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證書交易制度解讀

1. 如何辦理綠色能源證書

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國家能源局關於試行可再生能源綠色電力證書核發及自願認購交易制度的通知》（發改能源[2017]132號）文件，國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以下簡稱「信息中心」）依託國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信息管理平台（以下簡稱「信息平台」）負責核定和簽發綠色電力證書（以下簡稱「綠證」）。現將綠證申領和核發工作程序說明如下：綠證核發對象列入國家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補助目錄內的陸上風電和光伏發電項目（不含分布式光伏發電）為綠證核發對象。
綠證申領未在信息平台注冊企業，應依照《國家能源局關於實行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信息化管理的通知》（國能新能[2015]358號）文件要求，在線注冊賬戶。所有完成賬戶注冊的企業，在完整填報項目「前期工作」、「核准備案」、「項目建設」、「補助目錄申報」、「月度運行信息」後，方可進入綠證申領流程。
綠證申領流程分為運行信息填報、綠證權屬資格登記、綠證申領三個步驟：
運行信息填報項目並網發電之後，應於每月月底前在信息平台填報上月的運行信息，在項目信息填報中單擊項目名稱，選擇「項目運營」，點擊要填報年月對應的「填寫」按鈕，按照說明填報具體信息，並上傳所屬項目上月電費結算單、電費結算發票和電費結算銀行轉賬證明掃描件。對於共用升壓站的項目，需提供項目間的電量結算發票及其他證明材料。企業在獲取上月項目的結算電量信息後，應在「項目運營」菜單下及時填報上月的運行信息。例如企業在2017年3月底獲知項目2月的結算電量並獲得電費結算單及發票等結算憑證後，通過點擊2017年2月對應的「填寫」欄位填報項目2月的運行信息。結算電量填寫時應准確選擇結算電量對應的時間段。月度運行信息填報完成提交後，由信息中心進行審核確認。
綠證權屬資格登記已在信息平台注冊的國家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資金補貼目錄內的陸上風電和光伏發電項目（不含分布式光伏發電項目）企業，完成運行信息填報後可以通過信息平台申請證書權屬資格，在項目信息填報界面中單擊項目名稱，並選擇「權屬資格登記和綠證申領」標簽下的「權屬資格登記」，在線提交證書權屬資格審核所需文件，主要包括企業營業執照，組織機構代碼，稅務登記證明，企業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理人身份證等。登記申請需經信息中心審核通過後方可具備綠證申

2. 為什麼全世界在大力發展可再生資源

全世界都在發展可再生資源的原因是：

首先，資源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我們目前依賴的很多能源，根據科學家的估算，只能再使用不到一百年，有些甚至幾十年後即將耗盡！

其次，可再生能源採取了資源的循環利用，對於環境的破壞要比傳統能源減少很多，有利於維護自然環境和人類的和諧發展。

最後，可再生能源要從研發到全面推廣還需一段時間，當普羅大眾都可以使用可再生資源時，價格也會下降很多，性價比高的能源會是大眾的首選。

3. 什麼是綠色電力證書交易機制

綠色電力證書交易機制是針對於再生能源綠色電力而言的，可再生能源綠色電力證書是一種可交易的、能兌現為貨幣的憑證，是對可再生能源發電方式予以確認的一種指標。
推行綠色電力證書交易，通過市場化的方式，給予生產清潔能源的發電企業必要的經濟補償，是可再生能源產業實現可持續健康發展的有效措施，是一種市場化的補貼機制。

4. 國家發改委王仲潁：能源轉型是否成功 政策執行是關鍵

「盡管近十年來我國可再生能源實現了巨大增長，但當前我國能源體系距離清潔、高效、安全、可持續的發展目標仍有很大距離。」王仲穎說，依據CREO2017研究，我國能源系統存在如下幾方面亟待解決的問題及挑戰。

其一，化石能源消費比重仍然較高，甚至過大，因此造成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近年來，我國第三產業及其它終端能源消費增長較快，但是工業終端能源消費仍占總終端能源消費的較高比例。2016年中國終端能源消費總量達到32.3億噸標准煤，其中工業部門佔61%，交通部門佔比21%，建築部門佔比14%。煤炭是中國終端能源消費的主要能源品種。2016年，煤炭消費占總終端能源消費比重的39%，石油27%，電力19%，天然氣7%，區域供熱5%，生物質能源2%。電力部門中，2016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佔全國總發電量的比重達到26%，非化石能源發電量佔29.5%。全國總發電量中的67%來自煤電，3%來自天然氣發電。2016年，中國一次能源總消費量43.6億噸標准煤。煤炭佔比62%，石油佔比18.3%，天然氣佔比6.4%，非化石能源所佔比例為13.3%，其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為11%。

「我國能源消費結構中化石能源比重過大，這也導致了對能源進口的依賴。顯著特徵是石油進口依存度持續提高，我國2016年石油對外依存度佔全部石油消費總量的三分之二。我國部分區域嚴重依賴煤炭經濟，這些煤炭經濟包括煤炭的開采及煤電產業，導致煤炭消費出現『鎖定』，這對降低我國煤炭消費、地方經濟轉型造成了阻礙。」王仲穎說。

化石能源的消費比重大，造成我國多地空氣污染仍然嚴重。現在已經形成共識，煤炭發電廠、燃煤工業和以化石能源驅動的汽車是造成中國大部分城市嚴重空氣污染的重要原因。「當前，我國政府將解決空氣污染問題作為其首要任務之一。此外，水污染和土壤退化等環境問題也同樣嚴重，上述生態環境問題將可能危及中國未來的可持續發展。」王仲穎強調說。

其二，可再生能源的浪費雖在減少，但仍很嚴重。

「被迫降低水電、風電和太陽能光伏電量——也被稱作『棄用』問題，在我國已存在多年。『棄用』現象表明當前我國可再生能源尚未被充分優化整合進入能源系統。」王仲穎以棄風為例予以說明。2016年，我國全年棄風率為17%。今年1～9月，全國棄風電量和棄風率實現雙降，棄風限電的范圍和規模得到緩解，全國總棄風電量298.5億千瓦時，同比減少25%，累計棄風率13%，同比下降6.8個百分點。由於棄用造成可再生能源資源的浪費，提高了風電等可再生能源電力生產成本。如果考慮由此導致的煤電發電量上升，則進一步增加了大氣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近年來，太陽能發電和部分重點地區的水力發電也遭到了棄用。

其三，電力系統缺乏靈活性，運行管理制度面臨挑戰。

王仲穎說，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所採用的能源和電力發展戰略成功地保障了電力供應，為快速增長的經濟提供了動力，目前依然影響著電力系統發展。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來，煤炭發電廠產能過剩明顯，在未來的電力系統中，有出現投資擱淺和化石能源技術鎖定的風險。此外，電廠和互聯電網的調度運行受到傳統電力市場交易制度和地方利益壁壘的影響，無法適應大規模風電和太陽能發電等波動性電源的發展。我國的電力體制改革正在進行，這些問題均應得到解決，為電力系統的運行和發展創造一個全新的框架。然而，由於制度障礙以及缺乏針對不同省份的共同目標，目前電力市場改革推進緩慢，區域電力市場在市場設置和計劃安排方面的合作往往存在明顯的利益沖突。「在電力體制改革不到位的情況下，的的確確會影響不同省市現實的本身利益。可喜的是，十九大的定調，一定會加快電力體制改革的進程，上述問題會在電力體制深化改革的過程中逐步得到解決。」王仲穎說。

其四，可再生能源經濟激勵制度亟待改革。

王仲穎介紹說，當前，固定電價政策是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主要支持機制，但補貼機制存在的問題，使改革迫在眉睫，以確保政策的有效性。「涉及到三方面的問題。一是電力附加費並不能保證為規模日益增長的可再生能源項目提供資金支持。二是補貼水平調整不平穩，且當補貼下降時產生新增項目的『搶裝潮』。三是固定電價機制並不適用於未來電力市場改革及可再生能源市場化。」「對可再生能源技術的支持主要是為應對化石能源價格不能反映其社會真實成本問題。現在的化石能源價格並沒有完全反映出化石能源利用對我國生態環境影響的全部成本。環境成本沒有真實呈現，且化石能源的其它支持機制也扭曲了不同能源技術之間的競爭。」王仲穎強調說。

既定戰略必須更加堅定地深入實施

「我國的能源體系正在由以煤炭為基礎、高環境成本向低碳、環境友好轉型。我們的分析顯示，盡管我國政府已經制定了正確的政策戰略，但能源轉型是否成功取決於政策是否得到強有力的執行。」王仲穎說。

記者：我國政府制定並實施了哪些能源轉型戰略舉措?

王仲穎：當前，我國政府已經制定了一攬子政策戰略及措施，全面推動能源系統向可持續和低碳方向轉變：牢固樹立「五大」發展理念、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堅持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已經植入我國政府的治國理政實踐;我國政府簽署《巴黎協定》，並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中發揮大國作用的行為，展現了我國政府積極應對人類生存威脅因素的決心。正在進行中的「全國環境行動計劃」、電力市場化改革和國家碳排放權交易系統則昭示著我國能源深度轉型進程的序幕已經拉開。

記者：如果堅定堅持既定方針政策，那麼到2030年、到2050年會出現怎樣的結果?

王仲穎：CREO2017的分析表明，如果堅定不移地執行既定政策情景，那麼2050年煤炭消費總量將降至2016年消費水平的三分之一，並確保二氧化碳排放於2030年之前達到峰值。2030年後，二氧化碳排放顯著降低，直至下降到2050年的50億噸水平，接近2016年排放水平的50%。2050年，非化石能源佔全部一次能源供應的60%。同時，通過投資能源系統轉型，未來能源系統的電力成本與當下嚴重依賴化石能源以及不可持續的能源系統相比將基本一致，而能源系統的可持續和穩定性則將大幅提升。如果那樣的話，煤炭消費量被控制，以合理的經濟代價實現2050年高比例開再生能源發展目標就可以實現。

記者：如果既定政策執行不堅決或有誤，會出現怎樣的結果?

王仲穎：政策措施和創新戰略的高效實施是確保能源轉型平穩實現的關鍵。反之，如果部分政策措施不能如期施行或方向有誤，則將導致我國能源系統將繼續被化石能源技術鎖定，可再生能源技術的發展及其與能源系統的整體融合將面臨嚴重障礙。因此，政策的執行力是關鍵，特別是短期戰略的強有力地實施是長期能源深度轉型取得成功的關鍵。

記者：能源轉型本身、電網基礎設施和可再生能源技術都需要大量投資，這可能會導致短期內電力成本上升。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王仲穎：的確，能源轉型本身、電網基礎設施和可再生能源技術都需要大量投資，這可能會導致短期內電力成本上升，但這些額外的成本也會帶來效益，使那些過去依賴低化石能源價格的行業快速向電力和非化石能源轉型，同時改善空氣質量、降低污染水平。能源轉型的大量投資也會創造出代表未來技術方向的新的就業崗位，從而彌補傳統煤炭產業鏈和技術製造業轉型所削減的就業機會，這一切都與我國積極的創新戰略相符合。在這個角度上看，可以說，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電力市場改革和碳交易價格將是驅動能源轉型投資的主要動力。

記者：能源轉型成功和煤炭消費總量下降需要哪些客觀條件?

王仲穎：能源轉型和煤炭消費總量下降是在基於三項重要客觀條件下實現的。首先，CREO2017假定在國際大環境和我國創新戰略驅動下，可再生能源技術發展將延續近年成本繼續降低、效率提升的表現，可再生能源技術以較低的成本實現能源供應。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消費中佔比超過60%，煤炭消費佔比下降至2016年消費水平的三分之一，電力供應成本基本維持不變，碳排放總量在2030年之前達到峰值。其次，假定碳排放權交易制度能夠得到有效實施，碳排放價格將切實影響到能源部門的投資決策，(在CREO2017既定政策情景中，設定了長期執行的碳價格水平，即每噸二氧化碳100元人民幣)，這將有助於支持可再生能源盡快實現與煤電平價。再次，假定持續推進電力市場化改革，並將其作為確保波動性可再生能源與電力系統融合的重要工具。

要實現「低於2℃」目標，需在既定政策基礎上再加碼

「CREO2017研究結論顯示，即使既定政策情景順利實施，仍不能支撐全球實現『巴黎協定』設定的控制未來升溫幅度『低於2℃』目標。我國按既定政策情景發展，將能夠實現承諾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但與大多數國家一樣，二氧化碳減排尚顯不足。」王仲穎說。

記者：依據CREO2017研究結論，既定政策難以支撐實現溫升幅度「低於2℃」目標。那要實現控制溫升目標，需要怎樣的新目標?

王仲穎：基於考慮我國二氧化碳減排展望和未來實現「低於2℃」目標，CREO2017分析認為，我國要滿足《巴黎協定》要求，就必須採取進一步的二氧化碳減排措施。綜合分析國際研究成果，CREO2017假定了我國未來能源部門的二氧化碳快速減排的約束預案，即從2016年的100億噸左右二氧化碳排放水平降到2020年的90億噸、2030年80億噸，直至2050年下降至30億噸。

記者：也就是說，為達到實現「低於2℃」目標，應制定執行更加有利於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政策?

王仲穎：是的，如果我國未來碳排放足跡遵循「低於2℃」假設，則我國必須加速削減煤炭消費、更為迅捷地發展可再生能源。相比既定政策情景，CREO2017結論表明，2020年，「低於2℃」情景需要額外增加3.05億千瓦的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2050年需要增加15.18億千瓦。額外增加的發電裝機初期將主要來自風電，後期則更多來自太陽能發電技術。在「低於2℃」情境下，煤炭消費量更為快速地降低。煤電裝機到2020年將再削減1600萬千瓦、2050年降低2.2億千瓦。為了促進終端用能部門的減排，在「低於2℃」情景中，CREO2017設定了相比既定政策情景更高的終端電氣化率水平，特別是提高了交通部門和工業部門的電氣化率。

記者：如果按照「低於2℃」目標，我國可再生能源「十三五」規劃中的發展目標已經落後於近期的發展形勢。CREO2017展望風能、太陽能和生物質能發電裝機總量也顯著超出2020年規劃目標，這個超出的部分能否實現?

王仲穎：從快速降低電力部門碳排放和提升終端用能部門電氣化水平的角度分析，既定政策下的能源轉型成就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發展空間。從遵守《巴黎協定》的角度看，2020年後的能源轉型任務將更加艱巨，因此加碼是必然的，只不過是早晚的問題。

記者：總體而言，今年以來，棄風、棄光現象有所好轉，但仍比較嚴重。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發展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王仲穎：要保證更多的新增可再生能源發電容量接入電網，要對煤電企業的運行提出嚴格的靈活性要求，維持提高電力系統靈活運行，要更為靈活地調度輸電線路和省間電量交換。這些措施需要地方政府提高接納和利用區外可再生能源的積極性，支持電網調度合作和聯合調度。

記者：「低於2℃」情景下目前的電力系統已不需新增煤電裝機。那麼對那些已經獲得行政許可、並准備開工建設的新的燃煤電廠應作如何對待?

王仲穎：應當在進一步加強開工審核的同時，盡快頒布禁止新建煤電廠的臨時禁令，從而避免大額資產擱淺。近中期，隨著電力市場化的進程，應逐步取消年度發電計劃確定的滿發利用小時數，直至最終取消年度發電計劃制度。這也就意味著，所有的發電商都需要根據市場的需求來決策自己的發電量。在這種情況下，新建煤電廠的風險會更大，因為它已無法通過行政手段確保電價水平。在可預見的未來，煤電價格預期將會繼續上升、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則處於下降通道，固定電價的長期購電合約將不復存在。到那時，可再能能源發電無論在成本上、技術上都會比煤電具有競爭性，起碼不會比煤電競爭力弱。

從現在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逐步成為主導能源

CREO2017展示了我國能源系統到2050年的兩條發展路徑。一是低於2℃情景發展路徑，這條路徑由嚴格的碳預算推動;二是既定政策情景發展路徑，這一路徑由當前實施的能源政策維持。

記者：請結合現實情況，用CREO2017研究結論，分析一下從現在到2035年、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如何逐步變成主導能源?

王仲穎：2016年，可再生能源占總終端能源消費的6%。據中電聯數據，今年1～9月，全國基建新增發電能力中水電、火電、風電、太陽能發電分別比上年同期多投產35萬、197萬、146萬、1977萬千瓦。截止今年9月底，全國可再生能源發電總裝機容量達到58655萬千瓦，佔全國規模以上電廠總發電裝機容量的35.2%。從全球看，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資國，未來幾十年依照中國宏大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和能源體系去碳化需求，可再生能源份額將大幅增長。

2016年，可再生能源消費量為2.7億噸標准煤。「低於2℃」情景下，2050年該值增加8倍，達到21.86億噸標准煤，既定政策下則增至16.63億噸標准煤。「低於2℃」情景的主要趨勢是首先發展風能，2035年前的中階段發展太陽能。2050年前的長期階段，將擴大太陽能發展規模，迅速提升生物質能利用率。

由於水資源進一步發展的潛力有限，因此兩種情況下均遵循相同的增量增長。「低於2℃」情景下，2050年可再生能源涵蓋大部分能源需求。2030年之前的能源轉型初期，風能和太陽能發電將快速增加。

兩種情景均預測中國能源需求於2030年左右達到頂峰。2050年，「低於2℃」情景的終端能源需求為33.21億噸標准煤;既定政策情景為35.3億噸標准煤。提升能效措施是兩種情景能源需求趨勢類似的主要原因。

記者：根據CREO2017，到2050年前後，我國能源需求側將發生怎樣的改變?

王仲穎：到那時，我國能源需求側將產生重大改變。目前工業領域占據終端能源利用的指導地位，但到2050年，盡管能源需求總量將與現在保持同一水平，但能源需求結構將發生巨變——工業領域的能源消費量大幅下降，交通和建築能源消費將上漲。終端部門電氣化程度提高主要源自可再生能源的貢獻。兩種情景均是如此，「低於2℃」情景的電氣化程度和可再生能源份額更高。2050年，「低於2℃」情景下52%的終端能源需求為電力，既定政策情景該比例為39%。工業用化石能源很大程度被電取代。到那時，中國走上綠色、多樣化供能之路，減輕對煤炭的高度依賴，代之以非化石能源。「低於2℃」情景下該發展趨勢更為明顯，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供能的63%，相比之下，既定政策情景則為47%。據此可以說，「低於2℃」情景下非化石能源的快速、決定性發展是我國實現《巴黎協定》目標的關鍵。

記者：到那時，電網傳輸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王仲穎：兩種情景均加大了電網基礎設施投資，用以提升電力系統靈活性，促進在區域內外高效傳輸清潔電力。到2050年，中國電網將在更大的平衡區域實現密切整合，整個中國電網發展為一體化市場。中部和東部省份為主要輸入地區，西南和東北則是凈輸出地區。「低於2℃」情景下的電網擴容總體比既定政策情景高。兩個情景均表明，到2050年中國的輸電系統繼續完善，且依靠價格手段按照市場原則調節電力供需兩側，從而促進新增電網的大規模投資。

記者：依據CREO2017，從目前到2020年這段時期內，對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要採取怎樣的政策?

王仲穎：總體上要注意四方面。

一是2020年前可再生能源仍需延續固定電價政策，其中海上風電、太陽能光熱發電需要延續到2020年後實現規模化發展。應更好利用競爭性招標推動價格下降，逐步擴大可再生能源電站競爭性招標的范圍和規模。

二是隨著2020年後逐步建立競爭性電力市場，在電力市場價格基礎上，率先對新增風電、光伏電站建立基於定額補貼的市場溢價機制。初期可按目前固定電價的差價補貼標准確定溢價補貼標准，未來適時合理調整、逐步降低定額補貼標准，或者建立與招標電價結合的差價合約機制。

三是在2017年建立可再生能源電力證書自願交易市場的基礎上，在2020年前建成強制性可再生能源電力配額(發電側)和綠色證書交易市場(售電側)，逐年提升配額比例要求，形成市場化綠色證書價格形成機制和逐年上升的未履約價格懲罰水平。

四是切實發揮即將正式啟動的全國碳交易市場對促進可再生能源與化石能源公平競爭的作用，逐步建立起新建建築和工業用熱的可再生能源用熱強制安裝或者供熱比例要求制度。

記者：近日，《京津冀能源協同發展行動計劃(2017～2020)》印發，說明三地能源協同發展進入實質落地階段。依據CREO2017研究成果，該地區該如何實現能源協同發展?

王仲穎：京津冀是我國重要的能源消費重心之一。同時，京津冀作為我國的「首都圈」，是我國北方經濟規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區域之一。經濟的快速增長、不斷優化轉型的產業布局和依然嚴峻的環境污染問題對京津冀的清潔能源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目前京津冀區域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比重不高，多樣化可再生能源利用潛力沒有充分挖掘，電網等基礎設施發展不同步，急需通過創新驅動京津冀能源協同發展，不斷完善能源政策體系和相關體制機制。CREO2017研究顯示，京津冀可通過全面協同能源轉型實現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發展。在低於2℃情景下，2030年風電裝機容量將達到128165兆瓦，占總裝機比重的47.8%;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將達到83922兆瓦，佔全部發電裝機的31.3%。雄安作為國家級新區，2030年可實現可再生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超過50%以上。

記者：具體而言，實現京津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目標需要哪些保障措施?

王仲穎：針對京津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發展重點任務，京津冀需要加強以下5方面的保障措施。一是加強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頂層設計;二是提高京津冀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協同性;三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四是創新市場化機制體制;五是加大宣傳提高公眾認識。

國家可再生能源中心2017～2020年行動建議

依據CREO2017研究結論，並基於過去數年可再生能源產業、技術和政策方面的進步，並展望其近中期發展情況，針對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國家可再生能源中心提出下列建議：

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目標

「十三五」規劃中2020年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是應努力超越的底線，通過努力實現更快發展：太陽能光伏裝機量從1.1億千瓦增至2億千瓦，風電裝機量從2.1億千瓦增至3.5億千瓦;生物質能發電裝機量從1500萬千瓦增至3000萬千瓦，總計增加5億千瓦。

2020年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比例從15%提升到19%。如考慮落實《巴黎協定》提出的「低於2℃」溫控目標，則需要進一步提升發展目標要求。

加大削減煤炭力度

即刻停止批准新建燃煤電廠;努力實現2030年煤炭消費量佔全部能源消費量的比例從現在的64%降至33%左右;加快燃煤電廠靈活性改造，逐步取消年度發電計劃制度;地方經濟主要依賴煤炭工業的地區要加緊制定經濟發展轉型升級計劃。

加快電力行業改革

開展批發市場試點和區域協調市場試點;市場試點要納入跨區電網調度，打破省間壁壘;預防雙邊交易合同鎖定高碳型電力生產;制定中國電力市場下一步發展的清晰路線圖。

實施碳排放權交易制度

加強中國碳市場活力;制定能夠確保碳減排目標實現的最低碳交易價格。

深化經濟激勵機制改革

提高可再生能源附加水平(2020年後逐步降低直至取消)，確保轉型期補貼資金需求;實施可再生能源發電配額制度，配套實施強制性與自願性相結合的綠色證書交易制度;更大范圍的採取競爭性拍賣方式，降低大規模風電和太陽能發電項目的並網價格。

5. 新能源的節奏

是未來的趨勢，但現在的電池技術還是沒達到燃油汽車的水平，比如北方冬季新能源汽車的電池續航及壽命都不如氣候溫暖的南方。

6. 環境公平的環境公平理論剖析

環境公平研究最早出現於美國，經過20多年的研究,積累了大量的數據和經驗，形成了各種理論和流派。從時間層面看，環境公平分為代際公平和代內公平，以下從這兩個方面闡述環境公平理論。 代際公平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內容之一，代際公平指當代人和後代人在利用自然資源、享受清潔環境、謀求生存與發展上權利均等。其實質是自然資源利益上的代際分配問題。代際公平問題主要由以下幾個方面引起：不可再生資源的減少乃至滅絕、環境質量下降、缺少有效的途徑來取得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T ·Page最早提出代際公平的概念，指出代際公平問題就是當前決策的後果如何在後代人之間進行公平分配的問題；Edith Brown Weiss 教授首先提出代際公平理論，提出了代際公平三原則，明確指出代際在享有資源、環境、機會三方面的公平性；美國哈佛大學的羅爾斯教授提出代際的正義儲存原則，他強調為實現代際間的互惠，需要確定合理的儲存率；為界定、判斷代際公平，楊勤業等提出代際公平的判斷模型，為代際公平的實現提出了量化依據。
關於Weiss的代際公平三原則
美國國際法學會副會長、華盛頓大學教授Weiss提出三個關於代際公平的基本原則。其中，「保護選擇」原則強調每一代保護資源基礎多樣性的責任。「保護質量」原則指出每一代保護壞境質量的職責；「保護機會」原則強調每一代享有同樣的機會來獲得前輩的遺產。
「保護選擇」被定義為資源基礎多樣性的保護，要實現這一原則，我們可為現存資源創造替代品、創造更有效的資源開發過程和新能源。如在20世紀末，發達國家再生資源產業規模為2500億美元，本世紀初已增至6000億美元，預計到2010年可達1.8萬億美元。1997年，荷蘭已經建立了綠色證書交易制度。
「保護質量」 原則並不意味著要環境一成不變，為了滿足自身發展的需要，消耗資源是必然的，但必須傳給後代高水平的收入和為所耗資源開發替代品的技術知識以及轉移污染物的方法，如環保技術和循環經濟模式下的廢舊資源利用技術等。
「保護機會」是以前兩個原則為基礎的，它強調每一代均應有平等的享有資源多樣性和良好生存環境的權利，同時也有「保護選擇」、「保護質量」的義務。
John Rawls的正義儲存原則(just savings principle)
Rawls在處理代際正義問題時，提出了正義儲存原則，其核心思想是合理儲存率的確定以及世代都要按既定儲存率流傳遺產，以維持代際平衡。這一原則可被視為是代際間的一種相互理解，以便各自承擔實現和維護正義社會所需負擔的公平的一份。羅爾斯強調通過一種「單向恩惠」，來實現整體互惠，即代際公平。 代內公平是代際公平的基礎，沒有代內公平,代際公平就是空中樓閣。代內公平是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之間的公平，表現為國內公平和國際公平。
代內公平具有優先性和決定性
Kadak提出的「義務鏈」理論指出，近期的具體的風險要比長期的假設的風險有優先權。換個角度說，假設當代和下一代的利益都不處於危險境地，人們有義務保護後代的利益，即代際公平要以代內公平的實現為前提。Edith Brown Weiss也指出，代際公平是以代內公平為前提的，代內不公平延續到後代將導致更大程度的不公平。如果人們連當代人的利益都無力顧及，怎能期待他能關心下一代，怎樣相信能通過當代人的代理來解決代際公平問題。
國內公平的理論觀點
迄今對於國內公平的研究主要從兩大方面開展，國內公平的影響因素和環境風險在不同地域、人群間的分布情況。美國研究成果總結出影響國內公平的因素有：種族不平等、經濟地位不平等、工業活動和城市結構不協調等等。
國際公平的理論觀點
西方發達國家一直認為資源環境的稀缺可通過自由貿易交換方法來解決，資源可「按需分配」。他們的可持續建立在發展中國家「不可持續」的基礎上，主要表現為在自然資源利用上持「進口可持續性」和在環境容量佔有上持「出口不可持續性」。進口可持續性是發達國家為了不耗損自身資本存量，從發展中國家進口自然資源來滿足發展需要和保持自身資源儲量。發達國家掠奪式地進口發展中國家的原材料，使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系統遭到嚴重被破壞的損失。如日本為保護本國森林資源，大量進口其他國家的樹木原材料和製成品。出口國獲得的貿易額都不足以補償生態環境被破壞所造成的損失，這就使得出口國的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系統處於極度弱可持續狀態。佔全球人口26%的發達國家消耗的世界能源、鋼鐵、礦物和紙張等資源佔全球消耗的80%，若以人均指標來衡量，差距更大，顯然造成國際不公。所以，進口國應對出口國的損失給予補償。聯合國環境發展大會確定發達國家每年應拿出其國民生產總值的0.7%用於援助發展中國家，但是除少數幾個國家兌現外，多數發達國家均沒有兌現其承諾。針對該現象，國際環境組織要實行強制措施來保證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7. 什麼是綠色電力證書交易機制

可再生能源綠色電力證書是一種可交易的、能兌現為貨幣的憑證，是對可再生能源發電方式予以確認的一種指標。

綠證可以作為獨立的可再生能源發電計量工具，也可以作為一種轉讓可再生能源的環境效益等正外部性所有權

8. 為什麼要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

小時候，我們都學過《寒號鳥》的課文。其他鳥在秋天忙著搭窩時，只有寒號鳥得意洋洋地展示羽毛；其他鳥到冬天有了溫暖的家，寒號鳥卻只能在寒風中嘆息。簡單的故事影射深刻道理，提醒我們不能只顧眼前，更要把握未來。一個國家的發展亦是如此。中華民族如果不能放眼長遠，就無法實現偉大復興。發展可再生能源，就是把握未來的最佳行動，投資可再生能源，就是投資未來。
發展可再生能源是大勢所趨。據國際可再生能源署的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初全球已有173個國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146個國家出台了支持政策。其中丹麥提出到2050年全部擺脫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德國提出2050年可再生能源佔到全部能源消費的60%。每一次能源革命，都造就了新的世界秩序。在第一次能源革命中，煤炭代替了薪柴，大英帝國抓住了機遇，稱霸全球；在第二次能源革命中，油氣代替了煤炭，美國借勢成為新的世界霸主。如今，各國正在通過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搶佔新一輪能源革命發展先機，中國只有緊緊抓住時機，才可能成為世界強國。
發展可再生能源是環境保護的需要。以化石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是導致霧霾等環境問題的罪魁。100年前，在倫敦被稱為「霧都」時，英國煤炭消耗在能源結構中的比例與今天的中國極為相似，高達70%。為摘掉這頂帽子，英國耗費了半個世紀的時間，才擺脫煤炭，進入油氣時代。如今，「倫敦霧」變成了「北京霧」，但中國無法沿襲英國老路，歷史不會為我們留下太多喘息的時間。經濟發展產生巨大的能源需求，中國若想在本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以現在的能源結構與排放強度，對環境和資源來說都是不可承受之重。所以，中國只有跨越油氣時代，直接進入可再生能源時代，才能實現經濟社會的低碳、綠色、可持續增長。
可再生能源產業是新的經濟增長極。中國經濟不能總靠「賣襪子」「賣鞋子」去支撐，而應通過發展高端製造為基礎的技術密集型產業來實現經濟增長。可再生能源作為技術密集型戰略新興產業，從業人數眾多，投資拉動力強。在就業方面，據國際可再生能源署報告顯示，目前全球可再生能源就業人數超過810萬人，到2030年將達到2400萬人。在投資方面，據彭博新能源財經報告顯示，2016年至2040年間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將超過52萬億元人民幣，「十三五」期間，僅中國風電一個產業的投資規模，預計將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
為實現上述目標，促進可再生能源產業的健康成長，政策支持至關重要。一方面，穩定而持續的政策能夠避免傳統能源對產業格局所產生的鎖定效應，通過拉動市場投資，推動技術進步，提高開發效率，減少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障礙。另一方面，補貼政策能夠糾正市場失靈，「補貼」確切地說是對可再生能源環境經濟效益的補償。例如通過建立綠色證書交易制度，要求火電企業購買綠色證書，將其環境內部成本外部化，建立更加公平的電力市場，使可再生能源產業逐漸具備優於傳統能源的競爭力。
可再生能源產業可以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源泉。若想充分發揮可再生能源的潛力與優勢，推動我國實現跨越式發展，就不能只眷注眼前利益。能源決策者和企業家們要具備一點高遠的濟世情懷，肩負責任，敢於擔當，就如黑格爾所言，「一個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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