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金融服务贸易

A. 中印两国国内各方面情况比较

二 资金 中国和印度一样穷，不过中国早期用土地等要素作为合作条件，开合作公司算是自己解决资金的一个方法，同时中国的经济命脉主要掌握在国有资产手中，中国通过各种债券，贷款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时期我们的一些银行在包括一些隐性负债的情况下到了“技术性破产的”程度国家的货币贬值速度也有过剧烈的时候，但是最终给中国带来的是能够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优质基础设施。也带来了产业集群优势 印度的土地本身就不是国家的，他要做制造业单纯依靠外资就困难重重，印度的政府效率也很难向中国这样在一定时期内全国都在大规模招商引资，何况在地方他还有地主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印度的国家有资本没有中国这样的规模自然也很难提供大量的基建能力。 三 技术 中印技术都相对西方落后，不过中国的工业基础毕竟培育了一批人才，中国拥有消化这些技术的能力，或者说潜力，而印度相对“一穷二白”，在识字率，教育水平上中国也相对印度较好。 四 社会结构 中国的社会结构毕竟是工业化的社会结构，尽管有计划经济的过死制度需要改革，但是工业化的性质是在得，印度就多了，大城市的工业社会气氛浓厚，可在其他地区，封建势力依然存在，这些封建势力作为工业化的天然阻力自然影响印度的工业化进程。 于是中国成了世界制造中心，而印度在面对制造业转移时陷入了一个怪圈，即谋求工业发展需要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必然触动地主阶级利益，导致社会不稳定，而社会不稳定同样会让印度丧失世界产业转移机会。结果是制造业在印度走不通，所以印度要想达到工业化得找别的路子。 首先，工业化的发展要集中在工业化社会，也就是印度的大城市，其次土地因素限制要求这种产业对土地的需求较少，同样由于基建的限制，最好能耗不高，那么对于印度只有三产而且还是外包式服务业是印度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利用印度的英语优势，向世界办公室的方向发展，印度人也算勤劳智慧，把这个产业做成了“正向循环”，于是一个“神话”的印度三产 也就在一片工业荒凉之上拔地而起了。 印度现在面临的问题 1 粮食 人口增长，城市化建设，耕地减少，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印度粮食减产，缺口增大，今年全球粮食减产。粮食危机以及印度大量的赤贫者将是重大的危机。 2 资源 尤其是能源，印度的房地产，工业运行，都需要大量的能源作为基础，如果石油暴涨，而印度缺乏足够的支付手段购买的话，对印度经济将造成重大打击。 3 泡沫 印度的经常性账目赤字 主要靠投资资金弥补逆差，一旦出现热钱涌退，印度的少量外汇能否支撑，是个很大的问题，而一旦对外支付出现困难，房地产 工业 大量的坏账将打击印度金融业 4 世界经济 印度的三产 几乎都拴在外国产业链上，一但出现世界经济衰退，比然影响印度的国内经济，印度的产业得不到本国市场的支持是印度最大的硬伤，而国内经济的衰退，对于购房者而言，自然会出现“次贷”危机，印度的银行业又将面对考验， 5 印度内部的分离势力， 在印度经济崩溃社会动荡时，是否再次出现印度分裂 ， 6 印度的制度 印度内部的社会制度，多种制度并存 ，导致的结果是，一旦出现危机，中产根本无法顾及 大量的赤贫 难以 全民共渡难关，结果就是动荡加剧 那么一旦新德里泡沫破灭，印度出现金融危机，对外支付困难，在粮食，石油 多重作用下，内有经济萧条，赤贫者暴动，分离势力，印度很难幸运的像日本一样 只是 十年停滞，更可能的是像 菲律宾 印尼一样 陷入动荡。 印度没救了？1 印度还有 1万吨 的黄金储备，这些最后支付手段是印度的救命稻草，也是最后的经济保护网，2 外援 ， 印度的需求 一个是粮食 一个是钱， 泡沫破灭后大规模的通缩需要资金来周转 ， 所以 印度去找了美国，美国本身次债缠身，哪里有钱，粮食是美国的世纪战略，哪能为了印度而放弃，所以印度没要到，美国安抚印度 给了个 核能源合作，算是对印度大国地位的支持， 这个哪成 ，印度去要烧饼，美国给了个勋章，说只要跟着我干就给你荣誉，印度当然不同意，所以来找中俄谈了。

B. 中印对外贸易

中印确定重启边境贸易古道的具体时段

新华网拉萨6月19日电（记者冯雷 李建敏）中国和印度将于7月6日重新开放连接西藏和印度锡金段的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恢复两国中断40多年的边境贸易。

中印两国官员18日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举行会谈，会后签署的会谈纪要公布了重启乃堆拉山口边境贸易的时间。

根据会谈纪要，此次重新开放的乃堆拉山口还属临时边贸市场，即位于乃堆拉山口16公里左右山路上的洞青岗临时边贸市场，开放时间为每年6月1日到9月30日之间的周一至周四，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6点。

“两国边境贸易的发展将成为改变边境地区经济封闭状态、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并带动交通、建筑、服务等产业的发展，为两国实现连接南亚贸易大通道的构想创造条件。”西藏自治区主管商务工作的副主席郝鹏说。

“通过双方边境贸易合作，将实现以贸易带动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改善双边的贸易环境、疏通贸易渠道。这是中印两国政治外交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两国边境地区人民的需要。”他说。

参加会谈的印度代表团团长、印度商工部辅秘克里斯缇·费尔南德斯表示：“乃堆拉山口贸易通道和边贸市场的恢复是一件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揭开了印中经贸关系的新篇章。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扩大双边贸易，而且有助于两个伟大国家之间建立更加良好的双边关系。”

乃堆拉山口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亚东县与印度锡金段的交界处，海拔4545米，距拉萨460公里，距印度沿海城市加尔各答约550公里，曾是中印之间主要的陆路贸易通道。

20世纪初，这里的年交易额最高时达到上亿银元，占当时中印边境贸易总额的80％以上。但自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后，两国相继撤销了原边贸市场的海关等机构，乃堆拉山口由军队把守，边贸通道被铁丝网隔离。重新开放乃堆拉山口，将会对构建中国通向印度及南亚陆路大通道，扩大中印边境贸易，造福两国人民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亚东口岸虽未正式恢复开放，但边民互市贸易近年趋于活跃。亚东县政府部门统计数字显示，每年到亚东经商的边民达5000多人次，民间互市贸易额达360多万元。2004年，中印两国签署了经由乃堆拉山口进行边境贸易的备忘录；2005年，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西藏在亚东县建设边贸市场的总体方案，亚东口岸恢复开放的事宜进入组织实施阶段。

郝鹏说，亚东边贸市场的开放，将大大促进中印贸易发展。从印度进口铁矿石、农畜产品可通过这个便捷的陆路通道，中国的羊绒、家电、中药材也有望通过这个口岸进入印度市场。

“去年西藏进出口总额才两亿美元，中印亚东边贸开通后，即使中印贸易额的10％通过这个山口，西藏的外贸额也会增加十几亿美元，这对西藏的带动太大了。”他说。

目前中印贸易大部分通过海运，而西藏的外贸绝大部分经由天津港，两地相距数千公里。“由于青藏铁路即将于7月1日通车运行，因而一旦走乃堆拉山口，拉萨经亚东至加尔各答等印度港口的距离就可缩短至约1200公里，这将有利于促进从中国西藏和内地通往南亚陆路大通道的形成。”郝鹏说。

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中印贸易额去年达187．3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7．5％，预计今年将会突破2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

C. 中印科技在各个领域优劣如何

目前，中国的科技在各个领域上来讲，虽然不能说是世界上最领先的，但绝对是处在世界上前列的，那么，印度的科技只能是电脑芯片方面的人才比较多和比较突出，其他的方面不能说太厉害，最起码不能说处在世界前列！

D. 印度和中国的金融制度比较

关于印度的发展及印中比较，最近几年成了热门话题。2004年《21世纪经济报道》赵忆宁同志采访我谈这个问题，我说：“中印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1]这招来批评。[2]批评反倒使我就这个问题深入研究。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阅读了不少文献，查阅了大量数据，最后得出的结论仍是：“中印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有首歌的歌词说“一句话，一辈子”，友情如此，学术亦然。我想我对我的学术命题，是要终生负责的。

从结构比较到制度比较，是我进行中印比较研究的切入点，而促成这样的想法是我曾经历的一件小事。那天我到医院取体检结果，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坐轮椅车的残疾人。等取到结果，我发现这位坐在轮椅车的先生的各项化验结果与我的大体相同，有一些比我的还要好。出医院大门时，我回视踯躅于后面的这位残疾人，心中自问，如果仅凭这些化验数据而不看人的身体结构，难道可以说明这位残疾人比我更健康，更有发展潜力吗？如果不可以，那目前国家发展研究中流行的主要依靠年度的GDP或GNP指数及外贸数量、外汇存量等“最新数据”比较的方法，就一定存在着大误区。国家发展研究，如果不从结构差异比较入手，而仅从表面经济指数差异比较入手，就一定得不出准确的结论。

事实上，国家的成长与生命的成长遵循同一规律。由于土地改革的不彻底性，印度独立后在其重新建立的资源配置的初始“胚胎”中就留下了制约未来国家成长的“病根”。病源既有英国殖民政治的先天因素，更有独立后社会改造不彻底的后天因素。这使印度未来的发展可以有良好的GNP或GDP指数，但这种发展却不会对社会生产有良性的利润反哺。结果是国家经济的“造血机能”即生产者主体因 “营养”反哺不足而陷入“贫血”乃至“供血”动力萎缩境地。最终只有靠外来“供血”来维持其表现为GNP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可以增加就业却不能同比增加国民收入，其原因是由增长带来的利润中的相当部分在流通领域，乃至生产领域被大量截流：或用于食利或用于腐败或用于非生产性金融投机，还有一部分国民利润在与海外投资者和海外市场形成的利润逆循环中，为居于高势能的资本中心国家所吸收并转化为这些国家的国民财富。最后只有少量国民财富通过政府包办即公共开支的渠道被用于保障国家经济生产主体，同时也应当是支撑民族市场的主体即多数劳动者的自身简单再生产条件。这种通过财政开支支撑的劳动者最低生活条件仅有保证社会政治稳定的作用，但却没有培育、深化和能动拉动民族市场的作用。同等的消费支出，在印度有相当部分为政府包办拉动——这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居民消费模式相似。由于缺乏购买力，居于人口近半数的穷人消费实际已失去了拉动和培养印度民族生产力的作用。与印度不同的是，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由国家包办的低消费为国家建设积累了巨额资金并据此实现了中国国民经济体系的结构性改造，通过这种改造中国彻底消除了庞大的利用私有权截流国民财富的寄生阶层。而在印度国民经济改造的结果反倒加强了大地主和大资本家而不是国家的力量。除主权独立外，中间人大量截流生产利润和国民财富的社会结构，与殖民地时期相比，印度并没有发生变化。在因大量的贫穷人口导致的民族市场萎缩的同时，原来殖民地时期通过外贸顺差完成的印度国民财富向英国资本中心国转移的利润逆循环流程，在印度独立后，则通过贸易逆差再版出来。半个多世纪中只有两个年度的外贸少量顺差的记录表明，外贸长期且日益扩张的贸易逆差成了印度国民财富国际化的转移的稳定路径。这个路径的存在与扩大的程度又与印度民族市场的萎缩程度为正比。而民族市场的萎缩又导致印度陷入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同样陷入的发展陷阱之中，即每年度包括印度教育、IT等在内的各行业在获得骄人的增长数据的同时，国民经济的生产环节却没有保持持续增长的利润反哺。没有持续上升的人民购买力，其结果是在国内少数富人和国际资本对印度年度利润的截流和财富大规模瓜分中，国民经济不仅没有获得增长性发展；相反，却在萎缩性“增长”中还透支了本国的未来发展潜力。印度与中国五十多年发展所产生的差距原因就在于此。

在进行印度和中国比较研究中，我的另一收获是对“民族市场”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长期以来，学者对“民族市场”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一般认为“民族市场”概念应是以“国内市场”概念为基础的。但“国内市场”却是由特定范围的基尼系数变化规定的。即基尼系数越接近0的数值范围，国内市场就越充分；相反，则就说明国内市场的萎缩：萎缩的程度与基尼系数接近1的程度为正比。假设基尼系数为1，这时国内市场就失去了公众消费；而没有公众消费，“国内市场”的概念就失去了意义。可见，仅凭“国内市场”概念还不能支撑“民族市场”概念。由此笔者引出“人民市场”的概念。人民是占国家公民多数劳动者群体，是国内公众消费的主体成分。只有人民消费，从而人民购买力的存在和发展，才有国内市场的存在和发展。由此依次推论的概念逻辑是：只有以“人民市场”为前提，“国内市场”才可能是“民族市场”的前提。由此笔者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差别不在于“民族市场”，也不在于“国内市场”，而在于“人民市场”。“人民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概念形成的核心环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市场是以基尼系数最大化为前提的。不同的只是具有资本优势的西方国家利用资本全球化实现了日益扩大的国内基尼系数的国际化转移。它们在长期的殖民掠夺中确立了优势资本的地位，并利用其优势地位在资本全球化中从南方国家获得源源不断返还到本国的超额利润，以此降低国内的基尼系数，并由此保障了国内中产阶层的增长和资本增值的并行发展。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恶果片面地被转移到南方国家：在北方国家国内市场一天天好起来的同时，南方国家的国内市场则一天天地烂下去。历史表明：国内基尼系数最大化的极限是激烈的阶级革命国内化，国际基尼系数最大化的极限则是“恐怖主义”全球化。当前日益扩大的南北差距便是基尼系数国际化的外观形式。

通过对印度的研究，我对国有制企业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与印度的情况一样，国企在我国遭到批评的重要理由是“经营不善”或“效益不佳”。但与私营企业不同的是，国企不仅要有利润指标要求，更重要的是它还要承担社会公平的指标。而后一指标的实现则需要相当的隐形成本支出。这往往使国企在单一的利润指标前与私人企业比失去了竞争力。国企当“保姆”，私企挣利润。这不仅是印度，也是所有国家的国企在与只有硬性的效益责任而无硬性的社会公平责任的私企竞争中连连惨败的根本原因。因此仅仅用绝对利润指标来比较国营和私营企业效益，是不合理的。因为国营企业创造的不直接表现为利润效益的社会公平环境，即使从纯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其贡献也是巨大的。

E. 中印差距到底有多大，日本人曝光残酷现实，印度无

中印差距到底有多大！日本人曝光残酷现实，印度无地自容

同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和印度，有着许多共同点，人口众多，面积广阔，具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从当前来看，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领先于印度。我们这么说自然会引起印度的不满，因此中国在与周边国家进行正常交往的过程中，经常会引起印度的警惕乃至反制。

中国同好邻居巴基斯坦开展联合军演，印度表示紧张；

中国向好邻居巴基斯坦卖武器，印度表示不满；

中国国防部长访问尼泊尔，宣布两国将举行军演，印度又不开心，还要展开“燃气外交”攻势，同中国进行竞争。

没办法，虽然中国和印度是相隔不远的邻国，但两国确实存在不少区别，甚至在很多领域存在分歧，两国更是因领土边界问题发生过军事冲突。

不过中印之间的差距却是人们有目共睹的，最近日本就有媒体曝光了这一残酷的现实，不得不说，令印度人看了无地自容：

《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的一篇名为《印度比肩中国的那一天》的文章称，2002年英国高档车宾利在中国开设专卖店后，中国成为该品牌最高端汽车销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当时人们认为这不过是少数人的奢侈行为，但回过头去看，这正是富裕阶层开启消费热的征兆。随着消费热的扩大，中国经济进入了起飞阶段。而那一年印度也开始零星出现经济起飞的征兆，不过印度赶上中国有很长的路要走：

问：据了解，8月28日下午，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的印度边防人员及装备已经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印军越界事件已得到解决。请介绍有关情况。

答：6月18日，印度边防部队非法越过中印锡金段已定边界进入中国洞朗地区。中国通过外交渠道多次向印方提出交涉，向国际社会说明事实真相，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和明确要求，敦促印方立即将越界边防部队撤回边界印方一侧。同时，中国军队采取有力应对措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合法权益。

8月28日下午14时30分许，印方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中方现场人员对此进行了确认。中方将继续按照历史界约规定行使主权权利，维护领土主权。

中国政府重视发展同印度的睦邻友好关系。希望印方切实遵守历史界约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与中方一道，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望采纳

F. 截止2007年,哪个国家是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第一大市场

中国对主要贸易服务进出口仍集中于中国香港、欧盟、美国、日本、东盟等国家（地区）。当然香港是第一啦

G. 1、 中印相比,中国发展国际服务贸易在哪些方面存在着比较优势

目前中国的国际服务贸易与印度的分工有些不同，印度在软件设计等方面的国际外专包服务贸易方面强属于我们，再加上他们都是使用英语。不过这些都不是问题，我们应该寻找自己的优势，如会展等这些劳动和资金包括创新密集型的服务贸易上多做做文章，也可避免两国产生贸易市场的争夺。还有问题我们可进一步探讨

H. 中印一旦开战对微信理财通有何影响

这个没有影响啦，这几个理财都很不错的，可以分散投资：余额宝（2%-4%），网络金融（2%-5%），腾讯理财通（2%-5%），民生银行兔子金服（5-9%），兴业银行钱掌柜（3%左右）等

I. 急求文献综述（关于“中印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的），下午用，在线等，高分悬赏

相关范文：

中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上)

摘要：随着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地位和作用的不断加强，服务贸易的竞争力越来越成为影响一国或一地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本文通过国际市场占有率和RCA两个指标对中印服务贸易整体和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并借助模型对影响中印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

一、引言

在国际分工继续深化和全球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的背景下，服务贸易发展非常迅速，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且竞争日趋激烈，而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也越来越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面对这种形势，如何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提升其竞争力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实质上就是有关国际竞争力的分析，因为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往往是一国或地区贸易竞争力形成和发展的基础。20世纪以来，国外一些著名学者提出了许多理论来探讨国际竞争力，其中被公认为竞争优势理论集大成者的是迈克尔.波特。他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的问题实际上是行业竞争优势的问题，关键是理解一国经济的大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和行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钻石模型”。然而波特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国家和产业，并没有专门涉及服务贸易的竞争力。而郑吉昌、夏晴(2004)则以波特的观点为竞争优势理论的核心，结合服务贸易的特征探讨了影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因素，但文中却没有对各因素的影响做具体分析。查贵勇(2006)利用“钻石模型”分析影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因素，并认为造成中印服务贸易竞争力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高等生产要素和相关产业支持的差距。本文也选择印度作为比较对象，因为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状况相似，但印度在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上却极为迅速，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文中对中印两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和国际竞争力水平进行了比较，并通过新模型对影响中印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各因素做了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政策和建议。

二、中印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

从服务贸易总额来看，1990年中国的贸易总额为98.61亿美元，印度为105.52亿美元，两者相差6.91亿美元。但从1991年开始，中国的服务贸易总额开始超过印度，且两者差额越来越大，2004年差距最大，达到563.28亿美元。2005年差额有所减少，中国的贸易总额是1665亿美元，比印度多出315亿美元。从图1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和印度的服务贸易总额曲线都在稳定上升，并且曲线越来越陡峭，表明两国服务贸易总额有快速增长的趋势，这与两国都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息息相关。1990年至2005年间，中国和印度服务贸易总额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1%和36%，远远超过同期8.1%的世界平均增长水平。

具体到服务出口贸易而言，2005年中国服务出口额为812亿美元，是1990年的14.13倍，年平均增长率达82.04%。与中国相比，虽然印度服务出口的总额低于中国，但其出口增长速度却较快。2005年印度出口总额为676亿美元，是1990年的14.67倍，年平均增长率更是高达85.42%。同时从服务出口占本国总出口的比重来看，中印两国差距较大。2005年中国服务出口的比重为9.63%，比1990年仅增加1.16%，平均比重也仅为10.56%。而印度的服务出口占该国总出口的比重达到41.55%，比1990年上升了21.14%，平均比重达24.81%，是中国的2.35倍，且比重还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如表1所示)。印度服务出口的迅速增长，得益于其服务业的大力支持。2000年印度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达到48%(而中国仅为33%)，比1980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且其服务业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印度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其服务贸易的发展。

三、中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比较

(一)国际市场占有率的比较

衡量一个国家服务贸易国际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其国际市场占有率，即该国服务出口占世界服务总出口的比例，它反映了一国服务出口的整体竞争力。2005年中国服务出口占世界服务总出口的3.36%，位居世界第八，比1990年增加了2.63%。而印度2005年服务出口的比重为2.80%，排名世界第10位，较1990年上升了2.21%。由表2可以看出，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服务出口在世界的比重均高于印度，但两者的差额却有减小的迹象，如2002年中国和印度所占比重的差额为1.27%，而2005年则减少到0.56%。同时表中的数据还表明了两国的比重都有上涨的趋势，这与两国都大力推行对外开放政策，扩大服务贸易有关。

(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比较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是能反映一国产品或服务的出口与世界产品或服务平均出口水平进行比较的一个指标。其公式为RCAij=(Xij/Xit)／(Xwj／Xwt)。其中，Xij表示i国当期服务的出口额，Xit表示i国当期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而Xwj为当期世界市场服务的出口额，Xwt为当期世界市场全部商品和服务的出口额。如果RCA>1，说明该国的服务出口具有比较优势，如果RCA<1，说明该国的服务出口不具有比较优势，该值越大比较优势就越大。

从服务贸易总体的RCA的比较来看，中国和印度的差距比较明显。从表3可以看出，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的RCA指数为0.51，比1990年仅增加了0.05，并且从1995年至2005年，RCA指数一直徘徊在0.49-0.63之间，表明中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很弱。与中国相比，印度服务贸易的RCA指数大部分年份都在1以上，2005年更是高达2.21，且RCA指数还处于稳定增长的趋势之中，印度的服务贸易表现出很强的比较优势。

从服务贸易RCA分项比较来看，中国在旅游业方面比较优势明显，其RCA指数从1991年到2002年始终维持在1以上，且持续上升，2004年虽有所下降但仍达到1.43。在运输业方面，RCA指数变化较大，由1990年的1.65持续下降到1998年的0.41；从2000年起运输业的RCA指数开始不断上涨，到2004年已达0.84，但仍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在其他商业服务上，中国的比较优势不显著，RCA指数一直小于1。印度各部门却有着不同的状况。印度旅游业的RCA指数近年来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中，1992年指数为1.36，但到了2004年却只有0.48，比较劣势越来越显著。在运输业方面，RCA指数的变化和旅游业很相似，也在持续降低，2004年仅为0.50。然而近年来，印度其他商业服务的比较优势则在逐渐增强，从1996年的0.80上升到2004年的1.56(见表4)。

综合上述三个竞争力指标的比较来看，虽然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份额比印度要大，但服务贸易的总体竞争力却比印度低。中国在传统的旅游服务上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印度则在其他商业服务方面显示出了明显的比较优势，但两国在运输服务上都不具有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较弱，并且印度的劣势更为显著。

四、影响中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因囊分析

本文以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为核心，结合服务贸易的特性以及中印两国具体的国情，通过修正后的模型来探讨影响中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新模型(如图2所示)保留了波特“钻石”模型的基本内核，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服务业及关联产业和企业战略、组织结构与竞争理念仍然作为一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不同的是新模型突出了政府的作用，不仅将其由“钻石”模型中辅助要素提升为决定要素，而且还把它置于“中心”位置。新模型还添加了两个“环”，内环表示国内环境的影响，包括一国的文化环境、制度环境和商业环境等，而外环则代表着国际环境的影响，如经济全球化、区域集团化等。由于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形成不是阶段性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并且其对一国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从短期来看表现为对竞争力的强弱是有利还是不利，从长期来看则是后者如何受前者的影响，所以本文将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归结为辅助因素。波特将机遇作为“六要素”模型中的另一辅助要素，但本文考虑到机遇不可求的特性，并且其作用的发挥往往要通过改变一定的国内或国际环境才能产生影响，所以并未将其作为一个基本因素独立出来，而是化入“环境”这一辅助要素之中了。

接下来本文将结合中印两国的具体国情来逐一论述模型中的各个要素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一)要素条件

服务贸易的生产必须依托一定的生产要素，如旅游服务需要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浓厚的人文环境，金融、保险、银行离不开雄厚的资本等等，生产要素是服务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生产服务的要素也可以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其中基本要素是指一个国家先天拥有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普通工人等要素。而高级要素则是通过投资和发展而创造的要素，如充足的资金、先进的技术、高素质的人才等。各国应当把自己的服务贸易竞争策略建筑在发挥本国高级要素的优势之上。由于高级要素也是变化的，今天的高级要素明天可能变成一般要素，因此，各国在发展国家竞争优势时，关键是创造一种有利于高级要素生成、发展、不断提高、升级换代的环境。正如波特所认为的，随着科技的进步，一国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其环境优势要比基本要素更为重要。

中国和印度皆为世界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这为两国旅游业和旅游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中国和印度人口数量众多，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廉价的劳动力，但两国劳动者在质上存在一定的差别，因而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尹翔硕、申朴(2005)通过对中国和印度1980-1989年和1990-2000年这两个时间段内劳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三种要素的积累对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影响做了时间序列分析，发现中国劳动力积累对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贡献度很大，而印度人力资本积累对其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贡献度较大，说明两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来源不同：中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主要来源于其丰裕的劳动力，而印度更多地来源于人力资本。由于一国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能够为其现代服务贸易部门比较优势的增强提供有利条件，所以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以此来迅速积累人力资本。

原文地址：
http://www.gjmy.com/Print.aspx?id=15195

其他相关：

http://hi..com/jean5060/blog/item/7c86ddc8677ac6167e3e6f2e.html

http://xmwb.news365.com.cn/cjzq/t20051018_687307.htm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J. 如何正确处理中印经贸关系

中印贸易关系发展是个经济问题，但政治和安全上的因素也对其产生间接影响。从总体上看，中印双方的交往不多，相互了解不够，除近年来少数互访过的官员、商人、学者外，两国广大民众对对方的国情和政策缺乏基本了解，互信程度较低。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印度人担心中国同巴基斯坦的合作会影响印度的安全，对中巴的密切关系依然怀有戒备心理，这使中印在政治上的互信度降低，影响两国政治经济合作的发展。其次，“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使印度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产生畏惧心理，对中国商品产生抵制情绪，使得中国在印度的市场缩小，中印贸易发展受挫。另外，中印边界和西藏问题也对边境贸易的发展和贸易的便利运输业产生很大的影响。
长期以来，中印贸易合作水平虽然不高，但基本保持平衡，中国盈余有限。然而到2006年，印度对华贸易出现赤字由2005年的八亿美元顺差变为逆差41.2亿美元。进入2007年，印度对华贸易赤字继续上升，这一现象在印度引起了强烈反响。

印度媒体曾专门撰文建议印方采取措施，积极寻求并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产品种类，以缩减正在扩大的印方逆差。两国贸易不平衡主要源于贸易结构的不合理。从进出口结构分析，印度对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初级产品，其中矿产品和农产品占其对中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而印度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机械制品、化学制品、金属制品、纤维及纺织制品。印度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多为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对印度出口的产品主要为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制成品，这种进出口结构使得印度产品在中国的市场有限，也容易产生贸易逆差。印度方面的媒体认为，如果不解决快速增长的中印贸易赤字问题，巨大的贸易失衡将会给两国的经贸合作带来障碍。

印度保守的市场准入政策也在客观上阻止了中印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尽管印度已经推行了很多年经济改革，但其内向型经济特质十分明显，整体的对外开放度并不高。其次，印度的贸易保护水平之高在全球的开放经济体中位居前列，除了近30%的制成品平均关税之外，印度还对进口维持着一系列的额外收费，各种非关税措施纷繁复杂，贸易争端立法不规范，解决程序也缺乏透明性。近年来印度关税已陆续下调，但仍居较高水平。高关税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中国商品的进入，阻碍了中印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印度政府的行政干预较多，办事程序繁琐，效率低下等欠佳的国内投资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印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