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行金融研究中心跨境资本

㈠ 经济基本面向好吸引境外资金流入吗

1月份外汇储备3.16万亿美元，连续12个月回升—— 经济基本面向好吸引境外资金流入。中国人民银行2月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615亿美元，较2017年12月末上升215亿美元，升幅为0.68%。这是我国外汇储备自2017年1月份跌破3万亿美元以来连续第12个月回升。

“汇率估值和资本流入是1月份外汇储备继续上升的主要原因。”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专员刘健分析，1月份美元指数下跌3.4%，欧元、英镑、日元对美元汇率均显著升值，粗略估计，汇率估值因素带来外汇储备增加约300亿美元。1月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显著升值可能带来一定数量的资本净流入，也有利于外汇储备增长。

㈡ 常见的跨境资本项下存款场景包括哪些景

资本在存款中间包括达到相关的一些资本转入和他的投资进行这样的一些情况。

㈢ 跨境金融的风险有哪些

企业跨境支付业务至少应当关注下列税务风险：
1．享受税收协定中“受益所有人”专优惠条款的，是否准确判属定“受益所有人”；
2．享受税收协定中“特许权使用费”条款的，是否准确判断“特许权使用费”；
3．向非居民企业及个人支付股息、红利，是否准确代扣代缴税款；
4．是否准确区分“特许权使用费”与“技术服务费”；
5．承担在境外分支机构任职的董事、高管的外国人员工资薪金，是否准确扣缴个人所得税；
6．向境外关联方支付所得税前不能扣除的费用，汇算清缴前是否纳税调整；
7．向非居民企业发包工程作业或劳务项目，是否依法履行备案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代扣代缴税款义务；
8．向非居民企业支付股息红利、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转让财产等款项是否依法履行代扣代缴税款义务；
9．签订的跨境支付业务合同中关于税款负担的条款是否符合国家税收法律规定；
10．向境外单笔支付等值5万美元以上外汇资金是否依法履行备案义务；
11．有双边税收协定的跨境支付业务，是否享受税收协定优惠待遇并履行备案义务；
12．非居民企业派遣人员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务，是否准确认定机构场所或者常设机构；
13．进口商品被税务机关核定特许权使用费的，是否重复纳税。

㈣ “跨境金融”服务是做什么用的

“跨境金融”服务专区内集中展示跨境类服务（包括出国留学、国际商旅内、投资移民、外派工作容、来华人士等），满足不同类型客户的跨境服务需求。
“跨境金融”服务专区入口设置于经典风格个人网上银行登录后欢迎首页右侧的功能快捷入口处，点击“跨境金融”后进入服务专区。

㈤ 为什么说我国资本账户没有开放啊什么叫做资本账户，为什么我们没有开放，开放资本账户的表现为什么

资本账户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与金融账户”中的一支，不过现在说资本账户一般是指“资本与金融账户”。
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是一步步开放的，因为资本账户的开放也会带来一些金融风险，在一个国家没有具备资本开放的条件而实行开放会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就像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东南亚各国。资本账户渐渐开放就是走向资本账户自由化，资本账户自由化通常是指一国允许其资本账户中的各种资本自由流动，即居民可以自由地进出国际金融市场进行投资和筹资，非居民也可以自由进出国内金融市场进行投资和筹资。资本账户自由化是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中力度最大的开放措施。发展中国家为了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本，弥补其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短缺”，在实行利率自由化、金融业务和机构准入自由化的同时，也实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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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资本账户管理是汇率制度的一种补充，则在中国汇率制定走向完全浮动之前，如何明确资本账户管理原则，是中国金融战略研究中继汇率问题之后，必须说清的一个重大问题。

国际上大量学者通过的实证研究，比国内一些学者更坚定地认为，资本账户开放确实能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这是有条件的。如果假定条件不成立，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同样是不确定的。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货币、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机理看，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形成并延续至今的国际货币、汇率制度，是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从危机国家的内部政策看，没有处理好汇率、资本账户开放和国内经济、金融改革之间的关系，恰恰是危机发生的重要的内在原因。资本账户开放与危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促发”或“防止”的关系。但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危机有一定的催化作用。

IMF调查回顾了35个经济体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教训，在发生危机的24个国家中，有13个在危机前的5年内完成了资本账户自由化过程。又对其中14次发生严重危机的国家进行进一步考察，发现9次危机中，净资本流入在危机前2~4年内是大幅增加，超过了GDP3%的关口。当然，资本账户管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国际资本流动的异常发生，有助于应对因金融部门脆弱而造成的各种风险。在一国经济结构或深层次机制存在扭曲的情况下，汇率制度与资本账户开放的不同组合，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各不相同。

因此，汇率制度的选择，往往需要将资本账户开放状况作为重要的经济背景或特征进行考虑。从国际经验看，总体而言，凡是在完全开放资本账户前实行灵活汇率制度的国家，所获得的中期效果较好。而在汇率严重失调的环境下，资本账户管制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或者说，在汇率失调严重而套利收益足够大时，资本管制的有效性会迅速下降。

上世纪80年代的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委内瑞拉和90年代的泰国、印度的案例，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印证了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其实，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相关国在采取浮动汇率制之中，美国、加拿大、瑞士三国的资本开放时间较早，其他发达国家都是在长时间浮动汇率经验积累之后才逐步开放的。日本是1980年、德国1981年、澳大利亚1983年、新西兰1984年、瑞典1989年、法国1989年、意大利1990年、西班牙1992年、冰岛1995年。

在中国未来，必须坚持资本账户的开放，那是因为我国的经济全球化需要金融全球化的配合；我国未来面临的经济、金融发展中的重大挑战，需要放在国际金融市场环境中解决，如环境、资源的约束、居民财富高积累后的投资回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需要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的配合；以及随市场开放度的扩展，资本账户管制有效性下降后不得已的选择。同时必须看到，我国资本账户充分自由化的各种条件又没满足。简单地扩大市场边界，并不能给本土市场带来效率。如果不坚持“以我为主”原则，有可能被迫融入别人市场，不但不会提高本土市场效率，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坚持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是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核心原则。这一核心原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在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扩大到一定的幅度，并在基本达到市场均衡汇率水平之前，仍宜保持对资本流出入的一定规模的控制。

第二，资本账户开放一定要与国内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相衔接。具体包括：要素价格机制改革、服务领域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和税制的改革以及金融业充分的市场化改革，使得把包括金融市场内在的由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外部性，尽可能控制在市场可承受的范围内。

第三，资本账户的开放应结合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虽然资本账户开放不能以人民币区域化为单一目标，但可以沿着人民币区域化这一主线，相互配合，逐步实现。在未来几年内，资本账户开放既可以在外币为主的环境中实现，也可以在逐渐以人民币为主的环境中实现。这也许是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区别于一般转轨国的显著特点。原则上，今后凡是允许以外币进行的资本跨境流动项目，也应允许人民币进行。在管制的放松上，若情况相同，人民币跨境交易的开放应先于外币计价交易的开放。

第四，资本账户开放要与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提高宏观调控的灵活性相适应。具体讲，面对逐步开放后的巨额跨境资本流动以及可能产生的巨大套利压力，往往会出现原来以数量、行政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有效性直线下降的现象。因此，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推行宏观调控手段转向以价格、间接（以激励约束机制为基础）工具调控为主。

第五，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资本跨境流动，应采取不同的管制思路。其中，对非法及因政治因素的资金流出入，不是以通常的资本流动管理方式进行管理，而应通过反洗钱的方式解决。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㈥ 跨境金融服务主要包括哪些哪些机构可以提供跨境金融服务

跨境金融服务可以分为个人层面与公司层面，个人层面上的跨境金融服务主要包括出国留学、签证、境外资产配置等；公司层面上的跨境金融服务主要包括一些跨境投资、跨境支付等，都会涉及到境外资金的周转和使用。目前许多银行和金融机构都可以提供跨境金融服务，包括BVI的亚洲银行，而且亚洲银行的服务体验比较好。亚洲银行将传统银行服务数字化，各种业务都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线上办理，比较方便。疫情期间，亚洲银行的远程开户服务相当有优势，因为开户人无论在哪里，都能够在线进行开户。

㈦ 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智慧银行应当如何做

2018年中国银行业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 五大方面揭露发展，融合大技术自我创新改革

中国银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40年，人们充分享受到了银行业改革开放释放的红利。银行体系也从最初的大一统格局逐步发展成为多元化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体系，发展模式从最初的粗放式规模比拼，走向了如今的创新推动、精耕细作。

在并不久远的上世纪90年代末，四大国有银行还受困于1.4万亿不良贷款，曾被称为“技术性破产”，但通过体制改革、财务重组、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挂牌上市，国有大行实现“脱困”并快速崛起。与此同时，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陆续登陆境内外资本市场，又掀起了银行业改革开放新浪潮，也标志着银行走向公众持股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之路。

这20年的改革波澜壮阔，银行业综合实力大幅提升，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在今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最新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工农中建四大行仍然稳居前50名，交行、招行、浦发、兴业、民生等银行亦均在前300名之内。

如果说成功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跻身全球银行业前列，是中国银行业在十年前就已交出的答卷，那么如今的中国银行业更多了一份责任与担当。四大行已全部跻身巴塞尔协议Ⅲ的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之列，中国银行业也从银行间无序竞争、高风险运行走到有序发展、风险可控。

改革没有终点，只有进行时。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对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中国银行业顺势而为，掀起数字革命，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成为新时代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三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达到264万亿元，同比增长7.0%。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达到98万亿元，占比37.2%，资产总额同比增长6.9%;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为46万亿元，占比17.3%，资产总额同比增长4.0%。

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负债243万亿元，同比增长6.6%。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负债91万亿元，占比37.3%，负债总额同比增长6.7%;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负债43万亿元，占比17.5%，负债总额同比增长3.4%。

1、从“大一统”到“专行”再到“商行”

时间回到1978年，人民银行刚刚从财政部独立出来，那时的“央妈”既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又办理具体的商业银行业务，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经营金融的经济实体，“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当改革的号角吹响，金融体制改革大幕缓缓拉开。1979年10月，邓小平提出“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从1979年到1984年的5年间，国有银行改革开始起步，先后经历了农行恢复、中行改革、建行独立与工行分设，国有银行破壳而出。其间，1983年9月，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央行制度框架初步确立。

从“大一统”到国家专业银行基本框架确立，一开始四大国有银行身上都担负着专业经营的政策性使命，各有分工。

不过，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银行在性质上应该属于企业类型，即以盈利为目标，通过合法经营以收入抵补支出，努力实现利润最大化。当我国经济体制已从单一的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就在客观上要求国有专业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

于是，中国银行业改革更进一步，开启了从专业银行到商业银行的再次转型。一开始，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它们的改革目标主要集中在企业化经营或运营机制的转换方面。四大行分工经营的格局逐步被打破，出现了“中行上岸，农行进城，工行下乡，建行进厂”的竞争格局。

与此同时，从1986年开始，以交通银行股份制重组为开端，深圳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一批商业性股份制银行陆续成立。

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各专业银行不仅突破了专业分工的界限，而且开始突破行业分工的界限，开始组建各自的信托投资公司、开办大量的证券机构，并向房地产、保险、投资等领域拓展，形成了事实上的综合经营模式。

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并将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至此，我国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改革方向正式定位于商业银行。

从一元银行体制到多种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并存，中国银行业翻开了历史巨变的第一章。

2、跃谷底：借力AMC脱困重生，飞跃谷底股改上市

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有辉煌也有低谷。

事实上，前一阶段国有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变并不彻底，仍然存在着发展主要靠国家信用和行业垄断、管理体制实行官本位等诸多问题。

亚洲金融风暴中的1999年，受困于国外金融剧烈波动与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双重影响，国有商业银行陷入资本金严重不足、不良贷款比例飙升的窘境，机构和人员臃肿、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下降等问题也相继暴露。1999年，受困于1.4万亿不良贷款的四大国有银行进退维谷，处境艰难。

抱着壮士断腕的决心，银行业商业化改革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布局。1999年，国务院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东方、信达、华融、长城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AMC)，并规定存续期为10年，分别负责收购、管理、处置相对应的建行、中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工行、农行所剥离的不良资产。

将四大行巨额坏账剥离，使其成为干净的“好银行”，这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革。

从不良泥沼中抽身的四大行，终于有余力将改革的重点聚焦公司治理的现代化，这也为后续上市腾飞蓄力。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原专职副会长杨再平说，国有银行改革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主线和主战场，其一是业务经营商业化和市场化，第二是公司治理现代化，二者缺一不可。

随着2003年银监会正式挂牌成立，对银行业的监管由新成立的银监会来行使，人民银行不再肩负具体的金融监管职责，最重要的使命变成了维护金融稳定。至此，正式形成了由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实施分业监管的“一行三会”格局。

从危机中走出的四大行，在经历了拆分、专业化、商业化的涅槃后，终于迎来了上市的小辉煌。

2005年10月，建行率先在香港公开发行股票。2006年6月1日和7月5日，中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先后公开发行上市;同年10月27日，工行实现A+H股同步上市。2008年10月农行股改方案获批，标志着国有银行改革进入收官之战。

这是一场与自己的赛跑，中国银行业在发展赛道上不断超越自我。截至2018年三季度，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达264万亿元，是1999年的约16倍，是1978年的约1389倍。

3、乘东风：股份行快速崛起，走向公众持股

事实上，比四大行更早上市的，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股份行的挂牌上市，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1987年5月，深圳发展银行以自由认购形式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售人民币普通股，成为中国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行。1999年11月，浦发银行成功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标志着中国股份行的快速崛起。

公众持股对一家银行的好处不言而喻，资本金进一步夯实、股权结构清晰、公司治理优化，为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支点，更为股份行自身注入了迅速扩展经营领域和规模的巨大动能。

事实上，上市后的股份行均呈现出资产规模快速扩张、负债结构优化、利润高速增长、资产质量提高、盈利能力趋稳等特点，并实现了全国性甚至跨国的网点铺设和业务经营等巨大变化。

回顾股份行的发展历程，在成立之初，不少银行都起步于服务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地区经济。从中国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地方辐射到全国，从全国辐射到全球，股份行在迎来自身黄金成长期的同时，也实现着从“立足本地”到“辐射全国、走向世界”的蝶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持续推进，股份行“走向世界”的脚步逐渐加快。包括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开展中外银行间的深度合作;一些股份制银行在境外开设分支机构，并购海外银行，拓宽业务领域，提升跨境金融实力。

4、超车道：经受金融危机考验，国际化突飞猛进

2008年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曾经叱咤风云的“大而不能倒”的华尔街五大投行几乎全军覆没。中国银行业在危机冲击下，虽未独善其身，但却独树一帜。2008年中国银行业利润总额、利润增速、全行业资本回报率三大指标名列世界前茅。

这让危机笼罩下的全球金融业看到了一线生机，也为中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打下了扎实基础。杨再平说，美国金融行业遭受重创时，中国的银行业恰恰在全球范围内表现良好，可谓“一枝独秀”，这完全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

金融危机前，由于国外银行绝大部分财务状况良好，不愿意接受被并购，即便有好的并购标的，也会面临诸多竞争对手，中国银行业很难对其实施并购。不过金融危机让全球银行业，特别是华尔街大银行损失惨重，而中国商业银行却平稳渡过难关，全球银行业洗牌，为中国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带来了良好契机。

虽然中国银行机构已经做到规模足够大，但更多是依托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市场，真正面向全球客户，为不同市场类别提供不同产品的国际化能力还有待加强。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便成为突破藩篱的唯一选择。

通过海外并购实现国际化经营渐成趋势。经过多年探索，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理念正在发生改变，逐渐从设立海外分支机构、代理处转向参股、并购海外银行。这是中国银行业国际化战略突飞猛进的阶段。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在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一带一路”倡议纵深发展等契机下，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不断提升，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特征。中资银行海外机构布局中，围绕“一带一路”的发展尤其迅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仅三年间，约22家中资银行在全球63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1353家境外分支机构，其中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的境外机构数约为1279家。

5、升维度：科技赋能，打造开放银行

近年来，全球经济正面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为核心的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新动力。这其中，自然也有中国银行业科技改革的影子。

从2012年开始，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与互联网金融同台PK，“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的“1.0时代”。随后，传统银行如工、农、中、建与互联网金融巨头一拍即合，合作进入蜜月期的“2.0时代”。不过，实际上仍只有极少数银行能够主导与互联网巨头的合作。

为了摆脱单一渠道对自己发展的局限，银行一面低调培育自己的内生科技力量，强调技术独立，用活用好自己的数据禀赋，另一面不断向外拓展自己的“朋友圈”，打造开放式银行，终于迎来了“无界开放银行”的“3.0时代”。

目前，多家银行纷纷释放了打造开放银行的信号。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业务三部主任杨彬认为，开放银行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即：秉承以服务用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API接口或SDK等技术实现银行与第三方之间的数据共享;构建一个生态，联合产品和服务提供方，满足用户的全部需求。

传统银行业一贯的优势是信用风险管控，是流动性管理，是KYC(清楚你的客户及其产品)，是合规，是稳健，是品牌;是线下网点遍布全省、全国甚至境内外;是牌照赋予的存款吸收能力，带来互联网金融垂涎的资金成本，以及多牌照框架里的综合金融能力(不少银行集团同时具有券商、信托、基金、保险、金融租赁等多牌照)。

而互联网金融和科技金融公司的生存逻辑，则是流量入口、获客成本、线上场景以及深得客户体验优化之道的产品模式。

传统银行实施进一步金融科技赋能，已经初尝甜头。智慧银行与IT系统升级后，差错率大幅下降，而客户的便捷程度大大提升。

这是一轮科技推动的改革，也是一轮银行自我驱动的改革。从自身的优势出发，银行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与银行传统业务进行深度融合，各显所长。中国银行业已经吹响了“科技赋能银行”的“集结号”。

㈧ 交通银行客服电话为什么不是人工的

拨打95559后，选择语言，然后按0键就可以接通人工客服。

1、交通银行客服热线：95559，交行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交行的业务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咨询了解。

2、交通银行信用卡客服电话：400-800-9888，为交行信用卡客户提供服务，可以激活、挂失、密码管理等信用卡服务。

3、交通银行白金秘书热线：4008-666-888，除了基本的信用卡服务外，还为白金卡用户提供手机绑定功能、委托代办、机票酒店预定等附加功能。

4、标准卡、Y-POWER卡、公务卡、上海旅游卡、世博卡服务热线：400-800-9888，这几类卡拨打这个电话能够更加直接快速的处理这些问题。

5、联名卡服务热线：400-889-3888，交通银行联名卡用户专用电话，提供联名卡相关服务。

6、准贷记卡服务热线：400-809-5559，提供准贷记卡相关服务。

7、境外拨打交通银行信用卡客服电话：86-21-53529888，同样可提供信用卡挂失、密码管理等服务。

(8)交行金融研究中心跨境资本扩展阅读

交通银行在跨境人民币业务多个领域拔得头筹。2009年，首发试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奠定先发优势；2010年，首家开办人民币对新台币双向兑换业务，便利两岸经贸往来；2011年，自主研发跨境人民币清算处理系统，对接并支撑人民币国际清算要求；2012年，首家自主开发跨境人民币信息报送平台，实现跨境人民币信息及时、准确、完整报送；

直接以人民币向法兰克福分行增拨营运资金，首开中资金融机构人民币资本跨境输出先河；2013年，完成上海自贸区首单人民币境外借款、首单飞机融资和首单船舶经营租赁业务，开启金融支持自贸区发展良好开端；2014年4月，与韩国友利银行成功在韩国联合举办人民币国际化与中韩金融合作国际论坛，受到中韩两国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㈨ 跨境资本流动的系统性风险有哪些

假设美国存款利率为100%，中国人肯定把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存到美国的银行去了。一边是买进美元，一边是抛出人民币。所以对即期汇率来说，人民币一定是贬值，美元升值。当然这仅仅是对一般的投机者来说的，如果你还担心存在美国银行的美元未来贬值，你会在远期市场上卖出美元来对冲外汇风险，因此人民币远期汇率一定升水，美元远期汇率一定贴水。反之亦然。
假设中国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对本国汇率影响不一定吧。贬值分为对内贬值和对外贬值，通货膨胀导致的是国内的贬值。比如港币是盯住美元的。香港通货膨胀了，虽然港币的购买力下降了，但是如果美元升值的话，相对于港币也是升值了。因此通货膨胀如何影响汇率是不一定的。
资本流动差不多就是利率如何影响汇率。因为资本都是逐利的。利率的高低会导致一国资本流向另一国。结果参见第一条

㈩ 交行 金融科技运营岗是干啥的

从事银行抄核心业务、互联网金融、金融市场、精准营销、业务运营、信贷管理、风险监控、信息安全等应用领域的研发、测试与工程实施。

这些岗位对专业要求相对较高，比如精通C/C++/C#、Java、Python、Php等至少两门编程语言；精通Mysql、SqlServer数据库，对分布式存储及应用开发有所了解，如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技术。

(10)交行金融研究中心跨境资本扩展阅读

职位描述:

(1)负责营业网点业务营运工作，掌握网点各项核算系统的操作，包括本外币存款、取款、转帐、会计核算、银证业务等;

(2)做好各类帐户的开立和维护等管理工作，确保帐户资料准确、完整;管理相关凭证、印章等;

(3)认真执行现金管理制度和反洗钱相关规定;

(4)了解各种银行金融产品特点，做好网点营销和推荐工作;

(5)根据服务的相关礼仪和规范，做好客户服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