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472歷史交易

㈠ 中國歷史上與南京、上海有關的大事

一、上海
1、新石器時代上海青浦崧澤文化

2、元朝上海正式設縣和設立市舶司

3、徐光啟與利瑪竇合譯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前六卷）成為第一部譯成中文的西方科學著作。

4、1842年，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屈辱地簽訂《南京條約》，上海成為條約中被迫開放的五個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開埠。

5、1845年11月，以《虎門條約》為主要依據的《上海土地章程》訂立，具體規定了上海西人居留地的租地方法、范圍、使用界定、市政管理原則等內容。這個章程的頒布，宣告英租界的辟設。而美、法兩國也緊隨英國之後相繼辟設租界。租界的辟設使上海成為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個縮影。

6、洋務運動期間：1865年，李鴻章在上海創辦江南製造總局成為國內最大的軍事企業。
1873年，李鴻章在上海創辦輪船招商局，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家輪船運輸企業，也是洋務派興辦的第一個民用企業。

7、1869年，鐵匠作坊主方舉贊在上海開設的發昌機器廠，率先使用車床進行生產。該廠發展迅速，至80年代已成為上海民族機器工業企業中規模最大的一家。

8、二次革命：1913年7月李烈鈞在江西宣布獨立，舉兵討袁，隨後，安徽、上海、廣東、福建、湖南等地相繼宣布獨立。

9、1915年9月由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後改名《新青年》。新文化運動興起。

10、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舉行。會議最後一天改在浙江嘉興南湖的遊船上舉行。

11、1922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通過最高最低綱領。

12、1927年周恩來在上海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勝利。

13、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製造412反革命政變。

14、1932年在中國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日本稱上海事變或第一次上海事變、淞滬戰爭）

15、1937年淞滬會戰抗戰是抗戰初期初期第一次大規模會戰。

二、南京
1、古代六朝古都
東吳：健康；
東晉、宋、齊、梁、陳（建業）
再加上朱元璋定都（應天府）南京（朱棣遷都北京）

2、第二次鴉片戰爭南京開為通商口岸

3、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並通過臨時約法

4、1927年寧漢合流，蔣介石汪精衛合作

5、1937年12月13日抗戰期間南京淪陷、南京大屠殺

6、1949年南京解放

㈡ 有關香港的歷史、回歸和現在的資料

香港歷史
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有人在香港居住。在新界和大嶼山不少地方曾經發現新石器時代人類聚居的遺址。唐朝開元廿四年，香港屬於循州。設立屯門軍鎮，派員2000駐守來保護海上貿易。當時軍隊屯駐在今天的屯門，該區因而得名。及由於大步一帶海面盛產珍珠，南漢劉氏遂於公元963年設官辦珠場，稱為媚川都，宋太祖趙匡胤滅南漢後明令禁止官方採珠。至元朝曾復采官珠，但受到士紳反對，不久又再次停辦。明清兩朝採珠事業時禁時馳，但仍不能回復至五代十國時的昌盛。
1970年代初期，由於新界土地契約的問題，使香港政府不得不考慮香港前途的問題。英國政府曾經多次要求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延續新界的租約，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拒絕。不過在1970年代末，「香港前途問題」已成為中英兩國正式議題，但誰先提出轉移香港政權，外界一直眾說紛紜；但不論誰先提出，香港前途問題為中英兩國，揭開了近20年爭拗的序幕。
香港在1970年代末至1997年20年來的經濟起飛，歸功於中國的開放改革。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於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11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一條戰略決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這個決策既改變了新中國長期以來對外封閉的情況，也給香港經濟發展的良機，讓香港發揮中國與世界之間的中介人角色，從而實現了經濟高速發展。
中英談判
主條目：香港聯系匯率制度, 1981年香港股災, 和 我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在1980年代初，英國曾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權」及「治權」，前者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但英國仍保留治權。不少香港傳統上流社會的政治及商界精英，開始時亦支持有關建議。傳統的英資公司，如匯豐銀行、怡和洋行，亦曾參與游說工作。期間，1981年由當時的商界年青領袖李鵬飛率領當時香港的工商界精英組成「年青才俊團」前往北京交流，並得到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接見。當他們向鄧小平提出有關建議時，被鄧小平嚴辭指責，這種強烈反對及絕不讓步的態度，令游說工作失敗。1982年9月22日，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乘福克蘭群島戰爭大勝阿根廷之威，到北京提出繼續「以主權換治權」作為方針，企圖延續對香港的管治，但結果與之前「年青才俊團」一樣，但中國稍微讓步讓香港人可享有「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這亦成了中英兩國談判時的唯一方針，亦因中方對收回香港立場強硬，其間香港的樓價、股市及港元匯價大幅度波動，更於1983年9月，出現港元危機，港元兌美元由1982年約6港元兌1美元跌至9.6港元兌1美元的歷史低點。為挽救香港金融體系，香港政府於1983年10月15日宣布聯系匯率制度[7]，港元再與美元掛勾，匯率定為7.8港元兌1美元。此後穩定下來，聯系匯率制度一直實行至今，而作為英資首席財團—怡和，於1984年3月28日宣布遷冊百慕大，這舉動被政經界人士視為英國資金撤走的先兆及對中國收回香港的舉動投不信任票。
1984年12月19日，中英雙方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簡稱《中英聯合聲明》。根據這份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97年7月1日將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而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上述協定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會依照鄧小平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政策，確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產主義制度不會在香港實行，並保證香港除外交及國防外，各方面都擁有高度自治。
回歸後的香港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二期主條目：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過渡期在1997年6月30日結束，香港正式結束英國的殖民管治，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董建華為首任行政長官。然而，就在3個月後，東南亞及日、韓、台貨幣受外來沖擊。香港亦不能倖免於難，地產產值大幅下跌、失業率由2%升至6%、經濟增長率亦由正變負、恆生指數由1997年8月所創的16820點歷史新高，下跌至翌年8月的6700點、銀行同業拆息由被狙擊前的數釐升至數十厘，當中隔夜利率更於1997年10月23日高見300厘。1998年8月中，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曾蔭權、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會同香港交易所行政總裁鄺其志宣布動用外匯基金入市，試圖扭轉一年多恆生指數跌勢，最後動用了1180億港元成功擊退以量子基金為首的炒家。隨著1999年因當年因香港政府於1998年入市購入的「官股」而衍生出來的盈富基金加上美國的科網熱吹至，香港股票市場再一次進入瘋狂狀態。恆生指數亦約12000點，上升至18300點歷史新高，失業率由6%下降至4.5%，經濟增長率上升10%，但隨著美國的科網熱減退，香港的科網泡沫亦隨即破滅，及後於2001年美國發生911事件，香港交易所繼87股災停市四天後，宣布停巿一天。香港無可避免持續衰退，加上以往香港扮演中國轉口港的優勢受到上海、廣州和深圳的挑戰，而且面對經濟轉型和全球化帶來的沖擊，令製造業北移，失業、通縮問題隨之而來。政府連串政策失誤和不擅建立良好的公關形象，令政府處於弱勢，社會不滿氣氛與日俱增，這股衰退潮一直持續至2003年尾仍未竭止。

㈢ 求沈陽歷史及現今人口 經濟 文化發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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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簡述比亞迪汽車的發展歷史

比亞迪股份公司創立於1995年，由20多人的規模起步，2003年成長為全球第二大充電電池生產商，同年組建比亞迪汽車。以做電池起家的比亞迪談到造汽車，無非是在扮演一位「門外漢」的角色。正是利用了「自主知識產權」的響亮名號和對秦川汽車的收購行為，

使得比亞迪有了相對於其他新手的先發優勢。短短一年內，比亞迪汽車的產品線由原來單一的「福萊爾」微型轎車，迅速擴充為包括a級燃油車、c級燃油轎車、鋰離子電動汽車、混合動力汽車在內的全線產品。

比亞迪是一家中國汽車品牌，創立於1995年，主要生產商務轎車和家用轎車和電池。由20多人的規模起步，2003年成長為全球第二大充電電池生產商，同年組建比亞迪汽車。

比亞迪汽車遵循自主研發、自主生產、自主品牌的發展路線，矢志打造真正物美價廉的國民用車，產品的設計既汲取國際潮流的先進理念，又符合中國文化的審美觀念。

發展理念：

比亞迪始終堅持「技術為王，創新為本」的發展理念，憑借研發實力和創新的發展模式，獲得了全面的發展，並在電池、電子、乘用車、商用車和軌道交通等多個領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電池領域，比亞迪具備100%自主研發、設計和生產能力，憑借20多年的不斷創新，產品已經覆蓋消費類3C電池、動力電池（磷酸鐵鋰電池和三元電池）、太陽能電池，以及儲能電池等領域，並形成了完整的電池產業鏈。

目前，比亞迪是全球產能最大的磷酸鐵鋰電池廠商。除新能源車和軌道交通外，比亞迪的電池產品廣泛用於太陽能電站、儲能電站等多種新能源解決方案。

比亞迪是全球領先的太陽能和儲能解決方案供應商，產品已經出口至美國、德國、日本、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等多個國家和地區，主要客戶包括中國國家電網、中廣核、美國雪佛龍、德國Fenecon、日本A-style等。

㈥ 商業貿易的相關文獻

五代十國時期商業貿易的特點及其局限性杜文玉周加勝
(陝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陝西西安，710062)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6年第3期
[提要]五代十國時期商業貿易的特點主要表現在：國內各區域間的貿易比較興盛，與周邊少數民族的貿易有所萎縮；陸上對外貿易萎縮，海上貿易有所發展；官營商業有所發展等方面。用於貿易的商品種類與唐代相比，主要表現在農產品商品化的趨勢不斷擴大上。這一歷史時期商業貿易的局限性表現在：缺乏統一的國內市場，商稅繁重；戰亂和混亂的政治秩序，影響了商業貿易的正常進行；幣制雜亂，錢幣緊缺，制約了商業貿易的進一步發展。
[關鍵詞]商業貿易 區域經濟 商品特點 局限性
[中圖分類號]K92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205(2006)03-0055-09
[收稿日期]2005-11-24
[作者簡介]杜文玉(1951—)，男，陝西渭南人，陝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有關五代十國時期商業貿易情況的研究，學術界極少涉及，對其特點及局限性等問題更是無人問津。20多年前，鄭學檬先生曾撰《五代十國商品經濟初步考察》，對這一歷史時期商品經濟的恢復情況及特點進行了初步探討①。由於論文題目所限，該文僅對商品經濟及其相關問題進行了論述，對這一時期的商業貿易的狀況及其特點卻極少論及。至於其他論著，對於這一問題的論述就更稀少了。其實五代十國時期的商業經濟繼續了唐代尤其是唐代後期的發展趨勢，並對宋代經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具有過渡型的特點，是唐宋變革期間商業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因此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便顯得十分必要。
一 貿易形式的主要特點
關於五代十國時期商品經濟的恢復及發展情況，上揭鄭學檬先生的論文已經有所論述，本文不再重復。其商業貿易形式大體可分為如下幾類：
首先，國內各區域間的貿易比較興盛。這一情況的出現，與當時國內政治有著直接關系。當時南北各地同時有大大小小的若干政權存在，由於各地自然條件的不同，物產各異，為了鞏固統治，發展經濟，便不能不重視商業貿易，加快商品的流通。所謂「軍國之費，務在豐財，關市之徵，資於行旅，所宜優假，俾遂通流」②。正是出於這種原因，這一時期的各國政府無不重視促進區域間物流的暢通，如吳國楊行密獲楚王馬殷之弟馬蜜，便將其送歸楚國，目的在於「通商賈易有無以相資」③。後晉高祖石敬瑭也曾於天福三年(938年)十月下詔：「應淮南、西川兩處邊界，自今後不得阻滯商旅。」④後漢河中節度使李守貞叛亂，南唐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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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史研究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9—140頁。
②《冊府元龜》卷95《帝王部·赦宥一四》，(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136頁。
④[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71《武穆王弟賨傳》，(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點校本，第986頁。
④《冊府元龜》卷94《帝王部·赦宥一三》，第1123頁。
出兵策應，因此而導致南北商業貿易中斷。事後，南唐皇帝主動致書後漢，「請復通商旅」①，可見其對此重視之程度。後周在建立之初，太祖郭威便在廣順元年(951年)三月頒布敕令，要求沿淮州縣軍鎮對往來於江淮的商賈不得阻滯邀難，「如聞滯留，必行勘罪」②。周世宗統治時期，更加註意發展區域間的貿易，多次頒布敕令要求加快商品流通，鼓勵各地間的通商。據《十國春秋》卷四九《後蜀後主本紀》載：「廣政十七年春正月，周主殂，晉王榮嗣皇帝位，改元顯德。周聽邊吏通商於我。」有些統治者為了發展異地貿易，還採取了免除商稅的辦法，如楚王馬殷便是如此，所謂「是時王關市無征，四方商旅聞風輻湊。……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③。周世宗則採取了對部分商品免稅減稅的政策，以促進貿易的發展。如規定諸道州府對商賈興販牛畜不得征過境稅，只是在售賣時征千分之二十的稅，即所謂值百抽二，「不得別有邀難」④。所有這些政策的實施，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區域間商業貿易的繁榮與發展。
在這一歷史時期，各區域間的貿易規模也是很大的，如後唐明宗長興元年(930年)正月，「許州奏：准詔放過淮南客二百三十人，通商也」⑤。次年七月，「兗州奏：密州淮口，准敕放過往來商客一千八十八人」⑥。割據於嶺南的南漢境內亦有不少嶺北商賈活動，據《十國春秋》卷五八《南漢高祖紀》載，「帝酷喜誇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雲雲。可知這一區域的外地商賈人數亦不少。另據記載，周世宗進攻南唐的淮南地區時，「偽侍中周宗既阜於家財，而販易，每自淮上通商，以市中國羊馬。及世宗將謀渡淮，乃使軍中人蒙一羊皮，人執一馬，偽為商旅，以渡浮橋而守，繼以兵甲，遂入臨淮」⑦。後周使軍士偽裝成商賈而渡淮襲取臨淮城，其人數必須要達到一定的規模，人數過少則無濟於事，從而印證了平時往來於淮水南北販運羊馬的商賈人數一定不少，遂使後周的計劃得以實現。正是因為南北貿易規模較大，所以後周在疏通汴水以通航運後，曾在汴梁進行了大規模的營建，《玉壺清話》卷三雲：
周世宗顯德中，遣周景大浚汴口，又自鄭州導郭西濠達中牟。景心知汴口既浚，舟
楫無壅，將有淮、浙巨商貿糧斛賈，萬貨臨汴，無委泊之地，諷世宗，乞令許京城民環汴栽榆柳、起台榭，以為都會之壯。世宗許之。景率先應詔，距汴流中要起巨樓十二間。方運斤，世宗輦輅過，因問之，知景所造，頗喜，賜酒犒其工，不悟其規利也。景後邀鉅貨於樓，山積波委，歲入數萬計。
其實周世宗之所以擴大汴梁城郭，就是因為汴梁城「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億兆無窮，僦賃之資，增添不定」的緣故。也就是為了適應商業發展的需要，尤其是南北貿易額的擴大，而「於京城四面別築羅城」⑧的。
需要說明的是，區域間商業貿易的擴大，並不意味著坐地列肆式的交易就不再重要了，在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這種貿易形式都佔有重要的地位，只是因為這一歷史時期區域間貿易發展較快，與其他歷史時期相比，具有較突出的特點，所以特別予以強調而已。
其次，與周邊少數民族的貿易有所萎縮。所謂「萎縮」，主要是指與唐代相比而言的。在唐代內地與周邊民族的貿易非常繁榮，突厥、吐蕃、契丹、黨項、回紇、室韋、靺鞨、奚、南詔及西域中亞各族都與內地保持了比較密切的貿易關系。除了正常的貿易關系外，朝貢貿易也十分興盛。至五代十國時期，情況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由於這一歷史時期疆域的大大縮小，中原王朝對許多原隸屬於唐朝的民族不再擁有管轄權，朝貢關系亦隨之中斷，即使仍保持關系的一些民族，由於中原王朝改朝換代頻繁，政治影響力下降，朝貢關系也是時斷時續，只要看一看《五代會要》卷二八至三○的相關記載，就可以發現周邊諸族與中原王朝的朝貢關系明顯地稀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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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資治通鑒》卷288，後漢乾祐元年十二月，(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點校本，第9404頁。
②《冊府元龜》卷66《帝王部·發號令五》，第742頁。
③《十國春秋》卷67《楚武穆王世家》，第942—943頁。
④《五代會要》卷25《雜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04頁。
⑤《冊府元龜》卷504《邦計部·關市》。第6052頁。
⑥《冊府元龜》卷980《外臣部·通好》，第11520頁。
⑦《五國故事》卷上《嗣主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五代史書匯編本，第3184—3185頁。
⑧《五代會要》卷26《城郭》，第417頁。
從貿易額來看，下降的幅度也是很大的。以唐五代時期與周邊民族貿易額中最大的一項——馬匹貿易為例，唐朝曾與突厥、回紇、吐蕃等族進行過絹馬交易，其中以與回紇的交易額最大。不同時期每年的交易額不同，唐肅宗乾元以後，每年買回紇馬數萬匹；代宗時規定回紇每年送馬10萬匹；德宗時規定，每次互市不得超過千匹；憲宗朝雙方約定年互市額為6500匹，實際交易額每年為萬匹，憲宗以後的數量闕載。有人估計從乾元元年(758年)至開成五年(840年)，這83年間，唐朝共買回紇馬約為214萬匹，①平均每年約買馬25800匹。五代時期中原王朝主要向契丹、黨項、回鶻等族市馬，其中以與黨項的交易額最大。這一時期各朝每年市馬額多少不等，以後唐明宗長興二年計，這一年買諸蕃馬6000餘匹，共支付馬價40餘萬貫錢，平均每匹馬價為66．6貫。天成時期每年支付的馬價約為五六十萬貫，取其平均數，以55萬貫計，天成時每年可買馬8250多匹②。與唐朝的情況比較，明顯可以看出五代時期的馬匹交易額已經大大地下降了。需要指出的是，唐明宗統治時期是五代的小康時期，政治穩定，經濟恢復，所以才能達到這個數額，其餘各朝均大大低於此數。而有關唐朝的買馬數僅指與回紇之間的交易額，其他諸族還不在其內，五代的情況則不是這樣。
至於南方各國由於地理條件所限，則很難與產馬的民族直接進行貿易。其中前後蜀的情況又有所不同，可以與吐蕃進行茶馬交易，其餘各國則沒有這樣的有利條件。以南唐為例，其曾經與契丹發生過貿易關系，如烈祖升元二年(938年)，契丹「別持羊三萬口、馬二百匹來鬻，以其價市羅、紈、茶、葯」③。升元四年，契丹獻馬百匹，七年，獻馬300匹、羊2．5萬口④。實際上仍是一種貿易關系。但是由於南唐與契丹疆域並不相接，所以這種貿易非常艱難，並不能長期維持。五代後期中原王朝實力增強，契丹商賈過境不易，雙方的貿易關系便中斷了，此後南唐所需的羊馬等畜產品便只能向中原王朝求購了⑤。南唐自後周以來向中原王朝稱臣朝貢，中原王朝每年在其主誕日，饋羊萬口、馬300匹、橐駞30匹⑥。其他諸國也多是如此，如荊南「貢銀茶於唐，以求戰馬」⑦。只有吳越一國由於始終與中原王朝保持著臣屬關系，中原王朝允許其過境與北方少數民族進行貿易，所以相對於其他各國獲得畜產品要容易一些。
再次，陸上對外貿易萎縮，海上貿易有所發展。在唐代對外貿易主要靠陸上貿易，即通過絲綢之路進行，海上貿易最主要的是廣州口岸，貿易額自然無法與陸路相比較。唐後期由於西域地區被吐蕃占據，傳統的絲綢之路被阻隔，使得陸路貿易受到了極大的影響。五代十國時期陸路貿易線路向北轉移，中原王朝通過這條線路與西域各國仍然保持了往來。有的學者將這條交通線稱為「草原絲綢之路」，其具體走向是：通過今山西、陝西北部、內蒙古，再向西行；或者經今陝西北部、寧夏北部、內蒙古、唐努烏梁海，再向西行，到達今新疆北疆地區，這條線路還可以經中亞草原直通歐洲。其中碎葉城就是東西商貿的集散地，由此向西南至阿拉伯海、地中海，向西北經中亞草原，越過烏拉爾河、伏爾加河直至歐洲⑥。所謂經今陝西、寧夏北部，具體而言就是指陝北的夏州和寧夏北部的靈州，這里是當時通往西域的必經之地。據《冊府元龜》卷六七八《牧守部·興利》載：後晉時，馮暉任靈州節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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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參見馬俊民、王世平：《唐代馬政》，(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76—77頁。
②參見拙作《論五代馬政及其與軍事、政治的關系》，《渭南師范學院學報》，1988年第1期，第65—72頁。
③[宋]陸游：《南唐書》卷15《契丹傳》，叢書集成初編，第405頁。
④[宋]陸游：《南唐書》卷15《契丹傳》，第407頁；《十國春秋》卷15《南唐烈祖本紀》，第200頁。
⑤參見拙著《南唐史略》，(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1—82頁。
⑥《十國春秋》卷16《南唐元宗本紀》，第234頁。
⑦《十國春秋》卷101《荊南文獻王世家》，第1440頁。
⑧參見賈合甫·米爾扎汗：《絲綢之路在草原文化發展中的作用》，《西域研究》，1990年第4期，第41—47頁。
「作舟車百數，代民轉輸，行商坐賈，蠲其征稅，……蕃漢貿易，禁其欺詆」①。文中所謂「蕃漢貿易」，就是指中西之間的這種陸路貿易。盡管如此，由於這條路線必定曲折偏辟，道路險阻，所以每年的貿易額必定有限，遠不如傳統的絲綢之路繁榮興旺。
在五代十國時期，中國的對外貿易主要是通過海上交通線進行的，無論是對外口岸還是貿易額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從貿易口岸的數量看，除了原有的廣州外，還增加了泉州、福州、杭州、溫州、明州、台州、金陵、揚州、登州、萊州等港口。其中金陵、揚州由於是通過長江口與海外進行貿易，故其對外貿易的繁榮程度比不上其他沿海城市。福州與泉州港都隸屬於閩國，也都是這一時期新建的對外貿易口岸。關於福州口岸，早在王審知統治時期就已設置了榷貨務，主管對外貿易並徵收關稅。通常認為福州的甘棠港設在福寧，近有學者認為應設在閩縣，由王審知開辟，自是蠻舶可以直駛福州城外的閩江邊②。關於泉州港早在唐初已具備了開港的條件，唐朝中葉這里的外國商人已經為數不少了，公元9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柯達貝在其所著的《道程及郡國志》一書中，已經將泉州列為中國沿海最主要的貿易商港之一③。王氏割據福建後，王審邦、王延彬父子先後任泉州刺史數十年，大力發展海上貿易，尤其是王延彬「每發蠻舶，無失墜者，時謂之『招寶侍郎』」④。從而為宋元時期泉州港的繁榮奠定了基礎，促使其發展成為這一時期全國最大的對外商港。
關於杭州、溫州、明州、台州等商港，都位於吳越國境內。對於這些城市在唐代是否設置有主管外貿的市舶機構的問題，大陸學術界尚有爭議，但大多數學者都傾向於尚未設置的說法⑤。但是在五代十國時期這些城市都已建成了對外貿易的商港，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如溫州灣的出口洞頭島海域，是船隻進出溫州港的必經之路，在這片海灘和海底曾出土了不少唐五代的青瓷碎片，表明曾有販運中國瓷器的船隻從這里駛出，或因避風和其他原因在這片海域及附近島嶼停泊⑥。早在唐代中國商人就曾從明州、台州、溫州等處駛出，前往日本經商，日本商人也駕船到明州進行經商⑦。1973年至1975年，在今寧波(即明州)姚江海運碼頭附近出土了700多件唐五代瓷器。1978年至1979年，在寧波東門口碼頭遺址又出土了晚唐時期的一批越窯青瓷⑧。如此之多的瓷器出土，表明這里曾是中國對日貿易的重要港口。至於杭州更是盛極一時的對外貿易的大港口，所謂「舟楫輻輳，望之不見首尾」⑨。許多商船從這里出發，駛向新羅、日本乃至遠航至占城、大食。至於地處北方的登、萊等州，在這一歷史時期並非對外貿易的大商港，從文獻記載看，除了有為數不多的商船從這里到達日本、朝鮮半島外，其主要起到了溝通南北方海上交通的作用。如閩國在王審知統治時期，由於陸路阻隔，「每歲朝貢，泛海至登、萊抵岸」⑩。據史籍記載有的南方政權泛海至青州，向中原王朝貢，實際上仍是從登州或萊州登岸，然後再抵達青州，從陸路進至京師。
需要指出的是，在唐代明州、溫州、台州等一些臨海城市已經有域外船隻出入，作為對外貿易口岸，唐朝政府只開放了廣州一處，並在那裡設置了市舶司進行管理，其餘臨海港口在政策上是不允許涉足對外貿易的，這雖然不一定能夠完全杜絕商船進出，但卻嚴重製約了這些地方涉外貿易的發展。五代十國時期由於各國政府的大力扶持，促進了這些商港的繁榮與發展，使得當時對外貿易口岸大大地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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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記為陳暉，另據《新五代史》卷49《馮暉傳》所載，陳暉應為馮暉之誤。
②參見韓振華：《五代福建對外貿易》，《福建文史》，1998年第2期，26—30頁。
③參見吳興南：《福建早期海上交通的開辟與海洋文明的濫觴》，《李埏教授九十華誕紀念文集》，(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472—479頁。
④《十國春秋》卷94《王延彬傳》，第1363頁。
⑤何勇強：《錢氏吳越國史論稿》，(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21—323頁。
⑥蔡鋼鐵：《唐五代溫州瓷業及外銷問題探討》，《南方文物》，1997年第2期，第70—75頁。
⑦陳文平：《唐五代中國陶瓷外銷日本的考察》，《上海大學學報》，1998年第6期，第93—98頁。
⑧林士民：《浙江寧波出土晚唐五代外銷瓷器》，《文物》，1975年第1期；《浙江寧波出土一批唐代瓷器》，《文物》，1976年第7期；《浙江寧波東門口碼頭遺址發掘報告》，《浙江文物考古所學刊》，1981年。
⑨[宋]陶岳：《五代史補·契盈屬對》，(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五代史書匯編本，第2534頁。
⑩《舊五代史》卷134《王審知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1792頁。
最後，談談官營商業的發展問題。中國歷代政府對商業的直接參預，主要表現在對一些特殊物資的控制上，如對鹽、鐵、酒、麴等專賣外，對於普通的商業活動並不直接經營，這一點在唐以前的各朝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在五代十國時期情況卻發生了變化，出現了官府直接參預商業經營的情況，而且經營規模較大。據《十國春秋》卷七二《高郁傳》載：「開平時，郁復勸王自京都至襄、唐、郢、復等州，遍置邸務售茶，利幾十倍。又令民得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歲入凡萬萬計。」引文中所說的前一種情況，指的便是楚國政府直接經營茶葉貿易的情況。再如吳國楊行密曾派遣軍將唐令回以茶貨萬斤前往汴宋售賣①。後梁開平元年(907年)，割據於河北的劉仁恭，「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自采山中草木為茶，鬻之」②。史書雖然將劉仁恭的這種行為作為一種弊政記載，但是透過表面現象，我們看到的卻是當時官府主動參預商業經營的實際狀況。後漢末年，派三司軍將路昌祚到湖南販茶，適逢南唐滅楚，被俘至金陵，南唐元宗問明情況後，根據損失的茶葉數量，補償其18000斤③。以上這些都是官府經營商業的例子。不僅內地存在這種現象，即使在少數民族中也有官營商業的情況存在，如前述的契丹曾派人以羊三萬口、馬二百匹赴南唐販賣，就是一種政府行為。另據《新五代史》卷六七《東漢世家》載：五台山僧繼頤，「為人多智，善商財利，自旻世頗以賴之。……五台當契丹界上，繼顳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礦，烹銀以輸，劉氏仰以足用。即其冶建寶興軍，繼顒後累官至太師、中書令，以老病卒，追封定王」。繼頤本為劉守光之子，其政權滅亡後，被迫在五台山出家避難。他既然在北漢任官，經商所得又為北漢政府所獲，因此其以上作為也是一種官商行為。
在五代十國時期，大批貴族官僚參預了商業的經營，這雖然是一種個人行為，與政府無涉，但其經營之廣，規模之大，加之其所具有的政治背景，也應是一種應該引起重視的經濟現象。在唐朝前期皇帝是不允許官員參預商業經營的，而且貴族與官僚參預經商也會被人看不起。這種情況到唐後期卻發生了變化，一些官員尤其是庶族出身者投身於商場之中。五代十國時期繼續了這種趨勢，使得越來越多的官僚貴族捲入其中，就人數及規模而言，已經大大地超過了唐朝。從這一時期參預經商人員的構成來看，大體上有如下幾類：(一)皇家成員。比如後唐庄宗的皇後劉氏，「分遣人為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宮所賣」④；前蜀徐太後姐妹竟然於「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利」⑤。(二)朝廷官員。如後晉貴族李嶼，就命其仆葛延遇為其家長期在外經商⑥。上面提到的南唐侍中周宗長期經營商業，往來南北，牟取厚利。(三)地方官員，尤其是掌握軍政大權的節度使們。如後唐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其夫人楊氏「治家善積聚，設法販鬻，致家財百萬」⑦。後晉趙在禮，歷任十餘鎮節度使，「善治生貨殖，積財百萬，兩京及所蒞藩鎮，皆邸店羅列」⑧。中原王朝的情況如此，南方諸國的情況也不例外，如吳國潤州團練使徐知諤，「作列肆於牙城西，躬自貿易」⑨。南唐壽春軍政長官李彥真，「惟務聚斂，不知紀極，列肆百業，盡收其利」⑩。有關這方面的事例還很多，就不一一列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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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資治通鑒》卷259，唐昭宗景福二年十一月，第8458頁。
②《資治通鑒》卷266，後梁太祖開平元年三月，第8671頁。
③《舊五代史》卷113《周太祖紀三》，第1480頁。
④《新五代史》卷14《皇後劉氏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44頁。
⑤《新五代史》卷63《前蜀世家》，第791頁。
⑥《新五代史》卷57《李崧傳》，第655頁。
⑦《舊五代史》卷52《李嗣昭傳》，第706頁。
⑧《舊五代史》卷90《趙在禮傳》，第1178頁。
⑨《資治通鑒》卷279，後唐潞王清泰二年七月，第9132頁。
⑩《玉壺清話》卷10《江南遺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