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经济辐射的国外理论
国外对经济辐射现象的理论研究比较早,主流理论有以下几种:
增长极理论
经济增长极最早于1955年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雷提出。其核心内容是:经济增长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总是首先由少数区位条件优越的点发展成为经济增长极。增长极的辐射表现为通过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使资金、能量、信息、人才等向发达地区集中,之后再通过扩散效应把经济动力与创新成果传导到广大的腹地。法国另一位经济学家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增长极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
点轴开发理论
该理论把国民经济看作是由点、轴组成的空间组织结构,“点”即增长极,“轴”即交通干线。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认为空间极化不仅会出现在若干点上,也可以出现在连接各点的重要交通干线及其沿线的线状地带上。它的产生会对产业和人口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导致产业和人口在沿线的聚集,形成新的增长极与点线一体的极化带,使极化过程与扩散过程在空间上可以沿着既定的方向连续进行,由单个、静态的点成为一个空间的量,因而具有了动态的性质。
网络开发理论
在经济布局框架已经形成,点轴系统比较完善的地区,进一步开发就可以构成现代区域的空间开发结构,实行网络开发。网络开发必须同时具备三大要素:一是“节点”,即以各类中心城镇为增长极;二是“域面”,即沿轴线两侧“节点”所吸引的范围;三是“网络”,由物流、人流、资本流、技术流、信息流等形成的流动网及交通、通讯网组成。
经济梯度推移理论
经济梯度是指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的差异。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逐步传递。
循环累积因果论
1957年缪尔达尔曾提出过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首先是从一些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发展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时,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在经济循环累积过程中,同时存在着回流和扩散两种不同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差距。
中心——外围论
弗里德曼将经济系统划分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经济结构。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外围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外围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当经济持续增长进入一定阶段后,随着政府平稳发展政策干预加强,中心和外围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
倒“U”型经济发展理论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J.C.威廉姆逊分析了世界上4个国家区域经济发展趋势,提出了倒“U”型经济发展规律;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是不断扩大的,但经过一定时期,平衡的力量将使区域差距保持稳定;当经济进入成熟阶段后,区域差距将随着总体增长而逐渐下降。
知识溢出理论
阿罗(Arrow,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着技术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能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美国经济学家罗默(Bomer,1986)在其知识溢出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惟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由知识溢出的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是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
Ⅱ 经济地区辐射
经济辐射是指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地区与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区之间进行资本、人才,技术,市场等要素的流动和转移,以及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传播,以现代化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替代与现代化相悖的旧习惯势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经济辐射的特点具体表现为:(1)经济辐射的前提条件是经济对外开放和资源自由充分流动。(2)双向辐射,缩小差距。在经济辐射中,发达国家(地区或城市)与落后国家(地区或城市)存在着互相辐射。前者向后者传递先进的科学技术、资本、管理经验、信息、思想观念、思维习惯和生括方式等;后者向前者提供自然资源、人才、市场等到。由于前者向后者传递了先进的生产资源,通过接触能够缩小两者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3)辐射的速度和程度与其距离和关系有关。经济发达的国家(地区或城市)对落后国家(地区或城市)的辐射距离越近关系越好,其辐射越充分、辐射的速度越快,辐射的程度越高;反之亦然。(4)经济辐射的媒介主要是交通网、信息网、关系网等,即经济辐射是通过交通、信息和各种关系进行的。(5)经济辐射具有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种效应。(6)经济辐射的方式主要有点辐射、线辐射和面辐射。
经济辐射是依空间和产业为途径,以资源(主要是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劳动等)的流动为纽带来完成的。
2.经济辐射理论的主要观点
(1)增长极理论。“经济增长极”最早于1955年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雷提出。其核心内容是;经济增长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总是首先由少数区位条件优越的点发展成为经济增长极。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强、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增长极的辐射表现为通过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使资金、能量、信息、人才等向发达地区集中;之后再通过扩散效应把经济动力与创新成果传导到广大的腹地。
(2)点轴开发理论。它是把国民经济看作由点、轴组成的空间组织结构,“点”即增长极,“轴”即交通干线。松巴特认为“空间极化不仅会出现在若干点上,也可以出现在连接各点的重要交通干线及其沿线的线状地带上。因为这类交通线的建立将有利于人口流动和物资的运输,从而有效地降低运输费用和生产成本,在沿线形成有利于产业布局的新区位。因而它一产生,就会对产业和人口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导致产业和人口在沿线的聚集,形成新的增长极与点线一体的极化带。使极化过程与扩散过程在空间上可以沿着既定的方向连续进行,由单个、静态的点成为一个空间的量,因而具有了动态的性质”。从总体看,它既是以轴线相连的产业密集带,又是—个经济能力的空间辐射的方向。
(3)网络开发理论。在经济布局框架已经形成,点轴系统比较完善的地区,进一步开发就可以构成现代区域的空间开发结构,实行网络开发。网络开发必须同时具备下列三大要素:一是“节点”,即以各类中心城镇为增长极;二是“域面”,即沿轴线两侧“节点”所吸引的范围;三是“网络”,由物流、人流、资本流、技术流、信息流等的流动网及交通、通讯网组成。网络开发可提高节点、域面、网络之间生产要素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城乡一体化。网络的影响.则可将区域的经济技术优势向四周区域扩散,将更多的生产要素进行合理调整组合。这是区域经济发展走向成熟阶段的标志;
(4)经济梯度推移理论。经济梯度是指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的差异。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逐步传递。
(5)循环累积因果论。1957年缪尔达尔曾提出过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首先是从一些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发展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时,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在经济循环累积过程中,同时存在着回流和扩散两种不同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差距。
(6)中心——外围论。弗里德曼将经济系统划分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经济结构。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外围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外围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当经济持续增长进入一定阶段后,随着政府平稳发展政策干预加强,中心和外围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
(7)倒“U”型经济发展理论。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J.C.威廉姆逊分析了世界上4个国家区域经济发展趋势,提出了倒“U”型经济发展规律;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是不断扩大的,但经过一定时期,平衡的力量将使区域差距保持稳定;当经济进入成熟阶段后,区域差距将随着总体增长而逐渐下降。
(8)知识溢出理论。阿罗(Arrow,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着技术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能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美国经济学家罗默(Bomer,1986)在其知识溢出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惟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由知识溢出的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是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
二、经济辐射理论的运用: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构想
1.增长极网络化:积极促进我国城市化发展
城市不仅意味着它是人口流动、资本聚集、信息集中、科技发展等方面的中心地区,更意味着它是人才分流、资本扩散、信息传播、科技推广的要地。因此点辐射理论特别强调城市的经济辐射作用。
实施我国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战略主要有以下4条路径:(1)选择走市场引导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城镇化道路。(2)实施稳健的城镇化发展政策,使城镇化与经济同步增长。(3)逐步实现城镇发展的高度化和网络化。根据城镇发展的路径(“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及城镇发展的趋势,今后一个时期,在适当控制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发展规模的同时,我们要逐步实现中小城镇的不断升级。以发展中小城市为依托,着力发展小城镇,特别是发展中心集镇。通过政策引导、吸纳城乡资金,大城市辐射等来加快中小城镇建设。根据城镇布局网络化原理及不规模城市的辐射功能,我们合理布局城镇网络,形成大中城市围绕特大城市、中小城市围绕中心大城市、中心集镇围绕中小城市、中小城镇带动农村的城镇化发展网络格局。以特大或大中城市为中心,大力发展卫星城市和城市带。通过城镇发展的高度化和网络化的扩张效应和辐射效应带动农村地区的发展,使其成为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4)大力发展中小城镇,搞好中小城镇建设。
2.点、轴、网开发互动:加快沿线经济发展
(1)充分发挥长江经济辐射带的作用带动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江经济辐射带是指沿长江及其100-200公里范围内的经济区域。长江经济纵向分为上、中、下游,延伸四个经济圈。长江上游经济圈是以重庆和成都为中心,以长江上游和铁路干线为轴线,形成沟通西部不发达地区与东、中部地区联系的桥梁和纽带。长江中游经济圈是以长沙、武汉、南昌为中心,以长江中游和铁路干线为轴线,加强东西、南北通道建设和沿江港口建设。形成以长江为轴线的工业走廊,井将洞庭湖、鄱阳湖、江汉平原建设成我国重要的农,畜、水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长江下游经济圈是以上海、南京、合肥为中心,强化对苏北、皖北的经济辐射。西藏、云南、贡州作为长江的延伸经济圈,要增强长江对其的纵向辐射作用。
(2)发展以陇海——兰新铁路和沿线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带。陇海——兰新经济带主要是指东起江苏连云港、西至新疆阿拉山口,沿陇海—兰新铁路及其100-150公里范围的地带。陇海——兰新经济带开放要采取点、轴方式推进,南北拓展、中部突破、西部开发的资源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具体构想是:以陇海——兰新铁路和同方向的高速公路、航空、通信干线为轴线,以沿线的省会城市和地级城市为节点城市,呈串珠状展开。
(3)大力开发京九铁路沿线经济带。京九铁路是一条纵贯南北的交通大动脉,跨越了十省市区,连接五大流域,是我国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一级线路,没线是人口稠密,以农业为主,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该地区应抓住机遇,利用铁路大规模进行区域发展。
(4)发展沿边经济带。我国内陆有9个省、自治区同15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长达2.5万公里,沿边地带开放与开发,可使沿海与内陆相互结合,东西呼应,南北互动,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层次和力度。可将少数民族地区变成开放前沿,边境贸易为突破口,带动工业、农业、商业、交通、旅游业的优化和组合。通过引进接壤国家的资金、技术及相互往来,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边境地区产业向社会化、专业化发展,提高各族人民市场经济意识、开放意识。
3.面辐射扩散化:加快经济发展的梯度推进
(1)按照我国经济梯度分布的实际和梯度推移的规律,扩大东、中西部间的经济辐射。东南沿海地区应充分发挥自身经济技术优势,积极利用国际国内资源,大力开拓国际国内市场,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走集约化、外向型发展道路,将其传统产业和市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部地区处于国家腹地地位,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西部,低于东部,起有“承东启西”作用,一方面要抓紧能源和原材料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承接东部地带转让出来的国内市场份额和相应的传统产业,综合发展资源型产业和加工型产业。西部地区要以资源开发为主,着重开发国家急需而又为本地区富有的资源,同时根据区内市场的需要发展“进口替代”型产业。
(2)充分发挥我国三大发达区的横向辐射作用,既要加快其内部的经济辐射,还要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以京津唐城市区为辐射源带动河北、内蒙、山西的经济发展;以长江三角洲为辐射源,带动苏北、安徽、江西的经济发展。以珠江三角洲为辐射源带动湖南、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区的经济发展。
4.超常思维: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
由于地区差异的客观存在,梯度推移在空间上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既有由高至低正梯度推移,也有跳跃式的推移,还有逆梯度的推移和多种推移方式并存的混合式推移。在交通运输设施、通讯手段比较落后的时代,空间推移速度慢,传递的距离有限,梯度逐级推移的作用较明显。随着科技的发展,交通条件和信息传递手段的改善,现代技术空间推移的速度和规模大大改变,跳跃式的推移日益频繁。技术革命将会给落后的地区带来超越发展的机会。而新技术的开发和引进,并非按经济发展梯度的高低顺序进行。只要经济发展需要,又具备某些特殊条件,落后的低梯度地区也可以引进先进的技术,开发新的产业和产品。
Ⅲ 经济辐射效应的经济圈范围
从地域上看,目前的上海大都市经济圈范围是逐步扩大的四个圈:
第一个圈是上海市区600平方公里;第二个圈是6300平方公里的上海市全境;第三个圈是包括苏锡常嘉的1.5万平方公里;第四个圈是9万平方公里长江三角洲全境。
在争论后,上海终于放弃了上海城计划而走向“大上海”,上海用1990年代整个10年练的是第一圈的内功,之后,上海想用四条道路辐射出大上海经济圈:
一条是南京到浦东机场的磁悬浮列车或高速轮轨,将南京纳入上海的一小时圈。
一条是杭州到浦东机场的磁悬浮或高速轮轨,将杭州纳入“一小时圈”。
一条是盐城经崇明至浦东大小洋山,过跨海大桥至宁波的沿海铁路。
加上大小洋山至上海市区的道路,以上海为中心的特大城市群将完成。
“上海的辐射与集聚为时尚早,关键是把路修出去,人家才能接受你辐射,这需要7至10年,中央已批准了四条辐射线的建设。”
据悉仅这些基础投资即达一万亿,在未来五年上海每年支出2000亿。
诸大建说,上海的计划除了立意较高外,从小城镇战略转向特大城市竞争战略也得到中央认可。
并非上海“说故事能力”特别强,看似镜花水月的大上海战略有坚实的现实基础。
在国际竞争中,特大城市蔓延带(或称经济统计区)成为国际间竞争的主力,纽约经济带多达200个城市,在整个美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特大城市群落控制国家命脉,大东京控制了日本全国90%的银行,三分之一的跨国公司。
国际城市理论权威彼得豪认为这些特大城市蔓延带将打破以往的城市中心论思想,将形成多个中心,或无中心,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城市将平滑地自然延伸。
浙江的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立对于浙江来说是一大进步,宁波与上海直通,说明浙江摆脱了“增长极理论”的阴影,资源的自由流通,企业的选择将由他们根据自己的成本来进行。
同时浙江希望通过跨海大桥,能形成与上海相连的杭州湾城市群落。宁波、杭州、上海将形成等边三角形,浙江的三角战略明显是想以三角构成长三角的经济蔓延带,在浙江方面看来,这三角每一端分工明确:上海,金融中心;杭州,居住与旅游中心;宁波,航运中心。,浙江政府将与上海协商杭州与上海的“点对点”交通,即杭州到上海各地实行城市间交通公交化。
而上海则坚持自己的“同心圆计划”,以上海目前城市中心向外放大圈。尽管上海的大战略以“三角洲发展”为己任,在城市布局上仍然用“摊大饼”的传统方式———尽力做大已有城市的边境。有专家认为,这显然与上海房地产行业的巨大利益有关,中心地区的土地批租已将耗尽,极需扩大新的增值土地。
Ⅳ 两岸金融中心的两岸金融中心(湖里区)
2010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并批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市,同意厦门市在两岸金融合作方面先行先试,建立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国家“十二五”规划和海西规划进一步明确提出推进厦门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建设。厦门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海峡两岸金融合作试验区,打造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的思路,要求市规划局和湖里、思明区政府落实在厦门岛东部建设“两岸金融中心”,为台湾金融界提供进入海西发展的平台,努力成为两岸金融合作的试验区。“两岸金融中心”(湖里区)是湖里区政府在市指挥部领导下开发建设的大型金融园区及金融街,大力鼓励金融、商业、房地产等单位投资建设金融大厦、总部大厦、商务营运中心、居住配套设施等。“两岸金融中心”(湖里区)地处厦门岛东部,北至五缘湾南岸,西至金山路,南至观音山,东至海岸线,园区规划总面积750公顷,其中核心金融街区面积330公顷。园区包括金融商务用地、商业酒店用地、居住公建配套用地等。“两岸金融中心”(湖里区)将抓住厦门市大力发展金融业的机遇,大力吸引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信托、金融租赁、金控、典当、信用、担保、投资理财等各类金融机构,和信息技术数据中心、银行卡中心、支付结算中心、业务管理中心、客户服务中心等各类配套服务机构,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交易所等。努力建成“一个核心区和七大平台”:即金融核心区和投资融资平台、股权债券交易平台、企业上市孵化平台、生产服务平台、知识产权交易平台、特许经营平台、两港服务平台;努力成为海西金融产业发展的新兴集中区和两岸金融合作的试验区。“两岸金融中心”(湖里区)处于厦门岛东部商务区的中心。周边包括五缘湾营运中心区、湖里高新技术园(总部园区)、五通海峡旅游中心、湖里万达广场、观音山营运中心区、厦门软件园、会展北区、集美新城、同安新城、翔安新城等,形成强大的集聚和辐射效应。“两岸金融中心”(湖里区)交通便利、配套齐全。园区范围有五通对台海空联运码头、仙岳路立交、翔安隧道。西为金山路,中为环岛干道快速路,东为环岛东路快速路。规划有BRT总站和轻轨总站。“两岸金融中心”(湖里区)环境优美。园区东面临海见海,规划范围内有闽南之韵大型隧顶公园,北面有五缘湾湿地公园、坂美公园,南面有高林公园,东面有五通灯塔公园、体育公园,紧邻五缘湾游艇帆船基地。“两岸金融中心”(湖里区)政策优惠。厦门市对入驻园区的金融企业机构等制定优惠鼓励政策;湖里区相应配套发展现代服务业、金融业的优惠政策。对台湾金融行业入驻实行特殊鼓励政策。
Ⅳ 环球金融中心进门的地方有辐射吗
求求我中心最美的地方应该是有不大的 还是比较安全的
Ⅵ 温州国际金融中心开始修了没,温州城建经济怎么样有进一步发展和辐射并且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可能性吗分
温州已经走出困境了,增速目前全省第四,成为国际大都市,温州可能不具备,因为政治低,但是省内,第二,第三大城市是铁定的
Ⅶ 上海为什么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具有辐射周边地区的巨大潜力 上海作为历来的内外经济接轨的回重要枢纽,其周边是一个非答常巨大的流域经济,它不仅是太湖流域经济,而且是长江流域经济。现代交通的发展,使它既可以辐射到周边的苏州、无锡、常州等长三角地区,也可以一直延伸到中西部的武汉和重庆等地区,把大半个中国带动起来。因此,经过上海为中国发展提供的资本,要比经过中国其他城市的都多。在服务于全国经济特别是长三角及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积极促进作用。从国外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看,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大都先是该国的国内金融中心,然后再进一步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现已是境内最大的金融城市,是内地当之无愧的金融中心。
Ⅷ 政治经济学:当前国际金融的特点。 请简要回答
当前国际金融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八点:
1、强大的经济基础。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必须以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稳定的经济增长为支撑。一方面,经济的发展能够推动贸易和投资的增长、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产生对资金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会带来收入和储蓄的增长,从而产生对资金的供给。大量的资金供给和需求带动金融机构、市场的集聚以及金融环境的完善,推动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
2、发达的国际贸易与优越的区位。国际金融中心在发展初期往往需要国际贸易作支撑,以大量贸易带动资本集聚,因此,国际金融中心往往也是国际经济、贸易和航运中心。
3、国际金融业务发达,金融机构集聚。随着金融市场国际化的不断加快和国际金融中心竞争的日益激烈,一个金融中心赢得国际外汇交易、国际银行贷款、跨境兼并金融服务,以及国际债券发行与交易等方面业务的能力,成为衡量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针,而跨国公司则是这些金融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和国际金融中心服务的主要对象。
4、完善的金融市场结构,相对开放、自由的市场体系。多层次金融市场包括金融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票据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和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等。对于国际金融中心而言,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有利于发挥金融中心的规模经济与集聚效应,扩大金融中心辐射的深度与广度。同时,对国内外金融机构而言,开放、自由的市场体系意味着较低的进入成本,因而能够使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充分流动与集聚,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
5、较少的外汇管制,相对自由的货币兑换。国际金融中心城市所在国的货币一般为完全可自由兑换货币,否则以该国货币计价的金融产品的交易、资本输出、结算等都将受到限制,以该国货币为基础的金融创新也将受到制约。
6、有利于创新而又不失规范的监管体系。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历史看,一方面政府要进行严格的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又要提供相对宽松的金融环境,促进金融创新,保持金融中心活力和自身发展能力。
7、发达的信息资讯行业,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金融业是管理风险的行业,与风险直接相关的是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直接相关的是信息,金融中心需要能够大量实时、客观反映市场、机构、工具和产品变化的信息,这就需要高质量的金融基础设施,比如征信系统、清算系统,高效率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等。
8、大量的一流国际金融人才。金融业是专业性强、知识密度高的行业,人才是金融业的核心要素,也是金融机构最重要的竞争优势。金融中心需要大量的金融、会计、法律、计算机、管理、外语等方面的人才,一个具有充足人力资源供给的地区自然对金融机构具有吸引力。国际金融中心的活力和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才特别是金融人才的数量和质量。
Ⅸ 为什么欧洲各国都在争夺人民币离岸中心
近在欧洲除了英国,德国法国也都加入人民币离岸中心的争夺,而早前在亚洲像新加坡,香港,日本等地区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各国为什么会如此看重?这对各国将产生什么影响?而对中国来说,又该如何选择?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体系当中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几十年来,人民币基本上是一个只可以在中国境内使用和交易的货币。除了有限的边境贸易,个人旅游消费,人民币在中国境外难觅踪迹。中国与外界的交易,是通过外币进行的。换句话说,直到最近几年,人民币的离岸市场都是不存在的。
自从2009年我国开始试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开始可以成规模的输出境外。2010年,香港金管局和人民银行更明确了人民币在中国境外可以自由汇兑。在这个基础上,香港的银行可以根据常用的银行惯例和规定,为客户提供人民币银行服务。以此为基础,一个包括了人民币存款贷款外汇交易投资等业务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就此产生了。
离岸人民币市场的用户,只要资金不与中国境内发生来往,就可以享受到和美元欧元类似的,不受中国境内资本管制的金融服务。利率和汇率都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且可以和中国境内的——即在岸的——市场不同。
所以,无论是基于便利性,自由度,还是风险控制,乃至于套利的动机,加之境内外的政策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蓬勃发展了起来。现存于离岸人民币市场当中的人民币客户存款总量已经超过一万亿元。如果把这些在中国境外进行付款的人民币看作一种货币的话,这个货币已经是世界第七大支付货币,其每个月的支付量超越了港币新加坡元乃至瑞士法郎。而这个支付货币的排名,在2012年1月的时候,还是世界第20。如此的交易量,如此的增长势头,令离岸人民币作为金融机构的一种生意,乃至一个地区的金融产业发展,已经让人完全不能小视。
而当我们考虑到离岸人民币市场的种种不足,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机遇就更加明显了。香港是最先开始发展的离岸人民币市场,拥有最早开始设立的、迄今运行最具经验的金融基础设施和运营人民币业务的金融机构,但由于时区、客户群的关系,香港市场并不能够完美地为欧洲美洲地区的客户服务。同时由于市场规模、流动性等的限制,现在的人民币市场上所存在的金融产品,并不像美元欧元一样丰富。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离岸人民币都可以成为世界第七大支付货币,形成万亿元级别的规模,那么如果在更多的金融中心,形成有一定规模和深度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对金融产业会产生怎样的推动作用?
这些朴素的看法,相信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国家热衷于获得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地位的原因。
那么所谓争夺一个离岸人民币市场中心的地位,究竟是在争夺一些什么呢?
初步来看,似乎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想拥有一个人民币清算行。人民币清算行的作用,在于架设一座境外与中国境内之间的桥梁,同时可以在当地为银行提供一个人民币清算的基础设施。就是说,拥有了一个人民币清算行之后,当地的银行可以比较方便地帮客户把人民币付到中国境内,反之亦然;同时,人民币清算行作为中心,当地的银行去到人民币清算行开户,可以比较方便地形成一个当地的人民币银行间支付网络,那么当地的银行间开展外汇交易,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其他金融资产的交易,也都变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此处的“当地”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并不一定局限在某一国,因为如果根据所在国家的金融法规,清算行可以为外国银行开立人民币同业账户,那么所形成的网络就可以延伸到多个国家,形成辐射效应。从这点上看,也不难理解各国金融产业当局希望以点带面的精神。
那么,上文中“比较方便”这个短语便似乎比较值得玩味了。因为对一家银行来说,开展跨境以及离岸人民币业务,并不一定要求本国必须有一家人民币清算行。如果一家境外的银行想要经营跨境以及离岸人民币业务,既可以选择在中国境内的银行开户,又可以选择在现有的清算行开户,还可以选择在与上述两种银行有业务关系的其他境外银行开户。当然这些选择各有利弊,但至少为境外的银行打开了经营这些业务的大门。事实上,在2013年台湾和新加坡拥有了当地的人民币清算行之前,已经有上百个国家的银行通过这些方式不同深度的参与到了人民币的市场中来,而且包括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主要跨国金融机构。
况且,离岸人民币市场是一个可以自由兑换的市场,不存在资本管制,所以无论金融基础设施在哪里,各地离岸人民币的利率汇率都应该是基本一致的,否则套利机制也会把差异抹平。
所以客观的讲,人民币清算行在欧洲的设立,不是创立一个新的与其他离岸人民币市场不同的市场,而是让参与离岸人民币市场的门槛降低了,能够鼓励更多的金融机构参与到离岸人民币市场中,进而为更多的客户提供服务。建立清算机制,是人民币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地区的金融机构会有更多的有机会,当地实体经济也会受益,这一点当然是各地政府当局愿意看到的。
台湾和新加坡是继港澳之后,在2013年所出现的新的人民币清算行。在台湾,人民币清算行的主要作用在于支持本地银行业处理人民币业务,而且负责处理当地和大陆的人民币结算。伴随着人民币清算行的设立,台湾监管当局也放松了对本地银行处理人民币业务的限制,令台湾民众和当地企业可以使用人民币,所以我们看到了台湾人民币存量的井喷式发展。但台湾可能是更加内生的发展,毕竟台湾并非一个外向型的金融中心,所以目前来看辐射周边的作用比较有限。
对于新加坡而言,出现人民币清算行之前,新加坡的银行已经可以处理人民币业务(当然主要通过香港进行),也被认为是一个主要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有着比较显著的人民币交易量。那么为什么还需要一个清算行呢?其中一个原因,也许就是清算行的带动作用,令当地用户更加自信,更加习惯,同时也辐射周边其他国家的人民币业务。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当地人民币清算量不断增长,但是相对于香港清算量仍然较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这是香港先发优势的体现;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说明清算行不一定非要在本地设立才能够开展业务。新加坡人民币清算机制,希望可以令那些之前难以参与香港人民币市场的机构和他们的客户,接触到人民币。
所以我们放眼欧洲,会发现以欧美为总部的主要的跨国金融机构,已经通过他们在亚洲的分支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有一段时间了。但由于时区等关系,在欧洲当地的人民币服务并不能像在亚洲提供的一样高质量,银行间市场也相对有限,这些限制了当地人民币业务的发展,换一个角度而言也就是有巨大的机会。一旦拥有人民币清算行,基础设施便会更加健全,也会有更多的参与者参与到当地的人民币银行间市场当中来,人民币的清算时间可以进一步延长,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的流动性可以显著提高、甚至可以第一次有机会全天24小时进行,这些都会令人民币的离岸市场发展进一步深化。
回到最初的"争夺"二字。一旦拥有了以清算行为代表的基础设施,便会回归到真刀真枪的业务竞争。那么哪里的基础设施发达、服务先进、政策环境良好、软硬件配套齐全、客户众多、服务客户方便,哪里便更加有可能成为离岸人民币业务的中心。当然在现在的所谓争夺战中,主要参与的也都是老牌的金融中心,这些条件都比较优越。那么先发优势,尽快形成集聚便更加重要。这大概也就是"争夺"二字的应有之意。
比如伦敦。作为老牌的外汇交易中心,欧洲美元的中心,伦敦在离岸人民币发展之初便十分重视,在伦敦与香港业界所召开的论坛当中,便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果,就是让香港本地的人民币清算系统一直运行到每天晚上十一点半,来覆盖伦敦的交易时间,可谓利用现有基础设施之典范。但是,伦敦业界依然希望拥有一个当地的清算行,大概就是看重了清算行在推动人民币业务普及和增强流动性方面的的积极作用。
其实除了清算行以外,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可能是流动性方面的支持,也就是当地银行在头寸比较紧张的时候,除了在银行间市场筹措以外,央行也是一个流动性的来源。这也就是为什么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会和人民银行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拥有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以后,境外市场的央行便可以视需要,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支持当地人民币银行间系统的流动性。此次央行与欧洲签订的主要是清算备忘录,而货币互换协议已经签订过,所以这里关于本币互换的讨论暂且不太多展开。
对于我国而言,设立人民币清算行以至于在更多地方建立互相联系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也是有积极作用的。对于中资银行而言,在世界不同地区作为人民币清算行,有利于他们的全球布局和开展其他业务。而同时一个更广阔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可以更有效地促进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对我国的金融改革,金融风险的管理,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当然,单纯从技术层面上讲,设立特别多的人民币清算行,也未必是必由之路。我国也在研究建立一个更为统一的人民币国际支付系统,让全球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有一个更好的基础。但在此过程中,为各地业界建立更好的人民币市场创造条件,也是很好的举措,可谓“乐见其成”。
那么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会成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呢?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指出了我国支持香港发展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这也是迄今官方唯一明文指出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对于其他地方希望发展成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愿望,周小川行长在今年两会的记者会上是这样表述的——也以此作结:
欧洲有几个国家都对于发展人民币业务显示出了比较大的兴趣。我们说,欧洲究竟会怎么样形成人民币业务的中心,这个主要还是取决于市场的力量。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如果有人有热情,而且愿意这样做的话,我们应该给他们创造一个条件,就是他们可以开展离岸人民币业务。至于能不能形成中心,可能还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也要看天时地利,看市场参与者的意见。
你刚才提到巴黎有这个积极性,一般来说,我们做这个事,可能双方要考虑一个人民币业务的清算机制,就是清算工作怎么做,这是从双方央行层面上需要考虑的。此外,人民币业务开始运转的时候,有时候资金会多,有时候资金会少,总要有个头寸调整和供给的问题,如果缺的话,有时候需要头寸供给。这种机制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双边货币互换,可以提供头寸。同时,货币互换也有助于双方增强信心,使流动性比较平稳,这个也是在考虑范围之内的。
首先,我们是听说台湾方面希望就货币互换进行讨论,但是还没有正式开始。所以,这可能还只是有所酝酿,当然酝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消息告诉你。
至于说在台湾的人民币业务发展来讲,应该说已经很快了,你也提到了人民币的存款量达到了2000亿人民币,比香港快。但是总体来讲,我们有两个意见,一个是这些业务还是要稳步发展,稳步发展就比较牢靠,不出毛病,如果太着急的话,可能有些东西会做得不是那么稳妥。再有一个,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资的结算方面,我们是强调多为实体经济服务。所谓多为实体经济服务,就是多做贸易结算,包括海外第三方的,也不见得就是两地之间的,还有其他方面贸易结算方面的需要,比如说东南亚或者其他方面的。再有是多做实际投资项目,就是所谓FDI、ODI,也就是直接投资方面的结算。适当地掌握一下节奏,在一些组合投资产品方面走得太快,有时候没有太大把握,同时我们主要鼓励的方向是支持实体经济的经济活动,有直接贸易投资的发展,同时根据发展的程度逐步放宽政策。
香港的人民币业务应该说是发展得很不错的,而且不仅在香港,在整个国际上都有一个中心的作用,能够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人民币的运用发挥很好的作用。至于提出所谓每日两万元换汇的限制,当时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是很宽的,现在有些人提出是否能够进一步放宽,这个想法、这个提议,是去年夏天刚提出来的,所以首先要有个研究的过程。另外,不是针对这一项政策,主要是其他政策的配合关系、先后顺序的安排。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大家可以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稳步推进、加快实现人民币可兑换,在这个过程中,这些限制性的措施肯定会逐步越来越少,将来都会放开的,这个方向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人民币的业务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人都有热情发展人民币业务,这是个好事,也给香港带来很多机会。很多地方都想成为“中心”,但实际上是不是“中心”,还是要市场承认,还是要真正有优势,真正服务到家。我认为香港是有明显的优势的,刚才也提到了香港现在起到的作用,香港传统上所起的作用,香港有亚洲以及国际级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等等,所以香港的这个地位我认为还会进一步发展,还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但是与此同时,香港也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发展,不断地体现更好的服务和更强的竞争力,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人民银行的角度历来是支持的。
加勒比自由贸易区是由安提瓜和巴布达发起,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参与建设的自由贸易商业园区。加勒比自由贸易区远期规划总面积为165平方公里,由15个国家园区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