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指標

㈠ 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徵比較

比較分析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兩類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特徵，對總結國際經驗有重要意義。我們選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韓國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馬來西亞和阿根廷作為樣本進行比較，可分析其在經濟增長、技術創新、人力資源、收入分配、社會發展、對外依賴等方面的差異性。
第一，經濟增長穩定性差別很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經濟增長往往出現較大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內取得高增長，也難以持續。這一特徵在拉美國家尤其突出。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為例，在1963年至2008年的45年間，阿根廷有16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負增長，馬來西亞有5年負增長，而韓國僅有2年負增長。在這45年中，阿根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僅為1.4%，馬來西亞為4.0%，而韓國為6.3%。1963年，阿根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842美元，已達到了當時的中高收入國家水平，而韓國當時僅為142美元，是典型的低收入國家。但到45年後的2008年，阿根廷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增長到8236美元，仍為中高收入國家水平，馬來西亞則由低收入國家進入到了中等收入國家，而韓國則達到了19115美元，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第二，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本存在明顯差別。從研發費用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看，韓國2003年達到2.64%，高居世界第7位，而馬來西亞、阿根廷分別為0.69%和0.41%，世界排名均在40名以後。從研發人才來看，2006年，韓國每千人中的研發人員達到4.8人，而馬來西亞和阿根廷則分別只有0.42和1.1人，韓國分別是後者的11.4倍和4.4倍。從勞動力素質看，韓國2007年勞動力中具有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為35%，而馬來西亞、阿根廷分別為20.3%和29.5%，韓國也有明顯優勢。
第三，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異較大。 從基尼系數上看，阿根廷和馬來西亞基尼系數較高，兩國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數就在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進一步上升到接近 0.50，2007年阿根廷達到0.51，而馬來西亞始終保持在接近 0.5的水平上。韓國在上世紀70年代末基尼系數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沒有明顯變化。從最高10%收入階層和最低10%收入階層的收入比來看，阿根廷為40.9%，馬來西亞為22.1%，均遠高於韓國7.8%的水平。
第四，社會發展指標有明顯差別。從衡量社會發展的指標看，韓國從明顯落後轉為明顯領先。如預期壽命，韓國1960年僅為54.2歲，與馬來西亞基本相當，比阿根廷低11歲。到2008年，韓國提高到79.8歲，已明顯高於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的75.3歲和 74.4歲。嬰兒死亡率也有類似情況，韓國1960年嬰兒死亡率高達96‰，遠高於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的59.9‰和66.1‰，到2008年，韓國已經下降到4.7‰，低於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的14.6‰和5.9‰的水平。在教育領域，2010年韓國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由上世紀70年代的5.6年上升到11.3年，明顯領先於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的8.9和9.7年。
第五，對外部經濟的依賴程度存在差別。在外資方面，阿根廷和馬來西亞的外商直接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明顯高於韓國，表明外資在經濟中佔有更重要地位，特別是馬來西亞1990年的外商直接投資佔比達到了5.3%。在外債方面，阿根廷2002～2004年間的外債余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曾超過100%。總體而言，阿根廷和馬來西亞對外部經濟的依賴程度要明顯高於韓國。
第六，各國經濟政策的不同。

㈡ 中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幾點思考

「中等收入陷阱」是經濟學界當前的熱門話題之一。2012年以來，中國GDP增速逐年下滑，很多人擔心，中國經濟能否成功轉型，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關鍵要靠是什麼？ 世界經濟發展史表明，當一國人均GDP邁過3000美元之後，如果不能進行經濟增長模式的及時轉換，有可能長期停滯於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國家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如墨西哥、阿爾及利亞和秘魯等，只有少數國家能夠持續增長，長驅直入進入發達國家，例如日本和韓國。一般來說，可以把經濟發展分為三個主要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要素驅動階段，人均GDP低於3000美元；第二個階段是效率驅動階段，人均GDP從3000美元增長至9000美元；第三個階段是創新驅動階段，人均GDP高於17000美元的階段。在要素驅動階段，市場機制能夠發揮基本作用，人們有錢就進行生產性投資，有強烈的工作意願，提供基本生產要素的積極性能被激發出來。只要宏觀經濟和政局穩定，有良好的基礎設施，處於這個階段的國家大多能擺脫「貧困陷阱」。這些基本條件比較容易滿足，所以大部分國家能夠達到中等收入。 在效率驅動階段，不僅需要調動要素所有者增加供給的積極性，更重要的是提高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同時還要對生產性要素進行長期投資，以提高要素質量。實現這種結果的前提是，市場機制要充分發揮作用，特別是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要極大地調動起來。在創新驅動階段，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源泉來自創新活動，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活力。美國、日本和歐盟許多國家目前都處於這個階段。經過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正處在效率驅動的關鍵時期，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改變，才能保持長期的經濟增長，否則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哪些因素可能讓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經常被強調的是，中國面臨各種各樣的結構性問題，比如消費不足、勞動收入佔比太低、收入差距大、工業比重過高、投資比例過大、對外依存度過高等等。這些問題可能都很重要，但是我們更需要弄清楚，哪些問題是根本性的問題，是問題之源，哪些是表象性的，是問題之果，哪些問題是可以調整的，哪些是無法調整的。比如，中國目前儲蓄率太高，但日本、韓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儲蓄率也非常高，等到經濟增長率降下來之後，儲蓄率自然也降低了。所以，高儲蓄是伴隨高速經濟增長而產生的現象，有一定的必然性，現在中國即使想調也調不下來，而等經濟增長放緩之後，想提高儲蓄率反倒是很困難的。現在人們非常關心四個問題，都與中國面臨的矛盾和挑戰密切相關。一是政府規模問題。政府規模應該適度，政府規模過大會對經濟增長起反向作用。近幾年中國政府規模增長很快，行政管理費用尤其增長迅猛。考慮到政府部門的財政收入和各種收費，廣義的政府稅費佔GDP的比重已達到很高水平，而且政府支出結構也有諸多問題。二是收入差距問題。收入分配差距和經濟增長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按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水平，比照國際標准，貧富差距的確較大，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 第三，教育水平與經濟增長有一定的正相關關系。相對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水平，中國的人均教育水平在國際范圍內算是較高的，反映了普及初等教育的成果。第四，如果以預期壽命作為國民健康的衡量指標，國民健康與經濟增長也存在正相關關系。相對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水平，我國的人均預期壽命也是比較高的。為什麼有的國家能夠順利步入發達國家，有的國家卻無法擺脫中等收入陷阱？中國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要加強社會流動性。社會流動性是指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對下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的影響程度，影響程度越高，社會流動性就越低——通俗地說，社會流動性低，就是所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社會流動性高，就是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政府規模過大，勞動收入佔比低和收入分配不均，這些問題主要體現為靜態的不平等，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會流動性低、社會利益結構被固化，這將造成動態的不平等，有可能導致長期的經濟增長停滯。

㈢ 中國經濟為什麼不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理由

我國現在達到的發展水平遠高於當年拉美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時的發展水平，已經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只要經濟能夠實現由數量追趕向質量追趕的平穩轉型，就能夠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社會。
二戰以後，先後有許多經濟體進入工業化歷史進程，但只有少數經濟體跨過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社會。從中可以觀察到兩種不同類型的經濟增長速度回落。
一種是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在人均國民總收入不超過六七千國際元（購買力平價指標）時增長速度回落，陷入增長緩慢、停滯乃至倒退的困境，也就是落入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這些經濟體大多實施進口替代戰略，抑制市場力量的發展，借用大量外債，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有的迫於民粹主義的壓力，實行難以承受的高福利政策，最終導致高增長難以為繼。典型代表是部分拉美國家。
另一種是經歷了一個更長時期（通常是二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長，在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11000國際元時增長速度出現回落，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速增長，並躋身於高收入行列，其典型是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省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新加坡等東亞經濟體。這些經濟體具有較好的市場基礎，同時也有發展導向的強政府，實施出口導向戰略，形成了具備較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近年來增長速度有所放緩。2014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大體上相當於11000國際元，增長模式和軌跡與東亞經濟體顯示的增長規律較為相似。從長期增長框架看，我國已經成功利用了工業化時期高速增長的潛力；當前經濟增長條件出現一系列重要變化，構成經濟發展的新困難，經濟合乎規律地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應該認識到，我國現在達到的發展水平遠高於當年拉美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時的發展水平，已經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只要經濟能夠實現由數量追趕向質量追趕的平穩轉型，就能夠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社會。
中國經濟正在進入更具創造性和可持續性的中高速增長平台
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是一個「轉型再平衡」的過程。從需求側看，以往長時期帶動高增長的低成本出口、大規模開發建設、排浪式消費等主要需求發生深刻變化和調整。在供給側，由於重化工業調整相對較慢，部分行業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企業虧損擴大。但從今年一季度情況看，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作用下，部分工業品價格有所回升，工業企業效益由降轉升。如果去產能到位，工業品出廠價格和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回升，供給側也有望調整到位。隨著供需兩側達到新的平衡，我國經濟將進一步釋放增長潛力，進入更具創造性和可持續性的中高速增長平台。
中高速增長期依然是追趕期。目前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約為8000美元，與發達國家人均四五萬美元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如果說以往高速增長期主要是數量追趕，今後將更多地表現為質量追趕。在這一階段，創新活動比重將有所增大，但大多數還是追趕型的，仍然需要重視向先行者學習，並要由過去的「鋪攤子」轉向「上台階」。與數量追趕相比，質量追趕對發展條件、體制和政策環境都有更高要求，需要解決好以下三個突出問題。
糾正資源錯配。目前，行業之間生產率的差距依然較大，這表明要素流動不暢、配置欠佳。其根源在於市場機制不健全，要素的市場化流動和定價受阻。通過深化改革糾正資源錯配，不僅可以使傳統行業繼續釋放出可觀的需求，而且能夠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提高生產率，化解潛在風險。
激勵產業升級。產業升級既包括發展新興產業，也包括在已有產業中採用新裝備、新技術，同時還表現為在產業價值鏈上的提升，比如由低端製造提升到高端製造，更加註重設計、研發、品牌等。產業升級將帶來專業化分工協作關系的深化、產業集中度的適當提高；將更多地開發和利用中高級生產要素，全面提升人力資本質量；將通過制度和文化建設全面推動精緻生產。
營造創新環境。主要是形成有利於市場發揮作用的體制和政策條件，使創新要素在更充分的市場競爭中流動，聚集到創新更容易成功的地方，全面提高創新效率。
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創造有利條件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尤其是聚焦於生產要素的流動重組和優化配置，將為我國加快質量追趕、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創造必要的制度和政策條件。目前，應將以下幾個方面作為優先領域加以推進。
放寬准入，深化壟斷行業改革。近年來的商事制度改革，在小微企業准入便利化方面取得一些進展，現在更需要突破的是基礎產業和服務業領域改革，包括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鐵路、金融、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這些壟斷行業的投資看起來已經不少了，但其實非常需要有活力的新投資加入，以大幅提高投資效率。應進一步放寬這些領域的准入條件。
促進城鄉之間要素流動和優化配置。推動城市發展從以往的孤島型轉變為網路型，帶動大城市之間大量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加強互聯互通，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帶動人口居住和產業布局優化調整，將可引出可觀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機會。為此，應下決心打破城鄉之間要素流動、交易、優化配置的不合理體制和政策限制。
在尊重創新規律基礎上營造創新環境。創新與模仿具有實質性差異。在模仿階段，政府職能主要體現為指定技術路線、做好規劃。在創新階段，政府職能則主要體現在保護產權，穩定企業家和科研人員的預期，為創新活動提供有效激勵；深化各項改革，促進創新要素流動、聚集和優化配置，提高人力資本質量，為創新提供金融支持等。同時，還應使改進創新環境成為地方競爭的新元素，推動形成創新型城市和區域創新中心。
抵制經濟泡沫的干擾，引導資源流向提高要素生產率的領域。製造業仍然是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所在。服務業中發展潛力最大的生產性服務業，是直接為製造業轉型升級服務的。必須牢固確立製造立國、實體經濟為本的理念和政策導向。對於房地產和金融市場等極易形成經濟泡沫的行業，必須高度警惕，及時抑制各種形態經濟泡沫的泛起，防止出現大量資源脫實向虛和經濟活動的大幅波動，把資源盡可能引導到提高要素生產率的領域。
調動人的積極性，完善幹部隊伍激勵機制。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幹部隊伍的精神狀態至關重要。應乘勢前進，持續優化政治生態，在「關後門」「堵歪門」的同時「開前門」，探索符合國情和現代治理要求的長效機制。應給基層更大的試驗空間，在把握方向、守住底線的前提下，同一改革可以有幾種方案同時試驗，相互比較、補充、完善。基層試驗可以為創新型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也有利於少走彎路，降低制度和政策創新的成本

㈣ 中國為什麼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戰以後，先後有許多經濟體進入工業化歷史進程，但只有少數經濟體跨過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社會。從中可以觀察到兩種不同類型的經濟增長速度回落。

一種是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在人均國民總收入不超過六七千國際元（購買力平價指標）時增長速度回落，陷入增長緩慢、停滯乃至倒退的困境，也就是落入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這些經濟體大多實施進口替代戰略，抑制市場力量的發展，借用大量外債，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有的迫於民粹主義的壓力，實行難以承受的高福利政策，最終導致高增長難以為繼。典型代表是部分拉美國家。

另一種是經歷了一個更長時期（通常是二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長，在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11000國際元時增長速度出現回落，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速增長，並躋身於高收入行列，其典型是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省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新加坡等東亞經濟體。這些經濟體具有較好的市場基礎，同時也有發展導向的強政府，實施出口導向戰略，形成了具備較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近年來增長速度有所放緩。2014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大體上相當於11000國際元，增長模式和軌跡與東亞經濟體顯示的增長規律較為相似。從長期增長框架看，我國已經成功利用了工業化時期高速增長的潛力；當前經濟增長條件出現一系列重要變化，構成經濟發展的新困難，經濟合乎規律地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應該認識到，我國現在達到的發展水平遠高於當年拉美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時的發展水平，已經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只要經濟能夠實現由數量追趕向質量追趕的平穩轉型，就能夠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社會。

中國經濟正在進入更具創造性和可持續性的中高速增長平台

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是一個「轉型再平衡」的過程。從需求側看，以往長時期帶動高增長的低成本出口、大規模開發建設、排浪式消費等主要需求發生深刻變化和調整。在供給側，由於重化工業調整相對較慢，部分行業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企業虧損擴大。但從今年一季度情況看，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作用下，部分工業品價格有所回升，工業企業效益由降轉升。如果去產能到位，工業品出廠價格和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回升，供給側也有望調整到位。隨著供需兩側達到新的平衡，我國經濟將進一步釋放增長潛力，進入更具創造性和可持續性的中高速增長平台。

中高速增長期依然是追趕期。目前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約為8000美元，與發達國家人均四五萬美元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如果說以往高速增長期主要是數量追趕，今後將更多地表現為質量追趕。在這一階段，創新活動比重將有所增大，但大多數還是追趕型的，仍然需要重視向先行者學習，並要由過去的「鋪攤子」轉向「上台階」。與數量追趕相比，質量追趕對發展條件、體制和政策環境都有更高要求，需要解決好以下三個突出問題。

糾正資源錯配。目前，行業之間生產率的差距依然較大，這表明要素流動不暢、配置欠佳。其根源在於市場機制不健全，要素的市場化流動和定價受阻。通過深化改革糾正資源錯配，不僅可以使傳統行業繼續釋放出可觀的需求，而且能夠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提高生產率，化解潛在風險。

激勵產業升級。產業升級既包括發展新興產業，也包括在已有產業中採用新裝備、新技術，同時還表現為在產業價值鏈上的提升，比如由低端製造提升到高端製造，更加註重設計、研發、品牌等。產業升級將帶來專業化分工協作關系的深化、產業集中度的適當提高；將更多地開發和利用中高級生產要素，全面提升人力資本質量；將通過制度和文化建設全面推動精緻生產。

營造創新環境。主要是形成有利於市場發揮作用的體制和政策條件，使創新要素在更充分的市場競爭中流動，聚集到創新更容易成功的地方，全面提高創新效率。

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創造有利條件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尤其是聚焦於生產要素的流動重組和優化配置，將為我國加快質量追趕、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創造必要的制度和政策條件。目前，應將以下幾個方面作為優先領域加以推進。

放寬准入，深化壟斷行業改革。近年來的商事制度改革，在小微企業准入便利化方面取得一些進展，現在更需要突破的是基礎產業和服務業領域改革，包括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鐵路、金融、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這些壟斷行業的投資看起來已經不少了，但其實非常需要有活力的新投資加入，以大幅提高投資效率。應進一步放寬這些領域的准入條件。

促進城鄉之間要素流動和優化配置。推動城市發展從以往的孤島型轉變為網路型，帶動大城市之間大量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加強互聯互通，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帶動人口居住和產業布局優化調整，將可引出可觀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機會。為此，應下決心打破城鄉之間要素流動、交易、優化配置的不合理體制和政策限制。

在尊重創新規律基礎上營造創新環境。創新與模仿具有實質性差異。在模仿階段，政府職能主要體現為指定技術路線、做好規劃。在創新階段，政府職能則主要體現在保護產權，穩定企業家和科研人員的預期，為創新活動提供有效激勵；深化各項改革，促進創新要素流動、聚集和優化配置，提高人力資本質量，為創新提供金融支持等。同時，還應使改進創新環境成為地方競爭的新元素，推動形成創新型城市和區域創新中心。

抵制經濟泡沫的干擾，引導資源流向提高要素生產率的領域。製造業仍然是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所在。服務業中發展潛力最大的生產性服務業，是直接為製造業轉型升級服務的。必須牢固確立製造立國、實體經濟為本的理念和政策導向。對於房地產和金融市場等極易形成經濟泡沫的行業，必須高度警惕，及時抑制各種形態經濟泡沫的泛起，防止出現大量資源脫實向虛和經濟活動的大幅波動，把資源盡可能引導到提高要素生產率的領域。

調動人的積極性，完善幹部隊伍激勵機制。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幹部隊伍的精神狀態至關重要。應乘勢前進，持續優化政治生態，在「關後門」「堵歪門」的同時「開前門」，探索符合國情和現代治理要求的長效機制。應給基層更大的試驗空間，在把握方向、守住底線的前提下，同一改革可以有幾種方案同時試驗，相互比較、補充、完善。基層試驗可以為創新型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也有利於少走彎路，降低制度和政策創新的成本。

因此根據中國當前的現狀而言，並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㈤ 中等收入陷阱的專家解析

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不可迴避地逐漸成為各界關注的熱點。那麼，「中等收入陷阱」是如何產生的？它有什麼表現？我們該如何採取措施避免落入「陷阱」？為此，記者對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中國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長田雪原、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等三位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負責人進行了專訪，請他們對上述問題發表意見和看法。 記者：從您的學術研究領域和專業眼光來看，您認為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什麼？
劉偉：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了從中等收入向中上等收入轉變的時期。在這個關鍵期，發展的機遇和挑戰並存。挑戰是什麼？即現在流行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在我看來，「中等收入陷阱」發生的根本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需求疲軟，特別是內需疲軟，導致過度依賴外需。二是能源、勞動力成本大幅度上升。這時效率提高如果趕不上成本提高，就會陷入低效益增長，同時，通貨膨脹變成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高通脹的同時經濟衰退。三是創新力包括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偏弱。技術創新弱使內需不足，難以發現新的投資機會，難以有創新產業和新產品開發，從而使有效投資的機會不足；制度創新不足使市場化競爭嚴重遲緩，導致越是稀缺的資源，越不受市場控制。稀缺性資源倘若不是按照效益指標分配，一定會導致效率低下。而大量低效率高增長的泡沫必定釀成社會不公、經濟泡沫。這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田雪原：觀察國際經濟社會發展趨勢我們發現，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有著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等多方面原因，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在走向中等收入經濟「起飛」過程中，沒有重視和解決快速發展積累起來的貧富兩極分化、畸形城市化、人口老齡化、經濟技術落後、產業結構不合理，以及腐敗蔓延、社會動盪加劇等問題。 記者：在您看來，「中等收入陷阱」有什麼表現？
鄭秉文：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誘因很多，如不及時加以解決，極有可能落入以下十大陷阱：一是「轉型陷阱」，表現為投資和消費關系的失衡、資源環境約束、城鄉區域發展的不協調、農業基礎地位薄弱、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突出等等。二是「拉美陷阱」，表現為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社會矛盾積重難返。三是「福利陷阱」，表現為社會保障制度超過經濟發展水平，成為財政和納稅人的包袱。四是「城市化陷阱」，表現為拉美式的「過度城市化」或者我國的「淺度城市化」。五是「資產泡沫陷阱」，表現為房地產等市場的泡沫化，背離經濟發展規律。六是「金融陷阱」，表現為金融體系出現問題，拖累整個實體經濟。七是「美元陷阱」，表現為規模巨大的外匯儲備資產的安全。八是「人口陷阱」，表現為勞動適齡人口絕對數量的減少和老年人口數量的激增。九是「捧殺陷阱」，表現為隨著經濟和社會轉型，中國「被要求」承擔更多的全球或區域安全責任。十是「民主陷阱」，表現為中國進入「中等偏上收入」行列之後，一些諸如引進西方式民主等不適當的民主訴求的凸顯。
田雪原：作為人口學研究者，我主要談談鄭秉文主任剛才說到的「人口陷阱」，尤其是「老齡化陷阱」，因來說，我國人口老齡化是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人口老齡化問題處理不好，會引致以下後果，墮入「陷阱」：一是影響經濟增長。我國從2011年開始，人口「盈利」、人口「紅利」緩慢減少，2030年以後將轉為「人口虧損」、「負債償還」期，如不加以及時扭轉，不利影響將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尤其是延緩經濟增長。二是影響勞動就業。人口老齡化問題解決不好，必定影響勞動就業。三是影響消費。我國經濟發展消費動力嚴重不足，相比之下，老年消費更為不足和落後。隨著老齡化的不斷加深，老年消費市場快速擴張，這種情況必須引起足夠重視。四是影響城市化。當前我國人口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三八（婦女）六一（兒童）九九（老年人）部隊」等問題在農村沉積下來，引發了一系列新情況，必須加以戒備。五是影響養老保障。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入，人們價值取向的改變，社會供養入不敷出，子女供養危機四伏，老年自養受到嚴峻挑戰，使「碎片化」養老方式陷入困境。 記者：既然「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不可迴避，那麼我們該如何採取措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劉偉：需求不足、成本提高、創新力不夠，這三方面原因不同程度在我國存在，甚至有的還比較突出，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這些不利的因素，重中之重就是創新。在經濟體制方面，制度創新的核心就是加快市場化競爭，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競爭秩序，在這個過程當中，民營經濟的發展極為重要，因為民營經濟、民營企業的發展是市場經濟競爭主體培育的重要方面。
鄭秉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對症下葯」。譬如，對於「轉型陷阱」，我們應當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主線，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重中之重，盡快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扭轉投資和消費的失衡關系，克服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協調城鄉區域發展，繼續夯實農業基礎，著力化解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對於「城市化陷阱」，我們既要防止拉美式的「過度城市化」，控制大型城市人口過度膨脹，又要糾正中國的「淺度城市化」，為農民工提供均一個平等的公共服務，讓他們真正「市民化」；積極採取有效措施，努力保持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協調發展，等等。應當看到，盡管面對前所未有的、可以預見或難以預見的、中國特有的各種風險挑戰和陷阱誘因，但是，「中等偏上收入」發展階段無疑是中國仍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對此，我們要抓住機遇，並未雨綢繆做好各種准備來應對挑戰。
怎樣解決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
針對中國經濟放緩而產生的中國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指出中等收入陷阱並不是必然的命運，按照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發展是經濟發展成功的秘方。比較優勢的制度前提是市場經濟體制與因勢利導型政府，比較優勢的結果是開放經濟和後發優勢、宏觀穩定、高儲蓄和高投資。通過對發展中國家經濟改革失敗與中國雙軌製成功的原因分析，結合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提出對中國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議：一是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場體制的轉型；二是政府應在產業、技術結構升級中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

㈥ 請分析中國能不能在2020年前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不可迴避地逐漸成為各界關注的熱點。那麼，「中等收入陷阱」是如何產生的？它有什麼表現？我們該如何採取措施避免落入「陷阱」？為此，記者對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中國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長田雪原、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等三位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負責人進行了專訪，請他們對上述問題發表意見和看法。記者：從您的學術研究領域和專業眼光來看，您認為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什麼？劉偉：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了從中等收入向中上等收入轉變的時期。在這個關鍵期，發展的機遇和挑戰並存。挑戰是什麼？即現在流行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在我看來，「中等收入陷阱」發生的根本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需求疲軟，特別是內需疲軟，導致過度依賴外需。二是能源、勞動力成本大幅度上升。這時效率提高如果趕不上成本提高，就會陷入低效益增長，同時，通貨膨脹變成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高通脹的同時經濟衰退。三是創新力包括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偏弱。技術創新弱使內需不足，難以發現新的投資機會，難以有創新產業和新產品開發，從而使有效投資的機會不足；制度創新不足使市場化競爭嚴重遲緩，導致越是稀缺的資源，越不受市場控制。稀缺性資源倘若不是按照效益指標分配，一定會導致效率低下。而大量低效率高增長的泡沫必定釀成社會不公、經濟泡沫。這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田雪原：觀察國際經濟社會發展趨勢我們發現，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有著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等多方面原因，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在走向中等收入經濟「起飛」過程中，沒有重視和解決快速發展積累起來的貧富兩極分化、畸形城市化、人口老齡化、經濟技術落後、產業結構不合理，以及腐敗蔓延、社會動盪加劇等問題。記者：在您看來，「中等收入陷阱」有什麼表現？鄭秉文：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誘因很多，如不及時加以解決，極有可能落入以下十大陷阱：一是「轉型陷阱」，表現為投資和消費關系的失衡、資源環境約束、城鄉區域發展的不協調、農業基礎地位薄弱、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突出等等。二是「拉美陷阱」，表現為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社會矛盾積重難返。三是「福利陷阱」，表現為社會保障制度超過經濟發展水平，成為財政和納稅人的包袱。四是「城市化陷阱」，表現為拉美式的「過度城市化」或者我國的「淺度城市化」。五是「資產泡沫陷阱」，表現為房地產等市場的泡沫化，背離經濟發展規律。六是「金融陷阱」，表現為金融體系出現問題，拖累整個實體經濟。七是「美元陷阱」，表現為規模巨大的外匯儲備資產的安全。八是「人口陷阱」，表現為勞動適齡人口絕對數量的減少和老年人口數量的激增。九是「捧殺陷阱」，表現為隨著經濟和社會轉型，中國「被要求」承擔的全球或區域安全責任。十是「民主陷阱」，表現為中國進入「中等偏上收入」行列之後，一些諸如引進西方式民主等不適當的民主訴求的凸顯。田雪原：作為人口學研究者，我主要談談鄭秉文主任剛才說到的「人口陷阱」，尤其是「老齡化陷阱」，因來說，我國人口老齡化是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人口老齡化問題處理不好，會引致以下後果，墮入「陷阱」：一是影響經濟增長。我國從2011年開始，人口「盈利」、人口「紅利」緩慢減少，2030年以後將轉為「人口虧損」、「負債償還」期，如不加以及時扭轉，不利影響將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尤其是延緩經濟增長。二是影響勞動就業。人口老齡化問題解決不好，必定影響勞動就業。三是影響消費。我國經濟發展消費動力嚴重不足，相比之下，老年消費更為不足和落後。隨著老齡化的不斷加深，老年消費市場快速擴張，這種情況必須引起足夠重視。四是影響城市化。當前我國人口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三八（婦女）六一（兒童）九九（老年人）部隊」等問題在農村沉積下來，引發了一系列新情況，必須加以戒備。五是影響養老保障。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入，人們價值取向的改變，社會供養入不敷出，子女供養危機四伏，老年自養受到嚴峻挑戰，使「碎片化」養老方式陷入困境。記者：既然「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不可迴避，那麼我們該如何採取措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劉偉：需求不足、成本提高、創新力不夠，這三方面原因不同程度在我國存在，甚至有的還比較突出，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這些不利的因素，重中之重就是創新。在經濟體制方面，制度創新的核心就是加快市場化競爭，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競爭秩序，在這個過程當中，民營經濟的發展極為重要，因為民營經濟、民營企業的發展是市場經濟競爭主體培育的重要方面。鄭秉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對症下葯」。譬如，對於「轉型陷阱」，我們應當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主線，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重中之重，盡快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扭轉投資和消費的失衡關系，克服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協調城鄉區域發展，繼續夯實農業基礎，著力化解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對於「城市化陷阱」，我們既要防止拉美式的「過度城市化」，控制大型城市人口過度膨脹，又要糾正中國的「淺度城市化」，為農民工提供均一個平等的公共服務，讓他們真正「市民化」；積極採取有效措施，努力保持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協調發展，等等。應當看到，盡管面對前所未有的、可以預見或難以預見的、中國特有的各種風險挑戰和陷阱誘因，但是，「中等偏上收入」發展階段無疑是中國仍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對此，我們要抓住機遇，並未雨綢繆做好各種准備來應對挑戰。怎樣解決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針對中國經濟放緩而產生的中國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指出中等收入陷阱並不是必然的命運，按照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發展是經濟發展成功的秘方。比較優勢的制度前提是市場經濟體制與因勢利導型政府，比較優勢的結果是開放經濟和後發優勢、宏觀穩定、高儲蓄和高投資。通過對發展中國家經濟改革失敗與中國雙軌製成功的原因分析，結合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提出對中國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議：一是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場體制的轉型；二是政府應在產業、技術結構升級中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

㈦ 怎麼理解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國家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000美元左右）後，可能出現兩種結果：1.持續發展，逐漸成為發達國家。2.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甚至社會動盪等問題，導致經濟發展徘徊不前。後一種結果稱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為什麼發展水平和條件十分相近的國家，會出現兩種不同的發展命運，關鍵是能否有效克服中等收入階段的獨特挑戰。從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情況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錯失發展模式轉換時機。以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為例，在工業化初期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後，未能及時轉換發展模式，而是繼續推進耐用消費品和資本品的進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紀70年代初石油危機後，還是維持「舉債增長」，使進口替代戰略延續了半個世紀。而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則因國內市場狹小，長期實施出口導向戰略使其過於依賴國際市場需求，極易受到外部沖擊。

第二，難以克服技術創新瓶頸。一國經濟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低成本優勢逐步喪失，在低端市場難以與低收入國家競爭，但在中高端市場則由於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本條件制約，又難以與高收入國家抗衡。在這種上下擠壓的環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長動力而導致經濟增長停滯。要克服這一挑戰，就需要在自主創新和人力資本方面持續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競爭優勢。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在亞洲金融危機後再也沒能恢復到危機前的高增長，就與經濟增長缺乏技術創新動力有直接關系。

巴西聖保羅的貧民窟

第三，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公平發展不僅有利於改善收入分配，創造更為均衡的發展，還能夠減緩社會矛盾和沖突，從而有利於經濟可持續發展。拉美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由於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導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嚴重不足，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如20世紀70年代，拉美國家基尼系數高達0.44~0.66之間，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達0.64，一些國家還由於貧富懸殊，社會嚴重分化，引發激烈的社會動盪，甚至政權更迭，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影響。

第四，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偏差。從拉美國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政府作用被極度削弱，宏觀經濟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穩定性，政府債台高築，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不平衡等頑疾難以消除，經濟危機頻發造成經濟大幅波動，如上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貨幣危機、2002年阿根廷經濟危機，都對經濟持續增長造成嚴重沖擊。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間出現了16年負增長，主要就集中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和2002年國內金融危機期間。

第五，體制變革嚴重滯後。在拉美國家，體制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羈絆，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精英集團的「現代傳統主義」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反對在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權力分配等領域進行變革，或者把這種變革減少到最低限度。經濟財富過度集中，利益集團勢力強大，造成尋租、投機和腐敗現象蔓延，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受到嚴重扭曲。

㈧ 林毅夫稱我國具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條件，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國家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000美元左右)後，可能出現兩種結果:一個是持續發展，逐漸成為發達國家。另一個是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甚至社會動盪等問題，導致經濟發展徘徊不前。後一種結果稱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 定義

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義是指: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製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則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長期停滯不前，如菲律賓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684.6美元，2014年仍只有在2865美元，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沒有太大變化。

還有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雖然在提高，但始終難以縮小與高收入國家的鴻溝，如馬來西亞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812美元，到2014年僅達到10804美元。

阿根廷則在1964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超過1000美元，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後又回升到2014年的12873美元。

"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不可迴避，我們應採取措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㈨ 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國家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000美元左右）後，可能出現兩種結果：

第一，持續發展，逐漸成為發達國家。

第二，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甚至社會動盪等問題，導致經濟發展徘徊不前。後一種結果稱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從日本、韓國等其他國家的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來看，最根本的是較為成功地實現了經濟發展模式轉型：

第一，要以推動公平分配為切入點，為持續增長培育新的基礎。

第二，大力振興實體經濟，加快建設製造強國。要以提升產業結構為突破口，構造經濟增長新的動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是以可持續的方式保持經濟高速增長，這就需要構造新的增長動力。

第三，大力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更加註重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四，要以擴大和完善國內市場為保障，降低受外部經濟波動的沖擊。我國廣闊且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是成為抵禦外部經濟沖擊的有效保障。

總之，進入中等收入的中國面臨著一系列發展的風險，而中國具有的特殊條件會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許多選擇。不過，所有這些選擇的實現都需要一種穩定的社會經濟環境予以保障。

(9)中等收入陷阱指標擴展閱讀：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銀行在其報告《東亞復興：關於經濟增長的觀點》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但深究這個概念，可以發現其缺乏嚴謹的理論論證，存在不少「邏輯陷阱」：

一是「統計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國民總收入（GNI）這個單一指標來衡量發展水平，但GNI並不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國民生活質量、精神狀態等。

阿瑪蒂亞·森、羅伯特·巴羅等著名經濟學家都認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種統計現象，並沒有經濟學方法論支撐，因而相當片面。

二是「對照陷阱」。「中等收入」標准往往是與美國對照、用美元衡量得出的。這樣的對照和衡量方法有失偏頗，並不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總產出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

三是「歷史陷阱」。目前對於「中等收入陷阱」的觀察，主要局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21世紀初的時間段。

在這個時間段，許多發展中國家剛剛實現獨立，處於現代國家成長的初級階段與發展探索期，難免會有不少國家走彎路。因此，不能過早地對這些國家蓋棺定論，認定其會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實，能否盡快跨過「中等收入」這道坎，關鍵在於能否保持持續發展的勢頭。目前，有的高收入國家已經陷入低增長困境，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徘徊不前。對當下的中國來說，如何營造有利於平穩健康發展的國內外環境，才是更有意義的討論話題。

㈩ 「中等收入陷阱」辨析

【內容提要】「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銀行提出的概念，其含義是：一個國家在躋身於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後會陷入這樣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面，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它的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會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它的產業結構不是以科技創新為基礎。其結果是，這樣的國家既不能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競爭，也無法與發達國家競爭。由此可見，「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指發展中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在經濟和社會發展道路上或現代化道路上遇到的一切問題，也不是指一個國家長期不能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在一定意義上，將人均GDP能否達到12196美元（或12276美元）視為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標志，完全是一個偽命題。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國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在增加。因此，中國必須加大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力度，通過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盡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

【關鍵詞】「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國家 勞動力成本 競爭力 拉美 中國

近幾年，國內學術界極為關注「中等收入陷阱」。在谷歌的搜索引擎中輸入「中等收入陷阱」，可獲得120萬條結果。然而，在研究這一課題時，許多學者曲解了這一概念的含義，因而提出了一些不正確的觀點。本文力圖從「中等收入陷阱」的定義入手，指出國內學術界在理解這一概念時出現的偏差，並回答拉美和中國是否已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一、何謂「中等收入陷阱」

關於「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的由來，國內外學術界有這樣一種共識：它最初是由世界銀行提出的。通過檢索網際網路，我們發現，世界銀行在2006年11月出版過一個關於東亞如何應對全球經濟疲軟的報告。在這一報告中，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指出，「中等收入國家如要繁榮，必須採取一些與以往不同的措施。這一建議與以下事實是吻合的：中等收入國家的增長速度既不及富國，也不如窮國。」這些經濟學家還認為，中等收入國家處於工資水平更低和競爭力更強的窮國與富於創新的發達國家之間的夾縫中。但這一報告沒有使用「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名詞。

2007年，世界銀行曾發表了題為《東亞復興：關於經濟增長的觀點》的研究報告。在這一報告中，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認為，由於缺乏規模經濟，東亞的中等收入國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前所未有的高增長率。以生產要素的積累為基礎的戰略可能會導致持續惡化的後果。這一後果必然會出現，因為資本的邊際生產率會下降。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內，拉美和中東是中等收入地區，但它們無法走出這一陷阱。 這是世界銀行第一次提到「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世界銀行發表了題為《有力的增長與不斷增加的風險》的研究報告。在這一報告中，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認為，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內，拉美和中東的許多經濟體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這一陷阱中，作為高產、低成本的生產國，它們力圖在工資成本不斷上升的情況下保持自身的競爭力，但無法提升其價值鏈，也無法進入正在不斷擴大的、以知識和創新為基礎的產品和服務市場。

盡管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在上述3個報告中未能明確地界定「中等收入陷阱」的確切含義，但我們從字里行間能得出這一結論：一個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後，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勞動力成本會上升,而它的產業結構及科技創新卻未出現顯著的改善或進步。其結果是，它既不能與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競爭，也無法與發達國家競爭，從而陷入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換言之，世界銀行所說的「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指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道路上遇到的一切問題，而是指勞動力成本上升後遇到的一種「進退兩難」的境況。

一些外國學者對「中等收入陷阱」定義的解析或許能幫助我們理解其真實的含義。例如，秘魯學者路易斯?阿布加塔斯-馬傑魯夫（Luis Abugattas-Majluf）認為，向技能密集、技術先進和勞動生產率更高的生產活動過渡，是約旦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方法。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維克拉姆?尼赫魯（Vikram Nehru）認為，只有大力發展製造業和減少對初級產品出口的依賴，印度尼西亞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學者大野健一（Kenichi Ohno）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之間的「玻璃天花板」。第一階段是外資引導下的簡單的製造業；在第二階段，支持性產業（supporting instries）開始發展，並通過從國外直接購買或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等形式獲得技術； 在第三階段，國內企業掌握了生產高質量產品所需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第四階段的特點是創新和產品設計。

美國學者愛娃?帕斯（Eva Paus）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描述這樣一種狀態：一方面，一個中等收入國家在生產一般性出口產品時無法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另一方面，這個國家尚未建立起能夠生產以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為基礎的商品和勞務的能力。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是無法向更高的知識密集型產業發展。她指出，經濟發展是經濟和社會變革的進程。在這一進程中，生產結構不斷地向增加值更高的生產活動進化。換言之，中等收入國家總是面臨這樣一種挑戰：如何從大宗商品生產向知識密集型生產活動過渡。

帕斯還認為，中國在國際貿易領域已成為一個強有力的競爭者，因此許多中等收入國家發現自己難以在低工資密集型生產領域與中國競爭；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尚未培養出能在高生產率領域與發達國家展開競爭的生產能力。其結果是，它們面臨著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

當然，我們不會同意帕斯將其他中等收入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歸咎於中國。但從上述外國學者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較為狹窄的。它不是指一個國家在發展道路上遇到的所有問題和挑戰，而是僅僅指勞動力成本提高後如何對產業結構作出相應的調整。

2013年2月16日出版的英國《經濟學家》雜志有一篇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章。這一文章在解釋「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論」時寫道：「富國自誇擁有最好的技術，窮國則認為自己擁有最低的工資，而中等收入國家卻既沒有最好的技術，也沒有最低的工資。」 言下之意時，中等收入國家陷入一種進退兩難的被動局面。這一文章認為，中等收入國家可通過制度建設來避免陷入這一陷阱。

然而，在國內學術界，「中等收入陷阱」的定義卻被常常被曲解為以下三種意思：第一，一些發展中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在發展道路上長期趑趄不前，從而無法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第二，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有些發展中國家在低收入階段積累的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會集中地爆發。除經濟增長乏力以外，這些國家還面臨著貧困化現象加劇、「三農」問題成堆、勞動力轉移困難、城市化速度過快、收入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嚴重、金融體系脆弱、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社會凝聚力弱化、腐敗司空見慣、毒品泛濫成災以及社會治安每況愈下等問題。第三，有些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為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失靈，政府無法應對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中的各種挑戰和系統性風險，內需疲軟導致過度依賴外需，等等。

2010年，《人民論壇》雜志在徵求了50位國內專家、學者的意見後，列出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的十個特徵：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盪、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 該雜志發表的多篇文章認為，拉美國家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綜上所述，在國內學術界，許多人將「中等收入陷阱」當作一個「筐」，把中等收入國家（尤其是拉美國家）在發展進程中遇到的一切問題都「往裡裝」。

二、「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數字游戲」

世界銀行對「中等收入陷阱」所作的定義未能明確告訴我們如何判斷一個國家是否陷入了這一陷阱。但有些學者認為，世界銀行在2009年將人均國民總收入（GNI）12196年美元以上的經濟體作為高收入經濟體，996美元至12195美元為中等收入經濟體，因此，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長期不能達到這一指標，它就可被視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他們還斷言，「2011 年是南美大陸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年」，因為根據有關國際機構的統計，2011 年智利和烏拉圭的人均國民總收入超過了世界銀行在2011年7月公布的為高收入經濟體設定的12276 美元這一界限，率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將一個國家的人均國民總收入是否大於一個具體的數字當作其是否逾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欠妥的。

第一，何謂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階段。「長期」顯然是一個含糊不清的時間狀語，多少年可被視為「長期」，顯然是一個眾說紛紜的時間狀語。而且，「長期」這一表達方法還低估了發展的艱難程度。美國經濟學家W. W. 羅斯托認為，世界各國經濟發展要經歷5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即傳統社會、為「起飛」創造前提的階段、 「起飛」階段、向「成熟」發展的階段、民眾的高消費階段。他認為，從「起飛」階段到「成熟」發展階段的過程大約要經過60年左右。 由此可見，發展中國家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跨越的時間是漫長的。

世界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在世界上的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中，能夠脫穎而出的畢竟是少數國家。很難想像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能在較短時間內從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躋身於高收入國家的行列。須知，發展中國家的人均國民總收入在提高時，發達國家的這一數值也在不斷提高，高收入的「門檻」也會隨之提高。更為重要的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是相對而言的。沒有中等收入國家，也就不會有高收入國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世界上總會有一些國家永遠處於追趕他國的不利地位。

第二，將人均國民總收入視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標志，不啻為「數字游戲」。如前所述，2009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人均國民總收入為12196美元；2011年，由於高收入國家的人均國民總收入提高到12276 美元，因此，跳出這個「陷阱」的高度上升了80美元。這意味著，一個發展中國家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取決於世界銀行設定的分界線是否發生變化，不論這個國家的產業結構發生了多大的變化。此其一。其二，因為世界銀行為高收入經濟體確定的指標是動態的，因此，今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或許會在明年再次跌入這一陷阱。之所以有這樣的出出進進，就是因為生搬硬套了世界銀行對高收入經濟體設定的「門檻」。

我們還可提出這樣的問題：以2009年為例，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均國民總收入為12195美元（即比世界銀行確定的高收入經濟體的「標准線」少1美元）或12194美元（比世界銀行確定的高收入經濟體的「標准線」少2美元），是不是意味著這個國家尚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說接近12196美元就算跳出「陷阱」，那麼這個「接近」的數字應該是多少？12000美元（比世界銀行確定的高收入經濟體的「標准線」少196美元）可被視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了嗎？我們甚至還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為急於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有些當政者或許會用「做假賬」的方法來提高本國或本地區的人均國民總收入。

而且，以美元計算的人均國民總收入很容易受匯率因素的影響。我們完全可以作出這樣一個的大膽的想像：由於匯率發生重大變化，世界上或許會有一些國家的國民總收入會從中等收入經濟體躋身於高收入經濟體行列，或從高收入經濟體行列跌落到中等收入經濟體行列。而伴隨著這樣的「跳出」或「跳進」，這個國家的產業結構、競爭力和科技創新能力可能沒有發生重大變化。

如將人均收入引入「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或許還能鬧出天大的笑話。例如，我們假設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因種種原因而長期無法躋身於高收入經濟體的行列，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然而，天有不測風雲。這個國家某天遇到了一次極大的地震或其他自然災害，無數人失去了生命。毋庸置疑，由於這個國家的人口大量減少，其人均國民總收入也就隨之快速上升，達到或超過了高收入經濟體的標准線，因此它就會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一個自然災害居然會使一個國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委實不可思議。又如，2009年利比亞的總人口是642萬，國內生產總值為588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為91589美元。 由此可見，利比亞尚未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們假設2011年的戰爭提前到2009年爆發，再假設這一戰爭使利比亞的人口減少160萬，那麼利比亞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會達到12199美元。 一場戰爭居然使一個國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豈非令人捧腹大笑。

第三，人口大國的人均國民總收入要達到高收入國家的標准，需要很長時間的艱苦努力。例如，中國的人口早已大大超過13億。無論是根據世界銀行在2009年確定的高收入經濟體指標（12196美元）還是參照2011年確定的新標准（12276 美元），中國的經濟總量只有在超過16萬億美元以後才能成為高收入國家。今天中國的經濟總量不足7萬億美元。從7萬億美元增加到16萬億美元，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可以斷定，世界銀行確定高收入的指標必然會「水漲船高」的。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將長期陷於「中等收入陷阱」中而不能自拔？

三、如何正確理解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國內學術界在討論「中等收入陷阱」時，拉美常被當作反面教材。例如，有人認為，「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馬來西亞等國在上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在同一時期，只有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少數國家和地區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還有人認為，拉美國家「在經歷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快速發展之後，出現了長達三十多年的經濟停滯。當時，這些國家主要是走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戰略，著重發展大型企業，城市化進程過快，貧富不均現象非常嚴重。而經濟高速增長使得民眾的期望值提升的速度比經濟的增長速度還要快，這給政府的社會保障帶來巨大壓力，最終導致外債和財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貨膨脹嚴重，金融危機迭起，給經濟發展帶來重創。」

將拉美作為「中等收入陷阱」的「標本」或「典型」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大多數拉美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後，其經濟並非長期停滯不前。誠然，20世紀80年代，由於受到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打擊，拉美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很低，有些年份甚至是負增長；但所謂「停滯不前」的持續時間不足十年。在進入90年代後，拉美經濟重新走上了復甦之路。除了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2009年以外，其餘年份均為正增長，而且大多數年份的增長率都比較高，有些年份甚至接近6%。

第二，經濟增長緩慢、貧困化現象加劇、「三農」問題成堆、城市化速度過快、收入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嚴重、社會凝聚力弱化、腐敗司空見慣、毒品泛濫成災以及社會治安每況愈下等等問題，不僅僅是拉美國家的「專利」，而且也是其他發展中國家難以消除的痼疾，甚至在一些高收入國家也不難找到。

第三，當年在討論「拉美病」、「拉美化」、「拉美陷阱」和「拉美現象」時，拉美國家在其經濟和社會發展進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被當作典型的「症狀」；在討論「一千美元門檻」時，這些問題被說成是拉美未能逾越這一「門檻」的論據； 在討論拉美現代化道路或拉美的發展時，這些問題被視為其「失敗」的反面教材；在討論拉美經濟改革的成效時，這些問題被定性為「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必然後果；而今在討論「中等收入陷阱」，這些問題又被奉作有力的證據。這樣的研究方法顯然是不足取的。

當然，我們不能無視以下兩個事實：一是拉美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在上升，由此而來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如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將大量工廠從墨西哥等國轉移到中國和亞洲的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二是大多數拉美國家難以減輕對初級產品出口的依賴。曾在創建石油輸出國組織的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委內瑞拉前石油部長胡安?巴勃羅?佩雷斯?阿方索在1970年說過，「十年後，二十年後，你會看到，石油帶給我們（委內瑞拉）的是（經濟上的）毀滅，……石油是魔鬼的興奮。」

由此可見，如果非要說拉美已跌入這個陷阱，那麼，我們應該指出，這個陷阱是指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過度依賴初級產品出口導致造成的不良後果，不是該地區在經濟和社會發展領域中遇到的無所不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