调私有财产不容侵犯，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暴力来保护每个人的私有财产，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有钱就等于有地位。
这种生产集团主导的大国崛起，即资产阶级主导的崛起，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崛起。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在百年历史中创造的财富，比人类历史上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还要多。生产集团主导的崛起，当然要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当然以更高的生产率为基础。然后创造大量物质财富，包括枪炮武器，结果他们的暴力超过了暴力集团控制的国家的暴力。生产集团控制的大英帝国向暴力集团控制的大清帝国宣战了，发动了鸦片战争。 打开了大清皇朝这个封建帝国的大门。
第三种大国的崛起：资产阶级主导的大国崛起之后，那些暴力集团主导的国家，无论是封建贵族主导的，还是官家主导的，相对落后了，感到了强大压力。也就封建帝国为了赶超资本主义大国的 崛起。他们要模仿，要赶超，要提高生产率，要富国强兵。德国、日本、苏联和中国，这些国家的崛起，就是一个暴力集团打了天下，坐了江山，然后奉行赶超战略，从社会上选拔一些精英，制订五年计划，动用行政力量甚至直接动用暴力推动工业化。这是暴力集团主导的，模仿资本主义的大国崛起。
这种崛起也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特点。模仿阶段效率高，动员广，手段多，几个五年计划就上去了。暴力集团也随之狂妄起来，或者胡闹走偏，用新获得力量欺压邻居，或者腐化堕落，像历代王朝的官家一样走向衰败。
苏联是赶超了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苏联是靠暴力强行发展国家工业的，就是强制民众搞现代化，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建设是市场经济引导民众自发进行的。我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病在这个国家身上大量存在。官僚阶层把握政权，结果还是垮了。
3、中国的崛起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几经挫折，终于像德国、俄国和日本一样，感到了变革的压力。暴力集团坚持的老政策不得不改。于是变法改良，模仿先进，搞洋务运动，一波接一波地发动了官家精英主导的赶超和工业化。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满清统治集团的腐败积重难返，没走多远自己就垮了。
国民党集团打了天下，坐了江山，接着搞工业化，统制经济，模仿赶超，内忧外患之中，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奈何“既生瑜、何生亮”，一个更有效率的暴力集团与它并存，并且利用复杂的暴力均衡格局发展壮大。同时，国民党作为垄断权力的官家集团，也难免走上腐化堕落的老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毛公打了天下坐了江山之后，模仿苏联的赶超战略，动用国家的行政和强制力量，抽取农业积累搞工业化。到1976年，毛公建立了相当完整的工业基础，像苏联一样大体完成了硬件模仿。
这一段仍是官家集团主导的崛起。这种崛起的速度虽快，但代价也很惨重，大量死人，大量浪费，大手大脚而且笨手笨脚地硬干。更无奈的是不能持久。我们熟悉的国企病，或者叫官企病、官场病，越来越严重，渐成积重难返之势。历代官办企业，和历代官府一样，开头往往生机勃勃，效率高，很赚钱，后来逐渐懈怠，内部代理链越来越长，监督不足，空子越钻越大，又没有外部竞争，官企和官府一样日益腐化衰败。官家体制，无论是华夏的还是苏联的，都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官企病和官场病其实是体制病，都是官家集团的权力不受制约导致的病。这种病的根子扎在人性和所有物种的天性深处：追求更少付出、更多获得的趋势，在遇到外部抗衡阻遏之前，在得不偿失之前，不会自动停止。
毛公面临着内外两方面压力，一是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压力，二是怕自己的政权变得跟历代皇朝一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揽子方案。毛公参照封建帝国治乱循环的被动调节方式，试图建立一种主动的自我调节机制，在最高当局的控制之下制造小型的治乱循环，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利用民间“革-命-群-众”的力量，监督官僚集团沿着毛公设计的道路前进。防止官僚集团 走上腐化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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