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金融机构特点

Ⅰ 关于中国古代各朝代商业的特点

（1）商业兴起于先秦时期

中国人很早就学会经商，商朝人善于经商。周武王灭商后，商朝的遗民为了维持生计，东奔西跑地作买卖，日子一长，便形成一个固定的职业。周人就称他们为“商人”，称他们的职业为“商业”。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今天。商朝人使用的货币是贝类，有海贝、骨贝、石贝、玉贝和铜贝。铜贝的出现，说明商代已经有了金属铸造的货币。到了西周，商业成了不可缺少的社会经济部门。当时在“工商食官”的制度下，商业由国家垄断。在商业交换中，主要的货币仍然是贝，但铜也被用作交换手段。铜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商品，同时也担负着货币的职能，后来就发展为铸造铜币。春秋战国时期，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各地出现许多商品市场和大商人。春秋时期著名的大商人有郑国的弦高、孔子的弟子子贡和范蠡；战国时期著名的商人有魏国的白圭、吕不韦。战国时期各国铸造流通的铜币种类增多，形状各异，有的模仿农具，有的模仿各种工具，也有的模仿贝的形状。货币的数量大，种类多，反映了商业较过去发达。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2）秦汉时期商业初步发展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改变战国时期货币种类繁多，度（长短）量（容积）衡（轻重）不一的现状，决定统一货币，把原来秦国流通的圆形方孔钱作为全国流通的标准货币，这就是通称的“秦半两”。他还统一度量衡，修建驰道，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特别是统一货币对后世影响深远。以后各封建王朝大都掌握铸币权，钱的形制也保持着类似“秦半两”的圆形方孔模式。两汉时期，伴随着统一局面的形成、巩固和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两汉政府实行“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政策，商业出现了初步的发展。当时的都城长安和洛阳，以及邯郸、临淄、宛（南阳）、成都等大城市都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中心。每个城市都设有专供贸易的“市”，长安城东、西有市，后来发展为九个市，当时官府对城市的商业活动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市区与住宅区严格分开，周边有围墙。市内设有出售商品的店铺、官府设有专职官员市令或市长进行管理，按时开市、闭市，闭市后不许再有经营活动。市内的物价也由官员统一管理。

与以往不同的是，两汉又开通了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中外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张骞通西域之后，陆上丝绸之路开通，路线是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或阳关、再经过今天的新疆进入中亚和西亚。汉武帝之后，还开辟了与南海诸国及印度半岛等地交往的水上交通线，从事经常性的贸易往来，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两条丝绸之路的开通，有利于中外贸易的发展。

（3）隋唐时期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进步，特别是隋朝时开凿的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促进了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唐代还出现了柜坊和飞钱。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是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比欧洲地中海沿岸出现金融机构要早六七百年。飞钱类似于后世的汇票。柜坊和飞钱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它们的出现又促进了商业的便利与发展。

隋唐时期商业发达的城市，除黄河流域的长安、洛阳外，长江流域的扬州、益州也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唐代长安城有坊、市；市有两个，东市和西市。市与坊用围墙隔开，白天定时开市、闭市。东市和西市各占两坊之地，各有220行。东市肆邸千余，货物山积，商贾云集。唐朝政府允许外商在境内自由贸易，胡商遍布各大都会。西市就有西域，以及波斯、大食商人，“胡风”、“胡俗”流行。长安城的人口不下百万，这样庞大的人口对商品的需求，造成长安城商业的繁荣。农村集市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水陆交通要道附近，集市不断增多，有些还发展成重要的市镇。

隋唐时期对外贸易不断发展。唐朝前期陆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出现商旅不绝的繁忙景象。安史之乱后，对外商业交通的重点，由西北陆路转移到东南海道。广州是南方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是外国商船的聚集之地。唐政府在这里设有市舶使，专管对外贸易。

（4）两宋时期商业繁荣

两宋商业空前繁荣，首先，北宋建立以后，消除了晚唐、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发展，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政府逐渐放松对商品交易的限制。从唐代后期起，市坊严格分开的制度逐渐被打破，到宋代，店铺已可随处开设，买卖时间也一改日中为市的限制，早晚都可经营。第三，宋代市场上虽然仍然使用金属货币，但在北宋时，四川益州的富商开始发行纸币“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后来，官府在益州设立交子务，印制和发行交子。南宋时，纸币使用的地区广、发行量也大大增加。建议教师引导学生观看课本插图北宋的纸币，归纳出纸币的出现对商业发展的影响。纸币的发行使用便利了商业活动的进行，促进了商业的繁荣。第四，两宋时水陆交通便利，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两宋时期商业的繁荣首先表现为城市商业的繁荣。繁荣的大都会首推北宋的都城开封和南宋的都城临安（杭州）。开封自五代开始日益繁华兴盛，到北宋时已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超过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商业也空前繁荣。城内既有繁华的商业街区，又有专业交易场所。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形象地反映了开封城内商业的繁华景象。南宋定都临安，全盛时期临安的人口也达百万，取代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城内店铺林立，贸易兴隆，早市、夜市昼夜相连，酒楼、茶馆、瓦子等错落有致。

商品种类增多，各种类型的集市出现。许多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开始转向市场，成为重要的商品。如苏湖地区农民剩余的粮食，南方篾匠所做的竹木器都变成了商品。北宋时商品种类增多，商家注重商品的包装，还注意为自己的商品作广告。说明北宋时商人经商的水平已有大大提高。城市中还出现了定期和不定期、专业性和节令性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集市。商税收入，越来越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

两宋时期，边境贸易繁荣。北宋与辽、西夏对峙，南宋与金对峙。两宋在与辽、西夏、金相邻的边境地区设榷场，进行双边贸易，互通有无，获利甚丰。

两宋时期，海外贸易发达。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政府还特别重视海外贸易。这样，海外贸易发达起来。北宋时，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以至非洲，有几十个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南宋时，海外贸易更加发展，外贸税收成为国库财富重要来源之一。

（4）元代商业的继续繁荣

元代实现了国家的空前统一，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重新疏浚了大运河，疏浚后的大运河从杭州直达大都；开辟了海运，海运从长江口的刘家港出发，经黄海、渤海抵达直沽（天津）；元政府还在各地遍设驿站，横跨欧亚的陆上丝绸之路也重新繁荣起来，这些都促使元代商业继续繁荣。

元代的大都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繁华的国际商业大都会。从东欧、中亚，从非洲海岸，从日本、朝鲜，从南洋各地，都有商队来到大都。城内各种集市三十多处，居民不下十万户。国内外各种商品川流不息地汇聚于此。“百物输入之众，有如百川之不息。”据说每天仅运入城中的丝即达到千车。杭州是南方最大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泉州是元代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经常有百艘以上的海船在此停泊，外国旅行家誉之为世界第一大港。元政府在这里设有市舶司，严密控制对外贸易。

（5）明清时期，小农经济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农产品商品化得到了发展；城镇经济空前地繁荣和发展，许多大城市和农村市场都很繁华。其中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的商贸城市，汇集了四面八方的特产。在全国各地，涌现出许多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叫做商帮，其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是徽商和晋商。

徽商

徽商即徽州的商人。徽州有经商的传统，徽州人很团结，注重互相帮助，并且还崇尚节俭。经过几百年的经营，徽商积累起惊人的财富。建议教师利用课后阅读与思考中引用的顾炎武的一段话归纳徽商致富的原因。徽商几乎“无货不居”，经营范围很广，但“首鱼盐”，对食盐的经营尤为重视。徽商的兴起就是从经营食盐开始的。明代食盐的生产由官府垄断。为了解决边疆守军粮饷不足的问题，明政府允许商人将粮食运到指定的边防地点交纳，然后给予他们贩卖食盐的权利。徽州距边防地点遥远，徽商起初在盐业的经营中不占优势。但到明中期以后，明政府将纳粮改为纳银，徽商纷纷投资盐业而暴富。徽商经营盐业积累起商业资本之后，又扩大经营范围，经营茶叶、木材、粮食等行业，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民间俗谚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在海外诸国也留下他们的足迹，有“遍地徽商”之说。徽商凭借雄厚的商业资本，经营大宗商品交易和长途贩运；并且插手生产领域，支配某些手工业者的生产活动；还经营典当等金融行业，获取高额利润。徽商从明初至清末兴盛了数百年，出现了拥有资产百万乃至千万以上的大富商。建议教师请学生观看课本插图“徽商的房舍”，然后向学生指出：这是几百年前徽商建造的房舍，到今天还完好无损。

晋商

晋商即山西商人。他们是和徽商齐名的明清时期我国又一大商帮。他们兴起和发展的经过与徽商如出一辙。晋商的兴起也是经营盐业。晋商在明初利用地接北部边防之便，为官府运送军粮，获取贩盐的权利，经营盐业致富，成为富有的大盐商。他们积累起巨额商业资本之后，逐渐扩大经营范围，贩卖丝绸、铁器、茶叶、棉花、木材等。到清代乾隆年间，晋商开始兴办金融机构票号，经营存款、放贷、汇兑，也可以为官府代理钱粮。经过长期的经营和积累，晋商的财力不断壮大，到清代时，资产达百十万者不可胜数，晋商首富亢氏的资产多达数千万两。晋商的活动范围极为广泛，许多人甚至走出国门，到日本、东南亚、俄罗斯等地去做生意。

Ⅱ 明清时期的主要特点和影响

特点：
1、因为市民阶层的扩大，明清小说发展迅速。
2、因为清初大兴文字狱，导致清初的文人都不敢研究时政，纷纷将目光转移到历史和考古上，有了长足发展。
3、因为皇权的加强，使得宫廷文化发展较快，集中在建筑领域。
4、科举制中采用“八股取士”，导致文化衰退，文人都以升官发财为目的而读书，使得讽刺小说很流行。
5、清朝中后期，列强入侵，民族危亡，出现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潮，体现在文化上就是中西文化开始交融。
6、戏曲、绘画大发展。

Ⅲ 概括明清时期棉纺织业发展的特点和原因

特点：棉纺织的范围日益扩大；棉纺织业成为主要的纺织部门。

原因：人们生活的需要；政府政策的推动；棉花种植范围的扩大。

棉花自宋代传入中国后，因其满足人们衣被之需的重要作用而为历代统治者所督导推广，到明代棉作已遍及全国各省区；到了清代中叶，人口急剧增长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推动棉花种植继续向更广大区域分散，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推动各种农作物首先是粮食和棉花向着各自适宜的地区集中。

(3)明清时期金融机构特点扩展阅读：

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经济中能够直接应用机器生产的棉纺织工场微不足道，棉纺织业的工业化，还缺乏可资利用的现存的手工业基础。民族机器棉纺织业的纱锭数，截至1895年底止，“共为197396枚，工作纱锭162396枚，布机累积数4008台，工作布机3550台”。

1895年后，机器棉纺织业成为华商投资设厂热潮的重点。据统计，“至民国2年(1913)，中国全国华洋各厂共有纱锭982812枚，其中华商651676枚，日商233448枚。全国布机9389台，其中华商4633台，日商3546台，英商1210台”。

Ⅳ 概括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

明清经济的特点如下：

农业：棉花推广，高农产品引进，农产品商业化，形成专业生产区域。

手工业：工具革新（纱绸机的出现），技术提高（双色印套技术），分工细密，规模大，资本主义萌芽。

商业：国内市场扩大，农产品种类增多，国际长途贩运贸易发展，江浙地区出现了以以工商业著称的市镇。

(4)明清时期金融机构特点扩展阅读：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声有色的时代。明代经济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上处于变革的重要时期，有诸多新现象、新特点，值得认真总结，深刻分析、取其精华，以资借鉴。

在明代270 多年中，经济发展迅速，变化很快，内容丰富，种类庞杂。以明代经济由单一经营向着农、工、商多种综合经营过渡为主要线索，循其运行轨迹，稽其来龙去脉，以纵通为主，纵横结合，力求多视角、多层面展示有明一代经济发展风貌。

清代晚期，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侵袭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资本主义产生并得到初步发展，长期以来闭关自守的中国经济，从此进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

Ⅳ 明清时期政治经济特点

政治：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更加得到强化
经济：商品经济得到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生产力得到了提高

Ⅵ 明清时期的基本特征

你是说哪方面的特征

Ⅶ 用史实说明明清时期的特点

同意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社会危机 君权加强 列：

朱元璋在中央废丞相与中书省 权分六部 在地方废行中书省 设三思 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 八股取士 朱棣1421年迁都北京 削藩 设立特务机构东厂 清朝设内阁和六部 设军机处 思想上大兴文字狱
中外关系的冲突与交往列: 明朝郑和下西洋 戚继光抗倭 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攫取了在澳门的居住权
清朝收复台湾 抗击沙俄（雅克萨之战） 统一多名族国家的巩固： 加强对西北的管辖(平定回部叛乱（新疆）设伊犁将军 在西藏册封达赖与喇嘛 设驻藏大臣

明清经济的发展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

Ⅷ 明清时期我国经济结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

跟今天的中国一样,仅生产力发展层次不一.

江浙一带出现手工作坊式资本主义萌芽.中西部还处于根深蒂固的封建关系.
统治阶级,当年刚正不阿的东林党之类的士大夫阶层,却主要产生于高度发展的江浙地区,与富商地主资本勾结,政策向富裕地区倾斜.商业税收几乎没有,税收主要从土地中征收,土地兼并严重,有地农民税费沉重,无地农民形成流民,新兴资本主义萌芽又不能容耐够多的转移劳动力.天灾人祸一到,流民自然造反.流民本身即乌合之众,铁血手段是可以镇压下去的,偏又出了个,匪亦吾赤子的崇祯帝,让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闯匪钻了空子.

Ⅸ 概括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 高一

明清时期社会的发展情况，明清时期调整了一些经济措施和赋税

制度，这些措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明清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和缓慢发展，但明清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其成长；闭关政策的实行，使中国落伍于世界。

“董学”到底属于什么性质

即使撇看《三策》不谈，人们围绕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所体现的董仲舒学说即“董学”的内容，已经为学界所熟知，因而没有必要在这里赘述，存在争议的是关于“董学”的性质。

愚认为，“董学”是为适应汉代一统国家的政治需要，从揉合“六艺之科”和“孔子之术”入手，而精心炮制的一种专门为政治统一作理论解释的学说。它适应加强一统的中央集权的需要，编造了适应大一统的“天人感应”和“三统”（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的政治理论；它适应加强君权的需要，敷衍了“君权神授”的神学目的论；它适应维护大一统纲常的需要，将先秦多家（不止儒家）的相关思想改造成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忠孝”理论（人们往往认为“三纲五常” 只是对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发挥，欠妥！因为至少“儒家”以外的韩非也提倡“忠孝”）；它适应维护和延续一统国家的需要，提出抑制土地兼并，主张限田、薄敛、省役等主张等。总之，“董学”是在对先秦“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进行揉合，对包括阴阳五行、儒、道、墨、法、名、杂，乃至术数和方技等家在内的百家学说，加以杂交、嫁接、揆度、敷衍、改造的基础上，而炮制的一套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和“三统”（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等学说为其理论基础，以“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为其核心内容的，驳杂而又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体系。

因此，它既非以往之“儒术”，也非其它以往某一学派之“术”。因为从其融合阴阳五行和儒、道、墨、法、名、杂，乃至术数、方技诸家的思想观点来看，它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差别实在太大。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是以“仁”即人道主义为其理论基础，以民本主义为其施政纲领的学说，而“董学”则是以神学目的论即神秘主义为其理论基础，以“君本主义”为其施政纲领的学说。“董学”所宣扬和强调的“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春秋繁露・玉杯第二》），与孟子所主张的“民贵君轻”恰恰成鲜明的对比。所以，要是按照习惯硬把它说成是“儒术”的话，那么这种“儒术”也绝非以孔孟为代表的原有“儒学”。而是吸纳了包括阴阳五行、儒、道、墨、法、名、杂，乃至术数和方技等家在内的等家思想在内的宗天神学。

至于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它称之为“新儒学”，愚以为这是个以讹传讹的历史性误谬。因为在世界观和基本的学术旨意上都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相距甚远的“新儒学”，也可以随便换成其它什么“新”的旧学说，如“新阴阳学”、“新杂家学”等等。

“董学”所带有的鲜明的神学目的论、循环论和宗教的色彩，无疑播下了谶纬迷信和宗教化的种子，更是以往任何某个单一的学派所没有的。所以，这个专门为适应大一统国家的政治需要，而综合“六艺之科”和“孔子之术”，再加上个人杜撰和臆造所精心炮制的，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创”无“新”的，带有明显的神学和宗教色彩的，庞杂的理论体系，还是称之为“董学”为最妥。

当然，“董学”也可算作是一种“综合创新”，但与以往的学说譬如“荀学”所不同的是：就其主观动机而言，它至少不是完全出于探疑求真的目的，而主要是出于为适应一统国家的政治需要所进行的，因而带有很大程度上的杂糅、敷衍、杜撰、臆造的成分。如果说李斯当年为适应秦始皇一统天下之政治需要，向秦始皇建议实行的文化专制方案，还十分简陋、裸赤的话，那么，到董仲舒出于同样的动机所向统治者提供的实行文化专制的方案，则精致、隐秘得多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如果说李斯是“君学”的肇始者，那么，董仲舒则是“君学”的创始人。是董仲舒步李斯之后尘，在作为知识分子统称的“儒”者中，第一个主动帖服在君王的御座上，专门为君王专制统治的维护和延续而吹喇叭、抬轿子，并殚精竭虑地编造相应的理论和学说。董仲舒是学者争当统治者的御用文人，使学术屈从于政治，理论屈从于权势，从而进一步强化“官本位”的始作俑者。

所以，清末民初的“国学”家如邓实，把这类学问就其实质而称之为“君学”，是非常确切的。

从“董学”开始，“君学”因为受到历代君王的青睐，所以董仲舒一流的“儒者”不断地涌现，队伍越来越壮大，“君学”的内容和形式也相应地不断被“创新”，成为“国学”发展中的主流。

“董学”作为“君学”，自然主要是为了卫护和巩固皇权的专制统治服务的，但由于它所包含的灾异祥瑞之类的预警内容，而董仲舒又偏偏笃信躬行，那么，当灾异等不祥的预警出现时，自然就会遭受迷恋权势的统治者的疑忌。所以，这种学说本身所隐含的某种程度上的“双刃”性质，就迫使它的创立者自己也处于诚惶诚恐之中。主父偃窃其书稿的一次告发，就使董仲舒遭遇牢狱之灾几乎丢掉脑袋，使其体验到了其中的利害而从此惊魂不定。这大概是董仲舒虽为其君王编造了最有利于维护和延续一统天下的“君学”，却终不得重用，而主动退居故里专门著述的一个重要缘由罢。从其退居而专门著述作为其主要著作的《春秋繁露》来看，董仲舒除了动机上的根由之外，确实还有认识上的原因，这从他笃信灾异祥瑞之说也能看得出。不然就无法解释一个已经在仕途上钻营无望的人，为什么还那么专诚地坚持和著述他的学说。但是，也不能排除他可能存在的良苦用心：因为据《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茂陵乃汉武帝之陵寝所在地，其死后举家迁徙到茂陵，足见其一家对皇帝的至诚至忠；而其“及孙皆以学至大官”，又足见“董学”对其�铀镏�福荫了。这其中的缘由，很值得品味！

从另一方面说，董仲舒似乎不知道任何专权的统治者，不管他们如何信誓旦旦地发誓遵循什么学说、理论，而在实际行动上绝对不可能真正恪守。因为一切握有实权、大权独揽的统治者，都是百分之百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所念念不忘、处心积虑地要维护的，只是他们自己手中的权力，怎么可能受某一学说、理论的约束呢！这也许是作为“君学”的“董学”即使表面上为汉武帝所采用，终究不可能为这个专权自用、好大喜功、征伐不断、劳民伤财，而又酷好“封禅”、“祀神求仙”的君王所实行，而它的炮制者董仲舒也始终未被重用，反而几乎招致杀身之祸的根本缘由。

四、“新儒学”非原儒学

人们将“董学”称为“新儒学”，盖与班固所言董仲舒“推明孔氏”有关，但是，当某种学说一旦被冠之于“新”的桂冠时，那只能意味着这种学说已经不便归属于原有的相关学说了。只要回看一番中外古今的学术文化史，就不难看清楚这一点。且不说其它，即以当今世界标榜“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学说而言，就很难从其中找到有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的实不过为列宁说的是“被逼得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而已。

董仲舒所精心炮制的一套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和“三统”（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等学说为其理论基础，以“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驳杂而又系统化、理论化的“君学”体系，由于毕竟迎合了统治者维护和加强君王专制的需要，所以，尽管两千多年时有沉浮，但总起来说成为维护和加强君王家天下专制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尽管“新儒学”的称谓对“董学”并不确切，也并非原来的儒学，但既然已经成为史实，矫正也难，所以愚认为没有必要再在这方面作文章，而关键的倒是弄清它的本质：“新儒学”“新”就新在，不仅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根本不同，而且与以荀子等为代表的儒学也大相径庭；“新”就新在完全失去了先秦儒学先立论，然后游说统治者实行的探疑求真的学术指向，而蜕变成为迎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绞尽脑汁地编造理论的所谓“君学”。董仲舒不愧为“杰出的理论家”，不过他的理论只是为专制君王服务而已。而中国的专制统治在他之后之所以得以一直延续两千多年，正是得益于董仲舒这样的“杰出的理论家”地不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