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原因

⑴ 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

对金融危机最普遍的官方解释是次贷问题，然而次贷总共不过几千亿，而美国政府救市资金早已到了万亿以上，为什么危机还是看不到头？有文章指出危机的根源是金融机构采用“杠杆”交易；另一些专家指出金融危机的背后是62万亿的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 CDS）。那么，次贷，杠杆和CDS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通过什么样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今天的金融危机？在众多的金融危机分析文章中，始终没有看到对这些问题的简单明了的解释。本文试图通过自己的理解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答案，为通俗易懂起见，我们使用了几个假想的例子。有不恰当之处欢迎批评讨论。

一。杠杆。目前，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 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

二。CDS合同。由于杠杆操作高风险，所以按照正常的规定，银行不运行进行这样的冒险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把杠杆投资拿去做“保险”。这种保险就叫CDS。比如，银行A为了逃避杠杆风险就找到了机构B。机构B可能是另一家银行，也可能是保险公司，诸如此类。A对B说，你帮我的贷款做违约保险怎么样，我每年付你保险费5千万，连续10年，总共5亿，假如我的投资没有违约，那么这笔保险费你就白拿了，假如违约，你要为我赔偿。A想，如果不违约，我可以赚45亿，这里面拿出5亿用来做保险，我还能净赚40亿。如果有违约，反正有保险来赔。所以对A而言这是一笔只赚不赔的生意。B是一个精明的人，没有立即答应A的邀请，而是回去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发现违约的情况不到1％。如果做一百家的生意，总计可以拿到500亿的保险金，如果其中一家违约，赔偿额最多不过50亿，即使两家违约，还能赚400亿。A,B双方都认为这笔买卖对自己有利，因此立即拍板成交，皆大欢喜。

三。CDS市场。B做了这笔保险生意之后，C在旁边眼红了。C就跑到B那边说，你把这100个CDS卖给我怎么样，每个合同给你2亿，总共200亿。B想，我的400亿要10年才能拿到，现在一转手就有200亿，而且没有风险，何乐而不为，因此B和C马上就成交了。这样一来，CDS就像股票一样流到了金融市场之上，可以交易和买卖。实际上C拿到这批CDS之后，并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200亿，而是把它挂牌出售，标价220亿；D看到这个产品，算了一下，400亿减去220亿，还有180亿可赚，这是“原始股”，不算贵，立即买了下来。一转手，C赚了20 亿。从此以后，这些CDS就在市场上反复的抄，现在CDS的市场总值已经抄到了62万亿美元。

四。次贷。上面 A,B,C,D,E,F....都在赚大钱，那么这些钱到底从那里冒出来的呢？从根本上说，这些钱来自A以及同A相仿的投资人的盈利。而他们的盈利大半来自美国的次级贷款。人们说次贷危机是由于把钱借给了穷人。笔者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笔者以为，次贷主要是给了普通的美国房产投资人。这些人的经济实力本来只够买自己的一套住房，但是看到房价快速上涨，动起了房产投机的主意。他们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贷款买投资房。这类贷款利息要在8％－9％以上，凭他们自己的收入很难对付，不过他们可以继续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借钱付利息，空手套白狼。此时A很高兴，他的投资在为他赚钱；B也很高兴，市场违约率很低，保险生意可以继续做；后面的C,D,E,F等等都跟着赚钱。

五。次贷危机。房价涨到一定的程度就涨不上去了，后面没人接盘。此时房产投机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房子卖不出去，高额利息要不停的付，终于到了走头无路的一天，把房子甩给了银行。此时违约就发生了。此时A感到一丝遗憾，大钱赚不着了，不过也亏不到那里，反正有B做保险。B也不担心，反正保险已经卖给了C。那么现在这份CDS保险在那里呢，在G手里。G刚从F手里花了300亿买下了 100个CDS，还没来得及转手，突然接到消息，这批CDS被降级，其中有20个违约，大大超出原先估计的1％到2％的违约率。每个违约要支付50亿的保险金，总共支出达1000亿。加上300亿CDS收购费，G的亏损总计达1300亿。虽然G是全美排行前10名的大机构，也经不起如此巨大的亏损。因此G 濒临倒闭。

六。金融危机。如果G倒闭，那么A花费5亿美元买的保险就泡了汤，更糟糕的是，由于A采用了杠杆原理投资，根据前面的分析，A 赔光全部资产也不够还债。因此A立即面临破产的危险。除了A之外，还有A2，A3,...,A20，统统要准备倒闭。因此G,A,A2,...,A20一起来到美国财政部长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游说，G万万不能倒闭，它一倒闭大家都完了。财政部长心一软，就把G给国有化了，此后A,...,A20的保险金总计1000亿美元全部由美国纳税人支付。

七。美元危机。上面讲到的100个CDS的市场价是300亿。而CDS市场总值是62万亿，假设其中有10％的违约，那么就有6万亿的违约CDS。这个数字是300亿的200倍。如果说美国政府收购价值300亿的CDS之后要赔出1000 亿。那么对于剩下的那些违约CDS，美国政府就要赔出20万亿。如果不赔，就要看着A20,A21,A22等等一个接一个倒闭。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美元大贬值已经不可避免。

以上计算所用的假设和数字同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无法低估。

⑵ 简述产生投资偏好的原因

C
[单选] 产生投资偏好的原因一般有（）。
A . 信息偏好、习惯偏好、风险偏好
B . 信息偏好、安全偏好、风险偏好
C . 信息偏好、习惯偏好、安全偏好
D . 市场偏好、习惯偏好、风险偏好

⑶ 为什么信用利差可以衡量风险偏好

自2008年开启中期票据发行以来，我国信用债券市场经历了6年的高速成长期，信用债托管余额从当时的8000多亿元迅速上升至目前的10万亿元，占全部债券托管余额的比例也从6.4% 大幅提升至32.6%。信用债券的品种也越来越丰富，定向融资工具、中小企业私募债券、资产支持票据等品种不断推出。同时，我国信用债发行人的信用资质也伴随市场的扩容有所下沉，中低评级债券占比不断放大，宏观经济下行周期所带来的信用事件爆发概率有所上升。如何实现信用债的精准定价、发现“信用利差”的内在变动规律也成为市场越来越关注的命题。
研究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决定因素不仅有利于信用风险的管理和信用产品的一级发行定价，也可以帮助二级投资者判断企业债券相对于国债、金融债等利率品种的相对投资价值，进而为其把握投资时机、选择投资品种提供研究支撑和决策依据。
虽然我国信用债市场起步较晚，但近年来投资者也经历了比较完整的经济和货币周期，我们希望借此文总结出一些适合我国市场特色的信用利差运行特点及运行规律，发掘并提炼我国信用利差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而给投资者在二级市场把握信用利差变化、进行投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信用利差理论概述
信用利差是指信用债收益率与市场无风险收益率之间的利差，可以理解为对投资者承担的违约风险的补偿。国外通常的计算方法是用信用债收益率减去相同期限的国债收益率。信用利差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Fisher（1959）对信用风险升水决定因素的开创性研究成果。之后Beaver对信用风险进行了定量研究，于1966 年首次验证了公司财务数据中包含着丰富的违约信息。此后，Black&Scholes提出了期权定价的经典公式，Merton又将这个期权定价公式引入了债券信用风险定价中，被称为“结构模型”。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000 年以后发展的“分解模型”逐渐成为美国债券市场信用利差研究领域的前沿，代表人物有Edwin J. Elton（2001）、Driessen（2003）、Amato（2003）、Phihpov（2004）等。该模型认为影响企业信用利差的主要因素来自违约风险因素、税收因素、流动性风险因素，以及其他系统性因素等。但是由于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国外的研究也尚未找到一个通用的模型来解释信用利差变化。
尽管国外信用利差理论模型仍无法非常精确地分解信用利差并解释其成因，但并不妨碍我们把信用利差简单分为风险溢价、预期损失、流动性溢价和税收利差等几个部分，以便分别研究可能影响这些部分的主要因素（见图1）。

特别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影响信用利差的因素，必须先理解预期违约损失、实际违约损失和风险溢价的区别和联系。预期违约损失主要是由历史平均违约率决定的，与评级相对应，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数列。但违约并不是每年都按照历史平均违约率发生，而是具有“密集性”“爆发性”的特点，即每年的实际违约率在很多年份低于平均违约率，在违约密集爆发的时段却会显著超过平均违约率。因此信用债投资者为了避免绝对的信用损失，除了参考评级外，还必须考虑整个宏观趋势和信用周期。
信用利差中的预期违约损失部分更多地反映的是评级的差别和变化，即对历史平均违约率的覆盖，而对宏观信用周期及大规模违约的预期所要求的溢价则主要反映在风险溢价中。此外，投资者对信用风险要求额外的风险补偿，还与信用风险的系统性传染性特征，以及信用债投资回报的偏态性特征有关。这些特征导致信用风险难以分散化，因此投资者会倾向于要求超出预期损失的补偿。
由于以上问题的存在，投资者在进行信用债投资时，并不是按照“历史平均预期损失”进行定价，而是按其预期的损失率进行定价，导致风险溢价的波动幅度可能远大于实际违约率的波幅。总结来看，预期损失类似股票内涵价值，而信用利差类似股票真实交易价格，两者的差异主要就是风险溢价（见图2）。

中国信用利差历史走势回顾
探究信用利差的运行规律，最直接也最必要的方法就是“以史为鉴”，观察过去不同的历史时段、不同的供需关系因素影响下，信用利差是如何表现的。由于我国信用债市场创立时间还相对比较短，信用利差的历史表现可能严重受制于市场发展初期的各种特点，历史数据对未来的指导意义比较有限。但我们认为将影响历史利差的因素梳理清楚，并判断这些因素未来可能的变化，仍然可以对预期未来长期的信用利差走势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在本部分的回顾中，我们按照基准利率的走势将历史样本大致分成了9个区段，每个区段中基准利率的变动方向基本是一致的，出现方向扭转后就划分到下一个区段。这样可以更好地观察信用利差变化与基准利率走势的关系，而且也更容易在类似的宏观环境中发现信用利差变化驱动因素的异同。
（一）2008年下半年
在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债券牛市行情中，信用利差先收窄再走扩。高等级信用债的收益率在利率债下行的带动下明显下降，信用利差在年末和年中相差不大。低等级信用债表现不一，受负面事件打击严重的江铜债等，年末收益率相比年中是提高的，其他个券虽然年末收益率低于年中，但信用利差相比年中是明显走扩的，评级间利差显著拉大，体现出典型的受违约风险影响的特征。
（二）2009年全年
2009年年底与年初相比，银行间AAA级和AA级信用利差都是小幅走扩，呈现出被基准利率逐步推升的特征。利率债收益率上行速度快时信用利差被被动压缩了一段时间，但利率债相对企稳后信用债收益率又继续上行，信用利差主动扩大。除了基准利率上行的原因外，供给显著增加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2009年是信用债市场大扩容的第一年，中票在2008年问世后，2009年放量发行，全年非金融类信用债发行量接近9900亿元，净增量达到7000亿元，是2008年的2.7倍。供给释放进一步加大了推升信用利差的压力。
（三）2010年前8个月
市场处于通货膨胀抬头和经济二次探底担忧的夹缝中，利率债缺乏一个明显的牛市方向。而在利率债收益率震荡缓慢下行的情况下，良好的息差收益则成为投资者追逐的对象，信用债受到青睐。加上由于2009年的信用债大扩容和收益率大幅上升，2010年信用债供给回落，整体供需关系改善带动信用债收益率降幅大于利率债品种，信用利差和评级间利差都出现明显收窄。
（四）2010年9月至2011年9月
这一阶段几乎汇集了所有对信用利差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基准利率大幅上行，另一方面信用债供给在2010年的低位基础上反弹。此外资金利率中枢抬升和波动性增加导致息差保护空间收窄，后期又叠加了严重的违约风险担忧情绪。收益率期初期末比较，信用债收益率大幅上行，信用利差走势也基本呈现一路走高的态势，高低评级信用利差均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评级间利差也显著扩大。
（五）2011年10月至2012年6月
信用债在违约风险担忧缓解以及资金面重归宽松的带动下收益率大幅下行，而信用利差的走势体现出很典型的基准利率下行过程中，信用利差和评级间利差同时收窄的特征。除了基准利率下行和资金利率下行的配合外，2012年金融脱媒化尤其是银行理财等产品规模的扩张，是推动票息较高的信用债需求显著改善，信用利差从高位收窄的重要原因。
（六）2012年下半年
2012年下半年的信用利差小幅走扩主要集中在三季度。当时也是利率债上行幅度相对较大，三季度货币资金利率中枢相比二季度趋紧，而且信用债整体供给压力较大，导致在由牛转熊时期，信用利差主动走扩。进入四季度以后，市场情绪较为平稳，利率债收益率出现震荡仅小幅上行，资金面也相比三季度出现缓解，息差价值恢复，信用利差变动不大。
（七）2013年前5个月
信用利差延续着牛市中收窄的特征，同时资金利率中枢的平稳也功不可没。此外，2013年3月份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8号文）要求银行理财控制投资非标资产的比例，使得理财对标准信用债券的替代性配置需求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信用利差收窄起到了推动作用。
（八）2013年后6个月
此次熊市中的信用利差走扩，有机构止损导致信用债需求萎缩、资金利率中枢上移且波动性加大、非标投资旺盛挤压债券投资资金等综合因素，而经济下行周期所带来的违约风险担忧也使得投资者对信用债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如果以国债为基准利率计算，高低评级信用债的信用利差均已超过2008年四季度的高点并接近2011年三季度违约风险担忧最为严重的时点。交易所低评级公司债信用利差也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涌现出一批收益率超过10%的高收益债券。
（九）2014年上半年
信用利差走势也比较明显地体现了牛市收窄的特征。推动此阶段信用利差收窄的重要因素是债券配置资金经过2013年非标的“吸金大法”后重回脱媒化轨道。银行存款被加速分流，银行理财、券商和基金专户等各类理财力量异军突起。由于这部分机构的资金成本很高，非标配置资源又有限，只能转向配置信用债，尤其是票息较高的低等级信用债以争取盈利空间。因此此轮债券牛市在风险偏好提升和投资者结构变化的推动下，经历了从利率债到高等级再到低等级的完美轮动。当然与往年类似周期不同的是，实质违约开始爆发，导致低评级信用利差的压缩并非一帆风顺，期间的波动也蔚为壮观。
影响我国信用利差的主要因素
（一）违约风险及投资者对违约风险的预期
与违约风险相关的因素既影响预期违约损失，也影响风险溢价。其中前者主要是通过评级差异体现，后者主要是由投资者对违约风险预期的变化所决定。其一，不同评级的债券具有不同的信用利差，低评级利差在同一时点上总是高于高评级，而且利差波动幅度也更大。其二，评级调整会导致信用利差变化，而且评级下调带来的负面影响通常要大于评级上调带来的正面影响。特别是在国内，可投资券种和交易所债回购资格均与主体评级挂钩，负面评级行动对于信用利差的影响更大。其三，由于违约具有集中性爆发性的特征，再加上信用风险难以得到有效分散，当违约风险集中到来时，会大幅推升风险溢价、评级间利差显著扩大。在国内，由于实质违约极其稀少，违约风险显著影响信用利差的时期并不多。不过一旦发生，对信用利差的冲击幅度要远远超过其他负面因素，典型的如2008年下半年、2011年三季度、2013年下半年、2014年一季度等几个阶段。其中2011年三季度由于叠加了基准利率大幅上行、供给压力提升和资金利率中枢抬升等多项负面因素，再加上违约风险担忧情绪与机构资金撤出引发流动性危机互相负反馈，信用利差调整的幅度很大而且持续时间较长。
（二）流动性补偿
在信用利差理论中，流动性风险溢价是指信用债券的流动性相对弱于国债而产生的溢价。对于单只债券来说，其发行规模、持有人结构、换手率、债券的年龄（新券还是老券）等因素共同决定了其在二级市场上的流动性溢价大小。就不同债券品种而言，由于信用债流动性明显弱于利率债，投资者需要对此弱势要求一定的溢价补偿。与预期违约损失并不能覆盖特定时期的违约风险类似，投资者要求的流动性溢价也无法覆盖特定时间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流动性风险，因此交易员在市场流动性紧张时会倾向于要求相对更高的流动性溢价。比较典型的时期有2011年三季度的交易所城投债板块，其收益率最初的大幅攀升来自于对信用风险的担忧，但随后机构纷纷集中抛售，大量的卖盘导致二级市场的深度捉襟见肘，并最终演变为流动性压力集中爆发所产生的崩盘效应，带动交易所城投债收益率以及信用利差大幅攀升至历史最高的水平。
（三）杠杆操作便利性和息差空间
在我国，对信用债进行杠杆操作相对比较容易也很常见，当信用债收益率与资金利率之间的息差空间较大、资金面比较稳定、质押回购较为便利时，投资者加大杠杆配置信用债的力度就会加强，反之如果去杠杆，需求也会以很快的速度降低。杠杆投资模式是把双刃剑，实际上放大了市场需求以及信用债收益率和利差的波动。当机构加杠杆时，信用债收益率会加速下行，推动信用利差收窄，而当机构去杠杆时，信用债收益率则容易飙升，使得信用利差大幅走扩。例如，在资金利率的中枢回落以及波动性下降的2009年上半年、2012年上半年以及2014年上半年，息差空间均处于高位水平，信用利差从高位出现一路收窄。而在信用利差大幅攀升至历史高位水平的2011年三季度和2013年下半年，我们均能观察到资金成本的高企以及资金利率波动性的明显加大（见图3）。

（四）投资者结构变化
国内信用债需求主体主要是银行、保险和广义基金三类，其中银行和保险风险偏好偏低，广义基金风险偏好较高，对票息的要求也更为刚性。2012年以来的金融脱媒化背景使得银行理财、基金、专户等投资者在信用债持有者结构中占比大幅提升（见图4），推动了投资者群体整体的风险偏好上升，信用利差尤其是评级间利差的趋势性降低。2014年以来信用利差一直低于历史均值水平，而且呈现持续压缩状态，这与金融脱媒化背景下各类理财资金成为信用债投资群体的绝对主力有着密切关系。由于理财资金成本居高不下，能够覆盖该成本的债券越来越少，而风险暴露非常有限，理财类投资者只能通过被动的信用下沉获得相对较高的利差，从而推动评级间利差不断压缩。

（五）信用债供给压力
信用债供给量主要是由企业融资意愿以及债券与其他融资工具的比较决定的。其中融资意愿来自企业的投资需求和再融资需求两个方面。与其他融资工具的比较主要是看企业有哪些可以选择的融资渠道，以及债券与其他渠道相比是否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国内，由于信用债市场处于发展初期，债券审批政策和发行品种创新也是影响供给的重要因素。需要注意的是，潜在供给量才是影响供需关系和信用利差的本质因素，实际发行量已经是经过需求检验过后的结果。销售困难导致的实际发行量降低本身就已经体现了恶化的供需关系，而不是意味着供给压力的减轻。历史经验看，供给对信用利差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在新产品创新且大幅扩容时出现，其他阶段则体现为较长时间内相对缓和的影响。历史上比较典型的供给提升导致信用利差扩大的主要阶段是2009年下半年和2012年下半年，而且这两个阶段都有新产品放量导致供给量大幅跳升，其他年份来看，供给的负面影响相对缓和，而且发生作用会较为缓慢。另外信用债供给量的波动也有一定的顺周期性，容易加强债市的熊市或牛市走向。
中国信用利差与基准利率走势的历史关系
从我国2008年以来的信用债历史情况来看，信用利差与基准利率的关系可以总结为如下几个特点：
（一）一般情况下，信用利差和基准利率的走势是同向的
也就是说，基准利率下行的牛市过程中，信用利差一般会收缩，而基准利率上行的熊市中，信用利差一般会扩大。
（二）当基准利率快速转向时，信用利差可能会有滞后反应
其表现为信用利差短时间内与基准利率的走势相反，经过一段时间后再转为与基准利率走势同向，也就是信用利差与基准利率走势会出现短期背离。
（三）在不存在信用风险冲击的情况下，无论熊市还是牛市，低评级债券的表现通常比高评级要好
也就是说，熊市中低评级债券收益率上行幅度通常比高等级小，而牛市中低评级债券收益率下行的幅度通常比高等级大。这体现出高票息较强的防御性。熊市的例子有2009年、2012年下半年，牛市的例子有2010年前8月、2012年上半年、2013年前5月。我们认为形成这种规律与市场缺乏违约和金融脱媒化过程中投资者结构的变化有关。
（四）一旦出现违约担忧情绪或实质信用风险，无论基准利率走势如何，低评级信用利差和评级间利差都会扩大
如果违约预期的增强叠加利率债调整和资金面紧张，其对收益率产生的负面冲击会更大。历史上受到违约因素冲击的阶段主要是2008年四季度、2011年（尤其三季度）、2013年下半年和2014年上半年（尤其是超日债违约的3月）。其中2008年和2014年基准利率处于牛市环境，2011年处于熊市环境。违约导致的利差扩大历史上持续时间不长，但杀伤力大。如果不能安全度过这些高危时期（避免大量违约并扛住流动性冲击），就无从实现低等级相对高的票息回报。
未来中国信用利差可能出现的长期变化
正如前文提及，尽管我们从各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历史上信用利差波动的成因和规律，但如果从更长的历史周期看，现有规律的成因很多可能是与中国信用债市场的初级发展阶段有关的。未来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成熟，影响信用利差的主导因素也可能发生变化。站在当前时点，我们认为如下因素在未来更长的历史周期内，可能推动信用利差出现与以往不同的变化：
（一）“刚性兑付”逐步打破，违约相关因素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将明显增强
在2013年以前，中国低等级信用债的信用利差与国际市场相比整体看是相对偏低的。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在今年超日债违约前没有出现实质违约事件，市场对信用风险缺乏足够的溢价保护意识。这种刚性兑付的局面伴随市场的发展和成熟是难以长期维持的，而且也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优质企业融资成本的降低。虽然大规模和集中的违约仍然要看宏观经济周期的波动，但局部和个体违约的发生可能会成为常态，因此预期损失对于信用利差的影响必然越来越重要，会推高评级间利差的中枢，也会加剧低资质个券的收益率波动。
（二）内部评级法实施，有利于银行降低对高等级债券的利差要求
目前只有6家银行获批采用内部评级法计算风险权重，大部分银行对各类债权资产采用比较机械的权重分类法，即基本上所有的信用债都适用100%的风险权重，不同评级没有区分。这就导致银行购买资质最好的企业发行的债券也要占用很多的资本金，因此必须要求较高的利差回报来覆盖资本消耗。未来伴随更多的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投资高评级债券在节约资本金方面会更有优势，银行对于高低等级信用利差的差异化要求也会更加明显。
（三）低评级信用债杠杆操作难度增加，可能导致评级间利差拉大
前文提到，杠杆操作是中国信用债市场一个比较常见的操作策略。未来长期看，由于监管机构对债券市场杠杆操作的限定越来越严格，银行从控制资本消耗和违约风险的角度出发，会越来越不愿接受中低评级信用债作为抵押物融出资金。这都会导致利用低评级债券质押提高杠杆的难度越来越大，对高低评级之间利差可能产生推升作用，不过会杠杆操作带来的收益率和利差波动幅度可能会相应减缓。
（四）投资者群体更加多样化，CDS等对冲违约风险的衍生工具进一步发展，将使得信用风险定价更加敏感和精确
整体而言中国的信用债投资主体风险偏好相对较低，一方面是与中国债券市场风险零容忍的氛围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在违约破产处置方面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的客观环境有关。未来随着有稳定资金实力和深入信用研究能力的机构越来越多，配合违约处置机制和法律制度的完善，风险定价也将更加真实和灵敏。另外伴随实质违约的陆续出现，长期看信用违约互换等风险衍生工具可能会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由于信用违约互换类衍生产品将信用利差单独分离出来并对其赋予流动性，对违约风险信息可以更加纯粹和及时地在市场上加以反映，未来伴随参与主体的多样化，信用利差的定价也将会变得更加精确细致，波动性和流动性也会逐步增强，促进市场的价格发现，也能为市场提供更多的交易性机会。

⑷ 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

是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而造成的
次级房屋信贷危机(又称次级房贷风暴、次级按揭风暴)是指由美国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剧增、信用紧缩问题而于2007年夏季开始引发的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震荡、恐慌和危机。 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近年美国等国家放松购房信贷标准(不用付首期，不用收入证明，也不计较抵押单位的质素等)，形成次级房贷市场。次级房屋信贷经过贷款机构及华尔街用财务工程方法加以估算、组合、包装，就以票据或证券产品形式，在抵押二级市场上出卖、用高息吸引其他金融机构和对冲基金购买。
原先在美国次级贷款市场占七成份额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由政府机构主宰，将贷款打包成证券，将贷款证券化背后的财务风险计算颇为复杂，通常得先分析被证券化的那一堆贷款案过去类似贷款案例之风险，计算出投资者能够获得本金和利率。当房利美和房地美还占房贷市场主导地位时，他们通常会制定明确的放贷标准，严格规定哪些类型的贷款可以发放。随着这两家公司的丑闻爆出，政府对两家公司的业务增长加以限制，整个次贷市场开始争抢这两家公司所购贷款。整个过程中，新的市场参与者，出于逐利目的，过分追求高风险贷款。

由于全球成千上万高风险偏好的对冲基金、养老金基金以及其他基金投资者的介入，原有的放贷标准在高额利率面前成为一纸空文，美国有许多中小型的银行，因为资金有限并不想等二十年后才回收房屋贷款，所以乐意将手上的房贷债权转卖出去，而且银行也急着把钱放贷出去不然自己会被利息支出压垮。新的市场参与者与华尔街经销商不断鼓励放贷机构，尝试不同贷款类型。许多放贷机构甚至不要求次级贷款借款人，提供包括税收表格在内的财务资质证明，做房屋价值评估时，放贷机构也更多依赖机械的计算机程序，而不是评估师的结论，潜在的风险就深埋于次级贷款市场中了。
于是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常常随之而来的信用紧缩，是一种货币需求快速增长大于货币供给的状况。在几十年前金融危机基本上等同于挤提，现在则多以货币危机形式出现。股市暴跌有时也是一种金融危机。很多学者提出很多理论来论证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但目前还没有取得共识。
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国家破产， 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⑸ 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怎么做

这是来多少人都病到看下来的源事实，中国的人比中国，这在美国这个美国的福利比努力工作拼命走，买房子在中国，虽然的中国的人，但中国的高税收，不认为的房间称为房地产赚去告诉你，事实上，中国政府知道开发商征收的土地块要交多少税你的钱吗？每一个建筑的出售要交多少税呢？有点跑题了，但他们的福利。为了争取美国的战争必须获得政府医院，不同意，那么美国可以不打

⑹ 引起金融危机的原因有那些

过度负债是根本诱因
距离美国雷曼兄弟投资银行崩盘事件已有6年，但全世界依然没能为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诱因——过度负债——找到解药。多数经济学家、央行银行家和监管者们非但没能预测危机的到来，甚至还相信持续保持低通胀就能确保金融稳定。2009年春季的官方预测既没有预见缓慢复苏的到来，也不知道原本局限在美英两国的危机竟会迅速在欧元区引爆。
缺乏远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种对金融创新不加分辨的推崇；另一个原因是欧元区内在的结构性缺陷。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不知道持续积累了数十年的高负债，而且私人部门甚至比公共部门更多。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描述的那样，债务可以推动过度投资的不断循环。爱尔兰和西班牙的房地产泡沫正是由来于此。债务还能推动现有资产价格的上升与暴跌：过去几十年的英国住宅市场就是最好例证。当年景好的时候，不断提升的杠杆会让潜藏的问题看似不复存在。事实上，在美国人正在遭遇实际工资水平停滞或者下跌之时，次级贷款反而使他们产生了虚幻的财富增加之感。但在危机后的经济下行区间，累积的债务就会起到一个强大的遏制作用，因为过度杠杆化的企业和消费者都减少投资和消费以偿还贷款。
因此，私人部门杠杆水平以及公共债务负担都应作为关键金融变量来对待。经济学理论以及相关政策在危机爆发前对这两个变量的无视就是最重大的失误，而许多国家的人民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果我们不去面对那个自由金融市场可以催生有害杠杆水平的根本现实，就等于没有从2008年危机中汲取最重要的教训。
——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
银行业对风险的管制不足
金融危机的主要症结首先是银行业对风险的管制不足，使许多贷款在金融体系中泛滥，拖累了整个银行系统。
其次是小部分投机者暗中操纵价格和资源分配，扭曲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使小部分群体受益。一旦资本主义存在的漏洞被人利用，就会演变成一个大问题。
——新加坡大华银行经济分析师全德健
经济脆弱性带来政治脆弱性
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为各国经济带来了深重灾难，直接导致了失业率升高、贫困增加和社会稳定性、安全性降低。但面临这种金融乱局，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表现出了极大的免疫力。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提出了以拉动内需增长为基础、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有效地缓解了经济活动的波动性。

由此可见，经济的脆弱性带来了政治的脆弱性，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在此大背景下悄然到来。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面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传统大国，国际话语权增加，政治上的自主性增强。这些国家抓住机遇，寻求更平等地治理世界的制度。
从另一方面来说，金融危机让世界重新反思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巴西等国开始重整制造业发展。巴西“去工业化”问题已经引起了不少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政府加大力度从政策和资金上扶持本国制造业复苏，既要扩大规模，又要在高新尖技术领域有所突破。
——巴西经济学家路易斯·爱德华多·梅林

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复苏重要引擎
应对危机所需的政策反应变得更为复杂
5年后反思这场金融危机，老的教训是，过度杠杆化推动的经济增长最终将导致危机和长时间的经济下滑。新的发现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规模和重要性大大提高。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也是其他新兴经济体增长的重要拉动力；第二，如今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相互关联性比以往更强。这意味着一个地区的危机会扩散到其他地区，成为更广泛范围内破坏稳定的因素。
因此，应对危机所需的政策反应就变得更为复杂，做出正确反应也更加困难。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
减少财政赤字需要下苦功夫
金融危机持续到现在已经5年，现在许多国家已经出现复苏迹象，但过于乐观为时尚早。我认为，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太大，以至于两三年后世界才有可能走出其阴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盲目借债，导致国家负担严重而产生债务危机，现在这种情况又在某些欧洲国家上演，这些国家为了减少财政赤字需要下苦功夫。
近期在圣彼得堡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一直在努力寻找走出经济危机的“药方”，众多建议的可行性和最终效果还有待时间检验。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弗拉基米尔·达维多夫
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体现
本轮经济危机已走过5年，现在分析其原因可以看出，国际垄断资本的金融投机和金融掠夺是造成本轮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泛滥，各国政府放松金融管制，金融市场过度投机和全球金融体制不健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金融泡沫持续膨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这既是美国经济体制弊端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发展阶段的一次总危机，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体现。
——南非工业开发公司研究与信息部主任马亚
暴露资本主义制度性弊端
对于这场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人们在不同时期、不同立场上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如全球经济失衡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说、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失衡说、金融家贪婪说、国际货币体系缺陷说、宏观经济政策失误说等等。无疑，这些解释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但我认为，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性弊端。
表面看来，这场危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突出特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消费过度所引发的债务危机，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然而，在这种负债消费的背后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与消费已经不再局限于本国之内。国家之间的分工、产业内的分工、产品内的分工影响着一国的生产与消费能力。更重要的是，不同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以及相对应的制度规则安排决定了他们的生产与消费能力。这和封闭状态下一国的产能过剩与消费不足形成重大区别，而现行的国际分工体系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
在国际分工的产业链中，发达国家长期处于顶端，并从中获得巨大收益。以苹果平板电脑为例，2010年的市场售价为499美元，其中苹果公司获得的收益占30.1%，分包商（主要在发达国家）占17.6%，原材料与零部件成本占30.9%，批发与零售占15%，剩余为劳动力成本。作为平板电脑的组装者中国只占总价值的1.6%。如果这只是实体经济内的分工格局的话，那么在全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分工中，发达国家因主导金融业而获得的收益更大。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发达国家把低端制造业、低端服务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原因所在。
国际分工与发达国家负债消费之间的另一个联系机制是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发达国家是世界货币的持有者，如美元、欧元。以美国为例，多年来美国一直有巨额的贸易逆差。对美国有顺差的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之所以他们愿意这样做是因为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这些国家所积累的美元储备并不能在本国流通，只能重新回流到美国，购买美国的国债及其他美元资产。这样做的后果是，一方面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美国人可以分享低利率的优势，从事负债消费，购买房屋和有价证券；另一方面，资本流入推高了美元资产的价格，美国消费者可以通过财富效应进一步获益。换言之，顺差国的资本回流为美国的负债消费奠定了基础，当然也间接铸成了资产泡沫。美国人的负债消费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的进口与贸易逆差规模，客观上又拉动了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与生产。因而，在金融危机之前对此曾有一个形象的描述：再循环。美国的消费与新兴经济体的生产成为拉动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引擎。不幸的是，资产泡沫不可能永远膨胀下去，美国房地产泡沫的崩溃借助于复杂金融衍生品的放大机制，把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扩展为全球金融危机。

在这个逻辑链条中，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失衡、发达国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金融监管跟不上金融创新的步伐、金融家的过度冒险投资行为、缺少对美元无序发行的国际监督机制、“9·11”之后美联储放宽货币政策等失误都是客观存在的，并在金融危机的不同阶段和领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从根本上来说，国际金融危机还是来自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

⑺ 什么是金融危机表现是什么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能把他搞定了。
但如果政府出来干预,就是打破自由市场(市场经济)。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他们是奉承自由市场的，一切都由市场来调控。
下面是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介绍。包括它产生的原因和对我的启示。
一场更大的金融危机正在酝酿中。（中国金融危机，不过现在还不会发生，还需要五年的时间）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 211.47点；28日，下跌1 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 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原因:

一：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金融大鳄”“一只假寐的老狼”是对这个金融怪才的称谓。他曾说过，“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我并不觉得炒外币、投机有什么不道德。另一方面我遵守运作规则。我尊重那些规则，关心这些规则。作为一个有道德和关心它们的人，我希望确保这些规则，是有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的，所以我主张改变某些规则。我认为一些规则需要改进。如果改进和改良影响到我自己的利益，我还是会支持它，因为需要改良的这个规则也许正是事件发生的原因。”
众所周知，索罗斯对泰铢的炒作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导火线。他是一个绝对有实力，有能力的金融家，然而通过玩弄亚洲国家政权，来达到他获得巨额资本的目的显然是卑劣的。

二：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预示者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有了危机感。他通过强大的经济后盾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韩国，日本，台湾直至东南亚，都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这给亚洲一些国家飞速发展带来了经济支持。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
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美国当然不允许亚洲经济继续如此发展，于是，他开始收回他的经济损失。对于索罗斯的行为，他是纵容的。

三：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
新马太日韩等国都为外向型经济的国家。他们对世界市场的依附很大。亚洲经济的动摇难免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以泰国为例，泰铢在国际市场上是否要买卖不由政府来主宰，而他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量，面对金融家的炒作，该国经济不堪一击。而经济决定政治，所以，泰国政局也就动荡了。

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以深刻的启示
（1）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政权基础上的，只有经济实力雄厚，政权稳固才能谈及真正的发展经济。
（2）一个经济学家，只有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否则，他将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并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
（3）只有提高综合国力，才能使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林。

⑻ 风险偏好与金融管理风险有关系吗

金融风险管理与风险偏好两者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的。

• 金融风险管理

金版融风险管理就是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衡量和控制风险及回报之间的得失。金权融风险管理这个词汇是金融语言的核心。随着金融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风险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金融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愈加突出。金融风险管理包括对金融风险的识别、度量和控制。由于金融风险对经济、金融乃至国家安全的消极影响，在国际上，许多大型企业、金融机构和组织、各国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都在积极寻求金融风险管理的技术和方法，以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识别、精确度量和严格控制。

• 风险偏好
  

风险偏好的概念是建立在风险容忍度概念基础上的。针对企业目标实现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风险管理框架对企业风险管理提出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两个概念。从广义上看，风险偏好是指企业在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愿意接受的风险的数量。

• 风险偏好与金融管理风险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可用图表概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