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大会评选国际金融城市

『壹』 马云外滩峰会说错了什么

马云在大佬云集的金融峰会批判传统金融。

他陈述：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太老旧了，不适合时代的发展；鉴于监管体系太老旧，应该放开监管。避免越监管越容易阻碍创新；要用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这些“科技手段”构建未来的信用平台，抛弃传统金融机构的抵押质押手段。

这场演讲的主题围绕着电子金融，监管环境。还有行业创新。马云呼吁不要老想着在中国填补欧美行业空白，学人家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巴塞尔协议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

当然，马云在外滩大会上的讲话让科技企业振奋，也让传统金融部门感到愤怒，这种两极分化的舆论情绪说明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在竞争与合作当中产生的矛盾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科技公司的话语权从未如此之高，这也说明时代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金融市场的底层逻辑正在颠覆性改变。

近期数字货币的快速推进，意味着监管部门正在着力打造一个全新的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可以想见，中国社会将迎来一个数字科技时代。

『贰』 上海外滩国际金融服务中心的地区概述

外滩来金融中源心位于黄浦区外滩金融聚集带的核心位置，也是黄浦江两岸开发的重点区域。
项目北邻老外滩，西接上海老城区，东与陆家嘴隔江相望，南有世博会园区，西北方向有人民广场、南京路、淮海路商圈，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外滩金融中心定位为外滩金融集聚带首个城市国际会客厅，汇聚金融、商业、旅游、文化、艺术等多种功能，涵盖企业会馆、企业总部、购物中心、艺术中心及精品酒店等业态。

『叁』 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开幕，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信息

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主要聚焦金融开放、资产管理、金融科技等相关议题，参加会议的有政商学各界代表，他们或来自国外或来自国内，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分享各自的意见。

今年由于疫情的扩散给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新浪潮中我们要加快推动经济复苏，以金融开放深化国际合作，促进经济循环。我们可以先加到先行先试的力度，丰富跨境金融服务的种类，在高水平开放方面争取突破。

金融天然具有逐利性，尤其是在如今经济衰退或比较宽松的大背景下，更容易偏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本源。

『肆』 马丁·沃尔夫：拜登上台后的“变”与“不变”

“ 以美国为主导建立起来的战后全球机制，无法持续地维持和管理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经济与贸易领域 。”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说道。
他表示，新冠疫情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带来了剧烈震荡， 但疫情本身并不会带来新的变化，而只是此前既有趋势的加速剂 ——疫情爆发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全球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经济贸易自由化进程早已放缓。
他认为，各国“基本的共同利益”就是和平与繁荣，各国一要共同管理全球公域、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二要就如何应对全球挑战达成最低限度的协议，开展有纪律的、基于规则的合作。
特别地， 在贸易协商方面，超级大国需要就产业政策、知识产权、贸易开放、投资开放这四个主要领域重启谈判 。“在理想情况下，谈判是在国际多边框架下进行，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那样，在纯双边的框架下进行。”马丁·沃尔夫表示。
谈及美国大选及其影响，马丁·沃尔夫称“it will change everything and nothing”——
它会改变一切，因为拜登政府会重新参与多边框架、重新加强与盟友的关系、重新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重新拥抱科学。
它什么都无法改变，因为美国仍然是一个严重分裂的大国，比过去更具防御性、更崇尚保护主义。最重要的是，比起过去，美国会对中国的 科技 发展等保持更加警惕的态度。
“总之， 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尽可能在多边框架下、在不导致国际关系完全崩溃的前提下，尽可能有效地管理国际关系。解决中美冲突是不可能的，但管理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 ”他强调。
以下为马丁·沃尔夫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的演讲全文 。

中文实录

我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当前面对的国际局势是前所未有的。

我接下来要谈的几个问题是：世界经济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新冠疫情带来了哪些影响？在当前大国竞争的时代，全球治理将会如何演变、应该如何演变？区域主义（regionalism）在当前国际环境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美国大选结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首先谈谈基本观点——我们当前面对的国际局势是前所未有的。

自二战以来，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两个相互对抗的超级大国——它们在所有领域都堪称超级大国，且两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结合、彼此之间也深度融合。

这种关系与冷战有着根本不同 。冷战时期，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与苏联在经济上是完全割裂开来的。冷战实质上是战略和意识形态的竞争，这与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情况与后冷战时代也有着本质区别，因为从所有重要的领域来看，当时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

今天的国际形势更像是一战前。工业革命之前，不可能出现当下的格局，因为当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但是，在一战前，世界上至少有五六个强国，都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世界经济，而且那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占绝对主导地位。当时的强国有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和日本。20世纪初，中国还未能入列全球强国。

所以当前的国际局势是前所未有的。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出， 以美国为主导建立起来的战后全球机制，对于调节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奏效。

这些全球机制无法持续地维持和管理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大国关系最发达的领域——经济与贸易。

这种机制失能有五个根本原因：

第一 ，国际规则与机制的结构不完整，在贸易、技术和投资领域有着重要缺陷。

第二 ，目前的国际规则对超级大国行为构成的约束力非常薄弱，这是一个内在的、不可避免的缺陷。

第三 ，目前的国际规则无法迅速适应全球竞争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2001年的中国了，但我们却未能及时应对这种变化、相应调整国际规则与大国关系。

第四 ，目前的国际规则从根本上深刻依赖于主权国家之间的信任，这是支撑其运作的根本。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威与权力永远是支撑国际秩序的根本。

第五 ，恰恰是在我们最需要大家都信任的全球规则体系时，这种信任不可避免地会崩溃。就是因为这种信任的瓦解，国际规则体系才无法继续发挥作用。

第二个问题：长期来看，全球经济是如何演变的？新冠疫情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毋庸置疑，新冠疫情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冲击，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带来了剧烈震荡。比起以前，此次经济衰退对更多国家产生了不利影响。 与以往危机相比，今年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陷入衰退，经济大幅下滑。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能幸免。

预计中国将是今年唯一一个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也不会增长太多。我此前也提到，疫情将对经济产生长期影响，因为其冲击太强，会严重损害全球经济和各国经济。总体来看，目前的形势正在印证这一判断。

但我们需要更清楚地认识新冠疫情发生的背景——疫情来袭时，我们其实已经面对着诸多挑战。上一场金融危机仅仅过去了12年。因此，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经历的最大两次震荡，都发生在这短短的12年间。

尤其是在西方世界，我们普遍未能恢复危机前的增长率，所以比起我们13、14年前设想的情况，我们目前实际上要穷得多。 同时，疫情爆发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全球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大多数人收入增长非常不理想，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事实上在所有西方国家——都广泛存在，在美国尤为突出。

金融危机加上长期的不平等加剧，导致了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抬头，特朗普（的当选）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事实证明，金融危机也成为了全球化进程包括贸易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危机后，全球贸易增长经历了大幅放缓，再也未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活跃程度。

此外，我们要清楚，最近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重要事件是中国入世，而那已经是将近20年前的事了。因此， 早在金融危机之前——更是早在新冠疫情之前——经济贸易自由化进程就已经开始放缓了 。新冠疫情是全球经济经历的又一负面冲击。

第三个问题：新冠疫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认为疫情是此前所有既有趋势的加速剂。疫情本身并不会带来新的变化，只是加速了之前的各种变化。

疫情凸显了不平等现象，尤其是西方 社会 的不平等——疫情对欠缺专门技能的劳动力、年轻人、带孩子的母亲和少数族裔产生了更大的冲击，加剧了 社会 的不平等。

疫情也凸显了各国之间的深刻的不平等，特别是享有政策空间的国家和缺乏政策空间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疫情极大地加速了 科技 的运用，让国际经济更迅速地适应、转向更加“虚拟”的当下与未来；疫情也加速了大国关系的破裂，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各国就疫情问题相互推诿责任。

以上这些是显而易见的，但我还想强调， 我们目前还是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不管是疫情的走向还是经济的发展 。这可能涉及到我们经历的这些震荡所产生的长期影响。

第四个问题：在当前大国竞争的时代，全球治理会如何演变？

我们需要对“基本的共同利益”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我认为，各国“基本的共同利益”就是和平与繁荣。

第一，为了捍卫“繁荣”这一共同利益，我们需要共同管理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应对全球挑战，特别是气候变化。

第二，各国需要就如何应对全球挑战达成最低限度的协议 ，才能维护和平与繁荣。根据过去的经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要需要开展有纪律的、基于规则的合作。

在贸易领域，超级大国需要在两个方面发力——

第一，它们需要在国内政策的自由度上达成更多的统一和一致， 主要包括技术空间（technology space）、调整过程（adjustment process）、暂时性保护（temporary protection）措施以及产业政策（instrial policy）四个领域的国内政策。各国应享有怎样的国内政策空间？应共同遵守怎样的规则？

第二，为了更好地管理上述领域的关系，需要在哪些重要国际规则上重启协商？这是超级大国需要考虑的问题。 鉴于中国当前的经济规模与近年来的发展，相关协商必然涉及到中国应承担怎样的责任。

贸易协商涉及四个主要领域：产业政策、知识产权、贸易开放、投资开放。我认为这些领域的规则都需要重新谈判。在理想情况下，谈判是在国际多边框架下进行的，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那样，在纯双边的框架下进行。

我认为，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的 历史 表明，大国在多边框架下达成协议要比在双边框架下容易得多，因为在双边框架下达成的协议中，总有一方会认为自己做出了“有失颜面的”（humiliating）妥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做出这种让步。

所以，我们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其实已经很清晰了。当然，我对于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并不特别乐观，但是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第五个问题：区域主义（regionalism）在当前国际环境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我认为区域主义必定会不断增长，而且这会导致几个大问题。

全球性的大国有着全球性的利益，而这些利益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叠和冲突。全球性大国没有纯粹的区域性利益，所以区域主义对它们来说永远不够。

当然，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规则，来管理区域关系，这恰恰就是世贸组织成立的初衷。否则，区域主义就会演变成围绕特定范围利益的战争，而区域之间的界限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界定不清的情况。这也是美国政治家Cordell Hull推崇非歧视原则（non-discrimination）的原因。

最后一个问题：美国大选及其影响。

我认为，美国大选的结果会改变一切，同时，什么都无法改变（it will change everything and nothing）。

它会改变一切，因为拜登政府会重新参与多边框架、重新加强与盟友的关系、重新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重新拥抱科学。

它什么都无法改变， 因为美国仍然是一个严重分裂的大国，比过去更具防御性、更崇尚保护主义；最重要的是，比起过去，美国会对中国的 科技 发展等保持更加警惕的态度。

总之， 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尽可能在多边框架下、在不导致国际关系完全崩溃的的前提下，尽可能有效地管理国际关系。解决中美冲突是不可能的，但管理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

英文实录

It’s a tremendous honor to participate in this high-level discussion. I’m going to address the questions that we were asked by the organizers of this session in the Bund Summit, which I thought were very relevant.

They are very broad. So, I’ll deal with this in a broader, more strategic way than quite a few of the comments so far have done. I’m assuming we’ve already had some wonderful,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rade relations in many different areas and the politics associated with that. I’m going to try and present my overview of where we are. I’m going to make one statement and then address five questions.

My opening statement is that the situation we are in globally is essentially unprecedented. Tha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questions I’m going to address are: How has the world economy got to where it is now? What is the legacy of COVID-19? How will or should global governance evolve in a time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How does regionalism fit into this global context? And finally, what might b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US election?

The opening statement is that this is an unprecedented situ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World War II, we have in the world two rival superpowers. They are superpowers on all domains. They are also deeply integrated with the world economy and with each other.

This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Cold War when the US and the West more broadly were completely economically separated from the Soviet Union. So that was essentially just a strategic and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This is something very different. This is also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post-Cold War era when the US was the dominant power essentially in all important respects.

Today looks a bit like the pre-World-War-I situation. Nothing before the instrial revolution could have been like this, because that wasn’t really a global economy. But in that pre-World War situation, there were at least five great powers all integrated to some degree in the world economy and at that stage no one power was dominant. They were the UK, the US, Germany, France, Russia and Japan. China was essentially out of the world power system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o, the world we are in now is really different. In this unprecedented situation, it has become apparent that the global institutions which were created in the post-second-world-war era, largely under the US aegis, do not work very well for relations between superpowers.

These institutions have been unable to contain and manag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uperpower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economic sphere where those relations were most developed, namely, trade. This inability to manag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superpowers is so for five fundamental reasons.

First,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of rules and institutions is incomplete. It has very important lacunae in trade, technology and investment.

Second, the discipline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give on the behavior of superpowers is inherently and inevitably very weak.

Third, the rules cannot adjust quickly enough to profound changes in global competitiveness. The China of today is simply not the China of 2001. But we can’t adjust the rules and relations quickly enough to cope with this change.

Fourth, they depend profoundly and fundamentally on trust among the sovereign states that ultimately underpin them. It is always the legal authority and the power of sovereign states that underpins the global order.

Fifth, such trust inevitably collapses exactly when one most needs a global system of rules that people believe in. It is the breakdown of trust that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this to work. So that’s the first issue I wanted to address – the unprecedented situation we are in and the implications it has.

The second question is: how has the world economy evolved in the longer term and where does COVID-19 fit in?

COVID-19 is obviously an enormous economic shock. It has created the biggest global recession since the 1930s, a very brutal, sharp shock, and that recession seems to have affected more countries than ever before. This year more countries will be in recession or have big economic declines than probably ever before. That is to say everybody has been affected.

China looks like being the only large economy to grow this year, and it won’t be by very much. We risk suffering, as I argued in my column this week, from what I call a long economic COVID, that is a long economic legacy of the disease, because the shock is so big that it is doing an enormous amount of damage globally and domestically. This looks increasingly plausible.

But it is also vital to remember the background. COVID-19 came at us in a rather unfortunate context. We had a huge financial crisis only 12 years ago, so we’ve had the two biggest shocks to the world economy since the 1930s within just 12 years.

In the western world particularly, we have failed to recover pre-financial-crisis growth rates, and that’s pretty well universal, so we are much poorer than we thought we would be 13 or 14 years ago. That shock also followed a long period of rising inequality and weak income growth for most people in many of our economies - in fact, in all the western economies, in particular the US.The crisis then combined with that long period of rising inequality has had a marked populist legacy across the western world, of which Donald Trump is one key symptom.

The crisis also proved to be a turning point for globalization, including trade, with a marked slowdown in the growth of world trade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occurred. Again, it has never been as buoyant as it was before that crisis.

Finally, it is worth remembering that the last really big significant liberalization of trade was China’s WTO accession, which is now nearly 20 years ago. So, the liberalization thrust died long before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long, long before COVID-19. This is another shock on top of many previous shocks.

The third question is: what is the legacy of COVID-19?

The way I think of it is that it is an accelerator of these prior trends. It is not so much something new. It’s mainly accelerating various prior changes. It has underlined deep inequalities particularly within western societies with a very unequal impact on the unskilled, the young, mothers with children, and minorities.

It has underlined global inequalities between countries, particularly those with policy space and those without. It has dramatically accelerated technological adoption, shifting the world economy more rapidly into our more “virtual” present and future. It has accelerated the breakdown in relations among the great powers, a post-pandemic “blame game” being the most obvious symptom of this breakdown.

While these things are reasonably clear it has to be stressed that there is a huge amount that remains uncertain about the future course of the disease and the economy. I’m guessing these are the longer-term implications of some of the shocks that we have experienced.

The fourth question is: how might global governance evolve in a time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define essential common interests. I define essential common interest as peace and prosperity. Prosperity includes successful shar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global commons, notably the climate challenge.

My second key point is that it is essential to reach minimum agreements on how to manage those challenges, to preserve peace and to preserve prosperity. To do that, it would certainly, we know that from past experience, take disciplined and rules-governed cooperation.

In trade, the superpowers have to move on two fronts.

First, greater convergence and agreement on what freedom they need to have on domestic policy - the technology space, the adjustment process, the temporary protection issues, and the instrial policy issues. What freedoms do they need to have and what rules must they share?

Second, they need to consider re-negotiating crucial global rules governing these relations, which all have to include the question of what obligations China now has given its enormous scale and development.

There are four main areas for negotiation in the trade agenda area: instrial policy, intellectual property, openness to trade, and openness to investment. My view is these are all going to need to be renegotiated, but ideally in a global setting, not in a purely bilateral context as has happened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 believe that the history of the GATT/WTO shows that it is far easier for great powers to reach agreements in that multilateral setting than it is in a purely bilateral setting. Because concessions made in a bilateral setting are always seen as humiliating, and countries won’t make concessions that they see as humiliating.

So, the agenda is pretty clear and the way to do it is pretty clear. Obviously, I’m not terribly optimistic that it can be achieved, but I think it’s what we have to do.

The fifth question is: how does regionalism fit into this global context?

Regionalism is bound to increase, but it creates several huge problems. Global powers have global interests which unavoidably overlap and often conflict. There are no purely regional interests for global powers. So, regionalism is never enough for them. And there have to be rules governing the interaction of regional relationships. That’s what the WTO is for. Otherwise, regionalism turns into a war over spheres of interest, with inevitably unclear boundaries. This is why Cordell Hull promoted non-discrimination.

The last question is: what might b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US election?

My view is the outcome of the US election will change everything and nothing. It will change everything, because a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re-engage multilaterally, seek to revitalize alliances, re-engage on core global challenges such as climate, and embrace science. It will change nothing because the US remains a deeply pided country and power, one that is far more defensive and protectionist than in the past. Above all, it will remain far more suspicious of China’s rising power, technological ambitions, political system and ideology.

To conclude, the challenge ahead of us is to achieve the best possible management of global relations within, if at all possible, a multilateral context, and without a total breakdown. Resolution of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s impossible, but management is possible and essential.

『伍』 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的全文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上海有比较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业务体系，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技术创新能力，有先进的现代航运基础设施网络。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现代国际大都市，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继续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突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制约，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继续发挥上海在全国的带动和示范作用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时期，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重要性，努力推进上海率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率先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此，提出以下意见：
一、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重大意义
（一）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既是上海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也是更好地服务于全国发展的需要。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集中体现。提高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就业比重和产值比重，提升产业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是适应全球化新格局和对外开放新形势，加快构筑新的竞争优势，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有利于上海突破资源环境承载力逐渐下降的制约，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有利于拓展金融资源运作空间，提高金融资产配置效率，更好地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有利于强化航运枢纽中心地位，更好地满足周边地区和全国的国际航运要求；有利于通过改革开放和创新的先行先试，加快形成更具活力、更富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奠定科学发展的体制基础。
（二）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有利于更好地夯实并充分发挥上海的比较优势。上海具有比较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现代金融体系、先进的港口基础设施、高效的航运服务体系，以及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有广泛参与全球竞争的周边经济腹地，具有加快形成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有利条件。采取有力措施，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大力发展金融业、航运业等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使上海更好地发挥综合优势，更好地发挥带动示范作用，更好地服务长三角地区、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
二、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三）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改革开放，进一步发挥优势，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充分发挥对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带动和示范作用。要坚持科学发展，不断扩大发展规模，完善发展机制，提高发展水平；要在发展中优化经济结构，优先发展金融、航运等现代服务业，以及以高端制造和研发为主的先进制造业，不断增强服务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要在发展中创新发展思路，坚持先行先试，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提高体制运行效率；要在发展中坚持市场化、国际化和法治化，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对外吸引力；要在发展中发挥比较优势，努力完善区域分工，不断扩大辐射带动效应，提高专业分工和协作水平。
（四）把握的原则：处理好深化改革与加快发展的关系，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以改革解难题，以改革建制度，为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营造良好体制环境；处理好先行先试与制度规范的关系，通过创新和探索，加快与国际惯例接轨，为全国性的制度规范奠定实践基础，发挥示范作用；处理好突出重点与全面推进的关系，以金融业、航运业和先进制造业为重点，不断创新服务业态，不断提高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和附加值，全面提升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处理好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关系，形成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相互支撑、相互带动的产业发展格局；处理好推进金融创新与完善金融监管的关系，在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和开放过程中，努力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处理好推进上海自身发展与区域协作发展的关系，按照国家明确的战略定位和分工，加强上海与长三角地区以及国内其他中心城市的相互协作和支持，加强与香港的优势互补和战略合作，形成分工合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
三、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总体目标
（五）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基本形成国内外投资者共同参与、国际化程度较高，交易、定价和信息功能齐备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基本形成以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的金融机构为主体、各类金融机构共同发展的金融机构体系；基本形成门类齐全、结构合理、流动自由的金融人力资源体系；基本形成符合发展需要和国际惯例的税收、信用和监管等法律法规体系，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发展环境。
（六）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航运资源高度集聚、航运服务功能健全、航运市场环境优良、现代物流服务高效，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基本形成以上海为中心、以江浙为两翼，以长江流域为腹地，与国内其他港口合理分工、紧密协作的国际航运枢纽港；基本形成规模化、集约化、快捷高效、结构优化的现代化港口集疏运体系，以及国际航空枢纽港，实现多种运输方式一体化发展；基本形成服务优质、功能完备的现代航运服务体系，营造便捷、高效、安全、法治的口岸环境和现代国际航运服务环境，增强国际航运资源整合能力，提高综合竞争力和服务能力。
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措施
（七）加强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是，不断拓展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形成比较发达的多功能、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不断丰富金融市场产品和工具，大力发展企业（公司）债券、资产支持债券，开展项目收益债券试点，研究发展外币债券等其他债券品种；促进债券一、二级市场建设及其协调发展；加快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推进上市商业银行进入交易所债券市场试点。根据投资者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需要，按照高标准、稳起步和严监管的原则，研究探索并在条件成熟后推出以股指、汇率、利率、股票、债券、银行贷款等为基础的金融衍生产品。加大期货市场发展力度，做深做精现有期货品种，有序推出新的能源和金属类大宗产品期货，支持境内期货交易所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内探索开展期货保税交割业务。拓宽上市公司行业和规模覆盖面，适应多层次市场发展需要，研究建立不同市场和层次间上市公司转板机制，逐步加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主板地位和市场影响力。研究探索推进上海服务长三角地区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份转让的有效途径。优化金融市场参与者结构，积极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保险资产、企业年金、信托计划等各类机构投资者。根据国家资本账户和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逐步扩大境外投资者参与上海金融市场的比例和规模，逐步扩大国际开发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规模，稳步推进境外企业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适时启动符合条件的境外企业发行人民币股票。在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框架下，积极探索上海与香港的证券产品合作，推进内地与香港的金融合作和联动发展。积极发展上海再保险市场，鼓励发展中资和中外合资的再保险公司，吸引国际知名的再保险公司在上海开设分支机构，培育发展再保险经纪人，积极探索开展离岸再保险业务。
（八）加强金融机构和业务体系建设。根据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的需要，大力发展各类金融机构，重点发展投资银行、基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货币经纪公司、融资租赁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等有利于增强市场功能的机构。积极推进符合条件的金融企业开展综合经营试点，培育和吸引具有综合经营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控股集团，在试点过程中探索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鼓励发展各类股权投资企业（基金）及创业投资企业，做好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试点工作。积极拓展各类金融业务，推动私人银行、券商直投、离岸金融、信托租赁、汽车金融等业务的发展，有序开发跨机构、跨市场、跨产品的金融业务。开展商业银行并购贷款业务，为企业并购活动提供资金支持。鼓励个人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由财政部、税务总局、保监会会同上海市研究具体方案，适时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试点。根据国家金融对外开放总体进程，稳步推进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支持设在上海的合资证券公司、合资基金公司率先扩大开放范围。
（九）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健全金融服务方式和手段，大力发展电子交易，促进各类金融信息系统、市场交易系统互联互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完善金融服务设施和布局规划，进一步健全为市场交易服务的登记、托管、清算、结算等统一高效的现代化金融支持体系，提高上海金融市场效率和服务能力。加强陆家嘴等重要金融集聚区的规划和建设，全面提升金融集聚区的服务功能。规范发展中介服务，加快发展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融资担保、投资咨询、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中介服务机构，加强监管，增强行业自律，规范执业行为。在上海建立我国金融资讯信息服务平台和全球金融信息服务市场。充分发挥上海金融市场种类齐全、金融机构体制健全、金融发展环境良好的优势，先行在上海开展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等方面的改革和创新。制定并完善促进金融创新的政策，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金融市场和金融企业为主体的金融创新机制。
（十）改善金融发展环境。加强金融法制建设，加快制定既切合我国实际又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税收和法律制度。完善金融执法体系，建立公平、公正、高效的金融纠纷审理、仲裁机制，探索建立上海金融专业法庭、仲裁机构。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以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为载体，完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促进信用信息共享。适应上海金融改革和创新的需要，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改进监管方式，建立贴近市场、促进创新、信息共享、风险可控的金融监管平台和制度。加强跨行业、跨市场监管协作，加强地方政府与金融管理部门的协调，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
五、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措施
（十一）优化现代航运集疏运体系。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在继续加强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上，整合长三角港口资源，形成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竞争有序的港口格局，增强港口综合竞争能力。加快洋山深水港区等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港口吞吐能力。推进内河航道、铁路和空港设施建设，优化运输资源配置，适当增加高速公路通道，大力发展中远程航空运输，增强综合运输能力。促进与内河航运的联动发展，充分利用长江黄金水道，加快江海直达船型的研发和推广，从船舶技术和安全管理方面采取措施，推动洋山深水港区的江海直达，大力发展水水中转。充分发挥上海芦潮港集装箱中心站及铁路通道作用，做好洋山深水港区铁路上岛规划研究，逐步提高铁水联运比例。
（十二）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体系。积极研究采取措施，降低国际集装箱中转成本，鼓励我国外贸集装箱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转运。充分发挥上海靠近国际主航线的区位优势，以及工业基础、人才资源、商务环境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大力发展船舶交易、船舶管理、航运经纪、航运咨询、船舶技术等各类航运服务机构，拓展航运服务产业链，延伸发展现代物流等关联产业，不断完善航运服务功能。完善航运服务规划布局，进一步拓展洋山保税港区的功能，发展北外滩、陆家嘴、临港等航运服务集聚区。引导和规范船舶交易市场健康发展，充分发挥上海航运交易所的船舶交易和运价信息发布功能，加快建设全国性船舶交易信息平台，在上海形成具有示范作用的船舶交易市场。建立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综合信息共享平台，促进形成便捷高效的长三角区域及长江干线港口、航运信息交换系统。
（十三）探索建立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研究借鉴航运发达国家（地区）的航运支持政策，提高我国航运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施国际航运相关业务支持政策。将中资“方便旗”船特案减免税政策的执行截止日期由2009年6月30日延长至2011年6月30日。对注册在洋山保税港区内的航运企业从事国际航运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对注册在洋山保税港区内的仓储、物流等服务企业从事货物运输、仓储、装卸搬运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允许企业开设离岸账户，为其境外业务提供资金结算便利。在完善相关监管制度和有效防止骗退税措施前提下，实施启运港退税政策，鼓励在洋山保税港区发展中转业务。探索创新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管理制度，更好地发挥洋山保税港区的功能。
（十四）完善现代航运发展配套支持政策。加快发展航运金融服务，支持开展船舶融资、航运保险等高端服务。积极发展多种航运融资方式，探索通过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等方式，为航运服务业和航运制造业提供融资服务。允许大型船舶制造企业参与组建金融租赁公司，积极稳妥鼓励金融租赁公司进入银行间市场拆借资金和发行债券。积极研究有实力的金融机构、航运企业等在上海成立专业性航运保险机构。优化航运金融服务发展环境，对注册在上海的保险企业从事国际航运保险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积极研究从事国际航运船舶融资租赁业务的融资租赁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条件具备时，可先行在上海试点。研究进出口企业海上货物运输保费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丰富航运金融产品，加快开发航运运价指数衍生品，为我国航运企业控制船运风险创造条件。
（十五）促进和规范邮轮产业发展。允许境外国际邮轮公司在上海注册设立经营性机构，开展经批准的国际航线邮轮服务业务。鼓励境外大型邮轮公司挂靠上海及其他有条件的沿海港口，逐步发展为邮轮母港。为邮轮航线经营人开展业务提供便利的经营环境。研究建立邮轮产业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在保险、信贷等方面开设邮轮产业专项目录，促进邮轮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六、加快推进先进制造业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发展
（十六）以现有制造能力为基础，以调整、优化和提高为方向，以研发、创新和增值为重点，不断提高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和产业附加值。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技术，着力提升汽车、装备、船舶、电子信息等优势制造业的研发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加快发展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制造业和战略产业；优化发展精品钢材、石油化工等基础制造业；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技术支撑和服务能力。在浦东新区开展鼓励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发展政策试点工作，支持从事软件研发及服务、产品技术研发及工业设计服务、信息技术研发及外包服务、技术性业务流程外包服务等业务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发展。自2009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对符合条件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按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8%的比例据实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对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收入免征营业税。设立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创业投资企业加大对先进制造和先进技术服务领域初创期企业的资本投入。
七、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服务
（十七）建立健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指导协调机制。建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协调机制，加强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指导、协调和服务。进一步细化相关政策措施，认真研究解决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十八）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府服务，营造良好环境。上海市政府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精心筹划实施方案，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加快事业单位改革，加快构建服务型政府，深入推进浦东综合配套改革，使上海成为全国行政效能最高和行政收费最少的地区，成为中介服务最发达的地区。要加快淘汰落后产业和弱势产业，积极推进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完善有利于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要建立健全有利于人才集聚的机制，研究制定吸引各类高层次人才的配套措施，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营造良好、便利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使上海成为国际化高端人才的集聚地，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陆』 上海外滩直播视频在哪里看

支付宝。上海外滩大会汇集了全球金融人才、科技等最前沿的资源，这里有来自全世界的科技公司、金融机构、技术牛人，该节目联合支付宝播出，需观看只能在支付宝或官网进行观看，聚在这里共同探讨全世界金融的未来、科技与生活、社会等社会议题。除此之外，外滩大会还组织了70多场论坛，参与人数超1000万。

『柒』 绿地国际金融城的简介

武汉绿地国际金融城项目位于长江大桥和长江二桥之间的武昌滨江商务区，与汉口百年外滩隔江相望，是武汉市新一轮城市发展的重点区域。项目建筑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总投资超过300亿元人民币。
商务区核心部位将建设一栋606米的超高层综合体建筑，计划打造为集超五星级酒店、国际甲级办公、高档商业、顶级公寓等为一体的超高层城市综合体。5年内全部建成后，该楼将刷新武汉楼高的新纪录，成为仅次于正在兴建的上海中心大厦之后的中国第二、世界第三高楼。
该项目是武汉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后的一大力作，代表武汉的新高度、新未来，也标志着武汉的腾飞。
当前，武汉正在谋划“十二五”规划，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综合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综合交通枢纽基地，巩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地位，努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加快建设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要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上海等东部城市和企业的帮助支持。自去年上海与武汉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沪汉全面战略合作的协议》以来，双方合作越来越紧密。武汉绿地国际金融城是沪汉合作以来，单笔投资最大的项目，也是沪汉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武汉崭新的地标、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载体、城市功能开发的新亮点。
绿地集团总部位于上海，为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之一。今年的经营收入将超1200亿元，目前房地产项目分布在全国22省份的41市，在建面积近2400万平方米.

『捌』 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贯彻实施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发展环境，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第二条本市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作适用本条例。第三条本市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当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以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为核心，以改革创新和营造环境为重点，将上海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第四条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市推进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关工作的领导。

本市设立的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议事协调机构，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负责协调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有关工作，组织有关部门制定和落实阶段性目标和各项措施。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协作配合，具体落实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各项工作。第五条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金融产业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六条市人民政府安排上海金融发展资金，用于对金融人才、金融创新的奖励和金融产业发展的扶持。第七条本市应当按照国家明确的战略定位和分工，加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及国内其他中心城市在金融领域的相互协作和支持，增强本市金融业的服务功能，推动金融要素市场、金融机构为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加强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在金融市场建设、金融产品创新、金融风险防范、金融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互补和战略合作；推动在本市的金融机构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金融机构的合作、交流。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交流，鼓励金融要素市场、金融机构、金融教育研究机构等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第二章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第八条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关于形成多功能、多层次、国际化金融市场体系的要求，配合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推进货币、外汇、债券、股票、商品期货、金融衍生品、保险、黄金、产权等市场的建设。

市人民政府应当配合国家金融管理部门优化金融市场参与者结构，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保险资产、企业年金、信托计划等各类机构投资者。第九条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相关政策，加强金融机构体系建设，支持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期货、基金、融资租赁、货币经纪、财务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鼓励国内外金融机构在本市设立总部和分支机构；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的金融机构。第十条本市配合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将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和国债收益率培育成为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

本市支持金融机构开发、推广有利于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符合国家金融监管要求的各种金融产品和业务；支持有关机构研究探索以股指、汇率、利率、股票、债券、银行贷款等为基础的金融衍生产品；推动离岸金融、股权投资、并购贷款、私人银行、券商直投、信托租赁、汽车金融等业务的发展，鼓励有序开发跨机构、跨市场、跨产品的金融业务。第十一条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配合国家有关部门促进各类金融信息系统、市场交易系统互联互通，建设、完善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功能相匹配的登记、托管、清算、结算等统一高效的现代化金融支持体系。第十二条本市鼓励发展金融外包服务，支持金融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客户服务、电子支付等金融专业化服务产业发展，鼓励设立金融专业化服务机构。第十三条本市支持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融资担保、投资咨询、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与金融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发展，规范中介服务机构的执业行为，增强行业自律，提高中介服务机构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建设金融资讯信息服务平台和全球金融信息服务市场。第十四条本市支持金融机构加强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教育，培养诚实守信、服务至上、严格规范的职业操守，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第十五条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支持金融行业协会发挥规范、协调、服务、自律等作用。第三章区域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第十六条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陆家嘴金融城、外滩金融集聚带、张江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洋山保税港区以及其他区域各自的发展优势，完善本市金融业空间布局。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组织编制金融集聚区布局规划，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报经批准后，纳入相应的城市规划。

『玖』 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在上海哪个地方开会

是在黄浦区的上海外滩国际金融服务中心（B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