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我国中国境内涉及外商投资方面的法律法规条款主要有哪些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促进外商投资，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规范外商投资管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中国境内）的外商投资，适用本法。
本法所称外商投资，是指外国的自然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称外国投资者）直接或者间接在中国境内进行的投资活动，包括下列情形：
（一）外国投资者单独或者与其他投资者共同在中国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二）外国投资者取得中国境内企业的股份、股权、财产份额或者其他类似权益；
（三）外国投资者单独或者与其他投资者共同在中国境内投资新建项目；
（四）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的投资。
本法所称外商投资企业，是指全部或者部分由外国投资者投资，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经登记注册设立的企业。
第三条 国家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鼓励外国投资者依法在中国境内投资。
国家实行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建立和完善外商投资促进机制，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四条 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前款所称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在投资准入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所称负面清单，是指国家规定在特定领域对外商投资实施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国家对负面清单之外的外商投资，给予国民待遇。
㈡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是怎么构成的
《基金法》颁布后，中国证监会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监管规则，形成了以《基金法》为核心，《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管理办法》等为配套规则的基金法律体系，对基金业市场主体的准入标准、行为规则以及基金运作的关键业务环节进行了系统的规范。
(1)法律。
①《基金法》是基金行业的基本法。《基金法》在充分总结我国基金业实践经验，并借鉴境外成熟规则的基础上，系统规定基金运作的基本原则。同时，《基金法》还授权中国证监会根据《基金法》的原则制定一些操作性的实施细则，既有原则性，又有较强的操作性。
②《证券法》作为证券业的基本法，也是基金行业遵循的重要法律。《证券法》将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纳入《证券法》的规范范围。除上述规定外，基金作为证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之一，要遵守《证券法》中的交易、清算、信息披露等一系列原则。
此外，基金活动涉及众多的民事法律关系，还需遵守其他一些法律的相关规定，如订立基金合同、托管协议、代销协议，需要遵守《合同法》。与基金活动有关的其他重要法律主要有：《民法通则》、《合同法》、《信托法》、《会计法》等。
(2)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
①《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主要规定基金管理公司的设立标准及审批程序、公司重大变更事项审批程序、公司治理及经营原则、监督管理措施等内容。
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管理办法》主要规定基金托管人资格条件、审批程序及监管要求。
③《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主要规定基金募集申请条件、审批程序、设立条件、基金申购与赎回原则、基金投资与收益分配原则、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程序、监管要求等内容。
④《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主要规范基金代销机构资格审批、基金宣传推介材料的基本要求、基金销售费用、基金销售行为规范及监督管理等内容。
⑤《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主要规定基金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及基本要求。
⑥《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主要规定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审核程序、行为规范等内容。
此外，中国证监会根据行业发展的情况及监管需要，单独或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配套的规范性文件，如《基金管理公司内部控制指导意见》、《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指引》等。
(3)自律性规范。自律性规范包括沪、深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业务实施细则》，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行业公约》等。
健全有效的基金监管体系是基金业健康快速发展的保证。经过几年的探索，目前已构建了分工明确、协调配合、高效有序的基金监管体系。中国证监会作为基金监管体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担负着行政许可、政策研究、规则制定、组织指导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的监管工作等重大职责，在基金监管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中国证监会各派出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授权，对辖区内的从业机构进行日常监管；证券交易所对基金在交易所内的投资活动进行监管，负责交易所上市基金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中国证券业协会负责基金从业机构和从业人员的自律管理。
你这个问题过大，不好说的很准确的。
㈢ 怎样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推进依法行政，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怎样完善的
在新的起点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完善的内在要求，也是今后立法工作面临的重要任务。
积极加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立法。适应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完善选举、基层群众自治、国家机构组织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加强规范行政行为的程序立法，完善审计监督和行政复议等方面的法律制度；适应司法体制改革要求，修改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完善诉讼法律制度；完善国家机关权力行使、惩治和预防腐败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对权力行使的规范和监督，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突出加强社会领域立法。坚持以人为本，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在促进社会事业、健全社会保障、创新社会管理等方面，逐步完善劳动就业、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组织等法律制度，不断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深入推进社会事业建设。
更加注重文化科技领域立法。适应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科技进步的要求，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科技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创新型国家。
高度重视生态文明领域立法。适应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要求，完善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从制度上积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努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在完善各项法律制度的同时，更加注重保障法律制度的有效实施。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做好法律法规配套规定制定工作；完善法律解释机制的途径和方法，建立法律解释常态化机制，对需要进一步明确法律规定的具体含义或者法律制定后出现新情况需要明确法律适用依据的，及时作出法律解释；健全备案审查机构，完善备案审查机制，改进备案审查方式，加强对法规、规章、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健全法律法规清理工作机制，逐步实现法律法规清理工作常态化，确保法律体系内在科学和谐统一。
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人大代表参与立法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工作中的作用；完善法律案审议制度，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审议和表决机制；探索公众有序参与立法活动的途径和形式，完善立法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和公布法律法规草案征求意见等制度，建立健全公众意见表达机制和采纳公众意见的反馈机制，使立法更加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建立健全立法前论证和立法后评估机制，不断提高立法的科学性、合理性，进一步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
社会实践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社会实践永无止境，法律体系也要与时俱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同样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必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不断向前推进。
㈤ 论中国对外资企业法律的完善
国际投资是国际间资金流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投资者为获得一定经济效益而将其资本投向国外的一种经济活动。对特定国家来说，国际投资包括本国的对外投资和本国接受的外国投资。外国投资是指外国投资者在资本输入国进行的投资，而境外投资或海外投资则是指资本输出国的投资者在国外进行的投资。因此，国际投资主要是相对于国内投资而言的。国际投资是指资本的跨国流动，它是国际资金流动的一种基本形式，也是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这种形势的出现，必然会有法律的制约，国际投资法的出现在若干年来，已经体现重要的效果，不同的观点同样也涉及到国际投资法的主体、对象、调整范围及其渊源。虽然国际投资法是调整国际私人直接投资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也是国际经济法的一个重要分支。
一、 投资法律制度的概论与特征
国际投资是国际间资金流动的一种重要形式，使投资者为获得一定经济效益而将其资本投向国外的一种经济活动。对特定国家来说，国际投资包括本国的对外投资和本国接受的外国投资。因此，外国投资是指外国投资者在资本输入国进行的投资，而境外投资或海外投资则是指资本输出国的投资者在国外进行的投资。
目前对于国际投资的概念的理解较为流行的有广义和狭义的分别，通常认为广义的国际投资包括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狭义的国际投资仅指国际间接投资。当然国际投资的种类也是这两类。
国际投资法是调整国际间私人直接投资关系的国内法规于国际法规的总称。据此，国际投资法的法律调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投资法仅调整国际私人投资关系。所谓私人投资关系，主要是指自然人、法人和民间组织、企业团体的海外投资。因此官方投资关系并不属于国际投资法的调整范围，所谓官方投资是政府间或国际间组织与国家间的资金融通关系。
2.国际投资仅调整条国际私人直接投资关系，不包括国际间接投资关系。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间接投资的区别，我在前述国际投资的种类中已经提到了。
3.国际投资法所调整的国际私人直接投资关系既包括国内关系，也包括国际关系。主要体现为私人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及其法人、个人间以及同本国政府间的关系，也包括东道国与投资者母国政府间的关系。
4.国际投资法的主体与国际经济法的主体相一致，包括国家政府、国际组织、自然人和法人，范围非常广泛。
社会经济生活是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关系集合体。一种社会关系只有经济立法调整社会国民经济利益关系的法律关系，才能有效稳定和发展这种社会关系。
二、际投资法的作用
当然，国际投资法作为调整投资关系的法律手段，国际投资法对于保护、鼓励和管制国际投资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保护国际投资的作用
国际投资对于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在国际投资中会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会危及投资的安全和风险，所以，无论资本输入国还是资本输出国均力图借助于法律手段，对国际投资予以有力的法律保护，以维持有力的投资环境，保证国际投资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促进国际经济的正常交往与合作。
这些法律保护措施一般是由资本输入国、资本输出国单独或共同采取的，属于政府保证的性质。
（二）鼓励国际投资的作用
法律对国际投资的保护，同时也是具有鼓励和促进国际投资的作用。在国际投资法中，有些法律制度是专门为鼓励外国投资而采用的，以使外国投资者可以获得较大的利益或便利。在各个国家这种现象是极为普遍的，当然，也对投资者带来的很好的收益。
直接鼓励国际投资的法律措施主要表现在国家给投资者提供了很多各种的优惠政策，例如税收优惠、财政优惠、行政优惠等等。这些有优惠措施主要规定了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的国内立法中，像发展中国家，例如向我们国家，对国外的投资者给于不同曾读上的优惠待遇，包括对外国企业给与减免所得税优惠，对外国投资企业生产所要进口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减免关税，允许外国投资企业加速折旧，允许合营企业中的外国投资者一方先行回收投资，对投资者给与投资补助金或低息贷款，简化外国人出入境和货物进出口手续，以及简化投资审批程序，等等，一般说来，税收优惠是各种优惠措施中的中心。各个国家之间缔结的避免双重征税的条约，对于鼓励国际投资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管理外国投资的作用
当然，外国投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如果对其采取放任的态度，或疏于管理，就会对资本输入国的经济发展乃至国际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如经济畸形发展，民族工业受损，经济命脉都到控制，环境受到污染，资源遭到破坏，等等，所以国际投资法管理外国投资的主要法律手段。
三、国际投资法的外资企业法律制度
外资法是指资本输入国制定的关于调整外国私人直接投资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依次为根据，我来简单的谈论中国。
当然，为了鼓励外商到中国投资，中国自1979年以来相继制定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一批外资法规，运用法律手段来调整和管理外国投资，根据这些法规建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立法体系的弊端使中国的外资立法存在的问题日渐显露，特别是国际投资法的最新发展更使中国的外资立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一）外资企业在中国的体现
早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自1980年以来，相继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省5个经济特区，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建立了沿海经济开放区，1990年又宣布在上海建立驱动经济开发区，形成了沿海开放地带。对外开放外围，正由南向被逐步推进，对外开放的深度，正由东向西纵深发展，已经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外引内联、东西相贯、南北并进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这么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不断改善和优化软硬投资环境，并逐步完善涉外经济立法和外资立法，例如，1986年的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任免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4月14日公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我国《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我国国家对外资企业进行管理和监督的法律依据，也是外国投资者来我国进行投资举办外资企业的法律保障。
根据我国《外国企业法》第2条规定，外资企业是指依照中国有关的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企业，不包括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因而，在外资政策和外资立法上，兼又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外资法的共同点，并具有中国特色：
1．持平等互利，确保中外双方权益。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坚持平等互利，是我国外资立法的基本方针。平等原则在外国投资关系上，表现了中外双方在法律上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等，在经济互利互惠，中外双方的合法权益同等的受到保护。
2．鼓励与限制相结合，重在鼓励与保护。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外资法对外资也是鼓励与限制相结合，但重在保护。我国法律关于保护外国投资者及其企业财产的安全、保障外国投资者原本及利润等的汇出、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合理解决投资争议等方面，都有较为详尽的明确规定。同时，在对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还规定了许多较为优厚的鼓励和优惠措施，如税收优惠、关税减免等。
3．适应国情，参照合理的国际惯例。我国的外资立法是我国国情出发，并以此为基点。同时，我国外资立法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法制以及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适当参照合理的国际惯例，是我国外资法在一些规定上和国际通行做法、国际商业管理趋于一致。
（二）外资企业的经营管理
外国投资者在我国的投资经营，会涉及到人、财、物、供、产、销等各个方面，由于各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国投资企业的经营活动条件的管理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国籍，倾向于采取国民待遇，既给与外国投资企业与当地企业同样的待遇，使其在同等的条件下进行各种经营活动。发展中国家对此一般有着某些限制，如果要求利用当地物资、产品出口，雇用当地人员等。尤其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要求是十分强烈的。计划经济国家则必须是外国投资企业与计划经济相协调，保证外国投资企业的正常的经营条件，使气象有足够的经营自主权。
1． 销业务管理
外国投资企业的物资采购和产品销售，使企业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直接关系着企业的生产和利润，因此，有些国家外资法对企业的购销活动进行必要的调控。
(1)物资采购
外国投资企业所需物资，包括机器设备、原材料、燃料、元器件、配套件、运输工具和办公用品等。物资的采购使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一部分，企业有权从国内或者国外市场购买。
国内采购。许多国家，包括某些发达国家，为了充分利用本国字，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和解决劳动就业等问题，注重以政策和法律手段促使外国投资企业尽可能的在当地购买所需物资，如优先利用和加工国内原料与自然资源、增加制造业计划中的当地成分、依靠本地供应等等。
例如，有的国家要求汽车工业达到一定的国产化比例。有的国家对外国投资企业给鱼的投资鼓励，往往是以生产中逐步增加采用当地材料、部件或者产品为条件，就例如，刚果投资法规定，在授予企业特惠制度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就是优先利用当地的原材料和一般利用当地产品。当然，在我国的外资法中也也有类似的规定，外国投资企业采购物资时，在同等条件下，应尽现在中国购买。
(2)国外采购。在上面谈到物资采购中提到的优先在当地采购物资的要求，一般是以当地物资与国外同类物资想必是，在品种、规格、质量等方面相同或者有竞争力为条件。意思就是国内市场无所需物资，或国内物资在品种、规格、质量等方面不符合要求或作价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外国投资企业则可以在国外购买，这是各国的通行规定。
2． 产品销售
外资投资企业产品，内销、外小的比例问题涉及到价格、运输、税收等等多方面的原因，不仅取决于国内外市场对某项产品的需求程度，而且涉及到异国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和对该国国际收支平行的影响。
(1)产品外销。鼓励外国企业出口创汇，是各国外资法的共同特点，我国外资法也鼓励创建产品出口型外商投资企业，鼓励企业多项国际市场销售产品，这不仅是解决企业外汇平行问题，也是歪了出事企业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当然产品的价格一般是由企业自行决定的。
(2)产品内销。国家鼓励外国投资企业的产品外销，但并非要求外资企业的产品必须去外销，有些国家规定合营企业产品首先应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如前苏联、古巴的法律就要这样的规定；有些国家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外资企业可以在国内时向销售其产品。我们的法律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如果属于技术先进产品或者能够代替进口的产品，也允许其在国内市场销售或与内销为主，即实行“以市场换技术”、“以产顶进”的政策，至于产品的内销比例，我们国家还没有明文的规定，只要求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自行平衡。
四、 海外投资及中国对海外投资的管理
海外私人直接投资的目的是追求比在国内投资更大的利润，但同时也是意味着海外投资比在国内投资具有更大的风险。对于资本输出国来讲，本国私人对外进行直接投资关系到本国国家里以及本国的经济发展，有必要采取以劣的政策措施和法律手段来鼓励并保护私人海外投资。从表面上看，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投资保护，二是投资鼓励，当然投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从立法上看，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法律制度不同于资本输入国的外国投资法律制度，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而是采用叫坟山的专门法律或一些法律中的某些规定，海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明显不同，甚至一国在不同的是企业可能推行不同的政策。
例如，“日本是个资源靠进口、产品靠外销的国家，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和加强对外经济关系，对日本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最初提出“贸易立国”方针，强调振兴出口是使日本经济走向繁荣的关键，而后又发展为“贸易——技术——对外投资”三位一体的立国方略。
（一）海外管理的措施
尽管海外投资活动对资本输出国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那是一种经济和商业的流失，但投资者出于追求最大利益的本能，其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并不是总以考虑祖国的利益为主，因此资本输出国必须对海外投资实行一些管制措施，以确保本国私人海外投资对本国的国际收自平衡和经济发展有利。
1．要求海外投资企业状况的公开
为了使政府、社会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对其经营情况进行监督，各国公司法、证卷法均要求股票上市公司披露情况，向政府和社会公布资产负债表及其他重要商业情报。
海外投资的公司大多是本国的股票上市公司，他们必须遵守本国的证卷发、公司法的规定。例如，根本美国联邦证卷发，公司发行上市证卷，必须分别向证卷交易委员会和证卷交易所注册，发行公司承担连续披露义务，即除在注册申报书披露有关信息资料外，还须按年度或季度提交财务报告。这样的措施和政策帮助了政府本国海外投资企业的经营状况。
2．止海外投资企业逃避税
当私人投资者在海外投资时，若不讲海外所获得的利润即使汇报本国，不仅会影响到投资者本国的国际收支，而且还会减少本国的财税收入，因此，如何防止海外投资企业逃避税，这是资本输出国管理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 法律措施
除了证卷法、公司法、税法的有关规定外，资本输出国其他一些法律度对于海外投资的管理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有些国家的反托斯法和反垄断法对海外投资者有着很严重的影响，例如，根据美国反托斯法，只要域外行为对美国商业产生不利效果，该法对在美国与外的行为也使用，这样。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美国公司同时在某外国进行投资建立新的公司，而该公司的生产与销售排除或限制了其他公司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就可能会受到反托斯法的追究。
进出口管制法对海外投资企业也具有管制作用也具有管理作用。有些国家基于国家安全理由，限制本国企业向某些特定国家出口某些高科技的产品或技术，这样，本国投资者在这些国家投资时就不得用关键技术作为出资，也不得向所投资的适用于该公司在第三国建立的子公司。向美国的出口管理就有上述限制。
外汇管理或政府的金融政策对海外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国家遇到国际收支平衡严重困难时，就会对海外直接投资以及海外投资贷款予以限制，如英国在二战后一段时间内曾采取了这种限制措施。现在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虽然相继取消了外汇管制，允许资本自由移动，但是也有可能有关国家出现国际收支困境时再度实施此种限制。
刑法对海外投资也有相当的影响。例如，1970年美国通过的外国贿赂行为法规定，任何人直接或间接贿赂外国政府官员均为违法。该法禁止美国公司将任何财产不计入其帐本或伪造账目，借以掩盖其从事活动的开支。如果投资者通过贿赂东道国政府官员而取得投资项目，可能受到东道国法律的制裁，而且也会受到美国法律的制裁。
（二）中国对海外投资的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积极引进和技术的同时，也有条件的允许国内企业进行对外投资。为使境外投资活动切实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我国先后颁布实施了一些法规与调整海外投资活动。
1． 境外投资企业的设立与撤销
申请设立境外投资企业，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经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设立，因为某些原因不能继续运行的项目应报原审核部门批准后予以撤销。
根据我国法规，国内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有资金（外汇）来源，具有一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能力及人才，均可申请设立境外投资企业。中方投资者须符合以下的条件：
（1） 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有固定的或经重新核准的经营范围、有一定的资金和经营规模；
（2） 在境外举办从事工程承包或劳务合作业务的企业，必须是由对外经贸部批准授予对外承包工程或劳务合作业务经营权的公司；
（3） 非经特殊批准，不得使用国家资金以个人名义在境外投资举办企业。
2． 境外投资企业的外汇管理
（1）外汇风险及外汇来源的事先审查
为了阻止投资者到外汇风险大的国家或地区去投资，确保资金的有效使用，同时，也是为了确保投资者有可靠的外汇自己来源，有经营境外企业的资金能力，国家规定外汇管理部门在海外投资项目审批前对投资风险和外汇资金的来源进行审查。审查所需要的材料包括境外投资所在国（地区）对国内投资的外汇管理情况和资料、投资外汇资金来源证明等，由拟投资者提供。外汇管理部门于30日内做出书面的审查结论。
（2）登记与投资外汇资金的汇出
为了便于外汇管理部门对境外投资者的外汇进行监督，国家规定，经批准在境外投资者，应当持有关材料想外汇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和投资外汇资金的汇出手续。
（3）外汇利润和资产的调回
境外投资者能否及时将投资利润汇回国内，涉及到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以及国家的财税收入等重大问题，各资本输出过都采取措施以保证海外投资者能及时将利润汇回国内，我国对此也作了规定。
（4）外汇优惠与外汇监管
A. 外汇优惠
为鼓励和扶植境外投资，我国规定，境内投资者从境外投资企业分得的利润或者其他外外汇收益，自该境外投资企业设立之日起5年内全额留成，5年后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计算留成。
但必须注意的是，投资者的留成外汇也必须按上述规定调回国内。
B.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督
境外投资也的年度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在当地会计年度终了后6个月内，尤其境内投资者想外汇管理部门报送。
违反了这些规定，情节严重的，外汇管理部门对境内投资者可处以人民币10万元以下的罚款。
3． 境外投资国有资产的管理
在我国境外投资主体中，国有企业占有主导地位，中方投资中国有资金占有较大的比重。东道国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使境外投资的国有资产的管理十分困难。
总而言之，在国际投资法的体系中，资本输入国的外国投资法制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我国要利用外资，发展我国的经济，必须借助法律手段对外资予以鼓励和保护，同时进行一定的管理的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专门调整外国私人直接投资关系的外国投资法得以产生和发展。各国外国投资法的立法体制不已，名称不同，特点各异，内容规定也不尽一致，主要包括关于外资的范围、刑事、条件、投资者的权利、对外资的保护和管制等。为了鼓励外商到中国投资，中国自1979年以来相继制定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一批外资法规，运用法律手段来调整和管理外国投资，根据这些法规建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立法体系的弊端是中国的外资立法存在的问题日渐显露，特别是国际投资法的最新发展更使中国的外资立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中国的外资立法必须进行适合的调整，中国的利用外资才会有更大的发展。
我国对境外投资企业的设立以及撤销，对外汇的管理、国有资产的管理有着严格的法规及制度。
㈥ 如何更好地完善中国对外投资的政策支持体系
1．尽快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法案，以法律性文件取代政策性文件，奠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的法律基础。中国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虽然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但是目前仍然缺乏一部纲领性的、权威性的法案，以便能够从整体上协调中国整体对外投资政策体系。发改委的《办法》和商务部的《规定》均是以国务院部门政策的形式出现，是一种行政管理政策，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其他境外投资相关规范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要保证中国“走出去” 战略能够健康发展，仅仅依靠行政法规是不够的，必须建立一部能够总体上指导对外直接投资的法案。这样才能够使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保证相关法律法规的统一性、协调性和权威性。
2．进一步明确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的职责划分，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高协调机构。从国务院对发改委、商务部“三定”（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分析，商务部在对外投资方面的主要职责更注重日常操作管理层面，国家发改委在对外投资方面的主要职责侧重于宏观资源配置。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发改委和商务部两个部门仍然存在界限不清，平行管理的问题。中国境外投资体系要想健康发展，必须进一步明确发改委、商务部的职责，建立更为清晰的管理体系。国家可以考虑成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管理委员会”，建立高度权威的综合协调管理机构，统一协调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决策和操作模式。
3．通过政府和服务性商业机构两种途径积极发展境外投资服务。境外投资服务,必须采取政府主导和积极发展服务性商业机构两种途径同时展开的办法。2004年8月，商务部和外交部联合发布了首批《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有利于更好地指导企业开展对外投资，防止境外盲目投资和自相竞争。商务部2004年12月还修正制定了《对外直接投资制度》。随着以上各种制度的推行和完善，必将对中国企业未来的境外投资行为产生积极指导意义。政府应该继续延续这种趋势，进一步细化完善境外投资服务方面的措施，除了自身更好地做好公共服务，加强为市场主体服务的精神，政府还应该积极鼓励境外投资服务性商业机构的发展。境外投资服务包括投资国环境调研分析、海外法律服务、财务服务和税务服务等多方面内容。
4．继续完善境外投资监管体系。可以预料，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未来将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跨国公司。这些公司的分支机构将遍布世界各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法规政策不仅应该鼓励企业走出去，还应该在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后的发展状况给予积极关注。2002年10月原外经贸部先后颁布的《境外投资联合年检暂行办法》和《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办法（试行）》，是目前中国正在实施的境外投资监管体系，正处于推广阶段，其效果还有待观察。未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监管应该是针对不同的投资主体，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例如，中央企业监管应该由国资委配合进行，建立内部风险控制机制；而对于民营企业，要着重防止投资移民、资本外逃和境外非法经营问题。在境外企业的监管问题上，相关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5．积极构建境外投资担保制度。对企业而言，境外投资的一个很大风险来自于政治风险。过去中国境外投资规模小，数量少，这方面碰到的问题很少，但是随着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规模和数量增长，必然要面对境外投资的政治风险问题。建立中国境外投资的担保制度,有助于消除企业海外经营的顾虑，促进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境外投资担保，是指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的境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证或保险。投资者从本国投资保险机构取得保险后,如因东道国发生政治风险,导致投资者遭受损失，国内保险机构负责承担补偿。中国首先应该逐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境外投资担保制度，同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以加强对企业境外投资行为的支持保护力度。
㈦ 如何建立与完善我国金融法的体系
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缺乏有效金融监管的条件；二是多元化监管主体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与合作；三是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资源与行业发展不匹配；四是金融监管缺乏科学的实务操作系统。建立有效金融监管体系的重点，一是建立与完善以监管当局、内控制度和行业自律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二是建立与完善以金融监管制度体系、金融监管信息系统、金融风险减震机制、金融风险预警系统、金融监管合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监管操作系统；三是培育以稳健的宏观经济环境、完善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有效的市场约束、完善的系统性保护性机制和金融问题高效处理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有效金融监管条件。 现阶段，我国已建立了中央银行、保监会、证监会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法律体系以及相应的指标体系和监测体系。但从实际运行的效果看，还存在着诸多缺陷，一是缺乏有效金融监管的条件；二是多元化监管主体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与合作；三是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技术）与行业发展不匹配；四是金融监管缺乏完善的实务操作系统 。鉴于此，笔者认为，建立我国有效金融监管体系的着眼点应放在以下几方面： 一、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 世界各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并没有统一模式，关键是实现金融监管的便利性、协调性和有效性。考虑到目前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还将持续一定时期，因此，我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建设应重点突出三大系统的建立与完善。 （一）完善监管当局的监管控制系统。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当局是由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共同构成的。从监管当局的结构状况看，除中央银行的监管资源基本与其监管对象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外，证监会目前只在各省会城市及其他个别城市设立了派出机构，其监管资源状况只能满足于对证券机构的市场准入监管和持续营业机构的非现场监测，还无力顾及到对其监管对象经营合规性、风险性的检查与评估。保监会在全国各地的派出机构更少，没有设立保险监管机构的地区，其对保险业的监管工作主要委托当地人民银行代理 ，由此造成对保险业的监管责权利脱节，监管质量与效率很低。对此，现阶段完善监管当局监控系统的重点，一是增设证监会、保监会的机构和人员，使其能单独完成或通过聘请中介机构共同完成对其监管对象的监管任务。二是建立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的分级联系制度，加强信息交流与技术合作，实现对有关金融机构的业务并表监管。三是各监管当局的总、分支机构之间要明确监管职权，各分支机构要在授权范围内，按统一标准行使监管职能。四是各级金融监管部门要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责任制，明确规定监管机构及其人员对监管对象存在的问题应查未查、应查出未查出、查出不报、不依法处罚、执法过错等行为所负的责任，以促使监管机构及其人员提高素质，规范行为。五是各监管当局要实行本外币业务、内外资机构、境内外机构、表内外业务的统一监管，扩大金融监管覆盖面。 考虑到加入WTO后，为有效解决混业经营条件下对金融机构的并表监管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借鉴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选择的实践，笔者认为，加入WTO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可供选择的改革模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模式：保持现有金融监管的制度结构，对于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交叉，可通过加强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来解决并表监管问题。在实践中还可以实行以一家监管机构为主的做法，来应付金融业务多样化的监管需要。世界上不少国家目前选择的是此类金融监管模式。 第二种模式：顺应混业经营统一并表监管的需要，成立一家超级金融监管机构，从而独自、全面、有效地对业务广泛的金融机构的整体情况加以监控。这是现阶段金融监管体制选择的新趋势。 第三种模式：打破现有的制度结构，在不成立统一的超级金融监管机构的情况下，按照金融监管的目标设立几个监管部门，各部门从各自的目标出发有权审视各家金融机构，组成矩阵式的监管模式。目前，这种监管模式只是一种理论模型，尚未进入实践阶段。 从上述三种模式比较看，第一种缺陷越来越明显。第二种模式虽然有利但对基础设施的要求很高。第三种尚需实践检验。因此，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应分两步走。第一步：考虑到国内的信用评级和外部审计尚未达到一定的水平，金融监管的基础设施等还跟不上，现阶段仍应坚持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重点是改善金融监管的基础条件，加强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与合作，以实现综合监管。第二步：根据国际金融新趋势，结合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混业经营对金融监管的新要求，我国的金融监管应逐步走向泥业经营、统一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在向混业模式的过渡中，待条件成熟时，可将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职能与金融监管职能分离，将人民银行的监管部门、证监会、保监会合并成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当局，负责对所有金融机构及其业务的监管，监管当局可按行政区划设立分支机构，各分支机构负责对辖内所有金融机构及其业务的监督管理。 二）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系统。从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演变的过程看，金融监管大致经历了行政手段控制为主、标准化指标控制为主、内部模型法控制为主、预先承诺控制为主等几个阶段。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对金融机构内控机制要求也更加严密。现阶段的重点为，一是合理设置内控机构。各金融机构都要建立与本系统业务发展相适应的内部审计部门或稽核部门，并具有相对独立性、超脱性和权威性。可选择在系统内部设立跨地区的监管分局、稽核中心或特派员办事处，消除或减少被查单位对检查部门及其人员的行为制约。二是充实改善内控设施。金融机构建立内控系统网络和相对集中的数据处理中心，一方面改善内部控制的非现场监测条件，运用系统网络观测各经营机构的财务、资产等业务指标变化情况；另一方面能有效防止或减少基层行乱调帐、乱改账等违规行为的发生。三是修改完善内控制度。内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各金融机构都要适时根据其业务发展和环境变化不断修改完善内控制度，以动态适应其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对风险控制的需要。 （三）建立金融同业自律控制系统。从世界各国金融同业自律制度建设的实践看，同业公会（或协会）是适应金融业行业保护、行业协调与行业监管的需要，自发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结合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状，建议：一是在监管当局的鼓励、指导以及社会舆论的倡导下，在自发、自愿的基础上建立金融业同业公会。可根据金融机构的不同类型、不同地区建立不同的金融业同业公会，并提倡在此基础上形成全国金融业同业公会的联系机制。二是赋予金融业同业公会具有行业保护、行业协调、行业监管、行业合作与交流等职能。 从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操作系统的建设看，其构成要素大致包括金融监管制度、金融监管设施、金融监管手段、金融监管队伍等内容。从我国的现状看，其完善重点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完善金融监管制度体系。金融监管制度是金融机构行为规范的准则，是金融监管部门及其人员借以判断和约束被监管对象行为的依据和手段。因此，金融监管制度的适用性与完善程度，直接影响金融监管的效果。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我们虽然在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持续营业和市场退出各个环节都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但这些制度的建立与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一是部分制度条款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制度落实缺乏必要的监督约束机制；三是有关制度的执行，缺乏配套政策。对此，考虑到加入WTO对金融监管提出的新要求，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重点应突出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监管制度。一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监管指标体系，逐步统一内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二是适当提高资本充足标准，建立有效的金融机构资本金补充机制；三是要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各级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权利、责任和手段；四是要建立与金融机构资产分类相对应的呆坏账准备金制度；五是建立对金融机构统一的资信评估制度；六是建立完备的市场风险控制制度。 （二）构建金融监管信息系统。我国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尚处于一种分割、低效、失真状态。一是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信息系统分割，不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二是监管信息定时报送制度，使得金融监管信息的收集效率很低；三是金融机构报送数据存在人为调整，使得金融监管信息失真。由此造成监管部门不能及时发现是否出现了正常金融机构正在向有问题金融机构转化，是否出现了有问题金融机构向危机金融机构转化，是否出现了危机机构的风险向系统内扩散，从而降低了金融监管的质量和效率。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加快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的网络化建设，一是要加快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监管信息的网络化建设，实现系统内部业务发展与监管信息同步反馈。二是加快监管当局的监管信息网络化建设，改善信息传递方式和速度，创造条件实现监管部门与监管对象业务系统的信息联网，使金融机构的原始信息真实反映到监管部门，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以动态观察与分析监管对象经营活动的合规性和风险情况。三是加快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信息网络建设，以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三）建立金融风险减震机制。考虑到加入WTO后，随着我国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逐步放开，会增加国际金融风险向国内传导的途径。对此，我们有必要建立缓和国际金融风险冲击的减震机制。（1）保持适度的国际储备标准。借鉴国外经验，我国保持适度的国际储备可依据下列参考标准：一是外汇储备支持外贸进口的时间最低不能少于3个月的进口需求；二是外汇储备与外债总额之比不能低于30％；三是外汇储备与短期债务之比不能低于100％；四是外债与GDP之比不能超过50％；五是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应控制在-5％-0％之间；六是外国直接投资加经常项目盈余与GDP之比应控制在-2.5％-5％之间。（2）适度调整汇率制度。借鉴世界各国汇率制度选择的成功经验，加入WTO后，我国应适当调整，适当加大汇率的浮动幅度，适当放开结售汇限制，避免外汇过多地集中于中央银行，迫使央行扩大基础货币投放。随着商业银行、企业、居民持汇量的增加，要逐步培育与发展我国的金融衍生市场，为规避汇率波动风险创造条件。
㈧ 中国海外投资保护法律体系的建构
法律分析：中国海外投资保护法律体系的建构：以本国和投资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国际公约和区域多边规则共同构成了海外投资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则体系，形成保护框架的依据与准绳。以法律规则为基础，以三支力量（政府力量、多边组织力量、民间力量）为支撑，多种权益保护工具协调运用。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第三条 国家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鼓励外国投资者依法在中国境内投资。
国家实行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建立和完善外商投资促进机制，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四条 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前款所称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在投资准入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所称负面清单，是指国家规定在特定领域对外商投资实施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国家对负面清单之外的外商投资，给予国民待遇。
负面清单由国务院发布或者批准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对外国投资者准入待遇有更优惠规定的，可以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㈨ 如何完善我国经济法体系
首先，国家作为经济法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者，其在经济法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之经济法作为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决定了通过国家力量促使经济法摆脱上述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法制低效率状态，是经济法创新和发展的基本思路。因此，促使国家机关尤其是国家权力机关承认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至关重要。
其次，上述经济法产生之初形成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的一个主观原因，是政府在信息不完全（如经济体制改革信息不完全，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体制信息不完全）基础上构造了经济法制度，所以在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加强对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经济法的理论研究，特别是从部门法名义上明确经济法这一独立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方法、体系的基本制度和规范，并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分析法）和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方法）创立符合经济学和法学规律的全新经济法范畴，对于国家抛弃经济法体系中低效率制度，保留和借鉴好的制度，并理性地进行经济法的制度创新，至关重要。
再次，虽然上述加强中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学习，是经济法摆脱路径依赖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法因其强烈的政府性特征，而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巩固和扩张自身权力并谋取部门利益的工具。所以在政治体制特别是立法体制上，打破利益集团对经济法制度创新的干扰，推动经济法从传统的经济行政法模式下的“恶性循环”中彻底解放出来，又是摆脱经济法对行政法和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重要途径。必须强调，如果我们假定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市场的基本途径是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而且干预市场的基本方法以体现经济规律的法律手段为主，以体现行政规律的法律手段为辅；那么将国家干预市场的法律等同于经济行政法的主张，将导致中国经济法“穿新鞋”、“走老路”。
最后，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经济法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它较之诱致性制度变迁为基本特征的民商法，前者制度创新、设计和实施成本较之后者要高。为此将降低中国经济法制度变迁成本，作为经济法制度创新的一个关键环节。从经济法的制度和实施方面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现有的依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为依据构成的庞大中国经济法体系进行消肿，以反映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律规律的新经济法制度体系（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的更高收益，来抵销经济法采取经济行政法和经济政策模式的旧经济法制度体系被废除而失去的利益，推进经济法制度的创新。而且，要按照公法私法化的思路，改造传统的以公法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法，并用公法和私法兼容的法律技术将中国经济法改造成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的、兼顾市民社会利益和政治国家利益并集中体现社会利益的社会法。
首先，公有制和政府运用经济和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强有力干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的核心内容，由此产生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从而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当前中国市场制度变迁的主导模式。与此相适应，中国也走上了政府推进法治的发展轨道，因为中国法治本土资源的贫乏，决定我们只能更多地借助学习手段、借助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手段，而无法更多地借助于传统。这也是一种近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其中，以政府依法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经济法，是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按照中国立法机关的最新观点，“我国的法律体系划分为7个法律部门比较合适，这7个部分是：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每类法律部门中又包括若干子部门，有些子部门下面还可进一步划分。这种划分，能够比较清楚地反映各类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既易于把各个法律部门区分开，又使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合乎逻辑，并且符合我国现有法律和将要制定的法律的状况”。（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其中，“经济法是调整因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经济法大体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计划、财政、税务、金融、审计、统计、物价、技术监督、工商管理、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等方面的法律”。（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可见，经济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与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门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已成定论。
其次，公有制和政府干预，是以政府协调经济关系为基本宗旨的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一方面，这一基础强大于以私有制（非公有制）和市民自治为其基本经济和政治基础的私法即民商法，从而中国经济法强大于中国民商法的现实力量，决定了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市民社会所需要的民商法（私法）制度，必须以中国经济法为其发展的基本“制度环境”。那种限制和排斥经济法的民商法发展策略，将走上中国民商法失去自己生存制度环境的艰难之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定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和多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与更多亲合力的经济法，必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核心内容。从而那种用传统民法和行政法取代经济法的自由主义法学主张，将导致中国市场经济失去社会主义的法律基础，因而绝不会得到中国立法部门的采信。
最后，虽然中国经济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律制度，但对其中国特色之意要一分为二。一方面，中国经济法制度创新是一种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并决定经济发展道路这一实际出发的现实法律选择，所以中国经济法要立足中国实际并切忌照搬建立在私有制和多党执政背景条件下的外国经济法模式（如中国企业法中的反摊派制度，中国反垄断法中的反行政垄断制度的设计，不能局限于外国立法模式），从而中国经济法制度及其理论，较之中国民商法制度及其理论，前者具有更大的挑战和创新压力，并在此压力基础上形成更伟大的且对世界法学有特殊贡献的市场法律制度创新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法中浓厚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色，较之具有浓厚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特色的西方国家民商法以及模仿而成的中国民商法，虽然前者具有实事求是方面的巨大优势，但是中国经济法中具有的中国特色中的一些带有有悖市场经济规律的旧体制、旧文化、旧传统，如果不倍加注意克服，则中国经济法就可能成为落入实用主义俗套，进而成为承认并保护旧体制和传统的落后之法。为此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及理论创新，较之中国民商法的制度及理论建设，前者的革命意义远远超过后者。
“路径依赖”：中国经济法发展的障碍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上述中国经济法的中国特色及其意义（尤其是消极意义），还根源于中国经济法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1979年为时间标志）开始的制度创新中的“路径依赖”。依诺斯教授的观点，路径依赖的核心内容是，当人们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正确的，那么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之；反之，则可能顺着最初选择的错误路径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除非借助强有力的外力推进，否则人们要想选择新的制度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注：参见诺斯著《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和原因》一文，转引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据此，应该正视，经济法（这里特指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因下述典型的路径依赖导致的一些低效率的“锁定状态”：
其一，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制约，中国经济法不可避免对民法产生了“路径依赖”，如经济法理论将属于民法调整对象范畴的横向经济关系，也纳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围，并用民法范畴构造经济法范畴，许多民法制度（如合同制度）成为经济法制度，由此产生了“纵横统一说”大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民事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而至今在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因过分强调市场主体自律管理（如合同管理）而屡屡出现的“一放就乱”，就是市场管理法的无效率的典型。
其二，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变迁模式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对行政法产生“路径依赖”，如经济法将行政法所反映的行政手段作为调整经济关系的主要手段，由此产生了“经济行政法说”或曰“学科经济法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如企业经济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至今的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过分强调政府规制而屡屡出现的“一统就死”也是市场管理法无效率的典型。
其三，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党政难分和政企难分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产生对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如把经济法成为党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同义语即典型的政策法，由此产生了在“经济管理法说”或“政府干预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的政策混同于法律的失败现象，而政府依法调控经济活动中屡屡出现的令行不禁止的失控现象，即为宏观调控法无效率之典型。
上述中国经济法的“路径依赖”之所以谓之有悖经济和法律规律的失败现象，主要是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畴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调整对象的混淆所产生的体系混乱，以及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调整方法混淆所产生的方法混乱的角度观察，从而使经济法因在法律体系和规范构建上过分依赖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而失去其独立法律部门的特色。任其发展，不仅政府在协调市场经济关系过程中难以走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和“令行不禁止”的恶性循环，而且经济法将锁定在非部门法的法制低效率的学科经济法状态之中，而这一低效率的状态至今是困扰中国经济法发展的最大障碍。
就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法的变迁而言，如前所述，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推动，从经济政策到经济法律手段，逐步实现经济行为的规则化和制度化，这一过程，典型地说明了经济政策、经济法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以致于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将经济法误解为“经济政策法”。虽然这一误解有悖法学和法律规律，但它却是经济法之“中国特色”的一个真实写照，进而使富有法治传统的国外法学家也感慨“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改革的政策中认识中国经济法的法律实质”，并产生了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就经济体制改革中重大事项共同作出的规定，也曾被视为法律渊源的中国法理论和实践独有现象。
如前所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目标是双元的，即同时实现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最大化。因此，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下，政治目标往往支配着经济目标，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往往导致财政收入的降低、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政府权威的下降和扩散、原有经济部分的增长困难等等，最终导致政府收缩权力或出现激进式改革，并由此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国有企业亏损、屡改不善等问题，又如在法律领域中，则出现了通过各种手段逃避法律调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以及贪污腐败现象。此点，也是导致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的一个主要制度原因。
我们认为，导致上述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状态的一个法律方面的近因，是中国经济法创建之初错误地选择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路径，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锁定在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低效率状态之中。从而中国经济法摆脱传统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模式的困扰并谋求自己独立的新发展，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认真分析上述经济法路径依赖的产生根源，是摆脱中国经济法发展道路上重大理论和实践障碍的基本前提。
㈩ 2011年 法律体系的完善
国内本来有五大政府各部门发的全牌照的资信评级机构，分别为中诚信国际，联合资信，大公国际，上海远东资信，上海新世纪评级。上海远东和新世纪市场份额很小，只有市场不到5%的份额，而上海远东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退出了评级市场。现在资本市场评级业务只剩下四家了，中诚信，联合，大公瓜分了资本市场95%以上的份额，上海新世纪基本忽略不计，市场影响力非常小。目前来看，联合资信占据评级市场一半以上的业务，为国内最大的评级机构。
像国内这些央企，地方企业还是民企之类的企业，包括银行，城商行，保险公司之类的金融机构，如果他们要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就是说发行固定收益债券的话，国家规定必须进行评级，评级的后的结果级别表示这些企业在债券到期后的偿付能力，像国家电网发行短融就是由联合资信评级的，建设银行发行次级债也是由联合资信评级的，这两个企业都是最高等级AAA级，表明它们的抗风险能力最高，偿付能力最强，投资买固定收益债券的机构不用担心。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看中国政府不开放这块市场，它们只有曲线进入国内市场，只能以参股的方式进入，像穆迪参股中诚信49%的股份，惠誉参股联合资信49%的股份，只有标普正在与另外两家谈参股的事宜。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日前表示，目前我国金融体系已经开始了结构性的转型，从间接融资占绝对主导地位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均衡的方向演进。
祁斌在上海市期货同业公会、上海证券同业工会和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主办的“投资中国——2007上海证券期货国际论坛”上表示，促进金融体系的平稳转型，推动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第一要继续推进基础性建设，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推动金融创新，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有效化解金融风险。应加快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债券等在内的市场发展，完善资本市场结构。推动上市公司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做大做强，提高国际竞争力，同时应强化各种金融风险和外部冲击的快速决策和反应机制，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第二是要推动相关制度的变革和建设，为资本市场的建设创造有利的基础。特别是要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机制，推动信用体系和诚信文化的建设，为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第三要加强监管的有效性，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的边界，进一步构建市场化导向的创新体系的建设，逐步构建市场化导向的创新机制。同时要充分发挥交易所和自律监管功能，逐步完善市场的自我约束机制，形成高效的多层次监管体系。完善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和提高执法效率，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推动资本市场法律体系的建设，完善快速反应机制，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制止。提高违规成本，建立有效的体系。第四，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稳步对外开放，增强我国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祁斌说，近年来，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使得直接融资比例稳步上升，有效地改善了我国的金融结构，分散了金融系统风险，中国金融体系开始了结构性的转型。2006年资本市场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例为22%，截至2007年9月底，这个比例超过30%。
他认为，目前资本市场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第一，资本市场结构失衡，资本市场的约束化机制不足，市场主体需要进一步培育。第二、宏观经济和国际市场的变化对市场的影响日益增加。第三，银行存款分流现象是我国金融体系结构性转型的开始，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并将成为一个长期趋势。但也对监管体制和金融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第四个挑战是随着经济发展全球化进程，金融活动的全球化特征更加凸现，我国金融体系面临着全球竞争的趋势不可避免。
中国金融体系如何走出困局
据《中国投资》报道，2004年在宏观调控情况下，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发展趋势，但是证券市场走势却出现了严重的背离。以银行和资本市场为主体的金融体系运行效率低，金融资源浪费严重，直接融资内部机制失调，多层次市场发展滞后等多种问题，尤其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长期严重失调，导致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加剧了金融体系风险的积聚。
在重筑金融体系中，银行和资本市场各应扮演什么角色？中国金融体系战略究竟应该选择银行主导，还是资本市场主导？银行业为建立与资本市场相匹配的经营体系，在经营方式上应选择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2005年1月1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多位国内知名专家提出了破解金融体系谜题的思路。
银行主导还是市场主导——中国金融体系的战略选择
从世界各国金融发展的历程来看，金融体制的选择和金融业的发达程度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与现代科学技术共同构成现代经济的核心推动力，并成为国际竞争的新趋势。各国金融体系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其典型国家如德国、日本；另一类是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其典型国家如美国、英国。
从理论研究上看，很难得出哪一个金融体系更优的结论，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建立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金融体系。对中国而言，如何构建一个既能推动经济增长、有效配置资源，又能平滑经济波动，合理分散风险，同时还能够使居民分享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的金融体系，不仅关系到中国能否在未来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且也关系到中国能否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保持竞争的优势。
刚刚调任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的谢平认为，银行与资本市场谁是金融体系的核心并不重要，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绝对是互补的。一个国家只有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的阶段后，才可能慢慢发展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这也是为什么英、美发达国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也是银行主导型，只是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才建立了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从投资者个人来说，只有其财富达到一定程度，才会想到把自己财富的多大比例投资在股票市场，另一部分进入银行；如果个人财富很少，他只需要到银行储蓄就够了。而目前的数据还不足以证明，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哪一种金融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北京银行副行长赵瑞安坚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商业银行在中国金融体系中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所暴露的问题也比较多，其发展需要商业银行体系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发挥作用是客观的和必然的。银行聚集了大量社会资金，具有能力和实力促进经济的发展。从社会资金需求来看，金融机构具有便利、有效的融资方式，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注入资金。从消费者的金融习惯来看，中华民族具有节俭的传统，因此大量资金聚集在银行也是一个客观的必然。
但商业银行目前面临着治理结构不完善、资本充足率低和不良资产规模过大的问题，而解决这三大问题最好的场所就是资本市场。对于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推动其在资本市场上公开发行上市，已成为众多商业银行的战略选择。此外，资本市场还为商业银行提供了补充资本金最有效的渠道——通过发行长期次级债务和股票可以使商业银行在短期内补充巨大的资本。资本市场是商业银行改革和未来业务创新的重要平台，而银行对资本市场的介入，对于保证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着政府隐性担保的商业银行进入资本市场，首先就会为广大的投资者带来巨大的信心支持。
国内三大评级机构说得就是中诚信国际，联合资信，大公国际，这三家为国内三大评级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