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主要从事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是

Ⅰ 鸦片战争后清代钱庄,票号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票号，清代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信用机构。亦称票庄、汇号或汇兑庄。明末清初汇票作为汇兑的工具已有流行。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埠际贸易扩展，汇兑业务发展迅速，专营汇兑的票号应时产生。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庄是最早的一家。其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继起，将原来由商号兼营的汇兑业务划出或重新集资设立票号。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通称山西票号。外国人称之为山西银行。

票号多为合伙组织，也有独资经营。每号创始资本自数万两至二三十万两不等。其后，由盈利转化为护本、倍本等名目，实有资本不断扩大。票号资本存储于总号，总号一般设于原籍，因而山西票号又因总号所在地不同而分为平遥、祁县、太谷三帮。在各大城市设立分号，不另拨给资本。总、分号间可直接通汇或调度资金。三年或四年结帐一次，盈利按股分配。按资本分配的称银股；另有人股，俗称顶身股，用以奖励高级职员之用，根据其职位高低和年资定其分配份额。

山西票号经营的业务首先是汇兑，活动范围遍及全国。营业重心在北方，但也兼及南方。最盛时山西有总号三十余家，全国各省区设分号四百余所。国外如日本东京、俄国莫斯科、印度加尔各答以及新加坡等地也设有分号。汇兑的收入为汇费，亦称汇水，收费标准根据各地银两平色高低、路途远近和银根松紧而定。票号在收付款项时，往往借口银色不足或压低份量，取得额外利润。营业对象最初主要是商人。太平天国期间及以后，因以代清政府汇解各处税收协款、领发军队饷银、衙署薪金为业务重点，票号并经营存款、放款，其往来对象则以清政府和贵族、官僚为主体。

当时票号信誉卓著，且内部组织严密，能严守秘密，虽存款利息较低，贵族、官僚也乐意将私蓄寄存。放款对象除官吏外，主要是钱庄、典当和富商，不与一般商人发生借贷关系。此外还替人代捐官衔爵位和垫款谋缺，从中获利。其收入主要来源，原是汇水和银两平色的换算盈余；后来，存放款利率上的差额和代办捐官、谋缺等活动也成为重要利源。

在钱庄兴盛以前，票号一度是封建经济的重要金融支柱。有关对外贸易的内汇也统由票号经营。鸦片战争后，外国在华银行相继建立，钱庄势力日益扩大，票号与外商银行、钱庄形成互相联络的三角关系。票号集中经营地区间往来的汇兑，并以吸收的官款对钱庄予以贷款支持；接受钱庄的托付，承办有关外贸资金的汇拨，一般不与外国银行或外商发生直接联系。由于票号得到官府和大官僚的直接扶助，地位优越，在全国金融市场上曾煊赫一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到高峰，其总资力按资本、存款、发行小票三项估计约达二亿两。但为时不久，外国银行势力迅速扩张，钱庄业务范围扩大，夺去不少票号营业。光绪末年，各省自设官银钱号，以及中国自办银行相继成立，公款存汇业务逐渐丧失。辛亥革命后，票号失去靠山，存款被提，放款一时无法收回，周转困难，多数票号相继倒闭，终归没落。

票号虽为山西商人垄断的事业，同治以后，与封建官僚有密切关系的江浙商人也有设立票号参与竞争的，称为南帮票号。如严信厚设有源丰润票号，李鸿章家族经营义善源票号，规模都很大。它们在南方也称银号或钱庄，有的还参加上海钱业公所，为汇划钱庄之一，但先后因倒帐破产倒闭。

Ⅱ 清朝票号是什么意思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兴盛于清朝。类似于现在人民币上的编号。

Ⅲ 票号是什么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
存放款
票号通过存放款支持商号、钱庄的经营活动，以日升昌票号清江浦分号咸丰二年（1852）为例，贷款给商号：
郁丰号银500两月息7厘
丰兴典银4000两年息7厘
裕泰典银1000两月息6厘
德馨堂银2000两月息8厘
山西票号与钱庄的关系是一种商业交往，钱庄是以兑换银钱为主。起初，钱庄的资本薄弱，须向票号借贷。而票号愿意支持钱庄，藉以容纳各地的公款；钱庄则依赖票号作为后盾，可以取得民间信用，便于开展业务。票号与钱庄的性质、组织和营业范围不同，且可互补。钱庄的性质是兑换，票号是汇兑；钱庄的营业范围只限于本地，不在外埠设分店，票号则分庄遍布全国各大商埠；票号的存款以官款为大宗，放款只借给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号，钱庄的存放款，则以一般商人为对象；钱庄做贴现、兑换、买卖金银、交换票据等，票号均未兼及；票号交给官吏，发行纸币，钱在注重社会信用，不发纸币。这是票号与钱庄互相分野、互相衔接的地方。票号集中精力经营各地的往来汇兑，把有关地方性质的营业，逐渐让与钱庄。在一些地方，票号总号与票号分庄，委托邻近殷实的钱庄为代理处。
发放贷款
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山西票号除对钱庄进行商业放款外，也开始了对近代工交业发放贷款。尽管其数量不大，但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光绪十三年（1887），以李鸿章为后台的中国铁路公司为修筑津沽铁路，曾求助于山西票号，争取票号的支持。20世纪初，在全国开展的收回路矿斗争中，山西票号曾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如山西成立保晋矿务公司向英国福公司赎回山西矿权的过程中，山西票号曾垫支赎矿银 150万两，并且是保晋公司的主要集股者。纵贯山西全省的同蒲铁路在修建过程中，得自山西票号的贷款57万两，是全部借款72万两的70%。川汉铁路股款储存有 310万银两，其中 106万两股款交由山西三晋源、协同庆、天成亨、蔚长厚、蔚丰厚、新泰厚等票号收存，表明山西票号与商办铁路之间存在着融通资金的关系。山西票号还为近代企业收存股款、代招股金。光绪三十年（1904）大德通票号曾在开封、上海、汉口、北京等地为河南均窑磁业公司代招股金。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等票号曾为河南广益纺纱公司代为收储股金。
汇兑京银
咸丰时，太平军和清军进入了决战阶段。八年（1858）太平军摧毁了江北大营，十年（1860）再破江南大营，乘胜占领苏州，两军在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激战，长江以北，又有捻军活跃于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山东、山西、河北等省。在这种情况下，各省、关已无法按旧例向北京解送京饷。如咸丰十一年（1861）各省应解京响 700万两，实际只解送到 100万两。清政府不得已，于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准户部奏折，令各省督抚将京饷觅殷实票号设法汇兑。同治二年（1863），湖南将京饷银五万两交在省城由山西商人开办的蔚泰厚、新泰厚票号汇兑。是年，四川的四万两工程银，因“陕省贼匪猖獗”，交山西商人开办的元丰玖票号汇兑。是年六月，湖北省将江汉关收洋税项下筹动银三万两，“因直隶道路梗阻，仍由汉镇蔚泰厚票号兑付”。是年八月，又将地丁、盐课、土税、关税等款计十余万银两，“在汉镇蔚泰厚、元丰玖等票号内分别汇兑”。同治四年（1865）将各路厘局提到盐厘银四万两、司库凑拨夔关解存盐税银一万两、二两平银一万两，共银六万两，作为同治二年凑拨之项，“由委员将前项银两如数兑交协同庆、蔚丰厚、元丰玖、天成亨、广聚、和泰各银号分领，干到京后由该委员向各号兑齐赴部交纳。”（《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同治五年（1866）浙江将浙海关银三万两，交山西票号元丰玖汇兑。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西太后挟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曾住宿祁县大德通票号，票号借给清廷银40万两。清廷因道路不靖，西商票号老庄多在山西省内，遂命各省将京饷改解山西省票号总号。如湖南巡抚俞廉三筹款11万两，转交山西票号日升昌、天成亨、百川通、新泰厚、蔚丰厚、蔚盛长、协同庆、乾成亨等九家票号汇兑至山西平遥。光绪二十七年（1901）江西以33300银两作为江西筹借直隶银由山西票号蔚长厚、新泰厚汇赴江海关道衙门转汇直隶。下面是从同治元年（1862）到光绪十九年（1893）山西票号汇兑京饷银两统计：（《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同治元年（1862）10万两
同治H年（1863）139万两
同治三年（1864）56万两
同治四年（1865）128万两

票号票据
同治五年（1866）235万两
同治六年（1867）413万两
同治八年（1869）277万两
同治九年（1870）37万两
同治十年（1871）15万两
同治十一年（1872）283万两
同治十二年（1873）155万两
同治十三年（1874）10万两
光绪元年（1875）453万两
光绪二年（1876）384万两
光绪三年（1877）233万两
光绪四年（1878）2万两
光绪五年（1879）179万两
光绪六年（1880）296万两
光绪七年（1881）240万两
光绪八年（1882）143万两
光绪九年（1883）221万两
光绪十年（1884）24万两
光绪十一年（1885）283万两
光绪十Th年（1886）280万两
光绪十三年（1887）10万两
光绪十四年（1888）1万两
光绪十五年（1889）152万两
光绪十六年（1890）329万两
光绪十七年（1891）290万两
光绪十八年（1892）313万两
光绪十九年（1893）266万两
以上31年中，票号汇兑京饷5860万两，平均每年达 189万两。
汇兑海防经费
同、光时，清政府洋务派发动的洋务运动，全面开展，并筹划海防，购买兵舰。海防经费多赖各省协济，并经山西票号汇兑。江西在光绪元年（1875）将厘金项下提出五万两，作为奉拨海防经费交在南昌的谦吉升、三晋源票号汇兑天津。三年（1877），又从厘金项下动银一万两交三晋源票号汇付北洋，一万两交新泰厚票号汇福建。光绪十四年（1888），福州将军将所征洋药厘金项下提拔银12万两，交山西票商新泰厚等承领，解赴海军衙门投纳。光绪十九年（1893），闽浙总督将征收土药税厘银6439两，交山西票商蔚长厚汇解海军衙门。光绪十二年（1886），四川将银10万两交百川通、日升昌等九家票号承领，汇解海军衙门交收。光绪十八年（1892），湖南收捐灾银19802两，交山西票号协同庆等号承领江解海军衙门。光绪元年（1875），江西交谦吉升、三晋源票号各25000银两，汇付天津北洋海防直隶大臣李鸿章。光绪三年（1877），又将厘金项下一万两交三晋源汇付天津北洋直隶大臣李鸿章，又将银一万两交新泰厚汇付福建抚臣衙门。光绪十五年（1889），广东向山西票号百川通借垫银五万两电汇北洋大臣衙门。
汇兑铁路经费
光绪时修筑铁路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清廷对俄建远东铁路有所警惕，遂决定修建关东铁路，并规定修建铁路经费各省年拨银五万两，16省共80万两。光绪十六年（1890），两广总督李瀚章汇解铁路经费银五万两，发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日升昌、蔚泰厚、蔚盛长、新泰厚汇兑至京。光绪十六年（1890）四川将银五万两，交日升昌等九号汇兑。光绪十八年（1892）湖南交协同庆二万两、百川通15000两、蔚泰厚15000两汇解直隶总督衙门。是年湖广应解关东铁路经费三万两，发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汇与北洋大臣。又有安徽应解铁路经费交百川通汇解。大体在光绪十六到十九年间（1890——1893），山西票号汇兑铁路经费在20万两以上。
汇解协饷
继京饷交由山西票号汇兑后，协饷也随之交由山西票号汇兑。如同治四年（1865）山西河东道应解甘肃兰州协饷三次银八万两，均由山西平遥票商汇兑。同年奉拨甘饷银二万两，交山西票号元丰玖等汇解陕西藩库。同治四年（1865）四川奉拨陕饷银二万两，交元丰玖汇兑。光绪十七年（1891）浙江交日升昌银五于两汇解广西藩库。光绪十六年（1890）湖广将协饷一万两交百川通汇兑广东。光绪四年（1878）江西交蔚长厚协拨伊犁军饷银一万两。六年（1880）江西又交蔚长厚银一万两到包头局转解。光绪年间，粤海关交志成信、协成乾汇解乌鲁木齐协饷9615两，光绪五年（1879）广东交元丰玖一万两汇解山西归绥道转解乌里雅苏台。同年，广东交志成信票号12500两汇解察哈尔都统衙门转科布多。光绪十二年（1886），江西将协饷一万两，作为奉天丙戌年俸饷交蔚长厚汇解盛京户部衙门。光绪十九年（1893）江西将协饷15000两交蔚丰厚汇解盛京。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元年到十九年（1875——1893），19年间山西票号共汇兑协饷1023万两，每年平均达54万两。
汇兑河工经费
清代河工经费数额很大，由山西票号负责汇兑，使山西票号又大获其利。如同治十二年（1873）广东的河工经费一万两交山西票号协成乾、蔚长厚、志成信汇兑。光绪十三年（1887）两广三次汇解银219000两，交山西票号商志成信、协成乾汇兑，解赴天津支应局转解河南河工应用。
赈款
光绪十八年（1892）山西大旱，由江苏筹银一万两交山西百川通、蔚盛长票号汇解山西巡抚衙门兑收赈济。光绪十二年（1886）直隶水涝成灾，由广东将22209两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汇天津转解分拨灾区。光绪十一年（1885）山东遭灾，由上海交山西新泰厚票号5000两、元丰玖票号3000两解赴山东。
借垫教
早在19世纪40年代，广东地方财政机构就曾与山西票号发生了借贷关系，“自道光二十年（1842）办理夷务以后，……藩库度支每绌……向西商贷用”，不过这种借贷是“旋借旋还，无案可稽”。（《东粤藩储考》卷12，转引自张国辉《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票号业的发展》历史研究》1985年第二期）到了50年代，因太平天国农民军起义，广东省财政陷入了非常窘迫境地，从此拨解京饷，多向票号借垫。如同治三年（1864），粤海关因关税征收无几，不敷凑拨，向山西票号协成乾借银五万两汇兑，向志成信票号借银五万余两，由税收项下提拔归偿。光绪三十年（1904）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先应解银228135两，已由山西票商照数借定，由志成信、协成乾汇兑至京。同治时，陕甘总督左宗棠西征筹解军饷，广东在厘金项下筹银六万两，向山西票商借六万两。光绪三年（1877），广东解京第四批京饷，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协成乾、谦吉升、元丰玖等借报166000两。光绪五年（1879）广东应解第三批京饷，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协成乾、元丰玖借银242000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西师旅饥馑，急需军饷，而广西库空如洗，广东筹拨有限，又向山西票商挪借银12万两协济。光绪十八年（1892），广东向日升昌、蔚泰厚、蔚长厚、新泰厚票号借银二万两，作为第二批起解太平关常税并由该票号汇京。光绪二十七年（1901）新定赔款，四川每年派银 220万两，匀作 12次每月摊派，至二十九年（1903）前已向山西票商借银30万两，刻下解期又迫，复向山西票商借银186345两，发交山西票商协同庆汇兑，于年底汇江海关，作为川省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还款。光绪十五年（1889）江苏淮安关曾向山西三晋源票号借银一万两，交付内运。同治十二年（1873），晋省因库储久空，曾向平遥等县40余家票号借银21万两。光绪十三年（1887）湖南向山西票号天成亨、协同庆预措协饷银48000两。光绪十三年（1887）甘军由京返甘路经平遥借票号银三万两。光绪三十年（1904）奉天官盐局向山西票商合盛元借银20万两周转。
汇兑庚子赔款
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付各国战争赔款45000万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共98223万两。清政府为支付赔款，除从国家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外，余皆摊派各省，要求各省按年分月汇解，而山西票号则承担了庞大赔款的汇解任务。
“四国借款”
承办“四国借款”
《马关条约》签订后，对日赔款二亿两，后又增赎辽费三千万两。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不足8900万两。为筹还赔款，被迫三次举借外债：第一次向俄法借款四亿法郎，折银9800余万两；第二次向英德借款1600万英镑，折银9700余万两；第三次向英德续借款1600万英镑，折银因汇价变动为11200余万两。四国借款每年付息1200万两，加上其他外国借款还本付息和开支，全国财政支出每年要增加2000万两。户部只得将每年所增支出按省分摊，由各省采用盐斤加价或地丁货厘附加办法筹款，汇往上海还债。于是山西票号生意又增，包揽了部分省的汇兑。这些票号在四川、广东的有协同庆，在广西的有百川通，在安徽的有合盛元，在江西的有蔚盛长，在湖南的有乾盛亨、协同庆、蔚泰厚、百川通，在陕西的有协同庆，在福建的有蔚泰厚，在河南的有蔚盛长、新泰厚、日升昌，在山西的有合盛元、蔚盛长、日升昌、协成乾等票号。
由上可见，山西票号最初由于商品交换和货币扩大流通的需要而产生，它是从商业中分离出来的金融机构。从19世纪50年代以后，其业务蜕变为汇兑和垫借公款为主，对普通商人和百姓的汇兑已不屑一顾，甚至规定 500两以下概不办理汇兑，他们通过汇兑公款手中经常川流大量资金，加之公款不计利息，从而获得了很大利益。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规定公款发商生息办法后，利率年息不过4厘到5厘，票号占用公款仍然利益很大。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产部存放各银行票号款项共 693万两，其中户部存放银行 424万两，占总额的61%，存放票号 206万两，占总额的30%，存放外国银行57万两，占总额的 8%，存放其他行号六万两，占总额的 1%。以上统计说明，票号掌握着户部三分之一的存款，也就是说票号的利益与清政府的利益紧密联在一起，以至票号走上了畸形的繁荣之路。
“‘阜康’倒了，胡雪岩完蛋了”的消息传到晋中，山西票商大多额手加庆，欣喜异常。他们庆幸压在自己身上的大山被推动了，山西票号今后可以独占全国了。他们仿佛看到了灿烂的辉煌前景，正在向他们招手。
但他们没料到，“阜康”票号的倒台，也加速了山西票号垮台的进程。阜康亏损了八千万银两，立即在京城掀起了一股抢兑现银的风潮，山西票号在这股强大的风潮之中飘摇不定。
二十年后，维系晋帮及其荣誉的山西票商们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6政府政策编辑
政府势力与信用力量的博弈
官款汇兑到禁止到开放，一方面确实存在票号对官僚与政府当局的公关利益输出等外部因素。但从内因看，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不断完善、提升的票号金融服务与票号水平满足了官僚与政府的需要。而政府与官僚对票号的倚重，又提升了票号的信誉水平与品牌实力。如1862年票号汇兑官款的首次开禁，就是由于捻军由安徽进入河南活动，截断了南北大路，广州百万两京饷无法上解，“部库存款无多”的窘局给逼出来的，户部最后不得已上奏皇帝，责令两广总督“设法办理，或绕道行走，或由商人汇兑，或由轮船运津转解，总期妥速解到，以应要需”，最终选择了“令票号汇京交库”的捷径。而慈禧在西逃途中，票号在发挥自身独有的汇兑功能，为各省汇兑资助太后西巡款项，也为宫廷解了燃眉之急，让宫廷内外耳目一新，赢得清政府的赞许与业务准入政策，创造出业务的极盛与品牌的辉煌。
另一方面，在官款汇兑中，先后出现过三次大的禁汇风波，而始终禁而不绝，禁而复发，票号穿透专制制度以及人为的约束，在法令禁绝、政策围堵中前行，也显示了票号内在的信用与品牌力量。如广东省和粤海关、浙江省和浙海关等一些省关之所以长期坚持要交票号汇兑，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财政拮据，税收短绌，支大于收，财政亏空。要按限期上解款项，就必须向票号借垫，如果停止汇兑，票号不予垫解，就不能按限期上解京饷。票号的汇兑中实际内含了垫付与放款功能，票号符合银行业内在规律的信用保障与创造功能适应了清朝政府与社会的需求，是官款汇兑禁而不止的内在动力。
从服务商业到服务财政的异化
早在咸丰皇帝为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经费而大开卖官捐纳时，票号就已经开始与捐官者和卖官者建立了联系，成为政府筹饷机关，与官僚、政府结下不解之缘。1901年票号支垫并汇解慈禧太后西逃所需经费后，更受政府青睐，未待慈禧回銮，顺天府和都察院就咨会山西巡抚催票号返京复业，并进而承揽了各地庚子赔款的收解汇兑业务，还负责划解外商汇丰银行。各地分摊的赔款在不能按时上解时，就请票号垫汇。交票号承汇公款的省关骤然增加23个，达到39个之多。18941911年票号承汇公款141864475两，并且主要是汇往上海的外国银行，票号从中获得巨利。
票号原本是中国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从商业资本中分离出来的为商品经济服务的，但随着与官府的业务联系与关系密切，票号将自己的注意力逐渐从为国内工商业服务转向通过结纳权贵，维系它在封建政府中的地位。一味结交官宦，倚重官府，逐渐把它的业务重心转向对政府的汇兑、借贷、存款和代理业务，成为政府的财政支柱，与商品流通的关系渐行渐远，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小宗业务不看在眼里，以至还有非500两以上不办的汇额限定。
信用货币时代的政府监管之道
在票号发生、发展、衰退的两个世纪间，随着工商业与国内、国际贸易的发展，汇票、银票、纸币等金融工具大量创立，货币形态已经发展到代用货币或准信用货币时代，并愈来愈成为一种量化的计量符号和价值符号，成为需要以国家与银行信用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的信用货币。银行也日益成为社会经济的核心，影响着一个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经济命脉，所以，政府对票号等银行机构的法制监管日益成为必要。清末政府推出的《银行通行则例》、《通用银票暂行章程》与银钱行号抽查章程等法规、政策，是顺应历史发展需要、符合银行信用规律的，它使中国的信用与银行制度进入了一个法制化、规范化、现代化的新时期，为中国现代银行信用的建立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
7影响力编辑
有着110年历史的票号，标志着本土传统银行机构的信用建设水平与品牌实力，在票号改革家李宏龄眼中，票号“分庄遍于通国，名誉著于全球—中国商业之盛，莫盛于西帮票商。”李宏龄也看到了信用制度的历史趋势与现代银行的发展方向，他的责任与理想，就是要凭借“晋之信用，票号之殷实”，运用好票号尚在的信用与品牌资产，改革信用制度，以“巨本立一绝大银行”，达到“运动全体，抵制外帮”的目的。然而，在清末与民初的政府监管下，票号终于没有成功转型、步入新途，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除了票号东掌、经理的思想矛盾、意见分歧等是票号改革失败的内因外，作为政府在监管的同时是否有对事关国计民生的银行机构施以救助之责？政府在票号这一具有悠久历史、丰富品牌资产的传统金融机构向现代银行的转型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这都给了我们广袤的想象空间[1]
8理念领先编辑
理念领先华尔街的山西票号
山西商人领导百年前金融改革
1823年，著名的票号“日升昌”诞生在山西平遥县城。经过几年的经营，日升昌票号在专营汇兑、存放款业务中获得了巨大利润。据说从道光到同治50余年的时间内，财东李氏从日升昌票号的分红竟超过200万两白银。受日升昌票号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纷纷设立或改营票号，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展。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里，山西票号基本垄断了当时清朝的汇兑业务。1893至1910年间，山西票号达到了鼎盛时期，许多票号每股红利都能分到近2万两白银，其分支机构也遍及国内外，营业领域非常广泛，并由此获得了“汇通天下”的美誉。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山西票号虽然带有家族色彩，但其经营方式和管理已相当现代化，其中有些金融理念，百年后才在西方的华尔街出现。
在山西商人从事对外贸易的过程中，票号无疑起了巨大作用。可以说，山西票号是我国最早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并把分支机构直接设在国外的金融机构。它们还通过在国内各大商埠如广州、上海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直接为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中外商人提供金融汇兑服务，大大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9衰落编辑
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
19世纪70年代，由于外商压价，丝茶发生危机，华商亏损倒闭，在苏州、汉口的票号倒帐数十万，倒帐，意味亏损或亏空，一旦发生挤兑，就必然会因放款收不回来而倒闭。胡雪岩经营的“阜康”票号就是因为经营丝业受洋商欺骗而产生亏损，最后倒闭的。全国性的信用危机波及整个金融业。20世纪初，以经营豆油生产和出口为主的营口“东盛和”五联号商行倒闭，亏歉外商银行、户部银行、票号炉房 500多万两，其中票号200万两。外商银行、户部银行是抵押放款，又各有特权，它们借出的款几乎全部收回；票号是信用放款，虽同是债权团组成人员，然而收回连一半都不到。“东盛和”之后，又发生上海的橡皮风潮。在这次风潮中，“源丰润”、“义善源”票号相继倒闭，亏歉公私款项数百万，又一次引起票号业的信用危机。清末前，票号倒帐损失之所以严重，就其经营方式说，致命的弱点，是它只做信用放款，而不做抵押放款。大量放款没有任何物资作保证，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中，收不回贷款的风险是极大的。
许多商号商行因为经营不善出现倒闭，往往连带将放款给它们的票号也一并拖垮。每次经济危机一来，就有许多票号因挤兑而又无款支付而倒闭。
遇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
清末前，虽有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四明等十几家商业银行的成立，对山西票号都构成了竞争威胁，但构成票号竞争主要对手的，则是官商合办的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省办的银钱行号。因为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具有代理国库、收存官款的职能和雄厚的资本，所以能够左右市场。过去由票号收存和承汇的官款业务，几乎全部被户部银行包揽而去；由于户部银行在金融业中具有垄断和控制的作用，它对票号的经营有强大的影响。在市场竞争中户部银行要提高存款利率或降低放款利率，票号亦不能不跟随进行，这种做法直接威胁着票号的生存。尽管如此，在清末以前，票号依然拥有相当大的势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票号经营方式的落后性越来越突出，票号是经营存款、放款和汇兑的银行业。作为银行业，除自有资本外，它发展的规模，决定于存款开展状况。存款多，放款就多；放款多，收入利息多，除支付存款利息外，利润就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存款户挤兑，因放款收不回来无法支付存款，那么贷款愈多就倒闭得愈快。加之金融利润又大多归于户部银行，票号所赚利润日益减少。“船漏偏遇顶头风”。山西票号终于在辛亥革命的战乱中遭到致命的打击。
辛亥革命中，许多商业都市，如汉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等，都发生过战争。工商业和银钱行号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损失。北京是票号吸收款最多的城市，占其全部存款的30%。因而，山西票号搁浅倒闭，就从北京分号开始。战争和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使许多票号开始倒闭。在倒闭声中，山西22家票号除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等四家票号，因资本实力雄厚，拿出大量现款，应付辛亥壬子挤兑风潮，信用未失，继续营业外，日升昌等十多家票号，因无力应付挤兑风潮而相继倒闭。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四家票号又延续了二三十年，最终还是逃不掉倒闭的命运。
从“富甲天下”到破家，晋帮在历史舞台上终于演完了这场人生悲喜剧。

Ⅳ 票号业是什么票号业为什么能够在山西兴起以及发展呢

票号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金融机构，主要从事金银的汇兑业务。在这其中，尤以清朝末年的“山西票号”名气最大，不仅覆盖面积广泛，而且业务种类齐全，已经初步具备了近代银行的许多职能。

不过，票号既不是发端于山西，更不是出现于清朝，早在唐朝时就有了票号业的雏形，称作“飞钱”。宋朝时，更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过，真正作为一种主要的专营汇兑的完备信用机构，的确是形成于清朝的中后期，形成于山西。

“义在利前”的商业理念，是由山西票号所极力推崇并维护的准则。这个准则，同样适用于今天的金融业和其他的领域。

Ⅳ 清朝钱币的清朝经济

我国清朝的封建统治得到巩固后，立即采取措施，恢复社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
首先是奖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对有主荒地，由原主开垦，政府给优惠，三年不收税；对流民不论原籍本籍，编入保甲，开垦荒地，发给印信执照，永准为农，从而促进了全国农业生的恢复与发展。公元1662年（清圣祖康熙元年）统计，全国有耕地5493万顷，到公元1685年，清圣祖康熙二十三年，全国耕地增长到607.9万顷。直隶京畿、太湖、长江三角洲、鄱阳湖地区，都已成为主要产粮区。兴修水利，同时治理黄河，公元1662~公元1676年，清康熙元年到康熙十四年的十多年间，黄河决口多达60余次，到了公元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黄河两岸被淹农田日渐复耕作，黄河下游水患大体摸清。后又修治了淮河和永定河。然后是开发矿业，发展生产，清朝对采矿业，实行奖励政策，广东罗定、海阳和阳山的铁、铅矿，广西南丹、贺县的锡矿，四川邛州、蒲江的铁矿，湖南衡州、永州两府的铜、铁、锡、铅以及贵州的水银铅矿，山东莱阳与陕西临潼的银矿，河南涉县的铜矿等，都陆续得到开采。鼓励发展手工业。清朝对发展手工业实行物畅其流，民便为要的宽松支持政策，从而促进了全国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铁器铸造业，大城市汉口有铁行13家，芜湖有钢场数十家，山西陵川有铁铺12家。棉布染织业方面，在江苏常熟、苏州、广东佛山等地的染坊、织布作坊都有可观的数目。粮食加工业方面，全国在各个产米区都有较多的碾米作坊。制茶业方面，在全国各产茶区，都有加工制茶的作坊。其余像制糖业、制瓷业、造纸业、木材加工业，全国各地都有很大的发展。
清朝时期商业繁荣，在东北主要发展土特产人参交易，在吉林、黑龙江新建城市8座，辽沈地区新建城市15座；在长江以南，扬州、苏州、南京、杭州、广州、汉口等城市的工商业最为发达，除此之外，浙江的乌青镇、濮院镇、枫泾镇，江苏的平望镇、震泽镇、南翔镇，江西的景德镇，广东的番禺、东莞，四川的成都、重庆等等大小城镇，工商业都已相当兴盛。旧城市的发展和新城市的兴起，是清朝城市发展的两大特点，当时天津已拥有70万人口，广州城内居民有90万，珠江上的帆船经常有5000多只。从商品销售来看，全国茶叶销量，公元1685~1725年，由15.8万引，增加到49.6万引，40年增长2倍；食盐销量，公元~1733年，收376.2万引，增加到523.4万引，80年间增长近40%；全国丝出口公元1741~1831年，由278担，增加到8560担，增加近30倍。在发展对外贸易方面，清朝的对外贸易规定是沿海广东、福建、江南、浙江、山东与直隶省船只可以自由贸易，在江南、福建、浙江、广东四省设海关，管理来往船只，征收税银，直隶、山东、江南、浙江、广东各省，取消一切海禁，所以清朝的海外贸易发展非常迅速。 清朝时期，社会上围绕着货币大做“文章”；发放高利贷．就是围绕货币所做的“文章”之一。而在清朝已经出现了早期银行的各种形式，这些票号经营兑换业务，发放贷款等，货币成为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工具。
清代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方法是发放高利贷。据史书记载：公元1666年，清康熙五年，山西有一农民，向地主借了二两九钱，折合铜铸制钱约4800多文，在还不起债的情况下，被迫到地主家当雇工，“以工抵债”，在地主家一共干了三年半，抵折债务后，分文不剩。广西有一农民，借地主高利贷白银五两四钱，但结局更惨，因无钱还债，这位农民和妻子二人只好到地主家“准折为奴”，但仍还不清债，积欠本息白银变成五两六钱，地主索债，强迫这位农民的弟弟和弟媳二人，到地主家“准折为奴”。除此之外，农业高利贷，还以“典当雇工”和“年限女婿”、“配以婢女”的雇工形式来剥削农民。印子钱是清朝时期高利贷中的一种形式，放债人以高利发放贷款，本息到期一起计算，借款人必须分次归还，每次归还都要在折子上盖一印记，所以人们就把它叫做“印子钱”。据《清史稿·张照传》记载：“民间贷钱征息，子母相权，谓之‘印子钱”。 民间汇兑业务的发展
在我国清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民间资本的发展，经营货币这种特殊商品的单位机构，已经开始出现。而且他们经营着各种业务。
钱币汇兑业务，这是今天各家银行普遍办理的一项主要业务。“汇兑”，在我国唐朝叫“飞钱”。在我国清朝，汇兑业务大权没有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散商及美国商人手中。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看出，我国清朝时期的广州，大约在18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办理汇兑业务。到了18世纪70年代中期，在我国广州和英国伦敦之间的汇兑业务，已经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经营的主要业务；18世纪80年代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从我国广州向英国伦敦开出的汇票，一年之中，达到110多万两，到了19世纪初，每年开出的汇票，增加到250万两左右。后来，美国商人也参加进来，在我国当时的广州，也大力开办汇兑业务；公元1831年～1832年，清宣宗道光十年到道光十一年，美国商人带到我国广州来的汇票达248万元，公元1832年～1833年，清宣宗道光十一年到道光十二年，便猛增到447万元，增加了一倍多。
货币放款业务，这种贷款业务，也是今天各家银行重中之重的一项业务。这种放款业务，在我国清朝时期，它不是中国人向自己的中国商人放款，而是英国的商人向中国的商人放款，并向中国商人收取高额利息。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英国商人大约在17世纪末就已经向中国商人放款。英国商人对中国商人放款，是为了鸦片走私，是为了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据史书记载，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9世纪初为了支持中国鸦片经纪人走私，经常给这些经纪人以小额的放款；英国商人对中国商人放款的利息非常高，一般的是年息18%—20%，最高的达到40%。公元1779年，清高宗乾隆四十四年统计，中国行商累积拖欠英国商人借款380万元，其中的本金只有180万元，其余200万元，都是英国商人计算变利，用“息变本，本再生息”的办法滚上去的。
货币承兑汇票业务，承兑汇票业务也是今天各家银行都在办理的一种业务。这种承兑汇票业务，是由付款商人开出汇票，交给收款商人，收款商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付款商人指定的银行或公司集团，领取现款，但付款商人必须在事先取得指定的银行或公司集团“承兑”现款的“承诺”，指定的银行或公司集团在对付款商人付出现款进行“承兑”、“承诺”之后，再向付款商人收取一定的“利息”：公元1771年，清乾隆二十六年，有中国商人，为了支付英国商人的货款，就曾经请求英国东印度公司设在广州的账房，以向英国伦敦签发“承兑汇票”的形式，给予借款。公元1817年清嘉庆二十二年，中国的另一个商人黎光远，欲从印度购进棉花，但是没有钱，只好请求英国东印度公司账房，以向孟加拉签发“承兑汇票”的形式，给予借款。
中国人办货币汇兑业务是在公元1821年，清宣宗道光元年，晋商山西平遥人雷履宽开设了一家“日升昌票庄”，这是中国第一家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它的前身，就是清朝嘉庆年间的“日升常颜料铺”。而中国人办银行业务是在公元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在我国上海成立“钱业公司”，或者叫“钱庄”；“钱庄”就是银行的初级阶段。到了公元1845年，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英国人在我国香港和广州设立了“丽如银行分行”；公元1848年，清道光二十七年。这家银行又在上海开办了“东方银行分行”。
官银钱号是清朝初年朝廷官办的一种金融机构，公元1662年—1735年期间，也就是在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搞起来的，起初叫“官钱局”、“官钱铺”。当时主要是兑换银钱，调节钱价和倾熔银铤，后来慢慢扩展到经营货币兑换，代理省库，从事存款、放款、汇兑、贴现、购买生金银等业务。
票号是清代经营货币汇兑业务的信用机构，当时，有的人管它叫“票庄”、“汇号”、“汇兑庄”。公元1821年之后，也就是清宣宗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改名后组建日升昌票庄，这可能是清朝时全国最早的一家票号。第一家票号搞起来之后，在山西的平遥、祁县、太谷县，又有不少商人集资开设票号，从此，票号这个行业，变成了山西人的独占，所以人们又统称之为山西票号。票号有独资的，也有合伙出资的，资本金从几万两到二三十万两不等：票号行业一般存储在总号，各大城市再设分号，但不另给资本金。山西票号业务活动的中心在北方，但南方也有。当时山西票号的总号有30多家，在各省设立的分号有许多家，后来，在日本东京、还有新加坡，都设有分号。我国清朝的票号，信誉很高，内部管理严格，严守秘密，所以不少贵族、官僚都愿意把自己的私蓄钱，存放在票号里；票号也发放贷款，主要对象是钱庄、典当、富商，对没有资金实力的一般商人则不发放贷款。
钱庄是我国清朝办理货币存放、汇兑的一种信用机构。它是从经营银、钱兑换业务的钱摊慢慢发展起来的。长江流域和东南各大城市，都叫“钱庄”；北京、天津、沈阳、济南、郑州等 地，叫“银号”、“钱铺”；徐州、汉口、重庆、成都也有叫“钱庄”的，也有叫“银号”的。在鸦片战争前，钱庄可以签发“庄票”，上海商人在购买豆、麦、棉花、棉布时，用“庄票”支付货款，“庄票”可以收划银钱，实际在市场上和货币一样，起到了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作用。

Ⅵ 中国银行大楼的简介

地址：黄浦区中山东一路23号
中国银行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四大官办银行之一，其前身是清朝户部所办的户部银行，资金400万两银子，原定半数招商民入股，但应募者寥寥，户部便拨款50万两。银行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开业，上海分行则于10月31日成立。行址在汉口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辛亥革命时，这家银行也随大清王朝一起寿终正寝。民国元年（1912年）改组建立中国银行。北洋政府时期，它一直是国家银行。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设立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改为主要从事国际汇兑业务的银行。

Ⅶ 清代的票号是指什么

票号

票号又称汇兑庄、票庄、帐局，清代金融信用机构。开始主要承揽汇兑业务，后来也进行存放款等业务。票号是中国银行业的雏形。

1823年(道光三年)，山西人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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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历史上有哪五大商

商帮是我国历史上由地域关系联系在一起发展的商业集团。他们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本，各自在所在的地区具有相当发达的商业，在我国历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我国的明清时期是一个商业非常发达的时代，同时，在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五大商帮，他们分别是晋商、徽商、浙商、鲁商、粤商。
这五大商业集团尽管形成的时间并不相同，但他们支配着我国近代民间贸易，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国的经济，构成中国民族商业轰轰烈烈的宏大景观。
一、晋商
晋商，指的是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他们以盐业、茶叶、票号为主，其中票号最为出名。
晋商的兴起，是与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步的。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山西商人开始以商业组织的形式出现。
晋商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合作盈利成为较为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历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晋商称雄的过程中，一共树立了三座丰碑，分别是驼帮、船帮和票号。
驼帮主要从事对外茶叶贸易，他们通过驼队北上西行，把茶叶运往俄罗斯和蒙古等地。船帮出现在清代中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量猛增，而当时国内的产铜量很低，仅仅依靠云南产的滇铜远远满足不了铸币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晋商组织船帮对外贸易采办洋铜。
晋商最大的创举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票号最著名的便是我们熟悉的“日升昌”票号。
晋商的票号商人，在近代历史上显赫一时。直到如今，我国的社会上还流传着“山西人善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经成为国内势力最为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还把晋商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了很高的评论。
晋商的发展不仅给山西商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人们“学而优则仕”的观念。
二、徽商
徽商即徽州商人，又称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是旧时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
徽州古称歙州、新安，一府辖六县，即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府治在现歙县徽城，前四个县今属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今属安徽省宣城市，婺源县今属江西省上饶市。
徽商最兴盛的时期在明代。徽商经营范围以盐、典当、茶、木材为最著，其次是米、谷、丝绸、纸、墨、瓷器等。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比如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一边生产一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而休宁商人汪福光则是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其拥有船只千余艘，规模可想而知有多大。徽商遍布全国，与晋商齐名，到处都有徽商的足迹。徽商老字号有我们熟悉的张小泉剪刀、胡雪岩创办的“胡庆余堂”中药店、一代酱王胡兆祥创办的“胡玉美”蚕豆辣酱、王致和臭豆腐、张一元茶庄等等。
“徽商精神”一直是人们崇尚的商业精神，如爱国、进取、竞争、勤俭、奉献，以及团队精神等。

三、浙商
浙商一般指的是浙江籍的商人、实业家的集合。浙江先后产生过湖州商帮、绍兴商帮、温州商帮、台州商帮、义乌商帮等著名的浙商群体。
明代时，江浙一带是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商品经济发达，也产生了我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清朝末年，浙商成为我国民族工商业的中坚之一，为我国工商业的近代化作出了很大的推动。浙商的特点是和气、共赢、低调、敢闯。一般来说，最为活跃的商人是温商，最为吃苦的商人是萧绍商人，最为活跃的城市是义乌，最有代表性的商人是宁波商人，而最为低调的浙商是越商。
四、鲁商
鲁商是明清时期山东的商业群体，他们以“德为本，义为先、义致利”的商业思想著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强大的生命力。
鲁商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工商思想，糅合了儒家学说中的“仁义礼智信”与“温良恭俭让”等积极地为社会所普遍推崇的城市商品经济和山东地区的特色经济，繁盛于明清时期。
明清以来的鲁商有许多是亦工亦商，其经营方式是“前店后坊”，如周村生产经营烧饼、布匹的商人。周村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商贸中心，它一个月的税收额曾与陕西省一年的税收相当。
鲁商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思想影响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鲁商文化：以义致利，诚信为本，乐善好施，以酒会友。
五、粤商
粤商崛起于明清时期，当时，我国的资本主义尚处于萌芽阶段，广东商人依靠广东的人文地理环境，发达的手工业，以及与海外的密切联系，形成了我国的又一大商帮。
粤商主要从事贸易和运输。粤商随着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他们发迹于东南亚、香港和潮汕地区。
明清时期，粤商足迹遍布全国，广东会馆在全国的地域分布相当广泛。粤商更是漂洋过海，广东会馆也逐渐遍及世界各地 。
清代，广州十三行成为我国唯一的对外贸易窗口，粤商在外贸买办行业中显赫一时，在通商口岸开埠后逐渐向近代商人转变，粤商也成为我国近代最大的商帮之一。

Ⅸ 清朝时候票号的功能，并指出票号的出现有何作用

清朝时候票号的功能：存放款；汇兑。作用：省路费；免转运；防劫失。

票号的作用：票号是中国银行业的雏形，促进了商业繁荣，促进了早期金融业的出现与发展，促进了近代企业的发展。

票号又称汇兑庄、票庄、帐局，清代金融信用机构。开始主要承揽汇兑业务，后来也进行存放款等业务。
1823年(道光三年)，山西人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