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和金融服务的农户数

㈠ 我国现行的的农村金融政策是什么

一、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扶持主要政策执行中存在问题分析

(一)部分政策存在明显的临时性特征，而且数额有限

如财政部关于呆账核销和贷款自主核销政策，仅对金融机构(自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发放并认定为不良的中小企业和涉农贷款有效，而此时间段内的新增贷款在近期形成呆账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导致短期内该政策“优而不惠”的结果；银行业监管收费政策实行的是三年一定的收费政策，现行政策2010年到期；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也是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执行；对农村信用社的税收减免政策则分试点地区和进一步扩大试点地区，分别执行至2008年底和2009年底。

(二)部分政策尚在试点中或存在局限，受惠面有限

如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2009年仅在黑龙江、山东、河南、湖南、新疆、云南省等6个省(区)试点，2010年则扩大将江苏、安徽、内蒙古3省(区)纳入政策试点范围。又如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仅针对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农村金融机构而言，显然对服务农村且服务时间更长、遗留历史问题更多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不公平。

(三)部分政策缺乏细则与整合，影响了具体执行效果

一是对有关概念内涵与外延缺乏科学的界定容易造成执行的混乱。如关于涉农贷款，在涉农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中，特指《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银发[2007]246号)统计的农户贷款、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但在贷款增量奖励政策中，涉农贷款特指县域金融机构发放的，支持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和农民生产生活的贷款，具体统计口径以《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规定为准。根据银发[2007]246号文件，涉农贷款除了农村贷款(农户贷款、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外，还包括城市企业及各类组织涉农贷款。二是现行的农村金融扶持政策有些兑付、奖励条件设置有些笼统；有些程序性规定不甚明了，犹欠细则与整合，特别是缺乏源于基层贷款主体的民主监督及汇总申报考核确认的制度建设；有些则审查、审批程序复杂，各级各部门理解不一致，反复较多，执行成本较高。以上这些都影响到农村金融业务的引导与激励政策的有效实施。

(四)部分政策设置门槛太高，影响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积极性

如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工作和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工作都强调遵循政府扶持、商业运作、风险可控、管理到位的基本原则，设置了一系列的条件，如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仅“对县域金融机构上年涉农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超过15%的部分，按2%的比例给予奖励。对上年末不良贷款率同比上升的县域金融机构，不予奖励。”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仅“对上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上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上年末存贷比高于50%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村镇银行，按其上年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补贴”。这两个政策同时设计了与贷款增长、不良贷款率挂钩两个门槛，显然由于农村金融成本高、效率低的特点，对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发展和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质量、水平吸引不大，也不符合制度设计的初衷。

(四)针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政策扶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是资金扶持力度有待加强。一方面，由于农村信用社长期以来信贷资产质量和统计数据不实，根据2002年末全国农村信用社报表而计算的资不抵债金额并不是真实的损失数量；另一方面，对改革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的一半损失，短期内靠地方和信用社自身显然是无法弥补的。二是资金支持方式有待完善。与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国家以账面价格收购和剥离银行不良资产以及用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的方式不同，国家对农村信用社改革在资金扶持上采取了“花钱买机制”的方式，力求促进改革措施的真正到位。但由于资金扶持条件的有限性和转制期限的仓促性，致使“花钱买机制”短期内唯以实现预期的理论效果。

二、国外农村金融扶持政策的实践及经验

为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很多国家在农村金融扶持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考察国外农村金融扶持政策实线及经验，对我国农村金融政策的建设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利用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对农村金融服务进行强制和引导

一是政府扶持建立农村金融机构。美国、法国、日本都由政府出资设立了专为“三农”发展服务的金融机构，并通过立法明确了农村金融体系的主体和市场地位。印度出台了《银行国有化法案》，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在农村地区设立一定数量的分支机构。印度储备银行要求商业银行在城市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必须同时在边远地区开设2-3家分支机构，否则将不予审批。二是对金融机构提供“三农”金融服务的责任进行强制或引导。如印度中央银行规定要求所有的银行包括外资银行要有18%的贷款投入到优先领域，即主要与农业有关的领域。《美国社区再投资法》规定所有的金融机构要把贷款的15%投放到社区，政府对达到法律要求比例的金融机构进行奖励。

(二)利用财税优惠政策对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进行鼓励和引导

为提高农村金融服务“三农”的积极性，各国普遍采取在财政、税收、监管等政策上给予适当优惠。一是财政补贴。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就制定了农业改良资金补贴计划，规定商业银行从事低息农业贷款可以得到政府的利息补贴，因特殊呆账而造成的损失还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偿。美国则以财政补贴为保障撬动涉农贷款，农场主可用尚未收获的农产品作抵押，从农产品信贷公司取得9个月期限的“无追索权贷款”，当市场价格不利时，农场主以农产品现货归还贷款，贷款公司从政府取得损失补贴。二是税收减免。这是各国普遍采用的一项优惠政策。泰国、荷兰等国家对主要的涉农金融机构给予长期的免税政策。美国的税法规定凡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25%以上的商业银行，可以在税收方面享受优惠待遇。三是政府直接或间接拨款，扩大农村金融机构资金供给。如日本政府通过提供低利贷款和认购低息贷款，为涉农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美国联邦土地银行可向金融市场发行债券和票据筹集资金。

(三)把合作金融作为农业金融制度的基础加以重点扶持

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合作经济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业发展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合作金融的参加者多是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明确信用社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免征税收。如美国国会于1937年决定对信用社享受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的待遇，并在《联邦信用社法案》中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美国信用社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其社员的储蓄性股份，作为一种长期负债，所有者权益由储备、公积金和未分配的盈余这三部分组成，并不包括储蓄性股份，所以社员存放在信用社的资金名义上仍被称为“股份”，其收益也即为“红利”，而不是利息，从而免征个人利息所得税，这两大免税特点使信用社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金融机构。日本在政府的扶持下，建立了全国联网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扎根农村的合作金融组织，在农村发挥着信贷主渠道的作用。

(四)通过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环境促进农村金融的规范发展和规避风险

在不断通过各种政策强制、鼓励和引导加大农村金融信贷投放的同时，各国政府也十分重视农业保险、担保、农村公共信息服务体系等的建立和健全，以便促进农村金融的规范发展和规避风险。一是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美国于1938年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并在此后进行了多次修正以对所有农作物进行保险。日本早在1929年就颁布了《家畜保险法》，经过多次修改补充，目前，形成了《农业灾害补偿法》。法国政府于1960年7月通过法律规定实行农业保险，1964年建立了农业损害保障制度，拓展了保险范围，并由国家农业灾害委员会负责补偿受灾农民的损失。1982年又通过法律强制实行自然灾害保险。法国农业保险体系基本上由私有保险公司组成，政府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二是健全农村信用担保体系。法国通过地方农业局对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向农业合作社提供的农副产品收购贷款进行担保；日本政府农林渔业信用基金协会和农林中央金库则共同出资设立了农林渔业信用基金(日本政府占83%)，对农林中央金库体系提供融资担保，支持其发放涉农贷款。三是改善公共信息服务。德国建立了面向农村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信用体系、土地抵押品登记制度等为农村金融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
三、借鉴外国经验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扶持政策的建议
国际经验表明，给予农村金融政策扶持是推动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必不可少的措施。因此，应充分借鉴外国经验，建立完善符合我国实情的农村金融扶持政策，推动金融资源要素向“三农”有效配置。

(一)遵循“普惠制”原则，进一步提高财税优惠政策的覆盖范围和力度

应遵循“普惠制”原则，“加快财税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的有效衔接”，在政策支持方向、力度和政策结合方式、时机等方面形成合力。一是适当的税收优惠。遵循“普惠制”原则，对达到一定支农要求的金融机构都给予相应的所得税和营业税优惠。二是扩大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补贴范围。对凡是在农村设立网点的金融机构都给予一定的费用补贴，补偿农村金融机构运营成本。特别是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老少边穷地区、农民确实需要但又达不到规模效益的农村金融机构网点的财政弥补力度。三是进一步加大对县域机构发放涉农贷款的奖励。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财政部在黑龙江等9省(市)开展的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奖励试点经验，并不断提高奖励标准。建议首先从理论层面对涉农贷款的内涵、外延及特征进行科学界定，解决不同的扶持政策对涉农贷款不同的解释；其次剖析在落实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中的操作障碍及其根源，进而规范各类金融机构有关涉农贷款增量奖励申报、确认制度；再次要提高奖励标准，对县域机构涉农贷款余额增量超过上年的，15%以内部分给予1%奖励，15%以上部分给予2%奖励。四是结合“进一步完善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政策”要求，将财政、公共性资金存款优先向支农力度大的金融机构倾斜。建议市、县两级财政部门按“存贷同比”原则，即按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的占比调配相应的财政性存款份额，调动各金融机构支农的积极性。五是建立涉农贷款项目的配套机制。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专门用于涉农贷款贴息和资金配套，降低单独由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支持的涉农贷款项目风险，提高金融机构的支农积极性。六是实行涉农贷款利息补贴和储蓄存款免缴利息税制度，使利率由金融手段转变为财政金融综合手段，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二)遵循“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原则，在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同时突出抓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政策扶持

国家对农村金融机构在采取“普惠制”优惠的同时，应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制定一些单独的扶持政策。一是对只要是按照服务“三农”原则设立、改制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都纳入合作制体系，享受统一的政策优惠和行业监管。因为现行的许多农村金融扶持政策，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资金扶持、存款准备金、银行业监管收费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仅局限于农村信用社和由农村信用社改制而成的农村合作银行享受，而同是农信社改制而成的农村商业银行却无法享受。目前，国家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总体方向是按照市场原则，坚持股份制方向，“力争用5到10年时间把农村信用社分期分批办成产权明晰、经营有特色的现代金融企业。”但由于农村商业银行无法和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享受一样的优惠政策，影响了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银行变身农村商业银行的积极性。事实上，即使改制成为农村商业银行，根据国家的政策要求和自身实际，仍然主要承担着服务“三农”的职能，理应获得与合作金融机构同样的优惠待遇。二是逐步取消各种制约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政策障碍。如近年来全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而农村信用社却由于政策障碍无缘代理“新农保”基金账户，从而影响了“新农保”业务在农村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三是继续延长税收优惠政策。2009年末，农信社所享受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到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的正常好转。应结合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沉重、支农实力受限等特点，继续对农村信用社实行税收优惠。四是支持农村信用社消化历史包袱，下决心解决农村信用社由于体制、历史等因素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问题，补偿其为农村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

(三)针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特殊情况，实行差别的货币、监管政策

总的来说，对农村金融机构应主要采用扶持性、鼓励性的货币和监管政策。一是实行差别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对涉农贷款占比高的县域金融机构，继续适度调低存款准备金率，鼓励其增加涉农贷款投放。二是在贷款规模和再贷款方面给予一定优惠。在信贷总量调控过程中，对涉农贷款规模给予一定倾斜，特别是对农户贷款规模实行单列。完善支农再贷款政策，有效发挥支农再贷款引导增加涉农信贷投放的作用。三是实行差别的信贷监管政策。针对“三农”客户贷款“短、小、频、急”的特点，允许农村金融机构在信贷管理、产品创新、流程改进、风险控制上进行探索创新。尽快将人民银行、银监会在中部六省和东北三省开展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试点经验全面铺开，在新产品审批、推广等方面给予支持。四是实行差别的风险问责、呆账核销等监管政策。对涉农贷款中的不良贷款单独考核。简化核销程序，适当扩大农村金融机构核销呆账优惠政策的贷款时间范围，并给予农村金融机构呆账核销等更大的权限。五是进一步建立完善金融机构支农服务在网点、服务、贷款等方面覆盖程度监管考核与评价体系。出台县域内金融机构新吸收存款主要用于当地的考核机制，确保持续稳定增加对“三农”的信贷投放。设立适应“三农”业务特点的考核监管指标，国家有关部门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进行绩效考核时，应区别涉农业务和城市业务考核指标，充分考虑涉农业务收益较低的特点，避免在考核上挫伤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发展的积极性。

(四)针对农业天然弱质性特点，建立多层次的风险分担机制

必须通过加快农业保险、担保发展，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等予以解决。一是加快推进农业保险建设。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的制度安排，全面发展财政支持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积极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品种和区域覆盖范围；对开展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给予相应的保费补贴，减免涉农保险营业税。健全农业再保险体系，建立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探索农村信贷和农业保险的合作机制，完善涉农贷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二是完善“三农”担保机制，切实解决“三农”客户融资担保难的“瓶颈”问题。探索建立政府支持、企业和银行多方参与的政策性、商业性、行业性、互助性等多元化的农村信贷担保体系，合理分散和转移农村金融业务风险。探索建立符合“三农”特点的担保机制，扩大农村抵押担保范围，包括发展林权、大型农机设备、土地经营权等抵押和推动动产担保。

(五)针对农村金融保障机制不健全的情况，加强农村金融市场环境建设

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有待提升，农村金融保障机制不健全，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金融法制建设来给予支持和保障。一是加强农村金融立法、执法工作。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都有比较完善的关于农业金融的法律体系。我国目前只有《商业银行法》，没有针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的法律，应考虑制定专门的农村金融促进法和监管法，就农村金融性质、金融机构支农责任和各项农村金融支持、促进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加大对违反金融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改善农村金融法治环境，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维护农村金融秩序，保护农村金融机构的利益。二是加快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户电子信用档案建立和农户信用评价工作，抓紧建立覆盖全国农村地区的企业、个人征信系统，完善失信惩戒制度，提高违约成本。三是促进农村产权市场发展。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进度，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有力促进农村资产和权益合法、有序地转化为可交易金融资产。

㈡ 如何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提升农村金融服务

一是鼓励更多的金融服务供给主体参与农村金融服务。农村贫困和偏远地区信誉程度高，金融风险小，贷款损失率低，小额信贷市场前景广阔。国际行动援助的一项调查显示，小额贷款被许多银行看作是降低银行整体风险的一种手段。因此，要打破农村贫困和偏远地区金融服务成本高的认识误区，通过制定恰当的定价策略，实现规模经济，控制成本，提高效率，保持适当的盈利性，吸引更多机构参与到农村金融服务中来。要发挥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小额贷款公司、非政府组织等不同类型机构的各自比较优势，通过提供多样性金融服务满足农村地区不同的金融需求，并将这些分散的零售金融机构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普惠金融体系。
二是充分发挥信贷政策的导向作用。积极探索支农再贷款和再贴现管理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新模式、新方法，直接和间接地引导各类农村金融服务机构，将更多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供给延伸到农村贫困和偏远地区，帮助农村贫困和低收入人口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三是深化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要指导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扎实开展农户建档、评级、授信等工作，大力发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同时，可以依托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清算和支付结算功能，将农民的存款和消费记录等现金存量和流量数据纳入农村小额信贷和商业银行支农贷款的信用评级系统，作为辅助手段，扩大信用评级的参考依据，更加真实地反映农民的信用程度和还款能力。
四是加强农村人民币流通管理与服务。以助农取款为基础，开办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小面额人民币余缺调剂以及反假宣传、反假监测和通信联络代理项目，为偏远农村群众使用现金、兑换零钱、兑换残损人民币提供便利，同时扩大金融宣传，打击制贩假币等犯罪行为。
五是开辟农村金融消费维权的新通道。积极开展金融消费维权宣传，协助金融机构办理金融消费投诉，按类别指导农民的金融消费投诉维权，解决农民投诉难的问题，进一步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业健康快速发展。
六是构建农村经济金融动态监测网络。建立常态化的信息搜集和反馈机制，协助金融机构开展经济金融运行监测分析与调查研究工作，形成农村覆盖面广、情况真实可靠、信息反馈快速的监测网络。
七是依托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开展金融知识的宣传工作。普惠金融体系向贫困和偏远地区深入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金融知识普及、农民金融意识不断增强的过程。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金融知识的宣传普及，可以使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和偏远地区，逐渐认识并接受各类现代金融服务，共享现代化支付体系的发展成果，推动农村金融服务不断升级，以此弥补金融供给和需求的缺口，使每一个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地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力，将中央提出的“发展金融普惠体系”落到实处。

㈢ 求关于农户金融需求和供给的问卷调查样本

对于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与活动的规模、分布和作用，学者们进行了一些调研和评估。在总量规模估计上，学者们的估计差异仍然较大；在分布和作用方面，学术界的分歧较小。总体看法为，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与活动的规模大、分布广、作用重要。 3.1 规模 我国农村都普遍存在民间金融组织或活动。不同学者对其规模作了不同的估计。由于农村民间金融调查存在样本小、总体大的问题，学者迄今为止所作的统计推断并不一定可靠。有关农村民间金融的总量估算数据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指向性的。郭沛（2003）依据第三方调查数据计算了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在2002年为2001亿元－2750亿元之间。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2004年对全国20个省，82个市县，206个乡村、110家中小企业、1203位个体工商户进行了实地调查，对各地区地下金融规模、农村地下金融规模、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规模进行了基本判断，测算出2003年全国地下金融(地下信贷)的绝对规模在7405亿元——8164亿元之间（李建军等，2004）。两者的推算在方法论上均有明显缺陷，但无疑是可贵的尝试。[10] 根据一些学者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农村“高利贷”高达8000亿到1.4万亿元，仅浙东南地区就有3000多亿元（唐仁健，2003；张宇哲，2004）。但这种计算依据并不清楚。 也有一些研究估算了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相对规模。IFAD（2001）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占来自正规金融市场的四倍以上，非正式信贷市场对农民的重要性远胜于正式信贷市场。 上述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2004）的调查结果为，全国20个被调查省、区、市的地下金融规模平均指数为28.7，即全国“地下金融”的业务规模占正规金融机构业务规模的比重近三成。从不同区域角度看，西部7省区、东部8省区和中部5省区的地下金融规模指数分别为28.98、28.66和25.2。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调查结果虽然不能推算到全国或者东中西部地区的民间金融相对规模，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到这些调查样本中的民间金融相对规模。 3.2 分布 我国全国农村各地普遍存在民间借贷。温铁军（2001a）组织调查了分布在东、中、西15个省份24个市县的41个村。[11]调查到借贷案例57起；放贷案例27起。对调查资料作统计处理后的发现是：除了有两个地方存在不计利息的民间借贷外，其余地区均有高利息民间借贷存在。如果按照调查地点计算，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发生率达到了85%。[12] 民间金融组织或活动在各地的形式有差别。比如江浙、福建、广东存在各种合会，东北存在“对缝”业务，陕西、山西存在各种 “基金”（席秀梅等、2004）。所谓“对缝”业务，是指利用银行借贷“转贷”出去谋取利差（杨爱新等，2004）。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截至2001年存在众多典当行、寄卖行采用“利滚利”方式高息放贷现象（周崇华，2001）。普遍根据江苏省盐城市金融学会课题组的最新调查（王大龙，2004），盐城市各县民间金融形式主要为四种：互助形式的民间借贷（不计息或者低息），“高利借贷”，企业内部集资，村级经济组织成为民间放贷的新主体。根据中国社科院《乡镇企业融资与内生金融创新研究》课题的研究，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的民间金融种类比较多，包括互助形式的民间借贷（不计息或者低息），亲友熟人之间、个人和单位（政府、学校、企业等）之间、单位之间的“高利借贷”，专门民间放贷人的借贷，银背，合会（标会等），地下钱庄，企业集资等。广东地区的民间借贷的组织形式，一种是无组织的零散的民间借贷，包括私人间借贷、企业间借贷及集资；另一种是有组织的民营金融，包括信息公司、互助金会、标会和当铺等。但广东有组织的民间借贷较少，基本上是属于圈子内借贷，借贷双方信息很对称（巫燕玲，2004）。 3.3 作用 无论是民间金融还是官方、半官方金融，其供给都是需要面向需求，其作用和效率首先视其在何等程度上反映偏好和满足需求而定。农村民间金融的效率和作用首先看其是否能够、在何等程度上反映民众的偏好、满足民众的金融需求。农户的有效信贷需求有以下几个特点(唐仁健，2003)：（1）小规模、分散化;(2)多样性、复杂性; (3) 缺乏或较少抵押担保; (4)方便、及时;(5) 由于贷款量不大、季节性强，农户、小额贷款、对利率事实上并不太敏感。与此对应，金融供给者越是贴近农户，其与农户之间的信息对称性就越高，信息优势和成本优势就越大。可以说，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在对分散农户提供金融服务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 从当前比较有权威性的调研看，随着农信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的开展，正式金融对农户和农村企业的信贷服务涵盖广度虽然比以前有所改善，但是其服务的深度仍然是有限的。[13] 调查数据显示，迄今为止，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对民间金融组织信贷的依赖度较高，对农户和农村企业金融服务需求的满足程度较高，作用较为突出。根据何广文（1999）对浙江、江苏、河北、河南、陕西的21个县的365个农村家庭的问卷调查，这些农村家庭借款行为的60.96%是与民间放贷主体之间发生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对农户固定调查点进行的抽样调查，多数农户从银行和信用社得到贷款难度较大。2000年至2003年，农民每人每年从银行和信用社借入资金65元，通过民间借贷借入190 元，分别占借入资金总量的25%和75%（傅志寰，2004）。 民间金融的重要性为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31个省市自治区2万多农户的跟踪调查数据所证实（见表格2）。从1995－1999年，这些农户私人借款 表格 2 1995－1999年农户借贷资金来源构成 （单位：%）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银行、信用社贷款 24.23 25.42 23.94 20.65 24.43 合作基金会借款 5.52 3.45 2.91 3.42 3.47 私人借款 67.75 69.27 70.38 74.29 69.41 其他 2.50 1.86 2.78 1.64 2.68 资料来源：温铁军，2001a。 每年均占信贷资金来源的67.75％以上。同一系统的调查结果表明，1999年，农户通过民间借贷市场获得的贷款占农户贷款总数的69.41%，平均每户1008.56元，其中，有息借款491.87元，占48.77% （曹力群，2001a）。2000年，平均每个农户累计借入款1020元，其中约700元来自民间借贷，而且在私人借款中有息借贷的比重高达47.7%，其中大部分为高息借贷（曹力群，2001b）。2003年的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32．7％，私人借款占65．97％，其他占1．24％；1995年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24．1％，农村合作基金会借款占5．5％，私人借款占67.9％，其他占2.5％（张信哲，2004）。 据江西省农调队对全省2450户农户的抽样调查，2003年有574户有借贷行为，占23.4%，其中从银行或信用社得到贷款的有120户， 占被调查农户的4.9%；从2001年至2003年，从银行或信用社得到的贷款仅占农户总借贷收入的13—23%左右，而民间贷款所占比重为76—86%（傅志寰，2004）。据安徽省农委从农村调查点了解的情况，2003年农民户均借款中，来自银行、信用社的占12.6%，来自民间借贷的占83.5%（傅志寰，2004）。根据人民银行济南分行2004年的调查，山东省50％的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满足依赖于民间借贷，在流通领域这一比例则高达80％，而且民间借贷的利率往往在10％以上（蒋飞，2004）。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中德农户金融需求研究课题组1999年的典型调查也同样印证了民间金融的重要性（何安耐、胡必亮主编，2000）。广东省东莞市雁田管理区（原雁田村）最初发展农村工业，其资本依靠其强大的宗族私人亲属关系借贷和引进资金。5个典型调查村，非正规金融活动均占有超过65%的比重，无论它们在何种经济发展水平(见表格3)。[14] 表格 3 五村庄农户借贷款来源的比例 （1997－1999年3年数据，％） 王涧村 屯瓦村 福星村 项东村 雁田 个人和民间借贷 65．2 65．6 80 81．3 73．33 国有商业银行 x 4．2 0 0 26.67 信用社 32．3 22．3 19．6 18．8 基金会 2．5 0 12．4 0 资料来源：何安耐、胡必亮主编，2000。 从总体上看，当前正式金融由于存在垄断化、商业化等倾向，只能提供有限的农村金融服务供给，更难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在这一情况下，民间金融在现阶段满足农村金融需求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回答时间：2011-10-23 22:48:58

㈣ 中国农业银行卡号的前面几位数是不是一样的是什么数字

金穗借记卡是中国农业银行发行的实体介质支付工具，不允许透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内及其他指定的容国家和地区使用，完整卡号共计19位。

卡号1-6位为中国银联分配给农行的唯一性标识，前四位固定为6228

卡号7-9位为发卡城市三位代码

卡号10-17位为持卡人账号（由发卡行分配）

卡号18位为卡介质和联名/认同标识

卡号19位为卡检验码

㈤ 蚂蚁金服成立农村金融事业群 农村市场到底有多大

早在2014年阿里就已经开始了农村金融的布局，阿里的千县万村农村淘宝计划，至今已成立超过10000个村级服务站点，覆盖了全国20余个省份。
农村金融市场为什么会存在巨大缺口
通常情况下，尤其是在县域经济还未取得明显发展的时候，传统金融行业对农村市场是整体排斥的，长此以往便导致了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困境越来越突出。所谓的金融排斥是指社会中的某些群体没有能力进入金融体系，没有能力以恰当的形式获得必要的金融服务。目前，判定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排斥现状的主要依据是坎普森与韦利提出的六大指标，即地理排斥，评估排斥，条件排斥，价格排斥，营销排斥和自我排斥，通过对比农村地区现状与上述指标的契合度，我们很容易便能发现隐藏在农村金融排斥现象背后的巨大金融服务缺口。
第一，地理排斥。由于农村地处偏远、人口分散，金融机构业务开展就会面临交通阻碍或成本过高，导致金融服务效率低、不积极。据银监会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我国还有将近3000个乡镇没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营业网点，约占全国乡镇总数的7%，其中有342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服务，占金融机构空白乡镇总数的12%。由农村地区银行网点的低覆盖率所折射出的即是传统银行业对农村市场的忽略。
第二，评估排斥。农村市场在金融服务评估上普遍面临评估过于严格的痛点，一方面，农村生产经营活动易受自然环境影响，生产周期长、产量不稳定、经济效益差，借贷风险极度不可控。另一方面，农村地区是一个信用环境整体偏差的信贷市场，农民缺乏基础的金融知识和起码的契约精神，导致农村信用体系难以形成。基于把控风险的考虑，银行只能通过设立严格的贷款评估程序来降低风险发生率，有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涉农贷款仅占各项贷款总额的28%左右，足以说明农村地区的贷款难现状。
第三，条件排斥。条件排斥与评估排斥本质上是一样的，即银行业通过抬高农户贷款的资质门槛来实现风控。以农村信用社贷款为例，针对农村个人的借款条件就包含稳定收入证明、还款能力证明、市场化的资产作为抵押物等。但事实上大多数农民都不具有财产权，所以无法通过抵押不动产来进行贷款，而高违约率的信用贷款不仅阻碍了农村借贷服务的正常开展，还进一步恶化了农村信用环境。
第四，价格排斥。考虑到涉农贷款的高风险性，央行曾经发文允许农村金融机构在贷款利率上拥有较其他商业银行更大、更灵活的浮动范围，利率上浮范围远大于一般性的商业银行。以农村信用社为例，大部分地区的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浮动权限是基准利率的90%～230%，浮动幅度超过200%的占70%以上。此外，据资料显示，农村信用社贷款通常还会要求农户按贷款额的5%～10%缴纳股金。农村金融机构在贷款利率执行上的这种高浮动，既增加了农户贷款的难度，又降低了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热情。
第五，营销排斥。营销排斥主要是指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人员数量上的稀缺性及金融产品供给的单一化。一方面，数据显示截止2008年底，平均每万名农村人口拥有金融机构服务人员数16.7个，农村金融服务人员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了农村金融机构服务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业务品种过于单一，仅仅集中在储蓄和信贷上，金融供给结构极其不合理。
第六，自我排斥。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偏远地区，由于环境闭塞、信息滞后，当地人群普遍对新观念的接受程度不高。作为金融机构而言，又将这部分群体进行了剥离，而他们在被传统金融体系排除的同时，自身也加剧了对传统银行的陌生感及不信任感。

㈥ 截止2008年末，我国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的数量，要求有依据！

截止2008年底，农村商业银行24家，农村合作银行160家。这个是通过银监会的金融许可证网站上查询到的。

㈦ 新希望六和代养猪是什么模式怎么投资运行

新希望六合农牧业有限公司经营范围:饲料研发;饲料原料及饲料相关产品批发、零售;粮食和其他作物的种植;销售兽药(在取得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后，按照批准的项目和期限);货物、技术进出口;项目投资与管理(不含金融、证券、期货);农牧业科技交流与推广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四川省同类经营范围的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为127593.9万元，主要资金集中在1000 - 5000万元规模和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共计500家。在全省范围内，企业目前的注册资本属于一般企业。

养猪模式的定居点建设指的是猪育种企业、商业猪养殖企业、养殖基地农民的帮助下当地产业链和相关资源，整合当地的饲料企业、食品企业的溢价能力的发展，系统的整合资源，地区养猪定居点的建设。

这种模式是养殖产业链的模式，但在整个养猪领域散户投资者比例较大，有必要采取资源集中和产业集聚的模式，降低养殖成本，提供养殖溢价。

(7)六和金融服务的农户数扩展阅读：

聚落猪场具体细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生产单位的聚集：一个地区有几个大型养猪场和一些自养育肥场，有许多合作养殖户养殖商业猪，有一个或多个为合作养殖户服务的管理机构。

二是配套产业资源集聚：该地区有饲料厂、猪肉加工厂、担保公司、育种服务公司等。

三是专业人才集聚：该地区生产、兽医、养殖、营养、食品加工等专业人才众多。

参考资料：中证网-新希望拟投建聚落式猪场 成立养猪产业公司

㈧ 为什么农民贷款那么难

因为农民质押物少、农业风险大、金融机构放贷成本高、农民征信记录少等等，都让金融机构有所顾虑。

贷款难、贷款贵、贷款繁，可说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老大难”问题。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民对贷款需求非常强烈，但农村家庭正常信贷获批率只有27.6%，远低于40.5%的全国平均水平。

现实中，一些金融机构“货币池子”水源充沛，但就是不愿流向农民群体。究其原因，农民质押物少、农业风险大、金融机构放贷成本高、农民征信记录少等等，都让金融机构有所顾虑。

(8)六和金融服务的农户数扩展阅读

2015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指出，“发展普惠金融，目的就是要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要让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

从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到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具体落实，我国多措并举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致力于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成效显著。

下一步，关键还是要聚焦“三农”、更好对接乡村振兴战略，以改革创新优化流程和服务，及时满足农民的融资需求。

㈨ 金融机构对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吗

财税2016第36号附件三：复
一、下列项制目免征增值税
（十九）以下利息收入。
1.2016年12月31日前，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
小额贷款，是指单笔且该农户贷款余额总额在10万元（含本数）以下的贷款。
2017年9月2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会议决定，在狠抓现有政策落实的同时，采取减税、定向降准等手段，激励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一是从2017年12月1日到2019年12月31日，将金融机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范围由农户扩大到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享受免税的贷款额度上限从单户授信10万元扩大到1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