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金融学本科毕业论文
邮政金融：邮政储蓄专业论文[邮政资讯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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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邮政储蓄必须与邮政体制联动改革
1.邮政储蓄和邮政体制都需要改革
中国邮政金融业务自1986年恢复开办以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至2002年末，邮政储蓄存款余额达到7369亿元，市场占有率为8.48％，仅次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居第五位；邮政储蓄机构网点31704个，仅次于农行居第二位；代办保险、发放工资、代收税费等各项代理业务合计达到1600多亿元。
但是随着邮政金融业务的发展，一些过去没有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矛盾逐渐突出。目前邮政储蓄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现行邮政储蓄机构吸收储蓄存款再转存中央银行、获取高额转存款利息（目前邮政储蓄的转存款利率为4.131％，而在中央银行连续降低利率之后，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利率已降为1.89％，两者相差近2.24个百分点）的做法，使邮政储蓄享受了“超国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公平竞争，并引发了一些基层机构的违规操作；
第二，因邮政储蓄未纳入金融监管体系，有关监管部门对基层邮储机构的违规行为难以监管；
第三，邮储与邮政搅在一起，为邮政提供隐性巨额补贴，不仅不利于邮政业务的核算，也不利于邮政部门职工专注于主业，延滞了邮政部门自身的结构调整。事实上，由于邮政储蓄已经成为邮政系统最具获利能力的部门，很多基层机构都将之作为“吃饭业务”大力发展，而邮政原有的业务能力相对削弱；
第四，转存款利息与吸储利息之间的巨大利差由中央银行承担，实际上是迫使中央银行承担了本应由中央财政负责的出资职能，造成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职能混淆，同时也加大了货币政策操作的成本。
另一方面，邮政体制也迫切需要改革。其问题主要是：
第一，邮电分离后，邮政系统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现象较为突出，服务效率相对较低，亏损严重。
第二，东西部居民所享受的邮政公共服务水平相差极大。例如北京、上海邮政业务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可以排名23、26位，西宁则列于130位之后。
第三，外资快递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之后，邮政体系在强敌面前竞争乏力，市场占有率迅速减少。目前在部分沿海地区，大约90％的市场份额已被外资公司夺去。
此外，在世界一些国家纷纷改革既有邮政体制的大背景下，我国邮政体制改革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2.对现有改革方案的分析
针对上述问题，近年来有关部门曾多次酝酿改革。1998年邮政、电信分离后，从1999年开始推出“8531计划”。即在四年中，分别将国家对邮政的亏损补贴额减少至80亿、50亿、30亿和10亿。1999年，有关部门还设计了将邮政储蓄从邮政分离出来，单独成立邮政储蓄银行的改革方案。但是，上述单兵突进式的改革并没有解决邮政系统和邮政储蓄的实质问题。
首先，从单独改革邮政体制方案的实施情况看，尽管国家财政确实逐年减少了对邮政的补贴，但邮政部门的亏损并没有减少乃至消失，而是通过不断扩大邮政储蓄的规模、用邮政储蓄的盈利弥补邮政的经营亏损。而邮政储蓄的盈利又主要来自中央银行为之提供的高额转存款利息。由于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利率最高只有3.78％，人民银行至少要负担0.4个百分点的利差倒挂损失。随着邮政储蓄存款的迅速增加和中央银行再贷款数量的减少，人民银行的负担也不断加重。以2002年为例，当年邮政储蓄余额为7373亿元，而再贷款余额仅为1374亿元，两者相差近6000亿元。再贷款的利差倒挂加上转存款利率与存款准备金利率之间的利差，人民银行承担的损失接近140亿元。对于国家来说，相当于按住了左边衣袋，却不得不从右边衣袋掏钱，并无实质意义。
随着国家补贴的减少，迫于扭亏的压力，邮政部门为降低成本而收缩了不少网点，造成普遍服务能力（特别是农村）下降和服务质量恶化。例如，某省两个乡8000多人口共用一个邮电所，所里只有一个工作人员，且办公条件十分恶劣。这种状况不仅与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形象不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令的畅通。
其次，由于单独改革邮政储蓄的方案未考虑邮政体制的现实困难，无法弥补邮政在提供服务中出现的窟窿，在现实中也不具备可操作性。目前邮政系统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储蓄，而且越是基层比重越高。据介绍，在一些农村支局，邮政储蓄的收入占比高达90％，一旦将邮储从邮政分离又没有补偿措施的话，这些邮政的营业网点将立刻垮掉。因此，该方案必然会遭到邮政部门的抵制。
上述分析表明，将邮政体制撇在一边，单独进行邮政储蓄的改革不可行；不考虑邮政储蓄改革，单独改邮政体制也不行，邮政储蓄改革必须与邮政体制改革联动进行。惟此，才有可能兼顾邮政、财政和中央银行等多方面的利益关系，使改革能够顺利推进。
二、关于邮政储蓄与邮政体制联动改革的构想
1.改革的基本前提
近年来，随着外资企业的进入，邮政专营的局面已被打破。邮政部门的高收入领域受到挤压，而亏损的普遍服务（尤其是农村的信函投递服务）又不能不做，由此造成邮政部门的经营状况不断恶化。
需要指出的是，邮政在很大程度上实现的是政府职能。邮政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支持着国家政权，是传递党和政府声音、保证我国13亿公民通信权利的重要工具。因此，将邮政系统定性于企业，简单地归于企业化管理是有问题的。对于普遍服务的亏损部分，国家有义务给予资金支持。从国外情况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邮政都是给予财政方面支持的。例如美国、英国将邮政定位于政府公共服务部门，享受免税待遇；日本、印度的邮政职员均被列入公务员系列，享受与政府雇员相同的待遇。相比之下，我国的邮政事业还很不发达，服务能力和水平都相对低下。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国土面积为300万平方公里，人口10亿，其拥有15万个邮政网点，25万个投递员。而在我国，相对于960万平方公里和13亿人口，却只有7万个网点，10万个邮递员。除少数大中城市外，公众享有的邮政服务还远远不够。因此，财政过去对邮政提供的资金相对还是不足的。
基于上述理由，财政对邮政必须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这是改革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2.邮政储蓄与邮政体制联动改革的方案构想
我们说财政必须支持邮政业务的发展，并不等于要让财政将邮政全部包下来。邮政业务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型：一是通政类服务，主要是保证党中央声音的及时传递和政令的畅通，具体包括党报党刊的发送、机要文件的传递、边防官兵信函的邮递等等。显然这类业务的经营亏损是需要财政补贴的；二是通民类业务，主要是保证公民的通信权利，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这类业务也属于政府职责，应由政府承担收入无法弥补支出形成的缺口；第三类是通商类业务，主要是利用现有国内邮政网点，为企业和公众提供商业性服务，包括集邮、快递、代理收费、汇兑、邮政储蓄等。这类业务通常是营利性的，无须财政补助。
关于邮政普遍服务的实际亏损额，据邮政部门的测算，每年至少需财政补贴100亿元才能自求平衡。其理由是，根据“8531计划”，中央财政从1998——2002年共补助邮政170亿元，加上113亿元的建设资金补贴，平均每年补贴70亿。如果考虑到邮政收入的水分（2002年估计为30－40亿），则合计为100亿元。而根据中介机构的测算，该数值为45亿，两者差异较大。由于过去邮政对各类业务没有单独核算，不同业务混在一起共用邮政设施和网络，所以要得出准确的数据相当困难，这也是财政与邮政部门产生意见分歧的主要原因。考虑到2002年在中央财政补贴10个亿的基础上，邮政储蓄还划拨了盈利100余亿用于弥补邮政亏损，在邮政现有经营水平下，100亿的估计可能比较接近现实。但是现实并不等于合理，通过改革，邮政部门应该能够在改善服务的基础上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这一点也正是我们改革的目的。
根据邮政的业务特点和发展现状，我们提出“两步走”的改革设想：
第一步改革的目标是将通商类业务与其他两类业务剥离出来，准确核算各类业务的收入和成本。在这一阶段，邮政储蓄等通商类业务仍留在邮政体制内，但须独立核算，同时逐步放开其资金运用领域，培养经营能力。这一阶段大约需要3－5年的时间。
第二步改革的目标是实现通商类业务的市场化运行。在这一阶段，通商类业务与邮政体制完全脱离，自主进行市场化运作。同时邮政体系应通过运营机制的改善，进一步提高邮政体系的效率和服务能力。
做出这一设计的目的，主要是在不对现有利益格局产生巨大冲击的前提下平稳推进邮政体制和邮政储蓄的改革。一方面，要使有关各方都能承受，即财政少拿一点、邮政不致失衡、中央银行负担得到减轻；另一方面，也要促使邮政体系向更有效率、更有竞争力方面转变。
3.改革的基本内容
第一步改革的要点可以用五句话归纳：“分离业务，独立核算，以盈补亏，调整结构，加强监管”。
分离业务：即将邮政的普遍服务运营与通商类服务运营分离开来，在国家邮政局下分设快递、邮储、代理等独立运作的业务实体。将目前混用的办公设备一律划给普遍服务部门，通商类业务部门仍需借用的，普遍服务部门可以按合理的价格收费。
独立核算：即对分离后的经营主体采取独立核算、分别设计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办法进行管理。通过几年的试运行，就可以大体搞清楚各类业务的成本及其他核算数据，为下一步改革提供依据。
以盈补亏：即下面分开经营，上面并账补贴。国家邮政局用下属通商类业务部门的盈利和缴费来弥补普遍服务的亏损，如果仍有缺口，则由财政给予补贴。
调整结构，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邮政部门自身要调整业务结构，将发展业务的重点从邮政储蓄转向邮递的本业，努力提高邮政领域的竞争力。邮政属于规模经济行业，只有扩大信函数量，现有的投递网络和设施才能充分发挥效用。美国每年人均信函达到700封，英国为300封，而我国只有15封，差距之大说明邮政系统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特别在银行账单、广告等方面还大有拓展的余地。
二是邮政储蓄部门要调整资金运用结构，随着其他业务的展开，逐步减少向中央银行的转存款，提高邮储资金的使用效率。
加强监管：应明确邮政储蓄机构的金融机构属性，使其在业务上接受有关监管机构的监管，消除经营活动中的违规行为。
第二步改革的要点是，“分离机构，市场化运作”。
分离机构：可在适宜的时机将邮政储蓄从邮政部门脱离，成立完全独立、自主经营的邮政储蓄银行。其他通商类业务如快递，也可以分拆上市，或吸收外部资本进行重组。
市场化运作：脱离邮政体系机构将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运行，其盈利不再用于亏损部门的补贴，而是依法纳税。获得专营权的，政府还可以考虑收取合理的专营费。
机构脱离后，邮政系统普遍服务的亏损部分全部由财政补贴，但随着邮政体系的分拆、业务结构的调整以及业务发展，财政承担部分应比改革前的亏损相对要小得多。
4.有关政策配套
实现上述改革需要一些政策配套措施，主要包括：第一，对邮政实行减免税政策。如前所述，由于邮政提供的是公共服务，属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共部门，财政理应给予免税，这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通过免税，估计可以使邮政增收20亿左右。
第二，允许邮政部门适度扩大通商类业务的范围。例如开办简易养老保险，代办养老金发放等等。如果这类业务能够开展起来，每年为邮政提供数十亿的盈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人民银行不要一次性将转存款利率降到存款准备金利率的水平，而应制订一个逐年降息的计划，以使邮政储蓄机构对未来几年能有一个明确的预期，并据此安排资金运用结构的调整。随着邮政储蓄资金运用范围的拓展，人民银行可逐步取消对邮政储蓄转存款的优惠政策。这样既使邮政能有一个平稳的过渡时期，保证正常运转，也使财政不至于面对过重的补贴压力。
第四，适当放松对邮政业务的价格管制，使邮政部门有权根据市场竞争的状况及时调整价格，增强市场竞争力。
第五，目前国家邮政局隶属于信息产业部，对邮政行业管理不具备权威性。建议将邮政局设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并赋予其执法权。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对现存信函市场的过度混乱状况进行整顿，整顿的核心是提高经营信函业务的门槛，确保邮递公司的资质，制止不合理竞争。
通过以上措施，力争做到在财政少出钱甚至不出钱的情况下启动和推进邮政和邮政储蓄第一阶段的改革。
三、未来邮政金融改革的理想模式
1.邮政储蓄银行的性质
我们认为，未来的邮政储蓄银行不应当是一个普通商业银行，而应定性于以批发为主的特殊商业银行。即邮政储蓄银行不做直接面对企业的贷款业务，将资金批发给其他金融机构获取利差。理由如下：
第一，从邮政储蓄的现有人员构成、知识结构以及运作方式来看，邮政储蓄部门根本不具备对贷款风险的识别和控制能力，一旦开展零售业务，必将带来极大的经营风险。
第二，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任务十分繁重，面对的困难不少，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建设第五个国有商业银行。
第三，邮政储蓄由于得到民众的普遍信任，与农村信用社相比，在吸收存款上有着天然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村资金流出的原因，近年来已经引致不少批评。如果将邮政储蓄银行建成一个普通商业银行，从商业利益出发，其必定不会愿意向农户和小型企业发放贷款，从而进一步加大农村的资金缺口。这一点已经从我国许多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的发展轨迹得到验证。
如果邮政储蓄银行在资产运用方面采用以批发为主的模式，则不仅可以省去大量贷款审查和风险管理人员，避免不良贷款出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根据调控经济的需要选择资产运用方向，成为国家调控经济的工具。
2.如何与农村金融改革配套
由于邮政网点的普及性，邮政储蓄吸收的存款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农村。为使来自农村的资金能够用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可以考虑通过某种制度设计让邮政储蓄吸收的部分存款能够在农村留下来。例如，目前农村信用社已经交给省级地方政府管理，是否可以在省政府协调、提供某种保障的情况下，将一定比例的存款交给农村信用社运用。至于资金运用的期限、利率等条件都可以通过谈判决定。
另一方面，邮政储蓄通过为农村居民开办简易人寿保险，不仅可以为游离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农村为居民提供一定水平的生存保障，而且还可以探讨用保单到金融机构质押贷款的新业务，从而为农民和乡镇小企业开辟一条新的融资途径。
3.邮政储蓄银行的资金运用范围
未来的邮政储蓄银行似应可以在以下方面开展批发业务：
第一，购买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券，特别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过程中，可以考虑利用邮政储蓄的一部分资金参与国有银行的改组改造。第二，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作为资金的富裕者向短缺方提供资金。第三，购买国债获得长期稳定收入。第四，购买部分信用等级高的大企业发行的债券。第五，委托国家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运用资金。第六，购买证券投资基金。
建议在组建邮政储蓄银行时，为之设置专门的法律，对邮政储蓄银行的性质和职能给出明确的定义，并在资金运用的结构比例方面作出规定。
㈡ 经济全球化对经济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全球贸易往来增多、资金在国际间流动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正在推倒各国的经济壁垒，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目前，经济全球化已呈不可逆转之势，并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正面的积极作用，又有反面的消极作用。在看到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机遇，并敢于抓住这个机遇，使中国经济进入世界经济主流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它带来的巨大挑战。如果不能正视这个挑战，那么经济全球化就很有可能带来风险，而不是机遇。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些风险
已经造成对金融业的冲击、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减弱以及经济结构调整过快带来大量失业等严重的现实经济问题。只有积极地应对挑战，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才能避免被全球化发展抛弃的"边际化"趋势。
第一，经济全球化使得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大大提高，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企业进入世界市场的获利机会增多，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国内市场成为各国企业纷纷抢占的制高点。
始于1978年的对外开放使中国把握住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大好时机，利用国内劳动力的成本优势，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对外开放前后经济实绩的天壤之别充分证明了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已经日益与世界经济融合成一个整体，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度逐步提高(参见表4)。
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准入程度将提高，但同时国内市场的全方位、大幅度开放也是大势所趋。中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将使中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大幅增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中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则由于本国企业的竞争力不强，很可能遭受外国同类进口产品的巨大冲击，使经济增长受阻，并引发严重的失业问题。特别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国内市场规模庞大，又加之近年来经济增长强劲，购买力旺盛，各方面的经济环境正日趋改善，因此已经成为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推动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稳步增长的重要目标市场。因此，面对国外无论在价格还是非价格方面均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进口产品，国内企业可能要受到较大的冲击。
为了分享经济全球化利益，又要避免其不利影响，中国在现阶段应充分注意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地
积累财富，推动经济增长，同时也应积极利用世界性资本、技术和产业大转移的有利时机，通过开展贸易、利用外资等途径，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本国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因为，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中国的劳动力要素逐渐变得相对短缺，而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则逐渐相对丰富起来；同时先进国家的某些产业由于丧失了比较优势，也不得不向更高层次的产业转移，其丧失优势的产业将逐步转向发展中国家。这样，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逐步实现本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而且由于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现成经验，避免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从而缩短产业升级的时间。在这方面，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就是典型的例子。总之，长期国际经济的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要谋求经济的发展就必须遵循比较优势原则。
第二，经济全球化推动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大举实施兼并，这在提高中国企业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将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较大的冲击。
跨国公司通过兼并收购的方式进入中国国内市场，进行直接投资，一方面给中国企业带来了雄厚的资金支持、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遍布全球的外销渠道，这对于提升中国企业的运行效率，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水平提高、培养高层次的管理人才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在兼并国内企业后，外资将在国内形成生产能力，对国内原有的同类产品生产企业将造成较大的冲击，引发国内市场份额的激烈竞争和重新组合。此外，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间的兼并收购之风形成了规模更大、竞争力更强的巨型跨国公司，它们往往拥有大部分国际市场份额，国际市场的集中度日益提高，发生垄断的危险也在不断增大。对于未被跨国公司兼并的中国企业来说，其出口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其他与中国经济结构类似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兼并收购形成的有竞争力的出口企业，由于其产品与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属于同类产品，因此会对中国企业的出口造成更大的竞争压力。
第三，经济全球化将促进中国的资源配置优化，为中国实现经济发展和赶超发达国家提供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参与经济全球化，面对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并后来居上。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贸易战略愈开放、参与国际经济的程度愈深，经济实绩就愈优。反之，贸易战略愈封闭，与国际经济的隔离程度愈深，经济实绩就愈糟。1996年5月7日，世界银行发表的题为《世界经济前景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报告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这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因果关系。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反之，面对经济全球化裹足不前，必然影响经济顺利发展。
经济全球化为企业利用最有利的地点和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分工的大发展、产业的大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大流动，对于中国弥补国内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缺口，利用几乎是不付费的后发优势，以及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乃至整个经济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为了加快经济发展，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中国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充分发挥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以及向发达国家输出劳务的机会，具体地说就是可以从发达国家获得更多的发展援助、资金融通、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等，以解决资金不足和技术水平低的困难；与发达国家经济接轨，推动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工业，甚至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向中国转移，尽快提高中国的工业化水平。
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经济总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产业结构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的不断产生和现代经济结构的不断变革。而现代经济结构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外生的，中国要建立现代经济结构，必须积极从外部引进；否则，单纯或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成功的。目前，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新技术开发和应用的速度大大提高，中国如果不积极从外部引进技术而只靠自己闭门造车，不仅难以缩小同先进国家的差距，而且还可能继续扩大，永远停留于落后状态。
第四，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也加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金融机构的监督职能和预警机制也尚不完善，很可能诱发国内金融风险。
国际上有人称亚洲金融危机是"21世纪危机"，也可以说是"全球化危机"。目前，世界各类资本市场（包括贷款市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总规模估计高达35000亿美元。国际金融市场向全球化方向发展，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但是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风险也越来越大，而且一旦发生，其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近年来，由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和迅猛发展，国际金融市场的投机因素日趋加大。金融衍生工具作为一种商品，既为金融自由化提供了空前繁荣的市场，极大地扩大了业务领域，同时也为过度的投机活动创造了条件。面对国际金融体系日益全球化，许多国家建立了防范保护机制，以免金融体系因个别金融机构的不测事件而受到震荡。但是，应该说这种监督保护机制尚不健全，特别是缺乏国际间的应急预防机制。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后，国际上也呼吁及早建立金融管理的"早期预警系统"。
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全球化可能诱发国内金融风险。在金融国际化的浪潮中，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大大加快，特别是短期资本即"游资"占有很大的比重，其特点是投机性强，并以"光速"出入于各国的资本市场，在给各国带来巨大的资金供给的同时，也可能给各国的金融和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如果短期国际资本突然大规模撤出本国市场，本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货币和金融危机。近年来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只有加快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合理和完善的金融预警和防范机制，克服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才能将发生国内金融危机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否则，一旦将来中国开放资本市场，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游资"的冲击；而且即使不开放资本市场，在加入WTO后，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及其人民币业务的开展，短期游资同样会通过国内外资金调动，影响中国国内资本市场的稳定。
第五，经济全球化正在给国内经济改革带来新的压力，使国内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并对国内产业和市场将造成一定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游戏规则的全球化，中国要参与经济全球化，就必须遵循国际游戏规则，按照游戏规则来改革国内的贸易和经济体制。例如，中国"复关"的程序首先就是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对中国贸易和经济体制的审查和认可。70年代末以来，中国一直在进行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改革的道路是漫长的，改革的过程是痛苦的。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20余年，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远没有完成，目前还遇到了许多深层次问题，改革已经到了攻坚阶段。在这一阶段，改革的任务本来就已经很繁重，再按照国际规则来重塑经济体制，势必增加改革的困难。同时，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外来冲击也恶化了改革的外部环境，对改革也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每天都发生着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流动。通过这种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中国在影响着世界，世界也在影响着中国。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将不仅取决于国内因素，而且也受到国际因素的巨大影响。随着国际交换规模的不断扩大，进出口贸易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在宏观经济平衡中的影响力越来越显著，进出口贸易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将直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国际性的经济波动如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金融危机等现象将通过国际经济的传递机制影响到国内经济发展，如果国内经济结构存在某些类似的隐患，这些现象不可避免地要在国内出现。即便不存在这些隐患，由于心理因素的作用，也可能发生一定程度的波动，只不过程度较低和时间较短而已。1997年7月1日以来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由于资本市场没有开放等原因而使中国避免了发生类似危机，但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
经济全球化正在把中国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结为一体，通过封闭市场来保护国内产业的做法已不可能。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中国的国内产业将面临外国竞争力的冲击。过去，中国通过贸易保护的办法建立了门类繁多、体系齐全的国内产业，这些产业中的大多数至今仍不具备足够的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开放国内市场后所受到的外来冲击将是巨大的。现在，中国仍然存在较多的贸易壁垒，所以国内产业所受到的外来冲击并不大。但是，那些绕过贸易壁垒、通过投资方式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大批外国企业，它们生产的商品对国内其他同类产品生产企业造成巨大的冲击，甚至威胁到国内同类企业的生存。目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在谈判的过程中和谈判结束以后，随着中国国内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罗小明 纪昀，《经济全球化》之四）
㈢ 金融危机上半年
相关资料：
国际金融危机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内容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渐明显，资本的国际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但与之相伴的金融风险也越来越大。如何应对这种挑战，趋利避害是摆在中国金融界和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在分析金融危机成因和后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 国际金融危机 应对策略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手段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chain reaction)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如果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如果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
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允许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允许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如果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管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August, 2001
2.胡祖六（Fred Hu），“刺激经济增长与结构改革并行不悖”,亚洲华尔街日报,1998年8月5日
3.胡祖六(Fred Hu),“中国——亚洲的避风港”,《布隆帕格金融杂志》，1998年9月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金融危机导致欧美等国家经济减速，需求降低，这样会降低我国的出口，从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这个是最主要的影响了
采取的措施就是降低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这样可以让银行增加可贷资金，让企业贷款成本降低，从而扶持企业的发展
还有，就是准备扩大内需和投资，经济发展主要靠出口、消费和投资，现在出口不行了，那么只能是想办法扩大内需，也就是刺激投资和消费。
㈣ 自亚洲.欧洲.美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共38家金融机构，联合发起什么合作平台
亚洲金融合作协抄会 首批成员共38家金融机袭构，分别来自亚洲、欧洲、美洲1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的成果之一，亚金协将立足亚洲，遵循区域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规则运作，促进区内外金融机构信息互通，推进金融基础设施、金融业务、风险防控的合作，以提升亚洲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力。 来源：中国经济网
㈤ 一道逻辑推理题目
1.首先来看一条最重要的线索:“每位女性至多有三个特点”（注意，文中的“以上”二字指的是“上面”的意思，不要理解错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4个特点分配三个人，每人最多3个特点，必然也就是“3-3-2”模式了！
2.先看第三条提示，假设红红温柔，则她也漂亮，那么她也就勤劳了（根据第二条提示），所以她不可能有学识了！那么，有学识的必然是梅梅跟芳芳，因此她俩又同时是勤劳的了（根据第一条提示），三个人都勤劳，这显然不符合题意！综上，红红不会是温柔的，那么另外两人就都是温柔的了！
3.有了上边的基础，后边就相对好推了！假设梅梅跟芳芳同时符合第一条提示，那么，最终她俩必然有一个人是要占据4条优势的，不符合题意；如果她俩同时不符合第一条提示，显然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是其中一个人符合！那么反过来说，红红必然是有学识的！
4.同理，来看第二条提示，可以推出梅梅必然是漂亮的！（方法同上不赘述）
5.由于梅梅已经是温柔漂亮的了，所以她肯定不符合提示一的条件了，否则就有悖题意了！所以，学识、勤劳，梅梅都没有，反过来说，芳芳跟红红就必须都有！
6.由上可知芳芳必然不漂亮（不能有4个优势），所以红红是另一个漂亮的！到这里就全部证明出来！
最终答案:梅梅:温柔、漂亮
芳芳:有学识、勤劳、温柔
红红:有学识、勤劳、漂亮
（PS:有没有学识不重要，勤劳、温柔、漂亮就可以，可是居然没有！）
㈥ 有关经济的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这次经济危机，从1929年秋天开始，首先向美国，随后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席卷而来。直到1933年，持续了4年之久，危机所造成的损失总计约2500亿美元。欧美各主要工业国家经济瘫痪，生产倒退了20多年。经济危机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危机。失业工人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在职工人开展罢工，反对资本家，反对政府。资产阶级政府如坐针毡，竭力寻找出路。
一些国家，如美国等，宣布实行“新政”，采取国家干预经济的办法，利用旧市场，开
辟国内新产业来缓和经济危机。另一些国家，如德国、日本等，为获取新市场，用战争掠夺殖民地人民的物资和廉价劳动力，建立起了法西斯政权，疯狂地扩军备战，为重新瓜分世界而挥舞起了血腥的屠刀。于是，两个战争策源地在欧洲和亚洲分别形成了。战争的阴云开始飘向世界。
经济危机的原因可能是∶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经济政策错误
原材料紧张，尤其是原油危机
自然灾害
全球化的后果
金融政策错误
垄断资本家片面强调利益，盲目扩大生产
经济危机的后果可能是∶
社会动乱
国民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政变
战争
历史上的经济危机∶
1929年大萧条
1972年原油危机
1929年10月24日，美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一周之内，美国人在证券交易所内失去的财富达100亿美元，农场主为了销毁“过剩”的产品，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当时纽约流行一首儿歌：
“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
“疯狂的20年代”暗藏危机
1920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次经济危机。危机过后，美国经济在股票、债券等“经济泡沫”的影响下迅速增长，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奇迹。从1923年直到1929年秋天，每年的生产率增长幅度达4％。与此同时，整个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都在发生变化。虽然清教徒传统的价值观念仍在农村中流行，但在城市中的主导道德观念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财致富成了人们最大的梦想，投机活动备受青睐，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以及享乐之风盛行。相当一部分人终日沉醉于物质享乐之中，而精神生活则体现出浮躁和粗鄙，以至于许多美国历史学家把这时的美国称为精神上的“饥饿时代”或“疯狂的20年代”。
上个世纪20年代的繁荣虽然造就了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但这一繁荣本身却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首先是美国农业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农村购买力不足。1919年时农场主的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的16％，而在1929年只占全部国民收入的8.8％，农场主纷纷破产。此时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收入的1／3左右。
其次，是美国工业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极端不均衡。工业增长主要集中在一些新兴工业部门，而采矿、造船等老工业部门都开工不足，纺织、皮革等行业还出现了减产危机，大批工人因此而失业。这一时期兼并之风盛行，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全美最大的16家财阀控制了整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53％，全国1／3的国民收入被占人口5％的最富有者占有；另一方面，约60％的美国家庭的生活水平还挣扎在仅够温饱的每年2000美元水平上下，更为严重的是，有21％的家庭年收入不足1000美元。此外，国际收支中的潜在危机也加深了美国经济的潜在危机。美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力同供应大大超过国内外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一切都预示着一场大危机的到来。
泡沫经济主要是指虚拟资本过度增长而言的。所谓虚拟资本，是指以有价证券的形式存在，并能给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的资本，如企业股票或国家发行的债券等。虚拟资本有相当大的经济泡沫，虚拟资本的过度增长和相关交易持续膨胀，与实际资本脱离越来越远，形成泡沫经济。
泡沫经济寓于金融投机。正常情况下，资金的运动应当反映实体资本和实业部门的运动状况。只要金融存在，金融投机就必然存在。但如果金融投机交易过度膨胀，同实体资本和实业部门的成长脱离越来越远，便会造成社会经济的虚假繁荣，形成泡沫经济。
泡沫经济与经济泡沫既有区别，又有一定联系。经济泡沫是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所谓经济泡沫是指经济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非实体经济因素，如金融证券、债券、地价和金融投机交易等，只要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中，对活跃市场经济有利。只有当经济泡沫过多，过度膨胀，严重脱离实体资本和实业发展需要的时候，才会演变成虚假繁荣的泡沫经济。可见，泡沫经济是个贬义词，而经济泡沫则是个中性范畴。所以，不能把经济泡沫与泡沫经济简单地划等号，既要承认经济泡沫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又要防止经济泡沫过度膨胀演变成泡沫经济。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泡沫之所以会长期存在，是有它的客观原因的，主要是由其作用的二重性所决定的。一方面，经济泡沫的存在有利于资本集中，促进竞争，活跃市场，繁荣经济。另一方面，也应清醒地看到，经济泡沫中的不实因素和投机因素，又存在着消极成分。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泰国的金融危机事发于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动乱。首先是外汇市场的美元收缩冲击，使得泰铢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幅度贬值，进一步影响了泰国的股票市场和金融体系，东南亚的金融市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捆绑经济，而且各国的货币不统一，在国际化的金融市场上美元最终成为交易单位。间接的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创造了助动力。
所以，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来自于外汇市场的冲击，货币危机又成了金融危机的附属。
㈦ 关于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了解的人请进
前亚洲经济已经基本趋于稳定，但是，由危机引发的全球
范围的理论大讨论却方兴未艾。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复杂，影响重大，所涉及的
问题很多，加上每个讨论者的积极参与，因此形成了“百
家争鸣”的热烈场面。为了使读者便于理解这场讨论的内
涵，我把各种观点归纳为三个主要流派，简要地介绍其理
论要点和政策建议，并在最后阐述这场讨论的意义。
1、结构主义或主流学派
这一派人多势众，不仅包括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专家
学者、政府官员和工商人士，还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等国际机构的大部分领导成员，甚至包括一些亚洲
国家的政府和民间人士。
这一流派主要从结构分析入手，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爆
发的基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金融、产业等
领域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例如，政府与大企业的关
系过于密切，银行的管理和监督系统失灵，企业的借款和
投资战略失误，任人唯亲和贪污腐败盛行，等等。其中，
原先一直受到世人称赞的“东亚模式”也受到了严厉的批
判。他们认为，这种模式虽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具有
明显的优势，但是它所固有的特点，即“政府主导”，经
过一定时期以后变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因为正是政府的
干预，才造成了市场机制的扭曲，影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
加剧了原有的各种内部结构的缺陷，并最终为金融危机的
爆发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根据上述分析，这一派给亚洲国家提出的政策建议是：
放弃亚洲模式，采纳美国模式；同时进行各种结构性的改
革，特别要对政府的行为和作用进行严格的限制，大力削
减政府预算，并对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具体
的结构改革方案是由IMF制订的，目前泰国、韩国、印度
尼西亚等国的政府正在遵照执行。
2、市场主义或自由主义
这一流派人数不多，主要包括发达国家中的部分专家
学者和政府官员。
此派的基本特点是崇尚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在他们
看来，亚洲经济的基础是良好的，虽然这些国家的内部也
存在某些缺陷和问题，但是与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没有直接
的关系。因此，他们进行分析和说明的重点是，金融危机
的爆发实际上是市场机制、特别是国际金融市场机制发挥
作用的结果。
例如，他们中间有的人把国际金融市场的力量比喻为
“原子弹”，认为它威力无比，但又喜怒无常：如果市场
以赞许的目光看待一个国家的金融表现，那么这个国家的
经济就会稳定繁荣；如果市场下了相反的定论，那么这个
国家就会陷入灾难。例如，80年代的拉美各国、1994年的
墨西哥和去年的亚洲。
根据这一观点，他们提出了与结构主义完全相反的政
策建议：不论是危机的爆发还是经济的恢复，都应当顺其
自然，不必加以人为的干涉。因此，他们严厉地批评了IM
F的结构改革计划，认为它实际上等于代替亚洲政府对经
济实行了新的干预，其结果不仅对亚洲经济的恢复毫无帮
助，而且必然会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同时，他们还指
出，IMF虽然给遭受危机最重的泰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
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但是它与每天在国际金融
市场上流动的2万多亿美元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根本
于事无补。有些人甚至提议，应当解散IMF。
3、激进主义或新经济论
这一流派的人数也不多，但是成员比较复杂，既包括
亚洲国家中像马哈蒂尔那样的民族主义领袖，也包括发达
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及那些不同意结构主义
和市场主义的专家学者。
这一流派的特点是，强调指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
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的差异，以
及现行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内部缺陷。同时，他们论证
了弱小国家的政府对民族经济进行干预和保护的合理性与
必要性，并且试图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例如，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认为，亚洲货币的暴跌是少数投机
家“人为操纵”的结果。他还指出，由于国际金融资本的
实力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因此后者甚至无力决定本国货
币的汇率水平。他原先的副手安瓦尔也指出，这些“邪恶
的”投机活动的成功证明了国际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严重
的缺陷。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亚洲国家领导人的观点，不仅得
到了发达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支持，也得到了非
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一些国际经济机构官员们的赞成。例如，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亚洲政府对经济
的管理虽然可能使某些私人企业的利益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是它有利于保护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反之，不受管制的
贪婪必然导致不公正，而不公正又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安和
动荡。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也明确指出，亚洲金融
危机的原因不是由于政府的干涉过多，而是由于干涉过少，
比如在建立健全管理框架之前就取消了对外资的必要限制。
他进一步指出，许多人在批评亚洲各国政府的时候忘记了
一个基本事实，即每一笔贷款不仅要有借方，也要有贷方，
因此，对金融危机的发生，双方“共同负有责任”。
从上述观点出发，这一流派对结构主义和市场主义的
政策建议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那两派的观点
和主张，实际上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贷款者，而不利于亚
洲国家。因此，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
机构，或者强化现有国际机构的职能，以便对短期国际流
动资本实施严格的管理和监督，防止亚洲式金融危机的再
度爆发。而且，最近马来西亚政府已经对外国资本实施了
管制；香港特区政府也进入股市，与国际投机资本进行了
直接的较量。
综上所述，当我们分别考察这三个主要流派的时候，
可以发现它们各自都包含着合理因素，因为它们都在一定
程度上揭示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并且提出了对策
建议。不过，当我们把它们综合起来的时候，也可以发现
各派之间存在着许多难以调和的分歧。
尽管如此，通过一年多来的激烈辩论，各派的观点得
到了比较充分的阐述，相互之间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理解
和接近。例如，不少发达国家的专家学者和国际机构也意
识到了短期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巨大的破坏性，因此
对原先一味责怪亚洲的做法进行了自我批评。同时， IMF
也逐渐发现当初制订的结构改革方案过于简单生硬，并没
有使亚洲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因此它已经
准备进行调整。同样，亚洲领导人在怒斥了西方“邪恶的”
投机家们之后，冷静下来也看到了自身的毛病，因此在韩
国和泰国等亚洲国家，新当选的领导人已经开始了反对贪
污腐败的运动。与此同时，著名的国际金融家绍罗什本人
也坦率地提出警告说，不要盲目相信市场机制，因为它不
会自动纠正其无节制的状况。
当然，由于各个流派的理论依据不同，政策主张各异，
因此目前还没有取得一致的见解；加上各国经济利益的矛
盾，因此许多合理建议也依然停留在讨论阶段。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
先后波及到了日本、俄罗斯、南亚、南非和拉丁美洲，现
在又波及到了美国，因此，上述各个理论流派在争论的过
程中也在随时补充新的材料，并且对各自的观点和建议不
断地进行着修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去年爆发的亚洲
金融危机，不仅仅是“亚洲”的，也不仅仅是“金融”的，
在本质上，它是现行国际经济体制和现有经济理论的危机。
因此，这场深入和持久的理论大讨论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
意义，而且，由此产生的思想解放和可能出现的理论突破，
也必将对亚洲和世界的前途产生深远的影响。
创造了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进入九十年代后，泡沫经济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当亚洲金融风暴刮到日本列岛，这种负面效应和经济结构的深层矛盾终于激化，1997年11月以后，中小金融机构一个接一个地倒闭，金融业的核心也很快遭殃。11月3日，负债累累的三洋证券公司宣布破产。日本大藏省立即指示几家大银行筹措补偿资金，并特别允许三洋证券公司在4日以后继续进行偿还资金和有价证券的业务。
消息一传出，4日清晨，投资者纷纷赶来，在三洋证券公司的各个分店前排起了长蛇阵，公司职员不得不靠发号码来维持秩序。虽然公司一再保证全额退还投资金额，但拥挤在店门前的投资者还是非常紧张。
紧接着，日本第十大商业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第四大证券公司山一证券公司等，如多米诺骨牌一个个地倒台破产。到年底，日经指数比上一年下跌了百分之二十五。到1998年，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全国共有两万多家企业倒闭，负债总额超过十三万亿日元。
㈧ 亚洲.欧洲.美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共38家金融机构，联合发起什么合作平台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
首批成员共38家金融机构，分别来自亚洲、欧洲、美洲12个国专家和地属区。作为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的成果之一，亚金协将立足亚洲，遵循区域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规则运作，促进区内外金融机构信息互通，推进金融基础设施、金融业务、风险防控的合作，以提升亚洲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力。
来源：中国经济网
㈨ 97年的金融风暴是怎么回事
1997年1月份，以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商开始对觊觎已久的东南
亚金融市场发动攻击，开始抛售泰铢，买进美元。泰铢直线下跌。其目的很明确：
搅乱东南亚金融市场，以图混水摸鱼，狠捞一笔。而东南亚一些国家房地产、外汇
储备、金融市场管理的混乱与失控，给投机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吃柿子挑软
的拿，索罗斯的如意算盘是：先从最不堪一击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入手
，进而搅乱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最后攻占香港，以图造成他
们无坚不摧的印象，击溃市场信心，引发“群羊”心理。索罗斯认为，只要击垮一
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其它国家就不可避免一个接着一个倒下，这就是所谓的“多米
诺骨牌”效应。
泰国，成了首当其冲的目标。
5月份，国际货币投机商开始大举沽售泰铢，兑美元汇率大幅下跌。面对投机
商气势汹汹的进攻，泰国央行与新加坡央行联手入市，三管齐下，企图捍卫泰铢阵
地，他们动用了120亿美元吸纳泰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离岸投机者；大
幅提高息率，一番短兵相接之后，泰铢的地位暂时性保住了。
对此，国际货币投机商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他们的招数只有一个：筹集资金
，狠抛泰铢。索罗斯开始节节挺进。与此同时，泰铢贬值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泰
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屡创新低。泰政府临阵换将，原财政部长庵雷·威拉旺被迫交出
帅印，泰政府此举，犹如在波涛汹涌的湖面投下一颗重磅炸弹，菲律宾成了受害者
，比索汇率开始大幅起落。
庵雷·威拉旺的黯然而去却未能阻止泰铢的节节失利。6月份，投机商开始出
售美国国债，筹集资金，再度向泰铢发起致命一击。泰央行奋起还击。其时，人心
惶惶，人人自危，在太平盛世掩盖下的各种弊端一一暴露出来。为了稳定军心，6
月30日，泰国总理差厄利发表电视讲话：“我再次重申，泰铢不会贬值，我们将
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发誓归发誓，偏偏其金融市场像个扶不起的阿斗。此
时的泰国央行已弹尽粮绝，仅有的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早已花光。就在泰总理
讲话两天之后，泰国央行被迫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
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当天，泰铢重挫20％，7月29日，泰国央行行长伦差·马
拉甲宣布辞职，8月5日，泰央行决定关闭42家金融机构，至此，泰铢终于失守
。
与此同时，菲律宾比索的软弱可欺使它成为投机商的另一狙击目标，菲央行曾
尝试一周之内4次加息，并宣布扩宽比索兑换美元汇率的上落波幅，竭力对抗索罗
斯。但大势已去，无力回天。7月11日，菲央行宣布允许菲律宾比索在更阔的幅
度内波动，一时间，比索贬值惨不忍睹，实际上，这标志着比索保卫战的全面失守
。
就像一个瘾君子，此时的索罗斯显然并未心满意足，他们四下出动，寻找可捕
猎的下一个目标，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进入了他的视线之内。
马来西亚央行企图拉高沽空马来西亚林吉特的成本来阻止投机商的兴风作浪，
印度尼西亚也入市支持印尼盾。但终挡不住投机商强有力的进攻，马币、印尼币对
美元兑换比价一低再低。
邻国阵地的失守开始波及一向有“避难货币”之称的新加坡货币。唇亡齿寒，
尽管新加坡也采取了诸如拉高利率等措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新加坡元兑美元
的汇率还是持续下跌。
在索罗斯的强硬态势下，各国政府均感力不从心，已纷纷放弃了捍卫行动，开
始屈服，一副任打不还手的样子。任由本国货币在市场中沉沉浮浮，另一方面，国
际货币投机商更是有恃无恐，在东南亚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横行一时。
东南亚货币狙击战弄得人人自危，各国金融当局使尽浑身解数以免掉入这一泥
潭之中，就连在此次风潮中一直作壁上观的美国也开始表态，美联邦储备委员会主
席格林斯潘说，他特别“感到不安的是”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由一个国家涉及到
另一个国家，美国愿意帮助“受这次波动影响的国家”。
国际投机商咄咄逼人的气焰已使得国际社会对集体应付货币危机的认识正在加
深。7月25日，中国、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香港特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
来西亚、新西兰等亚太地区11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和金融管理局高层代表在
上海开会，会议结束后发出的声明表示，一个稳定的货币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亚太
各国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研究，对有关国家提供新援助的措施协助成员国在
必要时进行经济调整，这个消息对东南亚各国来说，至少让他们觉得在自己与国际
货币炒家进行殊死搏斗时不再显得那么孤单。
8月5日，危机重重的泰国，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带苛刻条件的备用
贷款计划及一揽子措施。8月11日，为拯救资金短缺的泰国，由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主持，世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行长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承诺分担为泰国提供总共160亿美元（后增至1
67亿美元）的融资款计划，其中中国和中国香港都各自承诺向泰国借出10亿美
元的贷款。8月21日，国际清算银行（BIS）宣布给予泰国总值33亿美元的
临时贷款，以协助它渡过难关。
就在东南亚各国四处求援、积极谋划之时，国际投机商却销声匿迹，突然不再
攻击。8月20日，东南亚各国货币汇率暂时回稳，东南亚各国人们均大大喘了口
气：好了，风暴终于过去了！
就像暴风雨前夕的宁静，平静的外表下孕育着一片杀机，东邻各国显然欢乐还
为时过早，新一轮的“狂风暴雨”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而已，令人无奈的是
，这种宁静仅仅持续了几天；东邻各国还没来得及揩揩身上的血迹。8月底，又一
轮令人目瞪口呆的跌势瞬间而至。这一次，却把东盟成员文莱也拉下了水。
至此，索罗斯一副得势不饶人的架势，剩勇追穷寇，再度集中火力扫荡东南亚
。进入9月份，这场风暴持续肆虐已进入第三个月，外汇市场的颓势仍在继续。东
南亚各国经济状况继续恶化。10月19日，泰国财政部长他农·比达亚也满腹惆
怅卸任而去。
直到11月上旬，这场对东南亚来说噩梦一般的4个多月的黑色风暴才渐趋平
静。据业内人士分析，这场动荡已告一段落。但对东南亚，特别是身处震源的泰国
来说，弹冠可以，相庆却已苦涩难提
㈩ 来自亚洲.欧洲.美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共38家金融机构，联合发起什么合作平台
2016年03月25日，“亚洲金融合作协会”（以下简称“亚金协”）正式发起，首批成员共38家金融机构，分别来自亚洲、欧洲、美洲12个国家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