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4全文

『壹』 友信金服在金融精准扶贫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作为国内领先的金融科技企业，友信金服在过去两年里，联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回先后答前往云南元阳县，广西南宁武鸣区等8个具有代表性的农村地区进行实地调研，积累了详实的数据、真实的案例，对中国农村普惠信贷的发展形成深刻认知。在此基础之上，友信研究院编写的《2019中国农村普惠信贷研究报告》对于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金融精准扶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贰』 我国农村信用社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我国农村信用社在50多年的发展中，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
1、1951-1959年，是新中国农村信用社组建和发展的第一阶段。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到1957年底，全国共有农村信用社88368个。这一时期的农村信用社，资本金由农民入股，干部由社员选举，通过信贷活动为社员的生产生活服务，基本保持了合作制的性质。

2、1959-1979年，这一阶段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农村信用社曾先后下放给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后来又交给贫下中农管理，农村信用社基本成为基层社队的金融工具。

3、1979-1996年，农村信用社由农业银行进行管理。1984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提出把农村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在遵守国家金融政策和接受农业银行领导、监督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存贷业务。成立了县级联社。这段时期农村信用社成了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走上了“官办”的道路，贷款大量投放乡镇企业，农民对信用社的经营活动失去监督。

4、1996年至今，农村信用社由中国人民银行托管。几年来，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整顿和规范管理，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社既是金融监管机构，又是行业管理机构的双重身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样对农村信用社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所以2000年开始在江苏进行农信社的试点改革，试图为农信社的发展趟出一条新路来。2003年6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8月，国务院确定浙江、江苏、四川、贵州、山东、吉林、重庆、陕西和江西等为8个改革试点省（市）。

『叁』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历史沿革

1、从建国初期到1958年大跃进前，是农村信用社的普及和大发展时期。

1950年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提出首先在华北试办信用社（部）。1951年5月，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人行颁布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等。

2、从1958年大跃进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是农村信用社的跌宕波折时期。

在这段特殊的历史年代，信用合作事业受到“左”的思想严重干扰，先后由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又交由贫下中农管理，最后来交由国家银行管理。

3、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行社脱钩前，是农村信用社的恢复和发展时期。

1984年，国务院转发《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决定恢复农村信用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

4、从1996年行社脱钩到2003年深化改革试点前，是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和快速发展时期。

1996年8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对其业务管理和金融监管分别由县联社和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然后按合作制原则加以规范。农村信用社进入了自我管理、独立发展的新阶段。

5、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是农村信用社的深化改革试点推进时期。

在财政、货币和税收政策的综合支持下，农村信用社彻底摆脱了发展缓慢，连年亏损的不利局面，迎来了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

(3)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4全文扩展阅读：

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银行类金融机构有其自身的特点：

1、农民和农村的其他个人集资联合组成，以互助为主要宗旨的合作金融组织，其业务经营是在民主选举基础上由社员指定人员管理经营，并对社员负责。其最高权利机构是社员代表大会，负责具体事务的管理和业务经营的执行机构是理事会。

2、主要资金来源是合作社成员缴纳的股金、留存的公积金和吸收的存款；贷款主要用于解决其成员的资金需求。起初主要发放短期生产生活贷款和消费贷款，后随着经济发展，渐渐扩宽放款渠道，和商业银行贷款没有区别。

『肆』 中国目前农户贷款的现状是怎样的

目前，中国有2000多个县、8亿多农民，这是个庞大的市场。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26.4万亿元，在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中的占比达28.1%；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某项调查显示，中国农村中16.8%的人认为需要钱，56.8%的人表示资金很紧张，而农户认为农村贷款不便利的占69.6%；《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截至2014年底的数据显示，中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农村贷款余额为19.4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不到23%，农村村镇银行县域覆盖率仅为54%。

『伍』 为什么看不了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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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为什么说农村金融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一方面是农户无法保证还款的稳定性。众所周知农村生产经营项目模式单一，多以土地、种植、养殖为主，这一类的生产活动基本是看天吃饭，一旦爆发自然灾害，就会给涉农贷款带来不可预估的逾期、坏账风险。

另一方面是农村缺少金融市场认可的标准化抵押物。在处置上金融机构往往无法有效确认抵押物的权属和估值难题，从而会加大涉农贷款的风险性。基于这样的农村市场现状，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对涉农贷款惜贷、控贷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底层贫困人群也就慢慢地被排除在金融服务系统之外了。然而近两年来，互联网金融的崛起不仅对固有的传统金融体系造成了冲击，也逐渐改变了传统金融领域对农村市场的偏见，更有望将“普惠金融”的宗旨真正渗透到农村地区。

金融服务理念更迭

国内金融领域之所以愿意重拾农村市场，很大程度上是金融从业者受到格莱珉模式的影响及启发而促成的。格莱珉模式的主体是格莱珉银行，是由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尤努斯一手创立，旨在为社会底层贫困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格莱珉银行首次全面、彻底地颠覆了传统银行业不给穷人贷款的原则，专门为贫困农户（尤其是贫困家庭中的妇女）提供小额、短期的无抵押贷款。尤努斯自创立格莱珉银行以来，为此取得的成绩可圈可点，迄今为止孟加拉全国46620个村庄里已经诞生了1277个格莱珉分行，服务了超过600万人次的贫困群体。

除了市场规模的扩大，格莱珉模式在业务上也呈现出整体向好的发展态势。据相关数据显示，格莱珉银行的还贷率高达98%，资金回收率更是达到了100%。格莱珉模式的成功影响了全球将近60个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这种金融理念的启示。尤其是中国，中国农业人口超过9亿人次，占比超过50%，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国。

但中国的农业人口大都分布在偏远贫瘠的乡村地区，各地区的现代化农业建设也远不及想象中容易，由此农村的贫困状况越发严峻。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仍存在近2亿人次的贫困人口，脱贫成了国家减贫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已经成功帮助约64%的农户实现脱贫的格莱珉模式，对中国传统金融领域的影响十分深刻，因此一经引入便受到了国内众多人士的鼓励及推崇。

三农政策整体利好

长期以来，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国家政策不同程度上的补贴与扶持。2014年，在《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4）》的发布会上，时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的陆磊就以“农村金融扶持政策逐步形成体系”来概括了国家对农村金融服务的整体扶持力度，由此可见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对政策的依赖性。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为更快更好地促进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发展，近十年以来，仅银行业就颁布了多达24份针对农村金融的相关政策文件，其中包括通过调整放宽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加大涉农信贷投放、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等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在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建立及健全过程中，中央的政策扶持也发挥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与银行业重在引导传统金融机构涉农不同的是，国家的扶持主要是以农民权益为核心，通过完善农民权益保障机制来唤醒农民的增收意识，直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地区现代金融体系注入新的生命力。

在众多的三农政策中，有两项举措最能体现中央的“惠农”理念。一是农业税的废除。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农民的税收负担得以减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新的调动，以村镇为代表的县域经济结构也将发生深刻变革。二是农村土地确权政策的实行。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要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除了常规的储蓄业务，包括贷款在内的传统金融服务在农村地区十分匮乏，传统金融机构更是不具有涉农意愿。造成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真空的主要原因则是农村地区的先天不足，在土地确权政策之前，农民对土地只有经营权，不具备所有权，无法利用土地、房产等市场化的金融抵押物来进行贷款，既增加了借贷的风险性，也拔高了金融机构的风控成本。

而土地确权的开展，一方面通过赋予农民产权流转权力能够部分缓解眼下的农民融资难题；另一方面以此为契机建立起来的一套产权清晰、规则明确的农村土地产权流转制度，将能够降低农村抵押物在金融市场的变现难度，一定程度上也消除了传统金融机构对涉农贷款的偏见。

农村市场条件日益成熟

所谓的条件成熟，主要体现在市场空间、市场条件、市场环境、市场前景等方面。首先，随着农村地区原有经济结构的改革，现代农村经济很快呈现出了更为旺盛的资金需求，而当今农户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则主要集中在生产性贷款需求及理财需求。众所周知，农村地区的创收渠道主要是种养殖、个体工商户（门店）、个体铸造业（小工厂）、家庭个体户（短工、运输、收购）等，基本涵盖了农村地区的贷款种类。

种植户想收购土地、果园或山林需要资金支持，个体户每次进货都需要充足的流动资金来确保周转，小厂子为了购置机械、建立厂房、实现生产规模化，也需要贷款；某家庭个体户要收购农产品需要资金等等，为了确保生产经营活动的持续性，几乎每一天都会产生无数的贷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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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随着外出打工人口的增多，农村家庭收入结构不仅更加多元化，收入水平也有了显著提升，而伴随着农户的富裕，部分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也已经由单一的储蓄需求转变为财富的保值、甚至增值需求，亦即我们所说的理财需求。虽说近年来依靠政策扶持、政府引导，农村金融网点正在恢复及增加，但供需失衡的现象还远远没有调整过来，而这段过渡期就是有意涉足农村市场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契机。其次，在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还未全面恢复农村地区布局的前提下，又遇上了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大范围普及、互联网文化对农村地区的渗透、城市观念对农村传统思维的冲击，无一不是在为新兴金融业态布局农村市场提供便利。

根据第三方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农村网民占全国网民总数比例为27.9%,规模达1.86亿，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突破了30%。一方面，诚如上文所说，中国仍有将近9亿人次的农业人口，巨大的人口基数为市场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红利；另一方面，农村地区迅速增长的网民数量，为电商平台的入局、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布局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近几年来，以京东、淘宝为代表的电商巨头，早就以渠道下沉的名义进入了农村市场，有意建立县域电商生态体系，直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在此之后，互联网对农村市场的野心更是由满足基础的零售需求扩大到了个人的金融需求。

『柒』 农村金融规模

对于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与活动的规模、分布和作用，学者们进行了一些调研和评估。在总量规模估计上，学者们的估计差异仍然较大；在分布和作用方面，学术界的分歧较小。总体看法为，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与活动的规模大、分布广、作用重要。

3.1 规模
我国农村都普遍存在民间金融组织或活动。不同学者对其规模作了不同的估计。由于农村民间金融调查存在样本小、总体大的问题，学者迄今为止所作的统计推断并不一定可靠。有关农村民间金融的总量估算数据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指向性的。郭沛（2003）依据第三方调查数据计算了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在2002年为2001亿元－2750亿元之间。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2004年对全国20个省，82个市县，206个乡村、110家中小企业、1203位个体工商户进行了实地调查，对各地区地下金融规模、农村地下金融规模、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规模进行了基本判断，测算出2003年全国地下金融(地下信贷)的绝对规模在7405亿元——8164亿元之间（李建军等，2004）。两者的推算在方法论上均有明显缺陷，但无疑是可贵的尝试。[10] 根据一些学者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农村“高利贷”高达8000亿到1.4万亿元，仅浙东南地区就有3000多亿元（唐仁健，2003；张宇哲，2004）。但这种计算依据并不清楚。

也有一些研究估算了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相对规模。IFAD（2001）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占来自正规金融市场的四倍以上，非正式信贷市场对农民的重要性远胜于正式信贷市场。

上述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2004）的调查结果为，全国20个被调查省、区、市的地下金融规模平均指数为28.7，即全国“地下金融”的业务规模占正规金融机构业务规模的比重近三成。从不同区域角度看，西部7省区、东部8省区和中部5省区的地下金融规模指数分别为28.98、28.66和25.2。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调查结果虽然不能推算到全国或者东中西部地区的民间金融相对规模，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到这些调查样本中的民间金融相对规模。

3.2 分布
我国全国农村各地普遍存在民间借贷。温铁军（2001a）组织调查了分布在东、中、西15个省份24个市县的41个村。[11]调查到借贷案例57起；放贷案例27起。对调查资料作统计处理后的发现是：除了有两个地方存在不计利息的民间借贷外，其余地区均有高利息民间借贷存在。如果按照调查地点计算，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发生率达到了85%。[12]

民间金融组织或活动在各地的形式有差别。比如江浙、福建、广东存在各种合会，东北存在“对缝”业务，陕西、山西存在各种 “基金”（席秀梅等、2004）。所谓“对缝”业务，是指利用银行借贷“转贷”出去谋取利差（杨爱新等，2004）。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截至2001年存在众多典当行、寄卖行采用“利滚利”方式高息放贷现象（周崇华，2001）。普遍根据江苏省盐城市金融学会课题组的最新调查（王大龙，2004），盐城市各县民间金融形式主要为四种：互助形式的民间借贷（不计息或者低息），“高利借贷”，企业内部集资，村级经济组织成为民间放贷的新主体。根据中国社科院《乡镇企业融资与内生金融创新研究》课题的研究，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的民间金融种类比较多，包括互助形式的民间借贷（不计息或者低息），亲友熟人之间、个人和单位（政府、学校、企业等）之间、单位之间的“高利借贷”，专门民间放贷人的借贷，银背，合会（标会等），地下钱庄，企业集资等。广东地区的民间借贷的组织形式，一种是无组织的零散的民间借贷，包括私人间借贷、企业间借贷及集资；另一种是有组织的民营金融，包括信息公司、互助金会、标会和当铺等。但广东有组织的民间借贷较少，基本上是属于圈子内借贷，借贷双方信息很对称（巫燕玲，2004）。

3.3 作用
无论是民间金融还是官方、半官方金融，其供给都是需要面向需求，其作用和效率首先视其在何等程度上反映偏好和满足需求而定。农村民间金融的效率和作用首先看其是否能够、在何等程度上反映民众的偏好、满足民众的金融需求。农户的有效信贷需求有以下几个特点(唐仁健，2003)：（1）小规模、分散化;(2)多样性、复杂性; (3) 缺乏或较少抵押担保; (4)方便、及时;(5) 由于贷款量不大、季节性强，农户、小额贷款、对利率事实上并不太敏感。与此对应，金融供给者越是贴近农户，其与农户之间的信息对称性就越高，信息优势和成本优势就越大。可以说，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在对分散农户提供金融服务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

从当前比较有权威性的调研看，随着农信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的开展，正式金融对农户和农村企业的信贷服务涵盖广度虽然比以前有所改善，但是其服务的深度仍然是有限的。[13]

调查数据显示，迄今为止，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对民间金融组织信贷的依赖度较高，对农户和农村企业金融服务需求的满足程度较高，作用较为突出。根据何广文（1999）对浙江、江苏、河北、河南、陕西的21个县的365个农村家庭的问卷调查，这些农村家庭借款行为的60.96%是与民间放贷主体之间发生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对农户固定调查点进行的抽样调查，多数农户从银行和信用社得到贷款难度较大。2000年至2003年，农民每人每年从银行和信用社借入资金65元，通过民间借贷借入190 元，分别占借入资金总量的25%和75%（傅志寰，2004）。

民间金融的重要性为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31个省市自治区2万多农户的跟踪调查数据所证实（见表格2）。从1995－1999年，这些农户私人借款

表格 2 1995－1999年农户借贷资金来源构成

（单位：%）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银行、信用社贷款
24.23
25.42
23.94
20.65
24.43

合作基金会借款
5.52
3.45
2.91
3.42
3.47

私人借款
67.75
69.27
70.38
74.29
69.41

其他
2.50
1.86
2.78
1.64
2.68

资料来源：温铁军，2001a。

每年均占信贷资金来源的67.75％以上。同一系统的调查结果表明，1999年，农户通过民间借贷市场获得的贷款占农户贷款总数的69.41%，平均每户1008.56元，其中，有息借款491.87元，占48.77% （曹力群，2001a）。2000年，平均每个农户累计借入款1020元，其中约700元来自民间借贷，而且在私人借款中有息借贷的比重高达47.7%，其中大部分为高息借贷（曹力群，2001b）。2003年的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32．7％，私人借款占65．97％，其他占1．24％；1995年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24．1％，农村合作基金会借款占5．5％，私人借款占67.9％，其他占2.5％（张信哲，2004）。

据江西省农调队对全省2450户农户的抽样调查，2003年有574户有借贷行为，占23.4%，其中从银行或信用社得到贷款的有120户， 占被调查农户的4.9%；从2001年至2003年，从银行或信用社得到的贷款仅占农户总借贷收入的13—23%左右，而民间贷款所占比重为76—86%（傅志寰，2004）。据安徽省农委从农村调查点了解的情况，2003年农民户均借款中，来自银行、信用社的占12.6%，来自民间借贷的占83.5%（傅志寰，2004）。根据人民银行济南分行2004年的调查，山东省50％的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满足依赖于民间借贷，在流通领域这一比例则高达80％，而且民间借贷的利率往往在10％以上（蒋飞，2004）。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中德农户金融需求研究课题组1999年的典型调查也同样印证了民间金融的重要性（何安耐、胡必亮主编，2000）。广东省东莞市雁田管理区（原雁田村）最初发展农村工业，其资本依靠其强大的宗族私人亲属关系借贷和引进资金。5个典型调查村，非正规金融活动均占有超过65%的比重，无论它们在何种经济发展水平(见表格3)。[14]

表格 3 五村庄农户借贷款来源的比例

（1997－1999年3年数据，％）

王涧村

屯瓦村

福星村

项东村

雁田

个人和民间借贷
65．2
65．6
80
81．3
73．33

国有商业银行
/
4．2
0
0
26.67

信用社
32．3
22．3
19．6
18．8

基金会
2．5
0
12．4

0

资料来源：何安耐、胡必亮主编，2000。

从总体上看，当前正式金融由于存在垄断化、商业化等倾向，只能提供有限的农村金融服务供给，更难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在这一情况下，民间金融在现阶段满足农村金融需求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捌』 中国农村信用社发展史

1920年，中国许多省份遭受严重旱灾，尤其是华北地区受灾最为严重，受灾农民达2000万，为抵抗灾情，当时各省纷纷成立义赈团体筹措赈灾款救灾。然而到了1922年华北各省又告丰收，但当时义捐的赈灾款尚有将近300万的剩余，如何继续使用这笔赈灾款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当时负责管理赈灾款的“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认为，救灾不如防灾，防灾不如组织灾区群众生产自救，在这种理念确立之后，相当一部分人又将目光转移到发展合作事业上来。
1923年,由华洋义赈总会组织设立的第一个信用合作社在河北香河县正式成立，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信用合作社。
农村信用社是由农民人股、入股农民民主管理、主要为人股农民服务的金融组织，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合法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筹集农村闲散资金，为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中国农村信用社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

1951年至1959年，是新中国农村信用社组建和发展的第一阶段。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到1957年底，全国共有农村信用社88368个。这一时期的农村信用社，资本金由农民入股，干部由社员选举，通过信货活动为社员的生产生活服务，基本上保持了制的性质，成为农民生活上的参谋助手，以及扶持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

1959年至1980年，这一阶段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农村信用社曾先后下放给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后来又交给贫下中农管理，农村信用社基本上成为基层社队的金融工具。

1980年至1996年,农村信用社由农业银行进行管理．1984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提出把农村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金融组织，在遵守国家金融政策和接受农业银行领导、监督下，独立自主地开展业务．恢复和加强农村信用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此后在中国农业银行的领导下。农村信用社在民主管理、业务经营、组织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特别是县级联社的设立，对农村信用社各项业务的发展和内部管理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同时也使农村信用社成为国家银行的“基层机构”。走上了“官办”的道路，贷款大里投放乡镇企业。农民对信用社的经营活动失去监督。

1996年8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6]33号），进一步明确了农村信用社改革管理的政策措施，农村信用社得到长足的发展。到2000年底，全国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15129亿元，各项货，110489亿元，比1980年分别增长56倍、134倍。农村信用社已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在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的征程，新的形势，农村信用社面临着新的任务，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和发展，已经成为巩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项战略措施。“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农村信用社要坚持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方向，因地制宜加快管理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服务中的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只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和农民的需要，深化改革，加强管理，改善服务，农村信用社就一定能够在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创造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