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州农村投资

⑴ 关于运城的经济问题

运城市经济形势看好问题不容忽视
今年前三季度，我市经济继续在高位运行，且呈逐步加快之势。1月—9月，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99.1亿元，增长速度比去年同期高出1.4个百分点，比全国高出4.1个百分点，比全省高出3.2个百分点，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

1.一产平稳增长，二产高位运行，三产较快发展。前三季度，我市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47.5亿元，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223.1亿元，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28.6亿元。

2.工业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引擎。前三季度，我市实现全部工业增加值223.1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168.8亿元，以四大方阵为主的大企业大集团共实现工业增加值131.6亿元，以有色金属冶炼、黑色金属冶炼、炼焦业为主的三大行业共实现工业增加值123.2亿元。全市重点监控的工业产品产量大部分保持平稳增长。

3.产业结构继续向第二产业倾斜，第二产业的主导地位越来越突出。前三季度，我市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中所占比重为55.9%，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11.9%和32.2%，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4.投资较快增长，消费稳中趋旺，进出口平稳增长，三大需求共同拉动经济较快发展。前三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14.2亿元。全市房地产业投资完成11.8亿元，增幅较去年同期回落26.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住房、汽车、旅游、购物、休闲娱乐等为主的消费亮点升温，消费市场趋旺。1月—9月，全市累计实现进出口总额56147万美元。

5.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均较快增长。前三季度，我市实现财政总收入54.7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999元，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174.9元，在岗职工平均工资8672元。

6.县域经济全面增长。前三季度，我市13个县(市、区)经济全面增长，其中，增速在10%以上的有7个县、市，分别是河津、永济、垣曲、稷山、新绛、临猗、万荣。

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前三季度，尽管我市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质量提高，但存在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既影响到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又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加。二是农产品缺乏销售市场，抑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三是畜牧业整体效益下滑，影响农民牧业收入增加。四是资金、运输等瓶颈约束比较突出。五是能源、原材料购进价格还比较高，既加大了企业生产成本，又造成企业流动资金短缺。

对加快经济发展的建议

下一阶段，我市应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国家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在巩固成果、防止反弹的同时，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变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为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变粗放式经营为集约式经营。要切实把着力点放在产品结构调整上，加快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型产业规模化；要通过深化提高、采用高新实用技术、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等手段，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来源：国家商务部网站

⑵ 温州的简介！

温州市位于浙江省东南部,北纬27*03'一28*36',东经119*37'一121*18',面积11784.00平方千米,人口771.99万,,辖鹿城,龙湾,瓯海3区及瑞安,乐清2县级市和洞头,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6县.以气候温和而得名,年平均温度16.10度一18.20度,年均降水量1500一1900毫米,交通有金温铁路,104国道纵贯南北,有沈海,温丽,诸永高速公路,有瑞东,分泰,文泰,仙清,岱青,南霞,温强等公路干线,温州港是全国20个主枢钮港之一,温州机场航空线通全国主要城市,,温州市旅游资源丰富有雁荡山,百丈湀一飞云湖,喃渓江等国家风景名胜区.
主要风景:
雁荡山,百丈湀一飞云湖,楠溪江,泽雅,寨寮溪,九峰,滨海一玉苍山,洞头列岛,乌岩岭,瑶溪,仙岩,玉海楼,承天氡泉,圣井山石殿.
土特产品
瓯桔,瓯绣,瓯塑,皮革制品,芦笋,蛎蟥,毛峰茶,雁荡香鱼,磐石灰鹅,芝湾蝤蛑,鱼粉,虾米,杨梅,红柿,香柚,板栗,竹丝画帘,明矾石,髙岭土,花岗石,珍眉茶,甜橙,四季柚,南田雪梨,白毫茶,黄汤茶,茗眉茶.

⑶ 晋商的育才文化是怎样的

晋商从贫穷落后的乡村陆陆续续走出来，身后是站在黄土高坡上送行的亲人，唱着凄楚的民歌“走西口”。这是电视剧在人们心中留下的粗浅印象。其实，山西商人从明初就开始背井离乡做边贸生意。那时，谁曾料想他们能成“大器局”。正是这群普普通通的庄稼汉开创了“万里茶路”、“百年票号”及海内最富的五百年商业辉煌。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就是“育才文化”。

<1> 以商养儒 兴基础教育

晋商在创业之初是靠勤劳而致富的，他们很快就悟出一个道理：要成就大事业， 仅仅依靠勤劳节俭是远远不够的，必需广纳贤良和培育人才。

晋商的人才战略是分两步棋走的：第一步是“纳才”。招纳家乡初通文墨的子弟 “学生意”，称为“学徒”或“小伙计”，包吃包住培养三年，然后择优录用。第二步是“育才”。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十年九旱，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那有余钱供子弟读书。

晋商却以其惊人的胆略和超人的智慧，横跨欧亚，飘洋过海，在日本的东京、横滨、神户、大阪；朝鲜的新义州、仁川；俄罗斯的莫斯科、彼得堡等地开设山西合盛元银行xx支店，堂堂正正的挂牌营业，赚取洋人的钱财，为中国人争了光。合盛元银行不仅为留学生和海外侨胞提供了汇兑方便和优待而且维护了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民族尊严；不仅开创了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新纪元，而且在世人面前充分展示了晋商的雄才大略。合盛元银行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家国际化的银行 。

<4> 文脉延绵 促社会教育

由于外资入侵和官僚资本的重重挤压，连年战乱和兵匪掠抢等不可抗拒的原因所致，晋商五百年鼎盛春秋大势已去，经济实力整体衰弱了，大多数商号关门息业了。但是他们精心培育的人还在活动，文脉还在延续，被迫分流到社会各界的人仍然发挥着他们的专业技术和才能。

山西商人素有跨国经商和海外游学的经历，使他们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洞明了世事，认识道中国被动挨打的原因是政局腐败和科技落后。为了复兴家业，为了振兴中华，那些受过良好家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晋商后裔并未因商运衰败而一蹶不振。

他们不惜倾家荡产弃商从教，甘为人梯。如榆次常赞春曾就读于京师大学堂，获文学学士学位，他弃商从教，专心致志在山西大学文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执教。常乃德北京高等师范史地科毕业，后赴日本留学，归国后历任燕京大学、山西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他们有的放弃高官厚禄，甘守清贫，致力于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

如：祁县渠本翘曾任大清驻日本横滨领事，不久便弃政归国。他一面投资民族工业，与乔雨亭创建双福火柴公司，投资运筹同蒲铁路建设，参与保矿斗争从英国商人手中夺回矿权。同时与各界人士筹办山西保晋矿务有限公司，自己开采煤铁矿；一面创办新式学校，筹资扩建“昭馀”书院，改革旧式教育。为培育科技人才，特从北洋大学堂聘请英语教师，从山西大学堂聘请数学、物理、化学教师。如：渠晋山在祁县城内创办“亮新”小学校，开设国文、英语、算术、音乐、美术、体育等新课程。

人才辈出的榆次常氏家族，以教育求启迪民智、以振兴实业求富国之途。常望春、常麟书、常赞春等有识之士先后创办“笃初”学堂、“笃初”中学堂、“知耻”女校，为山西第一所私立中学堂和第一所私立女子学校。为了激励学生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榆次常家“笃初学堂”还自编了爱国历史、地理教材。此时，晋商的育才“观念” ，育才 “宗旨”，育才“方法”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打破了单纯“以商养儒、以儒兴商 ”的传统理念，由单纯“为振兴商业而育才 ”的办学宗旨，升华为“为振兴民族、挽救中华而育才”的宏图大志。

与此同时，一大批学贯中西的晋商后裔摒弃了狭隘的乡土观念，在全国各地投资兴办近代教育。为了革除传统教育的弊病，他们纷纷将家庭学馆改为新式学堂；积极与名人学者合作办学；引进新学科、开设新课程，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如：山西蒲州盐商王氏的后代在天津开办“中和烟店”，专营兰州青黄丝烟，历时350余年，誉为“天津八大家”之一，其后人王奎章是著名南开学校的创始者之一。1904年在张伯苓的倡导下，王奎章将其家庭学馆与严氏学馆合并，创建了南开学校，第一届招收学生仅有96名，其中有著名教育家梅贻琦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无数爱国晋商子弟投笔从戎、弃商抗战。如：著名银行家贾继英精心培育的金融人才贾汝瑜，以财经督导员的身份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第一兵团转战新疆伊宁、新源、绥定等30多个州县。一边接管国民党的银行，一边组建地方人民银行和实施新的金融体制，使新疆货币局面很快得到平稳。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各地科技、教育、工商、金融、财贸系统工作人员中，许多人来自晋商字号。

晋商利用经济杠杆不断地撬动历史车轮前进，他们精心培育的人才已经改变了中国社会。晋商不仅在世界商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同时晋商培育的人才对于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发挥过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⑷ 温州龙湾区都有什么镇

截止2019年，温州龙湾区没有镇，龙湾区辖10个街道：永中街道、永兴街道、海滨街道、蒲州街道、海城街道、状元街道、瑶溪街道、沙城街道、天河街道、星海街道。

1、永中街道

永中街道位于温州市区东部瓯江下游南岸，是龙湾区政府所在地，紧靠温州龙湾国际机场机场和龙湾万吨码头，机场大道、永强大道、瓯海大道、温州大道等贯穿全境。

2、沙城街道

沙城街道是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下辖街道。沙城街道位于龙湾区中部，背靠大罗山，东濒东海。北连永兴，南接天河，交通极为便利，地处温州市城郊结合带。办事处驻驻永强大道。

3、天河街道

天河街道位于温州市龙湾区的南部，北与沙城镇接壤，南邻海城街道，东连星海街道。天河街道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民用电器生产基地。

4、状元街道

状元街道是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下辖街道，位于龙湾区西部，瓯江下游南岸。面积14.15平方千米，辖状元、龙腾、龙泽3个居民区（社区），状元桥、横街、御史桥、山西岙、三郎桥、西台、甘岙、大岙溪、响动岩、石坦10个行政村。

5、星海街道

星海街道成立于2011年4月，以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现有滨海园区边界范围和常住人口组建而成，东起滨海塘河中心线，南自纬十路南侧经三支路西侧、公园路南侧路（天河段）起，西至滨海大道西侧，北止滨海一路北侧、滨海三道东侧、滨海六路北侧，总面积14.9平方公里。

⑸ 运城的经济

运城市按照“一产调优，二产调强，三产调大”的发展思路，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优势产业集群：一是重型卡车、农用车、商用挂车、动车机车等现代装备制造产业；二是电解铝、氧化铝、金属镁等铝镁深加工产业；三是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农产品加工产业；四是盐化工、日用化工、煤化工、焦化、医药化工等新型化工产业；五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技术产业。运城市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140.1亿元，比上年增长9.2%；财政总收入完成91.1亿元，比上年增长13.8%；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08.9亿元，增长22.0%；三大产业比重为17.2:44.3:38.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1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198元。
2014年，运城市实现生产总值1201.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财政总收入完成101.7亿元，增长11.4%。公共财政预算支出238.9亿元，增长4.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697万元，比上年增加1227元，增长9.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226万元，比上年增加1818元，增长8.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125元，比上年增加840元，增长11.5%。 “嫘祖养蚕”、“后稷稼穑”、“舜耕历山”等与农业有关的传说均发生在运城。四、五千年以前，河东先民已掌握了种植高粱的技术，开中国高粱栽培之先河。三千多年前，已有劳动人民在黄河、汾河谷地建立了农业据点。新中国成立后，运城一直是重要的麦棉基地。辖区13个县市中的11个被列为山西省商品粮基地县，六个被确定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两个被列为国家商品棉基地县，运城被称为“山西的乌克兰”。运城的农业形成了果、畜、菜、粮、棉五大主导产业。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发展到232家，其中，粟海、忠民、新绛蔬菜产业集团等企业跨入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运城久负盛名的十大特色农产品：冬小麦、棉花、苹果、板枣、王过酥梨、绛县山楂、蒲州柿子、临晋酱玉瓜、万荣大黄牛、黄河鲤鱼。
运城市2013年农作物种植面积801.7千公顷，比上年增长1.2%。其中，粮食种植面积686.4千公顷，增长2.9%；棉花种植面积21.4千公顷，下降35.2%；油料种植面积11.2千公顷，增长2.6%；蔬菜种植面积57.6千公顷，增长0.5%；果园面积158.8千公顷，增长7.2%。全年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为366.2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4.6%。其中，农业产值282.8亿元，增长3.9%；林业产值5.3亿元，增长15.7%；牧业产值51.7亿元，增长5.8%；渔业产值2.4亿元，增长15.1%；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23.9亿元，增长5.5%。 2014年，运城市粮食播种面积990.4万亩，粮食总产量31.6亿公斤，比2013年增长1.6%。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为394.8亿元，比2013年增长5%。 2013年，运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552.1亿元；货物进出口总额完成174567万美元，其中出口完成48257万美元，进口完成126310万美元。接待国内游客2889.4万人次，其中接待入境客者17.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12.6亿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1507.3亿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829.2亿元。证券市场各类证券成交额329.8亿元。年末全市共有保险公司30家，全年保费收入45.5亿元。零售业完成430.3亿元，批发业完成61.8亿元，住宿餐饮业完成60.0亿元。
2014年，运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620.3亿元，比上年增长12.3%。旅游总收入268.8亿元，增长26.4%。外贸进出口总额15亿美元，同比下降14.2%。
图册部分图片来源

⑹ 晋商是怎么衰落的

晋商曾在明清商界驰骋长达5个多世纪，足迹不仅遍布中国大陆,而且远涉蒙古、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地，甚至垄断了对这些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他们经营项目广泛，尤以金融业名震海内外，几乎垄断了全国的金融汇兑，山西票号被称为“汇通天下”，山西票商被誉为“第一商人”。

然而，由于晋商本身寄生于封建社会的衰弱病体上，加之自身的软弱性、保守性、落后性等特征，在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压榨，西方工商业者的不平等竞争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社会暴动的冲击下，清末民初晋商最终无法适应近代中国的剧变，整体性地衰落了。

晋商崛起于明而鼎盛于清。明代谢肇制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 …其富甚于新安。”[1]据史载，明嘉靖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藩曾为当时天下富豪排名，资产在白银50万以上的17家中，除12家皇亲、贵戚、权臣外，平民出身的5家商贾中，晋商占了3家，徽商占了2家。[2]可见，晋商在当时已是一支与徽商共执中国商界牛耳之劲旅了。有清一代，晋商臻于顶峰，足迹不仅踏遍中国大陆，还远涉俄罗斯、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地。《康熙南巡秘记》中载：“故晋之人长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齐、鲁、秦、燕、赵诸大市，执商市之牛耳者晋人。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

《五台新志》载：“有麻雀之处即有山西商人”。晋商不仅活动地域广阔，而且经营业务也非常广泛，并且在许多行业居垄断地位。何秋涛《朔方备乘》载：“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清人衷斡《崇市杂咏》记载：“清初茶叶，均系西客(晋商)经营”。

清初皇商介休范氏垄断了对日铜货贸易，占当时洋铜进口的一半左右，每年采办量达130万斤左右。山西的 “大盛魁”、“复盛公”等曾垄断了对蒙贸易。素有“第一商人”之称的山西票商在鼎盛时，票号遍布全国，并在日、朝等国家设立分号，进行跨国经营。庚子事变后票号存放汇兑业务激增，光绪三十二年，汇兑总额达三四亿两，[3]称雄中国金融界，被誉为“汇通天下”。

晋商活跃时期之长，范围之广，积累财富之巨，影响之大，在中外商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然而到清末民初之际，曾经在明清商界纵横驰骋，叱咤风云达5个多世纪的地域性大商帮——晋商却步入了整体性的衰败之路，给世人留下无尽的慨叹、教训。

晋商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内部因素。

(一)

首先我们从外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三点：

第一，清政府对晋商的肆意压榨，使晋商不堪重负。

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农业国家历史悠久，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秩序和小农经济结构基础，往往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清末，随着封建制度的进一步衰落，政府对商业控制虽相对减弱，但对商人的压榨却愈加苛重。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追求奢豪生活的欲望使得统治者加大了对商人的剥夺。上至皇帝公卿贵戚下至普通官吏往往生活奢豪腐化。皇帝出巡，所经之处，“各商预输苏杭间彩锻与奇玩，路旁结棚如物形，或楼台状，旁极眩彩。店铺间待皇帝经过，众商山呼如雷。”[4]

再如，慈禧六十岁生日时，京城各处张灯结彩，结撰楼阁，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锦为屋，每数十步一戏台，令人眩目。而这些奢侈生活的维系，大多是通过巧立名目，增加税赋，强迫商人捐献报效等方式而来的。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腐败统治，内外矛盾激化，镇压起义和对外战争都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而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伴随而来的都是巨额的战争赔偿，而政府财政匮乏，于是便将赔偿的重负转嫁给整个社会。商人首当其冲，执中国商界之牛耳的晋商更是深受其害，往往承担沉重的苛税、捐输、摊派。

史载，光绪元年（1875年）至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在山西大量设置厘卡，使每年厘金收入从白银9万两上升到22万两，药税、票税、盐价加斤等杂税每年增加多达20万两。[5]如果说，商税的滥征、重征仅仅使商贸成本加大，利润减少，竞争能力减弱的话，那么捐输摊派的掠夺则使晋商流动资金减少，给晋商发展带来很大困难，伤了元气。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因鸦片战争赔款，清政府向晋商摊派捐输金额达白银200余万两。[6]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清王朝为了筹集巨额军费，推行捐借政策。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至次年正月，晋商捐银1,599,300余两，占全国新捐银37.65%，[7]为全国各省捐输之首。清人徐继畲（山西人）曾云：“吾省前后捐输已达五六次，数逾千万”，至使出现“富民膏血已罄竭”的严重局面。

第二，清王朝腐败无能，使晋商在同外商竞争中得不到有力的支持。

以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为例，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俄《恰克图市约》签订后，恰克图成为中俄贸易的中心，为双方计价便利，条约规定双方以畅销货为单位（1800年之前用中国棉布，此后改用茶叶），晋商瞅准时机，迅速占领市场。恰克图茶叶出口完全由50余家山西茶商垄断。平等的商贸给双方都带来好处。

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间仅恰克图一地，中国对俄国茶叶出口每年平均达800余万俄磅，价值800万卢布，约合白银320万两之多，而同期俄国每年由恰克图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也达600—700万卢布。[8]1812—1859年间恰克图的俄国对华贸易额占俄全部对华贸易的40%--60%，而中国出口商品的16%和进口的19%也都是经过恰克图贸易的。

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陆路通商章程》。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沙俄攫取了许多商业特权。1860年俄商取得了在蒙古边境以及张家口和天津、上海、汉口等大商埠的通商特权。同治五年（1866年）俄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这样沙俄在天津获得享受低于列强1/3税率的优惠及海关免征茶叶税的特权,从而使俄商的贸易成本大幅下降，而晋商则因国内关卡重重，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使贩运成本高出俄商许多。

此外俄商还利用特权在汉口、九江等地建立了现代砖茶厂，采用蒸气设备，进行规模经营，使生产成本降低。同时，由于西伯利亚铁路，中东铁路以及京张、京绥铁路的开通，使俄商运输成本大大低于晋商所开辟的草原丝绸之路的运输成本。便利的交通也利于俄商深入中国腹地同晋商争夺市场。这样晋商竞争力大为削弱。迫于形势，晋商只好改变经营策略，采取赊销茶叶给俄国中小茶商，以吸引顾客，结果大多俄商因破产或恶意拖欠，使晋商遭受沉重损失。1900年仅太谷“大泉玉”等16家茶商损失达白银62万余两。[9]宣统元年（1909）俄政府又违约宣布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中国商人。而清政府软弱无能，毫无对策，晋商无法在俄立足，纷纷回撤国内，这次中俄茶战，晋商遭到重创。

在这种不平等竞争下，曾称雄塞外的山西旅蒙商人在清末也被俄商逐步排挤出蒙古市场。国内市场中，晋商发展也遭到严重扼制，例如曾作为“汇通天下”的晋商票号由于外国银行在通商口岸利用特权展开不平等竞争，损失严重。江西巡抚李勉林在二十世纪初曾指出“近代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山西票号）之利，稍为所夺。”[10]关于这一方面，天津汇兑业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天津对上海棉纱款项的汇兑年约白银100万两，其中由外国银行经办的竟达半数，钱庄、银号30%、票号仅20%。

第三，清末民初自然灾害、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使晋商失去了安全的经商环境。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自然灾害，社会动乱连绵不断，规模之大，次数之频，世所罕见。全国几乎无一年无一地不发生灾害，“饿殍布满于道”[12]据驻天津的万国救济委员会估计，仅在光绪三年到四年（1877—1878年）的饥荒中，就有900万到1300万人死于非命。山西有句民谣：“光绪三年，死人一半”。曲沃县在三年旱灾中人口从285，911人减至35，705人，人口减少了87.52%。而以富康著称的平遥大灾之后人口也从30万锐减到19万。[13]遭灾之惨，不可言状。

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庚子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等社会暴动又使晋商发展蒙上了阴影。天灾人祸使人民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购买力下降，这样商品贸易额必然随之减少；不稳定的社会秩序，还使正常的商贸活动受到侵害，商家被抢、商队被劫。

我们以晋商票号来分析一下。道光三十年（1851年）十二月十日，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起义军所向披靡，很快攻入两湖地区，汉口一带成为战火的聚焦点。而晋商票号在此设置分号最多，达33家，由于社会动荡无法经营，只好回撤。[1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京师的工商业受到极大摧残，“十室九空，生计殆尽”，晋商中的票商京师分号大多遭抢劫，由于与总号失去联系，无法经营，只好仓促回撤，而事后幸存下来的也都纷纷缩减存款，收缩规模。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地战火纷纷，许多商号破产，晋商票号或被抢，或由于放贷巨款无法收回，各地发生挤兑风潮，资金周转不灵而面临破产倒闭危险。据统计，1911年还有24家山西票号，过了5年（即1916年），已有10家倒闭，1家改制成商业银行，只存13家苦苦支撑。[15]

以上为晋商衰落的外在原因，而这些也是其他地域商人所面临的问题，但为什么同样条件下，粤商、浙商等却经过危机转化为现代商业资本呢？可见，这是与晋商自身的内在因素有关，以下我们分析一下晋商衰败的内在原因。

（二）晋商衰败的内在原因有四点：

第一 依附封建政治势力，使晋商走到了死胡同。

晋商在其长达5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一直与明清政府关系密切，将自己的命运之索系在明清政府行进的车轮上，这虽然对晋商的产生与兴盛有很大促进作用，但当封建王朝走向最终衰落时，晋商由于失去政治依托而必然衰亡下去。

以被称为“第一商人”的山西票号为例，我们知道，票号创立本为解决商贾困难，但票商们很快意识到要想生意稳定发展，必须为政府为官员提供服务，寻求依靠。这就密切了票商与政府的关系。

以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为界，山西票商为清政府和官员的服务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为官吏个人服务为主，第二阶段则与清政府财政管理相连接。由于清政府大肆卖官，票商便大量支助一些人买官，这些人一旦达到目的便大多把手中公款低息或无息存入票号，票号再高利放出，从而获利。

另外，清政府为解决饷银以及赔款等问题，为便利、安全多求助于票号。例如：左宗堂票号从1866年11月到1881年1月，共向晋商票号借款880余万两白银。[16]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巨额赔款也是通过晋商票号汇解的。[17]

庚子事变后，慈禧西逃途中得到晋商票号的大力支助，感激之余，大量官款都通过晋商票号存汇，如京饷、地方协饷、涉防经费、铁路经费、赈款、河工经费等都由山西票号汇解，一时山西票号成为清政府财政管理活动的代理机构，山西票号得到空前发展。山西票号中日升昌票号1906年14个分号共汇兑白银3222多万两，而其中官款就达白银2257多万两。 [18]山西票号被时人称为“汇通天下”。

然而随着清政府的瓦解，贷给清政府的大量款项也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无法收回，同时又不能和新政府建立密切联系，获取新的政治依托，这样，晋商票号的政策优势也因而丧失了，面对近代新式银行的竞争压力最终随着封建社会没落而走向了尽头。

第二，由于晋商本身仅只是一种封建体系下的变种，所以具有许多与生俱来的封建性、保守性、落后性的东西，从而无法适应近代剧变，最终走向衰落。

晋商中许多大商号总部都地处晋中一隅，在其刚兴起之时，还可利用山西的地理优势，但到清末民初时，由于商业重心的转移，商道改变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地方再作为总部，交通滞后，信息闭塞的弊端便显露出来了。

以票号为例，日升昌等著名的“十大票号”总部在平遥，曹家“太谷标 ”总部在太谷，乔家“在中堂”总部在祁县等，这些地方狭小偏僻、信息不灵，不能够从外界汲取足够的生存养分，无法适应新旧转换时期的经济要求，当发生变故时不能适时的做出相应的反应。当近代中国经济重心转移，上海等日益成为全国金融中心，近代新式银行兴起，旧式票号业无法与之竞争时，山西票号大多采取保守态度，无所作为。

光绪三十年（1906年）当时清户部尚书鹿钟霖，奉命组建大清户部银行并力主官商合办，邀请山西票号入股时，山西票号各总部却加以拒绝。[19]仍盲目迷信传统的旧式经营，而丧失了商机。当组建新式银行已成趋势，各分号纷纷要求总号组建银行，并于1908年由著名票商李宏龄，渠本翘等发起倡议组建山西票号联营的新式商业银行时，各总部却由于不了解分号已面临危机和创设新式银行的重要性，便坚决反对，致使山西票号又一次错失了发展机遇。

晋商的乡土观念很重，他们常以同乡或同宗为纽带发展成商帮，著名的平阳帮、泽潞帮、蒲州帮就是由同乡组织、发展起来的。这种商帮带有很大的封建封闭性，尽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内部团结，避免了内部竞争，也有利于同外部竞争，但从长远来看却不利于商业发展，带有一种浓重的行会色彩。在人员的选用上，晋商更重同乡、血缘关系，“肆牛执事，不杂以解籍人”，不利于真正广泛地吸收人才。

晋商中的“商伙制”或称“伙计制”即东家出钱，有本土本乡相知的贫穷者出人营运以充“伙计”，不少地方的“伙计”世代相袭而成为世袭商奴。[20]显然，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封建性束缚非但不能适应时代，反而成为晋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此外晋商本身也有人格脆弱的一面，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思想上不自觉地带有了小农的保守性，行为中又缺少高层理论力量的支撑，他们奋斗了五个多世纪，却从来未出现一个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这和徽商等产生了明显的差别，他们出发点和归结点都集中在农村，他们的人生规范不自觉的融入了大量的封建色彩。

第三，晋商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失误是造成晋商整体衰落的又一至关重要的内在因素。

晋商广泛采取无限责任的股份公司经营方式和总经理负责制。以票号为例，票号资本，以几家财东合资者为多，也有独资经营的。票号宣告成立后，财东便根据自己查访或听人介绍，选择能力可信任的人担任票号总经理，把票号管理全权委托给总经理，平时的业务往来及人事安排等，财东都不能随便干涉，任其经营，静待其按期做出决策报告，“苛非人力所能制止而丧失资金，财东不但不责经理失职，且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振旗鼓”。

总号经理对分号经理也是如此，一切令其放手经营。同时利润分配上，票号采取银股，人力股分红制，凡投资者为银股，一般以白银10,000两或8,000两为一股，凡凭资历，能力顶生意者为人力股，一般经理顶人力股1—1.2股。下面伙友按资历、能力大小依次减低，最少为一厘。[21]以上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票号的发展，但是却存在严重弊端。

首先这种无限责任公司制，当资不抵债时，财东必须用家产偿还债务，大大降低了抗风险的能力。例如：介休的乾盛亨票号由于光绪八年（1880年）的一件“云南报销案”受牵连，大笔官款被收回，许多储户闻讯前来提款，而总号，分号由于周转不灵，财东只好从自家积财中支取，当时用五辆大车整整拉了一天银元宝，风波平息了，可元气却大伤。后来庚子事变时，乾盛亨数家分号被焚，损失惨重，当面临再次的挤兑时，东家只能破产，典当家产还债。[22]

其次，晋商经营中片面重视人的因素，例如票号中总经理负责制，一定程度上这一制度使票号前途系于一人之手，而无必要的行之有效的制约机制，再加上总号经理等对票号利润分配只“分盈不分亏”，使的一人决断失误，往往殃及整个票号。

1909年，当蔚泰厚分号的李宏龄等介于激烈的时局变迁，要求总号经理毛鸿翰决策，组建新式商业银行时，却因毛个人坚决不同意，而只能坐失良机。[23]再次，票号经营多有号规，但是其内容中浓厚的封建性不免抑制了号中人正常合理的生活欲望，而不利于提高其人员的经营积极性。比如：不准接眷外出，若干年归家一次等等。同时，内容中一味要求“各乘天良，尽心好事，不得懈怠偷安，恣意奢华”,重人不重法，只靠“天良”来约束人，其效力可想而知。远在千里之外的分号经理是否尽职，往往不能及时得悉，一旦卷款潜逃、伪造帐目，便无法补救。这在清末表现的更为突出，“心离思叛者，十居八九”。辛亥革命时，票号受到重大损失，就与此有关。《晋商盛衰记》载：“武汉一呼，四海响应。各票庄于此… …多携款逃归，自图安逸… …于是乃束手待毙，一败涂地矣”。

晋商经营往往资本小、业务量大或资本虽大却又太重信用，不作必要之抵押，这样当对方破产或恶意拖欠时，往往倒帐的风险极大。例如：太谷志诚信末期尽管其帐面上放款有白银400万两，欠款只白银200万两，但由于时局混乱，放款无法收回，所以在大规模的挤兑面前只有破产倒闭。[24]太谷曹氏在同俄茶商竞争中采取赊销茶叶给俄中小茶商，而不做抵押，结果由于对方破产或恶意拖欠，损失惨重。

第四，晋商晚期所滋生的“奢为贵”思想进而挥霍无度也为晋商衰落埋下了伏笔。

晋商中许多著名的商业或金融大集团其创业者都出身贫寒，大多以俭创业守业。例如乔家“在中堂”其创业者出身贫困，迫于生计走西口至塞外谋身，凭着勤俭，在包头经历多年的奋斗，才诞生了后来著名的“在中堂”，“复字号”。因此其后代多以极其严格的规定约束自己，以俭守业。 [25]太谷曹氏也如此，从磨豆腐起家，发展成为跨国经营集团，一度袭断对俄的茶叶经营。在其所开的当铺，帐庄大厅上常摆一小磨，并教育其家人及从业人员“勤俭起家”的道理。[26]

也正因为如此，晋商才能称雄商号5个多世纪。但随着业务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晋商中日益滋生出的“奢为贵”的思想，以票号业中的龙头日升昌为例，其后期经营主要精力集中在官款业务。由于不断与官场结交，到光绪年间，号风为之一变，无论总号分号，个个穿着华贵，趾高气昂，对小型汇兑往往一概不接。经理们往往生活腐化，出入乘轿，中饱私囊。再看蔚盛长票号也是如此，其汉口分号经理王作梅非常讲排场，他夏日所穿的绸衫专门从杭州购来，用名贵的机绸织成，家中各种珍贵的皮货如金丝猴、水獭、猞猁皮无所不有。 [27]许多商号经理财东醉心于享乐、听戏、吸食鸦片，为票号经营带来无穷后患。许多号规被打破，总号分号脱节，管理日益混乱。

蔚子五联号的号规记载中有这样一段话：“（近日票号）无如奢风日甚，荒情日生，在各庄竭尽心力秉公办理者固不乏人，而敷衍迁就者亦属不少，甚有堂堂接班人，或上下蒙蔽、或独自鲸吞，我联号竟有如此人，其与监守自盗何殊”。在号规中记载此事，足见“奢”风的严重程度。

在这一风气影响下，清末民初晋商中许多发生了蜕变，上上下下只图享乐无心经营，内部隐含着许多败亡的危机，加快了晋商衰落的速度。曾经称雄两个多世纪的旅蒙巨商 “大盛魁”就是一个典型。1924年被挤出蒙古市场后，其许多掌柜却仍不思进取，只知挥霍，中饱私囊，到1929年最终倒闭了。[28]

正是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外交困的状况下，作为封建社会经济与专制政治制度结合的传统商业——晋商，整体性地衰落了。它的衰落极生动地展示了封建商业资本的这种悲剧性进程，它不但最终没有创造出新的生产力方式，反而自身却湮没在了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腐朽泥潭中了。

⑺ 北京富平学校的核心业务

微型金融服务是北京富平学校启动最早的项目。1993年，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从500元试验开始，至今已发展到山西永济、四川大邑及北京，累计发放贷款超过1万笔，贷款金额近1亿元，3千余户农户从中受益。
近20年来，富平微型金融扎根农村，坚持服务于农民，致力于解决农民因缺少资金、限制生计改善的问题，促进农民收入提高；致力于解决农村金融短缺问题，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致力于培育农村金融专业人才，增加农村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致力于通过金融服务和社区服务，促进农村社区综合发展。
富平微型金融通过与农村社区（农民）组织的合作，将资金、技术和人才投向农村，用孵化培育当地微型金融机构、培育当地微型金融专业人员的方式，为农户家庭提供用于生产、消费、教育和医疗的小额信用贷款。
富平微型金融作为服务于农民的小额贷款，具有自己的独特性：
1. 信用贷款为主，重视诚信培育，单笔贷款额度3万元以下，无需抵押或担保
2. 以家庭为贷款单位，支持以生产为主的各类经济用途
3. 营业网点设在乡村，便利、快捷，服务上门
4. 以本地信贷员和管理人员为主的团队
富平微型金融通过提供金融服务和支持社区发展，帮助了农户自身发展，改善了社区发展环境，并促进了当地诚信文化的建设。
社会评价：
“公司显著改善了农户融资状况，信贷服务得到客户认可，使农户生产规模扩大、收入增加效应明显。同时，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对民间借贷会产生挤出效应。”
——摘自《永济市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绩效评估》
中国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 2010 年6 月
“公司有明确的社会目标，并建立了社会绩效管理体系。而且，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公司在制度、运营和财务方面的表现就已达到行业标准，属于积极向好的投资级。 “
——沛丰评级，2011年4月
富平微型金融成长足迹：
1993年，在山西临县开始小额贷款实验
2005年，富平小额贷款获得联合国小额贷款年“中国微型金融创业奖”一等奖
2006年，在山西永济与蒲州果品协会合作开展小额贷款项目
2007年，在北京开始农民工创业小额贷款实验
2009年，成立山西永济市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2012年，成立四川成都市大邑县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富平生态信任农业始于 2009 年底。项目与日本知名社会企业——守护大地协会合作，为讲诚信、热爱土地并重视生态保护的合作农户及专业合作社提供技术和管理培训、研讨等活动，形成由 20 余家专业合作社、 200 余名农户参与的生态农业交流网络。
富平生态信任农业的目标是：
推动农村社区对土地采用环境友好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规模化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实现对耕地及自然生态的保护，实现农民收入改善、农业持续生产力的培育；建立新型农产品交易市场，为城市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农产品，搭建基于信任的生产和消费关系。
富平生态信任农业通过以下路径来实现上述目标：
1、建立农民学校，培育富有生产效率的、从事信任农业的家庭农场和特色专业合作组织；
2、发展基于良好耕作生产规范、而非简单生化标准的生态信任农业；
3、培育基于信任的安全健康农产品消费群体。
富平生态信任农业建立在富平自2006年开始的农村社区发展基础之上。富平通过在山西、四川、河南等中西部农村地区建立社区学习中心，已培训18000多名农民掌握农业技术及相关IT技能，为60多家农民组织提供农业发展方面的信息服务和学习支持。
富平生态信任农业将于2012 年成立一家社会企业，在北京市场开展宅配业务，以求建立新型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一方面，将基于透明和公平的供应链为城市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农产品，另一方面将为农村社区生产者提供长期订单、技术支持和直接与消费者市场对接的信任平台。 富平儿童早期教育始于2010年12月。2011年10月，在前期合作的基础上，由北京富平学校、北京小橡树幼儿园及几位长期研究和从事儿童早期教育的专家共同创办了一家社会企业——北京谷雨千千树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千千树希望凝聚社会资源、以社会创新的方式提供优质价廉的儿童教育产品和服务，解决低收入家庭儿童和农村幼儿园、流动儿童幼儿园难以得到优质学前教育的问题，推动中国儿童教育公平发展。
为实现提高低收入家庭和农村幼儿园、流动儿童幼儿园学前教育质量，富平儿童早期教育采用如下方式：
1. 建立儿童早教研发中心，开发儿童学前教育产品及幼儿园系列课程；
2. 自办核心示范幼儿园，在全国不同地区发展区域性示范幼儿园；
3. 为普惠性幼儿园及幼儿园创业者提供幼儿园管理培训和幼儿园师资培训；
4. 建立普惠性幼儿园公益发展网络；
5. 探索网络化学前教育服务。
目前，已开办了一家流动儿童幼儿园“千千树儿童之家”。儿童之家位于北京通州区于家务乡果村，这里可容纳一百多孩子，现已引入了千千树研发的符合儿童发展特点、经济实用有效的幼儿园课程体系，改善了幼儿园的卫生、安全条件，并通过图书馆、儿童剧场、亲子课堂等方式，加强幼儿园与家长、社区的互动。“千千树儿童之家”将办成提供优质价廉儿童早期教育服务的示范园，以及培训农村幼儿园、流动儿童幼儿园师资的基地。 富平家政与社区服务始于2002年。北京富平学校成立之初，就一直致力于帮助中西部贫困家庭的女性在城市实现体面就业和发展。截至2011年12月31日，培训就业了21400名家政服务员，其中90%来自偏远山区，累计为11600余户北京市居民提供了放心、专业、有保障的家政服务。同时，富平家政与社区服务在引领和推动北京家政行业建设和健康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0年来，富平家政与社区服务主要通过“民办公助”的模式，通过专业的技能培训，通过互助公益网络的支持和后续服务等方式，帮助贫困家庭女性去实现“摆脱贫困，开拓新的人生“的目标。
10年来富平家政与社区服务对行业引领的作用，重点反映在对政策推动与行业推动。
对政策的推动：
在家政和社区服务实践的过程中，通过富平员工和富平理事的努力，项目获得政府的认可，并由此推动在全国范围启动“家政服务工程”，促成政府对家政培训服务行业进行支持和补贴。
对行业的推动：
1、在北京市率先实行家政行业培训，推动了家政服务职业化。
2、推动了家政工权益保障。2000年以前北京市家政服务员是没有休息日的。富平家政成立伊始，就为家政服务员争取到了每月休息两天的权益。从2005年开始，富平的家政服务员每月的休息日增加为四天。2010年富平又为家政服务员争取到了国家法定节假日加班客户付双倍工资的权利。富平家政这些权益保障措施，被其它家政公司纷纷仿效，并成为行业惯例。
3、推动了家政保险的出台。2002年起富平为家政工购买保险，如家政服务员在工作中因过失造成客户人身损害或客户财产损失、或家政服务员自身发生意外人身伤害，可获得一定比例的人身赔偿及财产赔偿,以此保障客户的权益，也免除了家政服务员的后顾之忧。现在北京不少正规的家政公司也都为家政服务员购买了不同类型的家政保险。
针对女性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上岗就业，富平家政与社区服务一直在进行各类创新实践。回顾10年，有着一条不断探索的成长轨迹。
成长足迹：
2002年3月，富平家政学校正式成立。
2002年8月，富平与安徽省扶贫办签定合作协议，这标志着富平“民办公助”模式的开始。此后富平分别与甘肃、湖南、河南省扶贫办签定协议，合作组织贫困地区农民进城培训就业。
2002年10月，富平家政学校正式成立了“富平家政服务中心”，迄今有三家直属门店。
2003年12月，由国务院扶贫办、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和富平学校四方共同主办的“贫困地区农民工培训就业新模式研讨会”在京召开。
2005年6月，成立“富平家政互助小组”，为在京工作的家政服务员提供后续服务。定期组织小组学员学习家政专业技能、电脑、英语等课程，提高学员工作技能、城市生活适应能力及其他综合素质。并不定期组织市内游园活动，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2005年7月，设立了“北京家政女工医疗紧急救助基金“，救助对象为在北京工作3个月以上、因患大病急病无法完全承担医疗费、乃至丧失自救能力或劳动能力的家政服务员。
2009年，富平家政学校被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商委评为“家政服务定点培训机构”、“家政服务示范工程培训机构”、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巾帼家政培训示范基地”。
2010年，被通州区民政局授予“服务民生先进机构”称号。
2011年，富平家政学校被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评为“全国百强家庭服务企业“、被北京市东城区商务委员会挂牌为“东城区家政服务培训基地”。 富平的社会创新研究与人才培养，定位为：社会创新知识的生产与传播, 及社会创新人才培育。作为富平的一项重要发展方向，此业务依托于富平社会创新与社会投资研究中心开展工作。目前开展的项目有提高高校贫困生能力项目（Pathways to Higher Ecation，简称PHE）及社会创新卓越领导人培养计划（LEAD & Beyond）。
北京富平学校社会创新研究与人才培养三大方向：
1、对富平生产的社会创新知识进行归纳、总结，形成富平的社会创新知识产品，并对内外进行传播。
2、社会企业商业模式研究和社会企业社会影响评估。
2、建立发现和培育社会创新领导者的平台, 并构建社会创新实践者及其支持者之间的交流及行动网络。
PHE项目
PHE（Pathway to Higher Ecation）是福特基金会发起和资助的提高高校贫困生能力项目，中国地区由北京富平学校执行。PHE于2002年启动，现已进入到第三期，希望通过创新实践推动倾向于贫困生发展的高等教育政策改进，使贫困生上得起学、上得好学，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公正与公平。
LEAD & Beyond项目
中国社会创新卓越领导者培养计划(LEAD and Beyond)由在中国社会长期从事创新实践、对此有经验和洞见的四家机构联手发起，它们是北京富平学校、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该计划基于几家机构多年跨领域实践的经验展开人才培养，并邀请各学术领域的大家和实践的先行者深度参与。
LEAD & Beyond的目标是在中国培养一批有出色的经济、社会、环境平衡感的社会创新卓越领导者，并构建社会创新实践者及其支持者之间的深度交流及行动网络。

⑻ 河北任丘的历史

历史沿革任丘境内的出土文物和遗址挖掘证明，早在距今8千余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即有人类聚居。上古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有颛顼城，春秋时期境内有虢邑，属燕国。《左传》记载，东周景王十年（公元前535年）正月癸已日，齐惠公统帅军队伐燕，驻扎于虢，2月戊午日，齐燕两国，缔结“濡水之盟”。战国时代境内有郑邑、狸邑，辖属多变占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惠文主五年（公元前294年）赵割郊、易两地给燕国。史书还载：秦王赢政十一年（公元前236年），赵遣名将庞暖率师伐燕，攻取狸地（今任丘东北）。又据史料记载：东周显王三十五年至赧王四年（公元前334至311年），“燕国筑南长城以防秦、赵、齐等国。燕长城大部以易水堤为基础修筑。起于易县西南，经定兴、徐水、安新、郑邑北部而人文安再向东南，止于今大城县城西南，全长约300公里。据此，当时郊邑以南属于赵国，以北属于燕国，当是可信的。
西汉时期，境内有郊县、阿陵县，属幽州。先后封有3个侯国。
阿陵侯国 据《史记?高祖功臣表》，郭亭原为楚之连敖，后自单父（今属山东）“从塞路人汉”，投于周吕侯吕泽部下。在“还定三秦”的征战中，官至都尉。高祖六年（公元前200年）七月受封阿陵顷侯，侯国治所在阿陵，在位24年。死后，其子欧于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6年）嗣爵，为惠侯，在位22年。死后，其子客于汉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嗣爵，是为胜侯，在位八年，因罪免。汉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郭延居接续被封为阿陵靖侯，在位15年，死后其子则于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嗣爵，在位18年，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09年）因欠交给皇帝进贡的“酬金”，被免侯爵。五十一年后，郭亭的玄孙茂陵公郭乘，“以贤名著称”。汉室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又“诏命复家”。
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109年，阿陵侯国存在了91年，历经顷侯郭亭、惠侯郭欧、胜侯郭客、靖侯郭延居和最后被免爵的郭则等五代。如果加上茂陵公郭乘，则阿陵侯国存在约在百年以上。
高郭侯国 据《汉书?王子侯表》记载，西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四月，河间献王之子刘瞌，被封为高郭节侯，都邑在原虢邑（今任丘城西十六里）。在位十一年。死后其子久长于神爵三年（公之前57年）嗣爵，是为孝侯。以后，项侯刘菲、共侯刘称，哀侯刘霸相继嗣爵。哀侯刘霸死后，因无嗣，其弟刘异众于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被接续封为鄚侯。至此，高郭侯国绝，共传四世历五侯，约56年。
鄚侯国 《汉书?王子侯表》记载，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高郭侯刘霸之弟刘异众被徒封鄚侯。其传承情况不详。不过，到新奔时期（公元9—25年）鄚改名言符，阿陵改名阿陆，高郭改名广堤，所以，鄚侯国存在时间当在20年左右。
此外，西汉末年，郊县境内建立了任丘城，为当时的巡检海使驻地。邢子颐《三郡记》称：“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巡检海使中郎将任丘筑此城以防海口，即以为名”。宋代《太平环宇记》一书，也有“任丘古城在任丘县南26里”的记载。“巡检使”是官职，主要设于关隘要地，负责防要塞、禁走私、维护地方治安，“多以武臣为之”，“兼管数州县或专管一州县”。“中郎将”是勋级，当时“秩比二千石”，相当于郡守待遇。中郎将任丘在此地筑城，镇守海口，可见其地理位置之重要。因为西汉时期，古黄河人海处附近的黄骅沿海一带“私铸铁器、傍海煮盐”的很多，此地距沿海口较近，盐铁走私严重，所以专设职官查禁。
东汉初年，阿陵再次被封为侯国。初被封的是任光。《后汉．任光传》记载：他少时忠厚，“为乡里所爱”。青年时曾任过乡啬夫、县吏。汉兵人宛时，见他衣服鲜明，想把他杀掉而夺其衣。恰值光禄勋刘赐赶到，看任光的长相不是普通人，便把他救下。从此，任光率其“党人”跟随刘赐，官至偏将军。更始初年（公元23年）任信都太守。不久发生王郎叛乱，河北许多郡国皆降之，“独任光不肯与随”。更始二年（公元24年）春，刘秀自蓟（今北京）回河北，被王郎叛军追杀，“狼狈不知所向”。听说信都守“独为汉拒王郎”，于是投奔信都。任光等正忧虑孤城难以保全，得知刘秀到来，大开城门迎人城中，“吏民皆称万岁”。刘秀拜任光为大将军，封武成侯，留守南阳、信广、兼领信都太守。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在洛阳即皇帝位，建立东汉王朝。封任光为阿陵侯，食邑万户，治在陵城。建武五年（公元30年）又召任光入朝任奉朝诣，其子任隗嗣爵。
任隗字仲和，少好黄老之学，清静寡欲，所得俸禄常用来赈恤宗族，收养孤寡。孝明帝在位期间（公元58—75年），历封任隗为奉朝诣、羽林左监、虎贲中郎将、长水校尉等职。孝章帝刘炬即位后（公元76年），升任他为将作大将。建初五年（公元80年）迁升太仆，八年为光禄勋，章和元年（公元87年）拜司空。任隗为官持重耿直，不阿权势；义行内修，不求名誉。孝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3年）去世，其子屯嗣爵。后任屯擢升步兵校尉，徒封西阳侯。阿陵侯由屯之子胜嗣。任胜死后，其子世嗣爵。以后，任世徒封北乡侯。阿陵侯国撤销，并人郏县。东汉阿陵侯国存在约百年，传四世，历五侯，即：任光—任隗—任屯—任胜—任世。
东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置鄞县，治所在原郊侯国都邑。
两晋时期，鄚县属冀州河间国。
南北朝时，北魏孝昌三年（公元527年），鄚县治所迁至阿陵城，北齐（公元560至577年）置任丘县，与鄚县同属瀛州河间郡。
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秋，大水，任丘城淹没。居民溺死大半”。是年撤消任丘，并人郑县。以后在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又复置任丘。不过仅仅维持了十一年，到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任丘再度撤消，分别并人高阳、鄚县。
唐代，境内建置变化频繁。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蒲州（又称满州，治在今高阳县旧城），辖郸县。五年（公元622年），从郊县、高阳各划出一部分，复置任丘县，属瀛州。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蒲州撤消，郊县复归瀛州辖。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置郑州，辖郊县、任丘、文安、清苑、唐兴、归义等六县。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割文安、任丘各一部置利丰县（后改长丰，治在今任丘长丰镇）。十三年（公元725年），因鄚、郑二字易混，将鄚州改为莫州，鄚县亦改为莫县。十四年（公元726年），莫州置唐兴军，属范阳节度使节制，改置文安郡。治所仍在莫州，辖莫县、文安、任丘、清苑、长丰、唐兴（治在今安新县安州东南）六县。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罢文安郡，复置莫州，仍属河北道。
五代时期，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63年）莫县、任丘、长丰三县均随莫州沦于契丹。至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收复。
北宋时，莫州属河北东路，辖任丘、莫县、长丰、大城等县及高阳部分地区。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撤消莫县和长丰，并人任丘县。元祜二年（公元1087年）莫州治所移至任丘。
金贞枯二年（公元1214年），于莫县故城改置莫亭县。与任丘同属河北东路莫州。
元代，世祖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任丘、莫亭一度撤销并人河间县，不久又恢复原建制。这期间，莫州治所改移莫亭县。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水灾，“任丘城没于水”。
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废莫州，撤消莫亭并人任丘县，属河间府。此年，知县云霄重建任丘县城。
清沿明制，任丘属直隶河间府。
中华民国时期。民国二年（1913）二月，废州府之制，实行省、道、县三级行政管理，任丘属直隶省渤海道。（1914年改津海道）。民国十七年（1928）6月，直隶改称河北省。二十六年（1937）3月，河北省划为17个行政督察区，任丘属河北省第六督察区。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下辖晋东北、察南、冀西、冀中等4区56县，任丘属冀中九分区。解放战争时期改属冀中八分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任丘属河北省沧县专区管辖。
1952年改属天津专区。1958年11月，文安、大城二县撤消并人任丘县，属河北省天津市管辖。1961年5月与文安分县，恢复原任丘建制，改属沧州地区。1986年5月撤消任丘县改置任丘市（县级），由沧州市代管。2005年3月，被河北省确定为22个第一批扩权强县（市）的县市之一，享有计划直接上报（省，下同），财政直接结算，用地直接报批等11个方面62项管理权限。

⑼ 苪城县经济怎么样

芮城县位于中国山西省西南端，黄河中游。地势北高南低，北为中条山，南为黄河。全县国土面积1178.76平方公里。矿产有金、镁、铜、磷、煤、石油、大理石、石灰石、紫砂石、白云石、石英砂等。土特产主要有芝麻糖、无核蜜枣、麻片、酱菜、泡泡油糕。名胜古迹主要有永乐宫（大纯阳、万寿宫）、西侯渡遗址、大禹渡。芮城县辖7个镇、3个乡：古魏镇、风陵渡镇、陌南镇、西陌镇、永乐镇、大王镇、阳城镇、东垆乡、南卫乡、学张乡。
2002年底全县总人口3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0万人，耕地面积为93万亩，其中林业产值938万元，牧业产值5992万元，渔业产值291万元。全县农村经济总收入140402万元，农村经济纯收入81597万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96元。2001年，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634903亩，粮食作物531718亩，总产量93552吨；其中夏粮、小麦面积430007亩，产量68490吨；秋粮101711亩，总产量25062吨；油料39611亩，总产量2534吨；棉花41156亩，总产量3317吨；药材4380亩，总产量(元)3399320元；蔬菜8059亩，总产量17155吨；苹果142674亩，总产量230276吨 。
芮城县地处山西省最南端的晋、秦、豫三省交界处，是山西的南大门。北隔中条山与永济市、盐湖区毗连，西南西面以黄河为界，与陕西大荔、潼关县和河南灵宝市为邻。芮城商末为芮国，周初为魏国，秦属河东郡，汉为河北县，北周明帝二年始改芮城县至今。全县辖7镇3乡，2003年总,人,口38.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4.4万人。全县共有5个少,数,民,族，为回、满、蒙古、藏、苗，总,人,口300多人，其中回,族,人,口最多，约270人。
芮城地势北高南低，一面阳坡，呈阶梯状分布，属暖温带大陆性半湿润气候。全县总面积1178.8平方千米，耕地面积5.1万公顷，森林覆盖率37.8%。农作物主要是小麦、棉花、苹果、大棚菜等。现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磷矿石、石灰石、紫砂石、铜、金等20余种。
2003年，芮城县生产总值14.6亿元，比2002年增长15.4%。财,政,总,收,入1.22亿元(不含农,业,税,退,库210万元)，增长11.9%；一般预算收,入3894万元，下降10.6%。粮食总产量12.3万吨，增长15.1%。农,民,人,均,纯,收,入2608元，增长10.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37.6元，增长14.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3亿元，增长26.3%。
新型工业化步伐加快。 一是结构调整有了新成果，全年投资50万元以上的工,业,调,产,项,目14个，其中小儿腹泻贴、纳米碳酸钙和2，3，5-三甲苯酚3个高,科,技,项,目入围全省“1311”调产规划，丁桂儿脐贴、PE管材、洞宾系列酒产品被评为全省名优产品。二是亚宝工业园、华泰工业园、金鹏绿色食品工业园等6大工业园区初步建成。三是全年通过招商引资上各类项目30多个，总投资4.45亿元。四是民营经济有了大发展，民营总产值比2002年增长15.7%，增加值增长15.2%。五是工业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25亿元，增长41.4%；实现利税1.07亿元，增长17.5%。
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农业基础设施得到加强，完成了大禹渡修复工程、南干渠修复改造等一批工程。农业产业化进一步发展。全县以9大特色产业为依托，以龙头企业为载体，实施工农链接，延长农业产业链，深化农业结构调整。全县10大龙头企业带动了6666.7公顷复播玉米，3333.3公顷芦笋，2000公顷芋仔、青刀豆，1333.3公顷日光温室等10大特色产业基地建设，订单农业发展1.3万公顷。同时通过税费改革，全县减负1340万元，农民人均减负39元。
风陵渡开发区发展势头强劲。全年招商引资2.5亿元，协议投资58亿元，意向投资60亿元。入区投资的7个项目运行良好，特别是4家出口创汇企业年创汇额突破1000万美元，在全省41个省级开发区中位居第二。随着投资120亿元的大唐电厂、亚宝工业园等企业建成，风陵渡将步入跨越式的高速发展期。
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强。 完成了临风(临猗——风陵渡)线7千米路基工程、平风(平陆——风陵渡)线岳村沟桥大修主体工程、县城至永乐镇二级公路的拓,宽,改,造,工,程、农,村,二,级,网,改,工,程、35千,伏,原,村,变,电,站,增,容,改,造,工,程、风陵渡110千,伏,变,电,站,建,设、架,设,电,信,光,缆,工,程、广,播,电,视,县,城,光,缆,改,造,工,程、45个村92千,米,通,村,油,路,和,通,水,泥,路,工,程、县城1600米的排,水,道等10大工,程。
运城市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是传统的农业大区。年平均降雨量525毫米，日照 2350小时，气温13摄氏度，无霜期212天，农业生产条件较为优越。历史上“嫘祖养蚕”、“后稷稼穑”、“舜耕历山”等与农业有关的优美传说均发生在这里。在四、五千年以前，河东先民已掌握了种植高粱的技术，开中国高粱栽培之先河。在三千多年前，已有劳动人民在黄河、汾河谷地建立了农业据点。春秋末期，这里的汾河谷地就因农业发达、人口聚集而兴起了著名的城市绛州(今新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运城一直是山西省乃至全国的麦棉基地。13个县(市、区)中有11个曾被列为山西省商,品,粮,基,地,县，其中六个被确定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两个被列为国,家,商,品,棉,基,地,县，一度被称为“山西的乌,克,兰”。近年来，坚,持,科,技,调,产，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果、畜、菜、粮、棉五,大,主,导,产,业，粮经比例由过去的8：2调整为5：5。仅苹果一项就达300多万亩，成为全国优质果品基地之一。龙头企业发展到232家，32家初具规模，带动全市22万农户从事产业化经营。粟海、忠民、新,绛,蔬,菜,产,业,集,团跨入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全市负有盛名的十大农产品是：小麦、棉花、苹果、稷山板枣、王过酥梨、绛县山楂、蒲州柿子、临晋酱玉瓜、万荣大黄牛、黄河鲤鱼，一批优质农产品已经打入首都和国际市场。
运城市是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省新兴的工,业,基,地。
这里有全国最大的无机盐化工基地南风集团、装备规模居世界第一的运,城,制,版,集,团、亚洲最大的铝工业基地山西铝厂、全国第二大铜冶炼基地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铁道部的龙头企业永济电机厂等大型企业。近年来，初步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六大产业群体。即：铝电材联营、钢铁和镁业等冶金产业群，日用化工、煤化工和医,药,产,业,群，机械及精密铸造产业群，新型材料、玻璃器皿等亮点产业群，农副产品加工产业群，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群。
培育了海鑫、阳光、通达、振兴、忠民、粟海、龙门、南风、关铝、制版、亚宝、丰喜等一批年产值达到10亿元、30亿元、50亿元以上的大企业、大集团。海鑫、阳光、通达、振兴、粟海、龙门等6家民,营,企,业,进,入,全,国500强，海,鑫,集,团成为全,国,民,营,企,业,最,大,纳,税,户。

⑽ 山西永济孟盟桥的由来

孟盟桥位于蒲州镇东南方向，紧邻高速公路永济西进（出）站口。全村耕地面积1923亩，水浇地1200亩。孟盟桥村由2个自然村组成，桥南和桥北。桥南由二三组组成，桥北由一、四组组成。有现有居民310户1240人，共有劳动力676人，其中外出打工300余人，约占总人口的25%。现村内共有低保户29人，五保户4户。全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有1200人，参合率达到96%。
孟盟桥村村民就业面较广，设计工、农、商、牧等多个行业，有在外务工的农民工，搞农副产品加工的商品化、市场化的农产品经营模式，近年来，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孟盟桥村依照良好的自然环境，农民主要生产玉米、小麦、豆类基础农作物。在农副产品加工中，重点以芦笋为主，在2006年成立了由西班牙独自企业-----晋西食品有限公司，该公司加工果蔬产品，以芦笋加工为主。该企业占地38亩，总投资1000万元，年加工芦笋3000多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