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

❶ 深化（），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选项B 金融体制改革
回答来源：十九大报告第五部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❷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改革三位一体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要正确地来认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源金融风险、深化改革三位一体的关系。

此外，王兆星表示，作为银行业监管机构，银监会将继续开展相关工作来切实维护金融安全，如有效防范处置重点领域风险，包括过剩行业、房地产、地方平台公司的债务风险。

❸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5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6金融街论坛上表示，我国金融业改革的着力点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改革的体制性目标是建立有效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现代金融体系。目前，国务院已决定由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共同编制国家金融“十三五”专项规划，即“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当前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探索谋划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新路径，一时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
国研网：当前，我国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以及内外部经济因素影响下，经济正平稳转型到新常态，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陈道富：我国当前正处于深刻的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国际经济的高度融合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二是经济增长从高要素投入转向寻求经济效率；三是开始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原有的金融体系大体上是适应原有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当经济转型时就会出现各种金融困境，这也是金融需要转型的信号。
一、“三元悖论”与“中心外围”结构制约中国的货币政策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金融的跨境融合就给原来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集中表现为所谓的“三元悖论”和“中心外围”结构。
“三元悖论”揭示了一个经济体不同同时实现汇率、利率及资本管制三个目标。“三元悖论”成立是建立在无套利均衡基础上的。如果将汇率看作货币对外价值，利率看作货币的对内价值，资本自由流动则意味着国内外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则三元悖论本质上是一价定律在货币领域的体现，即一种商品在一个市场只能有一个价格。要想破坏一价定律，则只需破坏该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即可，如一个市场、同质商品、无套利成本等。因此，在不同制度和市场结构下，可以有多种方式达到市场均衡。“三元悖论”仅揭示瞬间无套利均衡要求，无法判断哪个组合的均衡结构更好。
中国当前正在寻找“三元悖论”所揭示的汇率波动、资本管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的平衡点。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跨境资金流动日益频繁、规模巨大。2009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的错误遗漏方向开始从净流入，转为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939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从2014年二季度开始出现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600亿美元。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近些年出现较大幅度升值，2011年4月以来，分别升值了27.6%和30%。其中，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逐步加大。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增大，在有限的汇率波动幅度内，给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央行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分别与2014年的5月和6月达到历史高点，截至2016年1月和2月，分别减少了30906亿元人民币和7908.92亿美元。我国的基础货币余额2015年3月达到历史高点后开始下降，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减少2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体系的融合，不仅受套利均衡的“三元悖论”约束，还接受了金融资源的世界再配置。从全球动态均衡来看，二战后全世界金融体系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的美元周期结构。这与是否采取浮动汇率没有太直接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世界采取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体系，美元波动牵动全球资金流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进入了以浮动为主的汇率体系，但仍呈现明显的美元周期。美国的利率和汇率调整，引导着全球资金的流动。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中国也成为世界美元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周期与美国并不完全相同，近些年甚至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但仍深受美元周期。
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中国近些年金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货币大量投放，各类金融创新活跃，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除了承担大量经营风险，还不得不管理并承担大量金融风险。企业不是不得不应对流动性风险（资金使用的期限，与金融体系真正提供的资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从事期限匹配的流动性管理），甚至卷入金融操作（杠杆率不断提高，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其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乃至进入国外被归入金融业的房地产业和地下金融行业）。此外，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的阴霾始终无法消除。
货币凝聚着人类的普遍信任。在经济阶段转换期，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和动力的转换期，在原有的增长点和增长模式下出现产能过剩，竞争过于激烈，盈利状况恶化，难以凝聚社会普遍信任。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没有经过社会实践的充分检验，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规模还较小。这样以商业盈利模式为基础的社会信任大幅下降，社会普遍信任转向以物和政府信用为主，表现为房地产和政府信用（含隐性担保）的过度膨胀。
货币借助资产实现扩张或收缩，支持货币扩张的资产价值的来源不同，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具有不同效果。
当实体资产属于新的商业创造(包括新项目、原有项目的扩大、改建等)，货币因此而扩张会带来实体经济的真实扩张，从而引起对现有实体资源的争夺，引发实物资源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水平的调整。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当这些投资机会被证明确实具有稳定回报，货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就能实现良性循环。但当投资机会并不具有稳定回报，成为不良资产，货币金融体系则需要通过不良资产退出实现货币收缩来及时承认错误。如果不良资产不能及时退出，则在经济体中保留了多余的货币创造，产生虚假繁荣的货币基础。
当实体经济属于现有的存量资产，只是实现了证券化进入金融领域（货币的深化）。这种类型的货币扩张不再对实物资源产生增量需求，只是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经济）的货币化，货币的国际化及各类资产的证券化等。货币深化并不会带来对现有资源的增量争夺，只是货币金融体系的边界扩大。
当资产价值增加来源于现有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利率或者风险偏好变化，那么并不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只是实现金融资产的再配置。如我国上一轮股市繁荣期，大量上市公司将非上市公司装入上市公司，以获取两者之间的价差，等等。当价值评估重估以合理定价机制为基础时，这是利用金融体系利用其价值评估体系以较低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过程，是广义的套利和资源整合过程。但当价值评估的定价机制不合理，存在非理性因素主导，或者存在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时，不再是套利和资源整合，而是价值的再分配和欺诈掠夺。
当经济处于转型期是，经济体中的投资机会匮乏，货币扩张越来越多的由存量投资机会证券化和价值重估实现时，货币的大量投放并不能带来实物资源价格的上涨，而会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通货膨胀相对稳定，但不断出现资产泡沫。投资者普遍面临“资产荒”难题，不断寻找价值洼地，提高风险偏好。从微观企业来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盈利状况较好，但由于缺乏新的投资机会，上市公司保留较大比例的现金。我国近期更是出现上市公司的盈利不高，但股票价格较高。当房地产价格上涨与货币投放相互实现时，市场参与者陷入了囚徒困境：虽然不看好房地产内在价值，但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会显著损害货币持有者的购买力，不得不参与房地产的追逐。
三、金融运行与金融管理的割裂
微观金融机构从业务发展出发，顺应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已进行了大量创新。从实践看，近些年随着我国金融放松管制，金融跨业和跨界融合日趋丰富，传统金融领域外出现了大量创新。受制于本身的缺陷和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框架的制约，金融管理无法有效回应金融发展。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金融体系事实上承担着除资源优化配置外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导”、“行业目录”广泛存在。我国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会、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投资者保护机构）在金融领域的职责和管理架构，特别是政府和不同市场主体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的界线并不清晰。政府在金融领域中，所有者、监管者、行业促进者、经营者的职责交错，甚者承担了部分社会安全网的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责（险）利并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和货币风险。
事实上，我国有必要将监管部门应从微观金融风险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行业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加强一行三会、中央和地方在监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强化政府在平衡市场力量（消费者、投资者保护；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方面,尤其是防止部分金融机构将某个领域的市场影响力不合理地渗透到其它市场）的职责。需要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服务中介的去行政化进程。金融机构应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并因此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失，获取必要的风险收益。
国研网：“十三五”时期，金融改革将面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两大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一。当前存在哪些金融风险？
陈道富：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和经济金融转型的不断深入，过去多年积累的体制机制矛盾让我国进入了金融风险集中暴露期。个人认为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风险是中国经济阶段性转换和经济下行伴随的风险。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9%，今年的增长目标为6.5%~7%。随着经济下行和世界经济环境的恶化，一些企业会破产退出，同时更多风险也会暴露。这一类风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必须要面对的。
第二类风险是“三期叠加”之前的一些政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新的阶段表达而产生的风险。
第三类风险是金融改革本身的风险。金融改革是中国进行的巨大探索，无论是利率、汇率市场化还是资本账户开放或者国内的政策调整，本身都是风险和收益并存的过程。越是伟大的改革转型，越是要踏足未知领域，对未知的探索是金融领域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可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决心“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这是主动暴露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金融风险。从投资的角度看，承担资产风险也是获取金融收益的主要途径。因此，金融风险是破旧立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危”和“机”并存，需要在实践中实现“转危为机”。
国研网：在当前经济转型大背景下，您认为金融体系的转型应该如何推进？
陈道富：目前，我们看到金融体系非常火热，看到互联网金融，看到体制外的体系，看到非常火热的金融，所有人都在从事金融业，都在做金融业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实体经济融资难等等一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实体经济真正响应的方面，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放在更广的范围内，放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里，它的命题是经济发展阶段提出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新常态或者三期叠加，所以首先要服务于新常态，尤其是转轨过程。转轨过程对金融体系来说，它的价值发现功能，重新创造价值功能，给金融体系提出了很强烈的要求。
第二，金融体系本身，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都不是稳定的系统，怎么实现它的优化配置？如果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它是缺乏流动的系统。大家看到的乱，看到的不协调，一方面是发出了信号，在制度上有缺陷、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实反映的是中国金融体系成长、突破过程中的烦恼。金融体系必须要面对他的乱，面对他的不稳，只有真正去面对自己金融体系不稳的根源，才能解决他。所以这个过程，中国需要充满活力、总体稳健的金融体系，这又是矛盾又是统一的过程。微观上需要活力，需要寻找经济的增长点，需要寻找市场机会，需要套利，需要破。在宏观上稳定的系统，一定是权、责、利一致的，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制度设计上在破坏权、责、利，有一些是无意识的破坏了权、责、利，因此，宏观上就要进行对应，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把金融体系变成一个有活力的、稳健的体系，这个过程中需要打破金融体系之间不合理的流动性障碍，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开放的系统，所以我们要从市场生发出来，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的系统，需要开放、活力、稳健的系统。
第三，对金融体系来说它不是一张白纸，金融改革会在第三个层面产生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金融的转型。它最终的目标来源于实体经济，但是它又不是一张白纸，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金融改革，是在原有的金融体系里进行的金融变革，所以它只能是一种成长。这种变革的深度取决于处在哪个层面上，在枝节上的改革、改良，这些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经做了很多了，就是大家讲的很多物理层面的变革。接下来是理念上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所以怎样在现有的格局下归位，原有的金融体系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错位，表现为对金融体系认识上的偏差，所以需要一种归位，需要一种转型的设计，这种归位有横纵两个坐标。
第一个是财政和商业的横的关系，中国一直在处理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今天中国很多问题都是来源于金融在执行很多财政、产业的职能，财政和金融之间到底如何协调？如何在这个光谱上处理政府和商业机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新考虑的，金融体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体系不可完成的任务，或者不是最优完成任务的时候，所以首先需要做这方面的讨论。
第二个是纵轴，金融体系怎么发挥作用？整个企业家创新的最初动力就是破坏权、责、利的有限责任，只拿股本金，到这儿而止，这是一个断层。在国家层面可以看到国家隐性担保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权、责、利的一致，需要在宏观上进行纠偏。但是我需要给你的偏差产生巨大的活力，这是在纵轴上，你会发现怎么划分微观实体的权利，行业监管，金融救助，宏观调控，整个纵轴的关系，这是在商业运行的点上，依然是需要分工才能完成的灵活金融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偏差。
为什么讲中国是“成长的烦恼”？小孩子总有青春叛逆期，在小孩不懂事的时候，家长处于爱护，可以给小孩任何指点。但是小孩成长起来了，有自己的思维，自己行为能力的时候，有自己的发展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叛逆。这时候不是把我认为应该怎么做更好的东西给你，而应该是包容的，允许你犯错，允许你探索，允许你有不一样价值观。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微观主体、监管部门和宏观救助的关系。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改革真正能推动的力量都是来源于自己，其实最核心的是自己怎么看到自己没有跟上金融变动的情况。
所以国家再怎么管理，怎么面对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响应实体经济需求产品的风险点，所谓系统性风险一定是制度上的偏差，使得这种风险可以持续累积。国家要做的，就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寻找真正的风险点，建立起针对这样风险点的监管体系、救助体系、宏观调控体系，这是今后三五年会产生化学变化的地方。我希望中国金融体系在未来，能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稳健、灵活、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一个体系。

❹ 浅析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有何作为

你好，
券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机遇
券商作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中坚力量，在促进实体经济快速发展，“用好增量、盘活存量”中本应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国内券商在调配资金流向、满足各行业资金需求方面尤其是对于长期投资方面还有差距。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应用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风险可控下基于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创新还没有得到证券行业的充分重视。
鉴于国内的金融创新刚刚起步，国内券商在经营理念、盈利模式、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基础制度建设、管理经验与技术等方面与国外券商存在着较大差距。不过，近年来国内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步伐明显提速。继中英联合声明确认双方支持上交所和伦交所就“沪伦通”问题开展可行性研究后，中德两国也在资本市场的合作中取得成效，组建中欧国际交易所打造离岸人民币资产交易和定价中心。这些对于改善我国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增强服务能力具有积极意义，可以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相辅相成，实体经济下滑最终将拖累资本市场的发展，帮助国内实体经济走出困境是资本市场当下的重要使命。要解决当前企业有效投资与有效需求不足、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撑是资本市场的一项重要任务。
目前证券公司的金融产品创新在面临企业的各种资质和需求时，仍无法满足大部分企业的需求。券商在开展创新业务的时候，往往总是从众多企业中挑选出相对优质的企业去尝试，大量中小企业受制于自身发展规模和水平被排除在外，融资难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券商应充分利用其强大的投资研究能力和投资咨询业务能力，投身于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之中。券商可以利用其资本中介的职能为企业并购重组、资产证券化提供顾问咨询服务。
在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时，券商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设计为企业进行结构性融资，通过测算企业某项资产的未来现金流有针对性地为企业打造量身订制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如此不仅可以有效降低整体融资成本，券商也可增强客户黏性，并获取可观的财务顾问业务收入。
证监会重启IPO并进一步完善新股发行制度，有助于激发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活力。券商在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上，可发挥其投资中介和融资中介的功能，通过私募股权和股票质押融资等方式，根据企业的风险大小程度进行风险量化，为企业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全生命周期整体金融方案，从多方面解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在具体途径方面，可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拓展市场，不断研发和推出符合客户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在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券商还应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本市场运作经验和专业的人才队伍，发挥多元化和综合化的金融中介服务优势，帮助中小企业量化风险和降低融资成本。

❺ 如何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

金融实体服务天生职责银行也企业要遵循盈利原则首先要选择优质有持续发展能力企回业支持因答样才能保证金融企业盈利其次要选择长期已经长期合作并有定资金沉淀企业支持样发展企业同时也发展自己其次没有和合作历史企业也没有资金沉淀要选择高新技术企业因有发展金融实体服务并非句目标真正做起来难样机制上完善

❻ 如何向实体经济聚力发力 经济日报

深化供给侧改革 激活实体经济
振兴实体经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部分专门强调，“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那么，如何深化供给侧改革，激活实体经济？在这一过程中，要着力疏通结构梗阻，促进资源要素高效流动和优化资源配置机制，推动产业链再造和价值链提升，充分释放有效供给，着力满足有效需求和潜在需求，实现供需匹配和动态均衡发展。一是进一步化解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紧紧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更多地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实现市场出清。要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技术等标准，淘汰一批重点行业的落后产能，创造条件支持企业间兼并重组，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效益、市场竞争力和行业集中度。二是推动互联网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分享经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壮大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三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狠抓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创建、质量安全监管，提升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四是深化土地使用和管理制度改革、流通体制改革，加快能源等资源要素的价格改革，建立健全要素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
完善金融体系 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为此，要综合考虑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联动有效性，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一是积极打造源头活水，引导金融活水更好地浇灌实体经济，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推动资金更多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二是加快建立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利益联动机制，加快发展各种自担风险的区域性小型金融机构、社区金融服务组织、村镇银行等金融主体，服务广大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发展，健全金融市场机制，引导资金向实体经济领域转移。三是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积极发展直接融资服务的平台和通道，拓展实体企业融资空间。
加强财税力度 支持实体经济
要通过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和各类制度性交易成本等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同时也要激励企业自身内部降本增效。一是大力推进清费正税改革，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率，全面落实服务业“营改增”，提高直接税比重，切实减轻实体经济负担。二是加大财税信贷等优惠力度，通过财政补贴、税收抵扣、贷款贴息、加速折旧等多种支持方式，支持实体企业特定生产制造与研发活动，增强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三是促进企业降本增效，支持企业加快技术改造，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组织和新流程等，加强管理创新，提高实业投资回报。
扩大有效需求 对接实体经济
要通过补短板、挖潜力、增优势，着力扩大有效需求特别是内需，倒逼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改善市场发展预期，提振实体经济发展信心。一是积极增加有效投资，更好发挥政府资金对社会资本的带动作用和放大投资的乘数效应，加快补短板项目建设，支持新型城镇化、产业升级、重大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务建设等，立足长远实现投资综合效益提升。二是在加快传统消费扩容升级的基础上，不断提升绿色消费、信息消费等热点和亮点，扩大服务消费规模，改善消费环境，以更优品质的产品、更加丰富的业态、更加便利的服务，引领和创造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在结构升级中释放增长潜力。三是在增强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培育智能制造、新能源设备等领域新的出口增长点，推动服务贸易业态创新，促进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融合发展，拓展出口增长空间。
优化发展环境 助推实体经济
要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完善市场体制机制，打造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保障实体企业在公平公正环境中赢得国际竞争力。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全面实行清单管理制度，切实做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是加快垄断性行业和国有企业改革，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等方面创造条件，逐步建立法治化的市场体系，打通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实体经济合理流动的通道。三是围绕政务、市场、开放、设施、社会和法治环境等企业最关心的问题，建立统一透明、有序规范、责权明确的市场监管机制，强化产权保护，规范市场秩序，激励企业家精神，完善创新创业生态，推动企业做强新制造、发展新服务、创造新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