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陕西商帮是怎样崛起的有哪些著名的陕商
历史。
『贰』 现代中国五大商帮
中国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我国目前已形成三大经济发展活跃区域。在这些区域形成了一批新的商帮，它们创造了目前中国和世界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如珠三角的电子产品，世界工厂、出口外贸。浙江的纺织、皮鞋和五金、闽南的运动鞋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广东商帮，浙江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闽南商帮、被并称为中国新五大商帮。五大商帮龙虎榜：
1：广东商帮地域分布：珠三角地区，包括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中山等地。
2.浙江商帮地域分布：温州、宁波、台州、杭州等地。
3.苏南商帮地域分布：苏州、无锡，常州等地。
4.山东商帮地域分布：青岛、威海、烟台、济南等地。
5.闽南商帮地域分布：泉州、漳州、厦门等地。
『叁』 著名的陕商
陕西省对外经济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700多年的西周时期就开始了商业活动。明清时期，陕西商帮作为当时十大商帮之一，曾垄断中国西部贸易通商达50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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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商的率先崛起
陕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上，陕西曾经长期处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资治通鉴》上讲“关中沃野富饶、乃帝王之居”。据了解，包括汉唐盛世在内的十三个王朝曾先后在此建都。
事实上，陕西的辉煌不仅在此，而且还反映在商业上，据专家介绍，在我国明清时期长达50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陕西先进的政治文明和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曾经造就一代又一代声闻天下的巨商大贾，而且还最终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商业帮派陕西商帮，这一商帮也被成为秦商。
明清时期，当时的中央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的特殊经济政策，而这些为陕西商人的群体的崛起创造了机遇，当时的陕西商人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并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秦商人”，称雄中国500年，而且还一度名列我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的前列，和晋商、徽商齐名，就连明末清初科学家宋应星也不得不感慨道“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可见陕西商帮在当时的影响。
在明清，南方各地的商帮主要把本地手工业品贩往外地换取原材料，以赚取加工利润的供销差价，而陕帮商人则不同，由于他们地处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结构的接合部与农牧产品交换中心，长期以来就形成了贩运贸易的历史传统，这便使他们在明清之际能够顺时趋势，扬其所长，多以经营起家。当时的不少著名秦商，家里都有经商传统。而且在明清‘走西口’从事边境贸易的陕西商人中有许多是‘弃儒经商’的士人君子，大量士人学士参与商贸活动，把儒家传统文化知识应用于经营过程，以智谋取胜。对此明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曾经总结说‘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可以说明清之际，一个广泛会集士、农、工、商各阶层人群的陕西商帮，在中国西部贸易通商领域的崛起，完全是陕西几千年商业经济及其商业文化历史积淀的必然产物。
据悉，明清时期，陕西巨商蜂起，而最富盛名的商户则多来自那些经过世代积累，经过了漫长时间考验的商贾家族，他们分布在西安周边的渭南、大荔、韩城等区县。渭南在明清之间，是备受瞩目的明星地区。渭南的赵家、严家、柳家、詹家是当时的“关中巨富”、“盖省财东”，围绕着他们的众多商业家族，则是巨龙身上的参差鳞甲。
当时的渭南有谚语云，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说的是商贾云集、富甲天下孝义镇的鼎盛。“荒岁歌”在清末的陕西广为流传，“孝义镇它本是渭南所管，赵老五也算是关中富汉”，饥寒交迫的人们在绝望之中，把求生的希望寄托在渭南最大的富户赵家身上———因为赵家的银钱和粮食，普通人无法想象。“富不过三代”，似乎是一条铁律，而一个家族的富裕能够跨于明清两朝，必有其绵延相继、世代立足、抵抗衰变的动力。渭南赵家由富而贵，或者竟有一个子孙在科考中一举夺魁，高居榜首，从而演变为一个“政治家族”。据说，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的开首即从赵家后代中了状元写起，或者有虚构的成分。但作者把赵家当作历代巨富而贵的“典型”，可见一斑。
据介绍，鼎盛时期的陕西商帮所兴建的陕西会馆遍布全国，总数多达二百多所，至今全国各地还遗留下不少“陕西会馆”、“关中会馆”、“西秦会馆”建筑遗迹。陕西商人最早在异地建筑的会馆是北京的“关中会馆”和河南上蔡的“山陕会馆”。到了明朝后期，徽商急剧勃兴夺取了秦商不少地盘，但秦商仍然位居其次。进入清代后，虽然晋商凭借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和票号的雄厚财力而跳跃发展，但秦商仍是与之分庭抗礼的重要商帮。
事实上，在陕西商帮的经营模式中，也遇到了与今天十分相似的历史环境。古老的陕西商人“坐在家里，把千里之外的钱挣了回来”，他们主要采取了财东出资，掌柜经营的合伙经营模式，然后利润分成，这种合伙制经营体制，与我们现在的国企改革有些相似。
秦商的历史贡献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携手垄断了中国中西部贸易通商达五百年之久，制造了中国西部商品经济的神话，令今天的陕西人抱愧不已。
当时，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秦商帮”。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到了长足发展，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据介绍，陕西商帮作为主要从事边境贸易的西部商业资本集团，对我国西部经济在明清时代的初步开发发挥过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在明代200年多年里，兰州、西宁等边茶、边布、边盐以及药材、皮货贸易基本上被秦商垄断。明代输茶入藏的四川南路边茶贸易也操纵在秦商之手，由于他们的活动使康定由一个小山村变为“番夷总汇”的商业重地，陕西商人聚居的“陕西街”是当时康定最热闹的商业街。清朝以后，秦商向四川腹地进军，在清初百余年间几乎掌握了四川的金融命脉，并进而垄断了四川井盐生产资本总量的八成以上，以后又随着经营川盐入黔把势利扩张到云贵各处。在北部汉蒙边地上陕西商人通过“布马交易”把贸易触角深入到伊克昭蒙各旗，并逐渐成为“旗地经济的实际掌握者”，依靠这一优势地位，他们又一手培植了以皮货贸易为特色的明清陕北经济。
在清代，陕西商帮无论是经营范围，还是经济实力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他们在盐、茶、布、烟、木、药、皮、杂、金融等诸多行业较之明代有了蓬勃发展，经营地域北到乌鲁木齐、伊犁，南到佛山、上海等地，并且摆脱了明代从属政府需求的被动局面，真正把自身发展安放在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上，基本达到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
而随着陕西商人的不断成功，大量货币资本流回陕西，直接推动了陕西本土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陕西布业的急剧勃兴，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并且由于陕西商人在秦巴山区的生产性投资，使那里的矿冶、采伐、造纸等行业迅速发展，使得秦巴山区成为我国较早产生内生性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之一。正是这些原因使得陕西成为明清500年间的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
如今，能够见证当年陕西商帮兴盛的历史遗迹除了遗存在全国各地的“陕西会馆”或者“山陕会馆”外，最有名的恐怕就是散存于渭北澄城、白水、韩城一带的拴马桩了，据说，这些被史学家称之为“地上兵马俑”的拴马桩正是当时秦商鼎盛时期的财富象征。
秦商的荣辱观与创业精神
从陕商的“老规程”（店规）、“老话”里可以看出，老陕商的荣辱观既符合陕西人的性情，也适合工商业活动的需要。
“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到自己爬”。这句话在陕西农村普遍流传，经久适用。“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百事废；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老陕商将艰苦创业、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反对铺张浪费提高到兴衰成败的高度，这种精神和传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也是陕西人的突出特点之一。
“椎埋去就，与时俯仰，变化有概”。以智求财，深谋远虑是陕西人求财的老传统。正如兵家所提倡的“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老陕商具有“关陇军人”宏大气魄，比较善于研究市场变化的规律，从大处着眼，谋大局，首先取得战略优势。
“货真价实好为商，假冒伪劣难久长”。陕西商人不欺不诈，随行就市，按质论价，正因为如此，陕西商人被誉为“人硬、货硬、脾气硬”的“三硬商人”。在布匹行，陕西商人提供的货物质量优良，货真价实，信誉卓著，购销两旺，货敞其流，素有“关中贾来价更高”之称。
抓住机遇，与时俱进是陕商可贵的历史品格。春秋战国时期，陕西商人抓住诸侯对贸易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机遇，以商求富，迅速迎来发展的第一次浪潮；隋唐时期，陕西商人抓住政府实行开明政治，对外开放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的便利条件，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明清时期，陕商在陕西地处边陲的不利条件下，却能抓住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的政策机遇，乘势而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形成的商人集团，以“秦晋大贾”“山陕商人”的雄浑气势，垄断中国东西部贸易通商达500年之久。
不畏艰险，闯荡天涯的开拓精神是陕商数百年驰骋四方的秘笈。西部高山巨川，黄尘漫天，生活艰苦。南方商人长期视为畏途。艰苦的自然环境，却不能阻挡陕西商人经商致富的脚步。他们上入甘，下进川，贩贱鬻贵，为家乡挣得财高北斗。道光年间，赵熙出使新疆，走到千里戈壁“一道泉”的地方，唯见有一瓦屋招待行旅，进店问老板，乃知为一陕西三原人，年轻时随军贸易流落于此，在茫茫戈壁上独自生存了30多年，并娶有妻室，成为瀚海戈壁唯一的一户人家，所以叫“一道泉”。寸草不生、飞沙走石的千里戈壁尚且有陕西商人的袅袅炊烟，试问还有什么样的艰难险阻能够阻挡陕西人求富的脚步呢？
不辞劳苦，奋志经营的创业精神和恪守本职，坚忍不拔的敬业精神是陕商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人生最苦为行商，异地求财，客地经商，困难和艰辛自不在话下。清代乾隆年间，成都的陕商欲修筑“陕西会馆”，却遭到当地士人的阻挠，言说会馆可盖，但不许动用当地一抔黄土，以免风水外泄。陕商毅然回到自己的故乡西安、同州府，经千里巴蜀古道，硬是背着一口袋一口袋家乡的黄土，在四川盖了华丽的陕西会馆。明末清初陕西大商人孙豹人，在扬州做盐商，三年之间三致千金，后来一边业贾，一边读书，成为陕西有名诗人。康熙二十八年召试博学鸿儒科，授官内阁中书衔，豹人固辞，曰“吾侨居广陵（扬州）数十年饕餮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辞官归商，宁吏也贾，很是表现了陕商的敬业精神。
诚实经营，恪守贾道的求实诚信精神体现了陕商长线远鹤，功在持久的稳健经营作风。陕西富平汉代以来就有一个叫“直镇”的市镇，做生意一言九鼎，不言二价，故曰“直镇”。三原商人梁选橡业贾淮扬时，守支盐场历来有制，“按资次支给”，有险狡之徒规利往外别创一法名曰“超掣”，即通过贿赂上下而超越原定顺序率先支盐，因其获利寻常以倍，“一时乡人争先为超掣，咸来邀公，公不可，曰‘善贾者不获近利，善保者不身尝法，以若所为利即厚孰于资斧，吾何必舍吾自然而图未必然。且盐与它贾异名，虽两交而实关三尺，吾谨守之，视若曹之败也’。未几，首事险狡以乱制服法，公乃始大策”。
希望能解决您的问题。
『肆』 中国十大商帮，分别是哪些具体区别在哪里
中国十大商帮具体是广东粤商（分潮商、广商）、山西晋商、徽州（古徽州府商人，今安徽黄山等地区）徽商、陕西（秦商、关陕商人）、福建闽商（分闽南商帮和闽东商帮）、江右（江西）赣商、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苏商、宁波、龙游(浙江中部）浙商、山东鲁商等。
徽商贾而好儒
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人都是经商能手，他们善于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在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中牟取厚利，大规模的长途商品贩运是徽商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囤积居奇、特权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贷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被誉为儒风独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徽商以儒家的诚、信、义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信誉，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秘所在。
广商内涵丰富
道光十年，英国议会对曾在中国作过商业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一次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在广州进行贸易的人都一致声称，在广州做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海外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太阳无时不普照粤人社会。
粤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粤商却伴随着近代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广东商人发迹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二次大战期间，广东商人虽然曾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70年代后崛起于中国南部、香港及东南亚。
点评：近代粤商发扬了古代广东商人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近代广东商人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粤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福商亦盗亦商
福建商帮的兴起，一开始就与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贡贸易和禁海政策针锋相对。他们走私进行商业贸易，不能贸易时就进行抢劫，他们具有海盗和商人的双重性格。
内外勾结的贸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他们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他们不仅在海营商，还有许多也是陆地商，水陆两栖，海上贸易也做，陆地贸易也做。明清福建商人，把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经营，进行多种形式贸易，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商帮。
点评：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福建商帮却在海外南洋、台湾等地开辟出新的商业场地。福建商帮中的许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无畏地开拓海外市场，终于在福建帮这棵枯树上开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帮的商业精神在海外华人和台湾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续。
陕商行道多多
在明代的商业界里，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陕商帮。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到了四川独立发展，在康定一带做“茶马盐”生意，民间称为“蹚古道”，其规模越来越大，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陕西商帮生财的行道较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江西商帮相似。陕西商帮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尽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陕西商帮以盐商最为著名，经营布业、茶业和皮货业也是陕西商帮盈利的重要途径。
最初在明清时期“走西口”从事跨区贸易的多数是“弃儒经商”的读书人，他们成为影响明清陕西商帮商业智慧和商业文化的主流群体。“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明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他的著作中如此表扬过秦商。很显然，这些来自体制内或者接近体制的文化人，对于陕西商帮最终形成一定的经济组织，是发挥了主要作用的。从遍布全国的200多处关中或者“山陕会馆”，就可以大致领略他们在历史上达到的高度组织性。
历史上和今天的主流陕西商人，其出身大致接近，其性格也前赴后继。秦人强悍，“尚气概，先勇力”而“忘死轻生”，这是古今一致的对陕西人的评价。
赣商讲究贾德
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因此，小本经营，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而正是江西商人这些独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的特点。除少数行业如瓷业比较出众外，其他行业与徽商、晋商等商帮相比经营规模就要显得相形见绌，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极为有限。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就这样描述江西布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另外，江西商人浓厚的传统观念、小农意识也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所以，尽管江西商人人数众多，涉及的行业甚广、经营灵活，但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
点评：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江西商人还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顾的要求。总之，以销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总结。
晋商学而优则贾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帮。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已发展到鼎盛。
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靠的是什么?晋帮有自己的经商秘诀：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
点评：晋商学而优则贾理念没有多少文字记载，而是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正因为如此，使得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商帮是比较高，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我们从晋商的成败，品出了晋商的文化哲理，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也是有学识之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并在家族内形成重教之风。
山东商帮全民经商
山东商帮是山东人，自然具有山东人的特点：直朴单纯，豪爽诚实。正因为如此，与别的商帮相比，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显得单纯，直截了当。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概括起来，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的商业经营方式，讲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规范的商业行为。同时，山东商帮里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这也决定了山东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业资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虽然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相对其他商帮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他们的这些经验和经营方式非常实在，生意做起来踏实。
点评：山东人经商，是好的地区的人要经商，不好的地区的人也要经商。一个省份的人，经商的动机和条件相差甚多，仿佛是中国十大商帮的综合缩影。这在中国是仅见的。
宁波商帮后来居上
宁波商帮是中国商帮中的后起之秀。从它形成之时起，便显露出它的见识不凡和卓尔不群。
宁波商帮，是指宁波府的商人，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商业集团。是一个盛行于国内和海外的商帮。宁波商人外出经商历史悠久，但大规模经商，并且结成商帮则为时较晚。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民国时期，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脱颖而出，把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他们所经营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以及保险业，也是名闻遐迩。
点评：宁波商帮形成的时间较晚，但其发展势头却非常之快。他们的活动区域不断拓展，最终形成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的局面。宁波商帮不仅善于开拓活动地域，还善于因时制宜地开拓经营项目。他们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点，也非常实用：以传统行业经营安身立命，以支柱行业经营为依托，新兴行业经营为方向，而往往一家经营数业，互为补充，使自己的商业经营在全国商界中居于优势地位。
龙游商帮海纳百川
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之时，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个颇有影响的龙游商帮。历史上所称的龙游商帮，实际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团，其中以龙游县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上，即投资上的敢为天下先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而龙游商敏锐地意识到，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必须转向手工业生产和工矿产业上。他们果断地投入于纸业、矿业的商品生产，或者直接参与商品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龙游商人还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并且相处友善，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点评：龙游商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是他们良好的经商心态的反映。他们虽然是出自一个偏僻之地，既无官府支持，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作坚强后盾，但他们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自立于商帮之林。
洞庭商帮善于审时度势
几乎就在龙游商帮兴起的同时，另一个商帮在中国的洞庭湖上不知不觉地兴起了---洞庭商帮。
当年范彝财色尽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艳羡。他经商成功，一定给太湖、洞庭湖流域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洞庭商帮是在明万历年间才初步形成。审时度势，把握时机，这是聪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这样聪明的商帮。洞庭商人没有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经营上争夺市场，而是扬长避短，稳中求胜，利用洞庭湖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贩运起米粮和丝绸布匹。他们还不断更新观念，开拓经营新局面，向外部世界发展着。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术，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从事着不同于以往的商业活动，由此，洞庭商帮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走上了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发展的道路。
点评：洞庭商人十分讲究具体的经营手段，而这些手段看起来则非常符合现代经商的要求。洞庭商人非常注意市场信息，时常预测行情，在经商过程中，洞庭商人会根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的情况变化而变化自己的经营策略，不拘于成见，只要有利就行。洞庭商人还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比如商人资金和民风特点，因地制宜的采取独特的经营方式。
『伍』 中国十大商帮
中国历史十大商帮：
具体是山西晋商、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徽商、陕西、福建闽商、广东粤商（分广商和潮商）、江右(江西)赣商、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苏商、宁波、龙游(浙江中部)浙商、山东鲁商等。
也可称：山西商帮、广东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徽州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
其中晋商、徽商、潮商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
中国新十大商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兴起了新十大商帮，它们是：在历史上已负盛名的粤商晋商和徽商，日渐崛起的浙商、苏商、沪商、京商、和闽商，正悄然发展的鲁商、豫商。
由于地区和历史的原因，各个商帮特点不同。北方善义，南方善商；北方厚重，南方灵活；北方重古典，南方更现代。
『陆』 陕西商帮怎么样
商帮十讲，从不同的侧面讲述陕西商人，此书为论整体，基本为以目录为论点，每个章节分别论证各自论点，结构虽严谨，但通篇却显现的累赘。 不过，还是有不少收获的。 从古至今，某个地域性的商帮要想成气候，必须依靠与政策的扶持； 陕西商人抓住了“食盐中开”和“茶马交易”机遇，迅速强大。话说这两个真是利国利民的大好政策，睿智的祖先给了我们无比强大榜样。 明政府时期的西北属于国防重地，驻军庞大，政府聪明的发动全民为边防输送军粮，允许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换取食盐经销许可证--盐引。而中茶换马，在满足了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同时也稳定边疆，更满足了军队对战马的需求， 商帮大多起家于盐，在挣取第一桶金之后扩张到其他领域，如茶，布匹，典当，烟，医药等； 随着商业的发达，伴随着一些共同的文化现象： 戏曲如秦腔的发扬光大； 背井离乡，学徒经商，家里留守的伟大的母亲和妻子们，孝老教幼，独守空房，贞烈故事，数不胜数； 各地建立会馆，陕商一般会与晋商合盖会馆，所以目前河南和四川有很多山陕或者陕山会馆； 在家建造大房子，光宗耀祖成了最后的归属； 但是在办学和菜系发展两方面，陕西商帮却落后很多，也许和其粗旷的性格相关； 陕西商帮发迹于西北，混迹于江南，辉煌与川蜀和河南； 陕西商帮最终拜与陕甘回民起义，商人成为起义军和官府镇压军队的首要打劫对象。 # 书中的那些话;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一亩豆子换豆腐，一亩芝麻够吃油。" “南方出相，北方出将，陕西楞娃排两行。” 陕西人性格：生，楞，蹭，倔；
『柒』 有哪些著名的陕商
陕西省对外经济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700多年的西周时期就开始了商业活动。明清时期，陕西商帮作为当时十大商帮之一，曾垄断中国西部贸易通商达50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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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商的率先崛起
陕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上，陕西曾经长期处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资治通鉴》上讲“关中沃野富饶、乃帝王之居”。据了解，包括汉唐盛世在内的十三个王朝曾先后在此建都。
事实上，陕西的辉煌不仅在此，而且还反映在商业上，据专家介绍，在我国明清时期长达50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陕西先进的政治文明和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曾经造就一代又一代声闻天下的巨商大贾，而且还最终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商业帮派陕西商帮，这一商帮也被成为秦商。
明清时期，当时的中央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的特殊经济政策，而这些为陕西商人的群体的崛起创造了机遇，当时的陕西商人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并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秦商人”，称雄中国500年，而且还一度名列我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的前列，和晋商、徽商齐名，就连明末清初科学家宋应星也不得不感慨道“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可见陕西商帮在当时的影响。
在明清，南方各地的商帮主要把本地手工业品贩往外地换取原材料，以赚取加工利润的供销差价，而陕帮商人则不同，由于他们地处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结构的接合部与农牧产品交换中心，长期以来就形成了贩运贸易的历史传统，这便使他们在明清之际能够顺时趋势，扬其所长，多以经营起家。当时的不少著名秦商，家里都有经商传统。而且在明清‘走西口’从事边境贸易的陕西商人中有许多是‘弃儒经商’的士人君子，大量士人学士参与商贸活动，把儒家传统文化知识应用于经营过程，以智谋取胜。对此明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曾经总结说‘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可以说明清之际，一个广泛会集士、农、工、商各阶层人群的陕西商帮，在中国西部贸易通商领域的崛起，完全是陕西几千年商业经济及其商业文化历史积淀的必然产物。
据悉，明清时期，陕西巨商蜂起，而最富盛名的商户则多来自那些经过世代积累，经过了漫长时间考验的商贾家族，他们分布在西安周边的渭南、大荔、韩城等区县。渭南在明清之间，是备受瞩目的明星地区。渭南的赵家、严家、柳家、詹家是当时的“关中巨富”、“盖省财东”，围绕着他们的众多商业家族，则是巨龙身上的参差鳞甲。
当时的渭南有谚语云，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说的是商贾云集、富甲天下孝义镇的鼎盛。“荒岁歌”在清末的陕西广为流传，“孝义镇它本是渭南所管，赵老五也算是关中富汉”，饥寒交迫的人们在绝望之中，把求生的希望寄托在渭南最大的富户赵家身上———因为赵家的银钱和粮食，普通人无法想象。“富不过三代”，似乎是一条铁律，而一个家族的富裕能够跨于明清两朝，必有其绵延相继、世代立足、抵抗衰变的动力。渭南赵家由富而贵，或者竟有一个子孙在科考中一举夺魁，高居榜首，从而演变为一个“政治家族”。据说，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的开首即从赵家后代中了状元写起，或者有虚构的成分。但作者把赵家当作历代巨富而贵的“典型”，可见一斑。
据介绍，鼎盛时期的陕西商帮所兴建的陕西会馆遍布全国，总数多达二百多所，至今全国各地还遗留下不少“陕西会馆”、“关中会馆”、“西秦会馆”建筑遗迹。陕西商人最早在异地建筑的会馆是北京的“关中会馆”和河南上蔡的“山陕会馆”。到了明朝后期，徽商急剧勃兴夺取了秦商不少地盘，但秦商仍然位居其次。进入清代后，虽然晋商凭借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和票号的雄厚财力而跳跃发展，但秦商仍是与之分庭抗礼的重要商帮。
事实上，在陕西商帮的经营模式中，也遇到了与今天十分相似的历史环境。古老的陕西商人“坐在家里，把千里之外的钱挣了回来”，他们主要采取了财东出资，掌柜经营的合伙经营模式，然后利润分成，这种合伙制经营体制，与我们现在的国企改革有些相似。
秦商的历史贡献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携手垄断了中国中西部贸易通商达五百年之久，制造了中国西部商品经济的神话，令今天的陕西人抱愧不已。
当时，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秦商帮”。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到了长足发展，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据介绍，陕西商帮作为主要从事边境贸易的西部商业资本集团，对我国西部经济在明清时代的初步开发发挥过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在明代200年多年里，兰州、西宁等边茶、边布、边盐以及药材、皮货贸易基本上被秦商垄断。明代输茶入藏的四川南路边茶贸易也操纵在秦商之手，由于他们的活动使康定由一个小山村变为“番夷总汇”的商业重地，陕西商人聚居的“陕西街”是当时康定最热闹的商业街。清朝以后，秦商向四川腹地进军，在清初百余年间几乎掌握了四川的金融命脉，并进而垄断了四川井盐生产资本总量的八成以上，以后又随着经营川盐入黔把势利扩张到云贵各处。在北部汉蒙边地上陕西商人通过“布马交易”把贸易触角深入到伊克昭蒙各旗，并逐渐成为“旗地经济的实际掌握者”，依靠这一优势地位，他们又一手培植了以皮货贸易为特色的明清陕北经济。
在清代，陕西商帮无论是经营范围，还是经济实力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他们在盐、茶、布、烟、木、药、皮、杂、金融等诸多行业较之明代有了蓬勃发展，经营地域北到乌鲁木齐、伊犁，南到佛山、上海等地，并且摆脱了明代从属政府需求的被动局面，真正把自身发展安放在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上，基本达到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
而随着陕西商人的不断成功，大量货币资本流回陕西，直接推动了陕西本土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陕西布业的急剧勃兴，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并且由于陕西商人在秦巴山区的生产性投资，使那里的矿冶、采伐、造纸等行业迅速发展，使得秦巴山区成为我国较早产生内生性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之一。正是这些原因使得陕西成为明清500年间的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
如今，能够见证当年陕西商帮兴盛的历史遗迹除了遗存在全国各地的“陕西会馆”或者“山陕会馆”外，最有名的恐怕就是散存于渭北澄城、白水、韩城一带的拴马桩了，据说，这些被史学家称之为“地上兵马俑”的拴马桩正是当时秦商鼎盛时期的财富象征。
秦商的荣辱观与创业精神
从陕商的“老规程”（店规）、“老话”里可以看出，老陕商的荣辱观既符合陕西人的性情，也适合工商业活动的需要。
“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到自己爬”。这句话在陕西农村普遍流传，经久适用。“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百事废；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老陕商将艰苦创业、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反对铺张浪费提高到兴衰成败的高度，这种精神和传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也是陕西人的突出特点之一。
“椎埋去就，与时俯仰，变化有概”。以智求财，深谋远虑是陕西人求财的老传统。正如兵家所提倡的“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老陕商具有“关陇军人”宏大气魄，比较善于研究市场变化的规律，从大处着眼，谋大局，首先取得战略优势。
“货真价实好为商，假冒伪劣难久长”。陕西商人不欺不诈，随行就市，按质论价，正因为如此，陕西商人被誉为“人硬、货硬、脾气硬”的“三硬商人”。在布匹行，陕西商人提供的货物质量优良，货真价实，信誉卓著，购销两旺，货敞其流，素有“关中贾来价更高”之称。
抓住机遇，与时俱进是陕商可贵的历史品格。春秋战国时期，陕西商人抓住诸侯对贸易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机遇，以商求富，迅速迎来发展的第一次浪潮；隋唐时期，陕西商人抓住政府实行开明政治，对外开放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的便利条件，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明清时期，陕商在陕西地处边陲的不利条件下，却能抓住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的政策机遇，乘势而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形成的商人集团，以“秦晋大贾”“山陕商人”的雄浑气势，垄断中国东西部贸易通商达500年之久。
不畏艰险，闯荡天涯的开拓精神是陕商数百年驰骋四方的秘笈。西部高山巨川，黄尘漫天，生活艰苦。南方商人长期视为畏途。艰苦的自然环境，却不能阻挡陕西商人经商致富的脚步。他们上入甘，下进川，贩贱鬻贵，为家乡挣得财高北斗。道光年间，赵熙出使新疆，走到千里戈壁“一道泉”的地方，唯见有一瓦屋招待行旅，进店问老板，乃知为一陕西三原人，年轻时随军贸易流落于此，在茫茫戈壁上独自生存了30多年，并娶有妻室，成为瀚海戈壁唯一的一户人家，所以叫“一道泉”。寸草不生、飞沙走石的千里戈壁尚且有陕西商人的袅袅炊烟，试问还有什么样的艰难险阻能够阻挡陕西人求富的脚步呢？
不辞劳苦，奋志经营的创业精神和恪守本职，坚忍不拔的敬业精神是陕商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人生最苦为行商，异地求财，客地经商，困难和艰辛自不在话下。清代乾隆年间，成都的陕商欲修筑“陕西会馆”，却遭到当地士人的阻挠，言说会馆可盖，但不许动用当地一抔黄土，以免风水外泄。陕商毅然回到自己的故乡西安、同州府，经千里巴蜀古道，硬是背着一口袋一口袋家乡的黄土，在四川盖了华丽的陕西会馆。明末清初陕西大商人孙豹人，在扬州做盐商，三年之间三致千金，后来一边业贾，一边读书，成为陕西有名诗人。康熙二十八年召试博学鸿儒科，授官内阁中书衔，豹人固辞，曰“吾侨居广陵（扬州）数十年饕餮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辞官归商，宁吏也贾，很是表现了陕商的敬业精神。
诚实经营，恪守贾道的求实诚信精神体现了陕商长线远鹤，功在持久的稳健经营作风。陕西富平汉代以来就有一个叫“直镇”的市镇，做生意一言九鼎，不言二价，故曰“直镇”。三原商人梁选橡业贾淮扬时，守支盐场历来有制，“按资次支给”，有险狡之徒规利往外别创一法名曰“超掣”，即通过贿赂上下而超越原定顺序率先支盐，因其获利寻常以倍，“一时乡人争先为超掣，咸来邀公，公不可，曰‘善贾者不获近利，善保者不身尝法，以若所为利即厚孰于资斧，吾何必舍吾自然而图未必然。且盐与它贾异名，虽两交而实关三尺，吾谨守之，视若曹之败也’。未几，首事险狡以乱制服法，公乃始大策”。
『捌』 中国十大商帮总结，帮帮小弟，给每个商帮做个总结
中国古代有徽、晋、陕、鲁、闽、粤、宁波、洞庭、江右、龙游等十大商帮，其中以徽商和晋商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纵横商界500年，最后却在清末民国时期，被宁波帮后来居上、取而代之.
晋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它绵延繁荣达500年之久；商路踪迹遍布全国和近邻俄罗斯、日本、蒙古等国；从晋商中产生的金融机构票号，执晚清中国金融牛耳百余年，号称“汇通天下” ┄┄但此次参观仍使我受到很大震撼。晋商大院所传递的文化气息大大超出我的想象。而且出乎意料的是，拥有这些大院的晋商大族大部分起家于贫寒：渠家起家于小贩；王家起家于卖豆腐；常家则起家于背着褡裢小买小卖的“行商”。据资料记载，其他的晋商大族也基本如此。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陕西商人。明洪武(1368-1398)初年为了供应北部边防粮食供应而实施纳粮中盐的开中法，山陕商人凭借地理之便迅速崛起。明代山西商人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各大盐场及四川地区。随着清代国家的统一，版图的拓展，山西商人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成为东北、蒙古、新疆的主要商人力量，其活动范围甚至远至西藏，山西商人还垄断了对俄国恰克图的贸易，并从事东南、两湖至西北的长途贩运贸易。山西商人除经营盐业外，还经营茶、粮、棉、布、丝绸及高利贷等，晋商的典当业及高利贷很有名，被称为“西债”。明清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据说明代徽商的资产达到百万两，山西商人之富超过徽商，清代山西不但“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资产达到千万两的也不乏其人。道光年间山西商人创造出经营汇兑业的票号，汇通天下，显赫一时。但票号在晚清的晋商行业中几乎是一枝独秀。由于晚清金融倒帐风波不断、票号顽固守旧，加之辛亥革命中战乱的影响，票号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彻底衰败。
徽州商帮:
中国商帮，首屈一指的应该是霸气十足的徽州商帮。代表人物胡雪岩。
明中期至清中叶，徽州商帮称雄华夏商界三百余载，处于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是时，黄山白岳间十室九商，巨商显宦迭出，自然美景、人文情态、商业经济交相辉映，盛极一时。接下来，清末社会动荡、朝廷政策变更、资本主义兴起，然而徽商们由于自身原因未能及时实施经营转型，没有搭乘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航船，无可挽回地从巅峰摔到谷底，徽州随之顿陷窘境。
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是指以浙江衢州府龙游县为中心的衢商集团，它萌发于南宋，兴盛于明代中叶，以经营珠宝业、贩书业、纸张业著名。明万历年间(1573—1602)，它于徽商、晋商以及江右商人在商场中角逐，称雄一时，故有“遍地龙游”之谚。它以一府一县之地为基础，聚集了大量资金，而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至清代逐渐为宁绍商帮所替代。
我知道的就只这些.
回答者：yyfreeliang - 魔界至尊 十八级 5-24 16:47
中国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为山西、徽州、陕西、福建、广东、江右、洞庭、龙游、宁波、 山东商帮。
参考资料：原创
回答者：jinmanlou - 经理 五级 5-24 16:52
中国古代有徽、晋、陕、鲁、闽、粤、宁波、洞庭、江右、龙游等十大商帮，其中以徽商和晋商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纵横商界500年，最后却在清末民国时期，被宁波帮后来居上、取而代之.
晋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它绵延繁荣达500年之久；商路踪迹遍布全国和近邻俄罗斯、日本、蒙古等国；从晋商中产生的金融机构票号，执晚清中国金融牛耳百余年，号称“汇通天下” ┄┄但此次参观仍使我受到很大震撼。晋商大院所传递的文化气息大大超出我的想象。而且出乎意料的是，拥有这些大院的晋商大族大部分起家于贫寒：渠家起家于小贩；王家起家于卖豆腐；常家则起家于背着褡裢小买小卖的“行商”。据资料记载，其他的晋商大族也基本如此。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陕西商人。明洪武(1368-1398)初年为了供应北部边防粮食供应而实施纳粮中盐的开中法，山陕商人凭借地理之便迅速崛起。明代山西商人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各大盐场及四川地区。随着清代国家的统一，版图的拓展，山西商人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成为东北、蒙古、新疆的主要商人力量，其活动范围甚至远至西藏，山西商人还垄断了对俄国恰克图的贸易，并从事东南、两湖至西北的长途贩运贸易。山西商人除经营盐业外，还经营茶、粮、棉、布、丝绸及高利贷等，晋商的典当业及高利贷很有名，被称为“西债”。明清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据说明代徽商的资产达到百万两，山西商人之富超过徽商，清代山西不但“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资产达到千万两的也不乏其人。道光年间山西商人创造出经营汇兑业的票号，汇通天下，显赫一时。但票号在晚清的晋商行业中几乎是一枝独秀。由于晚清金融倒帐风波不断、票号顽固守旧，加之辛亥革命中战乱的影响，票号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彻底衰败。
徽州商帮:
中国商帮，首屈一指的应该是霸气十足的徽州商帮。代表人物胡雪岩。
明中期至清中叶，徽州商帮称雄华夏商界三百余载，处于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是时，黄山白岳间十室九商，巨商显宦迭出，自然美景、人文情态、商业经济交相辉映，盛极一时。接下来，清末社会动荡、朝廷政策变更、资本主义兴起，然而徽商们由于自身原因未能及时实施经营转型，没有搭乘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航船，无可挽回地从巅峰摔到谷底，徽州随之顿陷窘境。
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是指以浙江衢州府龙游县为中心的衢商集团，它萌发于南宋，兴盛于明代中叶，以经营珠宝业、贩书业、纸张业著名。明万历年间(1573—1602)，它于徽商、晋商以及江右商人在商场中角逐，称雄一时，故有“遍地龙游”之谚。它以一府一县之地为基础，聚集了大量资金，而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至清代逐渐为宁绍商帮所替代。
中国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为山西、徽州、陕西、福建、广东、江右、洞庭、龙游、宁波、 山东商帮。
『玖』 陕西商帮是怎样崛起的
就那样崛起的~~~~~~~~
『拾』 商帮金融平台理财收益率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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