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国际金融报的报刊版面
每周一至周四:8个版,周五:20个版
1-4版:国内国际重要宏观经济、财经新闻、事件、人物报道、分析与评论
1、主报头:国际金融报INTERNATIONAL FINANCE NEWS
2、中国:CHINA
3、国际:INTERNATIONAL
4、观察:OBSERVATIONS
5-8版:金融证券市场资讯、上市公司及跨国公司新闻
5、金融FINANCE
6、市场:MARKETS
7、证券:SECURITIES
8、公司:COMPANY
9-16版:有关证券、基金、投资、理财、保险、人物的深度报道和实用性资讯
9、小报头:财富投资MONEY & INVESTING
10、证券SECURITIES
11、基金FUNDS
12、投资INVESTMENT
13、理财PERSONAL FINANCE
14、保险INSURANCE
15、人物PEOPLE
16、广告ADVERTISEMENT
17-20版:目标职业人群的知识更新、休闲时尚和职业发展趋势与体验
17、小报头:城市态度CITY & MIND
18、新知NEW KNOWLEDGE
19、职场OFFICE
20、广告ADVERTISEMENT
⑵ 贷款利率不降反升会对企业产生哪些影响
贷款利率市场化已推行10个多月,但令人诧异的是,贷款利率不降反升,最终传导至产业链下游,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对此,有经济学家认为,降低融资成本的重要一环在于商业银行,75%的存贷比考核限制了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对存贷比进行适当的改革有助于贷款利率的下行。与此同时,大额可转让存单有望于近期试点,我国利率市场化再迈步
“真的为贷款熬白了头,操碎了心。”在上海从事纺织生意的企业主李先生两鬓已经泛起“霜白”。他无奈地告诉记者,从今年春节之后,他曾经整晚地睡不着,害怕银行突然抽贷或者提高贷款利率,但如今这个噩梦仿佛又变为了现实。
“最近,银行对我们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又上调了,上浮幅度一般在30%-50%,最高的甚至达到60%,银行是一浮到底。而我们没有国有大型企业那样雄厚的资金,贷款成本的提升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别说贷不到钱,有时候真的不敢去贷。”李先生表示。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上海地区小企业贷款的利率差不多在18%左右,假设贷款100万元,每年就得还18万元,还要再加上3%左右的手续费也就是3万元,融资成本就接近21万元,比去年整整高出了20%。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自去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如今已经将近1年的时间了,但令不少像张先生这样的企业主诧异的是,贷款利率并未因竞争而下行,反而稳中有升。据记者了解,仅2013年全年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上升了0.4%。与此同时,央行推出的贷款基础利率也从去年10月的5.71%上升至今年的5.77%。
“下不去”的贷款利率显然成为了压在中小企业融资身上的“一座大山”。那么究竟为何在贷款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下,贷款利率不降反升?“存贷比”制度近年来缘何广受争议?利率市场化稳步推进—“大额可转让存单”惠利几何?利率市场化“下一步”又该如何迈进?
贷款利率不降反升
5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4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 3月份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18%,比上年12月下降0.02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37%,比上年12月上升0.23个百分点。另外,从利率浮动情况看,3月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为70.25%,比上年12月上升6.84个百分点。
“利率还是很高,3月份非金融部门的贷款利率加权平均是7点多,加上上浮,国有企业市场上贷款利率将近10%。”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表示。
根据数据,即便在利率市场化下放开贷款利率已将近1年,但贷款利率也并未像人们之前预想的那样稳中有降,反而部分小幅走高,与此同时,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也未见下行。
“企业融资成本的居高不下主要是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降低。因此,在信贷资源很稀缺,而市场需求仍然很旺盛的情况下,贷款利率就很容易提升上去。”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
浦发银行(600000,股吧)战略发展部总经理李麟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也指出:“从目前来看,银行贷款利率上升和资金面的紧张有关,可能属于阶段性现象。”
5月27日,央行在公开市场开展200亿元28天正回购,较5月22日缩量超三成,中标利率继续持平于4.00%。5月末最后一周,央行公开市场仅有500亿元正回购到期,无逆回购及央票到期,是央行正回购缩量提前维稳的主要原因,再加上5月29日央行和财政部投放400亿元国库现金定存,该周公开市场有望延续小幅净投放。此前一周,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1200亿元,创4个月来新高。
6月临近,银行理财产品揽储迹象又现苗头。“半年末时点将至,资金利率上行仍是大概率事件。”申银万国证券认为,事实上,在去年“钱荒”的教训之后,今年银行的“揽储战”已提前开始。目前银行陆续推出跨半年末的理财产品,收益率虽未现大涨,但亦有小幅回升迹象,6月“钱荒”再现的概率较小,但资金压力不容忽视。
一位商业银行交易员也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证实了这一消息,表示当前资金面延续了紧平衡态势,机构融入继续增多,而融出更显谨慎。
“受互联网金融冲击和金融脱媒(指在金融管制的情况下,资金的供给绕开商业银行这个媒介体系,直接输送到需求方和融资者手里,造成资金的体外循环)影响,2013年以来,银行业整体负债成本呈上升趋势,由此带动贷款利率向上迁移。”华夏银行(600015,股吧)发展研究部研究员杨驰告诉记者。
但对于央行货币政策的引导,也有不少专家认为,不可“操之过急”。
“央行货币政策起引导作用,推动利率市场化,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到位的,这其中得有一个过程,金融改革如何与市场以及政府之间共同协调共进,都存在巨大的挑战。另外,最近CPI和PPI走势背离,在这个过程中间,到底由什么来反映利率的真实性,可能也是对分析者的考验。”李麟进一步解释。
“此外,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反映在市场中每个主体对利率存有的一个敏感度,如今市场上有许多贷款的主体对利率市场化并不敏感,这就需要首先从国有企业入手,转变政府职能,让利率市场化这些主体对利率有充分的敏感度,从而大大影响利率市场化的效果。”李麟补充道,“说到底,是现在利率市场化还未进行彻底。”
在利率市场化专栏中,央行也强调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调控的转型需要经历一个逐步完善和效果强化的过程,此时数量型政策工具和目标依然重要。从国际经验来看,美日英三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持续时间均在十年及以上。因此,中国短期内需要数量与价格相互协助,共同完成调控目标。
“推进之后至少还得看运行几年,才能够考虑利率市场化大踏步向前推进,因为还得看看这个制度推行以后是否合适,市场是否接受,大家是否认同,运行效果到底如何。”连平告诉记者,“不在利率市场化本身,而在于利率市场化一系列配套设施是否建立完善。”
专家呼吁取消存贷比
贷款利率“不降反升”,让不少专家学者将矛头对准了存贷比这一历时已久的货币监管制度,认为75%的存贷比考核限制了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一时间呼吁取消存贷比的声音“不绝于耳”。
所谓存贷比,是指商业银行贷款总额除以存款总额的比值。从银行盈利的角度讲,存贷比越高越好,因为存款是要付息的,即所谓的资金成本,如果一家银行的存款很多,贷款很少,就意味着它成本高,而收入少,银行的盈利能力就较差。
“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75%”这项规定发端于1995年7月开始实施的《商业银行法》。该法虽经多次修改,但对存贷比的规定却延续至今。
“在银行资金来源和运用单一的情况下,存贷比无论是作为流动性监管指标还是贷款额度控制指标都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金融脱媒的情况下,存贷比的弊端日渐显现。”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据了解,过去10年,银行的存款和贷款的增速基本是一致的,但从去年开始,存款的增速明显跟不上贷款的增长,两者相差两个百分点。今年第一季度差距更大,贷款增速为13.9%,存款增速为11.1%,相差近3个百分点。
连平认为,在“存贷差”日益加大的今天,“存贷比”这一监管制度变得尤为“惹人非议”,“一方面银行不愿意放手贷款规模的投放,另一方面由于金融脱媒加快、互联网金融进一步发展、IPO开闸以及财政存款难以大幅下放等因素,使得现在银行存款增速明显放慢。因此,存贷比监管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得商业银行在市场想尽办法拉拢资金,比如每逢月末、季末、年末,银行推出各类高收益的理财产品,这些都势必会造成市场利率水平上升。”
具体来看,截至2013年末,已有多家上市银行的存贷比全线“飘红”:交行、民生、浦发、中信、光大、中行存贷比分别为73.40%、73.39%、73.01%、72.79%、72.59%、72.52%,其中招行以74.44%“稳居榜首”,逼近75%的监管红线。此外,从趋势上看,存贷比数据近两年呈逐步攀升的态势。市场流动性偏紧导致大部分中国上市银行2013年末存贷比上升、流动性比例下降。
因此,连平分析,对存贷比进行适当的改革将有助于贷款利率的下行。“如果同业存款也列入商业银行存贷比考核的一个分目进行计算,商业银行就可以简单从同业市场获得资金。将分母做大,银行可以把更多贷款放出去,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像现在这样疲于奔命,想尽一切办法用很高成本把资金拉进。”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也持有相同观点,其表示在《商业银行法》对存贷比指标暂没有取消之前,应尽快改变商业银行存贷比的计算口径,将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纳入一般存款统计,同时把同业存款也计入存贷比的分母,承认吸收同业的存款也是资金来源之一,降低一般存款与同业存款之间的套利行为。
此外,呼吁取消存贷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更完善的指标代替存贷比反映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我国已经开始实施的巴塞尔协议中,已经引入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来监测银行的流动性风险,这两大指标覆盖的资金来源和运用更全面,比存贷比这一传统指标更准确。”李慧勇表示。
近日,监管部门对于“存贷比”这一制度的完善再一次提上“议程”:5月14日,上海银监局发布《关于试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业监管相关制度安排的通知》中显示,“在试验区业务开展初期不对试验区业务和试验区内分支机构下达单独的贷存比考核指标”。这是监管部门首次公开强调对城市中的分支机构存贷比放松。
在连平看来,短期内取消存贷比考核并不现实,“即使要取消,从法律上来说还要有程序,至少还要1-2年的时间。”
试水大额可转让存单
2013年7月20日,央行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这是长期实行利率管制的我国金融市场迈出的一大步,虽然其效果并未“立竿见影”,但央行推动利率市场化的脚步没有放慢。中国人民银行在《2014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表示,目前我国同业存单市场已初具规模,而作为利率市场化的关键一环,面向企业、个人的大额可转让存单将有望于年内推出。
所谓大额可转让存单(NCDS),是由商业银行发行,可在二级市场上转让的存款凭证,通常票面利率比同期定期存款利率略高,且利率可以浮动,这是它与定期存款最大的不同。大额可转让存单一般期限为14天至1年,面向机构投资者发行的金额较大,例如在美国为10万美元,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的金额相对较小,美国的最小面额为100美元。
家住上海的张女士只看了一眼今年第二期凭证式国债(一年期仅3.6%的票面年利率),便连连摇头说:“我是不会买的。”张女士很坚定地告诉记者,这几年来一直在买银行的理财产品,虽然现在的收益率和春节前后那段时间不能相比,但是想要买到1年期5%收益率的理财产品还是挺容易的。
而张女士可能不清楚的是,以后一年期国债这种稳妥的理财方式,可能将逐步被银行所发行的大额可转让存单所取代。
设想一下,不久的将来,张女士去银行购买理财产品时,工作人员会向她介绍大额可转让存单:一种市场化定价的存款单证,凭证上印有一定的票面金额、存入和到期日以及利率,到期后可按票面金额和规定利率提取全部本息。收益率不错,也可以通过银行随时转让给其他储户,自由买卖,转让时的利率随行就市。
“大额可转让存单的推出,对普通居民而言,无疑在其投资方式中又增添一类新的理财工具。”李麟告诉记者,“与此同时,这种产品拥有两个非常突出的优势,首先是流动性好,其次相对于与第三方对接,或者两头在外的其他理财产品来说,由于大额可转让存单是定向发行,并且通常是银行和个人之间或者是银行和发行对手之间的交易,更接近于存款,储蓄性质更强,因此对于个人储户—尤其是风险偏好较低的储户,将会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另外,在极端情况下,比如股市融资高风险,债市配置又会出现刚性兑付,储蓄大量回流时,大额可转让存单将会非常受欢迎。”李麟补充说。
对于将来大额可转让存单可能的具体实施细节,目前不少银行负责人表示,细则还未推出,但届时会在总行的设计安排和统一发布下时时跟进。“我们也非常希望细则的正式落地,会时刻关注,相信总行正在研究之中。”上海农商银行自贸区分行副行长季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李麟预测,未来中小银行推大额可转让存单的动力更大,其次大额可转让存单的购买起点相对来讲并不会低。“如果购买起点太低的话,银行的成本会比较高。所以,在试点阶段,大额可转让存单的购买起点可能会设置得较高,至少在100万元左右。”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会有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分拆代销,从而降低门槛。期限可能为1个月、3个月、6个月、9个月和1年,一般不超过1年。利率可参考同期限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或者目前运行的同业存单利率定价。
据了解,大额可转让存单起源于美国,1973年美联储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成为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重要切入点,并逐渐成为银行资金的主要来源。同样,这一货币市场工具也在1979年的日本利率市场化和1994年韩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起到“敲门砖”的作用。大额可转让存单的推出,意味着利率市场化仅剩“临门一脚”—存款利率的放开。
“针对个人的大额可转让存单的推出,可视为我国取消存款利率管制、利率市场化向前推进过程中的重要一步。”连平认为,“存款利率放开的时间表既然已经确定,这将倒逼大额可转让存单的启动。根据国际经验,大额可转让存单将根据先大额后小额、先长期后短期的顺序渐次推出。”
⑶ 请问国际金融报到底怎么样啊,去那里做财经记者有前景吗
肯定有前景啊!很好的机会和!
财经媒体在中国的整个媒体行业里面是一个新兴的、最具有活力的、也备受争议和关注的一个新的行业,这个行业特别是很多教育背景很好、对经济知识非常了解、也很有热情的人投入其中,中国财经媒体的进步在过去的几年里是非常快的,从最初的有财经杂志一家杂志和财经时报一份报纸,现在变成有很多的财经类的杂志,有很多的财经类的报纸在市场上展开了不同层面的竞争。
它现在处于上海这种中国最具潜力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它已经比其他国外媒体先走了一步,先发的优势在市场上肯定会赢得时间。对于本土权威人士的建议,有可能他们更愿意在一份中国本身自己的财经媒体上发表意见、分析、看法、报道。第四点就是政策管制上的便利,《国际金融报》作为人民日报主管的一份财经报纸,它对于政策管理和相关报道尺度把握方面,应该是比任何一份海外的媒体更能够适应需要,也更能够把握安全度,这对于在中国作媒体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开始上来把媒体的经营作为首要的目标,可能是错误,但是如果我们忽视媒体的经营只强调内容,也有可能是内容没有跟进的东西。我的理解是,媒体发展比较遵循一个基本原则,通过足够的来整合相关的内容资源,形成比较有足够竞争力的,不同于别人,别人很难模仿的内容,另外这里通过知识产权来保护你独创的内容,在知识产权上的独创性,接下来要通过你的内容吸引你的读者群。媒体市场的读者群细分是在不断发展的,只有你有特定的读者群,你才能把你的信息价值向你的读者群传达。
⑷ 请问国际金融报到底怎么样啊,去那里做经营工作有前景吗
肯定有前景啊!很好的机会和平台!
财经媒体在中国的整个媒体行业里面是一个新兴的、最具有活力的、也备受争议和关注的一个新的行业,这个行业特别是很多教育背景很好、对经济知识非常了解、也很有热情的人投入其中,中国财经媒体的进步在过去的几年里是非常快的,从最初的有财经杂志一家杂志和财经时报一份报纸,现在变成有很多的财经类的杂志,有很多的财经类的报纸在市场上展开了不同层面的竞争。
它现在处于上海这种中国最具潜力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它已经比其他国外媒体先走了一步,先发的优势在市场上肯定会赢得时间。对于本土权威人士的建议,有可能他们更愿意在一份中国本身自己的财经媒体上发表意见、分析、看法、报道。第四点就是政策管制上的便利,《国际金融报》作为人民日报主管的一份财经报纸,它对于政策管理和相关报道尺度把握方面,应该是比任何一份海外的媒体更能够适应需要,也更能够把握安全度,这对于在中国作媒体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开始上来把媒体的经营作为首要的目标,可能是错误,但是如果我们忽视媒体的经营只强调内容,也有可能是内容没有跟进的东西。我的理解是,媒体发展比较遵循一个基本原则,通过足够的投资来整合相关的内容资源,形成比较有足够竞争力的,不同于别人,别人很难模仿的内容,另外这里通过知识产权来保护你独创的内容,在知识产权上的独创性,接下来要通过你的内容吸引你的读者群。媒体市场的读者群细分是在不断发展的,只有你有特定的读者群,你才能把你的信息价值向你的读者群传达。
⑸ 必和必拓公司的国际环境分析,经济法律政治文化四个方面
出售传闻
BHP和比利登合并13年后,BHP曾经努力赶超的对象——美铝在最新矿业版图中已然没有了当年的霸主气势。更有意思的是,曾经成就了必和必拓的“比利登”如今或将被其抛弃。
6月12日,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必和必拓目前正考虑出售比利登的几乎所有业务,调整业务重心,以放在2001年合并以前的核心业务上。”
外媒的数据显示,很多来自比利登的资产对集团必和必拓利润的贡献度一直呈现下滑趋势:从合并时的约30%,降到了如今的约10%。同时,“当前财年前6个月,向合并前比利登资产投入的资本支出,还不到集团资本总支出的9%”。
对此,《金融时报》直言,相比之下,此前属于比利登的一系列资产对于这家英澳集团的利润贡献度“变得微不足道”,这其中包括非洲锰矿及铝的生产设施,“因为必和必拓来自铝业务的利润受到了中国自身铝产出不断增长的侵蚀”。
“确实,这么多金属品种,铝和锰的投资回报目前并不高,均属于利润微薄的类型。”中国联合钢铁网分析师胡艳平6月16日晚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分析,“从这个角度看,可以理解比利登矿业出售传闻出现的原因。”
以铝业为例,包括中铝、俄罗斯铝业等全球范围的铝业公司无不在近几年饱受铝行业带来的“痛苦”。同类型公司的一个比较是,力拓甚至在2012为旗下公司加拿大铝业大规模减记了100亿美元以上,并成为时任CEO艾博年“下课”的重要原因之一。
“BHP与比利登合并不是一起糟糕的交易。只是当时并购的部分资产,未来20年至30年内,已没有发展潜力了。”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分析师蒂姆·赫夫称。
瑞银驻悉尼资源研究主管格林·洛考克也对外媒表示:“只有时间才能判定,他们是否有能力及通过何种方式退出。但现在看来,比利登的大部分资产注定不会继续留在必和必拓了。”
针对市场的猜测,截至发稿,必和必拓并未回复记者的采访要求。同时,必和必拓的英文官网,尚未公布任何与比利登矿业有关的消息。
知情人士则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分析,结合比利登矿业的资产构成,及目前发展的趋势,必和必拓或不会将比利登全部的资产对外进行出售。
“之所以有市场传闻,与必和必拓去年至今的一系列行动有联系。”上述知情人士认为,“与前几年不同,必和必拓的投资更讲究效率,让资产架构更符合公司未来的发展趋势。”
调整战略
在上述知情人士看来,传闻的出现并不意外,“你可以横向比较最近的一系列市场消息,就会发现,必和必拓早就在处理一些非核心资产。”
事实上,去年10月,必和必拓在发给《国际金融报》记者的财报中,也出现过“2014年财年,公司资本支出及勘探费用支出压缩了25%,降至160亿美元”的说法。
目前来看,抛开比利登的传闻不看,必和必拓确实在踏着提升效率的“节奏”前进。比如,在煤炭资产上,就有消息称,必和必拓6月11日表示,已终止了一项采矿服务合同,原因是要“在煤价大跌之际,降低运营成本”。必和必拓及其合作方三菱商事旗下子公司Mitsubishi Development表示,已废止了与采矿服务提供商Downer EDI的在昆士兰州Goonyella Riverside矿区的一项服务合同。
“我们可能进一步削减产量。”必和必拓对外暗示,公司正继续评估所有煤矿业务,以保证不造成亏损。据外媒统计的数据,热煤与焦煤价格目前都大幅跌至5年以来的低点附近。
稍早前,必和必拓已对外坦言,他们“将寻求出售煤炭资产,及关闭高成本矿场”。
不止是煤炭。必和必拓在今年5月中旬还表达了出售西澳大利亚镍矿的消息。德意志银行对这项资产的估价是4.59亿美元
⑹ 国际金融报的历史沿革
1994年1月1日,《国际金融信息报》创刊。
1999年8月26日,更名为《国际金融报》。
2002年5月10日,《国际金融报》全新改版。
⑺ 新民族主义的中国新民族主义思潮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由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有压倒一切的地位,而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是以社会主义强国梦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其内涵有爱国主义这一概念来表征。20世纪最后20年,由于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转折,一股新民族主义思潮经过80年代的酝酿,在90年代终于在中国爆发出来。
我们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划分为学理性民族主义思潮和大众性民族主义思潮(房宁称之为精英民族主义和平民民族主义),并把前者作为分析的重点。所谓学理性民族主义,指的是具有概括、表达能力、提倡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所做的理论探讨和建构;所谓大众性民族主义,指的是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90年代后,大众民族主义情绪更多地在互联网上发泄,所以有人称之为“网络民族主义”。
20世纪90年代初,学理性民族主义代表人物何新掀起了当代中国新民族主义思潮的第一波。1990年6月,在国内学术界崭露头角、以学术观点特立独行而引人注目的年轻学者何新,对北京大学学生发表了“我向你们的良知呼唤”的激情演讲。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何新的长文《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的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人们在何新的演讲和长文中看不到民族主义的字眼,却能感受到一种浓浓的民族主义意味。何新在文中用了相当篇幅揭露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阴谋和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险恶环境,努力讲述全球化时代爱国主义的价值,试图探索和形成一套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本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以爱国主义为旨归的新政治意识形态。何新倡导的用全球化视野审视当代中华民族利益的新理念,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新民族主义思潮发展方向。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反西化思潮,人们一般把它看做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第二波。1993年,亨廷顿接连在《外交事务》发表《文明的冲突》等两篇文章,传到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文明与文化的热烈争论。《二十一世纪》、《战略与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读书》等杂志均用相当篇幅发表了有关讨论文章。在对亨廷顿“文明冲突”的批判中,知识界出现了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是其代表。1993年底,《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在北京召开了“重估中国现代化”的研讨会,被称为“民族主义旗手”的学者王小东明确提出当代中国需要“明智的民族主义”[1]。1994年4月,《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又发起了“变动中的世界格局与民族主义”研讨会,1995年11月12日在深圳召开了“世纪之交的民族主义”研讨会。之后,民族主义的话语在知识界颇为流行。学者伊保云公开呼吁“复兴民族主义,把民众的忠诚集中到国家的水平上”[2]。
中国民族主义的真正高潮则以《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为标志。1996年,一本由普通年轻人写的、销量达300万册、被认为是“反映了中国民族感情”的书掀起了一阵“说不”旋风。《说不》在社会上所引起的强烈呼应也昭示着: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继五四时期民族主义运动之后的真正重新兴起了。同年,一本由留学美国的新闻专业博士生和已经进入美国著名学府任教的学者撰写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在1999年末,由房宁、王小东、宋强等著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出版,这部自称是“呼唤中国民族意识”、“探索中国突围之路”的书,被认为“与前两者构成民族主义在知识界表达的三部曲”[3]。
与学理性民族主义相呼应,大众性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也在九十年代后也开始强化。1993年出现的“银河号”事件,刺激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结。到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使中国青年和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一个顶峰。紧接着,在2001年又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另外,美国对台湾、对西藏的干涉也严重影响着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由于互联网发展迅猛,借助网络工具,公众的民族情绪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网络”与“民族主义”结合构成的“网络民族主义”新术语与新现象的突显,成为近年来媒体关注的新议题。人们把2003年称为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年。在这一年里,中国“网络民族主义”除了继续在论坛上发表尖锐的、痛快淋漓的议论外,还走出聊天室,投入到了具体的政治活动中:2003年6月,一些倡导民族主义的网站组织了登钓鱼岛的保钓活动;7月29日,几个网站发起了“反对京沪高铁采用日本新干线”的活动,征集了10万网络签名;8月当发生日本侵华期间遗留的毒气弹伤人事件后,这些网站发起了征集百万签名要求日本赔偿受害者的活动;8月份,一家网站为抗议日本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岛,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外焚烧日本国旗。2004年以来,由于连续发生教科书事件、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东海油田事件,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互联网上连续又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日浪潮。
到目前为止,新民族主义还不是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它的内容与成份相当芜杂,具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官方与民间的认知也存在着一定差异。官方的民族主义对外宣称叫做“爱国主义”,其主旨是要求人民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民间似乎不太在意称呼什么,叫爱国主义也罢,叫民族主义也罢,反正是呼唤中国强大,反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宰世界。近年来,知识界有部分人认为民族主义有排外之嫌,也主张以爱国主义代之。在诸多的民族主义分支中,表现得最为激进的一支是为“说不派”,他们在《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中大声疾呼:我们的青年应拥有这种自豪感:“我们要准备打仗。”“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14]王小东更提出,在新的极权主义统治这个世界后,李白诗中“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客行》)的那种侠客精神,“乃是未来人类的唯一拯救”。[15]明眼人不难看出,他们的极端主张与本.拉登和塔利班的“圣战”理念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意识形态的失败与重建合法性的需要。对于在中国大陆执政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意识形态对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直以来,中*共的意识形态主要是由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简称“共社集爱”)四个部分组成的。共产主义是其核心,社会主义是阶段性的理论纲领,集体主义是组织依据与伦理基础,爱国主义是凝聚人心的口号与旗帜。这种意识形态在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论证与维护了中*共“一党专政”的合法性,使广大民众包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真心地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但是有人认为 中*共执政的历史以及中国社会的变迁已经宣告了这种意识形态是失败的。首先,根据《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的宗旨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资本主义。但是,中*共今天正在大力发展私有制,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弃如敝履。其次,官方钦定的社会主义三大基本特征: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民营经济与私有企业异军突起,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有相当比重;计划经济已为市场经济所取代;按劳分配则由按要素分配或按资本分配所取代。从世界范围来看,苏联和华约组织的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消亡和二十世纪全球性的社会主义大试验遭受失败。再次,集体主义在人们价值观念嬗变与崇尚个人主义的时代也不再被大多数人所奉行。意识形态失败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信仰与信任危机和政权合法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如果放弃旧的意识形态,就可能完全丧失合法性,并且面对统治基础崩解的风险。因此,他们通常会选择局部改良的方式,对意识形态进行修修补补,以重建合法性。而在“共社集”都已失效的现实面前,只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还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所以,启动爱国主义成为执政党修补意识形态的最佳选择。“为了社会的和政治的动员,意识形态都是煸情的。煸情需要有乌托邦的支持。不管‘民族’乌托邦如何虚幻,但却可以有效地唤起民众,并可造成入魔状态。”
也有人认为中国目前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计划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中国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另外,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因此,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党专政”。所以,意识形态的失败与重建合法性的需要是不成立的。
同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安德生教授(Anderson)提出了“官方民族主义”的概念,其本意是指国家掌权者因为害怕地方分离主义可能会瓦解民族国家,将某种人为制造出来的民族主义加于整个国家,作为维持民族国家整合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同样存在“官方民族主义”,即得到官方支持和提倡的民族主义,在官方话语中称之为爱国主义。其意义主要是指在执政党的威权统治下,抵御来自各种外部势力的挑战,捍卫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因此,中*共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爱国必须爱党”,突显出中国式的“官方民族主义”的性质,并着力以此来重塑其意识形态与合法性。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爱国主义有共同的要求,也有不同的内涵。在当代中国,哎祖国与爱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
(二) 长期传媒垄断与舆论误导。执政党长期以来一直把大众传媒划在意识形态领域,并通过其党务宣传部门加以高度垄断;由此导致舆论高度一致。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几乎全部掌控在党的手中,即使是互联网也受到严密管制。某些媒体稍稍开放一点,就会受到严厉惩戒,2001年以来已有《南方周末》、《书屋》、《南方都市报》、《信息时报》、《北京青年报》、《国际金融报》、《广州日报》等一大批媒体受到整肃。[18]这种状况导致被《宪法》称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却无法享有最基本的知情权。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信息操纵与舆论导向可以产生一种社会控制力量,使人们的思想和情绪发生偏移。“六*四”之后,对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对外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把爱国主义教育列为“五热爱”之首,成为10几年来的主导意识形态。而当局确定的自由化与和平演变的主要外部根源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美国10几年来坚持人权外交政策,“六*四”后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又持续恶化。这使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对立极为尖锐,执政党把美国视为主要的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尽管出于对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考虑,中国政府在现实外交上,不敢真正与美国翻脸,但是在国内的舆论造势上,它却依靠垄断言论权力,进行舆论宣传。
(三)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与国力的增强。自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9%左右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2000年中国GDP首次突破一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七位;对外贸易总额达到4743.1亿美元,同样居世界第七位。截止2001年10月中旬,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创纪录的2000亿美元,仅少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会议上,中国获准加入WTO;在体育方面,中国还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并入围2002年足球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这些指标与事件,意味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得到很大提升,大大刺激了中国民众及全球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强化了国人的“大中国”情结。
在中国渐趋强大的背景下,中国精英层提出了“大中国”构想,这一构想包括“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和“文化中国”。政治中国是指拥有国家主权的、有领土界定的中国;经济中国指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华人,他们以经济、商业为纽带所连接的共同体;文化中国指有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地区。“大中国”的构想强调,二十一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在环太平洋国家中,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1]中国新民族主义不再满足于扮演自给自足、偏安一隅的角色,他要在更广泛的国际事务中发出不同凡响的声音,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争取更多的权力和权益。
在中国国内,也有人对新民族主义的崛起持怀疑态度,并直斥为伪民族主义。朱智勇即指出:真正的民族主义应该具有价值层面的信仰与绝对的忠诚。而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是十分稀缺的,至少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中是比较少有的。中国人历来是非常个人主义、注重私利与讲求现实的,从古到今为了某种价值而忠诚信守者都不多。在于己无害的情况下,人人都可以表达或宣泄一下民族情绪;一旦出现某种风险的时候,许多人会立即逃之夭夭或噤若寒蝉;而当有某种好处来临之时,如出国留学、国外定居、外企任职,则趋之若鹜,去无反顾。因此,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是很不可靠的和多变的,并没有多少真实的力量;与其说是新民族主义,不如说是伪民族主义。
199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的“托派”(指参加托福考试)人数呈直线上升之势,许多在校学生在声讨完美国霸权之后,立即投入托福考试,千方百计争取到美国留学。申请到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定居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加。据网上披露,1998年6月29日克林顿到北大发表讲演时,当面抨击美国内政外交的几位“学生代表”如今多数都在美国生活,其中词锋最利的一位女生据说已嫁到美国,成为身体力行的国际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