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動效應指標

『壹』 請大家幫忙解釋一個簡單的經濟現象！！

也不給信箱什麼的 怎麼發給你全文啊，
中國建設投資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計量模型與分析更新時間 2006-8-23 17:22:30 列印此文 點擊數 5298
中國建設投資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計量模型與分析
一、問題的背景
中國經濟目前尚處於初級發展階段，經濟增長具有典型的要素拉動特徵。經濟發展需要刺激投資需求，最終消費需求的形成也有賴於加大投資力度，投資與消費雙管齊下，投資需先行。因此，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離不開投資的持續增長。從理論上講，投資增長率和經濟增長率具有一種正向的關聯關系。
一般認為，建設投資是國民經濟增長的強大拉動因素。幾乎所有國家的政府都會在經濟不景氣的時期，將建設投資作為刺激經濟增長的工具。加大建設投資的規模，既可增加就業機會和國民可支配收入、擴大內需，又可以直接帶動當前的經濟增長，為新一輪的經濟增長奠定物質基礎。西方學者的研究表明：建設投資在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建設投資在這些國家的整體投資中的比率甚至達到了20%(Kessedes,1995)。
我國大量的文獻也討論了建設投資對國民經濟的重要作用，但是，真正能夠揭示建設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數量關系的研究成果卻極少。中國發展研究院曾經做過一項研究，發現在中國經濟中固定資產投資是決定社會需求的最積極的因素。因此，增加固定資產投資可以作為刺激經濟活動的主要手段（中國發展研究院，1997）。雖然還有其他一些關於建設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重要性的研究，但是，這些研究大部分還處在定性階段，很少能夠指出建設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水平。本研究就致力於找到其對中國經濟發展拉動水平的具體數量關系。
二、數據和模型
在本研究中，建設投資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是指以一定速度增長的建設投資所拉動GDP的增長量或增長率。GDP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水平的重要指標和方法。它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年內所有常住單位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的價值形態。另外本研究涉及的指標還有固定資產投資和建築安裝工程投資。
固定資產投資(FAI)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年內在固定資產方面投資總量的指標，它同樣也能夠以價值形態反映固定資產建造和購買活動的總量，是反映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速度、比例關系和使用方向的綜合性指標。固定資產投資可以根據國家的投資計劃分為基本建設投資、更新改造投資、房地產開發投資和其他固定資產投資四部分。本文採用這個指標來代表宏觀意義上的建設投資水平，既包括建水壩、修公路這些大型的土木工程項目，也包括住宅和商業房地產項目的開發，同時，還涉及各類建築物、構築物和大型設備的修繕和改造。
固定資產投資活動按其工作內容和實現方式可以分為建築安裝工程，設備、工具、器具購置，其他費用三個部分。在本文中也將建築安裝工程投資(CI)作為衡量建設投資活動對國民經濟增長拉動作用的一個變數，它是指各種房屋、建築物的建造和各種設備裝置的安裝工程投資。建築安裝工程投資比固定資產投資的范圍小一些，可以代表一年內國民經濟中的建築工作量，是一個衡量建設活動水平更為合適的指標。
本研究擬採用動態計量經濟學所倡導的誤差修正模型來描述建設投資和國民經濟的相互作用。建立經濟學模型的傳統方法主要是以理論為導向，依據某種已經存在的經濟理論或者已經提出的對經濟行為規律的某種解釋設定模型的總體結構，這種建模途徑對先驗的經濟理論有很強的依賴性。這種建模方法在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動盪前屢次預測失靈，促使人們尋求另外的建模方法。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英國經濟學家D·F·Hendry為代表，提出了動態建模的方法，交替利用經濟理論和經濟數據提供的信息，在協整理論的基礎上建立反映變數短期波動和長期均衡的誤差修正模型(D·Hendry,1998)。
一般經濟變數都可以用時間序列來表示，如果它的均值和方差都不隨時間變化，就稱這個序列是穩定序列。如果一個序列在成為穩定序列之前必須經過d次差分，則稱該序列是d階單整。按照協整理論，幾個同階單整的時間序列之間可能存在著一種長期的穩定關系，其線性組合可以降低單整階數，即所謂的協整關系。誤差修正模型就是建立在這種理論之上的。以GDP和建築安裝投資(CI)為例，若GDP和CI具有協整關系，則它們之間的關系可以寫作一般的自回歸分布滯後的表達式：
附圖
和CI之間存在的長期均衡關系。於是GDP的短期波動被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長期均衡，一部分是短期波動。一般（β[,2]-1）都會小於0，因此，若(t-1)時刻GDP大於其長期均衡解，γecm[,t-1]為負值，使△GDP[,t]減少；若(t-1)時刻GDP小於其長期均衡解，γecm[,t-1]為正值，使△GDP[,t]增加。體現了長期均衡誤差對GDP的控制。
以不變價格表示的流量指標一般是一階單整。固定資產投資、建築安裝投資和國內生產總值都是流量指標，一般情況下屬於一階單整，它們之間可以存在這種長期穩定的關系，同時，固定資產投資、建築安裝投資的短期的變動又會對國內生產總值產生短期的影響。因此，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動既受固定資產投資、建築安裝投資短期變動的直接影響，又受兩者之間長期穩定關系的調整，可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來討論這種關系：
附圖
表明如果FAI變化了1%，GDP將變化β[,1]%。α[,1]同理。可見各個系數具有很強的經濟意義。
本研究中的數據都來源於《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自1981年始，且已經折算為1981年不變價，這樣可以去除通貨膨脹的影響，更好地反映數據內在的規律性。在本研究中，採用SPSS軟體包進行統計分析。各年的數據如下；
表1 固定資產投資、建築安裝投資與國內生產總值
（1981-1999年，單位：億元）
附圖
註：1.所有數據均為1981年不變價；2.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0》。
三、建立誤差修正模型
（一）方程的初步設定和簡化
一般來講，在經濟數據中，以不變價格表示流量的序列往往表現為一階單整。因此，從理論上判斷，LnGDP、LnFAI和LnCI序列都應該是一階單整。採用Dickey和Fuller於1979年、1980年提出的ADF方法進行單整檢驗結果也表明，的確如此。
然後，可以將方程設定為一般的自回歸分布滯後模型。模型的右邊包括被解釋變數的滯後、解釋變數及其時間滯後項。對於固定資產投資方程，首先設定為：
附圖
用最小二乘法估計這兩個自回歸分布滯後方程，採用逐步回歸(Stepwise)方法，剔除不顯著的變數。
在固定資產投資方程中，LnGDP[,t-1]、LnFAI[,t]和LnFAI[,t-1]被引入方程。估計得到的方程為：
附圖
可見方程的顯著性很高，完全可以通過檢驗。常數項的t值很小，並不顯著。（由於此方程對後面的過程只有理論上的意義，因此不必剔除常數項。）其他各項系數在99%的置信水平下顯著不為0。該方程的殘差類似白雜訊。
在建築安裝投資方程中，也是LnGDP[,t-1]、LnCI[,t]和LnCI[,t-1]被引入方程。估計得到的方程為：
附圖
方程的顯著性很高，完全可以通過檢驗。常數項的t值很小，也不顯著。其他各項都在99%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不為0。該方程的殘差類似白雜訊。
可以看到，以上兩個方程中LnFAI[,t-1]和LnCI[,t-1]前的系數為負值。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於它們分別與LnFAI[,t]和LnCI[,t]之間存在著共線性的關系，導致兩者的系數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互相任意分配。但這對後面的研究影響不大。
（二）求長期均衡方程
下面可以用簡單的回歸分析求得長期均衡方程。對於固定資產投資方程，長期均衡方程為：
附圖
可見，整體顯著性明顯滿足。各項系數的顯著性檢驗均順利通過。從此均衡方程可以計算ecm序列（即殘差序列）：
附圖
Adjusted R[2]=0.982 F=980.657
整體顯著性明顯滿足。各項系數的顯著性檢驗均順利通過。
ecm[,t-1]=LnGDP[,t-1]-3.228-9.793LnCI[,t-1]。
（三）建立誤差修正模型
1.固定資產投資方程
考慮到在初步設定的方程中LnFAI[,t]、LnFAI[,t-1]和LnGDP[,t-1]都比較顯著，在建立誤差修正模型時引入△LnGDP[,t]，△LnFAI[,t]，ecm[,t-1]，以保證方程的包容性。
設定誤差修正模型為：
附圖
p=0.0002，可見整體顯著性明顯滿足。
從變數顯著性檢驗來看，兩個方程的ecm[,t-1]的顯著性較低，但是，考慮到它們重要的經濟意義，仍不將其剔除。
四、經濟意義分析
（一）彈性分析
在以上兩個誤差修正方程中，△LnFAI[,t]和△LnCI[,t]前面的系數可以看作是GDP對FAI和CI的彈性系數，因此，可以根據方程的系數對它們進行彈性分析。
△LnCI[,t]前的系數為0.324，這說明國內生產總值對建築安裝投資的彈性系數為0.324。當建築安裝投資增長1%時，將帶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0.324%。而△LnFAI[,t]前的系數為0.317，這說明國內生產總值對固定資產投資的彈性系數為0.317。當基本建設投資增長1%時，將帶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0.317%。
這是非常重要的結論，定量地給出了建設投資對國民經濟拉動作用的大小。可以看出，建設投資對國民經濟的拉動效應大致是這樣一個概念，即當建設投資增長1%時，能帶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大約0.32%。以往的分析往往僅限於定性，沒有反映出真正的定量關系。從兩個彈性系數可以看出，建設投資對國民經濟的增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彈性系數都較大。
（二）拉動效率分析
為了進一步分析建築安裝投資和固定資產投資對國民經濟拉動作用的大小，引入一個新的系數，將其稱之為「拉動效率」，它是GDP對該變數彈性系數與該變數在GDP中所佔份額的比值，即附圖，D[,i]表示在此區間內GDP對某一變數i的彈性系數，S[,i]表示某一變數i在此區間內占據GDP的平均百分比。這樣可以排除彈性系數大小中不同變數份額因素的影響。如果q＞1，這表明某一變數在這一階段對GDP的拉動作用是積極的，超過了自身在GDP中所佔據的份額，是高效率的。相反，如果q＜1，則表示這種拉動作用是消極的，少於變數自身占據GDP的份額，是低效率的。
結果如下（1981年—1999年間）：
變數 D[,i] S[,i] q[,i]
CI（建築安裝投資） 0.324 0.196 1.652
FAI（固定資產投資） 0.317 0.300 1.057

由此可見，兩者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都是很積極的，q[,i]均超過了1，建築安裝投資更為顯著。它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為19.6%，而彈性系數達到了0.324%。這進一步驗證了在本文開始時所提到的定性研究的結論，建設投資在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刺激經濟活動的主要手段，能夠高效率地拉動國民經濟的增長。
（三）誤差修正項(ECM)的分析
Ecm項系數的大小反映了對偏離長期均衡的調整力度，系數的估計值一般是負值。對於固定資產投資方程，Ecm前面的系數是-0.049，由此看來，調整的力度不是很大。調整的過程大致如下：
附圖
對於建築安裝投資方程，Ecm前面的系數是-0.018，調整的力度也較小。因此，可以看出，建設投資主要以短期波動的形式來影響GDP的變化，長期均衡起的控製作用不大。這符合我國現階段的具體情況，我國目前正處在大規模建設的發展階段，還遠遠沒有達到建設量的穩定和平衡，因此，目前主要是增量在起作用。
五、總結
本研究將固定資產投資(FAI)和建築安裝投資投資(CI)作為對GDP產生拉動作用的變數，通過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得到了反映它們之間長期均衡和短期波動的表達式。從彈性系數可以看出，無論是建築安裝投資，還是固定資產投資，二者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都是很明顯的，國內生產總值對建築安裝投資的彈性系數為0.324。當建築安裝投資增長1%時，將帶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0.324%。國內生產總值對基本建設投資的彈性系數為0.317。當基本建設投資增長1%時，將帶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0.317%。綜合起來，當建設投資增長1%時，能帶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大約0.32%。從拉動效率來看，兩者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都是積極的，q[,i]均超過了1，建築安裝投資更為顯著。
建設投資主要以短期波動的形式來影響GDP的變化，長期均衡起的控製作用不大。這主要是由於我國目前正處在大規模建設的發展階段，還遠遠沒有達到建設量的穩定和平衡，因此，目前主要是增量在起作用。
因此，本研究的定量結果不僅驗證了很多研究者的定性結論，即建設投資在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刺激經濟活動的主要手段，能夠高效率地拉動國民經濟的增長；而且給出了具體的拉動效應值，分析了短期波動和長期均衡各自的作用，有助於更加准確地分析建設投資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
收稿日期：2001-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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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展覽行業的發展拉動效果表現在哪些方面

會展經濟、旅遊經濟、房地產經濟被譽為21世紀的「三大無煙產業」。會展行業無疑對一個城市、一個地方的國民經濟的發展無疑具有極大的推動作用。 會展業具有強大的關聯帶動效應，會展業具有很強的連帶功能。據有關資料顯示，國際展覽業的產業帶動系數為1：10，即展覽場館的收入如果是1，住宿、餐飲、運輸、通訊、旅遊、貿易等相關收入將達到10。國內據上海、深圳測算表明，會展業的產業帶動系數為1：9。 主要表現在：會展能夠吸引大批中外參展、觀展人員，從而刺激商品和勞務消費需求，推動商業、飲食服務業的發展。據統計，一個會展商人的消費額要比一個度假遊客的消費額高2～3倍；會展業特有的展品、展地和展期三個要素，決定 參展商和貿易商的地域和時間的局限性，承展地必須為參展商提供商品展覽、研討會議、新聞通訊、賓館業等「一條龍」服務，這樣就帶動了承展地的咨詢業、保潔業、廣告業、印刷業、旅遊業等的快速發展；會展能夠推動舉辦地加強交通業、運輸業、電信業、環保業等基礎產業的發展，從而全面提升舉辦地的綜合經濟實力。 會展活動通過最新技術、新產品展示和最新思想理念、信息交流，促進商品、生產要素流動，新技術的推廣和生產效率的提高，進而為會展舉辦城市、會展舉辦國家經濟增長作出貢獻。 近年來我國會展活動十分興旺，會展行業成長迅速，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增大，社會各界對此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認可。但是，由於媒體宣傳報道的過分熱心和會展理論研究的滯後，社會上出現了一種對會展經濟作用期望過高的現象，認為會展可以成為推動國民經濟發展新的經濟增長點，有的甚至提出要將會展發展成為支柱產業。一時間，不少城市紛紛大興土木，建築大型會展場所，以招徠大型國際會議和展覽，通過大型國際會議和展覽的舉辦，提高地方的知名度，振興一方經濟，以為只要栽下梧桐樹，不愁引不來金鳳凰。會展業對於會展企業經營戰略調整至關緊要，因此，正確評價會展行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顯得尤其必要和重要。 系統研究會展經濟地位作用的文獻還不太多，建立模型定量分析會展經濟的效應條件還不太成熟。目前理論學術界對會展經濟作用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經驗性總結和個案統計的基礎之上。借鑒經濟理論研究的方法，根據現有會展經濟效應分析的基礎，我們可以從會展經濟拉動效應、擴散效應和會展收入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等幾個方面來比較全面和客觀地分析會展經濟的地位和作用。 所謂會展經濟的拉動效應是指通過舉辦會議展覽活動對會議展覽運作主體和為會議展覽提供服務而導致的經濟收益，會展經濟拉動效應也可以稱為會展經濟直接經濟效益。 巴黎、倫敦、紐約、日內瓦、慕尼黑、新加坡、香港等國際知名會展城市，每年都能從會展經濟中獲取巨大的收益。據美國展覽研究中心統計，2000年美國舉辦各類展覽會13000個，銷售收入120億美元，創造相關的社會綜合消費1250億美元，展覽會的經濟拉動比例為1：10；德國2000年展覽會銷售收入45億馬克，拉動參展商和參會觀眾直接消費170億馬克，創造社會綜合價值410億馬克，產生新的就業崗位23萬個，會展經濟的拉動比例為1：9；香港展覽業每年直接和間接收入為80億港元左右；法國展會每年的營業收益達到85億法郎，展商交易額高達1500億法郎，參展和參觀者的間接消費為250億法郎左右。 據北京環亞市場研究社對第四屆中國北京高新技術產業國際周進行的抽樣調查測算，國際周期間，展會各方面的直接收入合計為9089.9萬元；展會期間接待普通觀眾約12萬人，人均消費314元，接待專業觀眾約8萬人，人均消費3578元，參展商1738家，平均花費7.7萬元，普通觀眾、專業觀眾和參展商在旅遊、交通、通訊、餐飲、購物等方面的綜合支出合計45774.6萬元，其拉動效應約為1：5。 會展經濟的擴散效應 所謂會展經濟擴散效應又可以稱為會展經濟間接經濟效益，是指通過會展活動舉辦對一方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改善、城市聲譽提高、商品流動和生產要素重新組合配置方面的影響。會展行業在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商品交易、技術和信息交流以及市場開拓等方面的作用已經得到廣泛認可。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憑借場館規模大設施全、展會運作國際化程度高、知名品牌多等優勢，通過大型國際會議和展覽的舉辦，有力地促進了資本、技術、信息和商品的國際流動，對本國和本地區綜合經濟發展發揮著積極的推動作用。我們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考察和分析會展經濟的擴散效應。 1.商品流動效應 會展對促進商品流通，擴大企業銷售方面的作用已經日益被人們所認識。世界著名企業和大型跨國公司都將參加會展提高到樹立企業形象、宣傳產品品牌，擴大市場份額的重要營銷戰略來考慮。 據國際會展專業機構地———國際大會與會議協會統計，每年全世界國際會議的消費總額約為70多億美元，而展覽在世界各大公司9項主要市場推廣方式中已經上升到第3位，在營業額超過5000萬美元的大公司中，展覽在市場營銷支出中佔17.3％。據法國有關會展機構的統計，參展商每花費1法郎，平均可以帶來35至40法郎的合同，展會宣傳費用已經成為僅次於直接促銷、報刊電視廣告費用之後的第三大宣傳推廣經費。 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廣交會）已經連續舉辦90多屆，規模越來越大，促成的商品交易為世人所矚目，為中國有形商品出口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成為會展活動促進商品交易方面的典範。中國高新技術產品交易會（深圳高交會）自1999年創辦以來，發展勢頭很猛。根據有關媒體報道，第五屆深圳高交會促成的高新技術和產品交易高達128.38億美元。 2.生產要素流動與重新組合配置效應 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世界經濟全球化日益發展的現代經濟生活中，會展經濟促進生產要素國際流動和跨國重新組合配置的作用越來越明顯。跨國公司通過參加大型國際會議和展覽，在世界范圍開發市場，尋找最適合自己的生產基地，進行跨國境優化資源配置，把不同生產區位的優勢生產要素組合在一起，形成新的生產效率更高、競爭力更強的加工生產能力，在世界范圍安排自己的產業鏈和銷售網路，為世界市場加工生產。 中國北京國際科技產業博覽會本著「搭平台，聚商機，促合作，出思想」的策劃原則，以促進科技成果商品化、產業化和國際化為宗旨，圍繞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搭建平台組織活動，通過高新技術及其產品展示、投資合作項目推介洽商、論壇和專項活動交流等，有效地推動了資本、技術、人才和信息等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和配置組合。據統計，剛剛結束的第六屆科博會共簽訂以高新技術為主的合資合作、技術交易項目224個，協議總金額46.82億美元，其中北京市簽約項目74個，協議總金額23億美元，佔49.1％，外省市簽約項目150個，協議總金額23.82億美元，佔50.9％。 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屆國際周（科博會）促成了諾基亞星網工業園落戶北京亦庄經濟技術開發區。到目前為止，僅僅3年，星網工業園已有近20家企業入園，其中星網一園15家企業，加上龍頭企業諾基亞，總投資5.5億美元，全部投產後，年生產總值800億人民幣。星網工業園是國內第一個真正形成完整產業鏈的移動通信生產基地。 3.經濟技術示範效應 會議、論壇前沿思想火花的碰撞、不同理念的交鋒和研究成果的交流啟迪了人們的思想，拓寬了人們的視野，加快了人類科技發展的進程。展覽會新技術和新產品展示，給人們帶來了最直觀的印象，其觀摩、示範和學習效應不言而喻；展會舉行的各類技術推介，更將最新科技動態和生產工藝公諸於世，對於新技術的推廣和運用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記得採納啊

『叄』 什麼是正向拉動效應

正向拉動，是指正方向拉動小提琴。
小提琴的琴頭，呈現出漩渦狀，上面有四根調音用的弦軸，弦軸箱的後傾斜面綳緊了跨過弦枕的弦。弦枕上的四個溝槽，用來確定弦的位置，把弦抬到指板的上方。琴頸上有指板和弦軸箱，指板上有很多音位，按照十二平均律來調音，但是沒有品，呈弧形，從弦枕開始增加寬度，跨過橋馬的弦有漸漸增寬的趨勢。

琴身是發音的共鳴箱，側面是六塊側板，分為上側板、中側板和下側板。背面是小提琴的背板，正面是面板，面板上開了兩個音孔，叫做f音孔，緊貼著琴身是一根木製的音柱。

小提琴是非移調樂器，採用高音的五線譜，五線譜有五條平行的橫線，分別叫做第一線、第二線、第三線、第四線和第五線。每兩根橫線之間稱為間，分別叫做第一間、第二間、第三間和第四間。上方和下方還可以加線，但小提琴的五線譜到下加三間就停止了，它是小提琴的最低音（四弦空弦音）。
五條線上的音符，分為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和三十二分音符、六十四分音符，由符頭、符乾和符尾構成。表示音的休止，就用休止符表示。
小提琴的四根弦，在不按手指（空弦）時，四弦的音高是下加三間小字組e，三弦音高是下加一間的小字一組的d1，二弦音高是第二間的小字一組的a1，也叫做國際標准音，而一弦的音高和吉他記譜上的一弦音高一樣，是第四間的小字二組e2。相鄰兩根弦之間是純五度關系。

由琴枕到兩個手指緊挨著時，是半音，隔開一個手指，則是全音。在低把位的地方，兩個手指之間的間距比較大，把位越高，兩個手指之間的間距就越來越窄。相鄰兩根弦上有時會有相同的音高。因為它是非移調樂器，所以它的記譜和實際音高是一樣的。我們一般是以鋼琴的g音調四弦的音高，這時得出的二弦音高並不是440赫茲，而是略高一些。左手食指的移動決定把位，常用的音位分布在第一、二、三把位。
希望我能幫助你解疑釋惑。

『肆』 拉動效應的實例分析

申辦成功後的7年間，北京奧運會每年拉動北京經濟增長1至2個百分點，拉動中國經濟增長0.3至0.4個百分點。作為旅遊酒店行業中的龍頭企業中青旅和首旅股份，值得投資者期待和關注。
預計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將吸引大約80萬人次的外國旅遊者入境，其與參賽人數的比例大約為67：1。北京預計接待國內外遊客將增加232萬~256.5萬之間。由於旅遊人數的激增，酒店行業也能從中獲益。2005年到2008年間，北京將新建6200間酒店客房，重點將是高檔的品牌酒店。2008年前，北京市預計將有300家經濟型旅館納入國際國內著名品牌公司管理。
拉動GDP增長
奧運投資對國民經濟的帶動作用最主要體現在「乘數效應」上。與奧運會直接或相關的產業只有50多項，包括建築、建材、信息產業、現代製造、服務業等。奧運因素的注入將直接拉動這些產業的快速發展，對經濟產生第一輪拉動；而這些行業的增長又需要其他與之密切相關的行業的支持，因而產生新一輪的經濟拉動作用。如此循環傳導，奧運投資的乘數效應拉動了國民經濟的整體增長。
由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隊長潘璠、北京市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處處長魏小真等人執筆的一份報告顯示，在2005-2008年的「奧運投入期」內，北京市GDP的年均增長速度將達到11.8%，較「十五」期間提高了0.8個百分點。
奧運改善經濟
除了直接帶動GDP增長之外，奧運會還為北京經濟結構的調整提供了契機。「『十一五』北京奧運經濟研究」課題項目負責人、北京奧運經濟研究會秘書長陳劍指出，奧運籌備五年來，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由2002年的61.3%提高到2006年的70%，現代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在GDP中的比重不斷加大，「有利於北京的經濟結構向更為健康的方向發展」。
「科技奧運」也是二○○八北京奧運會三大理念之一，也是奧運史上首次明確把科學技術的作用與舉辦奧運會相結合。北京「科技奧運」主要集中於節能減排、生態環保、信息服務、智能交通等領域。
報告數據顯示，奧運投資主要體現在對第二產業產品需求的增加，旅遊和奧運營運體現了對第三產業需求的增多。2004-2008年間，奧運因素共拉動北京GDP增加1055億元，其中第一產業年均增長2.4%，第二產業年均增長10.8%，第三產業年均增長12.5%。
北京地區經濟總量中比重靠前的16個行業，受奧運因素增加的產值佔GDP的87%。其中所佔比重最大的幾個行業——金融保險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批發和零售貿易業以及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體業，產業增長值佔GDP總增長值的1/3強。報告指出，奧運會的舉辦將促使北京市經濟的增長點逐漸向這些行業聚集，總體經濟對這些行業的依賴度將有所提高，使之逐漸成為北京主導行業。
奧運會還將為北京地區創造182萬個就業崗位。從行業分布看，這些崗位集中在建築、信息技術、現代製造、物流、流通貿易和社會服務業。北京市發改委奧運經濟高級顧問黃為指出，由奧運帶動的消費市場大約有3個億，可以吸納絕大多數就業崗位。
奧運輻射效應
北京承辦奧運會，除了對北京本地的經濟具有明顯提升作用外，對京外地區的輻射作用也不可低估。據測算，投入100億元，對北京之外地區的影響為40%左右。
2008年奧運會，除北京之外，還有青島、香港、天津、秦皇島、沈陽和上海6個項目城市，其中5個城市都位於環渤海區域內。潘璠認為，通過協辦奧運，可以提升整個區域內的產業結構水平，提升區域內城市基礎設施水平，推動區域內旅遊業發展，加強區域經濟合作，為發展奧運經濟，推動首都向現代化國際大都市邁進有重要意義。
「奧運蛋糕」有多大
奧運會除了對北京GDP產生直接拉動作用之外，還將對其他行業產生間接的經濟影響。
目前圍繞「奧運投資」有三種說法：如果只考慮奧運場館的建設投資，目前為280億元，這筆投資在5年內對北京的GDP平均拉動1.3%，這是「小投資」；如果再考慮為舉辦奧運會而新追加的城市建設項目，大約為1349億元，這是「中投資」；如果再加上不舉辦奧運會也要進行、只不過因為奧運會而提前進行了的城市基礎建設，投資額度接近2800億元。
陳劍認為，奧運投資所引發的「乘數效應」所帶動的投資和消費市場就是通常所說的「奧運蛋糕」。如果按照「大投資」額來計算，以1.9為乘數，據此算下來的「奧運蛋糕」將近6000億元。
但是，北京奧運經濟研究會會長魏紀中在此前一次會議中指出，目前從「奧運經濟」中直接獲益的只有建築行業，旅遊行業剛開始受益，而其他行業還沒有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詳細]「怎麼樣看這塊『奧運蛋糕』？難道說只有直接參與奧運會的奧運會合作夥伴或供應商可以切分這塊『蛋糕』，其他那些沒有直接參與到奧運的企業就不能切了嗎？我認為不要老想著分蛋糕，要想辦法利用奧運商機，推銷自己，把蛋糕做大。」

『伍』 有兩種情況可以引起投資的變化，一是利率從5%下降到3%二是實際GDP增加20

我國財政收入狀況進行分析。一、財政赤字規模的決定因素人們對財政赤字的擔心和恐懼主要是因為害怕財政赤字會引起通貨膨脹，有人甚至把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等同起來。其實，財政赤字只有在赤字融資手段運用的時空不當（導致經濟體系中需求過度膨脹），財政赤字的規模超出實際需要（導致貨幣供給量過剩）時，才會最終引致通貨膨脹。要保證財政赤字在不發生價格的通貨膨脹性上漲的情況下，促進資本形成，加速經濟增長，其安全界限的確定必須要考慮到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社會經濟因素，二是資金來源因素。（一）財政赤字規模的社會經濟制約因素1.經濟增長率的提高程度。如果經濟持續增長率比較高，即使政府施以較大規模的財政赤字用於發展經濟，對國民經濟也沒有危害，或危害很小。這是因為本國經濟的吸納能力隨著國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而相應加強，價格水平不會出現明顯上漲。正如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Frieman，1971）所言，在實際產出增長的經濟中，實際國民收入的增加會引起貨幣需求的相應提高。由於貨幣需求增加得越多，通貨膨脹越低，因此，增長的經濟中的通貨膨脹率相對較低。但是，如果經濟增長率很低，即使存在少量的赤字，它對國民經濟也有可能造成危害。2.貨幣化部門的增加程度。在商品貨幣經濟不斷發展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當中的非貨幣化部門將不斷地轉化為貨幣化部門，這一進程就是這里所說的貨幣化。貨幣化進程有兩個明顯的作用：（1）引起人們持有貨幣的交易動機、謹慎動機和投機動機（資產動機）的增強，從而引起相應形式的現金余額增長；（2）對實物工資、租金、利息、稅收或其他對消費者支付的替代，顯然會使貨幣交易余額增長，貨幣儲蓄對實物儲蓄的替代也將引起現金余額的增加。雖然由貨幣化進程本身引起的貨幣需求的凈增量比由已經貨幣化部門經濟活動水平提高而引起的貨幣需求要小得多，但是，它畢竟為由赤字引致的「額外貨幣供給」減輕了通貨膨脹壓力。因此，由貨幣化進程引起的額外貨幣需求量，就是政府在確定財政赤字規模時所要考慮的指標之一。3.國民經濟各部門能力的未利用程度。政府以赤字為經濟發展融資是否產生通貨膨脹壓力，在產出方面，首先要看經濟中是否有未加利用或者利用不充分的現成資源存在，包括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如果在國民經濟中，特別是農業和工業部門存在著大量的未利用或利用不足的資源和能力，那麼，預算赤字可能會使閑置的資源和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增加本國的生產水平，而不會對價格水平產生上抬的壓力。4.赤字支出的投資項目性質。一般而言，只有在的貨幣與更少的產品交易時，赤字融資才會引致通貨膨脹壓力。因此，通過預算赤字籌集的資金，如果用於周期短、見效快的建設項目上，就不大可能造成通貨膨脹壓力。其最簡單明了的理由是，生產的增加或多或少地抵消了公眾持有貨幣購買力增加的影響。5.國際貿易的逆差程度。如果一國的國際收支是逆差，那麼，該國的赤字財政就可能是非通貨膨脹性的。這是因為：（1）一般而言，一國的國際收支逆差表示該國的貨幣供給量將趨於降低，而赤字財政則表示貨幣供給量將趨於增加。貨幣供給量的增減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抵消，價格水平不會明顯提高。（2）大量進口外國商品和勞務，並以較高的價格出售給國內市場，從而吸納家庭部門超額的貨幣收入，緩解供求緊張狀況。（3）把有些資源從出口產業部門轉移到為國內市場供應商品和勞務的產業部門來增加國內商品和勞務（例如，土地可以從生產出口原材料轉向生產國內消費的食品），減少出口的機會，增加國內的商品和勞務的供給。由此可見，在不造成通貨膨脹的前提下，赤字財政促進經濟增長是以國際收支惡化為代價的。6.政府自身的管理能力。一般來說，財政赤字只要出現，就有可能產生通貨膨脹壓力。重要的問題是：政府有無適當而有力的管理措施和廉潔高效的管理機構來防止以致消除赤字財政塑成的通貨膨脹壓力。政府的這種管理能力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舉債能力與征稅能力。作為促進資本形成的一種工具，赤字融資在導致公眾的額外收入增加時，政府如果有能力通過舉債和征稅等手段把這種額外收入的絕大部分籌集上來，那麼赤字財政的實施將是成功的（Lewis，1955）。（2）工資和價格的控制能力。政府對工資的控制應與對物價的控制同步進行。為了不使工資上漲過快，物價應首先得到嚴格的控制。一般而言，價格水平上漲，尤其是供給彈性不大的食品價格的上漲，遲早會導致增加工資的要求。在必要時，還必須對消費品的分配加以管制，甚至對有些消費品實行配給制、憑票制。7.公眾的犧牲精神。赤字融資安全線的確定還不能忽視這樣一個因素，即廣大民眾的理解和犧牲精神。如果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通貨膨脹變得不可避免，政府部門就有責任向社會做出宣傳，求得社會各界的配合。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如果政府坦誠地告訴人民，要保證將來能持久地享有較高的生活水平，惟一的法就是忍受今天的低生活水平，那也許是更明智的做法。（二）財政赤字規模的資金來源制約因素作為一種特殊的融資手段，財政赤字的規模自然要受經濟體系當中有關因素的制約。但是，即使在各種因素允許的情況下，一個國家有時卻發現，某一財政年度伊始所計劃的財政赤字水平，在該財政年度終了時，要比計劃的水平低。其原因何在？原來，財政赤字的規模還要受到本國能為赤字融資的資金來源的限制。財政赤字的資金來源渠道大致可劃分為兩大類，即國際資金來源和國內資金來源。1.國際融資的限制財政赤字的國際融資渠道至少可以劃分為四種，即國際援助、優惠貸款、商業貸款以及外債拖欠。不難看出，前兩種方式似乎更好一些，它們可以使赤字國（債務國）不負任何或少負財政負擔而使赤字得到部分彌補。所以，赤字國應盡可能地爭取這類國際融資方式。但是，一國在—定期間內可供利用的外援和優惠貸款的規模不是赤字國輕而易舉就能左右的變數，其規模主要取決於債權國。外債拖欠雖然在一定時期內也能彌補部分財政赤字而不增加財政負擔，但是這一融資渠道無疑使赤字國（債務國）的信用掃地，將來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寸步難行，只能作應急之用。商業貸款雖然比較容易得到，但它成本高風險大，如果超過一定規模，會發生外債危機。因此，利用這種融資方式的關鍵是要掌握好借款的總額度。可見，國際融資的規模是否適當，關鍵在於商業貸款是否適度。衡量外債規模是否合理，國際上通用三個指標：（1）外債余額占當年貿易和非貿易外匯收入總額的比率即債務率不能超過100％；（2）外債余額占當年GNP的比率即負債率要小於25％；（3）當年外債還本付息額占當年貿易和非貿易外匯收入總額的比率即償債率要小於20％。當然，一國的外債舉借規模不僅取決於該國的出口創匯能力，還與本國的經濟增長狀況有關。以往研究外債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文獻指出（Alter，1961），在經濟增長中外債的累積必須滿足一個條件，即外債余額的增長速度不得高於GDP的增長率。2.國內融資的限制國內融資規模可以分兩部分進行討論：一是國債融資的規模；二是貨幣融資的規模。衡量國債規模是否合理，一般用四個指標：（1）國債余額佔GDP的比率即國債負擔率，歐盟各國簽訂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要求各國的國債負擔率不得超過60％，這是衡量整個國民經濟承受能力的指標；（2）當年國債發行額占居民儲蓄余額的比率，這是衡量居民應債能力的指標；（3）當年還本付息額占當年中央財政收入的比率，這是衡量政府償債能力的指標；（4）當年國債發行額占當年財政支出的比率，這是衡量國債依存度的指標。倘若政府向中央銀行借債，赤字融資就非常容易，但這種融資方式的危險性也最大。因為這種融資方式會直接導致貨幣擴張，若貨幣擴張提高一般價格水平，就會降低貨幣單位的實際價值。這種實際價值的減少可以看成是對貨幣持有者的課稅，即所謂的通貨膨脹稅。（1）當一國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如果出現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其他一些融資來源就將被迫減少。例如，該國得到外國商業貸款和在國內出售債券將更加困難。（2）通貨膨脹有可能降低政府的稅收收入和出售公共服務的收入（TanziandBlejer，1982）。（3）即使通貨膨脹不影響其他融資來源，較高的中央銀行融資的比率所增加的實際收入也只能達到一定的通貨膨脹率水平。超過了那個比率，通貨膨脹再高也只是降低實際稅收收入，因為構成通貨膨脹稅稅基的實際余額相對於其通貨膨脹前的水平有所降低。二、我國的財政赤字成為低通脹的發展手段近年來，我們一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改革開放20年，幾乎伴隨20年的財政赤字，這種持續的財政赤字為什麼沒有引起惡性通貨膨脹？如何評價赤字在中國長期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一）我國的財政赤字已成為一種發展手段回顧我國20年來的經濟發展歷程，不難發現，財政赤字有效地動員了社會資源，積累了龐大的社會資本，支持了國有企業的制度變革，促進了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推動了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我國財政赤字的這種發展作用主要體現在三種效應上，即增長效應、改革效應和拉動效應。1.財政赤字的增長效應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保持了持續高速增長，財政政策的貢獻非常突出。鑒於到目前為止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稅收制度因個人所得稅比重微乎其微而缺乏彈性，因此，財政政策中的自動穩定政策效果不彰，甚至可以忽略不計。而相機抉擇政策措施主要是減稅和增加支出（結果必然是財政赤字），但這些措施不僅是出於短期調整不景氣、穩定經濟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長期作為刺激經濟增長的工具來使用的。史永東（1999）曾利用我們修正後的漢森模型，就中國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進行了經驗研究，結論是過去實施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很大。我們對史永東的計算結果作了修正，至少可以得到兩點結論。（1）1981—1996年，實施財政赤字的政策總體上使經濟增長率提高了1.32個百分點，貢獻率為13％，而其中的相機抉擇政策使經濟增長率提高了2.36個百分點，貢獻率達23％。特別是1990—1996年，這種財政政策總體上使經濟增長率提高了2.01個百分點，貢獻率近20％，而其中的相機抉擇政策使經濟增長率提高了3.8個百分點，貢獻率高達37％。（2）在16年經濟轉型過程中，前9年的財政政策效果遠不如後7年的財政政策效果。這說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政府的宏觀經濟管理能力加強，運用財政政策的技巧日臻成熟，技能大大提高了。2.財政赤字的改革效應中國的財政赤字極大地支持了經濟改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企業改革，二是價格改革。首先，財政赤字支持了企業改革。（1）減稅讓利。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從微觀經營機制的改造人手，實行了「簡政放權、減稅讓利」政策，極大地調動了企業的積極性，為中國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統收統支」政策，到1983年開始的「利改稅」，再到1994年的全面稅制改革，政府對國有企業利潤的分配比例，從100％下降到55％，再降到33％。這些改革措施，在為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提供了巨大財力支持的同時，也相應地減少了政府的財力。而在有關支出並沒有同步縮小的情況下，財政赤字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2）企業虧損補貼。為了使關繫到國計民生企業的生存，為了減輕失業壓力，政府對國有企業虧損特別是政策性虧損給予補貼。近20年來我國企業虧損補貼占財政收入的比重情況：1985年高達25.3％，1986—1990年為18.9％，1991—1995年為9.2％，1996—1998年為4.0％。從財政自身運行的結果來看，減收與增支沒有區別，都會使已有的財政赤字加大。其次，財政赤字支持了價格改革。中國在「利用雙軌、走出雙軌」，逐漸從計劃價格走向市場價格的改革進程中，為了保證價格改革的順利進行，保障人民生活水平逐漸提高，在價格改革的關鍵10年（1981—1990年），財政的價格補貼支出占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平均高達13.1％。3.財政赤字的拉動效應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國的財政赤字不僅不具有排擠效應，反而可能有拉動效應。從排擠效應理論來看，財政赤字對民間部門（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的排擠效應是通過利率機制實現的，即赤字支出推動利率上揚，抑制了民間部門的投資支出。但是，我們認為，由於我國目前的利率管制制度使得利率水平對財政赤字的反應靈敏度很小，公債利率對銀行利率沒有推動作用，因此，財政赤字不會通過影響利率水平而排擠民間部門投資支出。即使利率與財政赤字之間存在著一定關系，但目前經濟運行中的民間部門投資對利率變化缺乏彈性。很多經驗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著私人投資對利率反應不靈敏的現象（Rama，1993）。不僅如此，中國的財政赤字還可能具有拉動效應。學術界認為，拉動效應主要由三個因素決定：財政支出的生產性、投資函數的形式以及資產的替代性。（1）格魯斯曼和盧卡斯（GrossmanandLu—cas，1974）在分析生產性財政支出對價格水平的影響時指出，倘若財政支出具有生產性，赤字支出就具有拉動效應。中國在1981—1995年間，財政支出中經濟建設費平均占近一半，即48.7％（國家統計局，1998），財政支出具有很強的生產性。況且，絕大部分赤字支出一般都用於為民間部門生產經營活動提供基礎設施的投資。（2）巴羅和格魯斯曼（BarroandGrossman，1976）認為，如果投資函數的形式為I（r，Y）（其中，I為投資，r為利率，Y為國民收入），利率上揚雖然會使投資減少，但國民收入增加卻使投資增加，投資最終是增是減，需要考慮這兩種相對力量的大小。具體到我國的情況，如前所述，民間投資對利率缺乏彈性，而經濟又是長期持續增長，故赤字支出通過國民收入增加而產生拉動效應。（3）在人們現有的財富主要由貨幣、公債和股票構成的情況下，如果股票相對於公債的風險越大，以公債融資的赤字支出就會產生拉動效應。在我國目前股票市場尚不完善，投資者尚不成熟的情況下，人們普遍認為股票的風險大於公債，這也是理論上早已證明了的。（二）我國的財政赤字沒有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按照中國現行統計方法，（1）1979—1997年，財政赤字比率年均0.88％，同期商品零售價格指數為7.47％，如果算上1998年，這兩個指標分別為0.89％和6.97％；（2）1985—1998年間，財政赤字比率年均0.84％，同期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為9.93％；（3）如果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口徑，財政赤字比率年均2.03％，同期消費價格指數為11.43％。可見，無論以哪種口徑計算，最終結果都表明，盡管我國的財政赤字連年不斷，但沒有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我國的連年財政赤字為什麼沒有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需要根據赤字規模決定因素及其相關理論、積極的調整措施進行解釋。1.有利的社會經濟環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中國20年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年均增長率9.8％（國家統計局，1999）。這種持續的實際經濟增長大大減輕了財政赤字造成的通貨膨脹壓力。況且，近20年來，國際學術界逐漸形成這樣一種觀點，即只要實際產出增長率大於實際利率（我國的情況正是如此），長期赤字就是可行的（Feldstein，1976；HamiltonandFlavin，1986）。（2）在轉軌過程中，財政赤字動員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閑置資源和能力，再加上貨幣化進程加快，既提高了產出水平，又增加了貨幣需求，而沒有通貨膨脹效應。（3）政府的管理能力，特別是工資和價格的控制能力很強。（4）我國民眾對政府非常信任，而且具有犧牲精神。經驗研究表明，在一個其儲蓄者對政府的償債能力有信心的國家，很容易容納較大的預算赤字（Congdon，1985，1987）。2.大規模的財政補貼對於平抑物價起到了很大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把財政補貼作為保證經濟改革和社會穩定的積極手段，形成了以價格補貼和企業虧損補貼為主，以財政貼息、稅前還貸、稅收支出、房租補貼等為輔的多種形式的財政補貼體系。就價格補貼和企業虧損補貼而言，1986—1997年間，這兩項補貼支出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率年均17.3％（國家統計局，1998），無疑是財政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不管人們對這種「規模大、范圍廣、渠道多」的財政補貼如何評價（陳共，1998），正是這種財政赤字的成因，不僅支持了價格制度和企業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直接緩解了物價上漲壓力。3.及時而迅速的財政政策調整保持了宏觀經濟穩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於1988—1989年出現經濟過熱現象，這兩年的平均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和平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分別高達18.2％和18.4％。中央政府從1990年開始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財政赤字比率從1989年的0.94％降至0.8％，降低了近15％。再加上貨幣政策等其他政策工具的配合，使1990—1992年的經濟運行迅速恢復正常，這三年的平均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和平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分別降至3.5％和4.3％的低水平。1993—1995年出現了第二次經濟過熱現象，這三年的平均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和平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分別高達16.6％和18.6％。為此中國實施了「軟著陸」戰略，財政赤字比率從這三年平均的1％降至0.78％，降低了近29％，1996—1997年呈現出「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可見，及時而迅速的政策措施調整是避免財政赤字引起持續通貨膨脹的有力保證。三、如何正確認識我國財政赤字規模首先應當說明兩點：第一，無論在哪個國家，財政赤字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棘手的政治問題，是經濟與政治的接合點（重森曉，1988）。只要一定時期內的財政赤字規模（以及由此導致的公債規模）促進了經濟增長，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並且沒有引起政治危機，那麼，這種赤字規模就可以說是適度的。第二，只有全面考慮一國自身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階段、社會文化傳統等種種復雜因素，選擇科學的方法，才能真正確定合理的財政赤字規模。然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公認的科學方法。因此，財政赤字規模的國際比較不失為判斷一國赤字規模是否適度的一種可行方法。（一）赤字規模1.赤字比率。1991—1995年，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和英國），赤字比率比較高，平均為3.8％；赤字規模比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包括印度、巴西、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赤字比率平均為6％；我國的赤字比率為2％。比較來看，我國的赤字比率低於工業化國家，雖然比發展中國家赤字比率比較高的國家也低很多，但高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這表明，我國的赤字比率比較適中。然而，如果與新興工業化亞洲國家（包括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的同期情況相比，我們就面臨解釋困境。這些國家在同期不僅沒有赤字，反而有1.2％的財政盈餘比率。其實，這正是這些國家剛剛完成工業化的成果。如果作比較的話，也許同它們在工業化進程中的赤字比率進行比較更為適當。1968—1986年（工業化進程的關鍵時期），這些國家的赤字比率平均為3.2％，大大高於我國目前的赤字比率。2.赤字依存度。1990—1995年，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赤字依存度平均為11％，比80年代中後期（7％）提高了57％；赤字規模比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平均為23％，比80年代中後期（30％）下降了23％；我國的赤字依存度接近23％。比較來看，我國的赤字依存度顯然大大高於工業化國家，也高於新興工業化亞洲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的依存度（17％），與發展中國家赤字依存度比較高的國家不相上下。這表明，我國的財政支出中赤字支出所佔份額較大，財政狀況不佳。（二）內債規模1.國債負擔率。1991—1995年，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國債負擔率平均為30％，赤字規模比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國債負擔率平均為34％，就是新興工業化亞洲國家（1968—1990年為18％，1991—1995年為15％）也大大高於我國的國債負擔率5.5％。這表明，我國的國債負擔率與《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要求歐盟各國不得超過60％的標准相距還很遠，國債規模還有很大的拓展餘地（龔仰樹，1998）。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我國的國債負擔率雖然比其他國家低，但它們的高國債負擔率是債務余額滾動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結果。倘若我國國債的發行規模按目前的勢頭發展下去，再過三五十年，國債負擔率也會很高。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國目前的國債余額增長率已經大大高於實際GDP增長率，甚至比名義GDP增長率高。這表明，我國在非經濟衰退的正常經濟運行時期，要注意控制國債的發行規模。2.國債依存度。1991—1995年，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國債依存度平均為10％，赤字規模比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平均為25％，新興工業化亞洲國家（1968—1990年）為9％，都遠遠低於我國的國債依存度53％。這再次表明，我國中央政府財政支出過多地依賴債務收入，財政處於脆弱狀態。（三）外債規模1990—1997年，我國外債的負債率、償債率和債務率平均分別為14.9％、8％和80.7％，各指標均低於國際公認的安全線20％、25％和100％。再從外債余額增長速度與經濟增長速度的對比關系來看，1991—1998年我國外債余額增長率平均為13.7％，名義GDP增長率平均為20.4％，這說明，外債余額增長速度沒有超出經濟發展需要和承受能力。若從實際GDP增長率平均為10.8％來看，外債余額增長速度稍快了些。總之，可以得出結論：我國目前的外債規模不會造成債務危機。（四）綜合分析我國的赤字比率比較低，而赤字依存度比較高；國債負擔率比較低，而國債依存度卻很高，這種現象說明：第一，中央政府財政支出佔GDP的比率相對較低，或者說，中央財政動員的社會資源相對要少；二是財政狀況本身不佳，但赤字對經濟的影響還不會造成嚴重影響。從中，我們是否能夠得出這樣一種政策選擇：政府目前擔心的並不一定是赤字會給經濟造成多麼嚴重的不良後果，而是應當採取主動的財政調整措施，改善財政狀況。改善財政狀況的措施主要有三：第一，擴大中央財政支出，提高中央財政支出佔GDP比率；第二，在中央財政支出佔GDP比率不變或有所提高的情況下，增加赤字融資渠道之外的融資來源，即增加稅收收入；第三，壓縮財政赤字。可是，在這三種途徑當中，前兩種途徑都意味著要增加稅收收入，而在短期內要使稅收收入大幅度提高是很難的。因而，倘若政治經濟形勢需要，政府也打算改善財政狀況，那麼，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壓縮赤字。但是，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擺在決策者面前的是一種兩難選擇：要改善財政狀況，就得使1998年以來的經濟不景氣狀況延長存在，下崗職工增多，已下崗的人再忍受更長時期的無工作痛苦；而要盡快走出經濟低谷，刺激經濟增長，可能就需要以中央財政狀況的惡化為代價。綜上分析，第一，無論是從赤字比率還是從國債負擔率來看，無論是從經濟發展階段的需要還是從中央政府的經濟職能來看，我國目前的赤字規模是比較適度的，不會引起經濟混亂，反而從長期來看還能加快工業化進程。第二，鑒於我國目前財政收入體系狀況和財政體制特別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事權、財權（收支）劃分現狀的局限性，無論是從赤字依存度還是從國債依存度來看，無論是從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還是從中央財政狀況來看，中央財政收支規模過小，以至規模不大的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也幾乎將中央財政推向崩潰邊緣。因此，我們的總體結論是：目前的財政赤字規模並不可怕，需要關注的可能是財政狀況的惡化趨勢；而當前是否要竭盡全力改善財政狀況，最終取決於決策者是更關心財政狀況，還是更關心國民經濟運行狀況。

『陸』 請問投資增加的話，消費會怎麼變化

S=I國民經濟均衡時候的狀態，投資之所以能夠增加說明原來的儲蓄多，也就是原來I≠S，現在才投入到生產中，反而是使I≠S趨向於S=I，經濟由不均衡趨向於均衡。而且產出增加，消費當然也增加咯！

『柒』 帶動銀行貸款 社會融資等拉動效應 怎麼計算

社會融資總量：指金融業對實體經濟的年度新增融資總量，既包括銀行體系的間接融資，又包括資本市場的債券、股票等市場的直接融資 。
具體演算法可參考下面
社會融資總量=人民幣各項貸款+外幣各項貸款+委託貸款+信託貸款+銀行承兌匯票+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股票+保險公司賠償+保險公司投資性房地產+其他。
提問者評價
謝謝

『捌』 拉動效應的十大拉動效應

房產業與旅遊業一樣，同為我國現階段新的經濟增長點。尤其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階段，其發展潛力和空間相當可觀。目前，我國房地產業的發展已進入概念營銷和環境營銷的新階段，山水樓盤、景觀房產橫空出世，銷售形勢日益看漲。同時，隨著我國城市與世界交往的加強，設計水準和城市品位的提升，房地產業的競爭將進入全新的品質加品牌的競爭階段。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看，論壇對房地產業的拉動和提升作用都是無比巨大的。
博鰲的發展，無法不引人興奮。在海南撈得第一桶金並及時撤退的潘石屹重新殺回海南，地點就是博鰲。潘聲稱「在海南有太多的回憶和夢想，重返海南，就是要實現多年前未圓的夢」。他在博鰲的項目為「博鰲藍色海岸」，佔地67萬平方米，由500套別墅組成，分兩期建成，明年10月全面完工。據報載，在該樓盤剛宣布接受預訂時，便遭遇搶購的場面，不得不宣布「限購」。 經營城市，打造品牌，加快培育城市的核心競爭力，已經成為世界城市之間相互競爭和促進的戰略舉措。節會品牌 的打造，通過城市之間的互相交流和學習，全新的經營城市理念和城市營銷戰略與策略將在世界城市之間廣為傳播。大型節會活動的所在地，是城市信息交流的焦點和中心，無疑是近水樓台先得月，受益最早，得益最多，觸動最大，提升最快。特別是通過主流媒體的多次傳播，舉辦地城市品牌形象也將傳播最廣，影響最為久遠。
總之，無論從城市品牌的經營、管理、提升還是傳播，大型節會活動對城市品牌的整體提升都將實現歷史性的跨越和質的飛躍。 強勢節會品牌的打造，對會址所在地的拉動效應是全方位、持續性的，相互作用、交替放大、整體提升。例如，對學術研究及教育事業的拉動；對通訊及信息產業的拉動；對航空及交通建設的拉動；對體制改革及制度創新的拉動；對市民素質及服務水平的拉動；對文化生活及精神需求的拉動……等等等等，難一枚舉。總之一句話，打造強勢節會品牌，將極大地提升城市經營，推進和帶動整個城市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設。08年奧運會即將駕臨北京 經濟拉動效應初步顯現2008年北京奧運會離我們越來越近了。從2003年進入「奧運全面建設」起，經過4年的准備，2008奧運會對北京及周邊城市的經濟發展究竟做出了哪些貢獻？哪些產業和企業能夠直接分得一塊「奧運蛋糕」，又有哪些行業和企業可以利用奧運商機做大做強？北京奧運經濟研究會的相關專家表示，奧運投資的效應初步體現在拉動北京GDP、提供就業崗位等方面；而奧運結束後仍對旅遊、物流等行業產生較大的帶動作用。

『玖』 請問什麼是消費拉動型經濟增長謝謝！

從上個世紀末開始，中國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減弱甚至為負帶動，消費重新成為最為關鍵的帶動力量。經濟學家們認為，中國已經進入到了新的自主性經濟增長周期，其動力源於居民消費結構的進一步升級，而消費結構升級則依賴於中國中等收入階層的產生和崛起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目前初步建成小康社會，中國經濟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消費升級也隨之呈現三個階段的不同特徵。

第一個階段：1949—1978年

這一階段，中國從農業大國過渡到初步工業化國家。1978全國工農業總產值5869億元。中國依靠前蘇聯援建的156個項目，建立起了工業體系的基礎框架，奠定了汽車、造船、飛機、航天及核工業發展基礎。1953年-1978年，我國社會總產值和國民收入分別增長了6.26倍和3.53倍，工業總產值占社會總產值的比重則由34％上升到62％。

如果用國際上通用的指標來分析，1978年我國人均GDP雖然只有205美元，但製造業比重卻高達31%，這比人均GDP300美元的低收入國家高13個百分點，甚至比人均GDP1200美元的中等發達國家還高近9個百分點。這表明，中國人民是在極低的收入水平上以極高的代價達到較高的工業化水準的。這個代價就是全國的老百姓都「勒緊褲腰帶過日子」。

此階段，是非常典型的高積累低消費階段，國家基本包攬了城市居民所有的生活消費，全體中國人都過著整齊劃一的「票證」生活（或者叫准配給制生活）。當時人們省吃儉用追求的家庭財富夢想是：自行車、手錶和縫紉機，也就是俗稱的「老三件」。「老三件」的消費量級基本上是「100元」左右。這一階段屬於「供給決定型」，即百姓的消費需求受限於整個社會能夠供給的產品種類、數量的剛性制約，在消費與供給的博弈中，消費完全處於弱勢地位。

第二個階段：1979—2000年

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標志，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這20年中國從初步工業化國家過渡到新型工業化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從6175億元上升到89404億元。消費需求的急劇擴張是這一時期的重要特點。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這一時期所發生的變化是我國居民消費史上的第一次消費革命。從消費的內容和性質，特別是居民選擇偏好的變化來判斷，1984年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拐點：在此之前可以稱為消費數量的擴張階段；此後則是消費質量的提升階段。

在數量擴張階段，居民消費的基本特點是解決溫飽問題，對改革前長期未能得到滿足的消費需求進行量的補償。因此，人們幾乎對所有品類的必需品都有著強烈的需求，集中表現為在原有消費結構下進行平面型的數量擴張。

居民的消費擴張有力地促進了1979年-1984年國民經濟的轉軌和結構性調整。其中比較突出的事實，一是恩格爾系數由0.56上升到0.59；二是居民消費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由65％上升到70％；三是受需求拉動的強烈影響，農業和輕工業產值份額分別由22％和26％上升到25％和27％。此外，居民儲蓄率由3％上升到12％，居民儲蓄份額，即居民儲蓄占社會總儲蓄的比重由9.6％上升到21.4％。這表明：

第一，整個國民經濟長期積蓄的潛能，特別是必需品生產方面所積蓄的潛能，也得到了空前的釋放，並由此帶來了發展模式的全面轉軌；第二，中國開始從重視國家積累走向「藏富於民」，居民的消費需求得到公正的待遇，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開始彰顯。

可以說這個時期是居民的消費需求與國民經濟增長之間「擬合度」最好的時期，是我國經濟發展史上一個足以令人自豪的黃金時代。

1984年以後，我國居民開始進入以追求消費質量、檔次為中心內容的質量充實階段。這一階段以恩格爾系數持續走低為特徵，2000年，恩格爾系數降至39.2%。正是在這個階段，居民的消費選擇真正具有了獨立的意義：它不僅擺脫了傳統體制強加的行政性約束，也擺脫了數量擴張階段由於收入水平低而形成的生理性約束。

隨著收入水平的上升和選擇空間的不斷擴大，消費者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消費成為產業結構升級、國民經濟結構變革的基本力量，並對中國經濟增長起決定性的帶動作用，如80年代消費對GDP的貢獻平均高達68％，90年代後，投資和外需增加很快，消費需求的作用下降，但消費需求依然舉足輕重，平均達到55％。

這一階段是中國居民向小康生活躍進的一個重要階梯，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新三大件」成為這個時代的財富寵兒，消費量級已經上升到了「1000元」是第一階段財富寵兒的10倍，這也意味著消費對經濟的拉動效應增加了10倍。

第三個階段：2001—2020年

從上個世紀末開始，中國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減弱甚至為負帶動，消費重新成為最為關鍵的帶動力量。經濟學家們認為，中國已經進入到了新的自主性的經濟增長周期，其動力源於居民消費結構的進一步升級，而消費結構升級則依賴於中國中等收入階層的產生和崛起。

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00年我國GDP已經突破1萬億美元，人均GDP超過800美元，整體上已從「八五」時期的世界低收入國家行列躍入世界中下收入國家行列，與義大利基本處於同一水平。中國社科院和國家統計局都曾經做過全國社會階層抽樣調查，調查結果基本上認定，中國的「中間階層」人群數量大量增加，已經占總體人口的15%—18%左右。

隨著中等收入階層的崛起，中國消費率(消費佔GDP的比率)將不斷上升，從2002年的58%上升到2010年的65%，並於2020年達到71%，接近發達國家水平。

迅速增長的中等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是購買高端、新型商品，從而推動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去年我國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正是消費升級的起跑線。目前在人均GDP逾3000美元、中等收入階層「扎堆兒」的滬、京、粵、浙等沿海發達地區，消費升級表現尤為明顯，這些地區已經率先進入小康階段。

2000年上海因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而引人矚目。按照國際通用的標准計算，上海已經躋身中等發達城市。2002年4月份，上海一家報紙公布了對該市家庭收入進行的一次社會調查分析：1％的居民「很富有」，年收入超過12萬元；5％的居民比較富裕，年收入為5萬～12萬元；71％的居民屬於「小康」，年收入接近5萬元。上海市提出今後五年人均GDP要達到7500美元，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費能力將達到10萬元。北京在2002年3月的調查結果是，城鎮居民家庭資產總值戶均達到47.5萬元（其中金融資產達到13.2萬元）。

中等收入階層消費支出中，2002年與1992年相比，食品、衣著等生存型的消費傾向下降了22個百分點，而醫療保健、交通通信、娛樂文化教育、居住等享受型和發展型的消費傾向卻顯著上升，提高了17個百分點。不動產、金融和保險類投資成為時尚，城市投資者漸次浮出水面。依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這群人已經開始追求經濟安全、享樂和發展，一個穩健的投資理財計劃對他們會很有吸引力。中等收入階層的儲蓄性支出正向投資性支出轉變，股票、教育、保險等成為他們的消費熱點，而且他們普遍對品牌的忠誠度較高，消費理念非常成熟。最近，零點調查公司對中等收入群體的理財情況進行調查，結果表明在理財工具價值的認同方面，風險較低的保障類工具如子女教育基金、保險、國債等增長幅度最大。

中等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每增加一元收入所增加的消費，等於消費增量／收入增量）最高，為1.1，即每增加1元收入，可帶動1.1元的消費。其後依次為：中高收入人群、最高收入人群、最低收入人群、中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成為經濟增長的持續推動力量。國家統計局預測，如中等收入群體每年增加1個百分點，20年後就可達到38%。全國約有2.5億多從業人員達到中等收入群體。20年後中等收入者個人的年收入水平大體應在5萬-8萬元，個人金融資產應在30萬元以上，恩格爾系數降至25%左右。

中等收入人群的成長勢必帶來消費的轉型，即生活質量越加受到關注，從追求數量型向講求質量型迅速轉變；在可支配收入中,消費開支絕對量增長,投資類消費(保險、住房儲蓄、債券、股票)比重上升。這些積極變化會反過來促進城市產業結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特別是將提升第三產業，迅速增加對第三產業的需求，推動第三產業快速發展，改變中國第三產業比重偏低的不合理狀況

『拾』 拉動效應的介紹

拉動效應（Pull effect）是指在公共工程項目之後帶來的消費水平和私人投資水平的上升。政府通過擴大國債發行規模，擴張財政支出，投資於公共工程，可以發揮財政支出所產生的乘數效應，解決經濟發展的資金短缺，增加就業，提高社會消費需求。