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应对国际金融监管

A. 简述中国金融监管的一般措施。

一、当前国际经济环境给我国现代化建设带来的历史机遇。（一）经济全球化为我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的空间更加广阔。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参与国际分工可以在充分利用本国资源和发挥本国优势的基础上，有效利用国外资源和技术，弥补本国的不足，促进经济的发展。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协作越深刻、越密切、越广泛，创造的新生产力也就越多，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各国参与国际分工创造了一个基本前提和条件，使我们有了一个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我国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协调，主张实现东南亚联盟与我国的经济合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使我国吸收和借鉴国外文明成果、发展我国经济的步伐加快。此外，日趋统一的国际大市场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也将给予我国经济以更大的激发力，经济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建立了一个打破国家疆界的更加广阔的经济竞争舞台，各国、各企业在经济全球化所搭建的舞台上一显身手，参与国际竞争，将更加有利于推动我国的产品不断优化与进步，激发中国企业努力进取，接受国际竞争的考验。（二）全球资本市场为弥补我国资本不足提供了便利。资金不足一直是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影响现代化实现的瓶颈。引进国外的资金，是解决我国资金短缺问题的重要途径。经济全球化促使全球资本市场形成，加快资金在全球范围流动速度，为各国引进资本提供了便利条件和可能性。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新的金融工具或金融产品层出不穷，使国际金融市场空前活跃，许多等待投资机会的资金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寻求最佳回报率。这些情况的出现为我国解决建设资金短缺的问题提供了良机，近年来，我国每年的引进外资规模都在400亿美元左右，连续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外资引进国，通过引进国外资金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三）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为加速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有利条件。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在世界范围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浪潮。发达国家集中力量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产业，以抢占全球产业结构制高点，同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传统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我国人力资源充足，劳动力成本低廉，是跨国公司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的理想场所。为中国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参与国际产业结构调整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创造了条件。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花200多年的时间，按部就班地实行工业化、服务化和知识化社会的演进，但是应该看到今日中国有条件也有机遇在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同时，推进工业社会向后工业时代发展的历史进程。（四）科学技术在全球的交流与传播为我国吸引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来实现跨越式发展战略提供了机会。科学技术在全球无国界的发展使任何国家、任何集团、任何个人都已经无力完全垄断和控制新技术的传播，即使能在一定时期控制和垄断科技成果，也不可能永远控制和垄断它。本身已成为商品、可以进入市场买卖的科技成果最终会与一定的产业结合在一起，通过其自身的传递机制，扩散到全球，后进国家有可能利用引进的先进技术，越过或缩短传统产业的发展阶段，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二、当前国际经济环境给我国现代化建设带来的严峻挑战中国作为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从国际经济比较的角度来看，我国现阶段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国际经济竞争力尚弱，但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程度相对较高，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增长较快，国民经济对国际资本、技术、资源和市场的依存度逐年上升。对外依存度较高而竞争力较低的不平衡状态使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这就使得我们在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可能遇到一系列问题甚至威胁。（一）产业结构和市场面对的冲击。在当今世界经济体系里，我国仍然属于国际分工体系外围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总体上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低层次产业为主导，与发达国家形成的主要还是垂直分工。同时，由于我国外贸依存度和资本依存度相对较高，，外贸出口产品结构、出口市场分布和外资来源国结构等方面又存在高度集中现象，使我国经济发展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周期的不良影响和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控股与技术垄断往往容易让国内科学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和产品市场被跨国公司控制，外商投资企业享受的优惠政策也会挤压国内同行业企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民族工业和产业安全构成威胁。（二）金融安全存在隐患。虽然从整体上看，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基本上还是安全的。我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已高度重视金融方面的经济安全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监管的政策和措施。但从长远看，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仍是经济安全诸问题中需予以重点关注的领域。东亚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必然要进一步开放，国际金融风险将很容易传入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必然使我国金融企业面临外国金融企业的激烈竞争，发达国家在服务业、金融业方面的竞争优势十分明显，我国的金融企业从经营方式到金融技术和金融人才与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达国家的金融企业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外国金融企业进入我国，还将使金融监管更加困难，一旦国内经济出现问题，或者外资进入骤然减少，或者投机资本乘机涌入，都会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国家经济，对经济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三）被迫接受一些对自己不利而且还不熟悉的国际制度和规则的约束。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为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制定了符合自己需要的国际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要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就必须遵守已有的国际条约和惯例，在经济主权上作出某些让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遭到削弱。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融入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也将被迫接受一些由西方制定的、对自己不仅相当苛刻而且还不熟悉的国际制度和规则的约束，在某些方面，要依照国际规则对经济管理方式、对外经济政策、法律规则进行一定的调整，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我国制定经济政策和执行经济发展战略的自主性。（四）外部不良因素对经济和社会稳定构成的冲击。经济全球化把世界各国纳入一个统一的经济运行体之中，经济的传导性和扩散性日益扩大。随着我国经济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步伐的加快，中国经济既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也会接纳世界经济传递出的各种变量，外部的资源和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度不断加大；参与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也隐含着巨大的风险，世界经济的波动会迅速影响到我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各类不良因素也会迅速传入国内，构成猛烈的冲击。2001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对外出口也因此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世界石油市场价格的涨落也直接影响到国内石油的价格。此外，我国还将直面意识形态的挑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推行西方政治模式的全球化，通过经济全球化的各种渠道向我国推广西方的思想理念，快捷开放的互联网为西方的思想文化渗透提供了平台，如何应对敌对势力企图借助经济全球化对我发起的思想政治攻势是不容回避的重大挑战。总之，21世纪的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进步。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使我们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只要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过程中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充分利用新经济所带来的机遇，清醒地认识和防范其可能带来的不利因素与风险，不断增强自己的国际竞争力，那么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就会早日实现。

B.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首先你的选题就已经严重错误了。国富民强 这个次你得看用在哪个时代里。就拿我们中国70年代和现在来比较。70年代，我们的经济还很落后，那会国家首先注重的大体的经济的发展，而且，那个年代的人民都是希望着国家能强大，当然，这里的强大并不是人民能过上多么富有的生活，而是能让世界看到我们有能力站住脚。可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开放，你可以看到的，当今的中国还是小学课文中，老师所教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么？当年邓弃置了9亿农民的利益，选择了让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当时看来这并没错，甚至用农民的话来说，猪都要感谢邓，可农民却痛恨着他。你可以看到，当今的中国，国家是有钱了，可你有没有看到过农民有钱呢。当然了，你不能跟70年代的农民去比较，因为这根本就没可比性。你得跟那些手里掌控着几十万，几百万农民加起来的资产总和的资本家去 比较。国富，并不代表民就强。但民强却一定能国富。
就拿这次金融危机，国家再有钱，那一万亿外汇也许能救市（经济彻底崩溃的时候）但那一万亿能救几次呢？人民手中没有钱，他拿什么去消费。一家人，为了买套房子，得花上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去还清债务，你觉得他们还会有其他的钱去消费他们所不急需的东西么？
所以，你的选题应该改下。
希望采纳

C. 中国采取哪些措施应对金融危机，这些措施有什么作用

中国政府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刺激经济的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有（1）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支出。自1998到2002年，中国政府连续几年每年增发了规模在1000亿元以上的长期国债，累计增发规模达6600亿元，直接带动投资在32000亿元以上。（2）放松银根，包括下调利率和准备金率，放宽贷款政策等。
中国目前正处在国民经济的重型化阶段，资本品的生产即重工业的生产大大地快于消费品的生产即轻工业生产。自2000年以来，中国重工业生产速度持续高于轻工业生产3～5个百分点，重工业在工业中比重由1998年的50.7%，上升到2004年的66.5%。经济的资本密集化程度大大提高。
初步判断，未来几年内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进入较大幅度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1.变化中的三大长期因素
应该看到目前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长期因素正在发生变化：
低成本的劳动力因素。随着国民经济的资本密集化程度的提高，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十分明显。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正在逐步弱化。同时，劳动力市场价格趋于上升。近两年在局部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另外，目前国家积极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如劳动保障制度，也会提升劳动力的实际价格。
制度变迁或体制转轨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在递减。经过了2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的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形成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基础。这是一个自然成长的发育成熟的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今后可能很难再有由于体制性约束的放松，而突然爆发出来的对经济增长刺激的势能。
高储蓄。储蓄倾向高是中国人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其他东亚国家，如日本、新加坡也曾经出现过这种类似现象。中国目前的国民储蓄率高达46%，日本人储蓄率最高的也不到40%。2004年，中国人的平均边际储蓄率高达80%。高储蓄结果支持高投资，高投资带动高增长。应该说，高储蓄目前仍然是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储蓄倾向的代际变化十分明显。有学者研究日本、台湾都经历由于收入主体的代际变化，而产生的储蓄倾向大幅度地降低。有专家预测，201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老龄社会，老龄人口理性行为是负储蓄或零储蓄。因此，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未来10年内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很可能将从目前的高位急速掉下来。
生产方式变化使经济波动不可避免
前面讲过，目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资本密集化或者说是资本深化的过程。资本密集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好处十分明显，但是，其结果是资本结构更加复杂，由最终投入到最终销售的生产过程更加延长（现代化经济特点就是“用商品生产商品”）。也就是说生产过程更加“迂回”了，即所谓的“迂回生产”，更加间接了，更加跨期了，当前的生产决定于未来的消费。这样就使得经济波动将成为中国经济的一种常态特征，是必不可免的。其原因有：
第一，由于资本结构的复杂化和生产过程的延长化，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异常复杂。实现生产与消费平衡、供给与需求平衡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即使市场信号没有由于人为的干预而失真，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状况会是一种常态特征。这是因为当前的市场信号也不可能完全反映未来的市场供求关系。期货市场只能起到一定的平抑和调节当前供需与未来供需的作用。
第二，企业家的有限理性，也决定了经济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无论企业家有多么精明，也不可能预知未来，存在着哈耶克所说的“不可救药的无知”。企业家的失算，特别是“集体失算”，也使经济波动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
第三，目前中国要素市场的价格信号扭曲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主要是资金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发育不完善，利率、地价不能真正反映其供求状况，这就更增加了经济波动的可能性。
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不可避免的经济波动。首先，要承认和适应经济波动。经济波动与现代市场经济与生俱来。要想搞市场经济就要接受或者说要承受经济波动。其次，要看到经济波动的正面作用。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优胜劣汰”，而“优胜劣汰”作用只能在经济波动中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这就是经济波动自动清除机制。
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是经济波动（Fluctuation）演变成为经济周期（cycle），不能接受繁荣后的萧条，不能接受80年前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在什么条件下，经济波动就会演变成为经济周期？按照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就是，当出现了信用扩张过度的情况，经济波动就会演变成为经济周期。
货币信用扩张因素
当前中国政策界、学术界普遍都接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现代货币主义的说法，即通货膨胀即信用膨胀，等于普遍的物价上涨，通货紧缩即信用紧缩，等于普遍的物价下降。但是，近年来美国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提出，货币信用扩张与收缩不一定反映在物价水平上，特别是消费品价格上，如CPI、RPI。因为货币信用扩张还可以表现为：
第一，资产价格的上涨。如股市、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80年前的美国经济就是如此。当今的中国也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种情况，目前主要是表现在房地产市场上。
第二，使社会资源更多地流入资本品生产部门（重工业）。因为资金更加廉价了，但是资本品的价格上涨不一定能够传递到最终消费品上，有可能发生消费品价格与资本品价格倒挂的情况。近两年中国的资本品价格上涨很快，2003年平均上涨了2.2%，2004年平均上涨了5.6%，而同期商品零售价格增长幅度很小，2003年还是下降的，2004年只上涨了1.3个百分点。
第三，要考虑“囤积货币”。在货币作为交易手段的情况下，货币与价格的确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但是货币不仅是交易手段。在中国目前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发育不成熟的情况下，货币还是个人财富的存在形式。如果货币流出银行系统，成为人们的手持现金，就不会影响物价，如果囤积的货币存在银行，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还会进一步放大信用扩张程度，货币在银行系统自我循环。
总之，判断目前中国经济是否出现通货膨胀抑或通货紧缩，不能只看CPI，还要看货币量。具体地说是实际货币余额（实际货币余额是扣除了价格因素的货币）。如果实际货币余额增长长时期地超过了实际经济增长，就要十分警惕了，说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信用扩张。
以此标准判断，中国目前是否存在着信用膨胀的情况？长期以来，中国的实际货币余额持续大幅度地超过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超过的幅度在3%～10%之间，M2比GDP超过了1∶1.8。这一比值可能是世界各经济大国中最高的了。如果单从这一指标看，目前中国经济中确实存在着信用膨胀。由于目前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过程尚未完成（如征地实际上就是一种货币化的过程），部分货币存量被这一因素所抵消，但即使如此，实际货币余额存量也是太大了。特别是其中一部分货币存量实际上是用于稀释银行系统的呆坏账。中国的金系统存在着系统风险。
中国经济“患了高增长病”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从1978到2004年27年间，只有3年经济增长速度低于7%，平均增长速度在9%以上。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未来10到20年中国经济是否还能继续保持这样的高增长。日本保持9%的高增长只有19年（1955～1973），在当时已经算奇迹了。以后10年的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最高只有6.1%。美国经济自南北战争后到大萧条前的平均增长速度不到5%。这一阶段美国完成了“超英”转折，取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无论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看，还是根据康德拉耶夫长波理论，未来10到20年中国经济还继续保持8%～9%的高增长可能性是不大的。
第二个问题：中国经济能否承受中速增长，也就是说年均增长率在4%-7%之间。如果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中速增长，只要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方方面面的问题就暴露出来，矛盾就尖锐化了，政府就不得不再用尽各种办法刺激经济，这样中国经济实际上就是患了“高增长病”。大繁荣后就是大萧条，经济波动就会演化为经济周期。
三、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经过了25年的高速增长，目前已经到了高风险期，控制风险和及时化解风险，应该成为中国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旨。
第一，逐步降低对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的控制底线，要允许经济增长有一定程度的下滑。第一步将经济增长的“靶向”目标下调到7%，最终下调到5%。要让中国的企业及金融系统逐渐适应中速增长。同时，通过下调经济增长的“靶向”目标，使中国经济系统中各种结构性的矛盾逐步得到释放，避免出现在高经济增长的掩盖下，使各种结构性的矛盾逐步积累，最终演变成为类似于1929年的大萧条。
第二，要特别防范金融系统和资本市场的风险，尽快建立起健康、运行稳定的金融体系。
第三，按中国银行系统的资产比例如20%～30%，保持一定量的外汇储备。国际经验证明，中央银行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在发生金融危机时，能够履行最后贷款人责任的重要保证。

D. 什么是国际金融风险扩散我国应该如何应对

加强金融上的监管，
本次美国的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因为它国内产生了次信贷版危机，扩散到相关的权机构，国家才引发了全球性的，我国在国际债券方面要谨慎投资呀， 加大些黄金储备，或者欧元等其它外资的储备，不要老是让国家为美国的经济发展买单。
扩大内需只是一方面的手段，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啊。

E. 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

措施：

一、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有关国家的援助。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的框架内并通过双边渠道，向泰国等国提供总额超过40亿美元的援助。向印尼等国提供了进出口信贷和紧急无偿药品援助。

二、中国政府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本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承受了巨大压力，付出了很大代价。此举对亚洲乃至世界金融、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同时，中国政府采取努力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保持了国内经济的健康和稳定增长，对缓解亚洲经济紧张形势、带动亚洲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中国与有关各方协调配合，积极参与和推动地区和国际金融合作。中国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国际合作以制止危机蔓延、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制、尊重有关国家和地区为克服金融危机的自主选择三项主张。

(5)我国应对国际金融监管扩展阅读

金融危机触发因素

一、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当时在全球范围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

二、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

三、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

F.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中国如何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令人瞩目。
中国政府一直密切关注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态势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近一个月来针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最新变化，实施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已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既是对中国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经济挑战所作出的回应，同时也是加强国际合作、确保世界经济增长的具体行动。
１１月９日，中国政府宣布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十大措施。初步匡算，到２０１０年年底，投资规模将达４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促进经济增长的举措，再次提振了人们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信心。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认为，中国约４万亿元人民币经济促进计划“非同凡响”，不仅对中国经济，对东亚经济和世界经济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消息。
虽然在各国政府的积极干预下，信贷紧缩局面略有缓解，但金融市场动荡依然不止。主要原因在于投资者担心，金融危机将导致美欧经济出现严重衰退，世界经济前景暗淡。
随着局势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和严重性要大大超出此前预期。面对危机的继续蔓延，更需沉着合力应对。
正如中国国家主席胡 锦 涛１０月２４日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指出的那样，“面对这一全球性挑战，世界各国需加强政策协调、密切合作、共同应对。” 刘根其选答。

G. 金融危机下结合我国实际怎么加强金融监管

金融危机暴露的金融监管模式的问题及启示:
1、我国的金融市场综合化还处于起步阶段，金融企业的主业特征比较明显，统一监管的必要性并不充分。因此应着重在协调现有机构的基础上，明确主要监管目标的负责主体。要尽快明确责任主体，控制全面市场风险，落实市场稳定性监管。在市场综合化的背景下，市场稳定性监管成为首要监管目标，也是抵御金融风险的主要屏障。
2、正确认识职能监管机构的利益主体性和竞争性，平衡安全与效率考量。在分业经营的情境下，各职能监管机构的治理目标带有明确的部门性，利益难以协调，在市场综合化的情况下，监管竞争还可能诱使一些监管机构纵容本部门的越界行为，从而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因此，在分业监管的现有体制下，要尤其重视对监管政策的组织协调和综合考量。要汲取次贷危机的教训，推动立法扩大监管范围，把私募基金、对冲基金、信用评级机构等纳入规范的监管视野，并加强对金融关联企业的并表监管。
3、监管方式要适应市场的变化。尽管次贷危机的发生不能全部归咎于监管体制的松散，但次贷危机引发美国这次大规模的监管体制改革，适应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监管方式是必要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监管体制必须与其经济金融的发展与开放的阶段相适应，不管监管体制如何选择，必须做到风险的全覆盖，不能在整个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创新链条上，有丝毫的空白和真空，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金融市场不断发展而带来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面对日益复杂化的金融创新，金融监管不宜过分依赖具体的规则约束，而应采取更具灵活性的原则导向的监管模式，注重加强同市场主体的沟通，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风险、自由与管制风险的关系。
4、应该探索本土模式而放弃对西方模式的盲目追求和复制。发达国家的监管已经走过了四个时期，即金融自由化发展时期(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泛的金融监管时期(20世纪30～70年代)、从管制到自由化的回归时期(20世纪70～90年代)、安全与效率并重时期(20世纪90年代)。目前出现的金融监管改革实际上是第五个时期演进的过程。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说明，即使人们认为的“成熟”的金融监管体系本身也在一直变动，甚至是剧烈变动。中国目前尚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找到一个发达国家的范例来照抄，而应根据我国自身的历史背景、政治、文化因素，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监管制度是目前监管发展的方向。

5、加强对金融产品链的监管。金融监管在一些金融衍生品上的缺位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在发展金融控股公司过程中，无论采用哪种监管方式，监管部门都应加强对金融产品的监管。针对那些缺乏实际交易基础、设计复杂、风险无限放大的金融衍生品，监管部门必须严格审查产品的设计机理、风险控制、投资对象，防止风险在系统内部失去控制。

我国加强金融监管的对策
1、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2004年6月28日，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正式公布《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以制度形式赋予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的使命。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实践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作为重要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主体的中国人民银行被排除在外。因此，我国有必要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等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另外，必须要加强金融监管的成本意识。不仅要考虑到新增监管机构增加的直接费用及采取金融监管措施的必要费用，还应考虑这些措施可能导致的市场损失，这是政府监管替代市场调节的一种机会成本。
2、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完善金融创新监管
金融创新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在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往往会隐藏巨大的风险。所以，设计不好的金融创新产品往往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积累，当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会演变为金融危机。当前，我国正处于金融市场发展的关键阶段，许多新型金融产品已经推出(如权证、抵押支持债券、公司债券)，一些金融创新产品正在积极筹备(如股指期货)，金融资产证券化也是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与理论研究的热点。在认识这些金融衍生产品的问题上，一定要理性对待，只有在各方条件完全具备时，才能稳步地推进金融创新。
3、加强市场化监管，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
要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新巴塞尔协议强调，监管不能够代替市场约束，加强市场化监管要求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必须根除金融领域“不破产、无风险”的传统观念，并充分认识到金融破产制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从而加强市场约束的力量。尽管我国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和《证券法》等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及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是自我经营、自我约束、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但我国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尚不完善。2006年制定的《企业破产法》第134条规定：“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国务院可以根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已进入立法进程。一旦危机发生，它能为政府干预危机措施的效果提供威慑力，同时也有利于确定政府干预的合理界限，防止政府过度干预破坏市场约束机制。
4、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我国有不少金融机构购买了美国金融公司的产品，目前已有工行、中行、建行、交行、招行、民生、中信、兴业、华夏等9家上市银行公告持有雷曼相关资产，另外，共汇出的109亿美元资金的银行系QDII、基金系QDII，近期纷纷遭遇净值缩水。金融全球化也是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波动会影响人们对国内金融市场的预期，增加国内金融市场的风险。为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主要包括信息交换、政策的相互融合、危机管理、确定合作的中介目标以及联合行动。如，为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美联储与全球主要国家央行联手行动，决定将其向货币市场的注资总额提高至2470亿美元，约达此前670亿美元的四倍，目的是缓和金融市场所面临的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一系列举措引发全球股市的积极调整。我国已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证监会国际组织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等国际金融组织，并且与许多国家或地区签订了金融谅解备忘录，这为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应善于利用金融监管合作机制，及时获取信息，了解政策甚至主动要求就某些具体目标采取联合行动以更好地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

H. 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措施。分析国家（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相关资料：

国际金融危机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内容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渐明显，资本的国际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但与之相伴的金融风险也越来越大。如何应对这种挑战，趋利避害是摆在中国金融界和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在分析金融危机成因和后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 国际金融危机 应对策略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手段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chain reaction)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如果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如果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
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允许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允许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如果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管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August, 2001
2.胡祖六（Fred Hu），“刺激经济增长与结构改革并行不悖”,亚洲华尔街日报,1998年8月5日
3.胡祖六(Fred Hu),“中国——亚洲的避风港”,《布隆帕格金融杂志》，199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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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对您有帮助

I. 当今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对策是什么

我国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之策
第一，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同时又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一次又一次渡过难关，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现在，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指导，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创造的强大的物质基础，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就一定能够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对世所罕见的挑战。与此同时，我们现在还面临“四大安全问题”：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在未来3至5年乃至10年左右，应对这“四个安全问题”十分重要。如果我们及时抓住了机遇，正确应对了挑战，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然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第二，要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工作。理论十分重要。在“四个安全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亦即理论安全。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经济、社会和周边安全就有了可靠的前提与保证。我们应当充分肯定我国理论界这些年来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同时也要正视近年来出现的各种杂音、噪音。实践证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注重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

第三，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体现和实质标志，就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才能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合法致富，并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消灭贫穷，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才能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才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以及应对国际国内的风险提供根本的前提和可靠的保证。

第四，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加强对宏观性、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重大问题的研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演进，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日益紧密地交错交织，新情况与新问题将不断显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然会不断采取新的形式与新的举措来转嫁危机。因此，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当今时代的发展变化、国际国内最新实际相结合，抛弃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果断地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并要准备采取许多与过去不同的国际合作方式与竞争形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始终掌握主动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立于不败之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生存发展的举措
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前，美国要摆脱自己的危机并生存、发展，首要的是运用自己的“软实力”和“巧实力”对发展中国家展开“进攻”，同时也决不会放弃其“硬实力”。

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帝国主义不仅依靠战争直接掠夺财富，在特定条件下，它还会通过战争摆脱其无法转嫁的经济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经济危机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由资本主义深刻的经济危机引起的。从1929年10月下旬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这次持续5年之久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遭受2600多亿美元的损失。这次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37.2%，大批企业破产，国际贸易急剧萎缩，成千上万工人失业。美国采用“罗斯福新政”，清理、整顿银行，防止挤兑风潮；停止金币流通，防止黄金大量外流，并宣布美元大幅贬值；兴建“公共工程”，调节劳资关系；对7种主要农产品生产实行控制，“消灭”农产品过剩。除此以外，还出台了一系列城市政策和社会政策等。“罗斯福新政”先后共支出了约350亿美元的巨额款项，这使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每年都新增数十亿美元。在“新政”中得到好处的是大垄断资本，国内贫富差距却进一步扩大。到1936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才勉强恢复到1928年的水平。1937年，美国、英国、法国又陷入经济危机之中。“罗斯福新政”并未消除美国的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机遇。1941年至1945年，美国军工生产平均占工业总产值的60.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除两面大做军火生意直接赚钱外，还凭借“租借法案”，扩大军火销路，为其过剩的农产品打开市场。美国的出口在战时非但未减少，反而增加了近两倍；在战争高潮的1943年至1944年，其工业生产比战前增长了两倍以上。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已有一半以上被美国掌握，当时的美国还控制了国际贸易的三分之一，并把世界黄金储备的四分之三搜刮到了自己的金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