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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1-17 22:35:28

㈠ 中国有哪些名门望族

最典型的就是中古时期的五姓七望,即:崔、卢、郑、王、李,其次是:韦、裴、柳、薛、杨、杜。
要详细点了解,请看下文:
中国最后的贵族
中国历史上的士族政治,萌芽于东汉中期,亡覆于唐朝末年。于是,在一种感觉上认为:士族政治,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随着经济上的“占田荫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两大特权的消失,而呈逐渐削弱消亡的局面。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因为,就历史事实看,中国士族政治时代有两个阶段最为辉煌,一是两晋北朝,二是唐朝。唐朝时,尤其是中晚唐,士族政治不仅没有暗淡;相反,却再次奇异地辉煌起来---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回光返照”。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代,汉族士人讲求门第出身,这种影响波及胡人政权,以至于鲜卑建北魏,出于与汉人高门达成政治合作的考虑,亦极重视门第,在孝文帝时代,曾十分隆重地对汉人腹地——“山东”地区的士族进行排名:“魏主(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这里的“山东”(崤山以东),主要囊括今天的山西一部、山东、河北大部与河南。在时人眼里,“山东士族”最高门也即天下士族最高门了。排姓氏时,陇西李氏担心不在尊位,故乘驼星夜赴洛阳,但到时“四姓高门”已定: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没有陇西李氏。其实,在当时,陇西李氏亦十分显贵,孝文帝定士族,陇西李氏(虽然当时其房支已内迁至“山东”各地)虽未列“四姓高门”,但其李宝一支亦被定为甲族,最终也成“四海大姓”之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崔、卢、郑、王名列“四姓高门”,与当时掌握重权的陇西李冲有密切关系:“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特别是太原王氏,更是得到李冲的推荐。但王家的影响力在北魏时已减退,至唐时更是大衰,“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鈒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故唐时新“四姓”已为崔、卢、李、郑。
崔、李均有两支,所以唐时“四姓”中的崔、李到底是指博陵崔氏、清河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中的哪两支一直为后世所争议。就崔氏而言,曹魏前,清河崔氏的影响力低于博陵崔氏,但自曹魏时起,清河崔氏开始赶超,因至北魏时出现崔宏、崔浩、崔鸿这样的人物而使家族名望达到顶峰,一举超越了博陵崔氏。当时,清河崔甗对范阳卢元明说:“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陵)崔(氏)、赵(郡)李(氏)何事者哉?!”但到了唐朝,博陵崔氏影响日深,再次超越了清河崔氏。唐初作《氏族志》,以出身博陵的黄门侍郎崔民干为天下第一门户,且整个唐朝,来自博陵的宰相也超越了来自清河的宰相,博陵崔氏遂被“天下推为士族之冠”。至于陇西李氏和赵郡李氏,在北魏时,前者的地位要高于后者,同是到了唐朝,后者亦反超前者。在北魏时,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并肩前进:“(帝)纳陇西李冲女为夫人,纳崔、卢、郑、王‘四姓’女充后宫。赵郡李氏人物尤多,各盛家风。世言高华以五姓为首。”有唐一代,赵郡李氏更为显赫,出宰相17人,于世家大族中为最多。博崔、赵李之荣盛,是依整个唐朝而综观的,若按传统理解,唐初时的“崔、卢、李、郑”,仍指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不过,由于自唐起博崔、赵李已正式成为超级豪门,所以有唐一代更流行下面的新说法---“五姓七家”: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
“五姓七家”的概念在唐朝时的广泛流向,使得自魏晋而建立起来的唐朝士族实际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自中唐开始,人们世家大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固,士庶高寒之间仍有着极深的鸿沟。“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傲慢地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如按北魏以来的传统,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为婚姻;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陇西李氏与范阳卢氏世代婚姻,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为婚。于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叹:“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薛家已属以韦、裴、柳、薛为成员的“关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见其影响。贞观中,太宗皇帝无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当时,太宗多次发出包含迷惑与愤怒的质问:“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于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编修者无视皇室,而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后在太宗的干预下,《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对“山东士族”进行了压制,但却没取得实际效果。
实际上,唐朝皇帝在抑制“山东士族”时是极不自信的,因为同时皇室又自称其祖出自陇西李氏且以此为荣。高宗时代,依旧打压世家大族,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禁婚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结果依旧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们互相为婚,反倒在无形中增加了这些大族的资本:“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他们不仅蔑视诸姓,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皇室虽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但受怀疑,且有胡化之风,不为崔卢所重)。唐文宗时,皇帝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某。为此文宗无语:“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即使是到了文宗时代的晚唐,人们的门阀观念不仅没有减弱,相反更为严重。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盛唐时,“五姓”在朝廷上并无绝对优势。原因一是,当时建唐的功勋---“关陇军事集团”仍有很大势力;二是皇帝有意压制;三是大力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现,而当时“五姓”多以门荫入仕,不适应且不接受科举考试这种新的出仕方式;四是寒门出身的朝廷权臣的嫉恨(如武周时宰相许敬宗和李义府所为)。但“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治中枢进行了重建,“五姓”借助于科举制度而重新抬头,比如荥阳郑氏,盛唐时为宰相者难寻身影,而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说;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前任宰相的仅有2人,事变后进入中唐,则陆续有8人为宰相。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与掌握了科举权有密切关系,再有就是在适应了科举考试制度后,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风与知识传统使他们在考试中占有特别的优势。如范阳卢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进士者超过百人,这一数量令人惊异。要知道,唐朝时科举考试中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录取人数又少,卢氏能有此成绩,自是借助于家风与知识之厚。但高门大族中亦有始终蔑视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贵族观念的,比如以荫入仕的宰相赵郡李德裕和荥阳郑覃,李德裕“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尤恶进士”,荥阳郑覃更是建议废除进士制度。
但无论是北魏时,还是唐朝时,天下士族,崔氏始终排在第一位,在北魏时代,于中国北方,唯一可于之抗衡的是范阳卢氏,后来的“崔、卢、郑、王”、“崔、卢、李、郑”、“崔、卢、李、郑、王”、“崔、卢、王、谢”,都是崔、卢排在前两位。而郑氏,或排第三,或排第四,始终在“四姓”与“五姓”之内,只有王、李二姓在排列中有变化。综观“五姓”,自北魏至唐的名望与实力,以5分为制:博陵崔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6位宰相);清河崔氏呈小幅下降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范阳卢氏呈中幅下降趋势,打3分(9位宰相)。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荥阳郑氏呈中幅上升趋势,打4分(13位宰相);陇西李氏呈持平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赵郡李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7位宰相);太原王氏程大幅下降趋势,打2分(10位宰相)。唐朝时,虽在“五姓”,但作为郡望——“太原王氏”这几个字的影响力有限,在整体上已大大次于崔、卢、郑、李。原因除了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外,还有自北魏时起就家风不显有关。
在唐时,次于“五姓七家”的士族,是京兆韦氏(16位宰相)、河东裴氏(17位宰相)、河东柳氏(3位宰相)、河东薛氏(2位宰相)、弘农杨氏(11位宰相)、京兆杜氏(10位宰相)。前四个为“关中四姓”。而京兆韦氏更是“关陇集团”的重要核心成员;河东裴氏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家族,“懿夫百家郡望,四姓为先;天下氏族,莫如裴氏!”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东晋南朝四大侨姓王、谢、袁、萧中的一员,兰陵萧氏累世与隋唐皇室联婚,而成为“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作为特殊分子,竟出了10位宰相,贯穿唐朝,其力量也不容忽略。
依唐时上面诸姓之实力与名望,排名为京兆韦氏、河东裴氏、兰陵萧氏、京兆杜氏、弘农杨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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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网络·郡望的由来和演变

“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范围内的名门大族。

秦汉以后,随着家族的繁衍迁徙,姓氏原有的以血缘论亲疏的文化内涵逐渐淡化,而以家族地望明贵贱的内涵成了姓氏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地望,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并以此而别于其他的同姓族人。历代的姓氏书中,其中有一类是以论地望为主(如唐代柳芳的《氏族论》和南朝刘孝标的《世说新语》)。《百家姓》刻本,也往往在每个姓氏前面注明了“郡望”。如魏晋至隋唐在我国北方形成的“四大郡望”:范阳(今北京至河北省保定一带)卢氏,清河(今河北省清河一带)崔氏,荥阳(今河南省郑州一带)郑氏,太原(今山西省太原一带)王氏。

“郡”是由春秋战国到秦代几百年间逐渐形成的地方行政区划。春秋时,秦、晋、楚等国在边地设县,后逐渐在内地推行。春秋末年以后,各国开始在边地设郡,面积较县为大。战国时在郡下设县,逐渐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行政区划制。秦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36郡,后增加到40多郡,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权组织的一个部分。汉至隋唐继承了秦代的郡县制,但是具体的郡县划分有所不同。隋唐时代,往往州、郡的名称能相互代用,但大多数时期称“州”不称“郡”。到了宋代,“郡”的行政区划已经作废。

但“郡望”作为专指某些地域内某一名门望族的习惯用语,却保留下来。并与门阀制度紧密相连,在封建社会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沿用不衰。

所谓门阀,亦即门第阀阅,指封建社会中世代显贵,影响大,权威高的姓族家门。这些所谓“高门大姓”一般地说由家族人物的地位、权威和声望自然造成,一旦形成则显赫无比,十分威严,并世代传承。有时官方尚作明确规定,宣称某姓为望族大姓,甚至具体划分姓族等级,确定门阀序列,各姓族权益地位不等,这就是所谓的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始于西汉,汉代刘氏皇族引经据典,论证其为帝尧之后,是高贵的血统,声称他们天生是要称王做帝的。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亦制造舆论,说王氏出于帝舜,他也是天生注定要当皇帝的,并用法律手段公开宣称他们的王姓,是天下最高的望族大姓。

东汉时期,门第等级观念已十分盛行,门阀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亲属往往高官厚禄,数世不衰,如弘农华阴杨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汝南汝阳袁氏四世五人位至三公,汝南平舆许氏三世三人官居三公等,皆成为当时令人称羡的高门望族。他们在社会上的势力和声望累代延续,各以门第自诩,互相标榜,组合成一种具有特殊身份、享有特殊权利的社会集团。魏晋南北朝时,这些世家大族被称为“大姓”、“高门”、“士族”、“著姓”、“冠族”、“右姓”。高门望族的子孙即便迁徙外地,习惯上仍举原籍或始祖发祥地的郡名作为标志,后世称之为“郡望”。

由于某一姓氏的姓源或发样、聚集、变迁之地非止一处,于是一姓常常不止一个郡望,但通常以其中一个郡望为主,以区别主从及尊卑。如赵姓有天水、南阳、金城、下邳四望,以天水赵最为尊荣。李氏有陇西、赵郡两望,以陇西李为显贵。而王姓由于姓源支脉繁多,分布广泛,郡望多达二十一望,其中以太原王、琅琊王最为著称。这样郡望成为区别宗支派系、亲疏、尊卑的一种重要标志,后世有关姓氏研究的著述,均把郡望列为主要内容,详加考辨。

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高门望族相比,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寒门”、“庶族”。他们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财产,其成员也有入仕的机会,但总的说来,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极受压抑,其社会地位也无法与门阀士族相比。当时用以铨选官吏的“九品中正制”正是这种门阀制度的集中表现。

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据门阀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采纳乡里舆论,将人才分为九个等级进行推选,以任用官吏。

但是,以家族为基础而盘踞于地方的门阀士族,很快就垄断了荐举权,其结果便是只论门阀家世,不论才行品德。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无才无德,总被列为上品优先入仕,得授清贵之职,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被列为下品,即使入仕,也只可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职,以致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门阀士族不仅各自控制地方权力,同时还左右朝政,国家法令又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袭爵、免役等多种特权。士、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如有士族与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担任的官职,称为“婚宦失类”,是十分耻辱的事,会因此而受到排挤和嘲讽。

在门阀制度下,不仅士庶界限十分严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团中不同郡望、堂号的宗族也有贵贱、尊卑之分。唐代柳芳在其《氏族论》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论述:在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为“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以上“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合称“四姓”,“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选”。

即使在上述“四姓”中,也因门第阀阅而有等级高下之分: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为“膏梁”,有令、仆(射)者为“华腴”,有尚书、领、护以上者为“甲姓”,有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有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有吏部正副郎者为“丁姓”。

为维护、推行门阀制度,载录门第、区别族系的谱牒之学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朝刘孝标所注的《世说新语》中,引证的家谱、家传达数十种之多。这种别贵贱、分士庶的门阀制度,不仅在魏晋南北朝时十分流行,而且影响深远,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准则习俗。南宋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对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以便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

在封建社会里,最尊贵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称为“国姓”。皇帝对有功的臣僚赐“国姓”以示褒扬,接受赐姓者无不以此为荣。

刘汉王朝时就明文规定,凡刘姓之人就可免除一切徭役,享受“六百石”的中级官吏的待遇。李唐王朝在编修姓氏书时,也明文规定了姓氏尊卑的排列。唐贞观十二年,吏部尚书高士廉奉诏撰修《氏族志》时,因沿袭魏晋南北朝旧例,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李姓为第二,唐太宗大怒,亲自出面干涉,改李姓为第一,外戚之姓为第二,崔姓降为第三。武则天执政时,修纂《姓氏录》,改武姓为第一。

唐时,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并称“五姓七族”,门第最为清高。子女婚嫁首重门第。即使身为宰相的李义府也因不属“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为其子向山东崔氏求婚时,也遭到拒绝。

最能说明姓氏贵贱,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影响深远的姓氏书,当数宋朝编撰的《百家姓》。《百家姓》的前八姓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姓是国姓,当然位居榜首,钱为吴越王之姓,其余六姓为皇后外戚之姓。

在门阀制度下,姓氏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婚姻问题,以至前途命运。甚至连日常交往、场面坐次亦明确有别,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咏史》诗中曾对这种不合理现象做了尖锐的批评,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草。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诗中“金张”指西汉宣帝时的权贵金日磾和张安世,他们的后代凭着祖先的世业,七代为汉室高官。而奇伟多才的冯唐(即诗中之“冯公”)却因出身微门,竟一生屈于人下,不能展露其才。

这种以地望明贵贱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姓氏延续了古代以氏论贵贱的传统;列出姓氏的郡望也使姓氏在发展繁衍的过程中,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可寻的主流与支流脉络。历史上,一般姓氏,都有多个郡望,说明它们是由古代同一个或几个“根”上在不同的时期衍生出来的“分支”、旁系而已。

隋唐时期实行开科取士,任官选吏不争论出身,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特权,但却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宗室亲贵和功臣元勋,即新的士族集团。到宋代,郡的行政区划已经取消,《百家姓》中所标明的“郡望”,乃是沿袭魏晋至隋唐时期所形成的名门望族的地理分布。但由于长期形成的以姓氏、郡望标明出身门第贵贱和社会地位的影响,以郡望标注姓氏的习俗,仍然十分盛行。清王士祯《池北偶谈》云:“唐人好标望族,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梁则安定,张则河东、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这里王氏说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由于唐代士人好标郡望、多题郡望,以致官方修史亦不详细考辨人物之家乡籍贯,而姑且题署郡望了事,时风所在,竟成为所谓修史之“原则”,造成了历史人物籍贯的极大混乱。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对此制颇为不满,他曾参与纂修国史,在写李义琰传的时候,因为义琰家住魏州昌乐,已有三代之久,所以如实写道:“义琰,魏州昌乐人也。”结果监修官竟指责他违背了写史原则,要他照李氏郡望改为“陇西成纪人”(事见《史通·邑里》)。

宋代人亦常以郡望自标,比如,刘攽有两种著作分别题为《彭城集》和《中山诗话》,这里,彭城和中山均为刘氏郡望,并非其人籍贯,刘攽之籍贯在临川新喻(今江西新余)。姚铉本是庐州人,却自题郡望曰“吴兴”。

明清时人也不乏标识郡望之例。如,明代郑真本是浙江鄞县人,其别集却题为《荥阳外史集》,荥阳者,郑氏郡望也。清代薛雪,苏州人,却自题郡望曰“河东”。

郡望现象到现在尚不绝迹,归因于人们的寻根念祖的观念意识。现在人们还很重视自己姓氏的来历和郡望,特别是现代寓居异国他乡的华人,大都把自己的姓氏、郡望、家谱视为命根子,常常以同姓、同郡望来联宗认亲。据资料统计,在当今台湾2200万人口中,汉族占96.4%以上,几乎每一个姓氏都保留着传统的姓氏郡望,以示不忘对故土先人的眷恋之情。台湾同胞每遇红白之事,多在门前悬挂标有郡望的灯笼,以示世人。尤其近年来随着全球寻根热的兴起,海外炎黄子孙纷纷归国,族游观先,寻根问祖。姓氏郡望成为他们追寻家世渊源,谒祖朝宗的重要依据。“姓氏郡望”这一传统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等方面,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参考资料:作者:哈哈儿转贴自:恶人谷珠楼|www.fpe95.com点击数: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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