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贸区改革分析自贸区发展

㈠ 结合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改革，谈谈我国政府应怎样转变职能

一、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经济职能

经济社会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目前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但由于市场本身具有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会出现诸多市场失灵的情况，如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市场垄断的产生、外部性问题、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信息不完全等。为应对市场失灵，保证经济的有序、健康运行，政府需要介入经济过程中，履行相应的职能。

首先，提供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维护市场秩序。经济主体的各种平等、自由的权利、界限都需要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来保护，提供和维护市场健康所需要的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并监督规则的执行是政府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经济职能。其次，进行微观经济管理。政府可以直接生产或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财政补贴、政策优惠等方式刺激私有企业生产那些市场供给不足的产品，也可执行价格管制、市场准入管制、环境管制[1]，或是通过在市场上的购买活动间接影响社会资源配置。第三，进行制度创新。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激励的制度创新可以促进促进经济发展的实现。第四，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着重宏观调控。政府必须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以达到“熨平”波动、解决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

二、我国政府履行经济职能存在的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政府经历了五次大规模的改革和调整，政府的经济职能也经历着从“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从程序到方法，从人员到设备，从法律规范到思想观念，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和更新。但从深层次的角度观察，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政府经济职能的“越位”是指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范围过广，束缚了经济主体积极性的发挥。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控制着各种资源的分配权，对社会生活过多干涉。例如政府通过市场自治组织（如行业协会、商会等）直接管理社会、企业，直接干预社会经济活动，主动负担起过多的社会责任等[2]。“错位”是指在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时，由于缺少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的约束和规定，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没有正确把握住应有的尺度，将社会的自治和自主意识限制住。例如金融行业的准入、长官意志、行业垄断、法规体系的薄弱，程序性法规的匮乏，政府官员大量的寻租行为等。“缺位”主要是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需要政府发挥一定职能，但是政府没有发挥或者发挥的不充分现象，主要表现在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不足或方式失当,不能提供满足社会需要的公共物品及服务，不能保障公民的自身福利，缺乏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措施等。

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对部门管理方面工作明显强于对行业管理工作，这就导致大量行政性企业的出现，这些行业部门利用自身行政特点阻止其他经营者进入和参与本行业的经营活动，如石油、电力、电信和铁路等行业。同时利用自身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干涉企业经营决策战略，领导人任免等；其次是地区垄断，地方政府利用地方行政权力资源，设置贸易壁垒，提高市场准入资格，阻止其他地区的等同商品进入本地区，来确保该地区商品的垄断地位。其后果是将我国整体市场分割开来，形成若干个小市场，严重的阻碍了商品、资金、物质的流通；同时造成了市场中各个经济主体的分配不公，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

当前我国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消了一大批行政审批项目，并在各地广泛设立行政服务中心，推行“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并联式审批、阳光下作业、规范化管理”的运行模式，但依然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我国行政审批依旧过多，例如2014年2月，海南省人大代表展示了一个投资项目到办完所需要的手续，包括了30多项审批，盖上百个章，最少经历272个审批日。其次，我国仅仅依据国家部委现有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政府文件来推动行政审批改革，缺乏统一科学合理的标准，而且各级行政机构都有行政审批定权，行政机关可以根据自身利益随意设置审批事项。第三，我国政府在行政审批环节普遍存在“重审批、轻监管”，“重权利、轻义务”，“重利益、轻服务”的现象。一些政府部门只注重与自身既得利益相关的项目，在审批过后很少对审批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管理，许多符合审批条件的经济主体进入市场后因为质量不高，竞争力不强，效益不好，很快就被淘汰，甚至有利用审批获得合法身份后在市场中大肆侵犯公共利益，对公共财产和人身权益造成极大伤害[3]。此外，政府机构的盲目扩张导致政府部门机构过度庞大，人员质量参差不齐，人浮于事，无法实现市场经济中政府理应体现出的高效、便捷等特点。

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要求资源在市场经济规则下实现合理配置和有效分配。但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还缺乏完备的法律保障，没有一套健全的法律体系和机制，也欠缺对有限法律的灵活运用，同时现在主要以“人治”为主，“长官意志”、“拍脑袋决策”时有发生的前提下，政府执法意识和观念缺失，人治色彩依然存在与某些环节和过程中，造成执法的隐蔽和主观臆断[4]。由此造成市场竞争的不公平。不能限制市场垄断，不能有效禁止市场不正当交易，因此市场经济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

三、上海自贸区实践中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与创新

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上海自贸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以本国（地区）法律和规定为基础，在本国（地区）境内设立的区域性经济特区。这种方式属一国境内关外的贸易行为，也就是某一国（或地区）在其辖区内建立一个区域进行对外贸易，对贸易活动不过多干预，且优惠或免除对外运入货物的过路费。上海自贸区由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机场保税区和洋山港临港新城组成，实行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制度、贸易服务、外商投资和税收政策等多项改革措施，试图成为中国经济、政治新的试验田。根据目前国务院以及商务部公布的方案和具体实施的政策来看，上海自贸区管理中政府进行经济职能转变主要采取了监管模式创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及完善法制保障、进行地方立法实验等举措。

自贸区实施“一线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的创新监管服务新模式，“一线”指国境线，“彻底”被不断强调。同时探索施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即法无禁止即合法，规定企业“不能做什么”，让市场较以前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对外商投资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研究制订试验区外商投资与国民待遇等不符的负面清单，改革外商投资管理模式②。对外资施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而不依赖当前已有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主动放弃行政控制，这点说明此次对监管模式创新的目的是消解政府部门因其行政管制而产生的设租、寻租的机会。因此，自贸区建设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利用现有的开放试点里，简化步骤，减少政府行政管制，提供一条整合现有海关特殊监管区的有效路径。

以“轻审批、重监管”为中心，减少对自由贸易区经济发展产生阻碍的行政审批。建立统一受理、综合审批、并联审批和高效运作的服务模式，建立和完善信息网络平台，使不同部门协同管理，摆脱传统的各个部门各自为政的现象，提高效率。更改12项行政审批事项为备案制，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并意味着政府从事前审批向事后监管的方向转变，减少了行政审批事项、打破垄断，防范目前体制中因政府行政干预而产生的设租现象。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经济过程方面也用相似作用，所以负面清点管理模式在未来应当应用于国内企业而不仅限于外资企业。

建立行业信息跟踪、监管和归集的综合性评估机制，加强对试验区内企业在区外经营活动全过程的跟踪、管理和监督。建立集中统一的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体系，提高执法效率，在质量技术监督、食品药品监管、知识产权、工商、税务等管理领域，社会力量被积极鼓励参与市场监督，实现高效监管，体现了政府在市场监督方面向社会放出本属于它们的权力，并且可能在未来会形成统一的市场行政监管机构。提高行政透明度，完善体现投资者参与、符合国际规则的信息公开机制。完善投资者权益有效保障机制，实现各类投资主体的公平竞争。

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并授权，试验区内，对负面清单之外的外商投资暂时停止实施《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3部法律的有关规定，暂时停止实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试行期为3年。同时强调地方立法对于上海市的重要性，上海为了符合自贸区发展需要可以制定相关有利的法律法规。

总的来说，在上海自贸区内，政府对监管市场经济活动的创新以及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管职能、减小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力度、“重监管、轻权力”、改革审批制度，并进行地方立法试验等举措，甚至进行整个管理体系的创新再造，以期建立统一的市场监管体系，消除市场分割，都是在实践“小政府，大社会”和服务型政府，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努力实现高效的、市场化的宏观调控管理，以及有效、审慎的风险管理。这是创新的改革思维，也是理清市场和政府最优边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尝试。

四、推进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政策建议

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必须做到依法行政，明确落实政府行为的法律责任[5]。而实现法治化管理，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以及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法治意识，要用完善的切合市场经济法律和规则代替政府的发号施令，代替政府的政策措施。政府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要明确立法先行的思想，应当在《宪法》、《立法法》和《行政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划分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在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监督的作用，限制政府行为过程中的恣意和专断，使其更好完成协调、监督、引导和宏观调控的作用。同时，这次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上海自贸区暂停施行的外贸三法和文物保护法的部分条款的举措是我国法制史上首次出现的暂停现行法律制度的现象，说明我国法律制度仍有部分与国际自由市场经济贸易相冲突的部分，同时说明我们政府亟须进行更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制、法规建设，加强自身法律体系与国际贸易大环境的联系。

政府应逐步向市场放权，将精力投入到宏观调控和对市场的监督中，营造公平、高效的市场环境和保证市场的有序进行，建设服务型政府。同时政府机构还能相应落实法定质询、罢免等追究责任的具体程序，创设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等责任制度，强调对市场经济政策制定的责任意识，建设责任型政府。在促进政府经济职能转换的前提下，政府应精简经济职能相重合的机构，提高工作效率。裁汰冗员，营造人才创新新环境，提高行政人员本身的素质，增加公务员渎职、腐败的风险和成本，修改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采用绩效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量化政府效率的评估指标，多方面确定评价政府效率的标准，使政府效率易于评断，容易监督。同时可以采用科学化、电子化手段和方法解决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方便政务及时向公众公开，如推行电子政务，加强各级政府网站建设等，可以更好实现政府行政管理高效、公平、合理。

政企合一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使得国有企业不能成为市场主体，干扰了统一的市场规则对各个市场主体的平等[6]，而政企分开的要求是政府不得再担任企业经营权主体，即将现有政府所拥有的所有权的企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通过设立董事会，实行股权多元化，将所有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多数代表公民所有者的其他机构。因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最终属于人民，所以所有权必须交由代表人民意志的机构，而不是由政府具体代理，最终形成“政府所有”的经营机制。同时，政府应当承担起本应由政府承担但实际由国有企业承担的公民福利和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减小国有企业应承担政府的社会职责而付出的成本，做到政府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同时也要收回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

㈡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原因和意义

首先，上海自贸区建设实际上是中国主动选择的一个新的开放试点，其核心是以开放倒逼改革提速。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是，自贸区建设需要政府将市场行为的主导权归还给市场主体、加快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推进税收改革，因此，自贸区建设将会带动并推进金融、税收、贸易、政府管理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同时，这些改革举措可为全国性的改革提供巨大的示范效应，在这个进程中，改革红利将会逐步释放出来，最终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

其次，自贸区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引擎。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大幅回落，对国内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经济合作显得更加重要，而加速资源要素的流通也势在必行。建立自贸区有助于提振外贸，稳定经济发展，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从国际角度看，建立自贸区符合当今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数据显示，2011年，美国、欧盟、韩国、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分别为20个、53个、46个、43个，这些国家和地区同其自由贸易协定伙伴的进出口额占其外贸总额的比重分别为37%、27%、35%、73%。与之相比，我国同自由贸易协定伙伴的贸易额占我国外贸总额的比重为24%，如剔除中国的台港澳地区，则只有11%。因此，加快自贸区建设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

第三，对于资本市场来说，上海自贸区建设也有着非常重大的积极意义。这是因为自贸区经济有着巨大的长期发展潜力，辖区内的上市公司（与这些公司有业务关系的辖区外公司）将获得经营方面实质性的积极影响，对于其业绩提升将有明显的裨益。同时，这些上市公司将会受到场内外资金的重点关注。由此，自贸区概念将成为资本市场的又一条投资主线。

最后，上海自贸区建设获批仅是开始，预计后续会有更多的自贸区获批。据了解，国内部分省市也正在努力争取建立自贸区。比如浙江舟山、广州南沙等国家级新区就提出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想。

㈢ 为何说自贸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高地

据报道，日前有经济学家表示，自贸区不是一般性的“贸易园区”，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新高地，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张“新名片”，中国今后一个时期提升自贸区建设水平、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奠定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自贸区还要坚持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联动推进，在坚决贯彻国家战略的同时，只有让自贸区改革成果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才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提高自贸区改革创新政策的获得感和认可度。

希望自贸区可以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㈣ 自贸区改革跑出了加速度

早上9时不到，在陆家嘴金融城6楼的普华永道YouPlus特训教室，王晓艳已经坐在课桌前，“开学两个多月了，我每天仍然期待学到新内容”。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表示，针对“放”，将重点深化“证照分离”改革，争取将全部市场准入事项和全部441个区级行政审批事项全部纳入改革，使备案、告知承诺成为主要的改革方向；针对“管”，重点推进落实“双告知、双反馈、双跟踪”许可办理机制和“双随机、双评估、双公示”监管协同机制，争取推广到新区涉及审批监管的所有领域；针对“服”，重点推进企业市场准入“全网通办”、个人社区事务“全区通办”、政府政务信息“全域共享”。

改革势在必行，速度体现成效。

㈤ 如何实现上海自贸区与其他自贸区的发展取得互补共赢

9月29日，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开张，这是十八大之后，我国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实施积极主动对外开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标志着长三角、乃至中国的开发开放新棋局正在徐徐展开。从区域经济竞争的角度看，作为近邻的嘉善，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将给周嘉善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的深远影响。嘉善的优势在哪里，嘉善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应对。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好好的思考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应因势利导，充分利用临近上海的区位优势，合理协调区域分工，形成错位发展；另一方面应积极推动体制机制创新，以制度的活力带动开放型经济加快发展。
一、“虹吸效应”冲击服务业与外资外贸
相对于周边的嘉善，上海不仅具有金融优势，还具有一定的制造业优势，这使其具有规避外资因利积聚、利薄散去的系统性风险的优势。上海自贸区新政的施行，无疑将强化上海的原有优势，在服务业及外资外贸方面，嘉善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方面，上海自贸区的许多优惠政策诸如准入前国民待遇及税收优惠，主要是围绕六大现代服务业领域（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用服务、文化服务和社会服务）试点开展。
现代金融是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的重点，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汇兑、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产品创新及相关金融离岸业务等，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方面，将先行推动境内资本的境外投资和境外融资，政策开放及制度创新将推动上海集聚更多的现代金融高级要素，上海与嘉善的现代金融的发展落差将进一步拉大。
在外资方面，上海自贸园区试行外资的准入前国民待遇，以备案制代替审批制，这对于外资尤其是技术周期较短、时间价值突出的外商投资而言，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上海自贸园区的先行先试意味着将成为跨国公司总部选址的首选之地，在很大程度上，嘉善与上海的招商引资竞争将更加激烈。
从金融角度看，上海自贸区新政对于外资PE和VC吸引力甚大。外资PE和VC对于促进中小型创新型企业非常重要，而中小创新型企业的孵化有利于自主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因此上海新政将间接地影响嘉善的产业转型升级。
在外贸方面，在综合保税区政策基础上，上海自贸园区实施货物进口自由，无配额限制，不缴纳进口税；货物转口自由，无需缴税，同时放松外汇管制等优惠政策，逐步推进贸易便利化，推动向离岸自由贸易、服务贸易转变。嘉善的跨国公司可能倾向于把产品运输至上海自贸园区的全球分拨中心进行综合调配，集聚更多的贸易流量。
二、倒逼区域分工沪善联动发展将强化
上海自贸区是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主要内容，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及国际航运中心的定位，将对临近的嘉善产生辐射，推动嘉善和上海区域分工和联动发展。
在金融方面，嘉善完全可倚仗自身制造业产业发达、金融生态环境优良等优势，率先错位打造次区域金融中心。可以把自身定位于立足上海、面向长三角乃至海内外、有一定全国影响力的金融后台服务基地，主要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配套服务。前期包括承接数据单据处理、呼叫中心等中低端业务，中远期则主要吸引电子银行、产品创新研发等中高端业务，旨在打造金融中心的后援系统。
在沪善同城一体化区域经济中，上海的中心地位通过贸区得到强化将深刻影响嘉善的制造业发展。根据“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原理，上海作为长期为嘉善提供降低交易成本的经济中心，其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嘉善的现代制造业就越发达。
例如，自贸区的设立对于在沪金融机构来说，可以扩大到为国际资本市场提供金融服务，国际金融机构的同台竞争，将为嘉善的制造企业提供更加优越和高效率的服务。
此外，上海自贸区将对嘉善产生改革示范效应。实践证明，体制机制活力及创新能力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潜力的关键要素。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意味着上海在区域竞争中获得压倒性的政策优势而再次抢占先机，对于嘉善而言，如若不能在涉外经济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抢先一步，进而推动开放型经济全面升级，将很可能在未来的区域竞争中被迫扮演制度模仿及经济追赶的角色甚至直接出局。
三、承接上海自贸区外溢优势独特
一是政治优势独特。2013年2月28日，嘉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方案报批成功，其从国家层面要求嘉善依托毗邻大都市上海，全面加强以上海为重点的区域合作，创新开放合作模式，提高开放合作水平，建设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示范片区，并为大都市毗邻县依托大都市加快发展提供示范。嘉善在承接上海自贸区建设中，应把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把领导关爱转化为发展动力，进一步推动嘉善全面转型升级。
二是区位优势明显。嘉善区域上属于浙江，区位上紧靠上海，与上海有32公里左右的边界线，距上海、杭州、苏州、宁波四大城市都只有1小时车程，乘坐高铁到上海只需要20分钟左右，形成了融入上海的半小时经济圈、生活圈、和工作圈，并形成了“13579”的独特现象。嘉善已实现与上海的“无缝对接”，因此，在承接上海自贸区辐射和聚集效应上，具有良好的区位和交通条件。
三是产业基础雄厚。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工业大县，全县工业经济总量已突破1000亿元，2012年规上工业产值740.3亿元，正在向“千亿俱乐部”迈进。拥有木业家具、电子电声、五金机械、纺织服装四大区域性特色支柱产业，新兴信息电子、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四大新兴产业，是“中国实木复合板之都”、“浙江省光伏产业基地”、“浙江省精密机械产业（嘉善）示范基地”。 嘉善具有承接对接上海自贸区的雄厚经济实力和坚实产业基础。
四、超前谋划 借力发展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凭借极其优惠的政策和制度，必然成为中国经济“升级版”聚焦点。无论是从机遇的角度还是挑战的角度，嘉善都面临重大考验，关键是寻找适宜的应对策略。

一是提早谋划。嘉善新城区建设不妨从规划、制度、管理、产业、企业、城市建设等各个方面积极主动接轨自贸区，尤其要注重借鉴上海自贸区的投资自由化改革以及相关的投资管理制度和理念，例如投资监管从事先审批到备案以及事后监管，形成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等。
二是深化合作。嘉善可与上海市政府建立起相应的联系机制，及时沟通相关工作的进展情况。发改、商务、海关、经信、金融等部门，既要积极与上海对口部门建立对接机制，及时掌握部门工作相关进展情况，还要积极与国家相关部委条线建立对接机制，及时了解自贸区优惠政策，并做好相关研究。嘉善不妨考虑设立驻上海自贸区办事机构，以实现与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无缝衔接”。
三是创新体制。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建设是一个探索、推进、完善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监管措施的便利化与管理体制的多样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后能否顺利运行并有效吸引投资者，与海关监管的原则、方式和手段密切相关。嘉善应积极争取海关对拟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相关区域的抽查式的监管；推进货物装卸、运输、再装运的整个过程的管理服务便捷化；利用风险管理方式，实施分级扶持高端制造业发展监管，以对账目的监管代替货物实物监管。
四是园区共建。深入推进嘉善与上海共建的跨区域联动开发园区建设。嘉善应以对接上海自贸区建设为契机，因势利导，创造条件，通过搭建平台、树立典型、政策支持等举措，强力推进与上海共建的跨区域联动开发园区建设，更好地满足上海制造业转移和现代服务业扩张的需求，更好地推动嘉善与上海的区域分工和联动发展。
五是借力发展。大力营造上海自贸区腹地功能，借力发展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嘉善应以先进制造业配套服务为方向，加快产业链向高附加值服务环节延伸，以网络、科技、软件和信息服务提升制造业技术和产品创新能力，以产业金融、现代物流和商务服务增强制造业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形成自己的特色产业。
六是错位发展。嘉善应充分发挥加工制造优势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临近上海的地域优势，利用上海建设自由贸易园区的契机，一方面扩大出口、稳定外需，另一方面扩大进口，尤其是围绕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行业，有针对性的扩大先进装备及前沿技术的进口，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七是转型升级。全面提升南通开放经济水平，实现开放型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嘉善应利用上海自贸区政策的优势，加快出口产业结构优化步伐；加快开发出口支柱产业集群，进一步加强品牌意识，努力实现出口产品和出口企业“中高端化”结构转型；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推进出口发展基础建设，打好产业布局基础，加快推进出口功能性平台建设，大力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
八是强强联合。嘉善应着力推动嘉兴出口加工区B区综合保税区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全面合作。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是全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全国所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经济总量最大、经济效益最好的保税区，是全国首个“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和上海国际航运、贸易中心的重要载体，也是上海自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嘉兴出口加工区B区应本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加紧建立和完善组织协调机制，积极争取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签署《战略合作意向书》，更好地推动嘉兴出口加工区B区综合保税区的健康快速发展和外高桥保税区区域经济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㈥ 如何理解从经济特区到经济自贸区发展变化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原则性通过以来，围绕自贸区的相关讨论热度高涨，社会各界对改革开放35年来再次推出的新“试验田”给予了浓厚的兴趣与殷切的期望。与上世纪80年代设立的经济特区相比，自贸区的设立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大背景，是站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打破制度障碍，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加快中国经济融入全球步伐的重要战略举措。从经济特区到自贸区，可以窥得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与趋势。

从姓“资”还是姓“社”，到内资还是外资。

经济特区消除了世人关于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疑虑，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行为解除了枷锁；自贸区将进一步缩小内资与外资的差别，为投资者创造公平、平等竞争机会。自经济特区设立以来，中国引进外资的步伐不断加快，截至2012年末，外商直接投资从1984年的12.6亿美元升至1117.2亿美元。外资在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但考虑到外资的逐利性、波动性以及对国内尚处发展初期行业的保护，我国对外资设定了一些限制条件，比如在准入方面就有明确的鼓励类、允许类、限制类和禁止类的划分。但过多、过高的准入门槛，既不利于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率，也可能让国内企业因缺乏竞争而裹足不前。在即将设立的自贸区，外资准入将有望放宽，特别是关于“负面清单”的讨论，让外资获得国民待遇前景更加可期。

从“让部分人先富”，到更公平、自由的市场制度。

经济特区以“让部分人先富”打破了“大锅饭”式均贫困境，自贸区将致力于建设更公平、自由的市场制度。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主体面临着各种制度限制，如企业雇工人数受限、私企产品销售受限等。经济特区率先取消了经济主体身上的制度枷锁，加快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步伐。但基于维护市场稳定性等多方面因素考虑，我国的利率、汇率等金融制度仍未放开。随着市场化改革、国际化发展不断推进，人们对金融制度改革的诉求愈发强烈。近年来，利率市场化步伐已开始提速，人民币汇率及资本项目管制不断放开，在此基础上，自贸区将成为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以及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重要试验田，为建立更公平、自由的市场制度提供镜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自贸区内的优惠政策也带有“让部分人先富”的影子，但这远非仅为上海一地的发展提供制度红利。自贸区进行的试验所要解决的是当前全中国面临的难题，未来全国各地都将享受到改革的成果。

从改革“政企不分”，到建立服务型政府。

经济特区为中国从指令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提供了试验田，其中重要的一步就是改变“政企不分”状况，使企业从行政束缚中解脱出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政府依然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企业仍在很多方面受到政府管理的约束。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缺陷逐渐凸显，权力与市场结合、行政垄断、特权经济均在不同程度形成弱化市场的倾向，长期下去甚至有可能使某些计划经济因素复归，造成市场化改革停滞甚至倒退。在此背景下，自贸区的设立，将为实现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型提供试验田，当前体制中最难改革的行政审批制度或将破题，这将进一步推动政企关系深化改革，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宏观经济分析师）

㈦ （29分）阅读下列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材料一 为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主动迎接挑战，以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