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包括哪些主要内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各种法律的总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主要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制度：
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应规定市场主体资格。市场主体就是法律上的人格者，即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的法律关系的主体，也就是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主要是企业和经纪人，因此，关于市场主体的立法也应该是关于企业立法和经纪人立法两个方面的立法。
2、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制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强调市场主体行为的自主性，同时，国家也要从法律上对市场主体的行为加以规范，依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制定一整套共同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应以规定并保障市场主体的权利为主要内容，如：物权法、债权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交易法、动产担保交易法、房地产交易法、期货交易法等。
3、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制度：
市场主体从事活动，应当遵循市场经济运行所要求的平等、自愿、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准则和规范，服从市场体系的监督、管理和约束。国家依据要从全社会的利益出发，对市场实行干预和调控，维护市场的统一性，创造平等竞争环境，保证正当竞争者的权益、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应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反倾销法等。
4、规范市场宏观调控的法律制度：
市场经济的逐利竞争性，决定了其可能导致市场垄断特别是行业垄断、地区保护、假冒伪劣产品和坑蒙拐骗经营、环境污染、公共资源浪费等。因此，国家应从整体利益出发，采取间接宏观调控措施，从企业外部进行适度干预，确立起健全的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体系，保障市场经济正常运行。
从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来看，我国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应包括：预算法、银行法、税法、计划法、物价法、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国有资产法等。
5、规范程序和资格的法律制度：
我国现行法律中，有些执行程序和主体资格的规定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例如商事仲裁法、破产法、拍卖法、提存法、注册会计师法、公证法等，对其执行程序或法律主体资格予以明确规定。
6、规范劳动及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
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依赖于市场主体行为规则和市场秩序的法律规范，还必须以社会安定为前提。因此，我们必须完善劳动与社会立法，建立起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劳动法、劳动就业法、工资法、劳动保护法和社会保障法，以维护社会安定，确保市场经济正常运行。
② 公司实际控制权已经移交,发生的纠纷是否需要股东承担
近年来涉公司纠纷案件逐年上升，起因大多源自控制权被滥用，部分案件诉请直接针对控制权滥用。更有在借款、买卖等其它类型案件中，公司控制权被滥用以向控制股东等控制权主体转移公司资产。研究控制权滥用的司法应对措施，有利于正确适用法律，引导企业改善公司治理水平。
一、关于控制权滥用行为的类型化分析
第一，侵占公司资产。
(一)出资不实
各国公司法普遍规定股东应足额出资，不得抽逃出资。出资不实的表现主要有两种情形，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虚假出资即股东并未真正交付货币、实物、财产权等资本。虚假出资一度盛行于公司法施行早期，随着中介机构虚假验资法律责任在实践和立法上逐步确立，虚假出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目前出资不实更多表现为抽逃出资，即股东在完成验资后随即将资本金直接或曲线转回股东账户。理论上如果公司人格独立，所有权与控制权真正分离，那么股东无法抽逃出资，除非公司管理人员同意。但在有限责任公司中，集所有权与管理权一身的股东能够操控公司的决策，随意抽逃出资根本不在话下，同时由于外部监管成本过高，通常只能在事后追查验资完成后短期内转出资本金的事实。
出资不实反映在多种纠纷中：一是债权人诉请股东在出资不实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弘业公司诉周某等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周某等系债务人公司股东。二是股东诉请确认股东身份或行使股东权利时被抗辩未实际出资，如沈某某诉宏升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三是公司清算管理人诉请股东补足出资，如中腾公司诉李某某股东出资纠纷案。
此外，公司向部分股东退还或变相退还资本金也是一种抽逃出资行为。直接退还股东资本如王某与陆某其他股东权纠纷一案，股东协议约定公司资产归股东所有。间接退还如轻工机械厂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转让双方约定由目标公司为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承担保证责任。
(二)利益冲突交易
利益冲突交易是指公司与其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他们的利害关系人之间具有冲突性利益的交易，包括关联交易和自我交易。这是从公司向控制权主体输送利益的常见方式，在课题组所考察的案例中发现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在关联交易中抬高交易价格;二是关联方低价购买公司资产;三是操纵公司为股东承担债务;四是未经股东会同意为股东提供担保。在借款、买卖等纠纷中，由公司为股东担保并不鲜见，担保效力则是理论界和司法界争论的热点话题。
(三)其他侵害公司财产的行为
一是低价转让公司资产。轧花公司与王某、丛某某、沈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轧花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某某未经股东会决定，超越职权将价值200万元左右的企业资产以76万元的明显低价进行转让。二是放弃公司资产。友谊公司股东代表诉讼纠纷案，占华洲公司合计股权75%的多数股东决定将公司所持利达公司股权转让给周某某，而周某某并未按约支付对价。三是出售公司资产归己所有。郭某某与星宇公司损害公司权益纠纷案。作为股东的郭某某在星宇公司停产后将部分公司动产出售，所得款项据为己有。四是以公司名义借贷并占用所借资金。华瑞公司、绿佳公司分别被众多债权人起诉，原因是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控制股东以公司名义借贷巨额资金，而借得的资金并未进入公司账户，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
第二，股东压迫行为。
1.排除少数股东参与公司管理。掌握公司控制权的股东通常为多数股东，为独占公司往往会以长期不召开股东会、拒不提供财务报告、拒绝少数股东查阅公司账薄等各种方式将少数股东排除在公司管理之外。排除管理出现在知情权、公司解散、请求分配利润等许多公司纠纷中，实务中相关案例较多。
2.恶意修改章程或通过股东会决议。多数股东利用其表决权的多数优势强行通过对少数股东不公平的章程修正案或者股东会决议，如设置不公平的强制、限制股权转让条款，制定高估或低估股权价格的条款等等。主要涉及确认股东会决议效力、股权转让等纠纷。
3.拒绝分配公司利润。在公司纠纷案件中，少数股东抱怨公司从未分红的情形比较多见。有的股东直接诉请公司分配利润。
4.拒绝公司解散、清算。在公司股东矛盾不可调和，或者已经实际处于歇业、吊销状态下，占据公司主要资产的多数股东仍拒不同意解散公司、怠于进行公司清算。
解除少数股东雇佣在美国公司法上构成侵害少数股东利益的压迫行为。而在我国，这类行为不构成独立诉因，但在纠纷中已有出现。陈某与中南顾问公司知情权纠纷案，陈某系中南顾问公司小股东，其夫担任公司总经理，因代表公司向控股股东主张债权，被股东会解除职务，陈某只得通过知情权诉讼行使股东权利。
第三，侵夺其他股东股权。
1.改制中强制取消和转让股权。国有、集体企业改制过程中，职工获得的职工股和量化股，根据股权向管理层集中的深化改制政策，以股东大会决议等形式退股或转让给少数公司管理人员。而所谓股东大会决议仅由职工代表参加表决通过，普通职工不予认可;有的股东会召集、表决程序本身即存在瑕疵。
2.假冒股东签名转让其股权。工商登记部门对签名的真实性不作审查，假冒股东签名侵占股权的行为频频发生。这类行为往往引发股权确认纠纷、股东会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如一基层法院受理的雷某某与汪某某、博思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一案，汪某某假冒雷某某签名将股权转至自己名下，反之雷某某又假冒汪某某签名将股权转回，两次转让都进行了变更登记。
3.显名股东侵吞隐名股东股权。出资人因身份限制、亲友关系等各种原因，协议由他人出面登记为股东，出资人为隐名股东，登记的股东为显名股东。因双方关系恶化，显名股东意图侵吞股权，将隐名股东的出资说成是赠予。
其他还存在以不合理低价收购股权等侵占股权方式。例如在少数股东辞职、退休等离开公司的情形下，仅退还原出资额。
③ 我国已制定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有哪些
（一）宪法
（二）市场主体法律制度
1993年、1997年、1999年颁布了《公司法》（1999年修订）、《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三部法律。
（三）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制度
合同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担保法等。
（四）市场管理秩序的法律制度的制定
《标准化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拍卖法》等，分别对市场的公平竞争、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广告行为、拍卖规则等作了相应的规定。
在规范金融市场秩序方面，先后制定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金融机构撤销条例》等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对理顺金融关系、完善金融体制，废除传统的结算方式，实现货币支付的票据化等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规范涉外管理秩序方面，颁布了《海关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等法律，与此同时，国务院又制定了一批配套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先后制定和修订了《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此外，1993年9月我国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开始明文保护商业秘密，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还列有专章，规定了对严重侵犯商标权、侵犯版权、侵害商业秘密及假冒他人专利者进行刑事制裁。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
在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先后颁布实施了《矿产资源法》、《煤炭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电力法》、《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与此同时，国务院及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颁布了相应配套的有关环境保护的行政法规和规章，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已经完备起来。
在规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方面，中国行政程度立法有很大的进步。1996年通过了《行政处罚法》，确立了处罚权限和处罚机关依法设定原则，处罚公正、公开原则，一事不再罚原则和保障权利原则，并对处罚的听证程序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给予受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约束或因此造成损害的行政相对人以法律程度和实体的救济。
④ 请教股权转让后原投资协议的效力问题
股权转让是公司股东通过合法途径将自己拥有的股权有偿转让给他人，那么，我们如何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在法律上是有效的呢？请大家阅读下面的文章了解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认定。
股权转让效力
一、无书面形式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成立
当事人之间存在股权转让的意向，且实施了转让股权的行为，但由于双方未能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书面的确认协议，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存在分歧。司法实践中一种观点认为，判定民事行为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但合同已告成立的依据之一是《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情形。就股权转让合同而言，受让方应履行的主要义务是支付股权受让金，其权利为取得出让方的股权;出让方应履行的义务是出让其股权，其权利为接受受让方的股权受让金。司法实践中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股权转受让应当采用书面形式，通过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转受让双方的权利义务，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维护股东各方利益。股权转让方虽有转股的意思表示，但未明确受让方，未签订转让股权合同。导致该股权转让行为缺乏必要的要约与承诺过程，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法律原则。
两种观点之间实质性差异在于判断当事人之间是否达成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应当从股权转让事实已经发生的客观行为来推断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还是从有无书面合同形式来进行判断。意思表示是否达成一致直接决定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成立。在股权转让过程中，转让方是否是有权处分，合同的实质性条款是否达成一致，是否经过了要约和承诺阶段构成了判断转受让方意思表示是否达成一致的基本标准。在相关证据材料上表现为就转让事宜达成的书面协议，公司决策机构的文件记载，权利人在相关法律文件上真实签名，转让方对股权受让对象和转让条件有明确的意向，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等。总之，判断股权转让中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是否达成一致除了转让合同之外还有股权转让行为的实施，观点二将合同形式作为判断当事人意思是否达成一致的充要条件是不妥当的笔者认为股权转让成立的形式要求在公司法(目标公司的公司章程)中未作强制性规定。在实际交易中，交易双方如认为需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订立合同书之前，双方已完成合同的实际履行，应认定合同成立、有效并对双方产生约束力。故，认定股权转让是否成立和有效不能拘泥于有无书面合同形式。
此外，在一些股权转让纠纷案例中，由于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中就转让条件的约定存在缺陷而导致双方对转让协议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例如有观点认为，转让合同一方当事人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对转让价格作出约定，因此合同并未达成。到底什么是合同的实质性条款，合同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尽管股权转让价格条款是合同中最重要的一个条款，但价格并非影响合同成立不可或缺的条款，缺乏对价格的约定，可能并不影响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实质性条款上达成一致，成立合同。
二、瑕疵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
表示当抽逃出资的股东转让股权时，法院依据合同法关于撤销权的规定否定合同的效力或者依据公司法关于抽逃出资的管理性规范课以行政处罚，在规范适用上存在分歧。司法实践中一种观点认为，转让人与受让人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虽未隐瞒其未足额出资的事实，但显然是隐瞒了抽逃出资的事实。此种行为，严重侵害了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股权受让人及债权人的利益。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六、五十八条之规定，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司法实践中另一种观点认为，协议签订后，转让方已履行了协议约定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之义务，受让方亦按约全面履行给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现受让方以转让方抽逃出资为由反诉请求确认其与转让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按照公司法有关规定，对于股东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虚假出资额(抽逃出资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当事人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未隐瞒其未足额出资的事实：受让方在明知的情形下自愿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该转让协议是有效的。
转让方抽逃出资的事实是否构成了对受让方的欺诈?
再审改判中出现的常规性错误较多。根据统计数据分析，因常规性错误引发的再审改判与发回案件占全部再审改判、发回案件的73.3%。在具体案件类型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案件，改发原因多是因为事实问题。因此，再审中对案件事实的全面回顾和整理是十分必要的，并且还需要再审法官充分注意到原裁判的履行、执行情况，标的物的现状，及以原判为基础发生的新的交易、建立的新的生活秩序情况等，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原审当时的案件事实情况。例如在再审中需要对公司类型或者公司股东的构成进行确认，但在原审卷宗中却无法获取，而股东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对股权转让合同门立意思表示判断产生重要影响。笔者认为，观点一以转让方在订立股权转让合同时未明示抽逃出资这一事实构成了欺诈。依据合同法规定，还应当有受让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这一事实的认定，否则对于是否存在欺诈的事实认定就显得不够充分。
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以及司法实践操作精神，应谨慎正确地认定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不应产生阻碍合法交易的后果。只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才能确认合同无效。理论界关于瑕疵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的主要观点：瑕疵股权转让合同绝对无效说、瑕疵转让合同绝对有效说、瑕疵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应依欺诈情况而定。观点二从《公司法》第三十六条、第二百零一条入手分析规范性质。强制性规范可以细化为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就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公司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即属于管理性规范。观点二没有明确公司法第三十六条的性质，从援引《公司法》第二百零一条的分析思路上可以判断主审法官对该条款性质认定的基本态度。但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条款性质界定意在判定瑕疵出资的股东是否享有股权(或具有股东资格)，而不是该股东转让瑕疵股权的合同效力问题。股权转让包括了股权转让合同和股权转让行为。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应当受合同法的调整，股权的变动受公司法的规制。转让合同本身的效力不受股权的转让变动要件的影响。这一思想对于保护交易安全有着重要作用。如有无办理股权转让变动的工商登记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股权对外转让情形下未经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等。股东出资瑕疵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那么在此情形下对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判断将仅在于合同意思表示本身。因此，观点二在适用法律上需要进一步商榷。
三、个人与合营企业一方订立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投资协议效力认定
公司外部第三人向合营公司一方股东交纳投资款项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向公司的出资，还是一般的投资行为，法院在处理时存在分歧。司法实践中观点一，当事人之间隐名关系的认定：首先从公司内部的股东名册来看，该公司内部未设立过股东名册，无法显示受让方是该公司的隐名出资者;其次从工商登记机关登记的公司材料来看，公司内部的股权结构从成立至今未有变化，股东的工商登记也未发生变更;再次从隐名出资者是否已经行使了股东权利，是否得到其他股东的确认来看，结合目前转让方目前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公司的其他股东已知隐名出资人的出资，且公司也未认可隐名出资人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故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不应认定为隐名投资关系，应按债权债务关系处理。司法实践中观点二，受让方将投资款交与转让方是依据投资协议的约定对公司进行的投资;而且从给付股票协议的有关内容即受让方曾参加了公司召开的董事会等事实来看，受让方对公司投资人股的意思表示应当是明确的。
在涉案投资协议是股权转让协议还是一般投资协议需要甄别的情形下适用隐名股东资格认定标准就已经是逻辑矛盾了。退一步而言，即使认定涉案投资协议是股权转让协议，也不能在分析思路上采用隐名股东资格认定标准。如何判断股东资格，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都有论述，且在其体适用过程中也不能完全统一。涉案投资协议认定为股权转让协议与确认投资人的股东资格是两个不同法律关系。前者是从合同法角度判断合同性质，后者是从公司法规定分析投资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取得股东资格要件。
所谓隐名出资人，是指公司中不具备股萄哥资栖形式要件的实际出资人。隐名出资人有两类，一是在公司设立时向公司实际出资的人;一是在公司设立之后，通过向公司股东支付对价购买股份以获取投资回报的投资人。上述两种情形下，实际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在处理时应主要依据合同法。实际出资人、显名股东与公司之问的相关问题，在处理时应当按照公司法来规范和调整。注意区分隐名投资协议(合同)关系与隐名股东资格认定。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公民能否通过隐名投资的方式参与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历经两次修改，其中对于中国合营者资格的限制并未修改，对此学界早已提出修改意见。司法实践中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一条的性质，如果中方合资者是自然人，合资协议的效力应如何认定?中国自然人以另一中国企业的名义通过签订委托持股的方式参与投资经营，委托持股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中国自然人通过购买合资企业经营者的股份，获取投资回报的合同效力应如何认定?假设转受让方之间的投资协议，受让方没有成为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事实上也没有对公司登记文件进行变更受让方在形式上获得的是公司一定比例的投资额，实际上是公司利润相应比例的获取权;转让方收取投资款并没有作为公司资本金，投资款是转让方根据其占有出资额比例给付受让方的利润比例。因此这一类型的投资协议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外资企业隐名投资协议里。笔者认为，纠纷产生于实际出资人和显名股东之间，且是隐名出资人的第二种情形，即购买公司的股份以获取投资回报的投资人，与公司之间的关联性较弱。投资协议效力的判断不涉及对中外合资经营法中关于合资者资格、合资企业设立协议、股权转让等强制性规范的规制。并且隐名股东资格认定标准主要是处理实际出资人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显然不能在本案中适用。
四、台商以中国自然人的名义受让股权的协议效力认定
司法实践中，为便于投资减少审批环节或者规避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要求，存在着中国企业、个人借用境外企业的名义，设立外资企业享受相应待遇，或者外资企业、个人借用中国境内民事主体名义设立、受让中国企业股份等情形。人民法院处理上述问题观点并不统一。司法实践中观点一，双方签订的股权及资产转让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为有效合同。司法实践中观点二，实际受让人是台湾人，无论是设立企业还是转让股权的方式受让一个企业，均应严格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经相关部门批准、登记后才能登记或受让。本案中各方当事人故意隐瞒实际受让人作为台湾籍身份设立公司的事实，是规避法律的行为，该转让协议应为无效。
单纯从裁判文书的表述来评析主审法官的思维，客观上说并不周全。法官不可能将自己的思考过程在裁判文书上完全体现出来。正如观点一，不能认定主审法官没有考虑到台商规避我国法律对外资受让中国企业股权的限制性规定，或者合同订立过程中合同签约人和合同当事人的区别。尽管隐名投资可能存在规避法律或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如有的内资为享受减免税待遇而假冒外资，有的规避我国对特定行业的准人限制或禁止。但并不能依此就认为隐名投资行为一定存在规避法律或违反公共利益的情形。本案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台商受让股权的合同效力应当是未生效还是无效还是已生效。以往一些法院在处理股权转让纠纷时，以股权转让合同未经审批而不生效为由，驳回受让人关于变更股权的请求或转让人关于支付转让款的请求。观点二的处理思路就是这样的。笔者认为，经过股权转让，企业性质由内资企业变成外资企业，在法律适用上应当以《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精神处理。进一步而言，合同未生效，并不等于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不产生拘束力，合同实质上已经生效。但不能产生相应股权变动的法律后果。被借用名义的中国自然人应当作为无意思表示的受托人，并不受合同本身拘束。
境外企业或者个人在受让股权时产生的纠纷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境外企业或者个人直接作为股权受让人时，诉请确认股东资格或享受股权权益;一类是境外企业或者个人以中国人的名义受让股权，请求确认股东资格或享受股东权益。对F后者，在理论上也是有不同观点的;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进行处理，主张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司法审查，不能仅以行政机关的登记为准，不考虑合同的效力和实际投资人持有股份的法律依据，应当通过司法程序确认真正的出资人，责令或者司法建议权利人申请变更审批手续，进行相应的变更登记。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以外商投资企业主管部门审批确认的股东为准，未经审批机关批准的不能通过司法判决直接确认为外商投资企业的股东。我国法律对股东身份的确定是实名制，这些内容一旦记载于工商登记档案后，即具有社会公示性和法律效力，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出资者不能直接主张行使股东权，可以提出确认之诉。如当事人对股东资格有约定，其他股东对隐名者的资格认可、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情况、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等因素，充分考虑当事人行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可以确认该实际出资人享有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但应责令其依法办理有关审批、登记手续。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裁判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分，境外企业或者个人作为实际出资人请求确认股东资格或股东权益，即纠纷涉及与公司关系时应结合行政审批、批准等因素综合考量当境外企业或者个人作为实际受让人与股权转让方之间发生合同纠纷，应依据合同法进行调整。作为实际受让人的台湾商人委托中国公民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就合同本身而言，合同当事人为股权转让方和实际受让人台商，合同履行及实现订立合同的目的应当受到外资企业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
五、未经审批的国有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有股权的转让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这是因为对于国有股次的管理涉及公司法之外的另一套规则—国有资产管理规则。国有股权作为国有资产的一邵分，当然应当遵守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则，在法院裁判过程中对相应规定的理解和运用上产生了不同观点。司法实践中观点一，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第四条规定对合同效力评判的法律规范层次作了明确规定。
2.公司法规定，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但同时还规定，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可以依法转让其持有的股份，转让股份的审批权限、管理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公司法在该规定中说明的“法律、行政法规”至今尚未颁布。3.出让国家股未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司法实践中观点二，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国有股的转让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审批权限管理办法，报请有关部门批准。”故其转让应遵循国务院《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及其《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审批手续。未经审批，擅自转让国有股权，即国有资产，其转让行为依法不应保护。
按照国务院发布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其所出资企业的国有股权转让。其中，转让全部国有股权或者转让部分国有股权致使国家不再拥有控股地位的，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按照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暂行办法》(2003)的规定，转让企业产权有一套完备的程序。观点二以未经审批认定转让行为无效，但转让行为无效是否就意味着对转让合同本身也无效，两者之间应当是什么关系，值得进一步思考。
未经审批的国有股权转让合同及行为的效力，在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审批机构不批准出资额转让协议的，在法理上不发生出资额转让的效力，而非否定其他协议条款的效力;国有股权转让未经过资产评估和评估不实时，国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国有产权交易中没有评估，并不当然导致国有产权转让合同无效。只有评估后的价格不能得到相对人的认可的，相对人可依据合同法关于现实公平的规定予以撤销。按照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财政部发布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在国有股权转让过程中，资产评估、政府批准都是必不可少的必经程序，并且对于股权转让协议达成交易的交易场所和交易方式都有特别要求。这些因素的缺少都可能在事后引发对于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以及股权转让行为效力的质疑。
国有股权的转让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鉴于很多现实条件，事后补办的资产评估、交易方式的模拟都无法对当时的交易条件作出令人满意的补正。对程序要求的放松，导致的将是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从再审程序来考虑如何妥当解决该类纠纷，由于再审案件的特殊性，基本上是在纠纷发生时隔许久，当时规范性要求欠缺而再审审理时的制度规范和司法实务相对成熟，纠纷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已经实际履行，甚至在履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发生纠纷，一些纠纷引发的根源是地方政府的决策等因素。故再审审理该类纠纷，应当综合考虑原审判决作出之后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地方政府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基本立场，不宜轻易否定转让行为的效力。故而再审中如何审查未经审批的国有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股权转让应当尽可能满足立法所设定的程序和条件。根据1993年《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记名股票，由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
二是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具有一定封闭性的股权有限公司中股权转让应当尽可能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为公司及公司股东知晓。
三是国有股权转让应最大满足国有资产管理立法的宗旨。1993年《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国有股权的转让必须经过审批是原则，这对于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在再审中，对已经实际履行，未履行审批手续的股权转让应当从鼓励交易角度出发，寻求程序瑕疵的补救，以成就股权转让生效的法定条件。综合考虑判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及《公司法》构成了国有股权转让的基本法律框架。正如上文所述，股权转让主要包括了转让合同层面和转让行为层面。股权转让合同是实现股权转让的手段，股权的转让变动是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九条规定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合同应当包括的主要内容，第二十八条规定了报送决定或者批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行为的主要审查文件，第三十二条规定受让方采取欺诈、隐瞒等手段影响转让方的选择以及产权转让合同签订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者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相关批准机构必要时向法院起诉，确认转让行为无效。笔者认为，上述法律法规未对国有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作否定性规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无效可能导致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但股权转让行为无效并不能推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判断应当遵循合同法的规定。依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及《合同法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考察未报批合同的效力，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报批范围如何确定。国有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属于报批范围，法律未明确规定，依据《合同法司法解释》第九条也得不出未经审批股权转让合同不生效的结论。故未经审批的国有股权转让合同在司法实践中应当认定未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