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简要谈谈农商银行如何进一步做实“网、微、普”金融
浅谈农商银行如何发展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是指：从金融角度提升社会福利、增强社会保障和保护弱势群体，向普罗大众提供更好、更便捷、更安全的金融服务。农商银行发展普惠金融具有传统优势和先发优势，其历史传统、市场定位和竞争方式，都决定了必须发展普惠金融，担负起中国式普惠金融的责任。在此，本人就农商银行发展普惠金融浅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当普惠金融是一个系统工程而非一个孤立的模块，需要明确普惠金融发展的目标和改革路线图，应由人民银行牵头制定普惠金融改革发展的方案，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消除制度障碍，构建“全覆盖、低成本、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建立普惠金融发展的监测分析体系，按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把普惠金融相关指标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中去。
（二）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增强服务“三农”能力。一是面对“互联网+金融”时代的新机遇，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大力发展电子银行业务。目前已成功上线自助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且各电子渠道的功能基本上可满足客户查询、转账贷款、还款等，以及享受足不出户就能缴纳水费、电费、话费等便民服务，逐步提高农村金融机构主要业务的电子替代率。同时应积极落实普惠金融有关减费让利政策。在使用成本上手机银行转账免交手续费、服务费、工本费等。二是根据农户的实际贷款需求，拓宽担保渠道，在稳妥试点基础上，发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充分解决农户因抵押物不足贷款难的问题。三是践行服务“三农”的社会责任，把精准扶贫帮困工作纳入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实际行动中。做好与政府扶贫办对接工作，准确获取全县贫困客户清单，做到金融扶贫政策“精准发力、精准施策、惠农利民”，瞄准建档立卡贫困村和贫困户，集中力量进行扶持，力争达到全方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三）加大金融资源配置，健全普惠金融机制。改进服务方式，由实体网点服务为主向线下与线上服务相结合转变。同时加大新增存款用于当地发放贷款力度，重点投向三农和小微企业，优先满足优质涉农企业、农民合作社、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需求。简化业务流程和审批手续，提高“三农”客户的满意度。
（四）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加快普惠金融发展。要想健康发展普惠金融，必须加强以支付清算系统和农村金融中介服务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积极推动助农取款点建设，争取实现助农取款点村村全覆盖；增加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的代缴话费、代缴电费等功能，以更好的发挥银行卡助农服务点的功能；面对固定电话使用逐渐较少的趋势，积极布放无线助农取款服务点；积极运用互联网、手机、POS机等信息技术降低运营成本、改善客户体验，让城乡居民得到更便捷的金融服务。
（五）健全政策扶持体系，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在税收政策方面，对农户和小微型企业等贷款，给予税收优惠或推行税收返还政策，优惠税率可因当地经济发展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别。在财政补贴政策方面，通过运用一定的涉农财政资金构建农业信贷担保体系，进一步解决农民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此外，在合理减税的同时，还可为小弱农户、个体户和企业服务的全方位金融业务，实行坏账损失和风险损失的部分补贴。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实施差别的监管政策和大力的奖励政策，支持其稳健发展。
（六）持续加强金融知识教育，有效保护消费权益。农村普惠金融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培育农村金融消费者，满足农村金融消费者金融需求，不继提升农村金融消费者金融服务水平。
『贰』 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智慧银行应当如何做
中国银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40年，人们充分享受到了银行业改革开放释放的红利。银行体系也从最初的大一统格局逐步发展成为多元化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体系，发展模式从最初的粗放式规模比拼，走向了如今的创新推动、精耕细作。
在并不久远的上世纪90年代末，四大国有银行还受困于1.4万亿不良贷款，曾被称为“技术性破产”，但通过体制改革、财务重组、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挂牌上市，国有大行实现“脱困”并快速崛起。与此同时，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陆续登陆境内外资本市场，又掀起了银行业改革开放新浪潮，也标志着银行走向公众持股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之路。
这20年的改革波澜壮阔，银行业综合实力大幅提升，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在今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最新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工农中建四大行仍然稳居前50名，交行、招行、浦发、兴业、民生等银行亦均在前300名之内。
如果说成功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跻身全球银行业前列，是中国银行业在十年前就已交出的答卷，那么如今的中国银行业更多了一份责任与担当。四大行已全部跻身巴塞尔协议Ⅲ的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之列，中国银行业也从银行间无序竞争、高风险运行走到有序发展、风险可控。
改革没有终点，只有进行时。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对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中国银行业顺势而为，掀起数字革命，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成为新时代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三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达到264万亿元，同比增长7.0%。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达到98万亿元，占比37.2%，资产总额同比增长6.9%;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为46万亿元，占比17.3%，资产总额同比增长4.0%。
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负债243万亿元，同比增长6.6%。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负债91万亿元，占比37.3%，负债总额同比增长6.7%;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负债43万亿元，占比17.5%，负债总额同比增长3.4%。
1、从“大一统”到“专行”再到“商行”
时间回到1978年，人民银行刚刚从财政部独立出来，那时的“央妈”既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又办理具体的商业银行业务，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经营金融的经济实体，“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当改革的号角吹响，金融体制改革大幕缓缓拉开。1979年10月，邓小平提出“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从1979年到1984年的5年间，国有银行改革开始起步，先后经历了农行恢复、中行改革、建行独立与工行分设，国有银行破壳而出。其间，1983年9月，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央行制度框架初步确立。
从“大一统”到国家专业银行基本框架确立，一开始四大国有银行身上都担负着专业经营的政策性使命，各有分工。
不过，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银行在性质上应该属于企业类型，即以盈利为目标，通过合法经营以收入抵补支出，努力实现利润最大化。当我国经济体制已从单一的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就在客观上要求国有专业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
于是，中国银行业改革更进一步，开启了从专业银行到商业银行的再次转型。一开始，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它们的改革目标主要集中在企业化经营或运营机制的转换方面。四大行分工经营的格局逐步被打破，出现了“中行上岸，农行进城，工行下乡，建行进厂”的竞争格局。
与此同时，从1986年开始，以交通银行股份制重组为开端，深圳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一批商业性股份制银行陆续成立。
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各专业银行不仅突破了专业分工的界限，而且开始突破行业分工的界限，开始组建各自的信托投资公司、开办大量的证券机构，并向房地产、保险、投资等领域拓展，形成了事实上的综合经营模式。
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并将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至此，我国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改革方向正式定位于商业银行。
从一元银行体制到多种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并存，中国银行业翻开了历史巨变的第一章。
2、跃谷底：借力AMC脱困重生，飞跃谷底股改上市
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有辉煌也有低谷。
事实上，前一阶段国有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变并不彻底，仍然存在着发展主要靠国家信用和行业垄断、管理体制实行官本位等诸多问题。
亚洲金融风暴中的1999年，受困于国外金融剧烈波动与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双重影响，国有商业银行陷入资本金严重不足、不良贷款比例飙升的窘境，机构和人员臃肿、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下降等问题也相继暴露。1999年，受困于1.4万亿不良贷款的四大国有银行进退维谷，处境艰难。
抱着壮士断腕的决心，银行业商业化改革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布局。1999年，国务院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东方、信达、华融、长城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AMC)，并规定存续期为10年，分别负责收购、管理、处置相对应的建行、中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工行、农行所剥离的不良资产。
将四大行巨额坏账剥离，使其成为干净的“好银行”，这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革。
从不良泥沼中抽身的四大行，终于有余力将改革的重点聚焦公司治理的现代化，这也为后续上市腾飞蓄力。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原专职副会长杨再平说，国有银行改革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主线和主战场，其一是业务经营商业化和市场化，第二是公司治理现代化，二者缺一不可。
随着2003年银监会正式挂牌成立，对银行业的监管由新成立的银监会来行使，人民银行不再肩负具体的金融监管职责，最重要的使命变成了维护金融稳定。至此，正式形成了由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实施分业监管的“一行三会”格局。
从危机中走出的四大行，在经历了拆分、专业化、商业化的涅槃后，终于迎来了上市的小辉煌。
2005年10月，建行率先在香港公开发行股票。2006年6月1日和7月5日，中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先后公开发行上市;同年10月27日，工行实现A+H股同步上市。2008年10月农行股改方案获批，标志着国有银行改革进入收官之战。
这是一场与自己的赛跑，中国银行业在发展赛道上不断超越自我。截至2018年三季度，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达264万亿元，是1999年的约16倍，是1978年的约1389倍。
3、乘东风：股份行快速崛起，走向公众持股
事实上，比四大行更早上市的，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股份行的挂牌上市，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1987年5月，深圳发展银行以自由认购形式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售人民币普通股，成为中国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行。1999年11月，浦发银行成功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标志着中国股份行的快速崛起。
公众持股对一家银行的好处不言而喻，资本金进一步夯实、股权结构清晰、公司治理优化，为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支点，更为股份行自身注入了迅速扩展经营领域和规模的巨大动能。
事实上，上市后的股份行均呈现出资产规模快速扩张、负债结构优化、利润高速增长、资产质量提高、盈利能力趋稳等特点，并实现了全国性甚至跨国的网点铺设和业务经营等巨大变化。
回顾股份行的发展历程，在成立之初，不少银行都起步于服务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地区经济。从中国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地方辐射到全国，从全国辐射到全球，股份行在迎来自身黄金成长期的同时，也实现着从“立足本地”到“辐射全国、走向世界”的蝶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持续推进，股份行“走向世界”的脚步逐渐加快。包括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开展中外银行间的深度合作;一些股份制银行在境外开设分支机构，并购海外银行，拓宽业务领域，提升跨境金融实力。
4、超车道：经受金融危机考验，国际化突飞猛进
2008年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曾经叱咤风云的“大而不能倒”的华尔街五大投行几乎全军覆没。中国银行业在危机冲击下，虽未独善其身，但却独树一帜。2008年中国银行业利润总额、利润增速、全行业资本回报率三大指标名列世界前茅。
这让危机笼罩下的全球金融业看到了一线生机，也为中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打下了扎实基础。杨再平说，美国金融行业遭受重创时，中国的银行业恰恰在全球范围内表现良好，可谓“一枝独秀”，这完全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
金融危机前，由于国外银行绝大部分财务状况良好，不愿意接受被并购，即便有好的并购标的，也会面临诸多竞争对手，中国银行业很难对其实施并购。不过金融危机让全球银行业，特别是华尔街大银行损失惨重，而中国商业银行却平稳渡过难关，全球银行业洗牌，为中国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带来了良好契机。
虽然中国银行机构已经做到规模足够大，但更多是依托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市场，真正面向全球客户，为不同市场类别提供不同产品的国际化能力还有待加强。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便成为突破藩篱的唯一选择。
通过海外并购实现国际化经营渐成趋势。经过多年探索，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理念正在发生改变，逐渐从设立海外分支机构、代理处转向参股、并购海外银行。这是中国银行业国际化战略突飞猛进的阶段。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在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一带一路”倡议纵深发展等契机下，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不断提升，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特征。中资银行海外机构布局中，围绕“一带一路”的发展尤其迅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仅三年间，约22家中资银行在全球63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1353家境外分支机构，其中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的境外机构数约为1279家。
5、升维度：科技赋能，打造开放银行
近年来，全球经济正面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为核心的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新动力。这其中，自然也有中国银行业科技改革的影子。
从2012年开始，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与互联网金融同台PK，“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的“1.0时代”。随后，传统银行如工、农、中、建与互联网金融巨头一拍即合，合作进入蜜月期的“2.0时代”。不过，实际上仍只有极少数银行能够主导与互联网巨头的合作。
为了摆脱单一渠道对自己发展的局限，银行一面低调培育自己的内生科技力量，强调技术独立，用活用好自己的数据禀赋，另一面不断向外拓展自己的“朋友圈”，打造开放式银行，终于迎来了“无界开放银行”的“3.0时代”。
目前，多家银行纷纷释放了打造开放银行的信号。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业务三部主任杨彬认为，开放银行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即：秉承以服务用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API接口或SDK等技术实现银行与第三方之间的数据共享;构建一个生态，联合产品和服务提供方，满足用户的全部需求。
传统银行业一贯的优势是信用风险管控，是流动性管理，是KYC(清楚你的客户及其产品)，是合规，是稳健，是品牌;是线下网点遍布全省、全国甚至境内外;是牌照赋予的存款吸收能力，带来互联网金融垂涎的资金成本，以及多牌照框架里的综合金融能力(不少银行集团同时具有券商、信托、基金、保险、金融租赁等多牌照)。
而互联网金融和科技金融公司的生存逻辑，则是流量入口、获客成本、线上场景以及深得客户体验优化之道的产品模式。
传统银行实施进一步金融科技赋能，已经初尝甜头。智慧银行与IT系统升级后，差错率大幅下降，而客户的便捷程度大大提升。
这是一轮科技推动的改革，也是一轮银行自我驱动的改革。从自身的优势出发，银行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与银行传统业务进行深度融合，各显所长。中国银行业已经吹响了“科技赋能银行”的“集结号”。
『叁』 如何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提升农村金融服务
一是鼓励更多的金融服务供给主体参与农村金融服务。农村贫困和偏远地区信誉程度高，金融风险小，贷款损失率低，小额信贷市场前景广阔。国际行动援助的一项调查显示，小额贷款被许多银行看作是降低银行整体风险的一种手段。因此，要打破农村贫困和偏远地区金融服务成本高的认识误区，通过制定恰当的定价策略，实现规模经济，控制成本，提高效率，保持适当的盈利性，吸引更多机构参与到农村金融服务中来。要发挥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小额贷款公司、非政府组织等不同类型机构的各自比较优势，通过提供多样性金融服务满足农村地区不同的金融需求，并将这些分散的零售金融机构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普惠金融体系。
二是充分发挥信贷政策的导向作用。积极探索支农再贷款和再贴现管理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新模式、新方法，直接和间接地引导各类农村金融服务机构，将更多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供给延伸到农村贫困和偏远地区，帮助农村贫困和低收入人口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三是深化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要指导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扎实开展农户建档、评级、授信等工作，大力发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同时，可以依托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清算和支付结算功能，将农民的存款和消费记录等现金存量和流量数据纳入农村小额信贷和商业银行支农贷款的信用评级系统，作为辅助手段，扩大信用评级的参考依据，更加真实地反映农民的信用程度和还款能力。
四是加强农村人民币流通管理与服务。以助农取款为基础，开办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小面额人民币余缺调剂以及反假宣传、反假监测和通信联络代理项目，为偏远农村群众使用现金、兑换零钱、兑换残损人民币提供便利，同时扩大金融宣传，打击制贩假币等犯罪行为。
五是开辟农村金融消费维权的新通道。积极开展金融消费维权宣传，协助金融机构办理金融消费投诉，按类别指导农民的金融消费投诉维权，解决农民投诉难的问题，进一步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业健康快速发展。
六是构建农村经济金融动态监测网络。建立常态化的信息搜集和反馈机制，协助金融机构开展经济金融运行监测分析与调查研究工作，形成农村覆盖面广、情况真实可靠、信息反馈快速的监测网络。
七是依托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开展金融知识的宣传工作。普惠金融体系向贫困和偏远地区深入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金融知识普及、农民金融意识不断增强的过程。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金融知识的宣传普及，可以使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和偏远地区，逐渐认识并接受各类现代金融服务，共享现代化支付体系的发展成果，推动农村金融服务不断升级，以此弥补金融供给和需求的缺口，使每一个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地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力，将中央提出的“发展金融普惠体系”落到实处。
『肆』 如何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提升农村金融服务
普惠金融就是金融的“平民化”；农村普惠金融，就是要将金融普及到农村所有群体，特别是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地区以及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十三五规划纲要》在“普惠金融”前面加上“农村”二字，意味着十三五期间发展的普惠金融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普惠金融。
一、如何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
深化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范围覆盖全部县域支行，加大“三农”信贷投放和资源配置力度。强化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功能定位，明确政策性业务范围，加大对农业开发和水利、贫困地区公路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力度，审慎发展自营性业务。
国家开发银行要创新服务“三农”融资模式，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农村建设的中长期信贷投放。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提高资本实力和治理水平，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牢牢坚持立足县域、服务“三农”的定位，更好发挥支农服务主力军作用。
强化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服务功能，推动省联社加快职能转换，优化协调指导，整合放大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服务“三农”的能力。引导邮政储蓄银行稳步发展小额涉农贷款业务，逐步扩大涉农业务范围，持续拓展农村金融业务，促进农村资金回流。支持其他商业银行下沉机构网点，优化农村地区网点布局，适度扩大农村地区网点覆盖面。
二、如何提升农村金融服务
稳步培育发展村镇银行，鼓励按照规模化组建、集约化管理和专业化服务的原则集中连片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对设立村镇银行超过一定数量的发起行，允许设立村镇银行管理服务子公司。允许评级良好、管控能力强的城商行和农商行到西部地区发起设立村镇银行，重点布局老少边穷地区、农业主产区和小微企业聚集地区，不断提升村镇银行在农村的覆盖面。
加强融资担保公司管理，大力发展政府支持的融资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鼓励其开展涉农融资担保业务，完善银担合作和风险分担机制。协调规范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完善管理政策，健全管理制度，强化自律管理，引导发挥支农服务作用。
『伍』 请问大型商业银行如何参与普惠金融构建
无疑，这个课题极具挑战性，无论在国际学术界还是在国内学术界，关于，如何支持农业与农村发展，如何在可持续前提下实现对微型客户的金融支持，均没有形成共识。 对于很多大型商业银行而言，支持农村与农业发展仍属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它们将支持农村微型客户作为一项能够为金融机构带来社会认同度与美誉的义务性行为，但并不将其视为能为金融机构带来盈利机会并实现财务可持续的商业性行为。 出于这样的理解，大多数大型商业银行在支持农村与农业发展过程中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创新，但农村与农业业务在其业务结构中始终处于陪衬性、补充性的地位。这里要讨论的关键问题，并非主观意愿问题，而是涉及到大型商业银行支持农村与农业能否实现财务可持续以及如何以创新性机制实现盈利的问题。 信息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以及规模匹配理论，为大型商业银行能否为农业与农村的微型客户提供金融支持提供了传统的经典答案。这些理论一致认为，大型商业银行在服务农业与农村的微型客户方面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大型商业银行在搜寻与处理微型客户信息方面不具备优势，它们甄别微型客户信用并防范风险的交易成本较高。因此这些理论认为，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考虑，大型商业银行天然不具备为微型客户服务的能力。 但问题在于，大型商业银行难道不能为农村与农业领域的微型客户服务吗？全球已有若干成功案例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其中的关键在于机制、体制的创新。通过系统的产品创新、机制创新与制度创新，大型商业银行不仅可以为农村与农业领域的微型客户服务，而且可以大幅降低成本、有效控制风险，并从农村与农业领域获得较为丰厚的商业回报。 笔者最近的研究试图对传统的信息不对称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与规模匹配理论提供补充性的解释框架，这一解释框架概括来说，就是优势匹配与要素对接理论。 所谓优势匹配理论，即每一个商业银行因其发展历史、规模、人才结构、内部治理等原因而具备不同的优势，每一家商业银行在选择服务对象时均须考虑其各自的比较优势，按其比较优势确定自己战略定位、服务产业的结构以及服务客户的结构。 所谓要素对接或要素整合的理论，是指每一家商业银行在服务微型客户时均应从整个金融体系的客观视角去考察，以期实现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市场主体的要素对接。要素对接与要素整合理论的意义在于，要从整个金融体系甚至从整个经济系统角度来考虑问题，如此则商业银行服务微型客户的所有机制障碍与瓶颈均可能得到缓解。而要素对接与要素整合的全部目的，在于降低商业银行服务于农村微型客户的信息搜寻成本、信用甄别成本，有效控制信贷风险、客户道德风险以及系统性风险。 因此，若从单个商业银行来看，则很多障碍与瓶颈均将极大提升其服务微型客户的成本，导致其服务微型客户的意愿与绩效均极低；但从金融体系以至其他市场主体的系统视角来看，假若商业银行与保险机构、微型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农村合作组织进行有效的要素整合，则其服务于微型客户的绩效与意愿就会大为提高。 因此，从宏观决策的角度来说，重点在于为商业银行服务微型客户提供机制支持，要从“大金融”的视角来看问题，所谓“功夫在诗外”。笔者从优势匹配与要素对接理论出发，以大量田野调查与实证研究证明，大型商业银行的比较优势在于支持产业化农村市场主体，并以此为契机，引领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与结构提升；同时大型商业银行应通过机制创新、产品创新与体制创新，通过与其他金融机构和市场主体的有效对接，降低其运营成本与风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尝试与探索仍具有试错的性质，在不同的市场环境、文化环境、法律环境下，商业银行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需制宜，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探索属于自己的服务农村与农业微型客户之路。特别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商业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乃至市场体系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商业银行能否为农村与农业微型客户提供有效的信贷支持，当然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运营能力，但另一方面也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整个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以及市场机制的完善性与有效性，其中也包括政府的有效运作。 无论抵押担保机制创新，还是农业保险与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无论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发育，还是现代农业企业的成长；无论是信用产品提供商的有效运作，还是整个社会征信体系的完善；无论是政府行政管理与协调服务能力的塑造，还是司法体系的有效性与公正性的提升，乃至土地制度变迁、产权保护的严格执行等，都会对商业银行服务农村与农业微型客户的方式与绩效造成极大影响。因此，笔者提出的优势匹配与要素对接理论，不仅考虑到商业银行自身的比较优势与禀赋特征，而且更要考虑到整个市场体系中的要素整合。 大型商业银行在构建现代农村普惠金融体系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但它只是现代农村普惠金融体系中的一个要素。构建现代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必须既要有科学系统的顶层设计，又要有扎实的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主要特征是多元化（包含多种产权主体）、多层次（包括大、中、小、微各层次金融机构）、多市场主体（包括信贷市场、保险市场、农产品期货市场、资本市场等）、广覆盖（能惠及最广大地区、最广大人群，尤其是边远地区、弱势群体）、可持续（实现财务可持续）。 要建立这样一个现代农村普惠金融体系，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也需要有相当的耐心。 （作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